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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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第1篇
一、双边合作模式的合作基础
双边合作作为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模式，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投资、贸易、科技、文化到军事防务、争端解决，几乎涵盖国家交往中的所有领域。双边合作所表现出的广泛性，主要是由于在这一交往模式中，参与方数量少且固定，合作程度的可选择空间非常大，从对双方具有完全约束性的正式双边条约（bilateraltreaty），到不具有约束效力的谅解备忘录（memorandaofunderstanding）、联合公告（jointpressreleases），参与方可以根据议题的领域、谈判的时间、国内的政治情况自主决定最终进行合作的方式。双边关系的本质是典型的双人博弈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会因为议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在金融监管的双边合作关系中，国家其实面临着两类博弈情境。
首先，国家与他国，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中与本国金融市场相比，具有较弱竞争力的国家，在金融监管合作领域中呈现出典型的囚徒困境的博弈模式。尽管二者都明白在金融监管领域进行合作，对两国而言将获得更高的绝对收益。但同时，对于具有较强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国家而言，如果在金融监管领域展开合作，特别是就集中性较强的证券市场准入问题展开合作，会加大本国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压力。因此，对于处在这种金融关系中的两国，所具有的合作意愿是不同的，对于占有金融市场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并不具有强烈的合作激励。
其次，金融交易技术手段的创新与便捷，使得巨额资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跨境转移，从而给一国的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带来巨大波动；与此同时，现代金融交易技术与金融交易工具的创新，也给金融犯罪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空间。就维护两国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利益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而言，两国的合作关系又体现出了“性别之争”［1］107型的博弈模式①。即两国对于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打击金融跨境犯罪领域应当进行合作是具有共识的。但是，鉴于相关的金融利益集团在每个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力有所不同，两国会在合作的范围与方式等具体执行问题中存有分歧。
（二）合作的基础
前文阐述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中的博弈类型，说明了两个国家面对金融监管的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合作激励。除了合作激励以外，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两国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威廉姆森将交易频率分为一次、数次和经常三种类型［2］35。交易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国间关系的联系程度。较高的交易频率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联系度较高，有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特别的两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较高交易频率，就意味着由此产生的较强相互依赖关系，将给两国带来较高的监管合作激励，进而提升两国进行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意愿。
第二，两国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国家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国家的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两国如果同属市场经济型国家，且具有较为相近的政治制度，那么，两国就具有较高的同质性。金融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具有不同经济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与管理理念中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会反映在金融监管领域，包括金融监管的目标、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部门的实际执行能力。这种差异性越高，意味着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制度中的交易费用就越大，而过高的交易费用很可能使得双方对监管合作望而却步。如果两国政府能够克服经济类型的差异性，而决定开展金融监管合作，但如果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则会使得政府间达成的合作方案，在不同政治制度下最终获得通过的概率有所不同，而这将直接影响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顺利执行。
第三，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主要是指各自对对方金融监管领域中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的了解程度。两国之间的了解程度与交易频率有关，两国在金融领域的交往频率越高，势必对彼此的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的就越多。基欧汉与奈在关于世界政治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对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做出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强调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这种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三个层面①。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构成了跨国联系的主力。两国在金融领域中较高的交易频率，表明了两国跨国金融企业往来密切。跨国金融企业通过具体实践可以更多的、更为具体的了解对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进而帮助本国政府在实践层面而非原则层面了解对方的监管法律制度与模式。
第四，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决定两国能否在金融监管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关系的一个前提性因素。如果两国存在根本政治分歧，甚至处于严重政治对立状态，即使已经具备了前三项双边合作条件，两国也绝对不可能在对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领域展开双边合作，甚至会单方面终止已经存在的双边合作关系。由此可知，两国间的政治关系直接决定了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存续。
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制度双边模式的两个模型
（一）美国—欧盟间的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金融市场，代表了现代金融的发展方向。两个金融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欧洲企业15％的股权融资来源于美国市场②，美国在银行业与其他金融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50％是在欧盟，而在银行与保险领域的欧洲投资者将75％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美国③。鉴于美欧金融市场如此紧密的联系，美国与欧盟在2002年设立了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监管对话机制（USEUFinancialMarketsRegulatoryDialogue，简称FMRD）。美国与欧盟委员会派出本国的高层决策者与监管者，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会议实现双方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双方的会议议程，主要包括对各自管辖区域内有关监管政策变化的信息分享，解决双方的监管冲突以及协调双方金融监管方面的政策法规。由FMRD负责解决的问题包括同意逐步完成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与国际金融报告标准的趋同；由美国证监会（US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负责组建一个监管大型非银行性金融联合企业的部门，以符合欧盟对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要求；以及制定新的外国私人发行者撤销登记的监管要求。美欧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欧盟委员会在2005年的一份有关美欧金融市场发展关系的报告中指出，美欧良好紧密的金融市场关系，为两个市场间节省了60％的贸易交易成本，增加了50％的双边贸易量以及降低了9％的股权融资成本①。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交易频率和紧密的市场联系，在经济类型与政治制度方面较为相似，对彼此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且金融企业间的联系紧密，符合上述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所有条件。
（二）美国—澳大利亚双边合作模型
美国与澳大利亚在2008年签订的备忘录（MOU）中，就两国在证券市场中对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交易业务的相关监管问题达成了合作共识。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对话机制所关注的监管合作范围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在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监管合作共识的，仅限于证券市场中对跨境服务者，证券服务业务的监管权限分配问题。在这份备忘录中，美澳双方允许一方的证券经纪商在对方的司法管辖区域内，为对方国民提供包括证券经纪与证券交易两项业务的金融服务，前提是为对方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证券经纪商已得到了母国的严格监管。与此同时，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须对本国与对方国家的证券经纪商以同样的标准实施同样的监管行为②。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证券市场对彼此的证券经纪商做出开放性的经营活动规定，源于两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在对于经纪商以母国监管为主的监管原则达成共识的同时，要求母国证券监管机构需与东道国证券监管机构时时共享对证券经纪商的监管信息，并保证两国的监管标准与所实施的监管行为具有可比性。美国—澳大利亚的谅解备忘录不仅要求双方的证券监管机构在监管标准的制定上进行合作，也要求它们在实施具体的监管行为时进行合作，以协调两国在证券监管方面的冲突，即真正做到了管制（regulation）与监督（supervision）两个方面③的双边合作。这与美国—加拿大间在对证券发行者监管问题上的合作模式有所不同。美国—加拿大“多重管辖披露系统（MultijurisdictionalDisclosureSystem）”中仅要求，加拿大证券发行者只要依照加拿大国内有关证券发行信息披露的规定做出了发行信息披露，就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④。美国—加拿大间在证券发行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管合作，仅体现在了监管标准的承认上，并不涉及在具体监管行为实施阶段的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监管双边合作模式相比，在合作范围与程度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有学者（PierreHuguesVerdier）也指出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在美国—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双边合作模式中，缺乏一个与双方都不存在利益关系的独立执行机构；其次，美澳间的监管标准是建立在双方各自的监管标准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的，而没有独立的、包含具体细节的，适用于双方的监管标准存在；最后，美澳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牢靠。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任何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关系的潜在威胁基础上的［3］81－83。首先，对于PierreHuguesVerdier教授指出的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金融监管双边合作关系中，很难在两国国内设立一个与两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独立监管合作机构；两国也更不可能将合作监管下的执行任务交由除两国以外的第三方执行。这种高度的对外授权化行为，在关涉国家重要金融安全与利益的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其次，关于两国应当制定独立的、具体的适用于两国金融监管合作关系的标准方面，在考虑时间成本与技术成本的情况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可行。这类标准的制定因为涉及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根本利益，必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协商，对于一些根本性利益双方甚至很难做出妥协。与此同时，尽管双方在证券监管方面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异，双方在监管技术与监管机构的职能分配上都存有不同，完全的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对于合作关系建立在一方有权单方终止合作的基础上是否牢靠的问题，本文认为，任何一类松散的双边合作关系都存在单方终止的潜在威胁。显然，国家不会因为这种潜在威胁的存在而决定是否展开双边合作关系。金融监管双边合作的开展是建立在双方因频繁的交易活动、紧密的市场联系需要通过监管机构间的监管合作，以降低两国金融机构在双边金融交往中因监管政策法规冲突而引发的交易成本，减少市场风险传递的需求之上的。
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第2篇
[关键词]银行 金融监管体系 立法体系 立法建议
一、 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1）金融监管立法欠缺系统性和规划性
如果从学理的层面上来讲，一国的法律体系应该是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紧密联系的完整体系。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证券法》，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央行和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一些部门规章。虽然我国已对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整合，但是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仍需要增强协调性和系统性，其还未形成紧密联系的统一有机整体。金融监管立法欠缺系统性和规划性首先表现为，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缺少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制度方面的制度设计，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也存在很大的空白。尤其是当前已在金融市场运行的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还没有对其运行做出完善的规范，这使得它们在实践中一些操作方式已经超出法律之外，这无疑不利于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的发展，也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央行和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部门规章在金融监管立法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过大，由于其效力不及人大制定的法律，所以缺乏足够的权威性。
（2）法律规范不具备可操作性
金融监管立法应当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法律规范，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已覆盖前述几项内容，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方面的实施，由于我国相关立法大多是方向性的原则性的，具体的实施细则规定相对较少，所以不具备可操作性。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出台为例，虽然破产法已对企业的市场退出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由于金融机构与普通企业相比有其特殊性，破产法的许多规定就成了原则性规定。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中很明显大多时候仅具有指导意义，不具备操作性。导致在实践中，出现问题了最终只能求助于中央银行和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长此以往，法律法规在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过程中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人们会更多的依赖行政机关。所以造成当前金融监管中有法难依的问题，出现了金融监管的法律风险和法律真空。
（3）金融监管权力和职责分配不明确
我国金融监管主体主要包括中央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大家所说的“一行三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都不断在进行业务创新，混业经营的趋势逐步加强。我国这种以机构的类型确定监管的对象的金融监管模式已逐步不再适应我国金融监管市场发展的需要，旧的金融监管立法中关于“一行三会”的权责分配也就不再符合金融监管的实践需求。以银行的监督管理为例，它的核心在于两方面一是根据国内金融业的发展状况进行银行业监管法的融合与协调；二是实现银行监管权的重新配置与分离。但是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其规定的中央银行的权责和银监会的权则有重叠，这就会导致在银行业的监督管理中会出现央行和银监会相互推诿或争相管理的局面。在监管实践中，由于多年的监管历史中央行一直在发挥着主要作用，所以银监会的许多监管权被架空。这种权利和责任分配不明的立法很明显不利于促进央行和银监会积极的运用自己的权利履行本机关的义务，也不利于追责，使得监管效率和效果大打折扣。
二、完善中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建议
当前，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工作重心在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是做好金融机构的审查退出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立法研究。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规划性和系统性，并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法规接轨。为了规范监管行为，实现金融监管稳定，当务之急应当参照国际法律准则，加快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于国际金融法规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
（1）增强金融监管立法的规划性和系统性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立法已经进行过整合，在今后完善立法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注意全局的规划，避免各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和重叠，增强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性和协调性，提高立法的效率，避免在实践运用中的困难。其次，逐步降低中央银行和国务院各部位制定的规章的比例，提高金融监管所依据法律文件的权威性。然后，应当进一步弥补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针对新出现的金融产业、金融产品，加快立法，避免其在法外运行，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最后，应当进一步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推动制定期货法、保险法司法解释。
（2）增强金融监管立法的可操作性
我国关于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已经出台多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人民银行法》、《保险法》，但是具体的每部法律的某个条文，很多仍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细则规定仍不完备，缺乏可操作性。针对这些已经出台的金融监管相关法律法规，我们立法的重点应当是抓紧制定出与它们配套的具体的实施细则。例如在在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方面，2004年11月，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湖南调研考察时强调要推动尽快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加快高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进程，从根本上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但至今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制度。
（3）结合国情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监管立法的接轨
自从我国加入WTO后，按照国际惯例和WTO金融开放规则，我国的金融市场应当对外开放，所以我国的金融市场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这就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就不仅要考虑国内的金融市场还要兼顾国际金融市场。在实践中，我们应当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坚持我国特色的金融监管立法同时，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立法，为符合金融全球化的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制定一些新的法律，对于一些旧的已经不适应金融全球化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监管立法予以修改甚至废除。这样才能逐步与国际金融监管立法接轨。
（4）通过立法明确金融监管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类金融机构不断地创新金融业务类型、提出新的金融产品，混业经营的模式的不断加强，所以我国根据监管机构的类型来确定监管对象的传统做法，已经不再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混业经营的出现导致旧的立法规定已经不能再明确各个法定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权力和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在协调各法律之间关系的同时制定出符合新的金融市场的监管立法。这样由于权责的明确就避免了相互推诿或争相管理的现象，不仅能够提高执法的效率，而且还能达到很好的执法效果。
最后，金融监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还应当有与之相配合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再注意运用必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网络等高科技监管手段，我国必定能够建立一个运营良好的金融市场。
参考文献：
[1]叶之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魅力中国》，2009年第36期
[2]宋美娇，《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中国商界》，2010年01期
[3]武传德，刘鸽，《金融结构优化与金融监管完善》，《理论学刊》2007年第3期
[4]李金洋：“加入WTO中国银行法制的局限性及克服”，《法律科学》2002年
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综合金融监管；碳金融；监管模式；双峰模式
一、 引言
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碳金融的发展使资金流向低碳市场的效率大幅提高，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碳金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碳项目的金融活动，另一类是基于碳配额的金融活动。
目前，国际碳金融市场已经发展壮大并趋于成熟，成为碳金融发展的基础。我国的碳金融市场虽然起步较晚，发展相对滞后，但碳金融产品的创新和碳市场的发展非常迅速，一方面碳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碳金融风险随着碳金融业务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目前，国际上有关碳金融风险监管的研究尚属罕见，国内相关研究更是处于空白阶段。由于金融系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金融机构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其具有趋利性的本质，并且金融风险一旦发生，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和传染性，所以碳金融风险的防范是碳金融稳健发展的必要保证。
欧盟在建设碳金融市场方面有相对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始终围绕金融发展和金融风险的范畴，而没有突破并上升为碳金融监管的研究，即缺乏政府如何控制碳金融风险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中在碳金融市场建设方面的政府的角色问题。申文奇（2011）在研究我国碳金融市场建设方面，通过比较欧盟金融市场以及碳金融制度，提出有关我国碳金融建设以及碳金融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他认为在碳金融市场建设上面，政府角色十分关键，政府先行引导，后续市场主导。政府的主要角色是规划者、监督者、管理者和引导者，引导各级市场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最终保障环境资源在市场中得到合理配置。二是在肯定政府在碳金融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的同时，研究碳金融发展中政府如何给予配套政策，沈冰等（2011）也认为发展碳金融需要完善碳金融发展的综合配套政策。三是关于京都议定书的讨论。在国内，同样难以找到碳金融风险监管方面的研究。在把风险控制在一定限度的条件下发展碳金融是我国政府的必要选择，因此，在大力发展碳金融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如何预防碳金融风险，建立怎样的碳金融监管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20年内，大的跨国经营的金融集团的出现，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融合和金融趋同的出现，使银行、保险和证券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这使得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采用综合机构模式来监控金融风险的国家逐渐增多。碳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碳金融市场逐步建立起来，政府、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担保公司等各家金融机构都可能开展碳金融业务。碳金融业务涉及到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采用原来的分业监管模式可能效率低、效果差、不能形成规模经济，不适应碳金融发展的要求，因此，借鉴国际上的金融监管实践和研究，讨论我国的碳金融综合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具有现实意义。
全文分为五部分。第二部分分析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用于碳金融监管可能出现的问题；第三部分探讨采用综合监管模式的可行性；第四部分研究如果采用综合监管模式，采用综合监管哪种模式更适合；第五部分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总结。
二、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分析
我国现行的监管模式是分业监管，采取了“三会一银”的监管格局。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我国的金融机构呈现出以全能化为特征的混业经营趋势。金融机构经营模式的变化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吴思麒（2004）分析我国现行金融监管组织机构模式时，认为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分业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混业经营的现实要求，不能及时发现风险和有效控制风险。二是分业监管对上市金融机构的监管存在目标冲突。三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使分业监管暴露出许多弊端，出现了监管的内容相近，职能重复；地位平等、各司其职；信息不能共享，难以沟通和协调；规模不经济；监管真空等一系列问题。四是目前的分业监管模式不利于监管业务多元化的外资金融机构。
碳金融市场中跨国合作更为普遍，碳银行、碳保险、碳证券之间密切相关。碳基金、碳项目让国际合作变得更加紧密。目前分业监管的模式的问题变得更为显著。
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央行；风险
一、引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2011年公布了我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成果报告——《我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报告》和《我国金融部门评估报告》。这是IMF对我国金融部门的首次正式评估。报告指出，我国的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脆弱性在逐渐增加。我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受到的外部冲击越来越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环境，潜在金融风险很容易被低估。IMF指出，我国的金融部门面临着几个近期风险：快速的信贷扩张导致贷款质量恶化；房价下跌；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带来进一步的风险。
近年来，我国监管机制与监管方式改革相对于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与交叉融合不断深化，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环境比较滞后，明显不适应金融发展形势要求，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均面临挑战，监管有效性面临质疑。2003年，银监会加大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力度，全年共查处违规经营机构1242家，直接或责令有关单位对3251名违规人员进行了处分。中国下一步金融改革关键还在于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及金融体制变革。这些都要求我国金融业必须继续推进改革。我国亟待突破既有的金融监管思路，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监管框架。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从金融监管改革历史看，虽然各国的金融监管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但总体而言，金融监管改革都可以说是程度不同的危机推动与问题导向的，以事后的完善为主，缺乏前瞻性。对于应该如何建立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等问题，都需要货币当局有新的未来的管理思路。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央行将更多的承担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的职责。金融监管改革的历史规律决定了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更多需要从问题导向入手，需在有较强外部推动力下进行。就目前改革而言，可根据我国金融监管以及金融体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推进思路，确定金融监管改革具体目标。
二、我国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与改革进展缓慢
金融危机反复证明，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最为危险的因素之一。与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设与改革进展缓慢。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有效应对正在不断加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压力。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始终是我国金融管理的首要任务。2003年央行就提出货币信贷增长偏快，将会增大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警示。2005年央行再次指出，我国金融业要注重防止金融风险跨行业、跨市场、跨地区传染，核心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我国“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金融机构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始终是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关键领域。
（二）金融创新发展受到传统的监管方式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结构的灵活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金融监管仍习惯于行政审批与准入限制等传统的监管方式，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与金融创新发展。监管机构不能替代行业创新，但必须为行业创新提供服务，从实际出发不断推进监管改革，围绕市场需求不断开发金融产品，最大限度放大自主经营和发展空间。在政府管制的金融监管体制下，监管部门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牌照限制、对创新业务的管制、对直接金融活动严格的行政审批等手段，影响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阻碍了金融结构的灵活调整，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例如对民营资本进行金融行业限制，影响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与活力，也制约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与广度；对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工具的发行进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制约了金融功能的发挥与资本市场的发展。
（三）我国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下存在诸多潜在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在行政管制的条件下，形成了以机构监管为重心的分业监管框架，这种体制具有监管专业化优势，职责明确，分工细致，有利于达到监管目标，提高监管效率，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具有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体制也存在监管重复、成本高、监管缺位、难以适应金融创新与金融混业发展需要等弊病，监管规则和监管实践中的条块切割、沟通不足，严重影响有效金融监管的实现。我国金融业发展与改革“十二五”规划中虽已明确提出构建健全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目标，但在目前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简称）监管框架下，各家监管部门也难以做到有效协调，没有一家金融监管机构是具备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需信息与权威的。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又难以对混业经营进行实质性突破，监管处于分业的状态，形成了监管体系中的各种潜在风险。
1.金融机构的功能边界由于业务创新与产品创新逐渐模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常常提供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按机构类型分业监管容易产生监管标准不统一与监管真空现象，引起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形成金融体系潜在风险隐患。
2.随着理财产品、资产管理等领域的开放和创新，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势不可挡，跨领域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与产品，特别是交叉性产品的创新日益涌现。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业务交叉与融合程度也不断加深，例如银行广泛参与证券基金与信托产品的销售，并为证券与期货提供资金结算与存管服务，证券与基金为保险资产与银行理财产品提供投资服务等。相对分割的监管体制难以识别与有效防范金融风险跨领域的传递。单独来看，相关业务均为无风险的中间业务或资产委托管理业务，但业务交叉后通过相对分割的金融监管体制难以有效识别是否存在损害消费者利益，是否会产生风险传递感染等。
3.为适应金融业务交叉和融合趋势，更有效地发挥协同效应，以控股集团或母子公司等形式开展金融综合化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纷纷出现。而基于独立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难以识别金融控股集团整体的风险状况。推行综合化金融平台正是目前众多的国内银行、保险等机构的发展目标。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在为客户提供了一条龙式金融服务，提高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同时蕴含了新的风险，对相对分割的监管体制形成新的挑战。
4.在金融机构业务创新的过程中，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界限也逐渐趋于模糊，但监管方式上信息披露与透明度要求并未随之提高，金融市场潜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风险突出。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例，从投融资双方关系看，银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非定向募集资金，投资风险由产品购买者承担，具有直接金融属性，投资于债券、货币市场工具、项目融资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而在监管上，对银行理财产品未按直接金融的要求进行持续的信息披露，资金供给方对资金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控制，因此存在一系列道德风险问题。对银行理财产品的监管不当也可能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达7.4万亿元，超过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
（四）我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存在较大问题
自2003年农村信用社管理和风险处置交由地方政府负责，2008年又逐步将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职责交给省级政府后，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从最初的风险处置向推动地方金融、管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等方面拓展。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省级金融办公室。截至2012年底，全国283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已有近240个成立了金融办，许多县或县级市也成立了金融办。地方政府在金融机构的经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监管法律依据空白，监管方式与手段落后，难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部分地方政府面快速增长的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规模的新挑战，依然采取事后补救手段。与此同时，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职能分散、职责定位宽泛而矛盾、风险监控不力、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近年来，我国各地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地方性股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迅猛发展，很多新型金融机构实际上部分扮演了“影子银行”的角色，承担了地方企业与政府融资信用中介职能，部分股权交易市场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具备金融市场属性，但目前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由于监管力量的限制，难以对众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分散的地方性市场实施有效监管，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由于法律依据的不足以及监管方式与手段的落后，重视准入环节的审批监管而轻视行为与风险监管，可能成为潜在的金融风险的累积点。
三、改革的思路
（一）明确金融监管改革具体目标
1.增强金融监管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更好地适应金融混业发展要求，有效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为应对金融混业趋势与金融综合化经营发展要求，金融监管改革需要降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成本，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并确定以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权益保护为共同监管目标，对金融功能相同或相似的业务采取统一监管标准，促进公平竞争，防范监管套利、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叠，防范与控制金融风险
2.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资本流动的变化，中央银行要进一步丰富和强化逆周期调节手段，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应当强化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有效性。近年来，银监会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包括加强资本监管，要求商业银行计提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引入杠杆率这一新的监管工具；实施动态拨备以及会同其他相关部门采取逆周期信贷政策等。构建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特征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通过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明确宏观审慎监管责任主体，并赋予识别、早期预警、防范和处置系统性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对应权限，明确宏观审慎监管部门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直接监管职责。
3.明确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对新型地方型金融机构监管职责，弥补监控空白，防范风险。通过立法或授权制度安排，明确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统一监管目标与监管标准下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责，例如组建地方金融管理局，加强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成立金融仲裁院、金融犯罪侦查支队和金融法庭等等举措。充分发挥地方性金融管理部门分散与灵活性的特点，平衡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在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责任。
4.形成有利于金融结构灵活调整的监管方式。金融监管改革应放松管制而加强监管，逐步取消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减少金融业务与产品的审批，放松或取消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行为的行政审批，通过强化信息披露监管与事后处罚，通过推动建立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形成有利于金融结构调整的监管环境，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发展需求。
5.打破金融监管行政分割的格局，构建有利于金融创新发展的监管体系。为适应金融改革重心转换以及跨领域金融创新发展要求，金融改革需要打破金融监管的行政分割与利益保护的格局，构建有利于金融市场创新的体制，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应对金融市场开放面临的挑战。
（二）从体制、方式以及产品监管三方面推进改革
1.在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调整立法与监管等外部层面，还是从产品、服务等金融机构内部进行调整，都会面临一些难题。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对外的逐步开放和资本管治的开放以及国内银行业混业经营的发展，监管体制也将面临从机构型分业监管模式向功能型统一监管模式转变，从而提高金融监管的一致性与适应性；金融系统的结构性风险有一部分是由内而生的，比如道德风险上升为弥漫全系统的普遍现象，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上升等，由于金融体系特定的机制和体制安排，特别是创新因素，致使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下降。因此也应加强对包括资本充足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等金融体系的监管，从而有助于从内部增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从市场准入监管到行为监管转变，从合规导向型监管向风险导向型监管转变，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注重事后监管处罚与建立市场退出机制。通过放松市场准入限制提升金融结构调整的灵活性，通过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弥补放松管制后的监管空白，防范金融风险。
3.从注重产品审批转移到注重信息披露监管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相结合。金融产品的监管与金融消费者或投资者保护密切联系。过去习惯于忽视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建设，而通过对金融产品的严格审批来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结果大量不适当的投资者在缺乏透明的市场中盲目投机，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未真正保护到投资者的利益。建议逐步取消直接融资行政审批制度，通过建立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确保参与主体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与承担能力，促进市场定价效率提高和配置效率的优化，将监管的重点转移到信息披露监管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建立上来。
参 考 文 献
[1]王曙光.金融自由化中的政府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李海涛，孙祁祥，张楠楠.论金融一体化对金融监管提出的挑战[J].保险研究.2003（8）
[3]王自力.应赋予人行 再监管权力[J].银行家.2004（11）
[4]杨家才.金融市场需要统一监管[J].银行家.2005（2）
[5]黄海洲，王水林，蒲宇飞.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5）
[6]牛永涛.改革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3）
[7]李江华.论银监会的有效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7）
[8]李静.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时期的金融监管[J].金融与经济.
2004（10）
[9]周俊.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初论[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10]李琴.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D].西南财经大学.2006
[11]阮玉洁.构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思考[D].北方工业大学.
2006
[12]周敏.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研究[D].厦门大学.2007
金融监管的类型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监管一体化；监管效率；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9-0046-03
金融监管一体化模式的运用，世界各国一直存在争论，就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金融发展时期也有不同的做法。1997年，英国政府把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将原来的9个金融监管机构合并，成立了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行一体化监管。[1]随后，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纷纷效仿，掀起了“金融监管一体化改革”的浪潮。但由于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存在一个适应于所有国家或各种金融产品的一个完美的模式；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所有制形式的金融机构所要求的监管技术水平和监管侧重点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同一监管政策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监管效应。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机构众多且组织形式复杂，金融风险及其表现形式也存在较大差异。对于我国是否适于实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模式，能否实现一体化改革所倡导的监管标准和手段的统一，实施后的效果如何，是值得金融理论界认真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金融监管一体化的优势分析
从国际金融发展情况来看，具备下列条件的国家适合建立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经济发展水平高；资本市场发达；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混业经营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监管人员综合素质高；金融监管水平高。统一金融监管有以下好处。
1.成本优势。一体化监管不仅能节约人力和技术投入，降低监管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降低信息成本，改善信息质量。
2.提高监管效率。一体化监管能够全面真实反映被监管机构所有经营业务，监管组织结构更具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机构已日益多样化，不同类型机构之间传统的职能分工已经消失。尽管有多种办法可解决多样化经营机构的全面审慎监管，但是一个一体化的综合监管机构可能更有效地监督这些机构的所有经营，而且可以更好地察觉不同业务潜在的风险危机。在日常监管中，一体化的监管机构可以用更加一致的监管规则和监管标准来加强监管，同时又能更有效地考虑各业务品种的区别，提高监管效率。
3.改善监管环境。一体化监管不仅可以避免重复机构体制容易引发的不公平竞争性、政策性的不一致性及监管的重复交叉与遗漏，而且能够避免由于监管者的监管水平和监管强度的不同，使不同的金融机构或业务面临不同的监管制度约束，可以使消费者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时，能便利地进行投诉，降低相关的信息搜寻费用。
4.适应性强。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金融工具多样化要求的不断提高，金融业务日新月异，―体化监管能迅速适应新的业务。可以避免监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创新形成的新的系统性风险，也可以避免多重监管，降低不适宜的制度安排对创新形成的阻碍。
5.应变协调效率高。由于所有的监管对象被置于同一个监管者的监管之下，监管者的责任认定非常明确。在处置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一体化监管机构更具有政策的一致性、协调的权威性和反映的及时性，能更加有效地利用监管资源处置、平息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例如在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银行管理委员会和证券管理委员会不仅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对危机处理不当，而且当危机升级的时候，两家机构还配合不力，互相推委。危机过后，墨西哥立即统一了金融监管机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也是如此。[2]
二、金融监管一体化的缺陷分析
虽然理论上一体化监管有诸多优势，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统一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高于分业监管机构，而且实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改革的国家至今仍面临诸多困难和障碍。
首先，尽管建立了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但并没有真正实现监管标准和手段的同一，分业监管下的以机构为基础的监管仍在发挥作用。其次，已实行一体化监管的国家，其监管机构内部运行机制不够完善，相关的监管法律制度也不健全。绝大多数国家的一体化监管机构表示，他们目前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目标不明确、权责不清楚。由于各监管目标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仅难以达到强化监管责任的目的，而且使监管道德风险的情况更加严重。尤其是在转轨经济国家，由于操之过急，相关的配套改革措施没能及时到位，使改革跌入了片面化、简单化的陷阱。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古德・哈特先生所说：改革没有充分体现出统一监管的好处，却集中了两者的坏处。最后，统一监管机构缺乏监管者之间的竞争，容易导致低效率，而且由于监管权力过分集中还容易产生，甚至滋生腐败现象。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先生认为，多家监管机构并存可以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从而促使金融监管工作不断创新。因而，美国在1999年实行混业经营后，金融监管体系并没有太大变革，美联储、货币监理署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均在不同场合表示没有合并的打算，但是，美国却是世界上金融监管最为有效的国家之一。这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混业经营不是建立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必要条件，多家监管机构并存同样能够提供高效率的金融监管服务。
三、我国金融监管正处于一个两难境地
1.从我国金融发展总体状况看，我国尚不具备金融监管一体化的条件。一是我国GDP总量虽然较大，但人均GDP较低，经济发展结构不平衡，经济发展质量较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二是我国资本市场虽然近几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远未达到国际惯例所公认的发达程度，资本市场还不十分成熟和完善，投资者非理性表现较强，市场投机成分仍然较浓。三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制改革尚在进行中，股份制银行还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和相应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整体内控水平不高，各种各样的案件发案率较高。四是金融法规还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较低，对金融风险的识别、监测和分析能力不高，对国际上先进的风险监管计量模型掌握不精，运用也不娴熟，金融监管水平较低，金融创新处于较低层次。[3]
2.从我国金融业最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似乎已经逐渐出现了对统一金融监管的客观要求。一方面，随着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论是金融产品交易，还是金融组织、金融市场之间的合作与结合都将从广度和深度上日益加强。从业务合作到股权重组都将使我国金融与全球金融的联系更加紧密，即金融全球化对我国金融的影响日益深远。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与国外金融的联系日益紧密，对金融业的监管和控制也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困难，尤其是国内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与全球混业的趋势、国外大型金融集团的合作使得监管的难度更加凸现。这就要求金融监管体系更加灵活、更加综合、更加统一，以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尽管金融混业还没有成为金融发展的主流，特别是还存在着一些金融混业经营法律上的障碍，但是，不同金融部门间的业务合作和交叉、金融集团的发展等已经初露端倪，例如，中信集团、中国光大集团，以及中国建设银行控股中金公司、中国银行组建中银国际等。而银证合作、银行与基金的合作等这些不同金融机构在业务方面的相互结合更是势不可挡。
目前，商业银行越来越多地参与证券资金的清算服务，而证券商进入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允许银行开办券商股票质押贷款，允许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政策创新，则开辟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渠道。不同种类金融机构提供具有替代性的金融产品，扩大了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之间混业经营的基础。与此同时，证券公司股民保证金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银行储蓄存款的功能。
在保险业务方面，新的业务创新不断涌现，这些新的保险业务，既有投资功能，又有储蓄功能。[4]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融合，已初步形成了三者之间业务渗透、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共同利用现有市场资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所有这些都在金融业的混业经营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作为前瞻性的金融监管建设，应积极做好混业经营监管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既是金融机构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金融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必然。而各种形式的混业必然呼唤金融监管的统一。
尽管我国存在金融全球化与金融混业对统一监管的客观要求，但由于全球化和混业的广度与深度不够，从而决定了目前我国实行统一监管还存在许多困难。一方面，我国金融融入全球金融的程度还不深。多年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可以说一直处于未开放的状态，最近几年，我国金融业尽管从业务合作到股权合资逐渐开放，但开放的规模和比例还非常小，尤其是作为金融体系核心的银行业更是如此。并且目前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也多限于一些小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和基金公司的合作与合资。另一方面，我国金融混业的规模和比例还较小。就金融组织体系来说，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独立的金融机构占大多数，还是一种主流。银证合作、银行代销基金等也还只是表层的业务合作，完全突破分业界限的分属不同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股权交叉等也才刚开始。除此之外，法律也还没有为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客观现状和现实条件都决定了金融监管一体化在短期内实施还缺乏稳固的基础。现实告诉我们，做好分业监管工作是实现金融统一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立即抛弃当前的金融分业管制结构，推行全面的、激进化的改革，可能会使我国陷入金融混乱之中。
四、当前我国金融监管需要做的重点工作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金融发展阶段，当前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关键在于群策群力、专心致志地做好银行、证券、保险的分业监管工作，不断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团结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强化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重点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立法，加强金融监管执法。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是实施金融监管、保障金融安全的法律依据，也是金融监管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保证。在完善我国金融立法的过程中，应根据形势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加强研究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同时，应强化金融执法，赋予监管机构更大权利，并使其在运作上保持独立性，增强金融监管的严肃性，维护监管人员的正当权益，树立监管部门权威，更好地维护经济、金融秩序。当前，在金融监管立法方面，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一方面，全面审视现行的金融法规，修改已不符合实际或不适应金融监管发展趋势的条款；另一方面，根据新形势、新业务的发展要求完善有关条文。
2.加强金融监管手段的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方法，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一是量化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实现动态监管和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二是建立金融监测、预警机制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机制；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加快金融监管手段的创新；四是制定和完善对金融监管人员的再监管措施，实行监管责任追究制度。
3.建立严于自律的监管客体系统，完善金融监管客体的自律机制。一是建立系统完整的自律机制；二是以完善各类责任制为契机，强化自率机制的真正落实，增强自律制度的执行力度；三是健全内审机制，增强自律机构的权威性；四是鼓励金融机构实施ISO9000标准，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五是加强银行同业公会的同业自律监督作用，对金融机构自律机制实行有效监管。
4.加强金融机构内控体系建设，尽最大努力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一是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创造良好的内控文化氛围；二是建立相对独立和权威的内控机构，负责内控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三是明确各管理部门职责，建立权责制衡机制；四是建立对内部控制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
5.加强各监管主体间的高效配合。在现阶段，三大监管机构各自独立行使监管职能，如何协调各个监管机构，提高监管质量与效率至关重要。应切实发挥联席会议制度的功能，定期或不定期就监管中的问题展开讨论，研究对策，建立公告制度、通报制度、督办制度、咨询制度、金融机构整体测评制度等，建立三者之间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6.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是加强对证券业的合作监管；二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的风险监管合作；三是完善国际金融统计，加强会计与信息批露的国际合作与标准化；四是加强与国际监管组织和外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与交流。
参考文献：
[1] 陈元.美国银行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 高鸿业.全球金融风险监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