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安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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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安全的范畴范文第1篇

    一、召回制度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业已形成经济关系

    尽管法学界对于经济法的具体的调整对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众多经济法学者认识一致的，那就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不调整经济关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更不是调整一切经济关系。因此在判断一项制度是否属于经济法的范畴，首当其冲的是要看其是否属于经济关系，以及属于何种经济关系。

    从上述对产品召回制度的涵义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产品召回制度召回的就是缺陷产品，一般而言，这些产品已经出售，意即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或间接形成合同关系。由于买卖合同是支付对价的，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关系，是基于财产而形成的经济关系。

    二、召回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市场的规制

    在缺陷产品的发现及对缺陷产品进行召回的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发挥作用。政府主管部门对召回制度进行管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1、对市场交易进行直接管理，包括确定有关产品安全标准，通过各种渠道确定产品缺陷问题性质、规模，行政命令其收回、改造、处理信息、移送司法机构等；2、进行信息披露管理，包括制定和执行强制企业披露相关信息的规定，向消费者、生产者和社会公布相关信息等。根据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在实行产品召回时，企业有一项通知义务，即厂商实施召回前，必须向社会公布召回信息，而且信息必须指明是“召回”行动，而不是“免费检修”“免费更换零部件”等其他代名词，如果厂商没有履行通知义务，私下回收产品进行质量补救的，也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回收产品、免费修理和更换缺陷产品则是厂商召回产品的方式。

    召回制度应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因为从调整对象上而言，召回制度所规范的社会关系是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属于经济法律关系中的确立国家在经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早已超越了民商法调整的范畴，不再体现意思自治的原则。

    三、产品召回制度的社会性

    1、体现了私法关系的社会法性由于信息不对称，个体分散及资本稀缺等原因，消费者在与厂商的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一旦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或其他财产损害，则会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造成社会和公共利益的损害。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只能屈从于按生产经营者一方的条件缔结的契约，而在多数契约中，都存在着不利于消费者的内容，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选择的地位，丧失了原来市民法所设的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与对等力，为填补这种失去的平等性与对等力，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不受侵害，由国家或其他自治团体以公权力直接或间接予以介入，对“契约自由”等原则进行必要的规定和限制，乃是以消费为主的市民社会的一大特征。因此，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

    因此，召回制度具有综合性（体现在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之综合），即以公法的手段（强制）调整原本属于私法领域的合同关系抑或是侵权关系。召回制度同时又从消费者的地位的基础上给予消费者特殊的法律保护，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再加上产品质量问题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消费者依据自身或消费者保护组织的力量，都是难以保障自身的利益的，国家必须运用自身的权力通过适度干预才能满足此种客观的需求，因此，召回制度具有经济法的性质。

    2、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维护———凸显了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召回的目的是消除产品存在的隐患，即消除对公共安全的威胁。产品召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不仅仅针对某一个或几个消费者，召回的内容、方式、程序等等都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公共安全，维护整个市场的安全与稳定。不论是主管召回的行政部门，还是负有召回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也不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需要召回的产品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只要是召回缺陷产品，就必须符合公共安全原则。基于整个的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可以依法强制进行缺陷产品的召回。

经济安全的范畴范文第2篇

[关键词]食品安全；犯罪；公共安全；生产经营；财产刑；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9-0164-02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一类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罪名。本类犯罪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包括两个罪名，即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广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还涵盖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缺陷与不足，并提出立法完善建议。

1 调整罪名的体系定位

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还严重地侵犯了不特定或特定多数人的生命与身体健康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决定着犯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归属。现行《刑法》将本类犯罪规定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显然立法者认为本类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而非公共安全。但这种划分未必合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一个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无疑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从客体的本质属性上看，两罪与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并无二致，即都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不管是基于质的考虑还是量的考虑，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都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为重要。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群体很广，社会危害极大，所以对其犯罪的界定应该与普通犯罪区分，将其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更合适。[1]

此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是典型的经济犯罪，属于行政犯范畴，故各国刑法通常都是将其规定为实害犯而非危险犯。而我国《刑法》将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为行为犯、危险犯，显然这种立法设计在学理逻辑上存在严重矛盾。还有一点，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有害有毒食品罪规定了死刑。在当今世界各国废除经济犯罪死刑已达共识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将食品安全犯罪作为经济犯罪加以规制，势必会陷入应否废除食品安全犯罪死刑设置的两难局面。[2]因此，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将其由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调整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还可以妥善地解决上述难题。

2 扩充行为类型的范围

《食品安全法》规制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包括生产、经营和安全管理三种类型。而《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仅规制生产和销售行为。相比之下，《刑法》规制的行为类型比较狭窄，规制的范围并不周延。《食品安全法》将食品经营行为界定为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环节，主要包括运输、储藏、销售等行为。申言之，经营行为是由一系列的行为组成的，包括货物的采购、销售、运输、储存、管理等方面的活动。可见，销售行为仅仅是经营行为中的一种，二者在逻辑上属于种属关系。[3]显然，经营的范围比销售更为广泛，两者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同一概念。此外，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采购行为、检验行为和储存行为对食品安全也可能造成严重危害，但《刑法》并未对上述行为作出相应的规制，这必然会导致犯罪的行为类型不周延，不利于严惩现实中种类多样化的食品犯罪。[4]综上，有必要将《刑法》第143条、第144条规定的“销售”改为“经营”，从而实现《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对接，严密刑事法网，避免刑法规制上的漏洞。

3 修改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刑法》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规定为危险犯，而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为行为犯。可见，后罪的入罪门槛明显比前罪低。这种立法设计所带来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方面，二罪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太大差别，故不宜在犯罪形态上作区分；另一方面，实践中，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犯罪数量与比例远远大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险状态难以确证，造成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大量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么惩治不了，要么轻描淡写，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该类犯罪分子，不利于严惩和打击此类罪犯。[5]因此，有必要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

4 增设过失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过失犯罪之外，其余均为故意犯罪。对于过失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或以法无明文为由不追究刑事责任，或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过失犯罪论处，甚至降低证明标准直接以故意犯罪定罪处罚，司法适用十分混乱，不利于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预防与惩治。现代风险社会面临的危险具有不确定性、潜在性、隐蔽性等特点，如果刑法仍然坚持故意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必将无法妥善应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风险。事实上，在各国的刑法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对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了过失危险犯，美国甚至在涉及食品、乳制品、药品、酒类等方面还规定了严格责任。[6]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是否应当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引入过失危险犯、严格责任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刑法》仍旧恪守故意犯罪这种单一立法模式，显然不利于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严峻态势。如果将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罪过扩展到过失，那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有力。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过失类危害食品安全罪的条款，完善我国刑法危害食品安全的罪名体系，有效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5 细化并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

现行《刑法》对狭义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配置模式是“并处罚金”。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适用完全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显然存在诸多弊端。要想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必须细化并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为体现与《食品安全法》的对接，笔者认为可以效仿该法对行政罚款的规定，完善食品犯罪罚金刑的设置。《食品安全法》第85条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罚款的适用标准，并规定了罚款的最低限额，以此克服货值金额比较少的情形下罚款力度不够的弊端，充分体现了对食品的违法生产经营者的严惩。因此，《刑法》也应当明确罚金刑的适用标准，规定罚金的最低数额标准，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有效避免罚金刑的处罚力度明显低于行政罚款，行政处罚比刑事处罚还要严厉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发生，做到罪刑相当。

总之，食品安全本质上是公共安全领域中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面对当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严密法网，同时适当加大惩罚力度是充分保障食品安全、有效惩治与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当然要求与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汪冬泉，吴超.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之完善[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3（6）：3.

[2][4]利子平，石聚航.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7）：4.

[3]王志刚.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J].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3）：16.

经济安全的范畴范文第3篇

记者：应当如何具体地看待当前我国的粮食形势?

李思恒：当前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应该用新的思路来解决粮食问题，而不应该再去 沿用某些老的思路和办法，要突破几个旧有的思路。

首先，对粮食安全这个话题，不能就粮食谈粮食。我们过去把"FAO"翻译成联合国粮农组 织，现在看来，应该是叫作联合国食品组织。相应地，

我们应该把粮食安全的概念从谷物安全扩大到食品安全的范畴，

把肉蛋奶、水果、蔬菜等都包括在食物安全的范畴之内，而不要单纯 就粮食谈粮食。否则，会越谈越没有出路，势必又要回到"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农民收入提 不高"的矛盾中去。

其次，应该从当年的产销平衡的概念发展到按照市场规律谈供需平衡。产销平衡是指当年的 粮食生产量和消费量的平衡，而市场经济则考虑的是供求的关系，即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 的 关系。因此，供给还应该包括进口，需求也应该包括出口。所以从整个粮食市场来看，应该 按 照供求关系来判断价格问题，让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用产销来判断粮食市场， 是一种带有相当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做法，这种平面的算账方法，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 只会越算越不够。

另外，我们在讨论粮食时应该把大豆除外。世界通行的

做法是在统计粮食总产量时把大 豆排除在外的，而我国则把谷物和薯类都算在内，这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短缺经济时代遗留 下来的问题。我国的大豆政策应该是多进口大豆而少进口油，通过进口大豆，使我国成 为世界重要的大豆加工中心。应该算这样一笔账：大豆的主产品是豆粕，而豆油的出品率只 占 到20%。通过进口大豆并进行加工，我们从出口上所得的外汇要远远超过进口粮食花费的外 汇。所以，我国尽管进口谷物，但却是食品的出口国。

学者陈锡文曾经提出，在考虑粮食安全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需求， 一个是发展的需求。对于发展的需求，应该不分饲料，不分肉食，因此，弹性比较大。 我认为粮食安全的范围不必要扩展到那么大，应该是非常时期的口粮，以及特殊人群的口 粮，我这里指的是农村的未脱贫人口和城市里的低保人口。

记者：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在对待粮食安全问题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过于紧张。

李思恒：粮食进口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种正常的贸易往来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问题泛政治化，不应该把进口粮食视为洪水猛兽。

目前中国最缺乏淡水和耕地，比较富余的是劳动力。进口粮食实际上等于我们进口了淡水 和耕地；而我们把部分粮田种植其他作物，通过出口换外汇，则相当于我们出口了过剩的劳 动力，何乐而不为!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粮食自给，总是提粮食产量要保证多少万斤，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要 不断扩大 粮食种植面积呢?这几年，我国的粮田种植面积已经降到了15亿亩以下。面积固然要适当恢 复，但是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增加面积，因为恢复粮田面积的代价是减少农民的收入。所 以在粮食安全和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矛盾。要做到二者兼顾，这中 间就有一个度的问题。我认为，对这个"度"的把握，在新阶段里是个重要课题。

对粮食问题，过去我们总是害怕粮食封锁，但是纵观历史，有关粮食禁运的例子，半个世纪 以来只有过一个，就是前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美国对前苏联实行了粮食禁运，结果是美国在 前 苏联的粮食市场上也遭到了损失，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目前，无论是世贸组织还是美国 国会，都反对粮食禁运这种做法。即使我们真的面临禁运的威胁，那么在较短的时间内，我 们原来不种粮食的耕地可以转化为农田，粮食供给应该可以解决。

另外，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粮食的进口将会对世界粮价产生冲击，这其实也不足虑。世界粮 食贸易额已经达到227亿吨，美国和南美洲、欧盟的许多地方还在休耕，粮价发生变化后 ，世界目前的粮食供给仍然还有余地。世界粮食市场近年来发展很快，中国的粮食进口不会 影响世界粮食秩序。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未来我国的粮食市场应该呈现出怎样的局面？

李思恒：按照关税配额管理(TRQ)的规律，我国仍然可以享受到对农业提供占农业 生产总值8 5%的"黄箱"补贴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范围内，仍然有100 0多亿元人民币的空间可以用来对农民进行直补，而且补贴的基期是采用"相关年份"，而 不是"固定年份"。这使得我国的农业国内支持可保有继续增长的空间。

经济安全的范畴范文第4篇

在之前研究产业安全属性问题中，已经得出一个国家的产业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个属性同时也决定了考虑产业安全问题时，应该将产业安全纳入社会与财政管理的范畴，纠正市场失灵，协调、干预、引导产业的形成，提高政府提业安全这一公共物品的效率与能力。因此将税收管理纳入国家行政体制中，对保障国家在宏观调控、产业安全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税收管理对产业安全的重要支撑

研究产业安全的税收管理问题，可以在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中找到根源，重商主义强调了运用本国力量保护产业，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前驱。伴随着国际贸易的盛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从国防安全的层面提出了保护民族经济的问题，主张对外国船舶绝对禁止或课以重税，目的是让本国船舶垄断国内市场。这种为了国防而实行保护主义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成为了许多国家制定产业保护政策的依据。在重商主义贸易理论之后，是以李斯特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近代贸易保护主义。其中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书中，提倡应采取高关税政策，有选择的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在我国，杨圣明（1997）与俞晓松（1998）论述了关税对于产业保护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产业发展的安全性而言，它是一切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关系到一国的经济权益和经济地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9）归纳了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总结出产业安全具有战略性、综合性、系统性、紧迫性、动态性、层次性六个特点。因此，针对产业安全高度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就需要把产业安全作为一个系统考虑，依靠一些列规章制度的约束，才能形成系统内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与制约的有机整体，充分发挥其自身功能和作用，同时在过程中，将产业安全管理向税收管理延伸，逐步完善税收专业化管理。

3.健全税收管理体系的重要性

经济安全的范畴范文第5篇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民法价值的影响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民法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促使安全和效益成为民商法的基础性价值和主要追求。在传统的民商法领域中，安全价值仅仅处于从属性和派生性的地位。在传统民商法调整的交易关系中，安全价值体现在信用安全、信息安全以及交付安全中，但是一般而言信息安全对于交易的影响比较小，甚至是在钱货当面交易中并不存在交易安全问题，相对于非同时履行交易行为而言，钱货当面交易更加具有安全性。对传统交易方式中出现的欺诈问题，当事人可以通过预期违约、不安抗辩权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传统交易方式中，不仅交易安全比较有保障，并且交易双方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信用安全问题也并不突出。显而易见，传统的民商法调整领域中，安全价值并没有成为其调整的重点和规范对象。在网络环境和虚拟技术运用中，信息的交流需要传递才能实现，信息的安全取决于网络自身的安全性，网络开放性、虚拟性以及技术性等特性都增加了网络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基于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而形成的民商法调整平台对于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因此安全性成为民商法中的基础性价值因素是必然的。另外，民商事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自身能力的拓展，为主体自由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民商法价值体系的重构和调整

民商法的价值体系包括效益、平等、自由、安全以及公平，其中自由是民商法制定和调整的根本和目标；平等不仅仅具有目标意义，更加具有工具性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平等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安全在民商法体系中国具有基础性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性不断凸显；效益同样属于基础性价值，在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传统民商法中，安全和效益在价值实现和功能发挥的过程中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安全和效益得以找到平衡的节点，从而更好的促进了两者的平衡发展。

二、社会经济中民商法基本原则的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中的发展，民商法中基本原则变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安全价值和效益价值重要性的凸显上。

（一）意思自治原则

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意思自治原则相对于传统民商法原则在相关内容上有所扩充，以不断适应社会和时展的要求。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民商事行为，当事人在意思自治原则的指导下，依据自身的意愿实现一定的行为，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由传统领域向新领域的发展过程。

（二）平等中立原则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民商法的平等中立原则指的是在信息时代，民商法对于参与到交易当中的各个主体从事民商事活动需要的相关条件应该保持中立，不能出现偏爱或者维护，其中各种相关条件包括技术、交易平台等。平等中立原则是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全球性特点和技术性特点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例如，在电子商务法中，平等中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上的平等。平等对待各种各样的密钥和加密方法，避免歧视问题的产生；其次，交易媒介的平等，主要体现在通讯方面，包括无线、有线、广播通讯等；再次，实施的平等，不仅要保证电子商务法的实施，还应该平等保证民商法其他法律的有效实施，对本国和国际电子商务活动进行平等对待；另外，保护的平等。电子商务法要对经营者、消费者等参与者进行平等的保护。

（三）安全原则

安全原则是的是所有民商事活动将安全最为基础和前提，相关的立法体现、反映以及体现出对安全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安全原则的理解和定义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体现。对于民商法而言，安全原则不仅仅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目的，更加是民商法制定的基本原则。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发展中，高效化和快捷化需要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并且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安全尤为重要。安全原则内涵的主要体现在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调整和解决中：一是网络的物理安全设置存在一定的缺陷，容易导致信息的泄露和丢失；二是在受到黑客袭击或者是非法拦截的人为行为影响下，已存储或者是传播的信息会无端被修改。由于以上问题的出现，在当前的立法中，应加强对网络物理安全的设置，从而更好的保证安全的实现。

（四）效益原则

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最终目的便是实现公平、公正，并且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反映着不同时期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所制定的法律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反映着民众的权利诉求和价值需要。目前，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民商法的效益原则要求民商事的立法以及司法活动都应该从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触发，促进效益目标的建设，真正的体现新时期民商法整体效益和价值的体现。具体而言，要求民商法尊重并保护民商事主体的权益，避免行为漏洞和瑕疵的出现，提高民商事行为的效益。

三、社会经济中民商法范畴与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民商法更加适合时展的需求，使得民商法能够有效的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对民商法的价值体系和基本原则产生影响，还造成了民商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一）传统民商事权力体系范围的拓展

民商事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以及法律事实所体现的基本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民商事权利体系范围得到了明显的拓展，主要体现了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息库的专用权。信息已经成为民商事活动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大部分民商事活动的关键问题和重要因素便是信息的提供和开发。因此，在民商事立法的过程中，应该对于从事信息库开发和投资工作并作出贡献的参与主体赋予必要的民商事权利，对其劳动成果进行保护，提高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商法中关于信息库专用权的完善。第二，域名的专用权。域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计算机访问网络；二是便于其他的计算机访问自己存储的信息资源。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域名的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促进了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域名凭借自身巨大的商业价值和使用功能成为商业竞争的有力筹码。在交易行为中，得到了关键域名的使用权就等于得到了域名的专用权。但是目前我国民商法中并没有对域名的专用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因此，在民商法立法和修改过程中，应该注重域名的特点，促进对域名专用权的规划和整合。第三，网络用户对信息数据的控制权。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作品和网络信息，例如录音、录像等。网络信息具有多种传播途径和方式，在现实中往往是交互的。在立法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作品或者信息的保护，保证权利人有效行使和保护自身的民商事权利。

（二）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扩大

相对于传统民商法，现有的调整对象有所扩大，最重要的随着网络的发展，建立起来新的信息关系，都纳入到民商法调整的范围之内。网络具有开放性，从而为信息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互联网普及和完善，在信息的传递形式以及质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改善，从而将信息的价值不断提升并上升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主体。信息自身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人格性利益，在民商事活动中发挥着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民商法应该加强对信息的重视，将通过信息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相关的利益主体通过立法将调整原则和利益展现出来，以促进民商法对于社会新生关系的有效调整。

（三）民商法的统一化发展民商法

作为调整民商事活动中所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的总称，在立法中是以民商事关系为对象。当国家的经济以单个独立的经济市场而存在的情况下，相对应产生的法律体系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目前，经济的发展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跨国经济屡见不鲜，交通的便利、联系方式的优化以及网络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化经济的推动下，使得民商事活动具有了全球化和统一化发展的特性，为了更好的对跨国经济关系经济调整，就需要民商法作出一定的修改，在法律理念的确定、法律原则的树立、法律标准制定以及法律实施中更加注重国际的统一化，从而促进民商发展的统一化。

（四）民商法的理性主义演进

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法律的确立主要通过立法和法典的形式确立下来；二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其法律规定和原则主要通过判例进行确定。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司法实践而言，审判者习惯对新案件进行判定时借鉴过去的司法经验。而各国民商法的确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与社会习惯、风俗、惯例等有关，其中在社会经济中形成的各种规则和惯例对法律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定的民事习惯，产生于一个国家的一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并适应和满足此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商法的形成和发展。同时，随着国家之间经济交流活动的愈加频繁，会使得交易规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体现在法律上，便是法律适用的共通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大法系的融合。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