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学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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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学风险管理范文第1篇
干练、直爽、知性、时尚，是许多同事和许多学生对陈伟珂教授的评价。这位亮丽的女保险学人，早被人称作是天津理工大学这座象牙塔里一道美丽的风景。
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的陈伟珂，1993年进入天津理工大学任教，现任天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系主任，和她共过事的无论是她的学生还是她的同事都说，陈教授是位非常有亲和力非常好沟通的老师。
走进经济管理学院的休息室，学生正和陈教授一起坐在洒满阳光的窗前听着悠扬的爵士乐面对面的探讨着问题。“我们的咖啡机比星巴克的还要好，我们的炭烧和蓝山都是非常正宗的”，陈教授介绍着。休息室里咖啡的香气四溢与学术气息共同衬托着房间里的和谐，TeaTime 这个流行于外企的沟通方式被很合身的请到了这里。“我很愿意给我的学生煮上一杯咖啡，一起享受这美好的TeaTime”。
[经历]
从化工工程到工程造价到保险学
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的陈伟珂，1993年进入天津理工大学化工系担任教师。1999年开始从事投资与工程造价与风险管理领域研究，参与创建TCCCE中心和工程造价学科，充分发挥TCCCE中心在投资与工程造价领域研究的领先优势，先后在天津理工大学申办了工程管理、保险系、工程造价等本科专业，主攻方向为投资与工程造价领域中的政策风险、公共安全、工程风险与保险等。
“TCCCE中心的建立，到从工程造价学科的创建，到保险系的创建，我和我的同事们经历了三次创业。”陈教授感慨的说。
第一次创业是创立TCCCE（天津理工学院造价工程师培训中心）中心，当时工程造价专业在国内刚刚起步，尹贻林教授当时就提出以“团队精神”特点为组织文化，实行“专攻一点”的竞争战略方法。制订了“努力成为中国工程造价学科的教育中心，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的奋斗目标。当时克服了资料不足，办公教学软硬件不足等困难，终于把TCCCE中心建立起来，并发展到现在在国内工程造价领域内权威的地位。
第二次创业是在全国率先创建了工程造价专业，之后国内有30多所高校根据天津理工大学的模式创建起工程造价专业。因为前期TCCCE中心的积累已经到了非常良好的地步，所以创建工程造价专业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的非常到位。“从建立工程造价专业到现在这几年的发展，我敢说天津理工大学的工造价专业是全国最好的。”陈教授非常自信的说。
第三次创业是2002年天津理工大学保险系的创立。最初在工程造价专业学科的教学科研过程中，就非常注意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方面的理论研究，并独树一帜的在课程设置中加上了保险专业课。1999年国家开始强制规定工程建设中必须建立风险管理和控制机制。这也恰好和当时尹贻林教授当时想把风险管理与控制设置单独专业学科的思想不谋而合，也正好是开设工程保险方向专业的最好契机，工程保险需要的工程建设技术背景也恰好是工程造价专业所能支持的，两个专业的独立更可以相辅相成，成为国内领先一步的交叉学科群。经过三年的准备，2002年，天津理工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第五家成立了保险系，而以工程保险为特色的只有天津理工大学一家。
提起这三次创业， 陈教授这样说到――“天津理工大学作为一所普通本科院校能够有今天的成绩，我很骄傲。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取得了很多重点院校都难以取得的学术地位和科研成果。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去问问工程领域我们天津理工大学工程造价专业和保险系的品牌响不响，过硬不过硬！”“现在有部电视剧很火叫做《奋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我的三次创业就是奋斗。”陈教授最后这样说到。
[感想]
我是一名教师
案头上一块奖牌非常醒目，几个滚金的大字写着――优秀教师。这是陈教授最珍视的一个荣誉。“我身上有很多的头衔，天津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系主任，TCCCE中心研发部部长，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风险与风险管理方向带头人……但是我最在乎的还是教师这个头衔！”
“我们现在培养的保险本科生，就是在培养中国保险业的未来。由于多年来一直没有形成一种特别浓厚的学术氛围，过于功利化的运作模式导致了很多人对于中国保险业有着这样那样的误解，也导致了中国保险业商业公司与中国保险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距离。学术发展如果被过于功利化的思想所主导，本来肥沃的学界土壤将大大地降低肥力。现在各高校对于保险专业的大力开办和加大研究投入，商业保险公司对于高校学术圈的逐渐加大力度支持，现在已经真正的认识到了人才是整个行业的立足和振兴之本，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是件大大的利好。”
当谈起天津理工大学保险系的时候，陈教授感悟良多。在当初筹建保险系的时候，陈教授就清醒的认识到建设市场体制改革已经孕育多年，已经到了将产生重大成果的重要时期，建设部向国务院提交的构建建设市场的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工程建设领域强制实行工程保险和工程担保制度，工程保险即将成为财产保险市场中与机动车辆险并驾齐驱的第二大险种，工程保险界需要大量工程保险人才。工程保险由于需要了解工程计量与工程计价的知识，才能处理好理赔事务，因此我们可以把工程保险构建在工程造价管理和风险分析基础之上。每个造价工程师都有深厚的工程计量与计价基础，在继续教育方案中，风险分析课程又是必修课之一，所以造价工程师在21世纪初进入工程保险界是必然趋势，这也是符合国际保险界和测量师行业惯例的。
天津理工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的建立给陈伟珂带来的不是学科带头人、系主任的虚名，更多的是清醒的认识和深层次的思考。
天津南开大学是国内保险学界的翘楚，上至国家保监会的高层，下至国内各大保险公司、保险机构的高管，南开大学保险系的毕业生比比皆是。天津理工大学必须在学生培养上开展分层次培养机制，南开大学培养保险业的高管，天津理工大学就要培养保险业的中坚力量，一样大有可为。陈伟珂亲自建立的保险专业实验室，在软硬件方面具有高度的模拟性和真实操作性。目前在国内高校同类实验室尚无先例。
宋明哲先生是台湾铭传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的教授，是陈伟珂最欣赏的保险学者。陈伟珂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宋明哲先生把现代的保险理念传播进了中国。尤其是宋明哲先生在风险研究中将各个不同视角的风险观点分为主观建构派和客观实体派两大类的经典理论更是在教学和科研中对陈教授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陈教授笑称自己是宋明哲先生的“粉丝”，如果有机会能在学术活动中见到他，一定会问他要一本他亲笔签名的《现代风险管理》。
陈伟珂总是戏称自己是保险业的插班生，其实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对于保险学术界的关注和参与早在天津理工大学保险系成立前就开始了。2001年陈伟珂参与的“面向2 1世纪工程造价管理人才知识体系与培养模式研究”的项目就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近年来，她从事了大量投资与工程管理、风险管理领域的研究，承担了大量的相关课题。对于这些，陈教授总是担心做的还不够，每每她大量的事先准备工作叫学生和同事知道后都暗暗佩服不已。
“我以前看过一部苏联的电影叫《乡村女教师》，片中叫瓦尔娃娜的女教师有理想也有坚定的意志，不留在大城市到偏僻的西伯利亚去教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头发斑白的瓦尔娃娜看着学生们微笑。虽然我不是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但是我相信，即使是现在我的学生也会被这种精神所感染。通过这部电影的影响，我就决定要投身教育事业。”陈伟珂对教师的理解原来是如此深刻。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副桃花芬芳的大幅国画，这是毕业生们联名送给陈伟珂的礼物，每天陈伟珂看见这幅国画，想起那些现在已经事业有成的学生们，肯定也会象瓦尔娃娜一样微笑。
保险学风险管理范文第2篇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购买人身保险。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对保险从业人员的强烈需求，尤其是对高素质保险人才保险公司更是求贤若渴。近年来，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基地，我国高校顺应保险业发展的要求，纷纷开设了保险学专业，为保险业输送了大量人才，有力地促进了保险业人才队伍规模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然而，对于大部分学校来说，保险专业都是相对年轻的一个专业，在教学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人身保险的教学上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加上保险是一个新专业，由于一些传统观念对保险业的偏见，学生对保险专业有消极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此外，对保险专业的投入不足也是造成保险教学质量难以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意在探讨人身保险专业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改进保险教学效果的建议，以期为保险专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人身保险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人身保险是保险专业的一门必修主干专业课，在保险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占住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一门课的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保险专业大学生的素质，因此，搞好人身保险的教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人身保险的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影响了教学效果。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对保险专业认识上的误差使得其学习动力不强
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保险行业的存在很多偏见，认为很多保险都是骗人的，保险从业人员就是那些下岗职工整天挨家挨户、低三下四求人买保险的人。这种认识对保险专业的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一些新开设保险专业的高校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以南方某高校为例，该校于2001年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当年招收两个本科班，共105名学生。这是个新开的专业，许多学生在参加高考后，根本就没有填志愿保险专业，而是被学校调剂过来的。由于社会的偏见，学生本人及家长都不愿报考保险专业，认为上一个重点大学将来毕业出来卖保险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他们心里对学校的调剂存在着很大的抵触情绪，但是为了上一个重点大学也不得不服从学校的调剂。但是这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有的学生谈不上好好听课，甚至怨气冲天，把不满情绪发泄到教师身上，虽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学生，但是对整个保险专业的学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给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二）教师缺乏保险行业的实践经验使得其教学效果不佳
人身保险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很高。然而，在教学环节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教师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在实践方面的经验却非常匮乏，懂得理论知识的教师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去从事保险实践工作，而富有实践经验的保险工作者也进不了保险教师队伍。某高校在10年前就有风险管理专业教师，当时学校把这些教师派到保险公司去实践，但3个教师最后全部留在了保险公司，没有一个愿意重返教学岗位。目前该校风险管理与保险系共有9位教师，其中有4位具有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硕士学位，一位具有该专业的博士学位，但是没有一位有过保险业的从业经验，也很少有教师去过保险公司进修锻炼。在教学过程中，多数教师以讲授理论知识为主，鉴于保险专业的实践性要求，也有不少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法。然而，由于教师本身缺乏实践经验，所用的都是从书本上或是从网上下载的现成案例，并没有包含自身的感受，所以在讲授过程中难以做到生动形象，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三）学校对保险专业的投入过少使得教学所获支持不足
良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来自教师的努力，另一方面与学校对专业的投入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年轻的新专业，保险专业在大部分学校的地位都不如那些老牌专业，尤其是高校近些年热衷于搞名牌专业精品课程，把大部分资金及力量都投入老牌和名牌专业中，而像保险这些新专业，由于其力量薄弱，没有多少话语权，因此很难获得学校的支持，无论从教学的硬件还是从软件，无论从资金还是从资料设施的投入，都处在一个弱势地位。某高校近年虽然引进了几位教师，但是新设立的保险系基本上没有新投入的专项资金，对保险教学的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几年之内都没有添过什么新的教学辅导材料及影像光盘。教师也没有机会没有渠道去保险公司从事人身保险的实践工作，个别教师自己联系去了也得不到经费及时间的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教师在保险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常常感到无所适从。
三、人身保险教学的创新途径
针对上述问题，要搞好人身保险课程的教学，必须从加强对学生专业观的教育、加大对保险专业的投入力度以及着力提高老师队伍的素质等方面出发，努力创造人身保险教学的有利环境，真正把高校建设成培养高质量保险专业人才的基地。
（一）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保险专业观以提高其学习信心
要搞好人身保险的教学，首先要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在保险教学过程中，尽管教师是教学的主要方面，但是如果学生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教师再多的努力都是白费。在学生的思想教育过程中，一是加强保险形势教育，让学生认识到保险业是我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的迅速发展是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必然结果；二是加强保险专业观的教育，使学生了解到每个专业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自身的优缺点，而保险专业也有自身的强大优势；三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让学生明了培养一个保险专业的大学生并不是让他们毕业后去当保险推销员，而是要做一个掌握现代经济金融知识的保险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某高校通过平时对学生进行不断的专业观教育，加上2007年首届保险专业的毕业生就业情况非常乐观，甚至比一些名牌专业如国际贸易的就业情况还要好，让学生看到了保险专业的希望和美好的前途，从而重新树立了对专业的信心和热情。
（二）注重加大对保险教学软硬件设施的投入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人身保险作为一个新的专业，迫切需要得到各方的支持才能迅速成长，否则就有可能一蹶不振，所以加大投入力度是事关新专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专业投入方面，一是要加大硬件设施的投入，从保险学科建设的实际出发，为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二是要加大人才建设步伐，除积极引进保险专业教师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大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力度；三是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每年要拨出一定资金用于购买书籍影像、举办保险研讨会、送教师去保险实际部门参加实践工作以及请相关人士来为教师和学生讲授保险实践经验等。
（三）注重教师素质的提高及方法的改进以增进教学效果
保险学风险管理范文第3篇
自2014年5月开始，杨函宇的父母带他辗转大理、广州治病，一年间，治疗费用高达十几万元。
2011年中国医保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2012年8月，中央政府出台政策，要求各地从城乡居民的基本医保基金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购买针对重大疾病风险的商业保险，意图在基本保障的基础上，帮助大病患者家庭减轻经济负担。2013年，大理州也公布了自己的大病医保政策。
但对杨函宇一家来说，现行政策形同虚设，所有费用都需要自行承担。他们的情况也非个案，漾濞县2014年的大病保险资金总额为180万元，同期赔付额却不足100万元。这意味着，资金大量结余的同时，许多大病患者却游离于保障范围之外。 现行大病医保制度主要以医药费用高低来界定“大病”，而非针对具体病种。 “合规”门槛
按照大病医保制度的统一要求，云南漾濞县、四川汉源县皆设置了起付线标准，分别为6000元和5000元，并规定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住院医疗费用，在扣除新农合报销后，自付金额高于大病起付线的患者，可进入大病保险报销流程，分段累计计算。
这意味着，大病医保制度主要以医药费用高低来界定“大病”，而非针对具体病种。
在实践中，大病保险合规医疗费用的设定与新农合医保目录保持一致，目录内药品多为基本药物。按照汉源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任丽的解释：“此举意在防止过度医疗。”但这样的设置，偏离了大病医保“保重大疾病、保高额住院医疗费”的初衷。
汉源县富泉镇建全村的9岁儿童刘磊，2014年4月被诊断出患有病毒性脑膜炎，至今医疗费花了20多万元，其中6万余元由新农合与大病保险报销。刘家年收入6万元左右，据刘磊母亲张莉介绍，为给儿子看病，她与丈夫负债近30万元。
为维持病情稳定，刘磊每天需要服用近10种药品，其中治疗脑膜炎后遗症的左乙拉西坦片价格最昂贵，每盒为698元，这种药没有被列入新农合药品目录，自然也无法获得大病医保的报销。
在漾濞县也存在类似案例，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及肺动脉高压的15岁儿童周丽莎接受手术后，需每天服用两种治疗肺动脉高压的药物，其中，波生坦每粒356.8元，每天一粒。西地那非每盒308元，共20粒，一盒可维持十天用量。这两种药均为新特药，不在新农合的药物目录内，只能自费购买。
对于周丽莎的情况，漾濞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同情，但在政策范围内无能为力。
北京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教授锁凌燕说：“对合规费用的界定比较复杂，各地制定大病保险政策时便将报销范围限定在基本医疗目录中。这种做法方便易行风险低，但合规费用过窄，致使自付费用偏高。”
相较于政府主导的大病医保，民间色彩的“乡村儿童大病医保”项目则显示出更多的灵活性，这个项目由约40名民间公益和媒体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下称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挂靠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通过募捐筹集资金，为乡村贫困儿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与当地新农合共用一套药物目录，但会在新农合及大病保险报销基础上，对0-16岁的患病儿童提供再次报销。此外，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对新农合报销目录外患者的自费费用给予20%报销。
“20%的比例是由多名医药专家测算出来的，将基金风险考虑在内，同时防止过度医疗。”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通过三年的运行发现，目录外自费费用的补偿并未给基金带来给付压力，上述工作人员表示，未来还会在不同地区，通过对病种选择，提高目录外自费部分的补偿比例。 门诊不赔
除目录外用药，大病患者往往病情复杂，需接受持续治疗，由此带来的门诊费用令患病者家庭难以承受，而现有的大病医保制度将报销范围圈定为住院费用，仍以漾濞、汉源两地为例，两地医疗花费10万元以上的“大病”患者，其医疗费用的60%-100%为目录外用药或门诊费用。
杨函宇的眼疾被诊断为圆锥角膜后，父母带他去广州中山医院治疗，但由于他未满18岁，身体尚未发育成熟，所以不能进行手术治疗。这次的广州之行，一家三口的生活费加门诊检查费总共5万元。为维持病情，杨函宇现在佩戴了rgp隐形眼镜，价格为5万元，且每隔一年半至两年便需更换一次。
为检查角膜是否被磨损，父母需带杨函宇每隔三个月去一次中山医院进行复查，每次花费3万元左右。这种情况需持续到他18岁，能够做角膜移植为止。在这期间，所有费用均为门诊费用，在现行政策框架内，新农合及大病医保不会给与任何赔付，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也仅能支付其中的20%。
除了杨函宇的独特病例，其他如脑膜炎、脑瘫等常见疾病的后续治疗，以及肺动脉高压、白血病、癌症的维护式治疗，多为定期复建、检查、放化疗等，皆价格昂贵。比如，机器理疗每次30分钟，花费将近900元，放化疗费用更高，每次需1万元左右。后续治疗及病情维持往往不具备住院资格，且均具有持续性，门诊花费在整个治疗周期中占绝大部分。
对此，漾濞和汉源两地新农合的工作人员表示，未将门诊费用纳入大病保险，是担心可能引发过度医疗行为，并重申门诊基金最重要作用是“保基本”。
锁凌燕有另外的看法：“大病保险的初衷，是希望保护家庭免受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影响，人为将报销限定为住院费用，并不合理。”
对此，漾濞县新农合管理办公室主任黄赛明建议，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将“门诊大病”作为特殊的慢性病考量，进而纳入门诊慢性病的范畴;或者将一些特殊药品列入门诊报销目录。 功能错位
汉源县和漾濞县的农村居民大病医保均是从新农合基金中划拨资金购买，汉源县以参合农村居民每人20元的标准筹资，漾濞则是每人25元。前者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后者则将资金交由大理州政府统一管理。
在漾濞，经新农合报销后，如果自费合规费用超过大病保险的起付线标准，则实行分段累计计算，18万元封顶。达到封顶线后，自费费用如果仍超过5000元，则不再区分目录用药，剩余医疗费用均按照大病保险的报销标准再次进行赔付。
政策自2013年施行以来，大理州仅有一名患者通过这一规定受益。
之所以如此，并非现实中缺乏需求。据推算，达到18万元的封顶线之前，农村居民需先行垫付44万元医药费，这仅仅为合规费用，加上目录外用药，实际垫付费用会远超44万元。而2014年漾濞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79元。“许多人在治疗过程中，因拿不出垫付资金而放弃治疗。”黄赛明表示。
这也是漾濞县的大病医保基金出现近50%结余的主要原因。
为使资金收支平衡，黄赛明表示，大理州的一贯做法是调整起付线，增大或减小报销比例，一般不会对目录用药进行调整。
汉源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该县自2014年12月1日实施农村居民大病保险至今，自付合规费用经新农合报销后，仍超过大病保险起付线的仅有十几人。
漾濞县2014年农村居民医保理赔数据显示，心肌梗塞、支气管炎、骨折、烫伤、糖尿病等疾病的合规费用占总费用的93%以上，人均医疗总费用为1.3万元，新农合及大病保险分担的医疗费比例接近50%。而患同样病种的0-16岁的儿童，还能得到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的再次补偿，最终自费费用仅为几百元甚至几十元。
按政策初衷，大病保险是基本医保的拓展。根据现实情况看来，大病医保的功能更像是在新农合报销基础上和其药物目录内的二次报销。就此而言，新农合和大病保险的保障功能出现重合。
在汉源和漾濞，起付线设置并不高，且都是将一年内多病种多次累计的费用作为起付线基数。这一设计结果令那些有能力负担医药费用，且多次接受医疗服务的人更有机会获得大病医保报销。虽然客观上扩大了受益者范围，但实际与大病保障的功能发生错位。
从这个角度看，大病医疗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联合保障效应，但大病患者所承担的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过高的情况并未得到明显缓解。
对此，锁凌燕认为，首先需要厘清大病医保的制度目标：即保护家庭免受“巨灾”威胁，目的并不是将参保群众的报销比例提高到多少个百分点，而是让群众自付合规医疗费用，不超过年度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其次则是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效率优势，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并且确立恰当的筹资机制，确保稳定的资金来源。 筹资渠道单一
上述大病医保设计缺陷，主要源于大病医保筹资渠道单一，进而造成资金匮乏。
国家大病医保政策明确：各地要从新农合基金中划拨一定的比例或者额度作为大病保险基金，在新农合基金有结余的地区，利用结余筹集大病保险资金;结余不足或者没有结余的地区，在新农合基金年度提高筹资时统筹解决资金来源，逐步完善多渠道筹资机制。
而在实际运行中，多渠道的筹资机制普遍匮乏，除少数地区通过财政拨款以及民政救助金补贴，大部分地区的大病保险基金完全来自于同期的新农合基金，而新农合基金自身已面临支付压力。
2014年漾濞县的新农合基金支出率达到95%，而汉源县2014年的新农合基金基本没有结余。
在新农合基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需承担大病保障的功能，不仅影响基本医保的受益范围和受益水平，同时也影响了大病保险的制度设计。
实施方案既要保障受益面，又要最大限度提高保障水平，如何“两全”成为难题。
一些地区无奈只能采取保守措施。例如，2012年至2014年，雅安市曾出台政策，对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医疗费用的支付标准为合规费用的80%，对贫困家庭则支付100%。但在实施大病医保政策后，上述规定被取消，“政策需要在保障新农合资金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制定。”任丽表示。
此外，国家要求地方将大病医保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在雅安市，当地政府选择了中国太平保险公司作为合作对象，后者承办大病医保，承担经营风险，自负盈亏，然而商办保险优越性在实际操作中打了折扣。在汉源县办公的太平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仅有一人，他坦承，自己根本无法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医疗费用进行监管，而且对参保人员的就医需求变化也不能及时了解。目前，他只负责对意外事故进行审核，其余工作继续由当地新农合工作人员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