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第1篇

为深入落实公司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特别是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认真做好重要会议及重大节庆期间网络意识形态落实工作，公司党支部认真按照公司党委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工作要求，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认真组织学习，不断提高认识

通过“”，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职工群众认真学习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全文，并与每位职工签订了《干部职工安全使用互联网承诺书》；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都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严格按照集团公司党委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细则要求，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为企业的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

二、强化监督管理，做好重点工作

一是在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期间，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值班表，及时上报集团公司。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有效防范和化解网上各类风险，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二是建立了网络工作平台审核登记表，对各科室、项目部所建立的微信群进行统一登记管理，明确掌握各网络平台的详细信息，并对各QQ群、微信群负责人进行平台管理，定期对他们进行网络安全教育，以便更好管理相关网络平台，避免因不重视、不关心等消极态度造成网络平台管理不当，为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三是进一步在职工群众间宣传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原有的qq工作群进行解散，统一用集团公司“新中大”平台进行线上办公，有效杜绝在网络平台发表不当言论。

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第2篇

摘要：为了探讨我国政府改革中公共行政机构的生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国务院自1982-2013 年期间政府机构改革变迁的历史数据，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对国务院行政机构终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国务院机构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风险率有显著影响，并且其风险率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 ：行政机构；终结；生存分析；影响因素

公共行政机构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政府管理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近50年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在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管理问题时纷纷对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及政治环境中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不断的结构性调整（Külli Sarapuu，2012）。行政机构的数量及变革的机构类型都产生不同的变化，1976年，Kaufman首次提出了关于公共行政机构幸存与终结的质疑：为什么有些公共组织能幸存长久而其他的公共组织却很早逝？该问题引起了各国学者在不同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对公共组织生存过程（机构幸存或终结）的探讨（Lewis 2002,2004；Vidar W. Rolland,2012;Külli Sarapuu,2012），试图提出不同的理论观点并给予不同的现象解释。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国务院机构已历经七次政府机构改革运动，旨在建立一个灵活、高效、服务型政府。一系列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职能的重新优化与行政机构的重组调整，相伴随的则是公共行政机构的增撤合并等类型的变革，即有些机构被新设，或被合并，或撤销，有些则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公共部门。然而，我国关于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研究成果尚未系统化，且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因此，结合现有研究及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实践经验，分析影响我国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回顾

公共行政机构生存或终结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公共行政研究之中，然而机构终结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Kaufman（1976）将组织文化与周围环境作为机构终结与否的指标，将具体化的组织符号、组织的权力及其内在网络范围视为组织边界，但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并不具备规范性。Lewis（2002）从组织功能视角指出，由于组织所有功能的消除而使组织丧失存在的意义或者由于组织的名称的更改使组织的相应功能发生改变的事件都是机构终结。Rolland & Reness（2012）从事件-过程的视角，将机构终结界定为机构被明确撤销、更名以及被排除在政府组成部分之外的事件。

在关于影响机构终结的因素研究中，Kaufman（1976）认为，行政机构的幸存或终结与机构生存机遇有很大关系，生存或死亡仅仅是对环境适应性的结果，而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同时，他提出行政机构不朽的特征的论点与“公共组织的结构和运行环境使其更稳定、生存寿命更长”的传统观点相一致。然而，但Kirk?patrik 等（1999）则从政策终结的视角分析，认为确实存在某些变量重复的影响了行政机构的幸存或终结，并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影响终结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和外界约束，三者对机构终结都直接产生影响。而机构特征表现为机构存在的理由、寿命等，政治环境则指对机构产生影响的政治家、利益集团等。Rolland & Roness（2012）通过对挪威政府行政机构在1947-2011 年间数量及变迁类型的终结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国际行政环境（如行政管理理念）对国家行政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即认为公共组织的变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等改革学说的全球化趋势。制度主义学派则指出影响机构终结的主要因素来自政治家的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如政治的权力更替、机构的法定基础、与政治权力隔离等。同时，机构自身特征也对其终结有影响，如机构规模、机构的生存时间、机构功能及机构预算等。Boin（2010）通过对联邦政府1933-1936 年罗斯福执政期间的行政机构进行实证研究，并检验了该理论的正确性，结果表明政治权力干预会加快机构终结，而政治隔离即政治家的制度设计则可以使机构避免死亡，但约14年后则有相反的影响。这是因为机构需要与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建立紧密关系并获取相应的政治资源支持，同时输出符合其偏好的组织绩效、政策，否则就会受到机构的反对利益集团的弹劾。而我国学者刘新萍（2010）分析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在1993-2008 年间的变迁情况，实证表明机构精简-膨胀的循环改革，并综合分析了机构终结的原因。何艳玲（2008）则定量分析了1949-2007年期间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不同机构类型的机构发生的变迁情况，并分析了其变迁规模及程度。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研究在总结国务院改革的理论及总体改革和机构规模变迁上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关注于改革的经验总结而对机构终结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关注较少。

二、研究设计

1.概念的界定

本文采取Rolland & Reness（2012）的研究对机构变革类型进行界定，将变革类型分为产生、续存、分裂、吸收、合并和终结六类。其中，新设机构及更名后的新机构记为产生；续存则指改革中原机构分为多个，但依然以原有名称存在；分裂指机构由一个分为多个，自身不在保留；吸收则指一个机构将其他机构吸入整合，保持原有名称存在；合并是指多个机构合并为一个新名称的机构，此时新名称的机构算产生；终结是明确表示撤销的机构、更名的机构及排除国务院组成部分的机构均记为撤销（如1954年后中国科学院不再属于国务院机构序列算撤销）。

2.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可以将影响行政机构终结的影响因素大概分为三类：机构自身的组织特征、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机构生存的约束因素，结合Kirkpahick 的理论研究框架，将影响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归结为：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影响、约束因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中，信息技术并不直接影响机构的终结，而是间接的影响机构特征，改变行政层次和行政管理模式，改进行政效率。具体说来，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在上述研究框架中，组织机构的特征、政治环境、约束条件均对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同时，机构特征包括机构的职能、机构类型、机构规模等；而政治因素则有国际政治环境、政治家意识形态等；约束因素指机构生存所需的财政预算、法律基础等。本研究选择组织机构的特征中的机构职能和政治环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检验因素。根据研究架构提出本研究以下假设：

假设H1：机构类型对机构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H2：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3.数据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国务院机构组成部分：组成机构（部委行署）、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五类。从机构变革类型上看，1982-2013年期间机构总共发生的不同变革类型的数量如表1。在此期间，国务院共计出现232个行政机构，但由于某些机构的职能不同，有效数据为194个参与统计分析，按机构职能上分布如表2：

方法上，本研究采用spss17.0中的生存分析法，也称为生存率分析（Surviv alanalysis），是研究人或生物的生存现象与响应时间数据及其统计规律的学科。对研究对象的实验或搜集数据进行生存时间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及影响程度分析，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用于大样本数据分析。其原理是将样本数据进行分组编制寿命表，通过计算每个时间间隔内的样本死亡个数、生存个数和删失数来估计样本的生存概率、死亡率，再通过乘积法则计算生存率和标准误，得出生存曲线。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1.研究变量设计

在有效数据194个机构中，终结机构数量是117个，77个机构依然存活视为右删失数据。根据生存分析函数，选取每个机构的生存时间记为因变量，机构生存时间表示机构起始设立年份至其变革年份之间的差值。

第一个自变量选取国务院机构职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1998）》中表明国务院机构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国家政务类、科教文卫及资源管理类；《国务院工作规则（2008）》中明确将国务院职能分为四大类：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本研究将其划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公共服务类和政务管理类，进行编码宏观调控为1、专业经济类为2、公共服务类为3及政务管理类为4。

第二个自变量选取政治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意味着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将改革开放之后历次改革进行编码:1=1982-1987（记为1982，下同）；2=1988-1992；3=1993-1997；4=1998-2002；5=2003-2007；6=2008-2012；7=2013至年底。

2.实证结果

在关于研究对象的生存函数关系中，中位数生存时间表示机构生存率为50%时的时间，反映了生存时间的平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生存分析得出，政务管理类机构中位数生存时间最长，为13.5年，其次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经济类，最短为宏观调控类机构，为10年。（如图2）

而不同职能的机构类型的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如下图，在中位数生存时间之前，专业经济类变化最大，公共管理类机构生存率变化最小，10年左右宏观调控类机构下降最快，表示机构改革频繁。在左侧风险曲线中可以看出，机构的终结风险并不是单调变化，而是随时间而产生变动。在10年内公共管理类的机构风险率变化最快。

国务院行政机构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机构中位数生存分析如下图4，可知，1982年中位数最高为16.5年，其次是2013年、1998年，最低的是2003年的5.75年。

其中1982-1987 年撤销机构的中位机构生存时间最长，为16.5年；2003-2007年机构生存时间最短，为5.75年，表明机构受2003 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大，普遍寿命偏低。不同改革思想对机构的生存函数如下图，由图可知2003 年改革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影响最大。（如图5）

行政机构在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生存风险率分析如图6。意识形态对机构的风险率影响非单调，即先增加后降低，且2003年机构风险率最大。

四、讨论与结论

国务院行政机构是我国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机构，其增撤合并体现了政府职能范围与政治方向的转变。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在1982-2013年历次改革中确实存在影响国务院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因素，如机构自身特征、政治环境等。

行政机构类型对机构生存率和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事实表明，不同的机构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生存风险率，而且专业经济类机构变化最大；同时机构风险率在不同的机构类型中都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即在一定时期内机构类型在机构生存的过程中终结的风险率随时间变大，一段时间后其风险率下降，其风险率转折大约是8~10年。该结果与Boin（2010）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认为政治家对行政机构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构的寿命，即使随时间改变其设计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风险率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影响不同。具体说来，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率先增加后降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终结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影响也不相同，在2003年其风险率增加最快。这就表明，自1980年，西方各国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政府管理的结构性放权来实现政府职能优化及调整、政府机构重组等改革措施，而我国在2001 年加入WTO，此时政府机构的调整目标则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及政府管理需求，表明政治环境尤其是国际环境对我国行政机构的终结影响较大。

由于搜集资料困难等原因，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自变量选择及实证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如对行政机构终结的约束因素。其次，研究样本范围主要针对国务院主要组成部分，未来可以更广泛地对其他类型机构（如议事协调机构）等进行分析，为理解分析国务院机构的生存过程和影响因素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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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第3篇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②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第4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环境日趋激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降低自身的税收负担，必须要做好纳税筹划工作，有效预防纳税筹划风险，从而增加自身的收益，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就现阶段而言，我国在纳税筹划方面的研究还相对不足，难以形成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理论，其风险研究缺乏应用性和针对性。本文就对纳税筹划的主要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并试探性提出有效的规避措施，以便相关人士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纳税筹划；主要风险；规避措施

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效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但是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企业应对自身的发展战略加以重视，关注纳税筹划工作，促进自身应纳税款的降低，强化市场竞争实力，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1]。当然，高利润伴随着高风险，纳税筹划虽然能够产生节税利益，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政策风险，经营风险等，因此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工作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有效预防风险，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一、纳税筹划概述

（一）含义

纳税筹划也称之为税务筹划或税收筹划，其主要指的是纳税人以政府税收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为指导，事先筹划自身的经营活动，并科学合理选择纳税方案，从而充分行使和享受自身的合法权利，降低税收负担，实现自身最大化价值。一般而言，纳税筹划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伴随着公民依法纳税意识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与规范化的提升而出现，能够有效促进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降低，因此其也称为“节税”，纳税筹划的发展前景将会更为广阔。

（二）特征

对于纳税筹划而言，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事先筹划性。就纳税筹划行为来看，纳税人需事先调整与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并对行为和结果加以重视，保证纳税人的筹划行为。如果纳税人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税收负担问题没有进行充分考虑和合理安排，即便最后能够促进税收负担的减轻，仍然不属于纳税筹划。二是合法性。纳税筹划应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保证其行为的合法性；而违法行为应结合法律加以惩处，即便其没有收到法律的处罚，也不属于纳税筹划行为[2]。三是税负减轻的目的性。纳税筹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税收负担的减轻，达到最低税收负担，从而保证纳税筹划行为的成功。纳税筹划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纳税时间的推迟以及减少应纳税额等都是税收负担减轻的具体表现。

二、纳税筹划的主要风险

纳税筹划风险主要是指纳税筹划活动受不同因素影响而出现失败的可能性。一般纳税筹划风险主要包括竞争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意识形态风险以及政策风险等。

（一）竞争风险

竞争风险主要是指纳税人没有全面认识到纳税筹划的作用，导致自身利益和竞争实力的降低，从而产生竞争不利风险。纳税筹划作为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企业能够利用筹划减轻税负，增加利润和整体效益，强化自身的市场竞争实力，实现最大化价值。如果企业认为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难以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因此出现少缴税款或偷税行为，这样不仅会降低既得利益，也会影响自身的竞争实力，不利于参与竞争活动。如尤丽华公司的两家姐妹公司，分别设在荷兰和美国，并在我国设有多家子公司，涉及到快速食品、化妆品以及香皂等领域。由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税制，该公司在进行纳税筹划活动时聘请了多名高级专家，一年即便只节税一项，就能增加数百万美元收益，有效促进了自身综合竞争实力的提高。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是指纳税人因纳税筹划成本难以收回，承担法律责任而多支付和多交款项，从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一般纳税筹划成本包括公共协调费用支出、企业职工福利支出、工资、方案筹划费以及其他费用支出等。如果纳税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漏税，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与义务，必须要交罚金和滞纳金，并接受税务机关频繁和严密的稽查，这样会降低自身的信誉和销售，减少客户，导致经济损失的增加。

（三）经营风险

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的变化，导致其生产与销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一般经营风险主要表现在财务风险和经营失败这两个方面，其对方案具有根本性和重大性影响[3]。对于纳税筹划方案而言，其主要是合理预测企业的经济活动，如果其基础出现较大变化，将会影响纳税筹划。例如在对利息费用进行纳税筹划时，如果采用财务杠杆效益，一旦企业资金或利率出现变化，企业将会面临严重的财务负担，影响利润的提高。

（四）意识形态风险

对于意识形态风险而言，其主要是指征纳双方在纳税筹划效果和目标等方面存在的认知，从而产生风险。由于纳税人生产经营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其实际经营过程中往往会自己确定筹划方案及其实施，税务机关不参与其中，而方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主要取决于税务机关对其认可度。如果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对税法精神的理解难以形成一致，税务机关将可能会认为该方案与税法精神不相符合，影响方案的具体实施。同时纳税筹划是对边缘效益的追求行为，其不合理行为将会被税务机关认为是偷税和逃税等行为，影响纳税人的经济效益。此外，纳税筹划应具备合法性，但是部分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对其具有较高期望，难以全面理解纳税筹划的概念，将其与欠税、漏税和偷税等行为混为一谈，导致方案的税务机会成本过高。

（五）政策风险

税收政策的变化主要指的是国家税收法规具有不确定时效时，往往会导致纳税筹划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受经济结构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税收政策也不断变化，从而适应经济的发展[4]。纳税筹划作为一种事前筹划行为，其多是以现有的税收政策为依据来设计方案，如果税收政策出现变化，将会导致纳税筹划方案缺乏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纳税筹划风险。如在2006年之前房地产企业可采取一方出资联合建设项目，另一方出资土地，并且出地一方不需土地转让所得营业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税种加以缴纳，但是随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的下达，该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三、纳税筹划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由于税收存在无偿性特征，其会对纳税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导致纳税人难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纳税人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对政府立法精神和税收政策进行认真把握，并从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采取有效的纳税筹划，促进自身税收负担的减轻。同时，我国相关税法不够健全和完善，虽然税法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稳定性以及原则性，但是其难以及时修订，导致纳税筹划风险产生，影响纳税人的经济效益。

（二）主观原因

税收主要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对社会产品的需求，从而进行相对规定、无偿以及强制的分配，纳税人不需付出代价以及直接偿还，这使得纳税人开始采取措施来促进自身税收负担的减轻[5]。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要想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扩大自身生产经营的规模，选择新工艺和新技术改造固定资产，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自身的收益。一般情况下，如果生产力水平较为稳定，经济资源有限，且生产成本降低和收入增长存在限度时，纳税人只有降低税收成本，有效采用纳税筹划方案，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税收政策原因

我国社会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区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调整产品与产业的结构，保证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应将收税的经济作用加以充分发挥，制定行业、产业、产品以及区域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为纳税筹划提供可操作的空间[6]。此外，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国情，因此税收制度也不尽相同，税基和税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使纳税人的选择机会变多，便于纳税筹划的操作。

（四）纳税筹划人因素

纳税人在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时，如果难以全面理解和熟悉税收与财会业务，对纳税筹划风险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了解，存在判断失误现象，将会影响该工作的顺利实施。一般因纳税人产生的风险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信用丧失的风险；二是无法有效运用与执行相关税收政策的风险；三是难以全面准确理解税收政策的风险。

四、纳税筹划风险的主要规避措施

（一）提高纳税筹划风险的意识

由于市场环境存在复杂性、多变性以及不确定性，导致纳税筹划风险时刻存在，因此纳税人应对这些风险加以正视，并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其保持警惕性。同时纳税人可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设备，创建快捷合理的纳税筹划预警系统，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收集与整理，综合分析影响纳税筹划的风险因素，便于纳税人做好预防风险的工作，保证纳税筹划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经济效益。此外，在实际纳税筹划过程中，纳税人应对其风险进行充分考虑，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合理的决策，制定科学的纳税筹划预警系统，使其具备风险控制、危机预知和信息收集等相关功能。这样一旦出现潜在风险，筹划人员则能够利用其对风险产生的根源进行详细分析，做到有的放矢，预防风险的出现，提高纳税筹划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强化风险管理

首先应对纳税筹划方案进行综合衡量。成功的方案应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能够有效实现预期的效果。当然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导致纳税人管理成本的增加，因此必须要重视其对税负产生的影响，综合考虑税收环境变化以及战略规划等对其的影响，从而保证纳税筹划活动的顺利实施，减轻税负，增加收益。其次应对税收政策动态进行及时全面把握。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就是税收政策，在其基本稳定条件下，以经济运行状况为基础适度调整政策，如调整利息税税率等。纳税筹划会受企业经营活动、国家政策以及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风险，这要求纳税人应对税收政策情况进行及时了解，系统学习税收制度和法律法规，对税法细节变化进行全面掌握，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7]。同时纳税人应对税法精神进行科学把握，对税收政策的变动情况进行合理预测，重点掌握市场经济的动态，从而保证纳税筹划方案的准确性、预见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最后应对利益与风险关系进行合理把握。纳税筹划方案的优劣直接影响着节税效果，因此必须要全方位监控风险情况，对成本效益进行准确比较。如果方案实施成本高于收益，存在一定的风险成本，应以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为依据，放弃或优化纳税筹划方案，保证方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三）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纳税人享有的权利是纳税筹划，则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对于企业而言，其会计核算资料是其纳税基础，因此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及财会制度的标准，依照法律要求对会计凭证和账册加以设立和规范，并相税务机关及时报送财务报表，保证纳税筹划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企业应对内部管理加以强化，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纳税筹划风险的有效预防。

（四）强化纳税筹划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纳税筹划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较强的综合性，纳税人在进行筹划活动时应对会计和税法的相关内容加以全面掌握，并了解物流、贸易、金融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8]。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缺乏专业人才，要想保证自身的经济效益，可聘请注册税务师等专业人士进行纳税筹划业务，从而保证纳税筹划的合理性与规范性，促进纳税筹划风险的降低。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在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时，由于主客观因素、自身原因以及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导致纳税筹划存在竞争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意识形态风险以及政策风险等，影响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力，无法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对纳税筹划进行正确认识，提高提高纳税筹划风险的意识，强化风险管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强化纳税筹划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从而保证纳税筹划活动的顺利开展，减轻税负，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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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静荣.试析企业纳税筹划中如何做好风险管理[J].东方企业文化,2014(12):256.

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风险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流程再造；行政体制；政府改革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9-0020-05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领域最为重要和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尽管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依然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主要体现在以往的改革更侧重于加快政府运作效率等方面，过度地强调“效率导向”，而对所涉及的复杂政治问题考虑不充分、准备亦不充分，从而造成一些现实困难，已经严重制约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进展。[1][2]

具体而言，这些困难体现在三个层面：（1）改革的合法性问题，主要体现为改革配套不够或考虑不周，导致原有法律体系无法适应新的改革，造成改革后的政府行为缺乏行政合法性问题[3][4]；（2）改革系统性不足问题，主要是缺乏整体考虑和利益补偿机制，人为造成改革的内外阻力过大；（3）改革实施的可持续性问题，由于缺乏对改革短期和长期进程的平衡，短时期压缩的编制和减少的流程又会很快再反弹。以上不足均是因仅将行政体制改革视为一个单纯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的管理问题，而没有从研究和方案设计之初就系统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特殊性问题。[5]由于传统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更多地是以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为核心目标，而行政体制改革还需考虑利益平衡、政治后果、社会影响等复杂的政治问题。这是行政体制改革与传统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最大的不同，也是行政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最大难点。

本文旨在揭示行政体制改革与传统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的异同，并着重提出并试图解决三个基本问题：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管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各自是什么，所面对的核心难点是什么？在管理与政治二维视角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解决改革难点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和原则来进行？

一、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以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为视角

（一）传统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

所谓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顾名思义是指对组织的基本静态结构和动态工作流程进行重构的过程。其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美国管理学界兴起的针对大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进行优化设计的系统理念和方法，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改变原有僵化的科层体系，以适应市场竞争和满足顾客的需要[6][7]，而逐渐演变为对于一般组织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

从传统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的原则而言，核心目的是通过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让组织在市场上（或者其它竞争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自身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传统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的核心原则是提高组织运行效率、改变僵化科层结构、提高组织响应速度。其中，效率是传统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的核心导向。

（二）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对行政体系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

从形式来看，行政体制改革与传统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形式上高度相似，实际上就是对行政体系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问题。当前，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原有政府组织架构和行政流程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因此必须主动或非主动进行适应性变革。主要表现为政府组织机构设置不协调（机构冗余和冲突）和行政流程冗长（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而对政府发挥自身应有的公共职能产生影响，进而引发面对公民服务诉求时的响应缓慢和不作为。

从组织角度看，冗余的政府机构设置将产生三个问题：（1）事权缺位，对于多部门负责又缺乏有效寻租价值的事项，往往导致多部门都不负责；（2）部门冲突，对于多个部门负责但能够带来额外利益的事项，往往导致部门冲突；（3）冗余流程出现，集中体现在审批事项需要经过多个部门，而其中仅有少数部门与审批事项有密切的直接联系。这些都会降低效率和增加管理的复杂性和成本。

从工作流程角度，过长、冗余的行政流程则将产生以下三个问题：（1）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冗余流程必然带来高额的社会交易成本，从而抑制微观社会经济主体的活性和基本社会经济活动；（2）影响政府的合法性。政府和公民本质上是一种稳定的“缴税-公共服务”的二元契约关系，这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石。政府业务流程过长且冗余，将无法有效回应公民的基本诉求，而单方面地违反公民与政府的契约关系。（3）影响公民对政府的基本信任。冗长的行政流程和低效的服务能力必然引发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动摇政府的公信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政府必须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进行相应自身部门设置和工作流程的变革。

（三）行政体制改革又是高度特殊的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

行政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对行政体系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但又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在现实中难以推进，是因为其自身的特殊属性，面临着特殊的问题。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和最大的难点（如表1所示）。

1.改革牵扯范围巨大、影响广泛。传统组织变革和业务流程再造主要针对的是商业企业或一部分的社会组织，所面对的环境相对有限，变革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例如，企业调整自身部门结构，基本不会影响外部竞争性市场，外部环境相对于其变革而言多是外生的、静态的。而行政体制改革无论从地域还是从人数来讲都牵扯广泛。如果将行政体系也视为一种就业组织，那么行政体系是最大的单一就业群体，其改革动辄涉及上千万人，影响极为巨大。此外，行政体制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由于改革改变的是遍布全国的公权体系，因此对行政体系的变革会改变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和方式，所以行政体制改革本身也会塑造和改变社会环境。这就使得在分析行政体制变革的时候，无法单纯的沿用传统的方式假定外部环境和其他要素不变，然后逐个单一的将各个问题分开来考虑再统筹分析的基本方法。

2.改革牵扯利益巨大。任何公共权力的存在总是与利益相关，不是保护利益，就是调整利益。所以，无论是调整行政部门设置还是变革行政流程，总会牵扯到复杂的利益。而且，行政体制改革调整的是整个国家公权网络，所以牵扯的利益极为巨大和广泛。

3.改革阻力巨大。任何组织变革都会面对组织内外的阻力，而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阻力更为巨大。这一方面来自于既得利益的直接相关方，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整个社会中个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心理。

4.改革风险远较一般组织变革更大。这种风险体现在作为整个制度层面的变革失败和作为变革发起和实施者的个体失败。从组织或者制度失败的角度看，行政体制改革如果由于各种因素出现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必然会对整个社会发展、政府体制等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就作为发起者个体而言，由于变革本身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改革中部分失去既得利益的群体必然会怨恨这些改革的设计和发起者。特别是改革一旦失败，这种怨恨就会集中爆发。但是，如果不改革，即便整个体制失败了，失败后果和责任可能更多会归结到体制上，不会由个体承担。因此，对于个体而言，改革的风险确实巨大。

5.行政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会与一些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高度相关。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必然涉及一些基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定位问题，如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存在的合法性，以及政府的执政依据等。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和诠释，都涉及到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

表1行政体制改革与传统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的比较

传统的组织变革

与流程再造行政体制改革对象一般规模组织，如商业组织、社会组织等行政体系范围组织内部，范围不大一个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巨大变革原因不适应竞争需求，流程冗余，效率低下行政体系庞大，流程漫长，政出多门，效率低下变革目标高效精简的组织，提高快速应对和反应能力高效精简的政府部门，快速的行政流程，及时为公民提供服务变革阻力内部存在变革阻力，阻力相对较小原有行政体制既得利益，不确定性，阻力较大变革动力竞争压力，效率压力，生存压力公民需求，社会压力，政治合法性需求变革的决策

和发起者组织内部的决策者政府决策者、公民推动 变革原则单一效率原则多元要素考虑，基于效率和复杂利益关系的多重原则变革的风险变革失败，组织失去竞争机会变革失败，行政体制愈加僵化，无法满足社会公众需求，政府信任度下降，失去执政合法性其他因素外部环境，内部结构，市场机遇，相似竞争对手行为整个政治体系制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公民观念等影响二、行政体制改革中的政治问题与管理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行政体制改革与传统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更多的是一个纯粹意义的管理问题，很少考虑效率以外的东西；而行政体制改革不仅是单纯地提高效率的管理问题，而且还面对大量的效率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这些效率之外的问题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改革中的政治问题。

（一）行政体制改革中的管理问题

行政体制改革中的管理问题主要是将职能交叉、流程冗长冲突、繁琐等制约效率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设置问题予以优化解决。核心是提高组织效率和执行力。从以往改革来看，之前的改革往往过于强调减少部门数量、合并相似职能部门、精简人员、强行压缩行政时间等方式为主要改革形态，其中核心思想都是提升效率。以往改革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提高效率的管理问题。

（二）行政体制改革中的政治问题

行政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政治问题极为广泛，主要包括四个层面：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型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关系重新界定问题；其次是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既包括政治上的合法性（对于政治行为的认同特别是观念上的认同，这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也包括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主要体现在法律的配套性和自洽性上）；第三是平衡各方面利益和降低政治阻力，确保改革的可持续性；第四是谨慎选择改革优先序和推进战略以实现改革的长期稳步可持续。以上层面又可具体表现为以下问题：

1.政府职能转型以及与其他主体的关系问题。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定位、职能改变和重新界定以及与其他社会中主体的关系的调整，不仅是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便于管理的需要，而且该问题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因为政府职能转型以及与其他社会主体关系的重新界定，实际上是重新划分政府和其他主体的权力边界、重塑权力关系。这是社会治理中最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并与新的意识形态构建互为表里。

2.意识形态问题。在调整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同时，实际上也塑造了关于“政府是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的”，“政府拥有什么样的权力”等一系列新的观念集合。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会对原有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并潜移默化地构建了新的意识形态。在改革行政体制时，必须充分考虑改革会对整个意识形态体系产生何种影响、是否与之前的意识形态形成冲突，以及如何引导或者适应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而言，意识形态问题可被认为是行政体制改革中虽然隐含然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问题。此外，意识形态问题既关系到政治上对改革的认同，也关系到维护改革稳定，减少改革阻力。

3.改革的法律合法性与配套问题。行政体制改革最终要形成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新的法律关系和契约关系。所以，它必须要法律形式为最终形态和固化手段，失去法律体系支撑的行政体制改革往往无法深入和持久。合法性问题将影响改革的可持续性等问题。

4.利益调整与再平衡问题。行政体制在调整政府结构与流程以及与企业、社会的关系时，必然引发与权力相关的各种利益的重新组织和分配，而利益问题往往是阻碍行政体制改革能否深入的最大的现实阻力。既得利益者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阻碍深入推进改革。

5.社会稳定问题。一旦改革开始并推进至中后期，往往会产生大批的改革失意者和利益受损者，这就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社会不稳定群体。从理论来看，顺利推进的改革应该是帕累托改进的（没有人利益受损），或者至少是部分希克斯改进的（受损者可以得到利益补偿），从现实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特别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考虑的因素。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推进中，必须要考虑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和救济问题。

6.局部效率与整个体系效率的提升问题。行政体制改革不仅应该考虑局部行政流程的效率，还应该考虑整体行政体系流程的效率，甚至包括整个“政治-社会”系统的效率改善。现实中往往是，局部审批效率虽然加快然而整体的流程并没有加快多少。这一点既与改革的配套措施相关，也与能否深入持续推进改革避免改革反复高度相关。

7.改革的优先序、范围以及短期与长期的平衡问题。行政体制改革总体上是要实现长期、持续且有序的推进，不能仅追求短期速成而导致长期的不可持续。因此，在改革压力下，如何选择改革范围、确定改革优先序，并制定好短期改善与长期改善的平衡，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

由此可见，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考虑以上政治问题。如果为了短期速成，而不考虑这些要素，必然会重新陷入到越改越多，越改越繁的历史循环中。

（三）通过三种改革比较深入理解行政体制改革的“管理-政治”二重性问题

深刻理解行政体制改革中管理与政治的二重性，还需进一步比较传统组织变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类改革的定位与差别。传统组织变革主要是为了优化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提高效率；政治体制改革更多的是考虑政治价值、公民权利、公平与正义、政治合法性等纯政治问题，相对而言较少考虑效率问题，更不允许为了效率问题而牺牲这些政治原则；行政体制改革既有政治体制改革中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考虑，也有提高组织行政效率的考虑，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传统组织变革之间，同时关注管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图1描述了这种结构关系，揭示了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二重性问题。具体而言，在伦理和价值层面，行政体制改革上接政治体制改革，而在工具层面，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借鉴传统组织变革的理论方法。

三、基于“管理-政治”二维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与路径

问题分析旨在提出解决的办法。认识到行政体制改革中同时具有管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多重复杂性，就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设计中进行充分的考虑。这要求将原有的单纯一维管理思维变为考虑管理与政治原则二维思维。

传统以效率为中心的考虑是简单的一维思维。即只考虑行政部门是否冗余，是否有效率，如果效率有问题，或者职能类同即进行合并或者精简。

图3展示了单一效率导向的行政体制改革示意图，即将所有部门和流程按照效率高和效率低进行划分，对于效率低的部门和流程给予合并然后形成效率高的部门。如上所述，这种单一效率导向的改革并未充分考虑行政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产生了诸多问题，且已经后续潜力不大。

而在考虑到改革中的管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后，对部门设置、流程的精简就需要同时考虑效率原则与政治原则。我们按照效率导向和部门的政治利益将所有部门进行划分。部门的政治利益包括部门存在是否具有政治意义，对于社会稳定或者体制稳健是否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改革的稳定实施是否具有积极意义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开放后设置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十年的时间里，通过这样巧妙的政治设置，极大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在进行了效率原则和政治原则的综合考虑后，所有的行政部门均可以划分在四个象限中：

象限一，“低效率-低政治价值”：部门明显既无效率，又没有存在的价值。

象限二，“低效率-高政治价值”：部门虽然其行政效率很低，但是由于其具有某些政治功能或者象征意义，或者具有历史传统等。

象限三，“高效率-低政治价值”：部门虽然效率很高，但是其存在意义不明显。

象限四，“高效率-高政治价值”：部门效率高，同时也具有独立存在的政治价值。

从以上四个象限可以看出，象限一中是典型的需要改革的行政部门，而象限四中是典型的最佳的行政部门，亦是改革的目标。

具有了四个象限后，同时也就产生了相应的改革路径，所谓改革路径，总体而言，就是逐渐将除了第四象限以外的所有部门逐步转变形成同时具有高度政治价值和高效率的部门。

这种过程同时就产生了六条路径：

路径1：对于“低效率-低政治价值”的部门直接进行撤裁；

路径2：对于“低效率-低政治价值”的部门通过合并为“低效率-高政治价值”的部门，这种构建合并往往是为了确保改革的稳定性。

路径3：对于“低效率-低政治价值”的部门通过合并等方式变为“高效率-低政治价值”的部门，但是实际上这条路径在现实中往往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没有存在价值的部门效率无论效率高低都没有保留的意义。在图中用虚线箭头给予体现。

路径4：对于“低效率-高政治价值”的部门通过合并等方式变为“高效率-高政治价值”的部门。

路径5：对于“高效率-低政治价值”的部门通过合并等方式变为“高效率-高政治价值”部门。

路径6：对于“高效率-低政治价值”的部门给予直接撤裁。

以上仅仅是二维导向改革策略的最简单的示例。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中涉及到的政治问题很复杂多样，所以在现实中可能有更复杂的考虑和改革路径。然而，仅从上述的路径图来看，对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借鉴意义是不能只将所有目光和改革依据仅仅停留在部门效率是否高，职能是否交叉重叠上，而不考虑部门存在的政治意义、政治价值以及合并撤裁所导致的各种政治风险。当然，最终的改革目标是争取每一个部门都既是高效率又是具有高政治价值的，然而实现的路径是多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需要谨慎地通过各种平衡手段来减少改革的冲击，要认识到改革中是存在多元路径和选择的。

四、结论

（一）回顾和总结

1.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对行政体系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然而，行政体制改革是面临着提高效率和涉及平衡政治利益以及提高政治合法性等复杂政治问题的特殊的组织变革和流程再造。

2.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管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不一致。管理问题主要是如何优化组织结构，改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政治问题主要是在改革中会面临影响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平衡，提高改革合法性，转变政府职能和与公民的关系等问题。

3.考虑到“政治-管理”的二重性后，行政体制改革就不能单纯以效率为中心，而是必须充分考虑到政治平衡、政治影响、政治博弈等政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改革流于形式，难以持续和反弹等问题。

（二）改革的借鉴和建议

本文通过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管理问题与政治问题的探讨和分析，核心目的是说明在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中，提高效率虽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标，但决不应当是唯一的改革目标。理论和现实都证明，行政体制改革远不是单一提升效率那么简单，单纯提升效率的改革往往会面临比较大的反弹和后续乏力。因此，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中，必须要谨慎的评估和考虑各种政治问题，在各种方案中进行取舍和平衡。此外，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还需要大胆谨慎地推进其他体系的改革，以适应和促进政府各方面能力特别是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最终提高公民对政府的满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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