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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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经济范文第1篇

前世界经济金融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入，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弱，经济运行下行风险加大，急需加强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第二十四届部长级会议中提出了迫切需要加强全球合作的意愿。并要求主要发达国家应尽快出台明晰可信的中期调整战略，提振市场信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继续调整结构，增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金组织应抓住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为有关各方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加强全球合作，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作为处理危机的国际专业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应发挥积极作用。基金组织应从寻找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出发，调整监督框架和监督重点。应继续改善份额和治理结构，尽快推动2010年份额改革一揽子方案的生效，切实保障长期资金的来源，以满足成员国应对危机的需要。并继续深入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无化，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控的方向完善。

加强全球合作，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推进全球金融管理改革。按熙G20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形成了操作性政策框架。作为G20的重要成员，中国赞成危机后构建更为审慎的金融管理架构，并参与了国际金融改革和标准制定的有关工作，也正在着力加强和完善国内的宏观审慎管理。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抑制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的角度出发，有必要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中国由于率先复苏，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周期是有所不同的。实施更为审慎的标准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从而在长期内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

加强全球合作，中国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维护经济金融稳定。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之一，是负责任的大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应对危机冲击，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企稳回升。但刺激政策也带来一定的通胀风险。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物价大幅上行与此有关，同时也受国际流动性充裕、资本大量流入、国内农产品受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影响出现产量波动、劳动力成本趋升等因素影响。随着经济回升态势不断巩固，中国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及时转向，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向常态回归，兼顾了经济正常发展和控制通胀的需求，逐步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过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贸易平衡趋于改善。预计全年经常项目顺差对GDP的比值将进一步明显下降。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然较强，但短期内也面临物价上涨较快、资本流入较多的挑战。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兼顾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同时维护金融稳定。中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中国的进口和对外投资，这将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亦有助于全球对抗危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第2篇

一、目前经济危机下金融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及时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规章及监督管理金融机构的合法运作等。放眼近年经济危机下的金融业，金融动荡危机极少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发生在刚起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对监管上的得失掌控还未成熟，严格规范的监管体系还未建立，不如西方金融体系稳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研究学习，监管制度比起以前颇有收益。目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金融监管的模式是分业监管。加入WTO以后，这种模式将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全球经济环境中，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中流砥柱，金融全球化导致了金融经济的激烈竞争。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总是类似：正的股票收益导致了乐观的投资氛围，从而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度，引发稿杠杆投资和资产价格的上升，而这些行为更加重了市场的乐观情绪，把资本市场逐步引入泡沫化。我国现行的监管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基础差、问题多等金融现实使得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面临着巨大挑战。世界各国银行业不断加强调整金融创新，我国应进一步改革，建立一个效率高、协调性强的统一监管模式，以现行的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督为一家的统一监管核心完善中央银行相关的金融服务。

二、经济危机下金融监管模式的加强

1.建立加强有效的金融监管是国家金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依靠

根据各国发展的速度不同，国情不同，建立合理的监管选择需要多方面的因素考虑。从金融监管的理论来讲，建立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防止、减少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我国的发展国情看来，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增长较快，国民经济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市场的依存稳步上升。为我国引进外国资本提供了便利，引进国外资金解决了我国资金短缺的重要难题。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有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有中央银行负责监管银行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证券业，保险业则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三者互相协调共同建成一个严密的国家金融监管组织系统。由于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发展联系紧密，我国对金融监管工作要求也变的更加复杂、困难。尤其是国内分业经营与国际的合作，使监管工作变的更加困难。但是，不同金融部门的相互合作已经有所提高，如作为金融体系核心的银行业，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等从业务合作到股权合资逐步开放。但是就金融的总体来讲，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独立的金融机构占大多。银证合作等仅仅只限于表面，而且混业金融在法律中也没有得到完善的保护，这些都需要大力加强我国金融监管的统一。

2.建立我国全面的金融监管体系大致需二个阶段

(1)由于我国当前分业经营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金融监管专局可与人民银行互相制约，其主要任务是实施对银行的监管，使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特征更加明显。(2)就目前我国经济状况看来，我国需要创立综合的金融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了解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动向，让投资者的权益得到真正的保障。

3.经济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完善

中国作为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后起之秀，从国际经济市场对比的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萌芽，国际经济竞争能力较弱。为了确保金融市场安全、有效的进行，我国需加强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法律是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的根本保障。我国对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还有所欠缺，如，对确保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等。中国经济的崛起需加强国民信用制度基础建设，着力金融监管的执法，加大金融稽查力度，才能确保金融法律制度的有效执行。

总结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全球化与中国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但它对中国的经济主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有效地维护中国的经济主权。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但是，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主权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第一，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缺乏事实上的公正、合理性，对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具有危害性。发达国家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制订权和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主导权，国际金融机构的各种规则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长期实行的金融管理规则的翻版。虽然规则建立后一视同仁，机会均等，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对这一套规则一无所知势必屡屡违规操作而受到惩罚，同时为了获得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被迫主动对金融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 “金融霸权”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销蚀将对中国的经济主权产生深刻的影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不仅规定要监督援助资金的使用，而且还要求受援国改变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就对一个国家主权构成严重干涉和破坏。一旦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而求助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干涉中国经济主权亦不可避免。无形的主要销蚀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的行使。短期资本的不规则涌入和涌出，国际金融投机者在市场上的作乱，将会引发我国货币汇率波动和资本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中国的利率主权，使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冲击的风险。第三，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金融危机主要是通过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资产组合选择行为、资产相关操作以及预期心理等复合渠道在国家间传递的。金融市场的跨市场 “羊群效应”和 “交叉感染”EI益显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全球统一性，使民族国家依靠传统的领土主权来保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成为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损失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广阔和中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同时也与中国整个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分不开。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发信用危机的风险增大，给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目前的金融风险从自身来讲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竞争力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几近于零，法制建设落后，没有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随着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外资大规模流入、在高竞争、名品牌战略面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盖的终结而被放大，极可能引发国内金融界的信用危机，也对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转贴于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第4篇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0日的《201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认为，全球经济仍未找到一条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和金融体系持续不稳定。

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 .5%至3%之间，较2012年和2013年的2.3%略有上升，但远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报告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为1.8%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达4 .5%至5%，而过渡经济体(东南欧和独联体)经济增速将降至1%左右。

贸发会议认为，打破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状态需要的不是新的金融泡沫，而是通过实际工资提高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来实现总需求增长。报告指出，目前金融仍然压过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工资份额持续下降，这表明全球经济未能切实抓住和解决出现危机和复苏乏力的根源。

报告显示，国际贸易依然萎靡不振，2012年至2013年以及2014年最初几个月，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约2%，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报告认为，国际贸易增长缓慢不是因为贸易壁垒增多和供应不足，而是因为全球需求不振。

贸发会议强调，国际资本流动通常会增加资本流入国的金融脆弱性。为了创造能够促进增长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条件，建议各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管理资本流动，避免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造成破坏性影响，但资本管理措施应被视为常规工具而不是应急的临时措施。

全球金融经济范文第5篇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不平衡被强制缩小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消费者因偿还房贷而被迫强制性地还债,从而急剧减少消费,增加了储蓄;而亚洲地区和欧洲顺差地区由于美国消费急剧减少,从而出口减少,贸易顺差也大幅减少;石油生产国由于全球石油价格暴跌,经常账户顺差也大幅减少。在上述影响因素中,影响美国消费的危机因素是主动的,因此,从总体上说,这次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调整是一个由危机驱动的强制性调整。

后危机时期全球经常账户的调整方向

金融危机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上述导致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缩小的周期因素将会减弱甚至反向运行,但是结构性因素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如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所以,这就需要我们认清影响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常账户变动的主要因素和传导机制,以便对新的全球经常账户格局有一个较好的把握。

金融危机前美国是全球经常账户最大的逆差贡献者,危机时逆差大幅缩小,危机后可能保持较长时间的较小逆差。2007年至2009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其自身GDP的比重从5.3%大幅下降至3.2%,其主要原因如下:

居民部门储蓄增加较快。美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和储蓄习惯将是决定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GDP经常账户表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危机使一部分借高利贷还房款的居民被迫清盘还债,失业率继续走高使美国消费者深刻感到减少负债消费的必要性(如减少信用卡借贷消费),美国储蓄率瞬间提高。根据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当消费者预计其未来收入将有永久性下降时,就会减少消费,因此,美国居民的消费暂时不会很快恢复。根据IMF数据显示,2007年(危机爆发前)至2009年,美国个人储蓄占GDP的比重从0.4%上升至3.6%(见表)。

企业储蓄略为减少。由于金融危机使企业盈利减少,2007年至2009年,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从13.2%下降至13.1%,下降0.1个百分点;但由于危机使企业大量精简机构,减少投资,企业投资减少更快。

私人部门净储蓄快速增加。同期,美国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5.5%下降至11.4%,下降了4.1个百分点。综上所述,私人部门净储蓄占GDP的比重从-4.6%上升至-3.4%,上升了1.2个百分点。

政府储蓄明显减少,政府投资有所扩大,净储蓄大幅下降。由于政府在危机时出台了75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相当于减少政府储蓄。上述期间,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从0.5%下降至-5.7%,下降了6.2个百分点;而危机时政府扩大基础建设投资,刺激经济也增加了政府投资。上述期间,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从3.4%上升至3.8%,上升了0.4个百分点。因此,政府净储蓄率共下降了6.6个百分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净储蓄增加的最重要原因是私人部门净储蓄快速增加,其主要原因是个人储蓄率快速增加,私人部门投资快速减少。虽然政府部门由于刺激经济扩大了赤字,但其净储蓄率下降的程度小于私人部门净储蓄率的增加程度。

金融危机前欧日经常账户顺差在全球三分天下,危机时总体缩小转为逆差,危机后对顺差的贡献明显低于危机前。危机前,欧元区的经常账户顺差已经在开始逐渐减少,反映出欧洲将更多的出口转移至劳工更加便宜的亚洲地区。例如,2005年至2007年,欧日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2%下降至0.3%,平均每年下降0.3%。在金融危机期间(2007年至2009年),上述顺差占全球GDP之比急剧下降,从0.3%下降至-0.7%,平均每年下降0.33%。同期,德国、日本经常账户差额占本国GDP的比重也明显缩小,分别从0.2%和4.8%下降至-0.7%和1.9%。德日在金融危机期间经常账户顺差大幅缩小,主要是出口受到全球需求大幅减少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将德日这两个以往的大顺差地区转变为小逆差地区,其对全球经常账户顺差的减少贡献较大。

金融危机前石油出口国是全球经常账户最大的顺差贡献者,危机时顺差大幅减少,危机后顺差可能明显低于危机前。石油出口国在危机前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一直领先于所有顺差国家,特别是2005年以来全球石油价格开始启动快速上涨后,石油出口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一度超过1%(2006年至2008年),由于2008年7月开始全球石油价格迅速下降,从145美元/桶下降至2009年末的70美元/桶。石油出口国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大幅下降,2007年至2009年,其比重从0.89%降至0.33%,下降了0.56个百分点。IMF预计,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可能低于危机前的趋势增长水平,预计石油出口国的出口收入将低于危机前。因此,IMF预计石油出口国顺差占GDP的比重将在中期维持在0.7%左右。如果未来石油价格上升速度较上述假设快,那么目前已经有投资银行预测今年原油价格可能突破100美元/桶,石油出口国的顺差可能会大于预计。

金融危机前新兴亚洲国家经常账户顺差较大,危机时顺差减少程度最低,危机后可能快速恢复并成为全球最大的顺差贡献地区。危机前,亚洲地区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05年起快速扩大,到2007年已从0.56%上升至0.97%。这主要由于欧日部分出口转移至亚洲,亚洲经济高速发展。

危机后,由于中国及新兴亚洲受危机影响相对发达国家较轻,2009年其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仅下降至0.91%,较2007年下降0.06个百分点,是所有顺差组中下降程度最低的。预计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亚洲经济体的出口有可能复苏较快,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经常账户顺差占全球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IMF认为,2014年,这一地区的该比例将上升至1.14%,是顺差组中最高的。因此,这一地区也将面临较大的汇率升值压力以减少顺差。

一个谜团:误差向顺差转变

可以说,分析全球经常账户格局最困难之处就是完全掌握全球经常账户数据并进行处理。从理论上来讲,全球经常账户差额应等于零,但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进出口数据统计的口径差异、转口贸易因素等,近年来全球经常账户误差越来越大,并且越来越顺差。在2004年以前,全球经常账户误差基本是逆差,说明有一些顺差方的交易未被统计或逆差交易被高估。但是,2004年以后,全球误差向顺差转变,并且在危机后进一步扩大。根据IMF的预测,2014年全球误差甚至会达到全球GDP的1.07%,仅略低于中国和新兴亚洲地区顺差。这说明可能会有更多的逆差交易未被预测到,或顺差交易被高估。如果要在未来实现全球经常账户平衡,则应增加逆差方进口或减少顺差方出口。其对汇率的影响显然是顺差方汇率应该升值,逆差方汇率应该贬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常账户的调整方向是,美国逆差将大幅缩小,中国及新兴亚洲顺差将跃居全球第一,德日从逆差转为温和顺差,全球误差变成大顺差。后危机时代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虽然得到部分缓解,但是全球误差变大可能意味着中国及新兴亚洲将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