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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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第1篇
土壤污染问题突出
与水体和大气污染相比，土壤污染有其明显的特点。
一是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一般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察觉。而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甚至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土壤污染从产生到发现危害通常时间较长。
二是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与大气和水体相比，污染物更难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
三是土壤污染具有不均匀性。由于土壤性质差异较大，而且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导致土壤中污染物分布不均匀，空间变异性较大。
四是土壤污染具有难可逆性。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另外，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降解。
五是土壤污染治理具有艰巨性。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则很难恢复。总体来说，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湖南常德市是“土十条”规定的六个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之一，也是长期以来重金属污染较为突出的地区之一。
在常德市石门县白云乡，有一座1500多年历史的全亚洲最大的雄黄矿。当地上万亩土地长期笼罩在砷污染的阴影中。
2014年，国务院批复的《石门雄黄矿区重金属污染“十二五”综合防治实施方案》已经实施两年，因为投入不足，进度并没有达到预期。当年媒体集中报道了石门砷污染问题。
当地环保部门曾表示，期望国家层面的气、水、土三个“十条”来给予支持和指明方向。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从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南方的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四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土壤修复与风险监控
受污染的土壤可以通过修复降低其风险或危害，恢复其功能，但一般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时间。土壤修复是指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转移、吸收、降解和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浓度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或将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的物质，一般包括生物修复、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3类方法。由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有时需要采用多种技术。
生物修复技术是上世纪80年展起来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生物特有的分解有毒有害物质的能力，达到去除土壤中污染物的目的，主要包括植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技术和生物联合修复技术。优点是不破坏土壤有机质，不对土壤结构做大的扰动，成本低；缺点是修复周期长，通常不适宜对高浓度污染土壤的修复。
物理修复是指通过各种物理过程将污染物从土壤中去除或分离的技术。目前常用的技术包括客土法、热脱附、土壤气相抽提、机械通风等。优点是修复效率高、速度快；缺点是往往成本偏高等。
化学修复是指向土壤中加入化学物质，通过对重金属和有机物的氧化还原、鳌合或沉淀等化学反应，去除土壤中的污染物或降低土壤中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或毒性的技术。主要包括土壤固化稳定化、淋洗、氧化还原等。优点是修复效率较高、速度相对较快；缺点是容易破坏土壤结构、因添加化学药剂易产生二次污染等。
“土十条”指出，对于轻度及中度污染耕地，采用“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对于重度污染耕地，采用退耕还林还草或种植结构调整。可以看到，未来污染耕地的治理将以农业生态修复为主，而重度污染耕地直接采用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来进行管控。
市场层面，证券、媒体、行业组织等对污染耕地的市场预测多以万亿计，且多在3-5万亿之间。而这均以“十二五”期间的单位修复成本（3-5万元/亩）为预测基础。未来，随着耕地污染治理技术的调整，市场将大大缩水。“土十条”中提出，“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面积达到1000万亩。”根据已有农业生态修复技术范畴类项目的统计，该类技术成本约5000元/亩，1000万亩的治理费用约500亿元。我国污染耕地治理与修复的市场总量约为千亿规模，远远达不到几万亿的规模。“十三五”期间，耕地污染治理的市场将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份。
向土壤污染宣战
国务院的“土十条”，开启了我国全面治土的新里程。在人们面对“常外毒地”、“毒跑道”、“镉大米”等公共事件的焦虑时，这份历经3年修改、50次易稿的“土十条”的可谓恰逢其时。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尚未形成。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科学家开始关注矿区土壤、污灌区土壤和六六六、滴滴涕农药大量使用造成的耕地污染等问题。“六五”和“七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支持开展农业土壤背景值、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和土壤环境容量等研究，积累了我国土壤环境背景的宝贵数据，在此基础上制订并于1995年了我国第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保护部2014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我国耕地土壤总点位超标率为19.4%，以轻微（13.7%）及轻度（2.8%）污染为主。而据江苏省（宜兴）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土壤环境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编制的《中国土壤修复技术与市场研究报告（2016-2020）》显示，我国耕地重金属污染面积约为1.7-2.1亿亩（污染比例8.2%-10.2%），污染区域主要为工矿企业周边农区、污水灌区、大中城市郊区和南方酸性水稻土区等。
我国从“十五”期间开始研发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特别是“十二五”以来，在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下，初步建立了针对不同土壤污染物、污染程度、土地利用类型等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用地；土壤污染；安全保障措施
[中图分类号]X53[文献标识码]A
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自然资源，在维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工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问题，直接影响农业发展、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农田土壤状况直接影响着农作物生长和食品安全。據首次全国性土壤污染普查结果显示，当前全国土壤总超标率达到16.1%，总体不容乐观。污染类型以无机污染（重金属）为主，有机污染（农药）次之；不同土地类型中，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堪忧。农用地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累积性的特征，人们无法在污染初期通过嗅觉和视觉发现污染物所在，而是通过长期污染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通过植物指示，加上化学分析，才能判定其污染物的存在及其危害程度。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的结果，我国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对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构成安全隐患，急需加强农用地土壤环境的监督管理，防控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止造成污染危害，实现安全利用。
1农用地土壤污染来源
1.1矿产资源开发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和矿藏开采后的废弃物使得矿区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影响最深刻的便是土壤环境。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或者废弃后污染物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入土壤，一是通过大气干湿沉降进入土壤；二是随矿山废水进入土壤；三是废石、尾矿的不合理堆放。煤矸石不但直接占用大量农田，而且在风力、降水等自然力的作用下，通过直接渗透、飘尘沉降、雨水冲刷等方式将大量有害有毒物质，如汞、铬、镉、铜、砷等带入土壤，煤矸石中含有的放射性物质还会导致土壤的辐射性污染。
1.2固体废弃物污染
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垃圾是土壤固体污染的主要来源。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废弃物随意堆积，重金属元素会在雨水的淋洗下向土壤中释放其有效态成分，造成土壤污染。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主要来源于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
1.3农业污染
农业土壤污染的途径主要是化肥、农药、地膜、畜禽养殖等。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化肥施用量巨大。但是，过度使用化肥会使土壤酸化，造成土壤胶体分散、结构破坏，土壤板结，另外未被作物吸收的氮、磷等随着农田排水扩散，造成更大面积的土壤污染。农药曾一度被认为是农业发展史上三大技术革命之一，但是，农药的长期大量使用，使土壤中的农药残留不断累积，污染程度不断加大。农民施用的某些农药会随着降雨进入土壤，并长期残留，严重损害了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生存，而且会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量超标，危害人体健康。
农用地膜良好的增温保墒效果对中国农业产生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但同时随着地膜覆盖技术的普及，残留农用地膜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大量的残留地膜破坏土壤结构，危害作物正常生长发育并造成农作物减产，进而影响到农业环境。
由于畜禽养殖规模化水平较低，粪便利用率不高，畜禽养殖污水基本都是直排，其主要污染物为COD、BOD、NH4-N、TP、TN，一个规模养殖场的排污量不亚于1个中型工业企业的排污量。此外，由于畜禽饲料中添加铜、铅等微量元素和抗生素、动物生长激素，使得许多未被畜禽吸收的微量元素和有机污染物随粪便排出体外，这种不合格的畜禽粪便肥料也会造成土壤污染。因此，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的畜禽粪便已成为有毒物质集中的“库”，使用有机肥导致土壤重金属、多氯联苯、有机酚类、亚硝酸胺类物质的积累，严重污染土壤环境。
1.4生活污染
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用于灌溉农田，将会使污水中的有害物质带入农田，污染土壤，此外，生活中的固体垃圾种类繁多，所含的有毒物质也各不相同，既有放射性元素，又有病原菌和寄生虫，这些垃圾进入农田之后，经过雨水浸淋，其渗出的有毒物质侵入土壤，就会改变土质和土壤机构，影响土壤中微生物活动，妨碍植物的生长。
2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任务
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的目标主要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农用地特别是农产品产地是生产的“第一车间”，研究表明，土壤中的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会随着作物生长迁移到作物可食部分，进而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好产地土壤，实际上就是从源头上防范了产品受害，将产地和产品结合起来保护，把保护产地土壤作为保护农产品的重要内容，通过轮作、间作、季节性休耕等农艺措施保护，既能实现土壤污染治理，又可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还可以发挥已污染土壤的生产功能，缓解粮食供给压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1深入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相比大气、水污染，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基础薄弱，存在底数不清、资料不系统等特点。2016年5月，国家制定并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将深入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同时要求统一规划、整合优化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形成土壤环境监测能力。根据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环土壤﹝2016﹞188号），我国已全面启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十五”以来，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和农业等部门相继组织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等专项调查，初步掌握了全国土壤污染的总体情况和基本特征。但由于调查工作目标、内容范围不一致，在系统性、精细化等方面不能完全满足确定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和分布的精度要求，调查结果难以支撑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风险管控的需求，迫切需要开展一次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2.2分类管控，合理规划
按污染程度将农用地划为三个类别，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的划为优先保护类，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划为安全利用类，重度污染的划为严格管控类，以耕地为重点，分别采取相应管理措施，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一方面，要推进轻度和中度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在重度污染区，调整种植结构，制定退耕还林还草计划；另一方面，完善政策制度，有序推进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少耕免耕、粮豆轮作、农膜减量与回收利用等措施实施。督导农村土地流转的受让方履行土壤环境保护的责任，避免因过度施肥、滥用农药等掠夺式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2.3实行源头管控
一是严防矿产资源开发污染、涉重金属行业污染。在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的区域，执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严控重点污染物排放；要全面整治历史遗留尾矿库，根据实际情况，完善覆膜、压土、排洪、堤坝加固等隐患治理和闭库措施，全面整治遗留尾矿库；二是提高地膜质量，提高地膜回收率。要鼓励废弃农膜回收和综合利用，研究制定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激励办法，开展废弃农膜回收利用试点。最后，要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严格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过程，防止过量使用，促进源头使用。要加强畜禽粪便综合利用，在部分生猪养殖区开展种养业有机结合、循环发展试点。
2.4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根据国土、农业部门现有掌握的受污染耕地情况，实施治理与修复。以重污染工矿企业、集中污染治理设施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建设综合防治先行区。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各地区以影响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的突出土壤污染问题为重点，制定本行政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明确重点任务、责任单位和分年度实施计划，建立项目库。
3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保障措施
3.1构建管理体系，落实主体责任
按照“国家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原则，建立完善土壤环境管理体制，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属地责任。建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另外各地区还要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督查制度。
3.2统筹资金使用，确保重点任务
要加大资金统筹力度，支持开展土壤环境监测、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与修复、监督管理等工作的资金投入，重点向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倾斜。将农村垃圾收集、清运、处理处置及农村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运行资金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形成长效的资金投入机制。
3.3狠抓能力建设，夯实防治基础
要加强土壤环境监测、监管执法、应急能力等建设，配备必要的监测仪器设备、现场执法装备等。着力提升队伍业务素质，省、市每年分别至少开展1次土壤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培训。
3.4加快科研投入，提升防治水平
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自身科研优势，开展土壤污染调查监测、风险管控、治理修复等关键技术研究。建设土壤污染防治实验室、科研基地，加快推进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在各级科研课题中设立土壤污染防治专项，加大对土壤污染防治类科研项目支持力度；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研究成果、技术的转化和推广应用，促进产业化发展。
3.5开展宣传教育，提升保护意识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第3篇
一、总体要求
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和省、市推进净土行动的部署要求，深入推动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为目标，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负责、部门有责”，坚决完成国家、省及市关于打赢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各项工作任务，扎实有效推进净土保卫战。
二、主要目标
按照省和市统一安排部署，完成全县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建立全县污染地块清单和优先管控名录以及耕地质量分类清单；强化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全县受污染耕地、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全部实现安全利用；严格落实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完成上级下达我县减少重点行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任务。
三、重点任务
(一)强化土壤环境调查监测
1.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的布点采样、分析测试、数据上报、成果集成等工作，全面掌握重点行业在产企业和关闭搬迁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及分布，建立污染地块清单和优先管控名录。（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各乡（镇）政府、平安街道办、经济开发区负责落实，以下不再逐一列出）
2.优化土壤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完善全县土壤环境监测体系，配合国家和省、市开展土壤环境质量国控、省控点位例行监测。按照年度监测计划，组织对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工业园区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周边土壤开展监督性监测，2020年10月底前，监测结果上报省生态环境厅，纳入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统一管理使用。对监测发现的土壤超标情况，进一步开展溯源排查，查明并及时阻断污染源。（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3.加强重点区域耕地土壤环境监测。对农产品污染物含量超标、污水灌溉等区域农用地地块进行重点监测，及时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污染范围、风险水平等。对产出农产品污染物含量超标的耕地，发现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论实施分类管理。加强农田灌溉水水质监测和监督检查，防止未经处理或达不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废（污）水进入农田灌溉系统。（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4.推进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应用。根据省、市统一安排部署，集成分析、综合运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开展高风险区域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深度调查和周边污染源溯源排查。开展污染成因分析，对污染源进行溯源排查，6月30日前，建立重点污染源管控和整治清单，纳入限期治理计划，严厉打击非法排污，有效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传输途径，切实防止边治理边污染。根据全县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分析结果，按程序及时通报有关乡（镇），为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提供基础信息。（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二)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
5.划定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加快推进全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全部完成划定工作，建立全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档案和分类清单。划分结果，报请县政府审核后提交市农业农村局。未利用地、复垦土地等拟开垦为耕地的，应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依法进行分类管理。（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6.加强优先保护类耕地建设管理。将符合条件的优先保护类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或纳入永久基本农田整备区，在优先保护类耕地分区域、按年度、按计划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2020年6月底前关闭拆除。统筹矿产资源开发与永久基本农田调整划定的关系，确需对重金属等污染威胁的永久基本农田进行调整的，按照相关要求进行补划。依法加强对未污染土壤的保护，对未利用地不得污染和破坏。（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行政审批局等）
7.严格落实耕地风险防范措施。2020年5月20日前，各乡镇组织完成辖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工作方案制定、报备。对安全利用类耕地，应结合当地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采取农艺调控、低积累品种替代、轮作间作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对严格管控类耕地，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鼓励采取调整种植结构、退耕还林还草、退耕还湿、轮作休耕等风险管控措施。10月底前，全县所有受污染耕地全部实现安全利用和风险管控。（责任部门：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三)严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8.组织开展建设用地风险调查排查。对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土地使用权人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2020年6月底前，组织对未经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已开发利用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进行摸底调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人居环境安全。（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9.强化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联动监管。完善疑似污染地块名单、污染地块名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强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的污染地块信息共享和联动监管机制。强化关闭搬迁企业腾退土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以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企业为重点，严格企业拆除活动的环境监管。对违反《土壤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的行为，依法对相关企业、土地使用权人或土壤污染责任人进行严肃查处。（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科技和工业化信息局等）
10.科学合理规划土地用途。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要充分考虑土壤污染风险，合理确定土地用途。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必须符合规划用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等单位周边，不得规划布局有色金属冶炼、焦化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2020年底前，推进疑似污染地块、污染地块空间信息与国土空间规划的“一张图”汇总；已上传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的疑似污染地块及污染地块实现“一张图”管理。（责任部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11.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不得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事项。涉及成片污染地块分期分批开发或周边土地开发的，要科学设定开发时序，防止受污染土壤及其后续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对周边人群产生影响。对开发建设过程中剥离的表土，要单独收集和存放，符合条件的优先用于土地复垦、土壤改良、造地和绿化等。（责任部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行政审批局等）
12.加强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及修复。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要采取风险管控措施，开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需要治理与修复的污染地块，土地使用权人要编制修复方案。加强治理与修复施工的环境监理，防止造成二次污染。按要求将达到治理与修复目标要求，且可以安全利用的地块移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四）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整治
13.减量使用化肥农药。加强农药、肥料、农膜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管理，禁止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规范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使用，推进农业投入品包装废弃物回收及无害化处理。2020年，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31%以上，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0%以上，农药利用率达到40%以上，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90%以上，化肥利用率提高到40%，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
14.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指导农业生产者合理使用农膜，严厉打击违法生产和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农膜的行为。积极推进废弃农膜回收，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利用试点示范，完善废旧农膜回收网络，开展农膜使用及残留监测评价。2020年，全县农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农田残膜“白色污染”得到有效控制。（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15.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资源化利用。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2020年底前，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五）强化重点领域污染防控
16.强化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严格落实总量控制制度，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新、改、扩建涉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实施等量或减量替换。加大减排项目督导力度，确保项目按期实施。继续推进涉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列入污染源整治清单的企业，年底前完成综合整治任务。（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行政审批局）
17.加强重点企业土壤环境监管。加强对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等行业企业土壤环境监管，制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将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责任和义务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要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落实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制度。2020年10月底前，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统一部署，开展土壤环境自行监测，编制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报告。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要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方案，防止污染土壤和地下水。（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等）
（六）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管控
18.强化矿产资源开发污染监管。加大矿山地质环境和生态修复力度，新建和生产矿山严格按照审批通过的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加快推进责任主体灭失矿山迹地综合治理。加强尾矿库安全监管，运营、管理单位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建立环境风险管理档案，防止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土壤污染。（责任部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19.规范固体废物利用处置。加强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完善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设施。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促进工业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推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加强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处置等环节的环境监管，依法查处违法排污等行为。（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县发展和改革局等）
20.强化危险废物监管。严格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加强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规范化管理核查。统筹区域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加快补齐利用处置设施短板。积极推进重点监管源智能监控体系建设，加大危险废物产生、贮存、转运、利用、处置全流程监管力度。规范和完善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处置体系，2020年底前，全县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和集中处置率达到100%。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倾倒和处理处置等违法犯罪行为。（责任部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公安局等）
21.健全垃圾处理处置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清理现有无序堆存的生活垃圾。加快国家确定的我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试点工作。2020年，建设完成符合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县城达到98%以上。（责任部门：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水利局等）
（七）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22.抓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加快推进庄上——连泉一带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评估验收工作，总结试点成效、经验，为全县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提供经济适用、可参考、可复制的实用技术模式，持续巩固庄上-连泉一带土壤污染修复项目治理成果。（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农业农村局等）
23.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评估。在市统一安排部署下，自行对我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全面掌握土壤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完成、政策体系制度创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体系与能力建设等情况。（责任单位：县生态环境分局等）
四、保障措施
一是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乡（镇）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壤环境质量改善负总责，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工作推进落实的组织调度和监督落实，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制定责任清单，层层压实责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完成土壤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二是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完善土壤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强化大数据在土壤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加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打通共享渠道，充分利用全国土壤环境信息管理平台，及时共享土壤污染防治相关信息。根据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不定期召开调度会议，督促各有关部门切实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职责，层层抓好落实，确保圆满完成国家和省、市各项目标任务。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第4篇
放眼全球，很多国家都曾遭遇过环境污染的难题，“品尝”过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在治理污染方面都走过漫长而艰辛的道路。然而，不少发达国家通过利用先进的技术与严格的法规进行污染治理，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不无借鉴与启示作用。
西方的前车之鉴
环境污染几乎是每一个工业化国家都曾经遇到的棘手问题。环境污染成为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始于18世纪末兴起的工业革命。
英国塔尔伯特港，塔塔钢铁公司的工厂。西方经济强国也经历了重污染的过程。
从18世纪下半叶起，经过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及日本相继经历和实现了工业革命。在这些国家，伴随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烟雾腾腾的城镇，发生了烟雾中毒事件，河流等水体也严重受害。
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水体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国外，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茨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烟污染也相当严重。至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其环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和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
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由此酿成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第一次显示了汽车内燃机所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在这一阶段，污染源增加，新的更为复杂的污染形式出现，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扩大，这体现出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危机愈加明显和深重。
20世纪50年代起，世界经济由战后恢复转入发展时期。西方大国竞相发展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也使得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
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对环境的认真治理，工作重点是制定经济增长、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长期政策。上世纪70-80年代，这些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上不断增加投资，如美国、日本的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它们十分重视环境规划与管理，制定各种严格的法律条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和预防污染，努力净化、绿化和美化环境。到80年代，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的环境问题。
1992年6月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标志着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环境保护工作又迈上了新的征途——从治理污染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范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环境与发展”则成为世界环保工作的主题。
在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重蹈发达国家覆辙的情况下，重新审视与研究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的历史，学习这些国家治理污染的经验，就显得十分的必要和迫切。
英国：利用技术科学治污
20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钢铁、煤炭、化工和其他行业的繁荣，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废料处理和运营管理的疏失，也导致了化学废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带来非常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规范，目前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三方面的技术。
对于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国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和水务局(公司)，对整个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国政府开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设城市污水排放系统和河坝筑堤。1950年至今进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仅重建和延长了伦敦的下水道，还建设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加强工业污染治理，采取对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设污水处理厂470余座，日处理能力为360万吨，几乎与给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处理费用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经过100多年的综合治理，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强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为国际上治理效果最显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间，泰晤士河总污染负荷减少了90%，河流水质已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100多种鱼重返泰晤士河。
日本：针对立法 问责严厉
在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土壤污染对策法》的立法目的旨在通过确定土壤中的特定有害物质进而实施土壤污染防治对策保护公众健康、确立相关措施防止人体健康受到污染的侵害等，主要内容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划定受污染区域、消除污染措施的相关规定、变更土地形式和土地使用计划的相关规定、委派调查机构、促进法律实体等相关规定等等。显而易见，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内容仅限于对已经污染的土壤的改良和恢复。但是，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外围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染防治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外围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Dioxine物质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来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日本在水资源安全问题上同样有过沉痛的教训。从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各地连续发生多起水污染造成的社会事件，引起日本全国的强烈反响。如九州地区的熊本县，由于当地的化肥厂直接排放含有汞的废水，使当地居民患上脑神经麻痹的怪病。
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企业排污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日本首先从立法开始，短短几年，先后通过了《控制工业排水法》《水质污染防治法》《湖泊水质保全特别措施法》等法律，后来，日本又根据情况变化多次修改《水质污染防治法》。这样，日本主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就可以依据这些法律监督和管理水资源，并调查和追究污染水质的责任方。在这种法律和舆论的约束下，日本任何一级行政长官对水资源和居民用水的安全达标都不敢掉以轻心，否则不仅自己的“乌纱帽”不保，而且可能身陷法律纠纷。
日本为确保水资源安全，防止水污染，还建立了信息公开和居民查询制度。在许多城市，主管部门都在供水系统的各个环节设立了监控系统。如东京都，从上游的水源到最终段的居民家庭管道，一共安装了10多个检测点，共有60多项检测项目，而且随时公布这些项目的检测结果。居民每天可以从东京都水道局的网站上看到有关信息。如果居民感觉自己家中的水质有问题，可以电话询问水道局，或登门查询，水道局必须给予说明，或上门检查。
为解决企业排放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鞭子加糖块”的政策。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排放的企业，作出严厉的处罚。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向投资建设污水处理系统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还给予税率上的优惠。这些政策让企业知道，与其违法排污被罚高额罚金甚至企业倒闭，不如拿出些资金修建废水处理设施，而且还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政策引导使日本在短时间内就杜绝了企业排放污水问题。
德国：摸清家底 区别对待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对土壤进行监测，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并实施。
第三，建立污染场地数据库。如萨克森州对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德国还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清理。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亚：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园
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逐渐将重度污染的工厂企业慢慢搬离城市中心和住宅区周边。搬迁留下的空地会经环境署的严格评估并由开发商做出改造意见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允许将污染地块修复和转型为非工业用地。
澳大利亚很多受污染严重的土地最终并没有转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园、湖滨公园，由于可以广种树木、使土壤自然修复，更适合污染土地的转型。获得过多项大奖的澳大利亚BP石油公司遗址公园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场地改造后建成的。这座公园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并没有被运走，而是和有机物相结合，重新加以使用，通过自然法则，慢慢把土地净化。对于被污染土地的修复工作，澳大利亚的标准和规格非常高，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块，已经被改造成了适合全家出游的绿色天堂。
在悉尼西区一个工厂变住宅区的地块改造中，市政厅要求改造者必须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装进密封的卡车中，沿特定路线运出后，倾倒在专用的屏蔽空间内，最终用水泥板封存。光这种土壤修复就耗资500万澳币，约为2500万人民币。
土壤污染治理方案范文第5篇
“毒地” 修复再利用并非孤例。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过程中，原先处于市中心或者市郊位置的化工厂、造纸厂、矿场等相继迁出，为了达到地产开发的环保测评要求，这些受到污染的土地首先要经过一番“解毒”手术，尽管耗资不菲，但后续的土地增值效益更加可观。属于复合型重金属污染的沈阳冶炼厂地块，治理难度高，当时由沈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全权负责，根据其提供的数据，一共治理修复污染土壤15.2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修复后场地实现土地增值约7.3亿元。土壤修复市场价值魅力凸显，引得众多企业涌入掘金，并初现产业链雏形。
城镇化撬动千亿土壤修复市场
在经历30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受到污染的土壤面积有多广？目前并没有权威部门披露相关信息，但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正是这一问题的表征。环保部曾联合国土资源部斥资10亿元，耗时6年时间对全国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摸底，然而最终这一调查结果被束之高阁，未能公开。中国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不言自明，但真实情形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而给土壤修复行业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土壤污染主要分为有机污染（以农药污染为主）、化肥污染、重金属污染和其它污染。原环保总局早期调查显示中国大约90%的土壤污染为重金属污染。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的化工业和矿山开采、各类制造型工厂，以及近年兴起的IT产业供应链都是重金属污染的原凶。据公开报道，IT配套业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其中10%属严重超标。土壤污染具有延时性、隐蔽等特点，当土壤所受污染超过自身净化能力时，如不及时修复，重金属会不断累积，说其为定时的化学炸弹并不为过。
“毒地”规模庞大，但具有商业修复可能性的则相对“瘦小”许多。由于受到修复资金短缺等限制，污染地块必须要具备后续开发价值，地方政府才有足够的动力与资金去修复。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紧张，原工业、矿业用地，市郊的生活垃圾用地，或其它特殊用地（如危险品生产、贮运、处理处置等用地）都可能变身城市新区的一部分，污染地块必须经过治理方可再规划，而这部分治理成本通常都能够通过地块拍卖或升值收回。这也是为什么在城区污染场地修复、矿山土地修复和耕地修复三种土壤修复类型中，污染场地修复成为掘金焦点的原因。
污染场地修复的具体价格取决于受污染的程度及修复时限长短。从各地披露的信息看，一个大型污染场地的修复动辄耗资过亿元。2011年，武汉市环保局对口区化工企业搬迁后腾退的土地进行了初步调查，4118亩土地中，污染土壤面积为1260亩，占比30.6%，而后期的土壤与地下水详查及土壤修复工程总投资预算约24亿元。2013年，苏州、常州、无锡等地也相继推出了五六个上亿规模的项目。
据中科院地化所估算，目前中国城市受重金属污染地块共有七八百块，以此推算场地修复市场规模不下千亿元。而在未来，随着环保立法的跟进，矿山污染、耕地污染等更严重的问题或可解决资金难题，土壤修复企业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容。事实上，在环境产业发达的国家，土壤修复产业在环保行业中的产值份额高达30%-50%，而这一比例在中国当前还不到1%。 “十二五规划”中，节能环保行业总产值将在2015年达到4.5万亿元，庞大的基数效应加乘规模占比的攀升，可以预见，现在还稍显冷门的土壤修复产业在日后将攫取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本的关注。
40%高毛利集结产业资本
土壤修复行业刚刚起步，2011年，有20多家以“环境修复”为关键词的新公司注册，现在仅北京地区就已增加到100多家。行业前景看涨，传统的专业技术力量和受前景及高利润率诱惑的企业一同涌入，共同塑造着现下野蛮生长、无序竞争的行业格局。
从程序上看，土壤修复的过程大致可分为污染土壤的环境评估、修复方案的咨询设计、修复工程的实施，及修复后的验收测评。不过，由于中国土壤修复产业目前主要服务于房地产开发，且无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因此具体如何操作还是由开发商说了算。各地环保局科研所及相关院校如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等，由于具有专业知识上的积累，主要参与环境风险评估、方案咨询设计及验收测评这三个环节。在政府立项的重难点示范工程中，由于具备政治资源及地缘的优势，也会出现由科研机构全面负责的案例。但科研机构在产业中面临着施工资质缺乏、需借助外力修复施工以及实施效果好的修复技术因耗时长而难以进入商用市场两大竞争劣势。
相比科研机构，专业的土壤修复企业凭借资本和技术引进扮演着创新者的角色，其优势在于具有更好的市场敏感度，且能更方便地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国内第一例农药污染场地、焦化场地、石化场地修复项目均由其完成。纵观其发展历程，一方面是积极与传统科研机构的合作成立修复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借助外部知识力量提升自身技术；而另一方面，母公司北京建工集团也为其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凭借“立足北京”的区域优势抓住了北京城市改建的机遇。目前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已基本成长为全能型选手，业务也扩展至兰州、武汉等地。而在长三角等地，以杭州大地环保、北京高能时代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则在分食着中小型土壤修复项目。
资本同样已悄然入驻。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得到了红杉资本、北京国资部门及中持环保等的增资入股，而德丰杰基金也在密切关注这一产业中的投资机会。土壤修复产业的快速增长和高毛利是实业及资本捧场的重要因素。从创业板上市公司永清环保（300187）2012年的年报中不难看出，重金属土壤修复的毛利率高居所有业务之首，达到40%，且2012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6倍（表1）。
在市场规模扩大，而现存企业规模小、数量少的情况下，不少相关企业将土壤修复列入了转型扩张的新方向。通过巨潮信息检索发现，从事餐厨垃圾、固废回收处理的环保企业如江苏维尔利、桑德环境、铁汉生态等，均在积极储备与土壤修复相关的技术和人才，而园林景观类企业如东方园林，也毫不掩饰对生态修复市场的垂涎之意，在其二次创业的新发展战略中，计划以景观为切入点，整合流域治理和土壤修复技术，进军生态修复板块。
与土壤修复相关的土壤质量检测是另一大商机。引入第三方来评估场地污染情况及修复后的效果，将使修复过程更加透明。不过，土壤检测作为环境检测中的一个分支，目前只要取得CMA资质认可的机构，就可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因此这一领域的掘金者是现成的，竞争也已相当激烈，科学院所下辖的检测中心如清华大学环境质量检测中心、专业的第三方检测企业如华测检测等均已覆盖这一业务，并可实现网络下单、异地送检等一站式服务。
同样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发达国家拥有着成熟的环保产业，海外环保巨头在中国污水处理等领域占尽技术及资本优势，不过在土壤修复行业则受到政策掣肘。因为土地污染数据的敏感性，目前外资企业主要参与方案咨询设计环节，而未能进入修复施工领域。不过巨头们并不甘心就此蛰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潜伏其中，如比利时DEME集团与中方对半合资成立了大连德泰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成为老东北工业基地上的第一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治理的专业公司，大化老厂区成为其示范工程试点。而国际工程咨询服务公司伊世特（ESD）收购了一家名为中环循环境技术中心的中资企业，曲线进军中国市场。日本的土壤改良公司JEM则和曹妃甸开发区合作，试验的盐碱地改良项目效果明显，销售额有望从3亿日元摸高至100亿日元。
总体来看，专业选手正在积极热身跑步入场，非专业选手满天飞则是当下的尴尬现状。由于中国土壤修复行业暂无具体法规，对企业的准入门槛和资质也尚未有明文定规，在有的地产商那里，土壤修复工程简化成两个词—“挖走，埋掉”。只要不影响自己开工，是否造成“二次污染”不用理会。在地产商偏好于以价格高低决定项目权的大环境下，专业的土壤修复企业抵不过挖土方的工程队也是常有之事。中国环境修复网总编高胜达就评论道，根据他们的统计（2012年），100多家企业在做土壤修复相关的事情，但真正有能力做好的不足10%。
法治与环节独立：
成熟市场的修复经验
巨大的掘金价值伴随着法律空白下的无序竞争，是没有“裁判”的必然现象。虽然中国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了相关法案的起草工作，但尚未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缺乏土壤污染治理的专项法律法规。作为立法组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曾于2013年初透露，酝酿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将出台，该法将最终确定以“治”为重点，“防治兼顾”的立法方向。
从环保产业发达的国外市场来看，有法可依将是产业发展的有力催化剂。日本在上世纪经历“四大公害事件”后，先是于1970年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2002年又出台了主要针对城区工业迹地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据日本环境省土壤环境中心的初步计算，仅《土壤污染对策法》就催生出13.3万亿日元的行业产值规模，其中调查费用2.3万亿日元，净化费用11万亿日元。该法的实施还刺激了土壤污染评价、土壤调查对策工程中介，以及与土壤污染有关的保险业务、金融业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法律的“定责机制”无疑将保障修复资金来源。不过，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取舍平衡，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自筹污染修复的资金，一步到位并不现实。国家专项基金援助也必不可少，荷兰在20世纪80年代已投资15亿美元进行土壤污染的修复，而德国在1995年一年之内就投资了60亿美元净化污染土壤。中国也已开始初步尝试，在“十二五”规划中，土壤修复工程成为重点规划的治理项目，国家初步投入的专项资金将达3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