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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看,近十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会成为21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经济事件之一。199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8%,从那时开始加速,按国际经验估计,到2020年前后接近70%,也就是说大约到2020年,有近10亿中国人集中在城镇生活。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生产生活模式,数千年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应该可以定义为重大历史事件了吧。
一个世代务农的庄稼汉,突然有一天到城镇靠务农经商讨生活,其内心世界变化之大可以想见。如果数亿中国农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短期内积聚到城镇换另外一种方式生产生活,所遭遇的心理冲击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了。目前探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诸多问题,学界人士多侧重于城镇规划发展与城市管理对策方面,而市场分析人士多关注其带来的诸多盈利机会,少有人关注城镇化进程加速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矛盾。
譬如近期有媒体报道,有四川留守妇女不堪子女抚养重压,让三个亲生孩子和自己一起喝农药自杀。还有农家子弟进城打工屡遭传销、招工诈骗,绝望之下捅死黑中介的新闻报道。此前更有进城农民工因失恋疯狂杀戮幼儿园孩童的报道,此类丧心病狂者,可说不堪城镇化巨大压力后“成魔”。至于富士康近年来的员工跳楼事件,已经层出不穷到让我们麻木了。中国近年来的自杀人口增长数据,尽管有关部门三缄其口,但中国的心理疾病患者,有社会报告显示其规模单位是千万。
中国社会在如此大规模的高速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出现集体心理不适症状,个别失败者因此陷入癫狂,也是情理之中。其实这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欧美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心理集体不适也是常见。迪尔凯姆在其著作《自杀论》中就分析了城镇自杀率高于乡村的缘由:乡村中人群联系虽然错综复杂但多靠血缘亲族维系,每个人都知悉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并有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体系呵护内心健康;而到城市讨生活,原有的亲族血缘维系的价值观与社交网络被完全破坏,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构建新网络和价值观,人会很快陷入迷惘困惑与沮丧当中,一旦遭遇挫折,不禁自我拷问生存意义若何,死脑筋的跳楼,坏心眼的不但自杀,死前还要找个垫背的。
一般而言,在自由结社权利得以保障的现代社会中,城市社会会出现诸多社团以满足城市人群的诸多内心需求。它们当然不是万能的,但对构成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盾牌和价值观伦理体系,防止个别失意者和失败者被城市化黑暗层面彻底吞噬,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胶济铁路;近代城镇;延续与再生
1.坊子的形成及发展进程
1.1李希霍芬考察山东半岛
1868~1872年间,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两度来中国进行考察,其足迹遍及中国18个省中的13个,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地质学、地理学调查。今天的“丝绸之路”就是由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活动中最早提出的。1869年3月至5月间,李希霍芬考察了山东半岛及其内陆地区,并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山东半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藉于李希霍芬的影响,德国一直觊觎山东半岛的胶州湾一带。
1.2胶济铁路的修建
1897年,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史称“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遂武力夺占胶州湾。
1898年3月,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清廷代表李鸿章在北京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青岛99年,条约中《第二端铁路矿务等事》之第四款日:“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相距三十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沂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允准德国商人开挖煤井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德国商人及工程人,中国国家亦应按照修盖铁路一节所云,一律优待…”[1] 之后,德国即开始在山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探采取样,同年,德国工程师在坊子地区发现煤层。
1899年6月,胶济铁路开始勘测。9月23日从青岛正式动工。1901年4月9日,青岛至胶州段修成。1902年6月,修至潍县。1904年6月1日,修达济南,全线通车。胶济铁路干线全长394.06公里,沿线有大小车站55处。[2]
1901年,德华山东矿业公司在坊子的首座大型煤井建成,取名“坊子竖井”,井深252米,直径4米,此为坊子近代机械化采煤的开始,原本也并不存在工业小镇坊子,因为开凿的大型煤矿的矿井附件有一间名为“坊子”的店铺而得名。
2.坊子的价值研究
2.1科学价值
建筑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活化石,建筑文化遗产负载的历史信息对多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涉及到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技术史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而且也是具有教育作用的直观课堂。目前,坊子已经成为潍坊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2历史价值
建筑文化遗产是直观而物化的历史信息载体,当建筑的某一特征同某一层面某一部类的重要历史事实相吻合时,它便具有了历史价值,同时反映着某一城市发展时期的状况。涉及到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技术史等多个门类的发展变迁。坊子是中国近代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和相关地。1898年,《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德国获得了在山东境内修建铁路与矿产的开采权,富藏煤矿资源的坊子作为胶济铁路沿线重要的矿区之一,成为了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铁路附属地。一战期间,日本夺得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凡尔赛合约》也成为了“”爆发的导火索。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都使坊子具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2.3艺术价值
坊子作为一座近代铁路沿线工业小镇,它的城镇规划、建筑风格都代表着当时的工艺水平或者艺术思潮。比如德建建筑中折射出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思潮等的影响。建筑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史中多种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欣赏。
2.4文化价值
在时间赋予的历史意义基础上,建筑文化遗产还因承载人类世代生活积淀而成为文化空间的坐标与人类文化的产品。涉及重大事件、重要过程、突出成就、特殊意义、广泛影响等,具有弘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政治影响,更有凝聚地域文化与场所精神的社会作用。
坊子是近代胶济铁路沿线工矿小镇的一个缩影,它代表了近代依靠交通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小镇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潍坊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好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与现实间架起一座很好的桥梁,对于潍坊的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和市民精神的寄托都是很好的。
3.坊子地区发展方法研究
⑴鉴于坊子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它的存在完整的折射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渡,可通过某些建筑的改造将其作为潍坊乃至山东地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德建军营,日建领事所,可将其改造为展览馆,作为德军日军侵略中国的文化设施。
⑵鉴于坊子是一座依托近代交通产生的工矿小镇,建立近代工矿铁路历史博物馆,以便更好的展示其发展脉络。坊子因胶济铁路而生,铁路是近代坊子重要的组成部分,1902年建造的坊子火车站现在还保存完好,是德国二级标准建筑,站内附设电报大楼、铁路检车段、站台仓库等。如果将其改造为近代胶济铁路沿线有代表性的历史博物馆,将具有重要的的文化意义,这在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在日本,各地的铁路博物馆不胜枚举,仅在北海道就有36处铁路博物馆;京都的梅小路铁路博物馆则把整个扇形车库保存下来,配合十几种各式各样的动态保存的蒸汽机车,构成日本最为珍贵的文化财产。[3]
⑶鉴于坊子作为潍坊市重要的文化旅游区域,将建筑再利用以完善坊子的社区服务功能。将某些近代建筑再利用为与文化旅游相关的购物、住宿、展示等商业和文化设施,在展示其文化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实现它的商业性。比如德建学校的改造为酒吧的案例就比较成功的实现了功能上的融合。
【参考文献】
[1]《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3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引自青岛市档案信息网:http:///.
[2]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86.
新《广告法》今年9月1日起将开始施行,而这也是广告法实施20年来首次修订。明星代言各类生活用品、男星代言女性用品、童星代言药品……在新广告法中这些情形将受到限制。其别规定,“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代言”。(《华西都市报》8月31日)
童年,一个如诗如画的年龄,一个充满梦想和自由的季节。遗憾的是,在商业化大潮的夹裹下,在“出名”、“造星”、“获利”等目标的刺激下,童年这片净土也在不断失守。一些孩子或者过早参加“儿童选秀”、“儿童模特”,或者参加影视拍摄,游走于“儿童名利场”,比如新闻中提到的“天天、森碟、王诗龄等小童星人气火爆,代言广告电视上一天能见好几回。”这些孩子看似得到了所谓的“历练”、“风光”,却也容易滋生潜在的“危机”和“隐患”。
在市侩和庸俗化的环境中浸泡日久,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变成了“老人精”、“小大人”,让原本纯净的人格多有“灰色”和“雾霾化”,形成不良污染。一些孩子还过早呈现“焦虑”“高压”状态,没了无忧无虑的“心”,失去了天真活泼的本性,是一种不必要的催熟,而早熟本身对孩子就是一种无形的伤害。瑞士籍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认为,童年有伤痛记忆的人,靠着麻木自己,适应了甚至是最难以描述的残酷经历,而这种童年的残酷经历对于成人人格心理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心理协会的调查报告《“小大人”现状》更让人心惊,“他们的抗挫折能力、个性并不成熟,这经常会造成他们更注重表面的东西,更容易产生拜金、追求物质享受等行为”。
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年纪就该去干这个年纪的事”,本该无忧无虑地成长,快乐地认识世界的他们,少了读书的机会,这个季节一旦错过,长大以后,童年不在了,将会造成终身的“缺课”,形成文化断层,文化素养不高,怎么去涵养未来呢?某知名童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不懂得演戏,不懂得名利为何物时,就拥有了童星的头衔。……等我长大了,找我的导演越来越少了,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可怕’!如果能重新选择,我情愿从小不当童星,去好好学习。”过早涉足娱乐行业,对孩子而言绝对是弊大于利。有人说,“过早成名是一架巨大的梦想发动机,也是一架巨大的梦想破坏机。”此言绝非虚妄。
新《广告法》的“禁止童星代言”,可谓用心良苦。孩子的成长环境,本就应该属于纯真和浪漫,不应属于霓虹闪烁的演艺空间。孩子的发展,本来就有其自然规律,成人不应拔苗助长,代替孩子选择。全社会有责任为孩子提供这种没有污染、没有干扰、没有杂音和功利诱惑的本真环境。对于《广告法》而言,这种做法彰显了法治精神,增加了人文色彩;对孩子而言,是将本属于他们的成长权益,还给了他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每个儿童有固有的生命权,各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法庭、福利机构或行政当局在处理儿童问题时,应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事项”,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也无权剥夺。
当然,为了把刚性的法治精神,转化为具体而微、发自内心的行为,家长们尤其要多一些平常心,少一些急功近利。要留住纯真的底线,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注入持久的、有益的能量。
1、南京:南京市,简称“宁”,古称金陵、建康,是江苏省会、副省级市、特大城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
2、杭州:杭州,简称“杭”,古称临安、钱塘,是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市、杭州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浙江省经济、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
3、宁波:宁波,简称“甬”,浙江省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6个区、2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
4、昆山:昆山,江苏省辖县级市,由苏州市代管,自秦代置县以来已有2200多年。昆山是“百戏之祖”昆曲的发源地。2010年9月,昆山与维也纳、新加坡等五城市获该年度联合国人居奖。
Abstract: Proceeding from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rational value, the writer com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expands while the rational value loses. Having the whole world in view and basing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the writ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 gradual loss of rational value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to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rebuilding the rational value.
关键词:价值理性;现代性;现代化;工具理性
Key words: rational value;modernity;modernization;instrumental value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5-0294-02
0 引言
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而引领这一进程的精神理念则是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在其历史展开的过程中演绎了一部工具理性高歌猛进、价值理性黯然失色的历史,从而引发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危机。由于价值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呈失落态势,人类面临着“现代性危机”的困惑。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价值理性进行反思进而寻找价值理性失落的原因就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使命。
1 价值理性的定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理性产生于实践之中,同时也指导实践,从而使实践充满着主体的意图、欲求、目的和价值判断,使实践成为人的主体,使实践创生活动成为人的本真存在方式。正是理性的参与才使人类实践具有合目的性,从而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人类实践的合目的性表征着人类能够运用实践来创造人的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从而使人类理性中的价值理性得以生成。
马克斯・韦伯指明,价值理性是人“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2]因此,价值理性所表征的是人对价值的自觉追求。从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视域来看,价值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彰显的,人的存在就是一种价值存在,理性则是人的行为依据和行动指南。鉴于此,我们认为价值理性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价值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3],这种自觉意识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价值及价值追求的自觉理解与把握。
2 问题意识:现代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呈失落态势
作为人类最根本维度的价值理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呈失落态势,从而构成价值理性反思的问题意识。
2.1 价值理性的失落使现代性启蒙理想成为悖论 现代性是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下最终形成的时代特质。启蒙的用意就在于高扬人的理性和主体性,使其取代宗教权威成为真理与正义的最高法庭,以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开辟道路。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理想却并未兑现成现实,而是向其反面发展:作为启蒙以来现代性之总原则的“主体性”,由于主客二元对立走向了绝对化,主体性变成了统治性,人的解放变成了新的奴役,“主体性的凯旋”走向了“主体性的黄昏”;作为现代性支柱的理性主义,正在异化为工具理性的独断,从而使关涉人生意义的价值理性失落。
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的启蒙理想是近代资产阶级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中提升出来的时代精神,它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追求,反映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愿望与政治诉求。然而,启蒙现代性毕竟是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时代精神的概括,总有着那个特定时代与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它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并未兑现启蒙理想的承诺,反而走向其对立面,成为新的异化、压制与蒙昧。
2.2 价值理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呈失落态势 价值理性失落不只是西方经典的原生现代化进程中的个性问题,它也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因此,当代中国也面临着价值理性失落的困境。
目前,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价值理性危机的态度存在分歧,大体形成三种看法。第一种是肯定价值理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呈失落态势,认为“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的确出现了工具理性崇拜,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价值理性边缘化的问题”[3],因此,当代中国需要用价值理性规整工具理性。第二种是否定价值理性在当代中国的失落,因为“我们擅长价值理性,却不擅长工具理性”,“在我国价值理性、人文精神有着浓厚的历史传统历来都是受到人们十分关注的,工具理性则是相对缺失的。”[4]因此,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发扬工具理性的作用,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第三种是价值理性无所谓失落,因为价值理性失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解放思想和启蒙本身就意味着价值理性失落。
之所以存在上述争论,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引起的。由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在地区间的不平衡,中国从整体上兼容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是导致上述争论的根本原因。针对此,我们认为,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已经走向现代化的发达地区和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地区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人为物役、道德危机、意义丧失)来看;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商品经济的消费浪潮以及娱乐、艺术的商业化、大众化所引发的非理来看;从网络时代所呈现出来的虚拟化、距离感淡化来看,中国确实出现了价值理性失落的态势。但是我们决不能把问题归因于工具理性本身从而对工具理性采取排斥的态度。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欲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必须弘扬工具理性。我们在此反对的不是工具理性本身,而是工具理性异化以及工具理性的话语垄断。就此而言,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加强价值理性建设,以发挥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规整、制约作用。
3 现代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呈失落态势的原因探析
立足于现实世界来探寻价值理性危机呈现的原因,应该站在立场上,既要从理性自身的发展中寻找原因,也要从理性的实践运用中探寻原因。
3.1 从理性内在的逻辑发展角度来分析原因 其一,传统实体主义思维模式在近代的解构,导致传统实体主义价值理性的崩盘。传统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实质是在现实生活世界之上构筑一个理想的价值王国,然后在这个价值王国中设定一种绝对超人的价值实体作为超越感性、通达理性的根据和保证,并以此作为终极的价值规范。文艺复兴唤醒了人的主体性,使人们不再关注那种超感性的不切实际的价值规范,从而使传统的价值王国崩溃。
其二,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启蒙理性出现,理性开始同人的主体性经验相结合,开辟了主体主义的思维模式。主体主义的理念必然会导致主客二元对立,从而把人类置于中心位置,以自身的价值与尺度来衡量一切,这就在观念上引入了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领域引向对自然万物的征服主义。人更多地转向改造客体并研究客体的价值以为主体所用,而忽视了对其自身价值的追求和眷注。
其三,近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的盲目信仰,特别是实证主义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导致了理性的工具化。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的主体性力量得以逐渐确证,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对科技无批判的乐观主义,导致工具理性的普遍化,从而使工具理性成为不受价值理性制约的绝对原则。
3.2 从理性的实践运用角度来分析原因 其一,从心理根源上来看,工具理性本身也有价值,并且发展至今的人类依然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5]这一社会阶段,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工具理性的依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观念的确立保证了人的主体地位,人们开始对工具理性无限信任和依赖,最终使它变成新的“神话”,从而排挤了价值理性的发展。其二,从社会根源上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是价值理性失落的社会根源。在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推动下,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最切实的价值目标。而科学理性的程序和方法正适合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求。于是,他们撇开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眷注,把工具、手段、技术当作目的,当作最高的价值来追求,于是科学理性被工具化为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从而使价值理性失落。
必须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价值理性失落的社会根源,并不能说明,我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使价值理性顺利回归;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中国存在价值理性的失落态势,进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价值理性失落的社会根源。对此,应该做辩证的分析。
我们认为,价值理性在当代中国的失落不仅存在与世界现代化相一致的共性原因,也存在其个性原因。从共性来看,无论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都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5]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需要通过工具理性加大主体性的发挥来使“自然”为人所用,提高对付自然的能力。这就使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挤成为可能。从个性来看,我们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经验的过程中渗入的落后思想观念对中国价值理性的失落有直接影响。同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过度“世俗化”的倾向,使我们出现了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6],从而使精神信仰迷失,人文精神缺失。
4 小结
由于价值理性危机所引发的是人类的整体性危机,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在哲学上对其进行反思。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来重建价值理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价值理性的合理运行必须依赖于发展理念的转变。当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调整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为价值理性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中国的实现,杜绝了价值理性失落的社会根源,创造了一个公正、合理、有序的社会环境,为价值理性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在思想观念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为价值理性的合理运行起了价值导向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与成熟,更进一步发挥了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规整作用,在生产力逐步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必将创造一个能够推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
[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6.
[3]徐贵权.论价值理性[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9(5):13.
[4]哈斯塔娜.工具理性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支撑[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7):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