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1篇
1．中国文化的引入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英语学习有促进作用。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也是学习目的语国家文化的过程，教一种语言也是在教一种文化模式和思维习惯。因此，语言教学也离不开文化教学。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外语教学的过程就是文化体验的过程。［4］在英语教学中恰当地给学生们增加一些用英语表达的中国文化内容和他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内容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例如在有关节日文化的学习中加入中国传统节日的相关资料，有助于他们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思考和实践如何恰当地在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内容以及学生所熟悉和喜爱的内容的英文表达作为现有教材的补充，使学生能够更加轻松自然地用英语表达这些内容，从而使得学生觉得离开英语课堂，英语的作用更强大。当学生不仅能够用英语讲出课本里的内容，也能用英语说出或者写出中国传统的一个节日、自己家乡的一个景区、自己熟悉的一个风俗或者是自己喜爱的一个作家等等的时候，他们才会更深切地体会英语和现实需要是紧密相连的，这样的学生才是未来有能力促进中国本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更好沟通和融合的人才。
2．中国文化的引入有助于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对于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尤其重要，因为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和前提。［5］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的内容，主要是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这个伟大民族的悠久文化，增强他们的中国文化意识和爱国情感。其次，英语课堂中，中国文化的引入，是强调语言学习的兴趣和体验性，从而改变英语课程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忽视对学生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的倾向。中国文化在英语课堂中的引入，可以使学生感受体验、实践、参与、合作与交流的学习方式和任务型的教学途径，提升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使语言学习的过程成为学生参与、体验、熏陶并自愿和自由地运用语言的自主学习能力的过程，语言学习的过程也是感受目的语国家或本国文化的过程。比如说，jiaozi(饺子)，litchi(荔枝)，fengshui(风水)，kungfu(功夫)，jiayou(加油)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词汇已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把这些中国文化内容融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当外国人听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词汇时，很自然地会联想到与其相关的中国文化。［6］即便他们不知道这些词语的意思，好奇心会促使他们询问这些词语的真正意思，这样学生就可以把所学的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人，从而使中国文化在人们与异域人们交流的过程中被广泛的传播出去。这样既促进了学生的英语学习，也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
3．中国文化的引入可以培养学生对各种文化的接纳与尊重的态度。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她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并且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信仰，这些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构成了我们的大家庭，因此形成的文化具有多元性。不同的生产生活环境造就了不一样的民族文化，在这种文化独特性的影响下，不同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各不相同，因而不同的文化本身具有其它文化不可取代的价值，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不同的文化反映了该文化背景下的人的不同生存方式，都能够对人类社会作出不同的贡献。［7］然而，很多学生缺乏对中国这个大家庭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缺乏对不同民族习俗、信仰的理解、接纳和认同。在如今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不应该重视一种民族的文化而忽视或忽略另一种民族的文化，也不应该对他们抱有任何的偏见和歧视。在各种文化和民族融合的语境下，我们应该本着聆听、接受、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各种民族文化。正因为中华这个大家庭文化的多元性，在少数民族或非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中，对学生实施的教育也应该体现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所以，无论是英语课堂的内容上还是英语课本的内容上，都应该体现我国的民族多元文化，除了要设置汉文化，还要设置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从而树立学生民族平等与团结的观念，让学生在接触和了解到不同文化的同时，形成对各种文化的宽容和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态度，从而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二、结语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族 传统体育 哲学 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2-0077-02
1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研究综述
在我国对“民族”一词最早使用的学者是梁启超，他是第一个把我国各族群最早称之为“民族”的思想家，而以“汉族”、“藏族”、“蒙古族”为其它民族称呼的可能是黄遵宪。到了现代，社会学家宁骚对“民族”一词做了新的探究，他在总结斯大林提出“民族”基于四个特定的要素下又增加两个特征来强调民族，既强调了民族历史过程与稳定性，并认为一个民族的“原生形态”是应该具有这六个必要的元素。因此，我们所指的“民族”具有时空性和民族性的特征，是贯穿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东方地域与西方地域的实体性概念。
“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传统社会同步形成和发展的，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涵盖很大的概念。”民族传统体育有两个最为根本和统摄性的特质是民族性和传统性。但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迄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界定。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院通用教材《体育史》中对“民族传统体育”做了以下解读，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对我国而言，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和。”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把民族传统体育白西方近代体育传入我国以后，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和军队、学校中受到的影响进行研究所作的界定。另有研究避开时间的界定，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包括汉族）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各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延续和保存，是各民族体育运动生命力的再现，“它是构成现代体育的‘体育文化密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体育文化遗产。”还有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还没有被现代化，至今还有影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可以概括为：民族传统体育指某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民族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其中的“传统”是指历代因循沿传下来的根本性的模型、模式、准则的总和。从整体结构上来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构成包括了以武术为主体的武艺、养生导引气功、以游戏形式满足人们娱乐需要的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等形态。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4个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名列其中。从这时开始，“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称谓，作为国家认定学科被正式确定下来。”
2 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学基础
2.1 民族传统体育与
宗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神秘的传奇色彩，是各种文化理念、伦理观念、社会习俗的综合体现。宗教和传统体育同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及转变过程中，两者相互吸引、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文化理论体系。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本质特点，其发展历程多数以为背景，如：富有原始气息的彝族摔跤体现一种对毕摩教的崇拜，文化底蕴浑厚的传统武术无不体现出道教、佛教的宗教核心思想。在中国民族体育史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内外兼修、无处不在，既有对技术层面的影响，也有对其文化和精神上的升华。
2.2 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哲学
古代哲学是中国文化的金字塔，无数古代哲人概括总结可知，中国的哲学主要分为儒、道、佛三大哲学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国哲学概括了宇宙的思想观，在日常生活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育等领域无处不体现着哲学思想的火花。如：传统武术的太极拳，就体现了阴阳相生、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状态。
2.3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
民族传统体育经过历代民族的传授与继承，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文化历史，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传承的方式逐渐趋于传统化和现代化，不管是哪种传承方式，其目的都在于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好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为人类进步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在同一个地域中有不同的途径延续的，其主要的传承方式有传统和现代两种。
首先，是传统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因其运动形式、封建保守性和技术特点的不同有以下几种：（1）家族型传承。如传统武术是我国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其形成过程带有严重的封建思想残余，在传授武术技术与文化的方式上表现为，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传同类家族而不传外来血亲等。这些封建的传承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武术文化的发展、传承及文化之间的交流。（2）宗教信徒型传承。宗教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合体。宗教活动与体育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时战火四起，宗教信徒为了维护本教的利益，把一些武功与绝技作为护教的重要手段。在祭祀和娱乐活动之中也结合大量的身体活动来增加活动的氛围。我国的几大宗教都与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道教武当太极拳，佛教嵩山少林拳等。这些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体育及武术文化，都是以一种系统规范的方式进行的，其内容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3）区域民俗文化型传承。古时我国疆域辽阔，因交通条件的限制彼此之间无法进行常规的武术文化沟通、交流与传承，只是地区内部相对独立的发展与进步，这种趋势的长期性导致武术文化的单一性和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运动项目及武术流派。民俗性传承主要表现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受时间及场地的限制，有些运动项目需要在农闲时进行，如：摔跤、秋千在闲暇时举行，其目的就是放松人们的心情，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有些民俗活动需要在传统节日中进行，如：舞龙舞狮在节日里表演与比赛都是为了烘托节日的热闹气氛。
其次，是现代传承方式。传统的传承方式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传统方式已逐渐被淘汰及取缔。因此传承方式要顺应时展的主流思想，现代传承方式因文化层次、经济条件、科技水平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加强法制化建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民族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它们是历史赋予我们时代的责任。在当今社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侵权行为、遗弃观念日趋严重，导致民族传统体育逐渐在现代社会中被竞技体育文化所替换。因程中应从国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出法，从体育产业、文化遗产及知识产权的角度去赋予传统武术应有的法律保护效力，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更加有力的发展与进步。第二，赋予传承人及参与者应有的法律地位。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人类不断传承的结果，不同的人群、地区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传承者，传承者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灵魂。参与者是民族体育得以存在的基础，没有了参与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等于没有了传承者，而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要给予传承者应有的权利和必要的生活保证，给予参与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如：采用传承者社会指导员、裁判员等级制度，举办参与者传统体育文化及运动项目运动员级别制度并与升学考试挂钩等法律权利，不断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加合理化、正规化和法制化，从而不断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适应时展的需要。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学美术 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
“美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课程具有传承文化艺术的功能。”“美术课程能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美术与自我、美术与自然、美术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理解文化艺术，弘扬人文精神。”这是中学“美术课程标准”的一段话。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我们肩负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而如何通过在中学美术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在掌握美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培养无愧于时代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每个中学美术教师必须面对的课题。
一、教育学生关注传统文化，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把文化的学习融入到美术教学过程中是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教育要充分发掘其中的传统文化资源，让学生从灵魂深处感受传统文化巨大的美术魅力。一是要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外来文化迅速冲击我国，一些学生在“日流”“韩流”的影响下“冷落”了本国的传统文化，对于相关知识的了解少之甚少，中国传统美术文化日渐式微。作为美术教师，我们有义务也有能力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再创辉煌。如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让学生更清晰、更直观的了解中国的美术作品，感受传统美术的无限魅力，激发学生对祖国、民族的热爱。二是要引导学生具有参与我国传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意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许多传统手工艺，如泥塑、面塑、剪纸、皮影戏、年画等民间艺术正在远离我们的视线，将面临消亡的危险，怎样才能使之得到保护和传承成为当前社会的一大关注点。如鉴赏中民间美术一课，课堂中可以利用幻灯片进行图片展示、可以进行实物现场展示，更甚至可以进行实地的参观学习，这些都能让学生在学习欣赏好的传统美术的同时，增强民族传统文化意识，让我们的后代再次领略先人带给我们的美丽文化，自觉参与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培养学生尊重生命、热爱生活的良好品质，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
美术学习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且更是一种文化品质的学习和培养。在中学美术教学中，我们要通过注重培养学生对祖国优秀美术传统的热爱，使之从中领悟生活的真谛，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
热爱生活，珍爱生命是一切民族情愫的基础和前提。艺术来源于生活，每位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都是他们对生活的理解，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体会艺术家对生活的感悟，对生命的热爱。如齐白石所画的花鸟鱼虫，笔意稳练、古朴，率真而无掩饰，他所画的虾，平淡中透出几分天真，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我们的美术教学就应该让学生从作品中感受它所折射出的作者那份对生活、对生命的热爱，教育学生从小热爱生活，珍爱生命。
民族的才是历史的。我国的艺术作品既是社会时代的真实写照，又是历史见之于当下的重要窗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北宋汴京城商业繁荣的景象，通过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北宋的风俗、风貌；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通过瓷器的欣赏，我们可以了解华夏各个时期的文明及其辉煌历史；民间美术是组成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我国民间美术品种极多，贯穿于人民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领域，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显示出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艺术才能。
三、选择教材中相应的切入点将传统文化渗透进课堂教学
1.结合民间工艺制作，了解传统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我国的民间工艺种类繁多、博大精深，而学生对民间工艺的了解渠道比较狭窄，仅仅通过电视、报纸中知道一鳞半爪，或者看到父母从产地带回后的实物才略知一二，对民间工艺的内涵、价值、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民间艺人对艺术的执著追求等更是知之甚少。比如在高中美术鉴赏17课《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中，我们通过让学生了解中国民间美术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形式丰富多彩，有精美的民间工艺剪纸、刺绣、年画、皮影戏、泥塑、风筝、中国结等等，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收集相关的信息资料，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根据自己介绍的内容自愿结合成小组，先进行交流，然后小组进行汇总，使学生们从对中国古老的民间美术知识知之甚少到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组织大家设计制作剪纸、年画、泥哨、风筝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过程，引导学生从单纯的技能技巧的学习层面提高到一种美术文化的学习层面，加深学生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涵养民族人文精神。
2.结合建筑艺术欣赏，领略中华建筑的文化历史，弘扬民族的建筑特色。中国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无论从建筑的构造，到装饰纹样、装饰色彩，无不反映出建筑装饰的“吉祥观”与“等级观”，无不反映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交融，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有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把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作为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以建筑为切入点，展开进行分析讲解，不仅使学生对中国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从中体会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利于传承中国民族建筑特色。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本土化；主体性；民国机制；现代文学研究
近年来，“本土化”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反思“全球化”理论的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确实带给了我们重新认识自我的机会。但是，如此之“化”是否就能够解释文学思想发展的根本问题呢？我们以为值得进一步思考。
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焦虑之中：一方面用他者的眼光来打量自己，学习他者先进的东西，一方面对他者又不无怀疑，不无警惕，焦虑感便不可避免的产生，如影随形。“本土化”问题的产生，正是这种焦虑感的产物。其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40年代，也不是现代文学学科独有的现象，每一次“本土化”论争的兴起都是从其他社会科学开始，又延伸到文学研究领域的。而当下“本土化”（或是与之相近的民族化、中国化）问题作为一种思潮被学者们长时间的争论不休，更多原因的是中国面临着民族复兴的重任，而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加快，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将处于一个什么样地位的焦虑感的副产品而浮出水面的。
在1990年代之前，华人学术圈习惯用“中国化”这一概念，之后出于政治因素以及“本土化”一词更加广泛的学术蕴涵，台湾早期倡导“中国化”研究的学者如杨国枢、黄光国、叶启政等均将其改称为“本土化”，这一变动直接影响到香港和大陆的研究。20世纪后半期，华人学术圈就“本土化”（中国化）问题召开了若干次学术研讨会，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使得这股原本在社会学兴起的“本土化”思潮，影响逐渐扩大，使得“本土化”问题由社会科学领域向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领域延伸。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本土化”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就“全球化”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给予的回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实效：对“全球化”以及因“全球化”引起的“现代性”、“世界化”问题甚至海外汉学对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的反思。这些反思都看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理论的话语霸权，发现了海外汉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造成的“隔”，从而提倡现代文学研究向“本土化”、“民族化”的回归；重新发现现代文学中的“本土化”因子，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发展里面的“本土化”线索，力图证明“现代性”并不是唯一可以用来阐释的理论，“本土化”、“民族化”给予新文学另外的阐释空间；而与此同时，质疑本土化的声音也一直不断，如王爱松的《文学本土化的困境与难题》讨论了文学的本土化命题存在着自身的复杂性和难题，盖生的《文学研究本土化理论的局限与功用》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所追求“西化的现代性范式”是历史的选择，“以本土文化自觉立场”研究文学还存在着诸多的理论局限，等等。
“本土化”问题在学者们的争执中前行，作为一种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叙述策略，“本土化”以一种关注中国文学自身的姿态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当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在运用西方理论时存在着将西方理论绝对化、本质化的危险。随着“全球化”而被大规模引进的西方学术资源，让中国人既兴奋又焦虑。从西方古典理论到最新的研究模式都被介绍进来，一股脑地套用在现代文学的各种现象之上，现代文学变成了西方理论模式天然的试验地。更重要的是，这种套用让我们对西方权威的理论家们产生了顶礼膜拜，似乎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问题，都在西方汉学家那里找到了完美的答案。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审视、王德威在此前提下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黄子平对“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析、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唐小兵的“再解读”等，现在都成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石，现代性成为了裁剪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尺度。在这种情形之下，“本土化”问题的提出，仿佛逆时代潮流而上，“本土化”理论发现了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问题时出现的“隔”，提出了“现代性”一词并不能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所有问题一网打尽，中国现代文学可以有另外的阐释空间。这在全球文化同质性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
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如果说“本土化”问题的提出仅仅是作为反思“全球化”的一种策略，那么“本土化”问题本身并不能解决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显然不藏在是否参与“全球化”，是否讨论现代文学中现代性到底有多少，现代文学里面有多少东西是“本土化”了的等等之类的问题当中。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只能存在于现代历史境遇里面中国作家的创作与精神中，这不是空泛的理论争论能够解决的。“本土化”问题一开始就与“全球化”问题纠葛在一起的现象，注定了其存在着与“全球化”出现一致问题的先天缺陷。“全球化”的问题在于其妄图用一致的理论模式、思想资源去涵盖所有文化中存在的现象，这种不顾各种文化具体的历史境遇的涵盖，无疑将各种文化的丰富性给遮蔽了，将各种文化存在的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这就导致了现代性讨论在中国出现了形而上学倾向，就理论谈论理论，我们忽略了西方现代性理论产生的复杂背景，将现代性作为一种绝对化和本质化的东西，把中国现代文学划为现代性的有无，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个体问题的复杂性，造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丰富性的简化和独特性的抹杀。“本土化”理论本来是为反思“全球化”问题的“一刀切”而产生的，但其脱胎于“全球化”这一母体，全球化始终像一团巨大的乌云遮盖在“本土化”理论之上，“本土化”理论始终在“全球化”的理论阴影笼罩之下。
从语义上说，“本土化”就是使某事物发生转变，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在本国、本地生长，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特色或特征。“本土化”这一概念的定性，本来就存在着两个预设的前提，一是原本存在着一个具有我们称之为“本土性”的东西；二是存在着一个他者的东西，需要我们将其“化”为具有“本土性”的东西。我们暂且不讨论是否确实存在着一个具有“本土性”特征的东西，先来审视一下“本土化”之必要性。如前文所说，“本土化”理论的出现是“全球化”影响而出现的焦虑，“全球化”对中国现代文学丰富性的遮蔽，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的“隔”，总而言之，也就是“全球化”理论在面对中国问题时出现的不适应，“本土化”理论就是要将这种不适应“化”为适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化”呢？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因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在西方存在的客观物到了中国依然存在，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条件的不变，研究的方法自然可以不变，也就不存在什么“本土化”与非“本土化”的问题；但是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西方可以通行无阻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式到了中国就出现了“水土不服”，于是就出现了“本土化”问题。文学这一类学科，研究的更是人的情感，现代文学研究的就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人们的心理情感变化。人们的心理情感是一种主观现象，因人而异，其丰富性导致了文学的复杂性，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来进行“一刀切”，文学的这种复杂性必然要求文学研究首先应是审美感受和艺术体验，研究者个人的审美体验理所当然地是文学研究的基石、起点和组成部分，要求研究者主体性的发挥。“全球化”理论妄图用一种全球通行无阻的理论来统摄文化的多样性，“本土化”问题的提出显然察觉到了这种想席卷一切的粗暴，妄图将其“化”为自己的理论，这还是将一种理论重新“化”为另外一种理论，是将文学研究方法完全视作可以自由抽象的形态，与我们内在主体的状态可以脱离（所以才有所谓的“化”），忽略了文学研究的根本在于主体的体验、感受，即“主体性”缺失才是更为深层的问题。“全球化”理论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多样性，“本土化”理论在想弥补这一缺点的同时，也忽视了研究对象、研究者自己多样性的问题，缺乏了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变成了纯理论的演绎和概念的组合堆砌。现代文学研究由于缺少了研究者“主体性”的实在参与，缺少了研究者独特的体验与感受，变成了孤零零的理论构架，“本土化”问题也难以解决现代文学研究中“隔”的问题，这就是“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
这里牵涉到的是研究者自身的问题，不论是“全球化”命题还是“本土化”倡导，研究者“主体性”的缺失都将导致纯理论的空泛而谈，没有“主体性”参与的现代文学研究都只能是离理论越来越近，离中国文学越来越远。鉴于“主体性”问题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当前的“全球化”理论和“本土化”理论在“主体性”问题上的乏力，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便成为亟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今天如何确立研究者的“主体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最近出现的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或许可以提供一扇窗口。作为学术方法的“民国文学机制”的问题虽然于最近几年才提出，但在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当中，其实每一步的发展都受制于“民国文学机制”的影响。“民国文学机制”意指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清王朝覆灭以后，在新的社会形态（民国）中逐步形成的影响和推动文学新发展的种种的力量，或者说，因为各种力量（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结构、精神心理氛围等等）的因缘际会最终构成了对文学发展的肯定，同时在另外的层面上也造就了某种有形无形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都可以在这样的综合性结构中获得解释。这一机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空间的基本保障，作为现代知识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的基本文化氛围。这一命题的提出，显然有迥异于“全球化”理论和“本土化”理论的理论内涵。一方面，它呼应“重返五四”、“重返民国”、“民国史视角”的诉求，推动研究者进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但又与“重返五四”、“重返民国”的一般性倡导有别，具有自己更清晰的内涵和方法。相比起“本土化”问题而言，在回答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民国文学机制”无疑是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姿态与方法。
毫无疑问，“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首先是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研究姿态。“民国文学机制”直逼研究者重新触摸历史，注意历史现场的丰富性，能够突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形，通过对更多历史细节的“还原”呈现文学过程的丰富性，摆脱从某一既定概念比如“现代性”、“本土性”等出发形成的史实遮蔽。比如现代文学研究史上这么多年来对“五四”的争论，我们往往执着于“五四”先驱们激烈的言论交锋，总是以为那些言论足以代表了当时整个的现代文学发生景象，而忽略了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五四”形成了那样的自由空气，形成了那样的文学氛围。“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让我们思考是什么促成了一个多元共生又充满创造活力的新的文化时代的诞生？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制约文学的因素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导致“五四”新文学出现了那样青春的气质？这些文学气质又是如何影响着以后的文学走向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对“民国文学”何以成为“民国文学”的追问，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让我们必须走向民国具体的历史，“五四文化圈”能够与之前、之后的文化圈相区别开，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形成了一个砥砺切磋、在差异中相互包容又彼此促进的场域，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后来的发展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能够形成这个场域。借助于“民国文学机制”这一命题，我们发现的不仅仅是“五四”时所彰显出来的青春气息，我们更看到在这种青春气息之下涌动着的时代空气与历史现场。那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不是一两个概念就足以涵盖的，这与局限于分析先驱者的言论中具有多少“现代性”和“本土性”的理路迥然有异。
在面对具体的历史语境的时候，“民国文学机制”要求研究者有着极强的“主体性”参与，要求发掘研究者的独特感受与体验。我们所谓的“民国机制”是在民国的历史空气下考察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群体，在这种考察之下，民国的历史如此具体，作家们的精神气质与抽象的“现代”理论距离是如此的遥远。真正投入历史的现场，很容易就发现文学的历史更多的是一些具体“故事”的错综复杂，抽象的“现代”之辨在这里被置于背景的位置。例如对于鲁迅，我们称之为“现代小说在鲁迅手里开端又在鲁迅手里成熟”，他的这种推动文学创造的个性、气质与精神追求与国家社会的特定环境相关，与社会氛围相关。这不是简单的“决定”与“反映”，它恰恰表现出对当时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生存习俗的突破与抗击，只是突破与抗击本身也是源于这个国家社会文化的另外一些因素。可以说在“民国”这一静态的历史时空中，“机制”是文化参与者与历史时空动态互动中形成的秩序，两者结合在一起，强调的是在文学活动中“人”与“历史时空”的丰富的联系。正因为这种联系的丰富性，培养出了现代作家一个个独特的气质。我们在面对鲁迅的时候，需要进入到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去捕捉他独特的精神气场，同时以自己独特感受与鲁迅产生着精神上的共鸣，丰富着对鲁迅与那段历史的认识。只有在这种感受之中，文学研究才是活的，在其中发现现代作家独特的气质，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独特性之所在，发挥着研究者的“主体性”的参与在其他研究模式之下难以替代的作用。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民国经济；现代文学研究；民国机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015－09
当我们凭借“民国经济”来重新思考、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时，“民国经济”所蕴含的独特所指很显然指引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方法论。依照这种方法论的烛照，我们毫无疑问会洞见前此未曾注意到的一些事实：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生成中的经济因素；中国现代作家走上文坛的独特姿态、现代作家社团与流派的形成背后的经济因素；某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所以如此的经济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传播与大众接受的经济背景之间的关联，等等。这些事实的被发现，无疑有助于敞亮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经济因素的认知，建构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但验诸20世纪的文学研究之路，我们发现，经济学视野的运用并非始自今日，如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运用“民国经济”这一范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显然我们需要从方法论上做出检讨。换言之，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相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民国经济视野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无合理性，若有，其依据何在？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与20世纪一度占据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视野等有无区别，若有，其区别何在？
一、经济与中国文学：历史的考察
事实上，由生活于现世社会的人所创作的文学，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也不可能离开与其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经济。
对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借助于沈端民先生从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济问题的研究①，我们发现，一部从先秦到明清的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别样的文学经济史。这种对古代文学内容的重新发现，无疑有利于冲破古代文学研究固有的学术框架，但这种从文学内容层面考量并得出文学与经济密切相连的论析，需要辅以对文学外部诸多因素——作家本人的经济状况、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流通环节、文学受众的经济状况等等——的论析，才会更有冲击力。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古代作家是耻于谈钱而乐于谈官的，其写作和重制问世作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经济目的，可以说是拒绝进入市场的一群，而出版家既不组织稿源也不组织市场，虽然从隋唐起就有大量重制、出版和公开买卖《四书》、《五经》的行为，但“这种出版和买卖，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和科举考试的需要”〔1〕，即是说，古代文学的外部因素中几乎没有狭义市场经济的影子〔2〕。
中国文学与经济日渐复杂的扭结，始于1872年4月30日《申报》的创刊。据鲁湘元先生考察，1872-1897年是中国市场经济文学的初创时期；1897-1910年是中国市场经济文学的第二期；1911-1925年是市场经济文学向全方位的深层次方向发展的时期；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文学的狭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健全；1937年以后至1950年前，虽没有脱离市场经济文学的体制，但更多的是战时机制；从1950年代起文学的生产和销售也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3〕可见，“狭义的作为社会经济形态而存在的市场经济，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生产者——作家和出版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读者赖以读到各种各样作品的客观条件。”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狭义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大部分。”〔4〕并认为应该建立一种“从经济形态、商品和价值，即主要从作品的交换价值，去了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作品和作家的文学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以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基础的‘世俗’文学观”即“市场文学学”。〔5〕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们重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就会发现经济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文学四要素的全面渗透，就会发现经济变革怎样部分地左右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选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面貌，就会发现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尤其是1930年代前后的左翼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如此深刻地通过文学传达了他们的经济关怀，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读者的状况如何部分左右了张恨水等等作家对小说人物形象、故事结构的创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