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金融实证分析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金融实证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金融稳定；脉冲响应方程；金融危机
1引言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创新工具，对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Frank J Fabozzi和Franco Modigliani（1998）曾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资产证券化的浪潮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金融中介方式，极大的促进了融资活动的发展。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趋势，资产证券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其在提高金融市场流动性、转移和分散风险、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于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使人们深刻的意识到资产证券化所隐含的巨大风险，惨痛的教训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只是把风险在不同的投资者之间进行转移，并没有消除这些风险。相反，当经济活动中出现过度的资产证券化行为时，资产证券化还会放大金融系统中的风险，甚至产生新的风险，并加速信用风险由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的转移。因此，许多人开始担心：如果资产证券化的趋势没有被遏制，那我们的金融系统将变得更加脆弱。
关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John Kiff和Paul Mills（2007）[1]认为在向低信用借款人发放的长期贷款的中，中介机构没有充分对次级贷款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些次级贷款被广泛用于资产证券化的资产池，造成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被市场严重低估。他们也指出信用评级机构在危机发生后表现迟缓亦加剧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陈志武（2007）[2]指出，现有的制度结构所能支撑的资本化容量远远低于金融化、资本化的需求，最终导致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资产证券化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但毋庸置疑的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信用风险管理的不到位和资产过度证券化，而不是资产证券化本身。因此，我们有必要准确的分析资产证券化和金融稳定之间的作用机制，从而对资产证券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2相关研究
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资产证券化可以分散信用风险，因此，其可以促进金融系统的稳定。Donahoo和Shaffer（1991）[3]指出资产证券化可以显著地降低银行的金融成本，其作用机制由Fabozzi 和Kothari（2007）[4]进行了充分的阐述。Hill（1996）认为资产证券化是解决公司金融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Schwartz（2002）指出资产证券化可以使发起人在资产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进行融资，从而降低了金融系统的风险。Katz（1997）[5]指出抵押贷款市场中资产证券化的程度与抵押利率的截面分布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表明资产证券化促进了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Kothari（2003）指出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金融市场的融资双方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这一进程将推动商业银行的传统主导地位逐渐被投资银行所取代。
但是，资产证券化并非是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金融工具。Instefjord（2005）[6]指出结构化金融产品可以导致发行人在经营活动中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即资产证券化可能导致道德风险。Rajan等（2005）[7]也指出，资产证券化程度的加深和风险转移链条的延长导致贷款人降低了保障最终投资者利益的动机，并且增加了金融机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道德风险。Shin（2009）[8]指出有关资产证券化的传统观点忽视了信用供给的内生性，如果增加资产供给的前提之一是降低借贷标准，那么资产证券化将不会增加金融稳定。Allen和Gale（2005）[8]指出如果一国金融市场不完全，同时监管缺乏效率时，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可能成为监管投机的工具，则此种情形下的资产证券化将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Dionne和Montréal（2003）[10]通过加拿大的银行数据实证检验银行资本、资产证券化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资产证券化和银行风险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联系，同时，资产证券化和银行的总风险资本充足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当资产证券化手段使用不当或者政府监管缺位时，资产证券化可能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稳定。
3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31 指标选择和样本数据来源
资产证券化程度包含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和无形资产证券化等内容，但是考虑到市场数据的可得性以及足够的样本区间，我们仅采用美国证券市场的市值规模和GDP的比值衡量其证券化程度（SGDP），计算方法如下：
SGDP=股票市场总市值/GDP
金融稳定反映在金融体系的稳定上，金融稳定状态就是构成金融体系的主要要素平稳运行。Nout Wellink1（2002）认为，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应该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和吸收冲击，阻止这些冲击对实体经济和其它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影响。Foot（2003）提出了资产价格可以通过改变消费、国内信贷和资本流动来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可以使用多个指标来度量金融体系是否稳定，比如宏观经济的增速，金融体系的信贷资源分配，金融体系的金融深化程度，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等。
本文构建以下四个指标来度量金融稳定：
a宏观经济的稳定程度：DGDP=（GDP-GDP（-1））/GDP（-1），DGDP表示实际GDP增长速度；b金融体系的信贷资源分配：TCGDP= TC/GDP，其中，TC是国内信贷的总量；c金融体系的金融深化程度：M2GDP=M2/GDP；d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RI，RI代表美国的实际利率。
根据公开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从1988年到2010年的美国相关变量数据作为样本，每个时间序列共23个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IMF 数据统计资料和美国财政部，各个初始变量经整理后得到上文描述的五个指标。
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对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稳定的相关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以初步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资产证券化能否影响金融稳定，金融稳定能否影响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或者两种机制同时存在。
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来看，在5%的置信水平，我们可以拒绝资产证券化程度（SGDP）不是经济增长（DGDP）和货币供给增长（M2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在10%的置信水平，我们可以拒绝资产证券化程度（SGDP）不是RI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从某种程度上，资产证券化可以影响美国宏观经济稳定、金融体系的深化和金融体系内资源配置效率，虽然他们之间的作用方式尚不能确定。但是资产证券化程度（SGDP）和美国信贷规模（TCGDP）之间互相不是彼此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即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尚不能确定。此外，即使在10%的置信水平下，我们不能拒绝DGDP、M2GDP和RI是资产证券化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的资产证券化进程可以对金融稳定产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是单向的，金融稳定并没有对资产证券化程度产生反向的推动作用。这些结论的准确性还需要通过建立VAR模型进一步讨论。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33 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我们构建VAR模型以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VAR模型在描述多变量系统内的相互关系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我们可以分析各个变量的外在冲击对其他变量的系统反应过程，如外在冲击影响的持续时间长度和过程的收敛发散。根据ASC和SCI准则，本文选取滞后2阶的VAR（2）模型来描述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主要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所以并不给出VAR模型的各个参数。
我们讨论变量SGDP在产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外部冲击时对其他变量的影响，其中，该冲击在第一期会对SGDP产生正向的影响，然后冲击对DGDP的影响程度开始震荡下降至趋近于0，这说明资产证券化是宏观经济的领先指标，并且能够促进宏观经济增长，但是SGDP并不是预测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一个有效指标；SGDP的单位冲击会对TCGDP产生一个长期持续的、显著正向的影响，这表明资产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提高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融资能力，促进信贷扩张；SGDP的单位冲击在期初的两期内会对RI产生一个正向的影响，但在2期后会产生一个负向的长期影响，这表明在资产证券化加速的过程中资产价格一般会快速增长，宏观经济亦会伴随着加息周期，利率的提高可以防止资产价格出现泡沫，但在长期内，资产证券化的提高会降低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从而带动真实利率的下降；该冲击亦会对M2GDP在长期内造成持续的正向影响。
在图1b中，我们可以发现DGDP的一个单位正向冲击在期初会对SGDP产生一个负向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资产证券化是宏观经济的领先指标并能够反映市场对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期，当宏观经济的实际冲击与市场预期相同，由于该冲击已在资产证券化中有所反映，而宏观经济更可能在下一期出现一个负向冲击使宏观经济回归均衡增长路径，所以DGDP冲击对SGDP的影响是负向的；相反，M2GDP的单位冲击在期初对SGDP会造成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资产价格上涨和资产证券化的扩张；当实际利率增高时，投资者会对风险资产索要一个更高的预期回报率，这将降低人们对风险资产的需求，所以RI的单位冲击将对SGDP产生一个长期的负向影响。
4结论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资产证券化给金融市场带来的好处和风险，而不是仅把资产证券化当作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停止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作为现代金融市场中重要的金融创新工具之一，它在迎合市场中投资者的多样化投资需求和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的实证检验也表明资产证券化可以对经济增长、信用扩张和真实利率等领域施加显著的影响，合理的资产证券化可以促进金融稳定，同时，金融稳定亦会反过来促进资产证券化的进程。但是，非理性的资产证券化也会产生额外的信用风险，造成金融系统更容易受到外在冲击的影响。因此，政策决策者应该充分理解资产证券化和金融稳定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从而能够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制定不同的资产证券化政策以保持金融稳定，如，当实体经济存在衰退风险时，政府应该鼓励资产证券化，从而促进信用扩张和降低市场利率，反之亦然。同时，为了维持金融稳定，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金融监管措施，禁止金融欺诈和非法投机活动，并且抑制金融市场中可能出现的资产过度证券化现象。
参考文献：
[1] John K，Paul MMoney for nothing and checks for fre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USSubprime Mortgage MarketsNew Finanee 2007；10： 43-7
[2] Chen ZWCrisis drove capitalization growth in capacityInternational Financing 2007；11：31-3
[3] Donahoo，K，ShafferS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the securitization decision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1991；4：12-23
[4] Fabozzi，KothariSecuritization： the tool of financial transformationYale ICFNo07-07
[5] Katz JGetting secure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Regional Review 1997；3：13-7
[6] Instefjord，NRisk and hedging： do credit derivatives increase bank risk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5；29： 333-45
[7] Rajan，R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ier Working paper 2005
[8] Shin HSSecuritiz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The Economic Journal 2009；119：309-32
金融实证分析范文第2篇
区域金融理论从根本上说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范畴。它是将金融发展理论的国别分析尺度缩小到区域，相对于金融发展理论，区域金融理论研究的核心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在区域中的表现。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肯定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关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的双向关系，很多学者都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马科·帕加托（Macro Pagano,1993）运用AK模型予以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资本边际生产率或私人储蓄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率。而格林伍德和约万诺维奇（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莱文（Levine,1993）等也都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阐述了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
但是鉴于我国的特殊国情以及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仅仅通过国家层面上的研究是不够的。周立和胡鞍钢（2002）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差距和金融发展差距的计算和观察，得出了两点重要结论：第一，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显著，对中国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国家层面，只有深入到地区层面，才可能把握到基本的现实，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第二，经济差距和金融差距的变动趋势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这也充分说明了从区域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选取省内不同经济区域的9个地市2002～2011十年的数据，分析其金融发展程度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看出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
区域金融理论的实证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货币供求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其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通常用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扩展的金融增长（Financial Growth）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国际上一般采用金融相关比率这种指标来衡量金融增长水平，人们通常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量与GDP之比。由于缺乏地区金融的数据，所以一般采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计算，计算公式为：
FIR=(S+L)/GDP
FIR为金融相关比率；S代表存款额；L代表贷款额；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通过对安徽省选取的9个地市10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地金融发展存在着区域差异（见图1）。
1、省内不同经济带金融发展存在差异
总体来看，合肥市的金融相关比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市，且开始年份较高，但有逐步缩小并趋于稳定的趋势；不同地市之间均存在着差异，泛长江城市带要高于安徽省内部其他区域，这与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地理位置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有很大的关系；皖南要高于皖北地区。对比图2各地市GDP可以直观判断出FIR与GDP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当然，各地市的金融发展程度除了与经济金融因素有关，还有些非经济金融因素的影响如：地方政府的干预和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影响等。
2、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进一步地，将9各地市10年间的样本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相关矩阵，可以看出各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二者相关系数为0.448。这说明安徽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结论
金融实证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 商业银行 控制环境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为94.4万亿元，同比增长19.7%。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负债总额88.4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仍占主体（见图1），而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最为迅速，因而在我国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下，提高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系统的稳定性，降低银行业总体风险的关键在于做好这些商业银行个体的风险管理工作，而这些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都基于其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因而对于处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商业银行来说，对其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的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在我国，提高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系统稳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社会发展的持续稳定至关重要。为了提高银行系统的稳定性，降低商业银行的运作风险，在商业银行内部进行切实有效的风险管理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来说，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实现是其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的主要途径，而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的有效运营，必然受到其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
我国商业银行内控环境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所定义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是指影响银行内部控制流程和制度运营成效和银行控制手段实施效果的一切内部控制制度外、企业组织结构内的影响因素。
在内部控制的要素中，并非每个控制要素对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运营成效的影响力度都是完全等同的，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事后控制性的控制措施便难以符合商业银行的运营控制需求。为了检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要素这一影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运营成效的基础变量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运营的实际影响状况和影响程度，本文以相关性分析方法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
本文以商业银行外部审计费用支出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综合考察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相关的影响因素对其内部控制运营成效的影响。
内部控制环境是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规划、设计、实施和监督流程和程序产生直接作用的商业银行内部环境因素的总和。由于商业银行的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因子众多且影响机制较为复杂，并且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样本—国内上市银行均处于同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下，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商业银行内部运作中的内部因素对内控机制的影响机制的建模，因而本文没有在模型中设计宏观经济表征变量。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环境的内部因素包括银行的治理结构，组织架构、资本结构等，因而本文主要从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构安排等方面设计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的表征影响因子，经分析本文选取的指标主要是：
1.年度内监事会的会议次数。即在一年内召开的监事会会议的次数，由于商业银行的监事会是银行内部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重要保障机构，银行监事会在监督和监控权上的权威可以保证其有效地监督银行内部的管理层至操作层的所有运作。因而本文假设认为年度内监事会开会次数越多，说明上市银行的监事会成员较为积极地参与企业运营的监督工作，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的一个表征影响因素。
2.审计委员会。本文将该指标设定为：1-设立，0-未设立，3-未知来度量商业银行审计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内部审计活动的开展对外部审计定价的影响。
3.CR_10指数。该指标定义为商业银行前10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由于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结构也是影响银行内部控制的环境要素之一，因而本文选取该指标来反映上市银行的资本集中度，并建立假设认为通常商业银行的资本集中度越高，银行出资人和所有者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报酬的要求也往往较为强烈，其对银行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要求也更为严格，从而可以很好地表征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环境利好程度。
4.独立董事的个数。即担任独立董事的人的个数，所谓独立董事是指不在上市银行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银行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由于现代公司结构下企业的独立董事是企业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制度措施，因而将该指标作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构建水平的表征因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合理的。
5.独立董事津贴。独立董事的设立是企业保证自身内部控制有效运作最为重要的控制环境，因而对上市银行独立董事津贴的考察十分必要。该指标定义为上市银行依法给予银行独立董事的适当报酬。通过该指标的考察可以发掘银行对于自身内部控制环境构建的投入力度，是表征内控环境优劣的主要指标。
6.高管人员持股总数比例。该指标是指年末银行全部高级管理人员中，除开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股票总数占总股本的比例。由于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措施的实施者主要都是银行内部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因而激励和促使高管人员以主人翁的态度执行内部控制措施是保证商业银行设计的内控措施能有效运作的关键，从而使该指标成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因子之一。
7.资本充足率。该指标用来反映商业银行运作过程中的稳健性因素，由于商业银行属于高杠杆的负债经营，资本充足的商业银行方能具有更加强大的风险抗击能力并且可以对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运作带来较大的影响，因而对该变量的考察亦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可知，在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环境特征的影响因子选取中，对于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具体制度如监事会制度、审计委员会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要素安排是影响银行内部控制运作的关键要素，因而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标准影响要素的选取也紧紧围绕商业银行的内外部治理环境和银行治理环境要素。
（二）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以1998-2010年沪深股市中商业银行上市银行的年报数据中上述所有解释变量的指标计算值为样本，选取的上市银行集合为在最新的中国证监会上市银行行业分类指引目录下的银行业，包括I金融、保险业大类下的I0101政策性银行、I0105合作银行、I0110国有独资商业银行、I0199其他商业银行四个二级分类下的所有上市银行。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从国泰安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中搜索和导入，涉及我国所有沪深股市上市银行在上述各个指标和观察区间中的观测值，如表1所示的例子为本文样本中2010年部分指标数据集。
（三）样本数据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上文所设计的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可以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该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在标征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的诸多变量中，对于银行内部控制成效能产生显著影响到因素为CR_10指数、审计委员会设置和独立董事人数，而其他如监事会的动态、独立董事的聘任支出、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和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的内部控制效果的影响程度较小。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成效与其环境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通过以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成效的表征变量商业银行外部审计费用支出与其相关内部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运作最大的影响因子在于其资本构成结构，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尤其是前10名）的持股比例越高，其所花费的外部审计费用越多，隐含说明其内部审计和内部控制的成效往往较差，使其无法提供降低审计成本的资料和信息，并且增加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风险。
其次，其是否存在一个审计委员会，也是影响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成效的关键影响因子，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和在我国各大银行的逐步推行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最后，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作为监督银行内部控制机制运作的重要因素，其内部独立董事人数越多，独立董事制度对于银行运营可以产生的作用越明显，由此可以获得的内部控制成效也越显著。
商业银行改善内部控制环境的对策
（一）建立规模化的独立董事制度
商业银行应当通过建立一个成规模的独立董事制度，适当扩展自身独立董事人数，并提升独立董事的监督力度来保证自身内部控制措施的有效执行。由于独立董事作为一个第三方鉴证个体，其对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运营成效具有的较高层次的监督权也有利于发掘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框架中的缺陷，从而及时帮助商业银行改进内部控制机制，促进银行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
（二）完善内部审计委员会架构
作为一种补充手段，提高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水平，完善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委员会架构是改进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进而提高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成效的有效手段之一。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为银行的内部流程的监督配置足够的内部审计人员，并设计好其内部审计机构的组织架构和运营机制，从而有效提升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绩效。
（三）推动资本结构改革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推动自身的资本结构改革，分散自身的股权，降低股权集中度，从而可以丰富银行股东的构成，并且股东群体的扩大也可以使商业银行受到的监督压力增大，由此可以借助外部环境的压力来推动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改进，从而促进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的推行力度，提高领导层的内部控制意识，从而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水平。
（四）控制独立董事、监事会的花费
银行在监事会运营和独立董事津贴上的投入对于银行内部控制成效的提高的作用能力还有待考察，因而为了节约银行的内控成本，银行可以适当控制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花费。
由此，通过检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要素对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运营的实际影响，从而发掘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升级的关键途径，对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金融实证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居民 金融资产 证券化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8-046-03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居民部门已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储蓄供给方，这种储蓄主体的转化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形式的多样化。居民部门的金融资产规模迅速增加，金融资产占居民总资产中的比例不断上升，可流通的证券化资产占居民金融资产增量的比例也在稳定提升。广义上看，居民部门的资产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又通常分为居民手持现金、储蓄存款和证券资产。在我国居民人均资产存量构成中，金融资产占居民总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相反实物资产的比例则持续下降。再就金融资产而言，从居民部门近20多年金融资产构成成分趋势分析中，可以看出居民部门的手持现金比重持续下降，储蓄的增长率随着利率的变化有所起伏，最重要的是居民的资产构成不再是单一的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而是趋向选择高收益率的证券资产，证券资产增量占金融资产增量的比率大幅上升。
目前，我国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发展态势，高水平的外汇储备，出口贸易的持续顺差以及人民币的不断升值等种种因素使得我国资本市场货币供给充裕，乃至造成了目前讨论非常热烈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充裕的货币供给支撑使得我国证券市场从去年开始节节攀升，不断创造新高。老百姓到股票市场开户进行证券投资的数量近几个月来每天创造新高。根据统计，最近每天开户的数量相当于过去股市低潮时每月开户的数量。总之，去年政府出台的房地产市场的各项调控政策以及“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发展我国资本市场的战略决策将会迅速带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居民部门进行金融资产证券化投资的步伐将会迈上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
本文通过对居民资产证券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以及对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来考察中国居民部门的资产证券化行为，并从中找寻规律，为进一步考察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些借鉴。
二、经验观察及解释
影响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证券化趋势的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一些基本因素将决定着居民资产选择变化趋势。
1、 居民收入
只有具备消费信贷等金融机制或者居民有足够的资产存量两个条件之一时，居民预算约束才能从现期一时向跨时转变，资产选择才会从手持现金和储蓄存款向证券资产转化。这里说明了金融深化和收入规模对居民资产证券化选择的重要性。
在居民金融资产的构成中，手持现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严格说来与收入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居民收入主要是影响储蓄和证券资产的构成。居民收入增长在一定水平会引致边际储蓄率提高，居民资产规模的累积和储蓄水平的提高会引致资产选择向高风险高收益的证券资产转化。居民总体收入规模的稳定增长为居民选择证券化资产的倾向提供了足够的数量基础，同时扩大了全社会的金融意识，使居民认识到现时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机会成本，促使把暂时不消费的收入进行证券化投资。
另外，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制度的建立将使一部分居民收入制度化为社会保障基金。按照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惯例，社会保障基金的一个重要投资渠道是证券市场。这一制度安排也将会极大地提高这一部分原属于居民部门收入的证券市场边际投资率。
2、 金融相关率和货币化比率
资产证券化的趋势是金融深化的一种表现，金融深化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可能，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改革前，中国处于典型的金融压抑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居民金融资产的规模迅速增加，可流通的证券化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些都得益于金融深化步伐的不断加快。
衡量金融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是金融相关率和经济的货币化进程。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而一个经济体系的货币化程度可以用广义货币（M2）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M2/GNP）来表示。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呈快速上升趋势，它表明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并且货币流通速度减慢，而货币化则是中国金融资产迅速扩张的重要基础。
以全国居民1990-2004年期间证券资产存量（SA）时间序列数据对货币流通数量做简单回归和双对数回归，从下面结果可以看出流通中货币数量每增加1元，全国居民证券资产存量增加0.95元，前者变动1%，后者变动1.40%。
SA= -210.084+0.950M0
(－1.867) (22.785)
R2=0.976SE=557.09F=519.17
LnSA=-3.555+1.400Ln M0
(－4.081) (13.128)
R2=0.930 SE=0.3584 F=172.35
3、 价格指数和利率水平
这是两个重要影响变量，对居民证券化资产投资选择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居民实物资产的投资和固定收益率的银行存款投资。价格指数是实物资产投资的收益率，利率是固定性收益的银行存款的收益率。在80年代末期通货膨胀高涨之际和90年代初期银行存款利率陡增的年代，实物资产投资和银行储蓄存款都曾对居民部门显现出无法抗拒的诱惑。
虽然利率作用于储蓄具有不确定性，储蓄存款占居民人均金融资产的绝对比例也一直很高，储蓄与利率之间总体保持着同步的变化趋势，相应于90年代初期不断提高的存款利率水平和保值贴补率的实行，储蓄增长率也在增加,而在1995年以后，由于连续七次调低利率水平、取消保值贴补率、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率也逐年下降。斯蒂格里茨总结说，尽管利率的变动对储蓄的效应无法确定，但大多数的估计显示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因此，实际利率的增加或降低对储蓄的增加或减少有一点正的效应。总的说来，我国当前名义利率与储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三、模型及数据检验
本文是考察影响居民金融资产证券化趋势的各种因素，我们用居民证券资产总量占金融资产增量的比率变化来代表金融资产证券化趋势。用y表示，作为被解释变量。居民的收入水平用城镇人均收入指数表示，作为解释变量X1；由于金融相关率的数据难以获得，我们用货币化比率（M2/GDP）作为解释变量X2；价格水平与居民的实物资产投资相关，这里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X3；银行一年期储蓄存款名义利率作为解释变量X4。从前面的分析可见这四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有着一定的线性关系，因此我们设定模型如下：
y=a0+a1X1 +a2X2+a3X3+a4X4+m
本文利用SPSS软件因子分析中的Principal Components方法进行回归，得到两个主因子，第一个因子替代了X1、X2、X3的作用，第二个因子替代了X4的作用，两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99.2%，符合适用条件，同时KMO值等于0.643，偏向1，意味着因子分析的结果能够被接受，这样运用该法首先解决了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回归方程如下：
y=63.587+14.374(-3.324+0.008374X1+
0.008730X2+0.006126X3)+2.993(-4.308+0.496x4)
(54.211)(11.839) (2.465)
R2=0.912 SE=4.543 DW=2.199F=73.118
这里调整的决定系数值为0.912，表示四个解释变量的回归平方和解释了总误差平方和的91.2%，剩余的未作解释的为8.8%，是由随机扰动项U引起的，这表明回归直线对实际数据拟合得好。T统计量检验和F统计量检验均显著性通过，可以肯定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是显著的，y与X1、X2、X3、X4之间显著性线性相关。样本回归方程的异方差检验散点图显示残差随机地分布在一条穿过0点的水平直线的两侧，没有异方差。标准化残差的最大值为1.761，最小值为-1.666，没有超过两个标准化残差，所以也没有异常值。德宾-沃特森统计量DW=2.1999，近似等于2，可以认为序列无自相关。
综上所述，该模型的回归结果是理想的，证明了前面对影响居民资产证券化行为的基本因素分析是合理的。
以上从四个基本方面叙述了居民资产证券化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解释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给出了一个考察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证券化选择行为的模型。事实上，这些因素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居民的金融资产证券化选择行为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我们在具体分析居民的资产证券化选择行为时，要站在一个立体的角度，系统的考虑上述因素的作用条件与效果，以模型为参考，而不能孤立地看问题。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综上所述，居民证券资产比例的稳步提升是居民部门资产选择的结果，与90年代偶尔出现的由于国债摊销带来的高比例不同，是一种主动的变化，是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出现的。
当前居民收入已经构成了居民从现时一期进行跨时资产证券化选择的前提条件之一。能够导致收入变动的某些宏观调控手段，如税收、利率等被看成是反周期波动的、强有力的稳定经济的工具。通过重视和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比如税收手段、利率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率、稳定物价水平，协调总需求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均衡增长，以确保居民部门的收入稳定增长。
从前面分析已知，我国当前名义利率与储蓄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可见利率杠杆会有效影响居民部门的资产证券化选择行为。但近一年来央行连续几次加息这一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太明显，没有有效地对资本市场起到调温作用。由此说明，居民资产规模的累积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增强都会极大地提高收益率对居民资产选择的第一指导作用，而价格指数和盯住其调整的利率水平的走势应该说是会对未来居民资产投资的选择起调整和风向标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央行预期将会继续动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旨在对过热的资本市场有所调整和降温，但居民金融资产证券化选择的绝对数量以及增长率还将会稳步上升。这是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存在，是居民能够理性地进行资产选择的前提。从中国金融深化进程的指标来看，已经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准相当，但是总体看，中国的金融深化还不够。所以一方面要继续发掘已有金融产品的发展空间，比如现有国债的发行量仍低于需求量，企业债券市场还很不发达；另一方面要开发新的有关资产证券化的金融产品，目前我国可以被证券化的资产有居民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费用、出口应收账款和高科技企业应收账款等。这些资产证券化的前景乐观，将会进一步为居民提供风险小收益高的投资渠道，为居民资产证券化趋势提供操作平台。当然还要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放松对国有产权的禁锢，改变对居民产权的歧视，以拓宽居民资产的选择空间，吸收居民部门的投资，使得今后居民资产选择向证券化资产倾斜的趋势能够具备一个强大的制度基础。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居民资产选择由于上述基本因素的作用，将会出现不断向证券化投资加强的趋势。居民部门对证券化资产的投资增长将为中国证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创造条件，同时中国证券市场不断地发展规范，保持较高的成长性，无疑将会给投资者丰厚的回报，这将会反过来拓宽居民资产选择的空间，对我国居民部门资产选择向证券化的转型构成巨大的刺激，为追求资产实现安全性和收益性完美统一的居民部门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从而使居民部门资产证券化方向不断地强化。
金融实证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业；金融业；耦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3-0074-11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3.013
引言
产业间互动协调发展是市场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必然趋势，可以在产业间产生叠加效应，实现互相繁荣和互利共赢。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协调发展，既是金融服务旅游经济，推动旅游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体现，也是旅游培育金融业增长点、增加金融衍生品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为加快旅游业发展和适应新时期旅游业改革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和《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提出要推进旅游与金融互动协调发展，鼓励旅游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多种方式的业务合作，加大金融支持旅游实体经济力度，使金融对旅游业的服务水平得到改进和提升，推动设立旅游产业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旅游企业上市，发展旅游项目资产证券化产品等一系列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发展的方向和任务。由此可见，旅游业与金融业通过整合两者高度互补的优势资源，可以打造出具备旅游服务、金融服务的双重优势产品，全面提升旅游者的需求和体验，顺应并推动我国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协调发展的趋势。
国外学者对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协调发展的研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展开，主要集中在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方面的研究。Vogel从生产运营、经济特点、企业融资等方面入手，对旅游业中的重要产业部门――航空、饭店、游船、主题公园/游乐园等进行了分析与论述[1]。Peric等分析了1991―2009 年由国际金融公司（IFC）投资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担保的旅游及酒店产业发展情况，得出国际金融机构的项目融资对发展中国家旅游及酒店行业的促进作用[2]。Hawkins和Mann分析了世界银行在旅游业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地位与作用[3]。Markandya等通过世界银行在旅游业项目投入的分析，指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认为要获得更多收益应加大银行对旅游业的投资[4]。
国内对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协调发展的学术研究大致有两类观点：一是金融业支持和助推旅游业发展的单一方向思考和研究。如杨建春和施若运用贵州和浙江两省的金融、旅游产业发展数据，运用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两省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动态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省金融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支持存在较大差距[5]；叶春明和赵宇华认为金融对我国旅游业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而目前我国旅游金融支撑存在政府投资、银行信贷投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旅游市场投资效率、金融服务产品开发等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建议[6]；胡文琳[7]、江锋[8]、王智勇和赵越[9]、胡海燕等[10]分别以江西庐山、广东梅州、云南丽江、新疆可可托海景区为例，分析了当前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所面临的症结，提出了消除金融抑制，加大相关金融支持的对策与建议。二是将旅游业发展与金融业的具体板块进行互动融合。如王一林从银行视角来将银行业务与旅游产品进行结合，确立了“创建旅游金融特色银行”的战略定位，并在产融结合、养老金融及个人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探索[11]；杨复兴和舒海通过“旅游金融”概念的提出，借用物理学的耦合概念，分析其耦合发展的逻辑脉络，并从银行、证券及保险等3个方面对旅游金融产品进行了创新思考[12]。
随着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协调问题的不断深入研究，金融支持或助推旅游发展的文献相对较多，而忽略了金融业如何借助旅游业来发展自身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如何使旅游产业发展壮大这一最终目的；同时，由于数据和资料局限，这一问题也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此外，两个产业互动协调发展的机理研究方面尚处于空白。而两个产业的互动协调发展又亟待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鉴于此，本研究从产业耦合的视角切入，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分析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耦合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借鉴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以东部经济大省――江苏省为例，对两个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两个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结论与建议。
1 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发展作用机理分析
旅游业与金融业之间互动耦合发展的理念来源于产业边界模糊[13]、金融中介[14-15]、金融约束[16]等理论，其耦合发展过程在市场需求、企业推动、政府引导等驱动力下形成的，可视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融合过程，并能使产业资本得以积聚及增值[17]。一方面，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拉动作用明显，旅游消费不仅直接拉动了交通、食宿、娱乐、购物等传统产业，也对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挥着重要带动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金融业通过加快和改进自身服务，为旅游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完善金融产品、创新保险服务、培育企业上市，助推和支持实现旅游繁荣，并实现金融业价值的增值。两个产业系统相互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图1）。
3 江苏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3.1.1 研究区概况
江苏是我国东部经济大省，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次于广东，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多年来位居全国前列。以“吴韵汉风”著称的江苏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富集，改革开放30年多来，江苏省旅游业稳步增长，主要旅游经济指标多年来位居全国前列。2013年江苏省旅游总收入7195亿元，同比增长14.1%，占全国24.41%；接待境内外游客5.22亿人次，增长10.9%，占全国15.44%；旅游业增加值3212亿元，增长14.2%，占地区生产总值5.43%1。江苏省金融业在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34]，有力支持和促进了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2013年年末江苏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85604.1亿元，比上年末多增332.3亿元，占全国8.20%；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61836.5亿元，比上年末多增652.1亿元，占全国8.60%；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集资金283.7亿元，比上年增加75.2亿元，占全国4.12%；全年保费收入1446.1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占全国8.40%①。整体看来，旅游业和金融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加。
多年来，江苏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一是产融结合力度加大。根据2012年的《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银发[2012]32号）精神，江苏省旅游局与省邮政公司签署游邮联合战略合作协议，将乡村旅游建设作为贷款融资的重点；2014年江苏省旅游局与农行江苏省分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在包括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支持下，坚持旅游与金融互动耦合发展，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旅游发展模式。二是融资渠道得到拓宽。2012年全国第一只智慧旅游产业基金由江苏物泰发起成立，该基金将为有竞争力的智慧旅游企业提供股权投资扶持。2013年，为支持江苏旅游项目的发展，省财政厅和省旅游局联合设立了江苏省旅游产业发展基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旅游企业融资难问题。
综上所述，江苏优越的资源和区位条件、厚实的经济基础以及政策的扶持必将使其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程度得到提升，一方面，旅游业在金融业的支持和助推下，打开投融资之门，优质企业必将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金融业在服务旅游经济同时，创新金融工具和产品，培育新的增长点。
3.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江苏全省及其省辖市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研究2001―2013年江苏省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耦合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02―2014）、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3）、江苏旅游业年度报告、江苏13市统计年鉴及13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13），保证了数据具有较强的可靠性与权威性。在已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对两个产业综合评价值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值高达0.971，结果表明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两者具有较强的耦合互动发展关系。根据公式（3）～（6）对江苏旅游业和金融业系统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进行了计算（表2）。
3.2 实证分析
3.2.1 全省情况分析
据上述耦合评价模型，分别计算出2001―2013年江苏全省旅游业与金融业系统的各项综合评价值，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数值（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1―2013年江苏全省的旅游业与金融业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基本呈逐年递增态势，表明两个产业13年间整体发展状况良好。从旅游业综合评价值来看，2003年、2013年出现下降情况，其余年份均为上升状态。形成以上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1999年实行的黄金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苏旅游的迅速发展，2001年、2002年旅游业增速明显。2003年受SARS疫情的影响，使旅游业发展出现了下滑。2004年旅游业发展速度最快，同比增长率达到225%。从2005年开始每年增长速度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的奥运会对江苏旅游有一定促进作用，但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增速未见明显提升。2010年上海世博会带动了江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2011年、2012年后世博时代使旅游业发展趋缓。2013年受全球经济不景气、人民币升值、食品安全、雾霾天气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导致海外游客减少，造成江苏入境游出现了“双下降”1。从金融业综合评价值来看，各年均呈F上升趋势，其中2004年、2005年、2007年和2009年的上升幅度超过30%。究其原因，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好转和各项扩大需求的政策作用下，2001―2003年江苏金融业保持稳定的增长。2004―2007年江苏省经济连续保持高位平稳发展，金融业综合实力增速明显。2008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金融业吸引外资大幅减少，增幅有所下降。2009年银行机构数大幅提升，共设立各类银行机构44家，相当于前5年机构设立的总和，全年新增贷款9137.6亿元，创历史新高2。2010年以后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金融运行平稳，增长速度开始下降，直到2013年世界经济温和复苏，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升，增速又出现加快势头。根据旅游业与金融业的发展水平，2004―2012年为>，表明旅游业发展情况优于同期的金融业，而金融业发展的滞后性，说明了金融业对旅游业的支持和服务还不能满足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制约了江苏旅游业的发展。
从2001―2013年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分布来看，江苏省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度在0.855～1.000之间，其均值为0.979，表明江苏省13年间两个产业互动发展的耦合性良好，要素之间互动强劲。与此同时，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在0.238～0.949之间，其均值为0.643，呈现逐年持续上升的态势，其中，2001―2004年为失调阶段，该阶段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的影响程度低且协同度较弱，两个产业之间促进作用不强；随着2005年江苏经济总量、三大需求、工农产值、城乡居民收入等各项经济指标均创近年新高3，旅游业与金融业的综合水平得到了快速发展，两个产业在特色旅游金融服务、旅游多元化融资渠道、旅游保险市场、旅游企业支付环境、旅游消费贷款、旅游金融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耦合发展，产业间的互动耦合也进入协调阶段，2005―2013年协调程度越来越高，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逐步增强。
3.2.2 分区分市情况分析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江苏省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耦合发展情况，依据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出2001―2013年江苏省3大区域及13市旅游业与金融业系统的各项综合评价均值，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均值（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1―2013年江苏省13市的旅游业与金融业系统的综合评价均值区域间存在明显差异，基本呈苏南、苏中、苏北递减态势。从两个产业综合评价均值来看，苏南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均值分别为0.770和0.673，苏中地区次之为0.419和0.379，苏北地区最低仅有0.292和0.261，苏中、苏北的旅游业和金融业综合评价均值都低于全省平均值。由此可见，苏中和苏北的旅游业和金融业综合带动效应远不如苏南地区，对整个江苏旅游业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也较弱。从分市情况来看，旅游发展水平最高的是苏州，均值为0.938，而金融业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南京，均值为0.882，全省两个产业发展水平最低的是宿迁，仅为0.045和0.152。南京、无锡和苏州的旅游业和金融业综合均值超过0.70，为两个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常州、镇江和南通的均值低于0.70超过0.40，为两业发展中等水平地区；扬州、徐州和连云港的旅游业均值低于0.70超过0.40，金融业均值却低于0.40，为旅游业发展中等而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泰州、淮安、盐城和宿迁的两业均值低于0.40，为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将13市旅游业与金融业综合评价均值进行对比，>的地区有南京、常州、苏州、镇江、扬州、徐州、连云港，表明以上地区旅游业发展整体情况优于金融业，而其他地区则为旅游业发展滞后于金融业。
从耦合度平均值来看，2001―2013江苏省3大区域及13市旅游业与金融业均处于高度耦合状态，除宿迁（0.840）外，其余地区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度值都大于0.90，表明各地区两个产业系统要素之间达到较好的共振耦合。同时，江苏省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非常显著，13市的耦合协调度在0.316～0.951之间，其均值为0.643，协调度最高的是南京，最低的是宿迁。苏南地区的耦合协调度（0.842）显著高于苏中（0.582）和苏北（0.479），苏南5市均为协调状态，其中，南京、苏州达到了优质协调；苏中3市虽然也均实现了协调，但协调等级低，南通和扬州为初级协调，而泰州仅为勉强协调；苏北5市大都为失调状态，仅徐州和连云港为勉强协调。
3.3 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上述结果，本研究认为影响江苏省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程度的因素可以分为外因和内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基础、区位、资源条件及政府政策支持，而影响两个产业耦合的内部因素则由产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从外部因素角度来看，南京、无锡、苏州等苏南城市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带，紧临上海，经济基础较好，各种生产要素流动便捷，“苏南模式”“昆山之路”“江阴板块”等一系列优质发展模式成为支撑苏南经济高速增长的生力军[35]。苏中、苏北距中心城市的位置相对较远，受经济中心的吸引和辐射比较弱，经济基础远不如苏南地区发达。同时，苏南旅游资源丰富且知名度较高，截止2014年10月，江苏拥有4A级以上旅游景点160家，其中，苏南5市就占有98家1。相反，苏中、苏北大多地区旅游资源欠缺，高品质的景点和项目不足[36]，导致金融业无法对旅游业进行有效投入，出现南通、泰州、淮安、盐城和宿迁等旅游业发展滞后型城市。此外，政府政策对产业间耦合发展方面提供指导，宽松的政策有利于产业分工和协作，从而促进产业互动协调发展。江苏在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发展的政策支持方面整体较弱，且在苏南、苏中、苏北区域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向旅游企业流入的引导资金不足、政策执行的长效机制不健全、政策落地困难、推进缓慢及实施过程中缺少明确的牵头部门等问题。
从内部因素角度来看，旅游业与金融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影响了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江苏旅游业虽然在过去35年实现规模从小到大的跨越，产业地位明显提升，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苏南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五市中南京、无锡和苏州属于旅游发达地区，镇江和常州为旅游较发达地区[37]，且金融业支持力度较大，两个产业耦合紧密，协调度等较高。而苏中、苏北部分地区由于旅游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旅游企业经营规模小、管理不规范、产权不明晰、信用等级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缓慢，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出现融资渠道受阻、融资成本高等现象。对于2004―2012年江苏出现的金融业相对旅游业发展滞后现象，表明金融业中资本市场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固守风险规避，要求资金在安全性的前提下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收益率，而旅游基础设施和项目的投资量大、周期长、风险难以控制，相悖的供需加大旅游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另外，按照信贷配给理论，银行倾向于贷款给抵押充足的企业或者项目，而部分景区采用经营权、收费权等未来收益的方式抵押，由于潜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严重制约了金融对旅游的支持。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在分析旅游业与金融业系统互动耦合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评价模型和耦合指标体系，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对江苏省2001―2013年旅游业和金融业耦合发展的时空演变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1）江苏全省旅游业与金融业在研究期内发展较快。旅游业和金融业的综合评价值在13年间得到了大幅提升，分别从0.032、0.101增加到0.883、0.918。2004―2012年为>，表明旅游业发展超前且金融对旅游支持力度不够，两个产业间的联合多为旅游资本追逐金融资本。
（2）旅游业与金融业两个系统存在显著的耦合发展关系。江苏省13年间两个产业互动发展的耦合度变化不大，其均值为0.979，说明两者要素互动强劲。耦合协调度变化幅度较大，从2001年的0.238提升到2013年的0.949，协调等级也越来越高，2005年作为耦合协调度的分界点，之前为失调阶段，之后进入协调阶段。
（3）旅游业与金融业区域间发展具有显著差异。两个产业综合评价均值呈苏南、苏中、苏北递减态势。13市中>的地区有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扬州、徐州、连云港，表明以上地区旅游业发展整体情况优于金融业，而其他地区则为旅游业发展滞后于金融业。
（4）旅游业与金融业区域间耦合协调度有待提升。江苏3大区域及13市旅游业与金融业皆处于高度耦合状态。而耦合协调度数值显示达到优质和良好协调的城市只有南京、苏州和无锡，尚有淮安、盐城和宿迁处在失调阶段，其余地区虽然实现了协调，但协调等级低，仅为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
4.2 建议
综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江苏旅游业和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发展不仅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产业自身的特点更是制约两业耦合的重要因素。为促进江苏旅游业和金融业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今后应重点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一方面，加大金融支持和服务。在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互动过程中，旅游业的资金缺口大与信用等级低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所以要实现金融的支持，首先应提升旅游业的信用等级。江苏旅游企业通过探索项目“BT”（建设―移交）、“BOT”（建设D经营D转让）、“TOT”（转让D经营D转让）等模式[38]，转让一定时期特许权、运营权或一定比例收费权的方式来提高自身的信用保证，增加信用等级。其次是拓宽金融业的信贷方式。针对旅游景点投资期限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对于江苏“三圈三带三轴”规划内重点旅游开发项目，可发展信贷组合管理工具――银团贷款，而中小旅游企业可以实行联保联贷等方式，实现贷款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最后是强化旅游金融服务。金融机构要完善旅游区各项网络基础服务设施，为旅游者提供线上、线下支付、消费等旅游电子化服务。在江苏全省推行金融旅游卡，金融机构联手旅游企业结成战略同盟，集信用卡和旅游服务、消费功能于一体，实现“一卡在手，玩转江苏”。此外，金融机构应简化个人旅游信贷的申办程序，鼓励使用个人信用担保来实现贷款业务。
另一方面，新耦合发展模式。为促进旅游业的加速发展和转型升级，借鉴已有的参考文献[39-41]，江苏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可采用以下3种模式：主动耦合模式、互动耦合模式和重组耦合模式。耦合协调均值处于失调阶段的淮安、盐城和宿迁适用主动耦合模式，旅游业主动争取金融资金的投入和政策的支持，金融业则跨越该产业与旅游业之间的产业边界来促进和助推旅游产业发展，此模式是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发展的最基本模式。对于已经达到协调但等级较低的镇江、常州、南通、扬州、泰州、徐州及连云港可采用互动耦合模式，该模式强调两个产业要素相互渗透、两个产业资本互动耦合，实现由产到融和由融到产的两业产融结合历程，最终达到改变对方产业链的目的。随着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的不断深入，对于耦合协调度达到优质和良好的南京、苏州和无锡等地区，可以采用目前两个产业耦合发展最高形式――重组耦合模式，该模式引入金融业的理念和做法，通过旅游资源、产品等方面的资产化，放大和创造旅游要素价值，扩展旅游产业发展空间，使旅游业在重组发展中提升自身的价值链，形成新型的旅游金融发展方式。
本研究从产业耦合角度研究旅游业与金融业互动发展，利用耦合评价模型测度两个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对两个产业的良性耦合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耦合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对研究模型的运用不够深入，导致区域内横向比较和区域间纵向演变的研究尚存在不足，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Vogel L H. Entertainment Industry Economics： A Guide for Financial Analysis [M]. Song Rui， Lin Hong， trans. Beijing： Citic Press， 2003： 7-16. [哈罗德・L・瓦格尔. 旅游经济学： 金融分析指南[M]. 宋瑞， 林红， 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 7-16.]
[2] Peric J， Mujacevic E， Simunic 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investments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Cultural Studies， 2011，（1）： 1-17.
[3] Hawkins E D， Mann S. The World Bank’s rol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2）： 348-363.
[4] Markandya A， Taylor T， Pedroso S.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Recent World Bank Experience [R]. Bizkaia： BC3-Basque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2014： 20-25.
[5] Yang Jianchun， Shi Ruo. Comparison of the dynamic effects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Guizhou and Zhejiang [J]. Social Scientist， 2014， （6）： 88-92.[杨建春， 施若. 金融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动态效应比较――以贵州、浙江两省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14， （6）： 88-92.]
[6] Ye Chunming， Zhao Yuhua. Study 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J]. 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10）： 57-61.[叶春明， 赵宇华.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9， （10）： 57-61.]
[7] Hu Wenlin. Suggestion on financ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Lushan in Jiangxi [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2，（12）： 80-82. [胡文琳. 金融推动旅游文化发展的建议――以江西庐山为例[J]. 金融与经济， 2012，（12）： 80-82.]
[8] Jiang Feng. Study 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akka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J]. China Statistics， 2014，（5）： 44-46. [江锋. 金融支持客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J]. 中国统计， 2014，（5）： 44-46.]
[9] Wang Zhiyong， Zhao Yu.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Yunnan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Lijiang [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07，（7）： 113-116. [王智勇， 赵越. 金融支持云南旅游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丽江为例[J]. 济问题探索， 2007，（7）： 113-116.]
[10] Hu Haiyan， Huang Lin， Luo Honglian. Development of tourist resources and choice of financial support： With financial backup for the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5A Keketuohai natural attraction as a case [J].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2， 33（6）： 32-38. [胡海燕， 黄林， 骆红莲. 新疆旅游资源开发与金融支持路径选择――以金融支持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可可托海景区发展为例[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3（6）： 32-38.]
[11] Wang Yili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ourism financial innovation [J].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12，（7）：9-11. [王一林. 旅游金融创新的探索与实践[J]. 国际金融， 2012，（7）： 9-11.]
[12] Yang Fuxing，Shu Hai.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finance [J]. Tourism Research， 2012，（3）： 20-22.[杨复兴， 舒海. 旅游金融的发展思考[J]. 旅游研究， 2012，（3）： 20-22.]
[13] Choi D， Valikangas L. Patterns of strategy innovation [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19（4）： 424-429.
[14] Shaw S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 Shao Fujun， Xu Xiaoming， trans.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20-26. [爱德华・S・肖.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 邵伏军， 许晓明，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8： 20-26.]
[15] Mckinnon I R.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M]. Lu Co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15-21. [罗纳德・I・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M]. 卢骢，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 15-21.]
[16] Hellman T， Murdock K， Stiglitz J. Financial restraint： Towards a new paradigm [J]. Economic Herald， 1997，（5）： 42-47. [托玛斯・赫尔曼， 凯文・穆尔多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金融约束：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 经济导刊， 1997，（5）： 42-47.]
[17] Cheng Jin， Lu Lin， Zhu Fubiao. On the study progress of tourism industrial merg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4）： 13-19. [程锦， 陆林， 朱付彪. 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进展及启示[J]. 旅游学刊， 2011， 26（4）： 13-19.]
[29] Gong Yan， Guo Zhengrong. Study on the efficiency and countermeasures of Jiangsu tourism： Analysis based on super-efficiency DEA and Malmquist index [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14， 28（4）： 7-12. [龚艳， 郭峥嵘. 江苏旅游业发展效率及对策研究-基于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4， 28（4）： 7-12.]
[30] Zhu Yingli， Li Xiaoji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Henan [J].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09， 25（5）： 69-73.[祝英丽， 李小建. 河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09， 25（5）： 69-73.]
[31] Wang Yongsheng， Ao Haiyan， Chen Hang. Research on 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Shen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 7（4）： 304-308.[王永胜， 敖海燕， 陈航. 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评价研究[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7（4）： 304-308.]
[32] He Yiqing， Liao Wenqiang， Bai Caiquan， et al. A study on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betwee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six provincial capitals of central China [J].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2014， 31（7）： 70-75.[何宜庆，廖文强，白彩全，等.中部六省省会城市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发展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14， 31（7）： 70-75.]
[33] He Ruiya， Zhang Yuxi.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reg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nd public finance system：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8 provincial regions of China [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4， 28（7）： 31-37. [和瑞， 张玉喜. 区域科技创新系统与公共金融系统耦合协调评价研究――基于中国28个省级区域的实证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28（7）： 31-37.]
[34] Project Group. The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of Jiangsu financial industry [J]. Journal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10（5）： 47-55. [课题组. 江苏金融业发展的对策研究[J].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0（5）： 47-55.]
[35] Pan Linyuan， Ji Wenlin. The cause and countermeasur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of Jiangsu [J]. Contemporary Economics， 2008，（5）： 89-93. [潘林元， 吉文林. 江苏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因及对策[J]. 当代经济， 2008，（5）： 8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