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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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治理范文第1篇
0.引言及文献综述
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新浪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投身其中。从全局上看，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一种“竞合”关系，有利于我们把全球贸易做大做强。但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不一定使每一个参与国都能从中受益。正如唐海燕、张会清（2009）所指出的，参与国际分工并不一定意味着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和分工地位的必然提升，或者说价值链提升的效率可能并不理想。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大多处在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过度依赖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外包产业而忽视对国内竞争优势产业的培育，则可能面临出口结构不断恶化及贸易利益相对下滑的风险。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一方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带动了我国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和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化增长。但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劳动力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导致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贸易附加值低下，“芭比娃娃”的类似案例层出不穷。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反思：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否有利于中国贸易利益的提升？本文将从价值链区位配置差异的角度出发，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贸易利益的内在机制进行考察。
1.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1.1计量模型
1.2.2价值链分工变量（Division）。本文直接利用各行业进口中间产品的投人数据占行业总产值的比重反映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
1.2.3控制变量（Contr01）。物质资本（Capital），本文参考Ortega etal（2011）的永续盘存法；外商投资资本（FDI），本文FDI的数值指的是外商投资指标为各行业外国和港澳台工业企业实际利用外资占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人力资本（Human），本文在人力资本变量的选取设定Humanl、Human2这两个二级变量，其中，Humanl的数据为各行业大学生人数占总员工的比重，Human2的数据选用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占总行业就业总人数的比重。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2.回归结果及分析
利用系统GMM估计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方程1显示Division的估计系数为正的0.057142，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中国工业行业贸易利益的提升。随着方程2、方程3及方程4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Division的回归系数值一直为正值，且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情况下，Division对中国工业行业贸易利益的提升效应为正，这与唐海燕等（2009）、刘庆林等（2010）等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
物质资本Capital的估计系数在方程1到方程5中的回归中均显著为正，得出了与杨汝岱，姚洋（2008）相似的结论：物质资本的积累有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进而提升贸易利益的相对水平。
在人力Y本层面上，方程3中Humanl的回归系数为0.091390，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方程4中Human2的回归系数为0.078131，但没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从最初的变量设定来看，Human2变量选用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占总员工的比重，应该比Humanl更能够解释人力资本的增长，但实证检验的结果并非如此。这种不一致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工业企业引进的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其比重远远超过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在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过小的情况下，即使引入大量的大学生员工，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也不会显著增强。二是人力资本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作用依赖于专业技术的进步。企业引进大量的大学生员工，如果不能很好的通过产学研相结合方式将昔日的大学生转化为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不仅不会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实质性贡献，还会造成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浪费。
方程5中FDI的回归系数为0.061807，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中国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有利于中国工业行业分工地位的攀升及行业相对贸易利益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对国内工业行业形成“资本补充效应”，还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国内工业行业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中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与水平。
3.政策建议
全球贸易治理范文第2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发展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全球贸易治理范文第3篇
作者:陶明
格致出版社
2010年8月
美国的贸易政策体制为保护主义的上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者认为,对于经济战略必须考虑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国际贸易的各项成本往往会集中反映在某些行业,它们尤其会影响到那些国内市场受外国竞争削弱的企业和工人。贸易政策必须同时兼顾他们的利益,即最低限度保护由于市场力量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失败者,至少使他们相信美国的贸易制度是公平的,否则美国经济所赖以存在的国内政治基础将岌岌可危。
国内政治基础主要体现为美国普通百姓对政府贸易政策的态度。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公众对自由贸易存在许多疑虑,这种状况恶化随着美国经济霸权的逐步削弱可能持续下去。
首先,美国权力阶层的精英一直主张自由竞争的贸易体制是最好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增加国家福利,不愿意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活动,结果是美国中下层人群特别是受教育水平不高的低技能工人感到不安全。
如果说美国在扩大贸易方面的总体收益是巨大的,年收益在1万亿美元左右,那么安置因贸易而下岗的工人的成本则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完全可以花费很少就能够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度过适应全球化的难关。根据美国专门研究这一损失的项目估计,为抵消全球化的不利影响而付出的调整成本每年仅为500亿美元,即使这样,美国政府也不愿意付出这一费用。美国现在每年仅花费10亿―20亿美元来补偿适应全球化而产生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弱势群体诉诸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公众将贸易失衡推定为其失业与贫困的首要原因,中美贸易不断创纪录的失衡数字以及中国商品的随处可见,使中国成为美国公众转移怒气的对象,最后,美国公众将他们对现有贸易政策的不满通过自己手里的选票传达给美国议员,而对于争取当选的美国政客来说,迎合选民支持自然成为他们通往权力殿堂的最佳政治策略,我们看到,某些政客甘当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言人。对此,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指出:全球化理论要求我们要有耐心,政客可没有这样的耐心,他们关注下一届的选举并且有自己的时间表,所以他们没有耐心去等待演变的力量逐渐打造成全新的世界。
(本文摘自《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国内体制、动力机制与案例分析》第102―103页)
《美国公司治理机制晚近发展》
作者:朱园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9月
荐读理由:本书以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如何解决"效率"与"责任"或者"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冲突而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为主线,梳理和归纳了美国公司治理晚近发展的基本脉络,从法学的视角介绍美国在不同时期的主流公司理论,对美国经营判断规则、反收购的法律规制、股东诉讼制度、美国公司法处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间关系的法律制度、强化经营者责任作出重点研究,对我国借鉴美国公司治理法制的可能性及需要注意的地方作出详细分析。
《战略机遇期金融创新的重大挑战:中国政策性金融向何处去》
作者: 贾康 等
中国经济出版社
全球贸易治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全球金融治理；优劣势；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1-0074-03
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了全球金融治理调整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债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启；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他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参与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的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第一，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4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就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来说，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一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第二，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7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地推进。
第三，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进程还要持续不断地努力。
三、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一）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
首先，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好金融机构、自律组织、央行三道防线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和调控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让利率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自行认定，不断健全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完善央行利率调控和传导机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提高央行引导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针对非理性定价行为做好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
其次，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新阶段。今年以来，受到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法国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大选等国际事件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一些波动，但相比较于其他汇率波动较大的国际储备货币，尤其是相较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汇率还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央行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最后，发展普惠金融。中国首次将发展普惠金融纳入2016年G20杭州峰会中，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果。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今后要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法律和监管框架，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普及金融基础知识，促进客户身份识别，检测发展进程，以实际行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G20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开放性对话协商的重要机制，逐渐实现了全球金融治理从G7到G20的转变，中国通过制度突变的方式解决了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对中国来说，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G20是当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平台，它也将在未来深刻影响全球经济合作。中国能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从而使G20能够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的新变化。
2016年中国在杭州主办G20第11次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观，提出了“创新增长方式、强劲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联动式发展”四大重点议题，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向贡献了中国智慧，相信必将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产生深远巨大的影响。
（三）进一步推动SDR改革
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SDR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发出倡议改革SDR 以提升超国际货币地位。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 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比如可以选择某个发展中国家，让其从使用盯住一篮子货币改为盯住SDR，同时能获得IMF提供的特定的融资支持。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要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与中国经济上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环境，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的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投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的层次。
第三，推动“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变化，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其次，建立多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参考文献：
[1] 李巍.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J].国际政治经济学，2016，（4）.
[2] 王冠群.加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建设[J].全球化，2014，（5）.
[3] 熊爱宗，张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策略[J].开放导报，2016，（10）.
全球贸易治理范文第5篇
1. 1选题背景
经过几十年众多学者的研究与讨论,环境问题依旧是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而且,这种关注度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全人类对高质量生活状态的追求愈加提高。环境保护这一常态问题,会更加频繁的被人们触及。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依赖,它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追求的基础之下,同样满足着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对我们而言,环境具有供应物质生活资源、自主净化废弃满足人们舒适生活、保障人类生存这四类主要功效。然而,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全球贸易的不断扩大,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因此,人们不得不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深刻反思人类共同的环境问题。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国际贸易活动越来越常态化,这些因素使得人们在高速发展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忽略了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污染的跨地域性,环境污染范围的广阔性以及治理的复杂性,使得环境问题早已不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内部问题,它已然成为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相互扶持、相互协作、通力合作。国际贸易中,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成为新兴的三大贸易要求。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能源消耗的持续增多。而能源消耗的增多必然是以环境的支出为代价,这样一来,便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带来根本性的阻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国际交往和国际贸易从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几年之前,我国就已经成为全球出口量第一,进口量第二的贸易大国。面对这样的成就,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虽然我国近年来出口量排在世界前列,但以此带来的经济收益并非世界第一。因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我国以低端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导,大量的出口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我们自身能源的大量消耗、环境支出不断增高。在这种发展趋势和背景影响之下,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转变为低碳节能的发展模式。
………….
1. 2研究目的及意义
国际法层面上,随着新的环境问题的出现,针对该领域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也会随之而产生;国内法层面上,国家内部也从不同程度的开始完善和改进自己现有的相关法律制度。然而,国际条约、国内法律文件的增多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从法律角度上,要想彻底解决这一现状,我们要针对全球化的环境问题进行全球化的合作,这就是本文所要提倡的整合国际条约,协调国家内部法律制度。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贸易与环境保护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应该如何妥善处理两者关系,如何减少国际贸易环节中所造成的环境问题,顺应国际环保事业的大趋势,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因此,有必要从全球视角出发,对由国际贸易中所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并从现有的国际环境条约、国际环境法律制度进行审视和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国际立法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并从WTO规则与《能源条约》国际法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了 WTO规则下的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WTO规则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冲突,并提出在WTO规则下协调贸易与环境保护。由此及彼,分析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环境保护立法现状、存在的问题,从提出完善这些问题的几点构想。
……….
第二章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2. 1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理论分析
平衡论,亦称“协调论”。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可以达成相对的平衡,两者之间不是对立存在的关系,环境问题产生并非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相反,国际贸易在发展过程中对于环境保护是有益而无害的。我们知道,不管是发展国际贸易还是提倡环境保护,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创造更加优质的条件。前文中也已阐述,国际贸易在促进全球资源合理利用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各国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这样不仅减少了经济活动对于环境的危害,而且为环境的治理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和设备以及技术上的更新。此外,国际贸易活动带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人们树立强烈的环保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立论,或称“冲突论”,与上述“平衡论”观点正相反。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难以调和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才导致了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国际贸易活动越是频繁,其对于环境的不利影响就越大。世界贸易活动的频繁,预示着全球生产和消费的增多,这样一来,经济活动对于自然资源的依存度就随之增高。生产者对自然资源不加节制的开发利用、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以及污染商品的国际运输,必然造成“已有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不断出现”的局面。部分环保主义者认为,以消耗环境和牺牲后代生存条件为代价促进的国际贸易往来是环境问题形成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环境作为国际贸易活动的基础,一旦受到严重的破坏必然会对人类经济生产活动产生影响,当一些国家开始出台严苟的环境法令来控制环境进一步恶化时,这些政策法令同样会限制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因此,综合以上分析,对立冲突,难以调和是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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