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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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特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联合支护 锚索 锚网 巷道穿层

中图分类号：TD353 文献标识码：A

在巷道掘进施工中，经常遇到一些特殊地质条件，如巷道过断层、煤层、大断面巷道交岔口、松软膨胀岩层、高厢及立眼下口等。在这些条件下，巷道围岩的变形和破坏较为强烈，支护难度大，当支护设计不合理时，经常会发生冒顶垮塌，造成顶板事故。目前在煤矿穿（煤）层、松软岩层以及巷道交岔点、高厢等特殊地段巷道时常用的支护形式有：料石砌碹、U型钢拱形可缩性支架、锚喷支护、锚喷与砌碹联合支护、锚喷与U型钢拱形可缩性支架联合支护，金属棚支护等。上述几种支护形式中，料石砌碹、U型钢拱形可缩性支架、金属棚支护属于被动支护，支护成本较高，施工速度慢，受围岩条件限制，易发生变形，支护效果不理想；采用棚式支护时，一般是加密棚子、补打点柱或架设抬棚，这种支护方式劳动强度大、材料费用高，而且支护效果差，不能有效控制围岩的变形和破坏，保证巷道的安全状态。而锚网、（梁、索）、喷联合支护是主动支护，支护强度大，支护成本低，支护效果好，能够快速、有效地解决上述特殊条件下巷道的支护问题。

锚杆支护技术从1955年开始在煤矿巷道中使用，经过多年的研究改进和工程实践，已成为我国煤矿巷道的主要支护形式之一。特别是随着锚网、梁（索）喷的组合使用，进一步增大了锚杆支护的应用范围。在岩巷、半煤岩巷道、煤巷均得到广泛应用。近年来，白龙山煤矿积极推广应用高强度树脂锚杆支护，在穿（煤）层、松软岩层以及巷道交岔点、高厢及立眼下口等特殊地段巷道施工中采用锚网梁（索）喷联合支护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支护效果和技术经济效果。

1 锚网（梁、索）、喷联合作用机理

1.1作用机理阐述

当锚杆伸入稳定岩层时，它可以将破坏区岩层与稳定岩层相连，阻止破坏岩层垮落，同时锚杆提供径向和切向约束，阻止破坏区岩层扩容、离层、滑动，从而提高其承载能力。当锚杆不能伸入稳定岩层时，它的主要作用是在破坏区内形成次生承载层（挤压加固拱），阻止上部破坏岩层扩容、离层，同时使围岩深部岩层内的应力趋于平衡。金属网、喷层主要是防止锚杆间的软弱、破坏煤岩层掉落，保证挤压加固拱的完整性。锚索支护技术主要是将一定长度的低松弛高强度钢绞线配以专用锚具，通过树脂或砂浆进行锚固，再通过液压千斤顶在其尾部诱加预应力，达到对巷道顶板进行锚固支护的作用锚索除具有普通锚杆的悬吊作用、组合梁（拱）作用、楔固作用外，与普通锚杆不同的是对顶板进行深部锚固而产生强力悬吊作用，并且沿巷道纵轴线形成连续强支撑点，以大预紧力减缓顶板下沉。在采掘现场，对于围岩松动圈大、节理发育、顶板破碎及伪顶较厚等顶板条件复杂的巷道.通过锚杆对松动圈内的围岩顶板进行组合梁加固支护，再将锚索锚固到顶板深部，利用锚索的高承载力对巷道顶板进行锚固支护，使顶板内在锚杆支护下形成的组合梁的作用得到加强，同时锚索将容易离层塌落的顶板稳稳地悬吊在稳固的直接顶或老顶之下。锚索主要是将锚杆网支护形成的次生承载层与围岩的坚固承载层相连，阻止因次生承载层失稳而引起的顶板垮落。预应力锚索和普通锚杆这样相互补充，极大地改善了巷道的支护效果。

1.2锚杆（索）的几个作用机理简介：

1.2.1楔固作用

具有一定预应力的锚杆（索）可使破碎岩石紧密结成较大岩块，于是较大岩块间彼此会产生楔固作用，可使巷道顶板形成具有一定支撑力作用的拱。

1.2.2组合梁（拱）作用

这种作用机理认为，对于层状顶板，由于锚杆（索）作用，较薄的各岩层组合成一个岩梁支于巷道两帮之上，受上部岩层作用时，这个岩梁中的各层同时起支撑作用。

1.2.3悬吊作用

在巷道顶板适当位置存在较硬岩层时，锚固在该岩层上的锚杆（索）能将较松软的岩层顶板悬吊在上部坚硬岩层上。这种作用机理适用于顶板上一定范围内存在坚硬岩层，且要求锚杆（索）必须锚固到该岩层内定深度。

2锚网、（梁、索）、喷联合支护在穿（煤）层巷道中的应用

2.1.工程概述

白龙山煤矿底板回风穿层上山为一条倾角为23°，斜长达约100m的巷道，巷道在施工过程中需要揭穿多层煤层，分别有12#、9#、8#、7#、6#煤层，且煤层均有瓦斯突出的危险倾向，8#煤层与9#煤层合并，煤厚平均5.2m，且工作面正遇到一个落差为1.5m的正断层，断层附近岩石破碎，7#煤层厚1.1m，6#煤层厚0.7m，7#煤层与8#煤层之间层间距4.1m，6#煤层与7#煤层之间层间距6.0m；煤层呈南北走向，倾向西，煤层倾角-8°，煤层呈Ⅱ类破坏类型。

如何对该穿层巷特别是对具有瓦斯突出危险且厚达5.2m的8#煤层段巷道进行有效支护，技术人员研究了很多方案，采取了很多措施，经反复研究论证探讨，最终决定先在煤层中人工制造一个假顶，使用金属骨架假顶作为临时支护，巷道施工成矩形断面，然而由于该处巷道应力集中，断层发育，金属骨架假顶远不能承受顶板来压，紧接着需马上进行永久支护，那么，采取哪种永久支护方式最为安全妥当？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决定采用锚网、梁、索、喷联合支护进行支护管理；为加强支护，再采用架棚支护作为补充支护；可以说，这个地点顶板的复杂性以及支护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都是开了石壕煤矿顶板支护先河的。

2.1.2该段永久支护方式确定

巷道顶部采用锚网、梁、索、喷联合支护方式进行支护管理，巷道帮壁采用锚网、喷支护方式进行支护管理。如图1：锚杆、锚索联合布置作用力示意图

2.1.3支护参数、要求及材料规格

金属网采用10#铅丝制作的机制锚网，网格均为50mm×50mm。顶网：长×宽=3500mm×800mm；顶锚杆采用Φ18mm的螺纹钢加工，锚杆长度为1800mm；帮网：长×宽=4000mm×800mm；帮锚杆采用Φ16mm的圆钢加工，锚杆长度为1600mm，配合蝶型铁垫板使用，规格为100mm×100mm×10mm；锚杆间排距均为700mm×700mm，锚杆间排距误差±100mm；锚杆与岩面角度不得小于70°，锚杆外露长度不超过100mm，两网间搭接不少于100mm，网与网连接必须采用14#铅丝间隔200mm进行捆扎且必须连接可靠，锚网、铁垫板必须贴紧岩面，螺帽上紧上齐。

树脂：顶部锚杆配合2条CK2835型树脂锚固剂使用，帮壁使用1条，施工锚杆时采用BK—30风动锚杆机打孔和搅拌锚杆。药卷搅拌时间8—15秒钟，锚杆匀速的推至孔底，不能摇晃，待8-15分钟后再上紧垫板、螺帽。

锚梁参数要求：采用直径12mm的圆钢制作，全长3300mm，锚梁排距为700mm，要求施工时，锚梁压紧两锚网搭接处，铺平铺直，垫板紧压锚梁。

锚索参数及施工要求：采用直径15.24mm的钢绞线制作，全长8000mm的3根，全长7500mm的2根，全长7000mm的3根，其余全长6000mm，共需20根，每根锚索使用3条树脂药卷，锚索托板尺寸：长×宽×厚在300mm×300mm×12mm以上，锚索的破断力达10T以上。锚索施工在两锚梁之间的空隙内，锚索与锚索之间的间距为1000mm，排距为1400mm，锚索采用“五花眼”布置，锚索外露长度不超过300mm。采用MQT-130型风动锚索机配合Φ28mm的钻头、Φ19mm的钻杆进行打眼，根据锚索长度及位置需要进行眼孔施工，同时采用MQT-130型风动锚索机搅拌药卷，搅拌树脂药卷8～15秒时将锚索匀速推至眼底后拧紧螺帽，同时严禁摇动锚索杆体，锚索使用MDY-180型锚索预应力张拉千斤顶张拉锚索预紧力，锚索端部施工在稳定岩层中。

喷浆要求：喷射混凝土厚度为50mm，分2～3次喷至规定厚度，以喷浆厚度能够覆盖所有锚、网、梁为原则，未能覆盖须进行补喷。

2.1.4支护效果检验

采用上述支护加固措施后，巷道支护得到有效的解决，巷道的安全状况得到可靠保证，以此看来，采用这样的联合支护方式对穿层巷的顶板管理是切实有效的。

参考文献

[1]钱鸣高，刘听成主编.矿山压力及其控制[M].煤炭工业出版社，1991.

互联网的特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青少年；网络成瘾

当今社会，网络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更多人受益于互联网的同时，有些人则因沉迷于网络， 超出了正常限度而致使身体健康受损，学业中断，甚至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行为异常等，其间也不乏违法犯罪等行为的出现，给个人、家庭、社会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这就是网络成瘾。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伴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上网形式的多样化等特点，网络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因此，对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有关心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关于网络成瘾的概念

关于网络成瘾的概念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统一的界定。围绕着互联网对人们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就有了诸多不同的概念。Goldberg（1995）首先提出的是“网络成瘾障碍”（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简称IAD）的概念；Young（1996）、Brenner（1997）等使用的是“互联网成瘾” （Internet Addiction ，简称IA）、“网络成瘾症”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简称IAD）这一称呼；Anderson（1998）则使用了“互联网依赖”（Internet Dependency）； Morahan-Martin 与 Schumacher（2000）、Davis（2001，2002）等人使用的是“问题性互联网使用”、 “病理性使用互联网”（Problematic Internet Use，简称PIU）的概念。

在以上众多概念中，使用较多的是“网络成瘾症”（IAD）和“病理性使用互联网”（PIU） 的概念，尤其以网络成瘾最为常见。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选择使用“网络成瘾”的原因。

“网络成瘾症”（IAD）的概念，即本文中所称的网络成瘾，最早是由Goldberg（1995）提出的。Young（1996）通过在线调查的方法最终证实了网络成瘾现象的存在。美国心理学会（APA）1997年正式承认其研究的学术价值并专门讨论它的诊断标准。

网络成瘾的概念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成瘾必须以化学物质（如，药物、等）的摄入为依赖，而网络成瘾并不存在此类物质（梁朝云，2001；雷雳等，2006）。Suler（1999）认为，“成瘾”有可能对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在描述互联网对人们的生活带来消极影响的过程中使用的是互联网依赖或互联网成瘾有可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由此，Davis（2001）提出用病理性互联网使用（PIU）来代替网络成瘾，用以说明是非理性的使用影响了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综上所述，对网络成瘾这一现象而言，相关研究者们并没有特别统一的称呼或界定。本人更倾向于将网络成瘾理解为在无成瘾物质的作用下，由于过度地使用互联网而最终导致个体的生理机能、心理功能等方面受到损害的行为。

2 网络成瘾有可能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

网络成瘾的危害大体有：交往方式错位；人性异化；自我迷失，网上网下适应能力减退；认知不协调；心理障碍现象日渐增多――品行障碍（说谎、出走、网恋、游戏成瘾）、人格障碍（对“网络人生”产生精神依赖）、情绪障碍（抑郁、孤僻）等（辛丽君，李娜，2008）。

3 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

对于网络成瘾相关因素的研究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其与外部环境因素（如家庭环境、社会生活事件）有关。有些学者则关注内部因素（如人格、应对方式）在其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一）人格特质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人格是稳定的行为方式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人际过程（Burger，2004）。奥尔波特认为人格特质是“在一个人的活动倾向中，稳定不变的那部分。”也就是说，人格特质是指一个人经常表现出来的稳定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

国内外许多研究通过分析网络成瘾者的人格特质，发现网络成瘾与网络使用者的人格特质存在着显著相关的关系。Young（1996）的研究表明，网络使用者中倾向于独处以及倦怠社交的人更有可能会成为问题性或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者。Young（1997）发现，互联网成瘾者具备特定的人格特质。网络成瘾者大多存在不同程度（轻度到中度）的抑郁，由此推断出抑郁（轻度到中度）可能是导致网络使用者成为网络成瘾者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甚至可能是主要因素。另外，Young和Rodgers（1998）通过研究互联网成瘾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具有某些抑郁有关的因素，如低自尊、孤独等的人，可能是网络成瘾者的高危险群。雷雳等（2006）发现神经质人格对IAD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神经质人格特征可以直接预测网络成瘾。张海涛等（2006）的研究发现网络成瘾和人格特点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格特质能够预测网络成瘾的倾向。侯友（2007）发现精神质和神经质对网络成瘾产生正向影响。Davis（2001）认为，网络成瘾者自身在人格特质方面存在着一些先天特征，如社交恐惧、忧郁、物质成瘾等，在此基础上如果再遇到相关生活事件引发更大、更多生活压力，由此就有可能最终造成网络成瘾。

以上关于网络使用者的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表明，网络使用者的人格特质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孤独、抑郁等消极的人格特质在网络成瘾者身上表现更为普遍。

网络成瘾问题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日益凸显，使人格特质在其中的影响越来越受关注。

（二）应对方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应对是指个体在遭遇生活事件时， 对于应激事件和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先期进行评估， 之后不断做出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Burger，2004）。不同的人格发展往往会伴随和产生不同的应对方式。良好的应对方式有益于精神健康，而缺乏良好的应对方式则会损害精神健康 （肖计划，1996；彭虎军等，2008）。

肖计划等人（1996）的研究表明， 使用“ 解决问题”应对方式较多的学生在整体精神健康状况方面存在较高水平， 不仅如此，他（她）们在人际交往方面也表现出了较好的状态，。使用消极应对方式较多的学生在整体精神健康状况方面存在较低水平，不仅如此，还常常伴随着 “ 焦虑”“ 抑郁” 以及一定程度的“？强迫症状” 。韦有华和汤盛钦（1997） 的研究发现：大学生面对压力时较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较少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并且在年级、情境、性别方面呈现出了较大差异，而在城乡、专业、性格方面却呈现出的是较小差异。张建卫等人（2003）研究发现：大学生在3 种应对方式上均表现出了显著的年级差异，在大学生面对压力时的应对方式上呈现出的是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之间以及男生与女生之间的显著差异。朱孔香等（2008）的研究发现男生是网络成瘾的危险因素，认为这可能与男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有关。

不少研究发现，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也存在密切的关系。如，梁宝勇等（2000）的研究发现，消极应对与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与外倾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则呈显著负相关。温岚等（2010）的研究表明，积极应对方式与抑郁呈现的是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抑郁则呈现的是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会防御抑郁，消极应对方式则加促抑郁情绪。

Kraut（1998） 发现网络使用过度的人群有较高的忧郁感；Young 和Rogers（1998）认为抑郁与网络的过度使用存在显著的相关。

从以上一系列研究中可以看到，网络成瘾与消极应对方式、消极情感体验密切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抑郁关系较为密切，而网络成瘾者普遍具有抑郁、焦虑等人格特质。具有某些人格特质的人一旦遭遇某种挫折，其需要得不到很好地满足， 可能更容易到网络上寻求支持，以至于网络成瘾。此时，网络成瘾便成了一种应付挫折与压力的手段。

（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侯友（2007）的研究表明，上网游戏时间、生活事件可以直接预测网络成瘾倾向，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在上网时间上有显著差异，上网时间可以直接预测网络成瘾的倾向。但林绚晖，阎巩固（2001）的研究表明在上网时间上，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是不是可以通过上网时间来预测网络成瘾，相关研究的结论却并不一致。

Young（1996）、Morahan- Martin&Schumacher（2000）的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比他人有更多的理由上网。姚建国等（2006）的研究发现，网络成瘾组使用网络目的以游戏居多，与正常组有显著差异。

国内外很多研究发现网络成瘾具有性别差异―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沉溺于网络（Morahan- Martin &Schumacher，2000；欧居湖，2003）。但Brenner（1997）的研究却显示男性与女性的网络成瘾倾向没有差异。朱孔香等（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网络成瘾量表得分与学生性别、所学专业相关， 男生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Morahan-Martin &Schumacher（2000）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现象的出现与否与上网年龄无关。但欧居湖（2003）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在不同年级学生中表现出了显著差异。张海涛等（2006）的研究发现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网络成瘾程度大，差异性显著。李涛等（2004）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倾向和父母的教养方式密切相关。胡岚（2005）的研究表明生活事件可以直接预测网络成瘾的倾向。

由上述研究可知，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时，结论可能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所使用的测量工具、研究方法不同及问题本身的复杂程度有关。

4 网络成瘾的成因

（一）对网络成瘾成因的探讨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在对网络成瘾的成因进行探讨的问题上，相关研究大多是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的：有一类研究在分析可能造成网络成瘾的原因时主要侧重于从互联网角度入手，如互联网服务类型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有一类研究主要是从用户角度入手，探究可能导致互联网用户更容易沉溺于互联网从而成为网络成瘾的心理行为变量，如人格与网络成瘾的关系；还有一类研究是将个体因素与互联网特点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如神经质人格特征、互联网社交和娱乐服务偏好对PIU的影响雷雳等（2006）。

（二）对网络成瘾解释的探讨

在众多对网络成瘾进行的相关研究中，Young 的ACE 模型、Davis 的认知-行为模型、Grohol 的阶段模型和社会一生理一心理模型是对网络成瘾予以解释的几种比较常见的模型。

（1）Young的ACE模型

Young（1997）提出由于互联网具有三个特点：匿名性（Anonymity）、便利性（Convenience）、逃避现实（Escape）。正是因为网络存在以上这些特点才导致了网络使用者的成瘾行为，这一解释称之为ACE模型。

该模型是基于网络本身特点和网络行为而提出的，认为之所以出现网络成瘾首先是源于网络的特性。其特性使得网络使用者在网络上表现得更自由、更隐蔽，以至于引起过多的网络的过度使用，并最终导致了网络成瘾症状的出现。

（2）Grohol阶段模型

Grohol（1999）认为，网络使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要想实现由第一阶段跨越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必须要借助外界力量的帮助。即：网络成瘾是网络使用成熟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3）Davis的认知行为模型

Davis（2001）认为影响网络成瘾的核心因素是非适应性认知。它位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病因链的近端，是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能够产生的充分条件。而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会受到不良倾向（个体的易患素质----个体具有的诸如抑郁、社会焦虑、物质依赖等素质）和生活事件（压力源----紧张性刺激， 在此是指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的影响，它们则位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病因链的远端，是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产生的必要条件。个体易患素质与压力源的结合，对于网络使用者而言就更容易形成病态网络使用的行为。

该模型是基于网络使用者内在心理状态和行为而提出。

（4）社会一心理一生理模型

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网络成瘾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刘树娟等（2004）认为网络成瘾受社会、心理和生理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应通过“社会一生理一心理”统一的模型，综合各种因素来解释。雷雳、李宏利（2004）认为不仅是人的生理、心理因素导致了PIU的出现，还有可能存在着社会环境因素对PIU的影响。网络成瘾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可显示出各种相关效应，综合各种因素予以解释可能会更加合理。

（三）网络成瘾的诊断与测量

虽然对网络成瘾现象的研究很多，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对网络成瘾的准确界定和测量直接影响着对其的诊断、干预、治疗。

在众多研究者中，Young最早对网络成瘾进行了量化研究。Young（1996）通过对病态赌博的诊断标准进行修改与订正，最终形成了网络成瘾的测量工具。被试对这一共包括8个题项的问卷进行作答后，如果其中有5项的作答是肯定的，那就属于网络成瘾。

Goldberg（1995）提出的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包括突显性、耐受性、退瘾症状、戒断症状、冲突性、复发性、心境改变七种症状，无论一年中的任何阶段、时间，只要如果网络使用者有多于以上所列七种症状中的三种症状出现，那就可以被判断为网络成瘾。

Brenner（1997）编制了“互联网相关成瘾行为量表”（Internet Related addictive Behavior Inventory， 简称IRABI），一共包含了32 项内容。这一量表后经台湾学者Chou（2000）进行了翻译，并对其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中文版量表第二版（C- IRABI-II），一共有37 个项目。

Griffiths（1998）提出，要界定网络使用者的行为是否是网络成瘾必须要满足诸如：显著性、心境改变、耐受性、退瘾症状、冲突性、再发性共6项原则。

Suler（1999）认为有8个因素可以判断一个人对待互联网的热情到底是属于健康性的，还是属于病理性的，抑或者是介于健康性与病理性之间。

Morahan-Martin与Schumacher（2000）编制的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问卷，共10个项目。

Davis（2002）编制的在线认知量表（ the Online Cognition Scale，简称OCS），是一个多维度判断网络成瘾的工具，包含5个因素，共36个题项。通过计算被测试者的总分或者计算被测试者在任一维度上的得分来确定被测试者是否属于网络成瘾。

陈淑惠（2003）在研究中提出对网络成瘾的测量，其量表必须包括四个症状维度：网络成瘾耐受性；强迫性上网行为；网络退瘾症状；网络成瘾相关问题。

欧居湖（2003）在研究中提出判定网络成瘾可以依据以下九个方面：智力受损、注意力缺失、动机冲突、双重人格、成瘾行为、适应不良、抑郁、孤独感、躯体症状等。

此外，雷雳等（2007）等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网络成瘾量表。

现有对IAD测量的量表虽然很多，但其仍然只处于探索阶段，因为编制精良、信度和效度较高、适用广泛的量表依然处于缺乏状态。

生活中人们更多是受益于互联网使用的，网络成瘾只是对正常、健康使用互联网的偏离。因此，对网络成瘾相关问题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网络使用可能带给用户积极影响的基础上。

总之，网络成瘾是多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面对网络成瘾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互联网的特质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社会认知理论；结构方程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24

中图分类号：F832.2；F7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108-06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 of Online Financial Wealth

Product Purchasing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XU Xiaoyang， LU Minghui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Abstract：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urchasing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financial products from the consumers perspective， and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cognitive of risk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both between trust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 & behavior， and between computer selfefficacy and purchasing intention & behavior.

Key words：online finance； financial wealth product；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网络金融发展极为迅速，产生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的全方位、多元化互联网金融服务。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也给一直走在改革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互联网企业介入金融业，中国的互联网金融逐渐形成概念，与人们的生活更为密切，产生了独特的发展形态。2012年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基于各种平台的金融创新产品开始出现，“余额宝”等本土化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更是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由于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消费者的碎片化理财，具有较高收益、门槛低和随时赎回的特点，激发了广大网民的投资热情。与此同时，对互联网金融及其产品创新的探讨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一大新兴研究热点。

互联网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始于国外，但“互联网金融”不是通用的国际术语，多见的是“E-finance”，“E-commerce”，“Network finance”，即电子金融、电子商务、网络金融等，其范围大于只依托互联网技术的金融活动，并侧重金融交易、服务的信息化。Manuchehr Shahrokhi总结了电子金融的发展创新状况，分析了金融服务业和IT产业面临的挑战[1]。目前，互联网金融往往被具体化为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兴金融交易模式和产品，Garry Bruton等分析了小微金融、众筹、P2P网贷等创新金融模式，以期为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模式[2]。一些学者们认为互联网金融依托移动支付、网络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现代互联网信息与技术，为消费者提供第三方支付、信用评价与融资以及互联网理财等各种金融服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3，4]。还有一些学者对影响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因素进行相关研究，包括采用计划行为理论等模型对金融的安全性[5]、消费者满意程度、感知的易用性和有用性[6]等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互网金融模式和影响互联网金融使用的关键因素。对互联网金融网上银行使用行为研究较多，且主要使用计划行为模型进行分析，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研究较少。由于计划行为模型侧重于个体实施特定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而互联网理财产品是新生事物，需要在互联网氛围下进行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需要关注心理认知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在不同的自我效能和社会认知水平下，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和行为可能大相径庭。但现有文献尚未就此进行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以社会认知理论为基础，构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理论框架，深入探讨影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购买的关键影响因素，从而为金融机构的产品战略规划提供参考，为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提供决策建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文将主要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已有文献分析构建研究框架。在查阅相关资料和相关调研之后，决定设置6个潜在变量：互联网氛围、计算机自我效能、风险控制认知、沟通交流、交易信任、购买意愿与行为。

Albert 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揉合内因决定论和外因决定论两种理念，辩证地提出个体的认知因素、环境、行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行为及其所处的环境为动态的互惠决定关系，任何两者之间的关系都随着个体的认知、行为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环境因素包括所处氛围、外在资源等。个体认知包括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我是否具备某种特殊能力的判断，自我效能与个体的能力有关但并不能反映其真实能力，只影响个体对任务的选择和完成任务的韧性；结果预期是个人对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结果的判断[7]。环境因素对个人的自我认知有着重要影响，直接影响自我效能即对自己能力的判断。组织内每个个体对互联网以及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接触和使用情况形成一种组织内的环境氛围，即互联网氛围。在使用互联网购买理财产品的过程中，会强化消费者对自身使用计算机能力的价值判断。因此，互联网氛围会影响组织内个体对自身使用计算机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能力判定，这种能力的判定即计算机自我效能。

风险控制认知是指个体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存在风险的程度和互联网金融企业风险控制程度的认知水平及认知行为。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认知包括风险控制认知，并受环境因素影响。Sutton S.G.等指出企业个体或决策群体必须正确认识到电子金融（即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企业才能成功实施以互联网金融为平台的电子商务，获得效益[8]。因此，互联网氛围（即互联网环境）会影响风险控制认知。

由于现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基于信息动机和情感动机，喜欢使用互联网获取金融理财产品信息和进行具有强烈感彩的购买评价，并通过“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媒体与其他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进行沟通交流。因此，互联网氛围也会影响人与人之间有关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沟通交流活动。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互联网氛围对计算机自我效能有显著影响；

H2：互联网氛围对风险控制认知有显著影响；

H3：互联网氛围对沟通交流有显著影响。

成颖等提出计算机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感理论在计算机培训及其辅助技术使用等行为活动中的应用[9]。计算机自我效能作为个体认知因素将会影响个人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行为。廖俊峰等将计算机自我效能作为研究个人网上银行采用意向的主要变量之一[10]。如果某个消费者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较好，那么他（她）会更有信心并更愿意使用计算机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计算机自我效能对购买意愿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对新生事物的认知程度将会影响交易信任并影响其购买意愿与购买行为。Kim等提出消费者进行网上购物时会考虑交易环境风险、本人的风险偏好、卖家的信誉度等等，这些交易过程中的相关风险需要消费者进行分析和控制，如果消费者对相关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知道如何进行防范，则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信任卖方[11]。所以个体对风险控制的认知将显著影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交易信任程度。

消费者在搜寻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信息时，由于存在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和理解的不对称，他们在进行购买决策时往往犹豫不决。张万力等提出沟通交流可以降低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认知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意愿[12]。沟通交流包括大众传媒对社会受众的信息传递、网络社交媒体的信息交流和人们日常交往时所进行的信息交流。有效的沟通交流活动将促进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从而构建对理财产品尤其是创新理财产品的交易信任程度，影响人们的购买行为。交易信任一旦形成，消费者则更容易产生购买意愿并付诸行动。陈东宇等发现P2P的出借意愿主要受信任影响，交易信任影响购买意愿和行为[13]。鉴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5：风险控制认知对交易信任有显著影响；

H6：沟通交流对交易信任有显著影响；

H7：交易信任对购买意愿与行为有显著影响。

基于上述变量设置和假设，本文的理论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2 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

为确保测量量表的真实有效，在设计调查问卷时，作者在参考相关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与有关专家和受访对象进行深入交流。在与他们进行有效沟通之后，修改相关量表。然后进行范围较小的预调查，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预分析，针对分析结果及访谈意见对量表的内容进行进一步修改，确定最终调研问卷。问卷所采集的基本信息有职业、学历、年龄和年收入，问卷主体部分采用了Likert五点量表形式：数值1表示“完全不赞同”、数值3表示“不确定”、数值5表示“完全赞同”。问卷主要涉及互联网氛围、计算机自我效能等6个变量，共16项，问卷主要内容如表1所示。

问卷的调研对象是江苏省南京市、镇江市、无锡市、苏州市的普通市民，既包括分布各行各业的工薪阶层，也包括在校大学生，主要通过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平台共发放问卷800份，每个地区为200份，有效问卷725份。被调查人群职业主要为女性（61.23%），以年轻人为主（20～40岁占比为75.37%）。受教育水平较高（大R陨险90.15%），收入水平也较高（收入在3万以上占77.34%）。将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支付宝注册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各项比例基本一致，因此认为该样本是有效的。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统计分析

使用SPSS22.0软件分析，各测度指标平均值在2.77～4.57之间，中位数主要以3为主，众数以3为主，标准差范围在0.83～1.22之间。通过上述软件统计分析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并经常使用互联网（相关测量指标的平均值均大于3，中位数和众数都在3以上），但是他们很少进行以互联网理财产品为主题的信息交流，并且对该类产品的风险认知程度不足（相关测量指标的平均值基本上小于3）。此外，由于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缺乏交易信任（相关测量指标的平均值基本上小于3），受访者部分人群对互联网理财产品持观望态度，但也有较多受访者愿意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在确保较好流动性的前提下，获取较高的理财收益。观察变量描述性统计量具体如表2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测量指标

y1的众数、y3的中位数和众数、y10的中位数和众数均为5，这说明绝大多数受访者极度依赖互联网，并爱好使用QQ、微信等社交网络媒体进行信息交流。此外，测量指标y2、y5、y6、y9、与y16的标准差均超过1.1，这说明受访者们对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了解程度和购买行为差异显著。

3.2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衡量调查问卷的可靠性和一致性，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分析软件为SPSS22.0。分析得到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参考标准为大于0.6），表明问卷内容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具有较好的信度，相关量表具有较好的整体可靠性和稳定性，可进一步进行验证分析。效度检验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型检验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KMO值为0.912，远远大于0.6，Bartletts球型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表明各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因此调查问卷效度较好。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因子载荷基本大于0.5，且累计方差解释程度均大于80%，说明相关量表较为理想。

3.3 模型的建立和适配度检验

本研究依据社会认知理论，基于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使用AMOS软件构建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2所示），外因潜变量为互联网氛围，内因潜变量有计算机自我效能、风险控制认知、沟通交流、交易信任、购买意愿与行为。本研究在模型修正时发现，y1与 y3观察变量题项所测量的特质有某种程度的类似性， y4与 y10之间、y5与 y7之间、y8与 y13之间也是如此。因此设定了上述四组共变关系，从而减少模型的卡方值，使得模型更契合实际。

为验证上述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对模型整体适配度和基本适配度进行检验。根据表3所示，良适性适配指数（GFI）大于0.9，这说明该模型的协方差在解释样本数据协方差时，效果较为理想。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增值适配指数（IFI）、比较适配指数（CFI）、简约调整后的比较适配指数（PNFI）等指标均完全符合标准。但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指标略偏高，这可能是源于该样本相对较小，从而导致该指标不够稳定。总之，该模型整体适配度较好。

根据图2所示，观察变量y1和y2能被外因潜在变量“互联网氛围”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59和0.76），说明受访者通过互联网交流信息更能反映互联网氛围的构念特质，而y3能被互联网氛围解释的变异量较低（因素负荷量为0.46），这说明受访者上网的频率对互联网氛围的相对重要性较低。y4和y5，尤其是y5观察变量能有效反映内因潜在变量“计算机自我效能”所要测得的构念特质（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69和0.81），这说明受访者相信自己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尤其是熟练使用计算机购买余额宝等产品能有效反映受访者的计算C自我效能的构念特质。同理，观察变量y6、y7、y8能被内因潜在变量“风险控制认知”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63、0.88和0.79），说明受访者通过认知余额宝等产品风险及其风险控制、互联网企业风险管理能较好反映风险控制认知的构念特质；观察变量y9、y10、y11能被内因潜在变量“沟通交流”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80、0.57和0.75），说明受访者在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时与朋友、同事和家人及互联网企业进行有效信息交流能较好反映沟通交流的构念特质；观察变量y12、y13、y14能被内因潜在变量“交易信任”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89、0.82和0.65），说明受访者对互联网理财产品及其较高收益比较放心、对互联网企业比较信任能较好反映交易信任的构念特质；观察变量y15、y16能被内因潜在变量“购买意愿与行为”解释的变异量较高（分别为0.93和0.90），说明受访者愿意购买和持有互联网理财产品能较好反映购买意愿与行为的构念特质。总之，在对模型基本适配度检验中，除y3互联网氛围的因素负荷量是0.46外，互联网氛围对应的其他两个观察变量的标准化估计值均大于0.5；计算机自我效能、风险控制认知、沟通交流、交易信任和购买意愿与行为所对应的观察变量的所有标准化估计值均在0.5至0.95之间，且无较大的标准误差，所以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较好。因此，该模型能较好地解释消费者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行为。

3.4 假设检验和路径分析

图2显示了结构方程模型的各路径系数，通过对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互联网氛围分别对计算机自我效能（C.R.=6.940，P

3.5 总体效应标准化估计

在标准化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前提下，总体效应标准化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潜在变量之间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可表述为：潜在变量“交易信任”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回归系数值最大（0.619），表明“交易信任”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直接效果最为显著；潜在变量“计算机自我效能”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回归系数值为0.327，表明“计算机自我效能”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直接效果也比较显著。各潜在变量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间接效果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互联网氛围（0.785）、风险控制认知（0.319）、沟通交流（0.249）。通过对不同潜在变量之间的回归系数值进行比较，发现各变量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间接影响效果：“互联网氛围”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间接影响效应最大，“风险控制认知”次之，“沟通交流”最小。

3.6 事后访谈

针对部分消费者的事后访谈表明，他们经常通过互联网查看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了解新推出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并通过“微信”“QQ”等社交媒体“朋友圈”流通理财心得和信息。他们（尤其是中老年消费者）认为在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的过程中，存在身份认证手续繁琐、银行支付限额过低，担心存在产品被大量赎回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计算机（或手机）感染“木马”病毒等技术风险、计算机操作风险等。因此一些消费者认为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存在较高的风险。

然而，大部分受访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仍然愿意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认为该类产品实质是对货币基金的“团购”，具备无门槛、零收费、随时赎回且具有较高收益。当前股市大幅震荡、楼市泡沫严重，民众的投资渠道较少，购买互联网理财产品仍是不错的理财方式。此外，受访者大都认为，虽然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在不断压缩“第三方支付”的生存空间，他们今后仍将继续购买或持有“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4 结论与启示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文研究了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适配度检验和假设检验，认为该模型适合于解释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与行为的形成过程。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作为环境因素的“互联网氛围”对“沟通交流”“计算机自我效能”和 “风险控制认知”的影响效应均非常明显，“互联网氛围”对“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间接影响效应较大，并且“计算机自我效能” 和“风险控制认知”对“购买意愿和行为”也有一定的直接影响，这正好符合社会认知理论中环境因素（互联网氛围）和个体认知（计算机自我效能和风险控制认知）对个体行动（购买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

第二，“沟通交流”对“购买意愿和行为”具有较强的简接影响效应。这表明通过大众传媒、网络社交媒体、日常人际交往等不同渠道进行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对消费者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和行为影响显著。这也说明基于大众传媒、网络社交媒体和人际交往的信息交流，能促使人们形成偏好意愿。

第三，“交易信任”对“购买意愿与行为”具有较强的直接影响效应，这说明消费者对金融理财产品及所属互联网企业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其购买意愿和行为。

为有效增强消费者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购买意愿和行为，互联网金融企业应以互联网的接受程度和计算机操作能力作为划分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客户群的标准之一，应多关注互联网氛围良好的社区中那些计算机应用能力相对较强的消费者，进行互联网理财产品的消费者精确定位；互联网企业应设计简洁的产品、便于操作的工作流程、合理的风险内控和信息披露制度，亩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应结合使用传统大众传媒和人员促销等方式对中老年消费者进行宣传和沟通，促使他们接受这种全新的理财产品；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媒体帮助消费者建立互联网金融理财新理念，提高消费者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从而促使他们购买适合自身需求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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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特质范文第4篇

每个企业都在转型，每个企业都在升级，但是用友的这次尤其引人瞩目，是什么原因呢？

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每个企业都在转型，每个企业都在升级，但是用友的这次行动尤其引人瞩目，是什么原因呢？行业内的人，自然看这个管理软件的大佬是否能轻盈地踏上移动互联网的节奏，继续引领。

行业外的人，大部分是用友的客户，他们更是充满期待，因为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IT，离不开互联网，如果用友能持续地对他们的转型升级进行支持，善莫大焉。

人说，力量越大，责任也越大。简单地说，用友的转型已经是几百万企业所关注的转型，已经不是他一家的事情了。那么他现在的表现以及未来的表现，能够匹配这么多在乎他的人的重托吗？承担转型任务的这家暂时定名为“超客”的公司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向奇汉先生领衔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联系较少，从现在披露的一些信息看，决心自然相当大。但是还有几个让人担心的地方：

1.为什么将纷享销客这类新锐当做竞争对手？并且以CRM来打头阵？

2.畅捷通这样在用友体系内最有互联网特质的公司真的只能是“中小”、“小微”企业吗？

3.NC“惠商云”的生态圈，与“超客”的生态圈存在什么样的竞争关系？内部竞争会消耗战斗力？

这或许是杞人忧天，因为对于这样老牌的资本运营机构来说，一定有非常精致、持续的布局。但是目前从这些动态来看，确实少不了一些人的担心。

任何转型，首先看的是既有的战略资产，而不是应对其他机构的竞争。企业互联网市场从去年开始异军突起，媒体报道了一年内不少于5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让一些新公司迅速崛起，且占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份额，许多人以为“狼来了”！纷享销客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但是确实这些不是用友的强项与核心能力所在，如果确实以CRM来主打，最大可能是惨败，因为互联网时代的CRM的玩法已经变了。

畅捷通的工作圈、客户管家，具有非常强的移动互联网特质，如果在T系列消息集成上再做些努力，则可能有惊异的市场空间存在。现在倒是可能因为内部竞争的存在，有所变数，包括NC“惠商云”的。这些还是基于软件生态的玩法显然是没有显示老牌公司在移动互联网生态圈中的专业，最多算是敲了“鼓边”。

互联网的特质范文第5篇

时代要求企业家领导力的转型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人与信息得以快速、深度地链接，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传播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任何个体的价值都可能得以被放大、升级、汇集、传播。无论是作为用户、客户还是员工，新时代中的人正在以新的特点、更大的能量深刻地改变着企业。从外部看，中国大部分的企业都不得不面临来自同行更优模式或者跨界新兴模式的威胁甚至颠覆，需要积极转型、升级；从内部看，每个优秀的个体人才正在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更大贡献者，倒逼着对现行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重构。

企业要转型，首要的是企业家转型。而企业家的转型，则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企业家领导力的转型。企业家领导力，一直是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和核心竞争力之一，是企业家对企业产生价值的重要方式。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家带领企业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企业家领导力在企业中的作用机制也在悄然改变，因此，对企业家领导力的要求需要重新定义，领导力的修炼方式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企业家的新任务

移动互联网时代给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带来了重要变化，也给企业家下达了一份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全新任务清单。总结来说，企业家需要带领企业完成以下关键任务：

重新定义用户和客户需求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社群经济崛起，用户和客户的至上，企业需要重新回到原点来反思整体商业设计。例如，企业的用户和客户分别是谁？用户和客户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有什么新的特点？他们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在本质上都是什么？这些如何体现在产品和服务上？

重构并持续优化商业模式

在各种新兴商业模式的冲击下，既有的商业模式可能已经进入微利甚至负利状态，企业需要重构商业模式，并持续优化、创新，以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市场的快速迭代。

重构并持续优化管理模式

商业模式的重构要求管理模式的重构并与之匹配，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作为管理相关方之一的人才与组织的关系和互动有了更多的变化，这就要求管理模式设定的假设、理念、具体模式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并持续优化、创新。

全球性整合资源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企业面临着全球性化的机遇和挑战，企业整合资源的疆土也不再被国界所局限。企业如何借助移动互联网等新的工具和平台，搭建行业、产业的生态圈，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抢占全球市场，将是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围绕人才与组织的新型关系定位建立人才管理体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才与组织的关系将更多是同盟关系，人才与组织的依存关系也表现出新的特点（人才对组织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弱而组织对人才的依赖性却在加强），人才与组织的互动也有了更多的渠道、特点。如何准确把握人才与组织的新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人才管理体系，是企业能否完成人才转型继而完成企业转型的重要挑战。

塑造文化

文化作为企业的DNA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环境，在时代更加人本化的趋势下，必将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移动互联网时代要求企业更多塑造开放、平等、创新的文化氛围，以给予人才成长、创新的宽松环境，从而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履行社会责任

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无边界，企业将从时代和社会中获取越来越多的营养，更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企业只有将自身的使命与人类和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反哺于社会，才能更好地凝聚事业伙伴、感召用户和客户。

相比于企业家的传统任务而言，这些新任务总结起来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受外部环境驱动更多，外部环境加速度的变化正在强烈要求企业加速自身的更新；二是企业家的工作重心进一步转向于基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建模式、塑文化”。这些特点对企业家的精力分配、工作重心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对企业家的领导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业家领导力在组织中的新作用机制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不仅企业家的任务、组织与员工的关系定位、组织结构等正在并将继续发生着改变，同时，企业家领导力在组织中的作用机制也有所变化。

从企业家领导力在组织中发生作用和传导的机制来看，在过去的组织中，企业家领导力更多是在相对各层、稳定的组织中通过中层、制度来发生作用，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相对更加扁平、文化更加活跃和平等的自组织或类自组织中，企业家与组织中的每个人有了更多直接接触的可能，企业家的领导力更多是通过自身及其对公司文化的影响和塑造来发生传导。

从组织中其他领导力的分布来看，从传统时代的组织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组织，组织内部的权力正在由高度集中于企业家的分布状态向流态分布的状态转变。不论资历、岗位、职级，每一个员工都更有可能因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能力和魅力而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被大家视为领导者之一，获得大家的认可、尊重。

从企业家领导力在组织中的权威性看，与上一个方面直接相关，由于组织中的领导力逐渐实现流态分布，因此，企业家领导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组织中的权威性会有所下降。

从企业家领导的作用边界看，传统时代的组织中，企业家的领导力往往会辐射到组织的外部、非工作时间，企业家与员工的互动在这些时空中依然保持着“领导”的态势；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中，企业家与员工的互动模式会因为时空的边界而有所调整，在组织外部和非工作时间，企业家会进一步减少向员工传递的层级感和领导力，员工也会倾向于自动屏蔽掉企业家习惯性的传导。

从企业家领导力的风格看，在传统时代，对大多数基层员工而言，企业家比较高高在上，神秘而威严；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中，企业家会更多以亲和、平等、开放的形象和姿态呈现，更像来自我们普通人中的一员。

领导力的提升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仅影响着对企业家领导力的要求，同时也为企业家领导力的提升创造了更好的技术条件、信息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家领导力的提升也将进一步体现出以下趋势：

企业家领导力的提升将首先从企业家对自身既有观念的颠覆开始。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对世界、价值、自我存在和追求、人性的定义，对组织、经营、管理的定义都将或多或少持续地进行着重构和调整。企业家担负着在自身快速重构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将其具化并有效付诸商业实践的重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企业家的这种自我颠覆越彻底、越迅速，企业家领导力的能量指数将越高。

更需要企业家理解人性、回归人性，以人性为原点来梳理问题。时代以其强大的力量加速度地让每个人更成为其自己，让每个人更有可能获得巨大的能量。企业的商业实践只有将自身融会贯通、服务于这个宏大的趋势，才能真正获得时代所赋予的机会和能量，因此企业家的商业实践、管理实践都必须更加深刻地理解新时代下的人性及其作用机制，并且以人性为原点来审视、梳理、反思。

更需要企业家向自己的天赋和特质寻求力量。在每个人都可能更好地成为自己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竞争本质上是自我天赋开发的竞争。企业家在天赋和特质上虽然可能占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但只有真正地挖掘自己天赋和特质的宝贵力量，才可能让自己真正绽放，才能在同水准级的较量中具有与自身浑然一体的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