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历史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管理学的历史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泰罗;科学管理;管理主义;经验管理;工具理性;社会理性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著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著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4)关注人的价值而非完全的“经济人”取向。如泰罗在国会证词中说:“先生们,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污辱工人的滥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心、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心、少自私。”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T·彼德斯则认为:“注重时间和动作模式的泰罗,以他特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他的确定工序最佳时间的方法,使一线工人从盲目的、反复无常的工头手中解放出来。人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两重性,一是对上面的管理者的,二是对下层被管理者的。”
管理学的历史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泰罗;科学管理;管理主义;经验管理;工具理性;社会理性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着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着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着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着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着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4)关注人的价值而非完全的“经济人”取向。如泰罗在国会证词中说:“先生们，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污辱工人的滥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心、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心、少自私。”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T·彼德斯则认为:“注重时间和动作模式的泰罗，以他特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他的确定工序最佳时间的方法，使一线工人从盲目的、反复无常的工头手中解放出来。人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两重性，一是对上面的管理者的，二是对下层被管理者的。”
综上所述，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一是划时代地开创了公共行政学源远流长的管理研究途径，并有着恒久的魅力;二是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高扬起了科学管理革命的精神旗帜;三是注重社会组织管理上的价值理性的转型，即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泰罗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的缺陷。比如，杜拉克指出，“科学管理原理的两个缺陷:一是它否定了管理的整体性和组织;二是割裂了计划和实际行动。”
管理学的历史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学理论；管理科学；演化模式
科学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陈述体系，它的发展过程必然是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推动各科学领域的发展。管理科学是一种来自实践领域中的规范性科学，它的发展反映了科学理论的演化，也推动着科学理论的发展，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一、管理科学与科学理论的概念辨析
从科学事实（单称命题）出发，经过归纳等方法由事实上升到科学规律（全称命题），再按照假说-演绎模式把规律组织为科学理论。规范的科学理论形成一个有层次的语言结构：事实、规律、理论。科学哲学的事实，特指某个单称命题，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借助于一定语言对特定事件、现象或过程的描述和判断。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寻找其规律所在，其表现形式包括两种：全称陈述的必然规律：X（PxQx）；统计规律：RF（Q，P）＝r。人们通过观察获得科学事实，通过观察、比较、发现等方法从科学事实中提升科学规律，整体构建出科学理论体系。
管理科学是研究人类利用有限资源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活动方面的动态、复杂和创新的社会行为及其规律。管理科学的理论是根据管理实践活动的需要，对管理现象加以观察、实验和测量，寻找其内在规律，再加以综合和重新定义，设定使用条件和应用范围使之成为一门新的理论。因此，管理科学是一种科学理论，它具有科学理论的全部特征：逻辑简单性、内在完备性和可检验性。管理科学的发展与科学理论的演进息息相关，每一个管理理论阶段必然反映一个科学理论演化的模式。
二、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理论模式
纵观管理科学发展史，它经历了经验管理阶段、科学管理阶段、行为管理阶段、管理科学阶段和管理丛林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与其相对应的科学理论模式。
（一）经验管理阶段和罗素的“逻辑原子”理论
对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在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经济人”观点，奠定了经验管理理论的基础。斯密认为组织和社会将从“劳动分工”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因此，这一理论主要是解决怎样在生产中分工协作，保证生产正常进行的问题以及减少资本的耗费，以赚取更多的利润。经验管理阶段从18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初期，经历了100多年。在这一阶段，经验科学哲学也按照形式逻辑的结构建立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罗素的“逻辑原子”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验世界是由许许多多各自独立的经验事实（即“原子事实”）构成的，自然科学以原子事实描述经验世界。经验管理与罗素的分析方法一致，斯密通过对制针行业的观察研究，得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结论。在这个经验的表述中，“人”是基本的逻辑原子，“人”是“经济人”，是利己的，每个“经济人”的活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行为。
（二）科学管理阶段和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
科学管理阶段大体是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科学管理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中逐渐形成的。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发展，生产关系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劳资矛盾日益尖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技术更加复杂，这些都要求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将过去积累的管理经验系统化、标准化、用科学管理来替代传统的经验管理。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最先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体系的是美国的泰勒（Taylor）。泰勒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车间管理与法约尔的企业组织与经营管理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科学的企业管理理论框架，其基本原理仍是现代管理的基础。与科学管理阶段对应的科学哲学是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归纳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是许多绝对真命题的积累，观察次数越多、越广泛、越深入，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来的理论就越普遍、越正确。这种累进模式如图1所示:
泰勒亲自深入生产活动观察，找出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从而提出标准化、例外管理原理。泰勒以工厂管理为对象，不断观察，并总结出标准的操作方法，并用此法指导训练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与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一致，先发现事实a，总结出定律a，再发现事实b，总结出定律b……以此类推，逐渐形成理论。
（三）行为科学阶段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模式
行为科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传统的经验管理基本上把工人视为会说话的工具，严重地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劳资矛盾激化，劳动生产率又大幅度下降，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失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美国的学者通过长期实验，提出了行为科学理论。行为科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他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进行了著名的霍桑实验，并以实验的结果为依据，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这是早期的行为科学理论。以后行为科学不断发展，出现了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要层次论”、赫茨伯格（Frederik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X-Y理论”以及麦克莱兰（David McClelland）“成就需要理论”等理论。行为科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劳资矛盾，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波普尔提出富有批判精神的猜测-反驳-再猜测-再反驳的科学理论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理论的演化是跳跃式的革命，以猜测和反驳为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一般模式，即“四段图式”：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TT表示试探性问题，EE表示消除错误或批判性检验，P2表示新的问题。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突破了归纳主义的累进模式，主张在科学探索中大胆猜测，强调科学理论的可错性。
行为科学正是否定了机械的科学管理理论，对管理中人的管理方式进行一场革命，从而形成“社会人”、“非正式组织”理论。可以这样说，行为科学理论的提出是证伪主义在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体现。
（四）管理科学阶段和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
管理科学理论是一种现代管理方法，主要运用严格的数量技术帮助管理者最大化利用资源，以提高管理绩效。管理科学理论是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应用定量的和数学的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包括运筹学、系统工程、运作管理和定量决策等分支。
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科学理论的演化模式：
在库恩的这一模式中，其核心概念是“范式（Paradigm）”，即：科学的模型、具体运用的范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发展正是“范式”的运动。管理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正是管理研究范式的形成过程，如图2所示：
（五）管理丛林阶段和费耶阿本德的多元论模式
哈罗德・孔茨在20世纪60年代阐述了管理研究的各种方法，认为存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二战以后，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加速；生产的自动化和连续化程度空前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更加深刻；技术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生产关系和劳资矛盾更加复杂。而对这些变化，以往较单一的管理理论不能适应更加复杂的局面。因此出现了多种理论并存，同时又相互渗透，综合作用于管理实践的理论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派别主要有：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行为科学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等等。
费耶阿本德认为客观世界极其复杂，其探索途径必然保持开放，允许人们采取各种选择，这就是多元论模式。许多理论同时并存，能够调整自己和改变自己，出现理论的增多和扩散现象。
管理科学理论的多元化现象主要依据管理复杂性，管理环境和对象的多元系统决定了管理的概念、原则、方法和程序的多样化，也就是说，以何种管理研究范式面对管理实践，关键取决于管理情景。管理科学理论的多元论要求管理研究者面对崭新的未知世界，开放心境，包容多种理论，把科学向前推进。因此，管理丛林中各理论学派不是独立的，是相互包容、相互协调的，具有协同效应。这与费耶阿本德多元论模式的“韧性”原理和“放大”原理相一致，我们可以用数学模型予以表述：
maxF（x（σ），σ）
s.t.σi≤ci（i=1，2，3，…n）
G（σ）≥0
xi≥S（i=1，2，3，…n）
式中，F代表总体可选择管理研究范式的函数，ci代表第i个要素可以获取的最大资源量，σi代表系统中所属的第i个要素的资源量，xi代表多元化管理系统的协同度。
三、根据科学理论的演化预测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
在费耶阿本德的多元论模式之后，夏佩尔提出“信息域”概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学科研究领域，但是比学科领域更加灵活，内涵更加丰富。夏佩尔认为，信息域是由观察得来的经验事实和科学信念（如学科的理论、观点、方法、原则、信念等项目）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信息域的扩大和缩小也会导致学科理论的重组。
根据夏佩尔的理论，在21世纪管理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复杂化、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以及自然资源逐渐贫乏等因素的影响下，管理科学的“信息域”也将不断变化。我们可以预言，21世纪的管理科学理论将呈现以下趋势：管理科学将与技术科学更加紧密结合；哲学将成为继数学、经济学与行为科学之后的第四大基础科学；管理科学数字化时代即将到来。
上述各种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分别以不同方式描述了科学理论演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理论演化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科学理论模式的建立必然来自于各种科学的发展和演变。
参考文献：
1、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朱秀文.管理学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3、梁家强.论科学技术革命与管理理论发展[J].科学管理研究,2005(2).
4、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管理学的历史范文第4篇
关键词:管理实践;工厂;现代企业
中图分类号:F4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2802
在管理学介绍中,比较一致的是从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时代开始。以泰勒的秒表管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原则和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共同构建了现代管理学的基石。但在科学管理之前,人类社会也存在着大量的管理活动和商业组织,这些社会商业事物是现代管理学和企业理论发展的渊源和演化的前身。对这些管理活动进行了解,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现代的管理活动和商业企业。
1 工业时代之前的管理
管理活动,自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就已然出现了。社会本身,就是具有阶层性的,如何统治民众,如何安排宗教事宜,如何分配剩余物资,都是最早的管理问题。人类最早也是当时最辉煌的四大文明古国,不约而同都是产生在河流附近,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河流泛滥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来协同工作的任务。正是这种任务的挑战和不断实践,逐渐产生了协调与管理的需要,进而产生了文明社会。不论是埃及的治理尼罗河泛滥还是中国的大禹治水,都是这种活动的典型体现。
宗教方面,中东地区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很流行建立共同的机构来管理一大批寺庙。军事方面,公元前六世纪,孙子提出了管理军队的《孙子兵法》。政治方面,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除了德育教育,也提出了国家管理和官员选拔的主张,并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政府官员管理。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考底里耶的《政事论》也阐述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思想。而且政治领域也诞生了最早的职业“宰相”,出现于公元前1750年,与法老实现了宗教事务与世俗事务的部分分权,并领导其下的官僚机构,以执行监测尼罗河水位、预测全国农业产量和实施分配等任务。
工业化前,组织主要是家庭、部落、教会、军队和国家。这些古代的管理活动,取得了很多管理成就。埃及治理尼罗河泛滥时,已经形成了“以十为限”的管理原则,即一个监工只能管理十个奴隶,以保证管理的效果和效率。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都意识到管理的普遍性,不论在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还是在国家管理和家庭管理中。公元前370年的色诺芬观察到社会分工的好处,到罗马时代已普遍实现了社会工种的职业化。在世界的东方,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考底里耶的《政事论》阐述了公共行政管理的思想。公元前六世纪,孙子提出了管理军队的《孙子兵法》。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除了德育教育,也提出了国家管理和官员选拔的主张,并影响了其后两千年的中国政府官员管理。中世纪,封建主义促使十字军产生,而又促使封建主义的消亡。此外,开辟了东西方的贸易道路,目睹了东方在各个方面的领先和繁荣,削弱了天主教的信仰,使欧洲社会生活更加世俗化,并且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不断活跃的商业活动,导致了记账技术的发展。复式簿记的记账原理自14世纪意大利商人就已使用,但规范的表述是在1500年的僧侣帕乔利,形成了第一个财务信息管理系统。
2 早期的工厂管理
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作为新商业阶段的代表――工厂及工厂制度广泛普及并发展开来。在早期的工厂活动中,经济活动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早期工厂的雇工通常不多,在伐木业中不多于12个人。在1840年之前,只有纺织业才可以达到40以上的固定雇工,可以常常以实物作为报酬。在1832年,美国财政部长路易斯•麦克莱恩批准对美国制造业进行调查,在不少产业中,只有1-2家企业能达到50人以上的雇工,只有六种工业能达到3-7家雇工大于50人的企业。其描绘的主要工业情景,是由许多不到50人的小单位。
早期工厂的规模比较小,实际上也是由于管理技术生产技术所决定的。以美国的工厂为例,在早期工厂内,面临着三个很大的问题:招募,培训和激励。早期的美国纺织工人独立性很强,反感工厂的强制性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此外,早期的专业人员是非常缺乏的,包括技术、管理和财务人员,因为没有成熟的学校体系来培养。会计制度当时依旧停留在帕乔利时代,而且除了记账,基本没有服务于管理。此外,监督手段落后、监督人力资源缺乏,懒惰和开小差的情况比比皆是。
因此,早期工厂的管理手段,也非常简单并具有针对性。首先是实行监工合同,其实质是一种包工制度,以详细的合同约定监工的责任,将监督的职能转移给监工,但这种制度会产生包工为短期利益牺牲企业主的长期利益,比如虐待工人和滥用设备。此外,对于工人实施计件工资,实施个人的成果激励,到1833年,47.5%的工厂都是通过计件工资来激励的。鉴于存在着很多需要监督的管理活动,资本家大量动用家族亲情,在工业革命早期,企业家常常让亲属担任管理职务。
3 现代企业的形成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系列商业活动的技术和经营环境发生了改变。这种转变不仅促使了大型商业组织的出现,更直接形成了导致现代企业诞生的商业环境。
在运输方面,随着铁路技术的成熟和普及,这种快速而廉价的物流手段促使了全国性的大市场的产生。19世纪40年代,铁路技术快速发展,包括铁路、桥梁、涵洞等的修建和T型铁轨的普及。在美国,至1870年代经济萧条来临,美国已经建成陆地的基本铁路网。此阶段铁路公司已成功管理者数千名员工,数千万美元的设备,以及数亿美元的运货,在美国具有规模城市,已经实现一车到目的地。至1910年代合并阶段结束后,美国铁路网形成了稳定的寡头局面,提供通遍美国的高速运输市场。
金融方面,商业银行和期货交易制度的形成帮助了企业的融资和成长。1840-1870年间,私人或小型投资团体为主的融资模式逐渐被政府资助、大规模公债、投资银行的权益资本等形成取代。大公司股票可以上市融资,投资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业教育方面,大学商学院已经形成体系。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登商业和财务学院,教授会计和法律。1899后的十年,企业管理已经成为各大学的普遍课程。1908年,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专业化的企业管理研究生教育开始。管理咨询行业也随之发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职业化的管理顾问或管理咨询形成,从工程咨询中脱离出来。到1920年代,管理咨询已经提供职能咨询。
分销方面,铁路和电报提供了大量分销的可能,大规模分销出现。到了19世纪70年代,最大的纺织品经销商年销售额达到5000万美元,雇员2000人。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现代大型零售业,如百货公司、邮购公司和连锁商店发展。另一方面,农产品交易所出现,农产品交易标准化、等级化,并出现期货交易。由于铁路保证了运输,电报保证了通讯,期货交易取代了传统的寄售交易,并大幅降低了交易的风险。
4 现代企业诞生
0美国著名商业史学家钱德勒对现代企业做出了经典的定义:现代企业是包含多个单位(多地域、多功能),以及支薪管理阶层(包括由高层和中层经理构成的管理体系)的经济组织。这种企业在1840年在美国尚不存在,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经在美国经济中占优势地位。
科学知识的产业化催生了大量生产技术,通讯和交通的发展催生了全国大市场,两者共同提升了流通量。从外部的市场协调顶点到内部的管理协调顶点,一系列不同的位置,都代表不同的资源配置和单位协调的方式组合,在不同的流通量下分别具有各自的优势性。当流通量增大到一个程度时,通过支薪经理来实现管理内部化更优时,支薪经理就取代了外部的市场协调,从此现代工商企业就在流通量的压力下产生了。进一步,继续扩大的流通量又促使了集中生产和纵向一体化,使得多单位结合在同一个管理机构下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而且,规模增大导致了巨额的资本总量,促使了高层经理的职业化,从而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至此,现代企业的建立才最终宣告完成。
最早的现代企业诞生于美国的铁路业。铁路业的管理非常之复杂,因此必须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来担负管理任务。这些管理任务远非资本家所能负担,所以必须聘请外部的支薪经理,从而就诞生了现代企业的职业经理人阶层。
比如在技术方面,铁路公司的复杂性体现在调度的复杂。经常性的协调与控制是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协调需求。铁路行使具有排他性,自从快速的蒸汽机车出现后尤其如此。到了19世纪40年代,铁路公司发现自己拥有火车,协调工作量和成本会更优,直到后来复杂的管理和计费系统诞生之前都是如此。时间安排也是如此,一个可供参考的铁道线是每天两端对开三趟列车,相对的列车每天交会12次,在没有电报的条件下极易出现事故。
此外,在会计方面,铁路公司也非常复杂。首先是资本量巨大。1815至1860年间,美国修建运河的总费用约为1.88亿美元,其中73%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筹集。而私营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至1860年已达到11亿美元。当时干线铁路的投资额在数千万美元,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的纺织厂和炼铁厂的投资额超过100万美元。而且会计,相对于传统的纺织厂和运河,铁路公司的列车、采购、维修等多方面人员都会直接处理相当数量的资金流转。而且,会计内容相对复杂。19世纪50年代时,最大的纺织工厂会计账目仅有5组,而铁路公司达到144组。纺织厂会计半年编制一次,而铁路公司每月编制一次。
正是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丰富,管理活动也日益复杂,从而出现了工厂、企业等复杂的现代商业组织。进一步,技术的演变、社会消费的扩大使得这些商业组织经济规模量持续扩大,竞争的加剧也迫使商业组织采用更加复杂的管理技术。这些动因推动了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继续进步,终于在20世纪初,孕育出了科学管理的思想,从而创建了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其后的管理学发展广为人知,而了解前科学管理时代的管理活动和商业组织的发展,则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了管理学创建和演进的脉络。
参考文献
[1]丹尼斯•A•雷恩.孙耀君等译.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斯图尔特•克雷纳.邱琼等译.管理百年[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管理学的历史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实践教学模式；管理学课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79-02
引言
实践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其最根本目的就在于帮助学生把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巩固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认识。通过实践教学，可帮助学生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方法，并能将其灵活运用，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为顺应世界管理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培养国际型、高素质管理人才的需要，对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的安排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个环节仍然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学生在掌握了基本的管理理论知识后，往往缺乏足够的机会和时间来锻炼提高其应用能力。管理学是所有管理类专业学生的核心基础课程，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管理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具有一般性、历史性、学科综合性和实践性等学科特点，因此要求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处理好教学内容的经典与现代、基础性与先进性的关系。它不仅强调管理理论的学习，还强调管理技能的掌握，以及管理智慧的提升。因而，如何坚持“注重基础、强化实践、追踪前沿、不断创新”的教育理念和“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式的教学风格，已成为当前我国管理学课程教学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笔者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构建了一种能有效提高学生能力的、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模式体系。
一、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的作用
实践教学模式之所以能够进入管理学课程的教学课堂，并越来越得到管理类专业教学界的广泛认同，主要是因为它对国际型、高素质管理人才的培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是培养应用型管理类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
管理类相关专业，如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管理、行政管理、旅游酒店管理等，都是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专业。管理类相关专业人才，是要求具有极强实际操作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该类人才不同于偏重基础理论性知识的掌握的研究型人才，与后者相比，一方面，它更注重应用理论性知识特别是应用型知识的掌握，关键在于如何将理论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另一方面，管理类相关专业人才更注重自身对理论的领悟能力、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实践驾驭能力的训练。
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正是基于此，培养学生掌握对生产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建立管理的基本思维能力。训练学生善于识别管理问题，能够将一个管理的实际问题抽象成为一个理论问题，再寻找相应的理论依据，据此分析、判断实际问题，并得出相应的分析结论。
（二）是培养复合型管理类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
任何组织的管理活动都是多种管理职能的综合，既包括统筹全局、展望未来的计划职能；也包括：为组织的经营提供所必需的原料、设备、资本和人员的组织职能；使本单位的所有人做出最好的贡献，实现本企业的利益的指挥职能；让机构与资源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收入与支出保持平衡，材料与消耗成一定的比例，即让事情和行动都有合适的比例的协调职能；要证实组织的各项工作是否已经和计划相符，随时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便纠正并避免重犯的控制职能。作为一名统揽全局的职业管理者，仅仅掌握某一方面的职能、某一局部的知识，是很难满足其工作角色要求的。总之，我们培养的应该是复合型管理类专业人才，而不是单一型人才。
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正是基于此，引导学生能在系统学习管理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掌握在不同管理情景中发现问题、综合分析问题以及提出解决方案的一般管理技术和实践技能，以培养出融知识、能力与素质于一体的职业管理者。
二、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一）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总体思路
1.按照管理学独特的学科特点，融“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于一体对课程进行一体化设计，包括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习题、案例、团队练习、教学相关资源等。 教学内容上重点把握基础理论与前沿融合、理论与案例并重，探索学习者与教学者之间的教与学方式的创新，按“理论+实践”驱动型的教学模式来组织教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比例为2：1，其中理论教学32学时，实践教学16学时。理论教学注重课程知识结构的提炼，同时，引入国内外管理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有意识地向学生提供大量扩充性、相关性学习资源，包括管理学名著、管理理论前沿、中外企业案例、国内外管理期刊、企业网站资源等，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精心设计并采用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方式。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和协作学习，培养其综合管理技能，通过案例教学、团队练习、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管理（专题）辩论等方式组织实践教学，设置真实的管理情景，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积累管理实战经验，为培养学生综合管理技能提供实践的舞台。
3.建立新的管理学课程考核评分标准。采用“理论考核+案例分析考核+综合技能考核”综合给出课程总分。其中，理论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60%，案例分析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20%，综合技能考核成绩（团队练习、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占20%。
（二）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的内容体系
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以培养职业管理者为主要目标，针对管理学的核心知识点，设计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形式，如案例教学、团队练习、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管理（专题）辩论等形式，为学生们设立高度仿真的管理情景，使他们处在管理者的职位上思考问题，从而调动自身的所有知识和潜能解决问题，获得未来企业环境中所必需的知识结构和管理技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管理能力、创新能力与协作精神。
1.案例教学。即选择各核心知识点所对应的典型案例，将学生置身于特定的管理情景之中，进而组织学生对管理问题进行讨论、分析。案例选择兼顾了典型示范、应用实战、现实新颖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如借鉴哈罗德.孔茨《管理学》中案例改编的“甜美的音乐”（考察学生对管理技能、管理者角色等知识点的掌握）、考察学生对X、Y假设、需要层次理论和双因素理论等知识的理解的“油漆厂工人为什么闹事”、考察个人决策和群体决策以及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的“王厂长的会议”等。通过教师对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进行指导，引导学生获取相关的理论知识，尽快进入管理角色。
2.团队练习。根据班级人数，每个团队由若干名学生自由组合而成，并为每次讨论指定一个不同的主要负责人或主发言人，根据所给具体情况按要求进行练习。要求学生完成的团队练习主要有：（1）每个团队上网或拜访两个不同类型的组织，如政府机关与企业，比较不同类型的组织在目标的设定与计划方面有何不同。（2）请每个团队登陆各自感兴趣的公司网站，选取某一公司作为实例，画出该公司的组织结构图，简述该公司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结构设计，说明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并预测未来企业部门化的趋势是怎样的。（3）分团队讨论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使学生在考试中的作弊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按给出的不同情形分别给出各自的控制手段与建议。
3.情景模拟。通过将实际出现的问题浓缩到某个虚拟时空，让学生置身于这种情境中，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决策模拟游戏——合同执行决策，通过模拟练习，加深对科学决策理论基本观点的认识。
4.角色扮演。设定某个场景，培养学生分析解决某一类管理问题的能力。如情景面试：有效的领导者。
5.管理（专题）辩论。将某一知识点或管理现象设置成论题，进行班与班之间、班内组与组之间辩论，通过必辩和自由辩等形式，来体现组内成员间的默契与配合。如“管理是科学还是艺术”的管理（专题）辩论。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