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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工程基本问题概述
(一)内涵
最早提出金融工程概念的是美国金融学教授芬纳蒂(Dean Finaty),他在1988年发表的论文《公司理财中的金融工程纵观》中将金融工程的概念界定为:金融工程就是资本市场参与者运用现代金融经济理论和现代数学分析原理、工具和方法,在现有的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方法的基础上,为金融市场参与者发现金融资本价格和规避风险,发掘新的金融机会,以实现投资者预期经济目的,增进金融市场效率和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一项应用性的技术工程。此外,众多的学者,如史密斯、格利兹和众多的组织都对金融工程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探讨。
金融工程基于现代科学理论特别是系统工程理论,吸收金融学、运筹学、会计学等学科的内容,把复杂精密的数理分析、计算机技术等导入到金融领域的方方面面,持续地进行金融创新,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提供了全新的金融产品和工具用于规避市场风险和资本价格发现,极大程度地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但同时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也带来了无法消除的系统性风险,其双刃剑的特点让这门学科在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开放的我国的发展如履薄冰。
(二)功能
金融工程是在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推动下,运用高新技术,为解决具体的金融问题而规避既有的交易规则,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其主要功能在于金融风险的管理。随着20世纪70年代始世界范围内外汇管制的放松或取消及利率的自由化,利率、汇率等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更频繁、更剧烈,经济的、非经济的因素,系统的、非系统的因素对经济体系及微观个体的影响更复杂,从而使经济主体面对较从前更大、更复杂的金融风险。金融工程的思想和技术则为金融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如构建适当的投资组合,可有效分散非系统风险;运用互换、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可规避利率、汇率等价格波动风险,并有可能主动利用风险,从中获益。在实践中,金融工程技术对微观个体的风险管理作用最为显著,能够使风险从风险回避型的套期保值者转移到风险偏好型的投机者或其他投资者身上。也因此,金融工程技术对宏观风险管理的作用表现在,不能减少宏观经济体系的风险总量,而只是实现微观个体之间的风险转移和配置,但能够提高宏观经济体系的风险承受和处理能力。
(三)意义
21世纪将是金融工程大发展的时期,金融工程的应用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强化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的深化改革;它能满足不同投资者对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增强抗风险能力;它能为中央政府提供新的金融监管技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具体而言,首先,强化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其次,为金融机构和企业开拓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再次,满足投资者金融产品多样化的需求;最后,为政府的金融监管提供技术支持。
二、我国发展金融工程的制约因素
(一)金融市场不发达
我国的金融市场是分割、狭小的,信息成本高,股票、债券等基本金融工具规模小且不够规范;从业务种类来看,目前我国金融业基本上还停留在银行的存款、贷款、汇兑及证券的发行、兑付与交易的低水平阶段,还没有达到为企业、居民和政府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水平,更为主要的是金融资产价格市场化进程太慢。目前形成我国金融资产价格的市场机制很不健全,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为汇率、利率以及股票债券价格受非市场因素影响太大,汇率、利率市场仍受政府管制,利率市场化进程举步艰难,CHIBOR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均衡利率;汇率也不是完全的市场均衡价格,虽然已经并轨,但汇率形成机制的行政色彩浓厚,不能反映市场供求;证券市场中,政府“托市”、“救市”现象屡有发生。
(二)缺乏真正的市场参与主体
我国目前的市场交易主体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及非国有经济单位,但由于国企改革滞后,企业的经营机制尚不健全,风险管理意识淡薄,内在利益冲动有余而责任约束不足;国有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使它们存在较为严重的委托问题,行为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如承担高风险,则国有机构的人―经理人员等获得由此可能带来的高收益,而可能的损失则由委托人--国家来承担。这会导致这些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逐风险,而不是规避风险,使每一个设计初衷良好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有可能变为追逐风险的工具,从而加大金融风险。风险管理市场需求主体的缺位,无疑将对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金融监管体系不成熟
在发展和应用金融工程过程中,金融工程或其部分的发展如果偏离正常轨道或超越合理限度,监管当局对此如果失去控制,将导致政策效果的削弱,甚至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在调控能力上仍有很多差距,对市场发展的预测与把握仍然比较迟钝,所使用的手段和技术不能适应金融创新和网络银行发展的需要。此外我国金融立法滞后,金融监管还未完全法制化。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法规不完善,国内的几部银行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先后确立,可操作性差。在监管方式上,存在着行政性监管过多的倾向。这很难适应金融工程的要求。
(四)金融理论发展滞后
首先,我国金融理论还停留在理论描述、定性分析及经验判断的阶段,统计、数理分析及其它尖端前沿科学的成就尚未用于金融理论的研究,金融工程尚未得到应有的先进理论支持。其次,目前我国金融学的内容比较陈旧,较少涉及现代金融理论,尤其缺乏对金融工程理论的介绍,没有从金融工程的高度来设置相应的课程。再次,我国金融人才培养仍然封闭在学校的象牙塔中,与实际联系不紧密,所培养出的人才实际运用能力差。另外,真正懂得并会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的、金融工程所需的复合型高级人才严重不足,这也制约金融工程在我国的发展。
(五)技术条件不能满足要求
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及其应用方面,尽管我国证券市场电子化程度较高,银行业务处理也普遍推行电脑化,通讯设施及技术水平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我国国民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还远未建成和健全,快捷、高效的信息传输网络建设进展缓慢,清算交易系统离高效、快速、准确要求较远,金融电子化、网络化的水平还较低,金融工程运用所要求的技术条件不能满足。
三、我国发展金融工程的对策建议
首先,加快改革的步伐,培育有效市场主体。
金融工程是利用市场化的价格来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分配和动态管理。为此,要加快金融法制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消除金融压制,逐步建立、健全金融资产价格形成的市场经济机制,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兼并、破产、出售、租赁、托管、股份改造等形式,把企业转变成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这样,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变幻莫测的市场,才真正会有套期保值、风险管理的需求,金融工程才能真正派上用场。
其次,积极开展金融创新。
1、产权制度创新。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革,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从而实现国家作为出资者的所有权和商业银行作为独立法人的财产经营权分离,实现银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建立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机制。
2、经营体制创新。我国金融多年来一直推行的是银行、证券、保险等分业经营。同国际接轨就要有步骤地放松对混业经营的限制,协调各业发展,最终实现混业经营。
3、组织体系创新。当前我国金融组织体系创新的重点应是:一要大力支持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二要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三要积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四要积极鼓励金融企业间相互兼并,实施资产重组,盘活存量,实现低成本扩张;五是稳步推进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准许民间进入,规范和发展民间信用。
4、市场结构创新。市场是金融业务经营的起点和终点,也是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金融创新必须面向市场,增加市场主体、创新市场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与证券、外汇、票据、资本等市场的关系。
5、监管创新。监管创新须在以下方面体现:一是改革监管体制,由分业监管逐步走向统一监管;二是加强和改进监管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参与金融监管;三是进一步完善银行内控机制。
6、技术创新。要大力实施技术创新战略,广泛应用现代科技,加快高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技术创新促进业务创新,促进金融生产力的提高。
7、服务创新。突破传统银行的柜面服务,向着金融服务技术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服务形式的多样化和全方位化发展。
8、队伍创新。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知识培训和提高,增强其现代金融意识和业务素质;创新用人机制,吸引、开发和留住人才;注重建立人才流动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人才的使用效能。
9、产品创新。在现阶段,商业银行可根据我国的金融市场发育情况、监管情况以及客户的需求,权衡收益与风险,选择一些风险较小、简单易行的金融新业务进行模仿、改良,积极尝试。当前除了要抓紧开发常规信贷业务品种外,要加快开发电话银行、信用借记卡、代客理财设计、对外担保等新的金融产品。积极开发期权、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组合保险、零息债券、可互换债券等高科技含量的新型金融产品。
10、工具创新。金融机构应在保持传统业务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大力开拓中间业务,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可首先重点发展外汇、股票指数、国债的远期与期货市场以及可转换债券市场,然后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使债券利率、优先股红利浮动化,最后逐步推广期权与互换交易。
第三,大力培养金融工程人才。
虽然金融工程在我国大发展的时代尚未到来,但金融工程的许多成果已在我国有了应用的价值,为金融工程的发展作必要的准备已是当务之急。从发展的观点看,21世纪无疑将是金融工程的世纪,发展金融工程将是我国金融业甚至整个经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次重大机遇。目前发展金融工程的当务之急是改革目前的金融教育,加强对金融工程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培育一大批金融工程人才。
金融工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非常迅猛,学术研究迅速应用化。纽约工业大学和华尔街的重要金融机构已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合作联系。我国的有关院校、科研部门、人民银行及各大金融机构应加强对金融工程的研究与教学,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金融公司合作,与国内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合作,在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工具研究开发与应用、金融产品构建定价、风险管理、现代资产管理和国际监管方面,开展前沿的高质量研究和教学。政府对于这些部门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与优惠政策,除了吸引归国人才外,还必须重点培养我国自己的金融工程人才,重点培养数理分析能力与创新意识,追踪国际金融工程的发展态势,从封闭走向开放,理论联系实际,造就一大批中国的金融工程师。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工程;经济全球化;现状建议
现代世界各大国家,提倡经济全球化,这使得金融产业的发展被社会各界关注,基于此现状,我国的各大企业,同样也掀起了金融工程建立的热潮,导致国内金融工程的规模逐渐增多。从经济的角度上来分析,金融工程的发展,确实提高了我国的经济,但基于理想化的角度上,其发展的效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其中依旧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存在了许多不足与有待提高的地方。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国际化的经济活动,这样的活动实际上并不是最新出现的行为,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与普通的国际经济活动又存在一定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与普通的国际经济活动相比,具有更复杂、更先进的形式,能够整合之前国际较为零散的经济分布,使经济集中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基于世界各国的跨国型企业,向世界范围进行生产、金融服务的拓展推动力,以及当前全球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力而逐渐壮大。
二、金融工程概述
金融工程属于金融产业的新型发展,通过金融工程的建设,能够开发更多新型的金融产品,有助于金融工具与行为的管控,从而有效的提高了金融用户,对金融市场的接受度。对于金融产业而言,金融工程的出现,将其从提升到了实业的地位,能够支持金融产业,实际的运作生产、营销、工艺等运作行为,使金融产业被社会认可。从金融工程本质上来说,其即包含了概念工具,又包含了实体工具。在概念工具方面,其主要包含了估值关系、收益度量、风险测定、利率汇率、投机、套利等等,而实体工具方面,主要包括产品开发程序、期货、互惠调换、单期期权、固定收入证券、权益、混合证券等等。金融工程的实施,主要是以产品为中心,针对性的对其做出相关的策略,并拓展一系列的经营渠道。详细来说,金融工程能够对其他企业的资产、风险、负债进行管理,也能够针对企业的套利、重组、税收驱动进行把控,通过金融工程的的产品运转,使得社会各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整体上就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效益。
三、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现状分析
(1)我国金融工程建设现状。当前我国金融工程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但相比之前的规模而言,已经取得了质的突破。基于现状的角度上,许多的新型金融工程产品被退出,例如电子货币等等,同时一些传统的金融产品也同样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例如股票、债券等等。发展成果上来说,我国现代的金融工程有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电子支付系统、银行业务网络化等等,都在金融市场当中,引起了剧烈的反响。(2)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方向。我国的金融的发展概念,主要以社会主题发展为导向,以便捷用户使用、提高社会经济为宗旨,通过围绕此两点的发展,现代我国金融工程,主要发展方向在于信息化、网络化、端口多元化。这样的发展趋势,使得金融工程的规模呈现出层次性,并且规模整体也得到了拓展。但基于经济的发展状态来看,我国的金融工程发展,依旧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应当继续深入的发展金融工程与网络的结合,使金融工程的发展,能够更加的融合与社会生活。但同样基于网络的灵活性,网络化的金融工程发展,可能会出现新型的风险,如此,需要对风险进行预测、防护等措施,保障产品用户的经济效益。(3)我国金融工程人才现状。金融工程的发展,是近代才开始扩张的,因此在人才方面,暂且可以满足自身需求,但从长远的角度上,金融工程的规模扩张速度十分迅速,人才的储备出现不足,只是时间问题,因此需要加快对未来人才的培育工作。而当前,我国对于金融工程人才的培训,虽然无法确保完善,但基本的培育体系已经成型,能够为当前的金融工程市场,提供一定数量的基础型人才以及高素质人才。此外,部分金融工程企业,意识到了人才储备的重要性,进而开始着手建立企业内部培训体系,实现了人才综合素养深化培训,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的不足
(1)金融工程管理制度的不足。虽然从单方面的角度上,金融工程的形式增多、规模扩大,是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从深入的角度上来说,基于网络的灵活性,网络金融工程的行为方面,存在部分超出规范的操作空间,存在违反规定的可能性,因此为了避免此类情况,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以此实现对金融工程的管控。但基于现况,部分的金融工程,依旧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甚至有触犯法律的迹象,由此可见金融管控的制度中,存在一定的不足。(2)市场管制较为混乱。金融工程的大规模拓展,使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而基于对市场现况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许多不足现象,例如欺骗消费者、金融工程运行不专业等等、而这样的现象从理论的角度上,是不应当存在的恶劣现象。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影响,国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与法规,并成立了相关机构对金融工程市场进行管制,但基于管制的实际情况上来看,呈现出管制工作开展困难阻碍,例如某违法金融工程,在关闭以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追查,以至于法律的判决无法落于实处。(3)政策的不足。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推动力,在当前基本是来自于金融市场的热度,但在此前提下,金融工程的市场,能发展至现在的规模,足以证明该市场的潜力。因此政府应当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予此市场更大的发展动力,但实际上,当前对于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政策并不多,而且多数为作用于金融市场,从而带动金融工程市场的政策。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应当设置更多,直接作用于金融工程市场的政策。(4)金融工程与非金融产品结合不足。现代不少的非金融产业,将自身的产品转化为金融产品,以此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强的经济动力。非金融产业向金融产业靠拢的转变形式,属于一种企业结合的转变形式,双方可以做到互惠互利,互相提供业务、融资、发展等方面的支撑。但基于现状角度分析,这样的合作模式尚且存在不完善的部分,例如產业结合之后,管理职权范围划分不清晰、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全面的现象,如此导致许多工作当中的失误。
五、金融工程发展建议
(一)新型金融产品的推广。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型的金融产品,为了是金融工程市场,始终与社会需求贴近。金融工程的新产品设计,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结合市场的需求进行制定,而在产品设计完毕后,需要大力度的推广新型产品,使得市场用户,能够了解新产品的功能、概念。对新产品进行推广,能够更好的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新需求。(2)加强金融工程师培训。基于现代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趋势,其规模愈发增加,由此可以预见,当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需要的金融工程师会越多。如此基于预防的角度,需要提前做好人才的储备,此点可以通过在高等院校中,设立更多的金融工程相关专业,以培养将来的金融工程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充足并且综合素养较高的前提下,能够使金融工程市场得到进一步的支撑,从而发展至新的层次。(3)金融工程产品的法制保护完善。当前金融工程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原创类型与模仿类型,从产权保护的法律上来说,原创类型的金融产品,是他人经过思考与劳动后得出的成果,过度的模仿与抄袭,是对其权益的侵犯,而当前的市场中,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如此需要更加完善的法规制度,来对原创类型的金融产品进行保护,避免过度的抄袭现象。(4)认知误区的修正。随着金融市场的规模增加,出现了许多金融工程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当中,存在部分对金融有认知误差人员,使得企业运行受到了限制。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认知错误,是觉得金融产业与非金融产业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难以实现产业的结合,这样的认知,会导致金融产业发展的形态固化,无法脱离传统金融产业的发展框架。但实际上,金融产业与非金融产业之间的距离并不大,在当前已经有很多非金融产业,将自身的产品转化为金融产品,做到了发展形态的转变。如此为了提高金融市场的发展效应,需要修正当前对金融的误差认知,使其明白金融产业,能够对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功能,能够实现怎样的预期。
六、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金融工程市场的规模不断的扩张,金融工程产品的形态也开始增多。基于其发展的形态統计,多数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朝向网络化、信息化等方面发展,增加了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便捷性。目前金融工程产品的发展现状、相关政策方面均存在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此需要尽快的采取改善措施,而目前来说,金融工程的发展重心,应当着手产品与制度的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翁春跃
参考文献
[1]张晓喜.浅谈金融工程对金融效率的影响[J]江苏商论, 2017 (8) :86-87.
[2]孙雅婷.金融工程与金融市场效率关系[J]时代经贸, 2014 (6) :121-122.
关键词:城市-工业体系;农村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抑制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21-007
一、引 言
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安排显著地受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农村金融机构基本上扮演了动员农村储蓄并为城市工业战略输送资金的角色。改革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全脱离早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固有逻辑。同时,在分权框架下,经济增长的压力被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绩效,不约而同地采取加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的方法。在资金短缺时期,这依旧需要借助于金融体系。然而与改革前由中央政府控制金融体系的情况不同,由于1984年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干预地方金融。金融机构原先秉承的主要追求社会收益的经营方式,也迅速且明显地商业化了。中央、地方和金融机构三种利益也在改革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协调(张杰,1996)。激励的改变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了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1]
首先,政府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这在短期内仅凭工业部门和城市内部的资金积累无法满足。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一是以吸引外商投资的方式扩大投资渠道,二是从农村汲取资金。章奇和黄季焜(2004)指出,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2000年,经各种渠道流出农村的资金达2.84万亿元,其中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资金占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0.4%,是农村资金外流的最主要渠道。从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农村资金外流速度加快,1994—2000年,通过金融体系流出的农村资金占同期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49%,占到1978—2000年间通过金融体系农村外流资金总额的79%。蔡昉等(2008)估算,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价格机制转移的农村资金量大幅缩减。但是从1994至2006年,通过金融体系(农信社、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外流的农村资金从2910.8亿元上升到31483.9亿元。而从90年代开始到2006年,累计资金净流出量超过15万亿元。[2]
其次,日益商业化的经营目标驱使农村金融机构主动地将资金配置到收益更高的城市部门。城市工业和商业的资金收益率相对于农业部门较高,带动了农村金融机构的非农化经营倾向。周立、周向阳(2009)认为,从1996年开始,我国出现总体上的资金过剩局面,人民币存款开始大于贷款,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积累,但是城市的流动性过剩和农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共存,流动性过剩局面极不平衡。
我国农村资金的外流现象具有深刻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但是,过去30多年间,通过金融体系的、持续且有不断加大趋势的农村资金外流却也是非正常的。尤其是,自1996年大力开展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以来,为什么农村资金外流依旧严重,农村金融抑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本文拟从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中寻找解答。
二、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的成因与
农村金融抑制
学术界对工业化、城市化的非效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而对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及其影响论及不深。通过观察工业化和城市化非效率性的联系,本文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并解释城市-工业体系非协调发展阻碍农村金融深化的传导机制。[3]
对工业效率的讨论主要围绕所有制类型展开。林毅夫和刘明兴(2004)指出改革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工业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源自乡镇企业在发展中遵循了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城市(国有)工业由于承担了政府的赶超战略目标和社会政策负担,效率提升空间受到限制。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刘小玄(2000)发现,在所有制变量上,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在隶属等级变量上,隶属等级较低的非国有企业效率超过等级较高的国有企业,并导致后者丧失规模优势(效率)。姚洋和章奇(2001)发现在技术效率上,非国有企业也比国有企业更高。[4]
尽管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城市国有企业的大举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扭转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难度相当大。利用1998—2003年全国工业企业的大样本面板数据,白重恩等(2006)认为,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方面仍需要努力。刘瑞明和石磊(2010)利用1985—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提供了以下证据:国有企业具有双重效率损失,不仅城市(国有)工业本身效率较低,还拖累了整体工业效率。进一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尤其值得关注,软约束既是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原因,又是银行体系巨额不良资产积累的原因。除了从所有制角度分析,对工业企业高投入高消耗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唐玲和杨正林(2009)以工业行业作为观测单位,利用1998—2007年的数据实证发现,我国的工业能源效率总体水平偏低,那些开放程度低、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能源效率水平相对更低。[5]
以上讨论均表明,我国工业化效率在提升,但仍未进入高效率区段,这在城市(国有)工业部门中尤为显著。那么工业化过程的非效率是否影响到城市化过程?如果城市化本身也是非效率的,则这两个过程必然是非协调的。依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进程与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起步和发展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亦步亦趋、相互促进。由于工业生产过程与资本使用方式密切相关,当工业化进入成熟期后,工业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特别是低技能岗位的能力逐渐饱和,城市化进程此时转而与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步起来。于是,在工业化开始后的较长时期里,城市化应与工业化同步协调发展,伴随工业化过程,工业人口逐步增加,农业人口逐渐减少。
然而,我国的情况却非如此。从时间纬度来观察,伍晓鹰(1986)认为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只有“城市发展”意义上的、没有“人口城市化”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是在城乡二元分割条件下进行的,以人为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为前提;城市发展以扩大市镇建制、有计划的农转非和依托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实现。为了工业发展而牺牲农业利益的特殊工业积累模式以及相应的经济体制人为地切断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同性。[6]
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不断松弛,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图1显示,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0.64%,1981年首次超过20%,随后在1996年和2003年分别跨过30%和40%的整数门槛,到2010年末,几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从1981—2010的30年间,城市化率上升了30个百分点。
鉴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就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工业比重(1980年为43.92%),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实际发展程度,有低度城市化、浅度城市化等说法。低度城市化认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同等人均收入国家,或落后于我国的工业化。浅度城市化关心的则是离开土地的准城市人口如何实现市民化的问题(左学金,2010)。2003年之前,工业比重确实高于城市化比率,但这是否就能支持低度城市化一说?郭克莎(2002)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判断依据是我国的工业化比重出现了偏差,属于偏离了经济发展阶段的过度工业化,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国的城市化主要不是跟工业的就业比重或工业的产值比重相联系,而是与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相联系,由于非效率的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所以不能带动整个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较快增长。由此,即使从改革算起,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联系紧密,却并非协调。[7]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性主要与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制有关联。从非农就业比重角度出发,还能解释2003年以后数据上显示的城市化率高于工业比重的特征。由于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非效率,过早地使得城市工业吸纳劳动力的机能减退。国有企业对于劳动力户籍资格的严格要求,使得外来劳动力根本无法进入体制内企业。即使许多年轻的外来劳动力进入了制造业部门,也大多从事一些低端工作,容易受到各种冲击引起的工业生产波动影响。农村劳动力转而更多地选择了建筑行业。由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所以服务业劳动市场最早向城市或城郊居民开放,最后向外来劳动力开放,并且在工作内容、等级、收入及福利等方面向城市居民倾斜。最终,虽然城市化率高过了工业比重,但却落入了浅度城市化陷阱。浅度城市化和工业非效率无法有效地创造价值和收入来支持它们本身。[8]
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便是农村金融抑制。从一般逻辑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只看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技术约束,进而不仅两者效率改进有限,同时也彼此不协调。从具体机制上看,在技术进步有限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报酬会趋于递减。起初,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资金,由于工业和城市的资金收益率相对农业较高,资金通过农村金融体系流入城市。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利用是集约的,即相同数量的资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和公共服务,则在资金不断涌入的情况下,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会降低。这样,部分资金会流向其他地方,或者流回农村。但是,如果工业和城市的资金使用是非效率的,则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资金的需求就会不断增加,资金价格从而收益率就会提高。高收益率吸引的大量资金会首先留在城市金融体系,资金出借者既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来识别风险,又要为这些资金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机会,如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重要的商品市场。如此,城市的流动性出现了过剩,而农村在面对流动性缺失的困难时,却总是处于资金回流的最后一站。因此,要缓解农村的金融抑制问题,不仅要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效率,而且必须提高两者的协调性。[9]
三、数据指标、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本文首次尝试用工业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差来度量两者之间的非协调性,称其为工业化偏差值(GAP=GDP中的工业比重-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内力看,本文认为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正的,表明过度工业化造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如果工业化偏差值是负的,则体现的是浅度城市化背后工业的非效率,是工业化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存在困难,城市化缺乏技术效率。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整理了我国大陆地区29个省份(不含自治区)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的变化趋势,基本情况是:
第一,绝大部分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都出现了下降。改革之初所有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都为正数。目前一些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出现了负值,但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一直为正值的省份在29个样本中占到了55%,其中不少省份是农业大省。在出现过负值的省份中,负值也比较接近于零。除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海南之外,工业化偏差值为正或接近于零的省份共有25个。[10]
第二,在京津沪,工业化偏差在改革后出现快速下降,并且工业产值比重大大小于城市化率,除了海南(2009年为-0.21)之外,三个直辖市目前的工业化偏差值为全国最低,主要原因是京津沪的农业比重较小,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GDP占比在2010年分别为北京75.1%、天津46.0%、上海57.3%。海南的特点是改革以来第一和第三产业比重始终较第二产业高,2010年第三产业比重也达到了46.2%。这说明,初始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第三,改革初期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的(超过中值0.22)省份中,包含了较多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到2009年,工业化偏差值较大省份(超过中值0.10)中,除了浙江、山东和河北之外,其余全部为中西部地区省份。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调整速度较快。当前,东、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偏差值处在全国中值水平之下,西部地区仍然高于全国水平。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非协调性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198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用所有贷款中农业贷款的比重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这个指标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图2显示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和工业化偏差值(GAP)之间的散点图,剔除了京津沪的数据,可以看到农业贷款比重和工业化偏差值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但似乎存在二次项关系。[11]
本文采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固定或随机效应方法来估计工业化和城市化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的影响,将回归模型设定为:
下标i和t(i=1,……,29,t=1988,……,2009)代表省份和年,在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由于自治区的数据相对不全,未将其纳入样本,对重庆市的数据与四川省的数据做了合并,样本最终涵盖29个截面。除了农业贷款比重(RLOAN)之外,还使用农村存贷比(DIFF=农户存款/农业贷款)作为被解释变量,一般认为农村存贷比越高,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就越严重;工业化偏差值(GAP)与其二次项是关键解释变量,是扰动项;CONTROL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了:
(1)经济增长(GRTH=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会随收入水平上升而增加,这会推动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从而收入增长对农村金融体系具有正面影响。不过,农村金融深化对于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加收入也会起到作用。为了控制变量的内生性,在估计过程中对收入增长指标取一阶滞后值。此外,收入增长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推动可能并不那样直接,或者即使存在,其影响也是比较小的,这种情形在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尤为明显。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就表明,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跃过一定门槛之后,更多的人口才能获取金融服务。[12]
(2)政府干预能力(GOVN=财政支出/GDP),越高的指标值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越大。在当前农村金融体制下,政府干预金融流量至少包括两种可能的效应:第一,市场失灵,政策有效。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能力越大,就越容易调配信贷资金,不过由于农业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在处理市场失灵问题上具有一定能力,政府总是会保证一部分信贷资金流向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第二,市场失灵,政策无效。指导性信贷配置方式可能是低效率的,它忽视了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因而对金融体系具有破坏性。因此,政府干预具有双重影响,它对维持农业信贷量具有正面影响,但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
(3)财政支农(AGRI=财政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比重)。财政支出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往往投向扶贫、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因此,财政对于农业的支持对于农村金融来说是一种补充。它可能会对农村金融深化起作用,如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不过由于财政支农偏向的是公共服务,其收益难以在短期内体现。
(4)民营化(RPV=全部职工人数中不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率)。在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它们更加遵循市场法则,对改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政府干预力量来讲是一种制约因素。民营经济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它对于资金的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是农业贷款在所有贷款中的比重,没有包含乡镇企业获得的贷款,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对农业贷款产生挤出效应。总体上,民营化指标的最终影响也是不定的。[13]
(5)对外开放(OPEN=进出口总额/GDP)。对外开放引入了外部资金来补充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金不足问题。一些研究认为引入外资可以对金融抑制下的国内市场起到补充作用,甚至成为众多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发展战略特性,具有明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也对地方财政支出形成压力。此外,一些研究还把对外开放指标作为市场环境改善的一种度量,市场环境的改善对农村金融发展有促进效应。由于对外开放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倾向效应比较显著,改善市场环境的效应难以在短期中显现,所以该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不利。
(6)产业结构(TER=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产业结构指标控制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变化趋势。如果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在逐渐减少,并且农业经营具有效率,那么农业对货币资金的相对需求就会降低,配置到农业上的相对信贷资源就会减少。
(7)通货膨胀率(INFL=以CPI指数计算的通胀率)。通货膨胀对金融体系的深化有害无益。
首先对解释变量为农业贷款比重的模型进行估计。由于京津沪具有异常值的特征,样本截面缩减到26个,面板数据的特征为26省份22年。除工业化偏差值(GAP)及其二次项之外,其他解释变量都采用一阶滞后值。
结果(1)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工业化偏差值的下降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正面影响。但同时也看到,当前城市化超过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收入增长指标、财政支农指标、民营化指标、开放度指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政府干预能力表现出显著的正面影响、第三产业比重指标和通货膨胀指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预期一致。
由于在具有较长时间序列的宏观面板数据中横截面相关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进行横截面相关检验。根据Pesaran(2004),对个体间的残差进行检验,原假设是残差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但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存在横截面相关。按照Driscoll和Kraay(1998)的建议,使用Driscoll-Kraay稳健标准差。结果(2)与结果(1)基本没有差异。需要注意的是,开放度指标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对外开放也主要地为城市-工业体系服务。
结果(1)与(2)仅控制了随省份变动但不随时间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但是,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过程看,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出台了大量针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政策,在较大程度上,这些政策主导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对农村金融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忽略这些因素会对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此,就有必要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从而使模型成为双向误差因子模型。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依然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而定。
根据F检验的结果,引入随时间变动但不随省份变动的不可观察因素是必要的。Hausman检验结果建议采用双向随机效应。进一步检验不支持横截面相关性。结果(3)显示,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影响的倒“U”型特征依旧显著。一些差异体现在,政府干预能力指标不显著,而民营化指标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由于本文用以度量农村金融深化的指标是农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比重,未包括发放给乡镇企业的贷款,而乡镇企业是民营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信贷资金有较高的需求。因此,民营化指标的负面影响可以解释为乡镇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排挤了对农业信贷的发放。[14]
结果⑷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存贷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此时工业化偏差值对农村存贷比的影响是正“U”型的,鉴于绝大多数省份的工业化偏差值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降低农村存贷比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当前阶段城市化超过工业化比重的趋势可能对农村金融深化有负面效应。综合结果⑴和⑷的结果,两者提供了一致的分析结果,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有积极作用。最后,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模型⑸中使用了所有解释变量的滞后值来进行估计,结果与前面一致,工业化偏差值对农业贷款比重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改革以来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与农村金融深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讨论,认为城市-工业体系的非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产生了抑制效应,进而借助1988—2009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互协调发展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在城市-工业体系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当前部分地区存在着过度城市化的倾向。一个例子是,许多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户籍上却拥有城镇户口。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城市化既偏离工业化发展要求,也偏离产业结构高级化要求的城市化过程,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和浅度城市化并存的现象。本文的实证结果同时说明,过度城市化对农村金融深化具有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逐渐去除过度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城市-工业体系的发展逐渐契合,但是,如何避免过度城市化带来的潜在风险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完善城市治理、协调城市-农村-工业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深化改革的难题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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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工程的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思想
个人以及机构在金融活动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例如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投资股票市场所面临的个股风险,以及市场风险等。这些金融风险对于不是从事金融业的公司而言往往是难以驾驭的,也是不愿意承担的;即使对于专门的金融机构,也并不是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我们可以设想,对于一家主要从事国内业务的商业银行,它愿意承担关于本国货币的一定的利率风险,但是因为不熟悉国际业务,所以一般不愿意承担汇率风险。因此,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得机构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承担相应的风险(同时具有潜在的收益),而金融工程就是一种具备如此功能的机制。金融工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伦敦银行界,当时有的银行建立起专家小组,对客户的风险进行度量,并应用组合工具进行结构化管理。这一类工作被称为金融工程。随着金融创新的兴起,人们对金融工程的认识迅速拓宽,现在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来解释金融工程,即金融工程是应用金融工具,将现在的金融结构进行重组以获得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它所用到的金融工具,主要是近年来出现的期货、期权以及互换等各种衍生证券。金融工程的核心思想是利用这些基本的金融工具,或是它们的组合,如期权期货等,达到处理金融风险的目的。一般有两种结果: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即风险;用确定性的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即不利的风险。
二、保险的起源以及基本思想
保险是人们规避风险的主要手段,我们可以从保险的起源看出来。另外,寿险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社会并没有因噎废食,而是充分认识到了保险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同时,保险业也制定了许多严密的规则。这样,一方面使得保险公司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证,更重要的是,使得人寿保险为社会所接受。在此,我们不局限于各种保险的细节问题,而是从保险的核心出发,探讨保险这个行业处理风险的基本思想。
我们以寿险业为例,考虑它的社会定位以及它处理风险的方式。寿险是为了满足个体规避失去劳动力或死亡时所带来的风险而出现的一种保险形式。而风险有两种:生存与死亡。简单的讲,生存的风险就是指个体本身的生存(养老)问题;死亡的风险是指如果个体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者,他的死亡或者丧失劳动力,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是灾难性的。下面,我们详细地说明保险业是如何规避这两种风险。
1.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风险
对于个人而言,他需要在具备劳动能力期间,进行一定的积累以备将来丧失劳动能力时维持生活。但是,他面临一个风险,即他并不知道自己能生存多少年,如果积蓄太少并且他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康,那么,他的积蓄就不够维持他的生活;反之,如果积蓄相对于他的年龄而言太多的话,他虽然不必为老年的生活发愁,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往往意味着青年时期生活质量的下降。总之,如果完全依靠个体,没有人会知道多少积蓄是适当的。生存年金保险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将这个不确定性的风险用一个确定性的支出来解决。投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以趸缴或者分期交费的方式,购买一定数量的生存年金。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在失去劳动能力时,还会有固定的生活来源。这就是将不确定性的风险用确定性来代替。
2.用确定性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
在保险中,财产保险,寿险,以及健康险等多种保险都是以确定性的小的损失,即所缴的保费来代替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巨大的损失。我们还是以寿险为例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对于一个家庭,主要劳动者的死亡会对家庭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呢?死亡保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一个家庭可以为其主要劳动者购买死亡保险,这样,如果在保险期间发生意外,家庭则可以获得相应的保险赔付,从而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而如果一切正常,缴纳的保费不会为这个家庭带来任何收益。保险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人们可以将不确定性的损失(大的,且发生的可能性较小)用确定性的损失(小的)来代替。
三、金融工程与保险的定性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金融工程与保险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在此用一个表来说明一下二者的关系(详见表1)。
表1金融工程与保险的比较
附图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金融工程与保险的目的来看,二者都是处理、规避风险的手段,只是它们的标的物不同。同时,它们本身并不能创造出社会价值,只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而已。换言之,如果一辆购买了保险的汽车发生车祸而报废,尽管它的所有人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但是社会财富确定是减少了一辆汽车,只是这个人规避了车祸造成的财产损失;同样的道理,有人可能因为持有一份期货的多头而获利,这并不能说明社会财富的增加,因为持有这份期货空头的人会因此而蒙受损失,我们只能讲,持有期货多头的人在此风险的处理上是妥当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对于持有期货空头而遭受损失的人,我们也并不能认为他没有正确地处理风险。因为从他的公司整体来看,持有该期货的空头,可能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或者是在这方面出现损失的同时,他在另外的交易中取得了超额的利润,也就是整体规避风险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没有人会对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但没有得到保险赔付(即一切平安)而感到不快。因此,将衍生金融看作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手段,我们才可以理解并容许在财务中出现由进行衍生金融交易而带来的损失,因为这可以看作是为企业支付的另外一种“保费”。
其次,金融工程与保险处理风险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都是用确定性来代替不确定性或用确定性的损失来代替不确定性的损失这两种基本的思路。这两种方法是规避任何风险的基本方法,而风险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处理风险工具的不同。因为金融产品与实物资产以及人具有不同的特性,从而决定了处理金融产品风险的衍生工具必然同保险产品不同。事实上,因为实物资产与人具有不同的特性,也使得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再次,由于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并不具备财产保险与人寿保险的特性(即当数量足够多时,会出现频率的稳定性,也就是满足大数定律),因此,不可能出现象保险公司这样一个可以将所有风险都承担的机构。但是,在金融市场中,大家对于同一个风险有不同的偏好,因此中介机构可以撮合双方达成交易,并用各种手段确保不会出现信用风险,期货交易中的盯市方法是最典型的一种。二者的特性也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定价基础,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定价工具。
总之,保险与金融工程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处理风险的工具,并且处理风险的方式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在于所处理的风险标的物不同。保险是处理实物资产与人为标的的风险金融工具,金融工程是处理以金融产品为标的的风险工具。正是因为标的物的不同,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但是,我们认为:尽管二者在表面上存在着差距,但就其本质而言,金融工程就是“金融保险”。事实上,保险中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只是因为保险业的成熟,例如严格的监管,程序化的条文,才使保险业规避了这些风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通过对保险与金融工程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在中国发展金融工程是必要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工程与保险的作用是相同的,只是标的物不同。因此,发展金融工程,使得金融机构可以规避、转移金融风险,这是建立完备的金融市场的必由之路。
近日,根据银监会关于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施“三大工程”的指导意见和要求,以实施 “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 “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和“阳光信贷工程”等三大工程为目标,为贯彻省联社“立足社区,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有效缓解农村融资难题,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升服务水平,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满足度,宜丰联社特制定了信贷“三大工程”实施方案,从而拉开了“三大工程”实施帷幕。
该联社立足辖内实际,积极抓好贯彻落实。一是高度重视,让全体员工充分认识到实施“三大工程”的重要意义。实施“三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中央“城乡统筹”重大举措,也是支持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积极应对市场挑战的内在要求。二是要突出工作重点,积极推进实施“三大工程”。在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方面,要牢牢抓住“客户”这一服务主体。充分利用好、发挥好在农信社的比较优势,加快建立一整套机制,及时了解客户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在推进“富民惠农金融创新工程”方面,要着重把握“创新”这一核心关键。要在金融产品、担保方式、业务流程、信用体系、服务渠道、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在实施“阳光信贷工程”方面,要着力突出“公开”这一重中之重。要大力推行社会公示制度,确保信贷业务操作阳光化。三是精心组织,确保“三大工程”取得实效。该联社注重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及时总结经验和有效防控风险,确保“三大工程”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在实施“富民惠民金融创新工程”中,该联社实行“创新”和“用新”并举,在进一步推广“农村党员创业”支农贷款、“信用共同体贷款”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最近还积极开办“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支持中小企业等贷款新品,同时根据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农民的新需求,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政策和服务,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需求;在实施金融服务进村入社区工程”和“阳光信贷工程”中,县联社要求管片客户经理开展定期上门服务等措施以推进金融服务进村入区工程。同时该联社还设立了信贷承诺服务公示栏、在门户网站和营业网点醒目位置向客户公开贷款种类、对象、条件、程序和经办贷款业务的客户经理姓名、职责、联系方式等举措,接受广大客户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