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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在对行为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体系介绍的基础上,探讨了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应用的方法,也就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提高投资者投资能力。
经济学和心理学两个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割不断关系的学科,在现在越来越表现出了相互融合的趋势。金融学作为经济的皇冠,在这场变革中当然也是产生出了行为金融学这一巨大的成果,集中体现就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始终坚持自己是心理学家的kahneman。但是在现在的行为金融学中,主要的心理学理论还是认知学派的,而且多是以经济学的方式来利用心理学的理论。本文就是在于探讨用除认知心理学以外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改善投资者投资能力可能性,尤其是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
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来源
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此时经济学被定义为对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那里,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到的两个基本假设之一的:人们充分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做决策,这一假设就足见对人的重视。为以后经济学在在对人的讨论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这里的人是完全理性的人。
1947年herbert simon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性”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绝对理性”的否定,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开始考虑现实的人的实际情况。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心理学家kahneman 和tversky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理论,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 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他们的《不确定状态下的判断:启发式法则和偏差》和《前景理论:风险状态下的决策分析》两篇文章中侧重于研究人们在风险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提出了决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前景理论”。kahneman也因为在此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行为金融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提出标志着行为金融学的真正兴起。
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体系
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 finance)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就是以决策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为基础,探讨投资者的真实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规律及心理机制,试图去解释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过程是如何对投资者的具体投资活动产生作用的。行为金融学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来研究投资者实际决策行为对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产品的定价的影响。
hersh shefrin认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主题分为三部分:直觉驱动偏差、框架依赖和无效市场。启直觉驱动偏差主要是指投资者在形成认知和做决策时存在着一些经验规则及与此相联系的系统性偏误, 从而导致个人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偏差。框架依赖是指个人因为情景和问题的陈述与表达不同会有不同的选择。无效市场是指在直觉驱动偏差和框架依赖的作用下导致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
在这三个主题中,要追究根本无疑前两个是主要讨论的对象,不只是因为无效市场是由他们产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两个方面都是关于人的行为偏差的描述。在此试图用深度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些行为的原因,已达到利用深度心理学的方法来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能力的目的。
在直觉驱动偏差中,hersh shefrin主要指出了下面的一些影响人正确抉择的经验规则:典型性、过度自信、锚定、模糊性规避。在框架依赖中主要指出了:损失厌恶、协调决策、享乐式编辑、认知与情绪方面、自我控制、后悔、货币幻觉。
三、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中的应用方式
从以上对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陈述,发现在行为金融学还是主要在研究一些“金融怪象”,这些现象是用经典的金融理论所解释不了的,而且用的方法基本就是由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在此基础上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作基础来帮助解释。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行为金融学里还是在用基于统计学的研究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那样对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即便了解了这些现象但对自己的实际帮助在那呢?因为这些现象的根源很深,我们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尼要认识自己的这些错误都很难,你说要完全改过那就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了。所以说需要用另外的眼光,用一种更加长远的方式来认识这些问题,从而寻找方法来逐渐帮助个人投资者来提高其投资能力
在kahneman的理论体系里,他提出了一种将人的认知过程区分为“直觉”和“推理”,并对二者做出了详细的区分。通过这个行为金融学里重要的理论——前景理论的前提,会发现直觉是很多很多错误的根源。这也就自然的想到了荣格关于人的意识功能的划分:感觉、思维、情感和直觉。在荣格这里,直觉是“直觉这种功能使你看见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是你自己在事实上做不到的。但直觉能为你做到,你也信任它”;“在你必须处理陌生情况而又无既定的价值标准或现成的观念可遵循的时候,你就会依赖直觉这种功能。”和“但你处于一种直觉的状态,你通常不再注意细节。”,可以看出这和kahneman给直觉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荣格看来直觉更多的事无意识的表现,它可以无处不在的通过域下过程来影响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那就是要改变直觉,就需要深入我人类的无意识当中来认识它和改变它。也就是说,最深刻的变化应该是从无意识的工作进行起。在这种情况下,荣格学派代表的深度心理学就是要针对人类的无意识来进行工作的。那深度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就是在帮助个人改善投资能力是最彻底和最好的。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何志雄先生,文华新城集团执行委员会董事,在加拿大和中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投资银行、企业融资、上市公司管理、矿业资源及传媒、慈善等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他获有多伦多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及国际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于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毕业。同时担任香港复康会委员,香港麦理浩医院院监,香港医院西联网招标委员会委员,亦为香港上善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事业之余不忘回馈社会。】
有为于金融,亦无为于金融
“商界的最高境界,相信是接近道的感觉。摸索中,你知道应该什么时候向左转,什么时候向右转,转的力度有多大。除了道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你固定住。你越没有自己,道的感觉就越强,你的灵性就越接近上天的力量,进入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状态。”――这是何志雄先生对于“商”的言论。
“道”虚无缥缈,难以捉摸,但是“商”却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从中亦可以得窥何志雄先生过往的从业历程。顺着其事业的足迹,挖掘其时代脉络下的故事与人生感悟,以及思想的火花,不啻于听一场精彩的演讲,看一本言论新颖的书,让人有灵性之悟,有茅塞顿开之感。
何志雄先生何许人?为香港金融界中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专业人士。他在广州出生,在中国知名学府北京大学毕业,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学士学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学位,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福特班)毕业。1989年他前往加拿大,又在加拿大知名学府多伦多大学求学深造,获取金融学硕士学位,完成向金融专业人才的完美转变,攀登于金融之路上,以本我彰显人生之色彩。
何志雄先生的金融之路是从加拿大展开。当时他主持收购Pacific Gold Corporation,担任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此为一家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工作重点为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监水井作业。加拿大的工作经历显然令他记忆深刻,为此他用了一年时间,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倡议、融资、安排、出镜、写稿,拍摄了一部长达9集的电视纪录片《加拿大纪行》,赞助商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模拟器公司CAE等四家大公司,成片于1994年,并在北京电视台等十四家电视台播出。令他回味起以前因为在中央电视节目主持大赛业余组中获得第四名(现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泽群当年获同组第三),而得以在电视台工作的经历和在加拿大两家电台从事电台主持的经历。
但何志雄先生的工作重心依然是金融,主业也是金融,1997年回到香港后,他依然是从事风险投资等金融业务,并先后任职于不同的金融公司。他曾为元成基业之首席投资官,此为一香港风险基金公司,主要专注于早期阶段的科技投资及可立即在香港转换成上市股票的投资;他亦曾为香港Laidlaw Pacific (Asia) Limited之执行董事,Laidlaw Global Corporation中国区的首席代表,此为一华尔街投资银行;他并参与了亚洲太平洋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所有投资,此为一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十亿美元投资的公司。
这一段工作经历,带给何志雄先生的是更加丰富的行业经验,更加精彩的人生阅历,也为他的金融之路夯实了基础,使他坦然地去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因而在两年前,他加入到文华新城集团,担任执行委员会董事,亦为文华新城集团旗下的文华新城理财顾问有限公司之项目总监。文华新城集团总部位于香港,主要关注首次公开上市及采矿、石油及天然气以及新型能源项目,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有关海外上市的财务顾问和矿业方面的投资顾问,刚刚完成世界上最大的铬矿的巨大融资。
何志雄先生在文华新城集团负责投资管理,到此时,他已经拥有超过15年的金融从业经验,已经是一名行业内的资深专业人士。而在金融服务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比专业才能更为重要,对于他来说,以国际视野配合区域性的经验,为客户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服务,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是为“有为”,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保持着“无为”的本心。
在金融之路上,何志雄先生一直努力地去使自己保持一颗童心,在过程之中不为贪欲所迷惑,并时时保持清醒,做一个清醒的好人,在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找到平衡,懂得时刻准备好向所有人学习,懂得在社会中如何不断提升自己,懂得如何在不公平的情况下保持公平性。为此他认为要学习的,正是那种共荣共存的智慧,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生存和统一之道。
而这个“道”,就是一种境界,或许终会达至“无为而无所不为”,在这个“有为”的社会中,发挥最佳的作用。
新古典儒家,君子自强不息
“其实,商界上最重要的,不是你的赚钱能力,而是你的缘分和把握缘分的能力。有了缘分,能够把握,你可以请其它有赚钱能力的人去执行。万事万物,看似孤立,其实,它们都是安排好的。千万人争得你死我活,为什么偏偏是他胜出,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命运安排好的!只有跳出五行六欲的人们,才会真正明白这里的道理!”――何志雄先生之言论。
在何志雄先生身上,最让人叹服的地方,就是他在事业进行的同时,能够融汇人生之哲理,常常思考,每有研究,均能够直指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他称自己对国学是业余的研究,但他每年都几乎翻阅百余本相关书籍,亦会在读书有感之时,写下自己的感悟,也会写下一些自己的文章心得,并试图去找到一种能为政府接受、为既有利益者接受、也能够为西方接受并认可的东西。
为此何志雄先生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之上,提出“新古典儒家思想”。即用先秦思想,配合西方现代可以吸收的东西,核心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也必须是中国先秦的思想和基础。因为他认为中国很早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譬如民主、人权、自由、和在很早就有提出,并不是西方所独有。这是一个可以与西方文明相统一的基础。西方的东西可以学习,只要以中国传统为基础就行。何志雄先生主张,用天的概念统一中西方文明。因此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有很多可以做到的地方。比如宗教,它需要重新寻找形式、方法、和传播方式, 应该在全球化的条件下, 各种宗教逐渐统一起来, 而新古典儒家、佛家、道家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
概括来讲,新古典儒家思想是指――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民(人)权主义、与民主主义,但是又与佛家道家背后的人的灵魂部分相结合的、既入世又出世的儒家思想,它是与一切宗教都可以兼容的、人类在行动方法和政治方法上的一套处理哲学,它是全球伦理道德统一和结合东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是先秦的儒家,是的儒家、自由的儒家、人道的儒家,是“人格单一化”与“俗圣二元化”有机结合的儒家,是与佛道相通的儒家。
中国现在的思想, 应该是以新古典儒家、佛家、道家为核心, 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 并将其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在形式方面或“术”方面提升自己。在不远的将来,中西方文明两者看上去、感觉上却没有什么区别。就像钢化玻璃与有机玻璃看上去一样, 但两者的物质结构、物理指标是不同的,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 它们的区别才会显现出来。即使在现在的条件下看上去差不多。人们不能拿“相”、“色”去判断“性”, 前者好不一定后者好,反之亦然。但是“性”代表长远的东西,代表“相”可能变动的方向,代表未来可能产生的结果。现在的“色”、“名”、“相”都是往昔种下的“因”所造成的, 包括改革开放、百年抗争的岁月、几千年的专制等等。而当改革开放到今天这一程度, 势力的崛起需要向世界展示新的“色”、“名”、“相”的时候, 中国潜在的“性”, 即中国的儒释道思想才会真正地显现出来。
当然,何志雄先生认为自己还有非常之多的不足,他说自己只是一滴水,“与先人相比,什么都不是”。因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徜徉书海之间,以书为舟,以勤为径,除了每天晚上和周末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思考写作更多的东西。最直观的主题就是,做人、生意、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即从做好人,做好生意,引领文化,创造价值,并身体力行地去回馈社会,做好事,做善事,做一个普通的人应该做的事。
何志雄先生相信――您的善行,正在影响着周边的人,影响着他们的从商之道和为人处事的方法。就像千万个发光点一样,逐渐的,光会越来越亮,善的力量越来越大,世界因您而改变。因此何志雄先生在投资中的理念就是,以快于别人几步的方法进到一个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领域,然后通过经营赚钱,达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这样一个状况。
一直以来,何志雄先生也是努力地践行自己的理念,事业之余不忘回馈社会,他担任香港复康会委员,亦为香港上善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三年前在北京代表基金会参与创办非牟利性的机构上善医院,拥有大概200个床位,服务于广大的病患人群。另外他亦有心愿,正在筹备天仁安沃慈善基金,准备首先用现代传媒方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球推广;另外一个是大兴老人院,因为中国老龄化趋势加重,如此可以使老人得到更好地照顾;第三就是兴办教育,帮助读不起书的孩子,积极捐资助学。
【关键词】卢卡斯批判 理性预期 动态计量
引言
2011年诺贝经济学奖授予了,萨金特(thomas sargen)、西姆斯(christopher-sime)表彰了两位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两位学者对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使得宏观经济学研究更强调实证分析与理论的结合,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凯恩斯(1936)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
凯恩斯的思想和方法之后为萨缪尔森与托宾等继承,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但是70年代的滞涨现象,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预测和解释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挑战。Lucas(1976)指出,政策制度的改变会改变个人对政策的反应方式,而个人行为的改变会使经济模型的参数发生变化,而参数的变化又是难以衡量的,使得很多早期计量经济模型很难评价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动态计量经济学在理性预期中运用
根据“卢卡斯批判”,经济人会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随时调整自身的参数。传统宏观经济学模型不能持续描述经济主体的变化,在拟合一段时间后,误差将逐渐加大。经济学研究者,需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利用随机数据来反映理性预期的思想。在动态时间序列分析中,对一个AR(自回归)过程的估计,可以转化为一个无限期随机项的MA(移动平均)过程,这样就可以利用随机误差项对参数的真实值进行估计了。萨金特(1980)使用了厂商优化模型来体现理性预期的思想。设厂商目标函数为:
■E■■β■(γ■+α■-w■)n■-(r■/2)n■■-(δ/2)(n■-n■)■
(1)
其中,β为贴现率,n■为第t期劳动力投入,α■为第t期技术水平,w■为第t期工资水平。γ■,γ■,β为待估参数。根据利润最大化得:
nt=ρnt-1-(ρ/δ)■(βρ)jEt[wt+j-at+j-γ■] (2)
利用wiener-kolmogorov算子把t+j期工资率和技术水平内生化得:
n■=ρn■-(ρ/δ)Uξ(λ)-1[1+■(■(λ)■ξ■)L■]x■+(ρ/δ)(λ)■[1+■(■(λ)■a■)L■]a■+ργ■/[δ/(1-λ)]其中,λ=βρ,U是一个1×p的向量。定义π(L)=(ρ/δ)(λ)■[1+■(■(λ)■a■)L■],则误差项为α(L)et=π(L)v■■,定义μ(L)=n(ρ/δ)ξ(λ)■[1+■(■(λ)■ξ■)L■],c■=v■■-vv■■。对v■■的OLS估计可得第t期的最优劳动力投入为:
nt=(1-ρL]-1[μ(L)+π(L)α(L)-1vξ(L)]xt+(1-ρL)-1π(L)α(L)-1ct (3)
通过ML估计出参数r0,γ1,δ,v,α(L),ξ(L)这些估计出的参数是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人最优目标中含有的参数以及技术水平参数,这样就可以通过所估计的参数来体现理性预期思想了。
二、动态计量经济学在一般均衡中的运用
(一)有关经济周期的计量
与萨金特相比,西姆斯更集中于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西姆斯(1972)研究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区间问题,他认为,二次可积函数中具有滞后分布的时间序列分布模型的时间距离和频率空间是等距同构的。在这个度量空间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可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1974年西姆斯提出了消除时间序列季节影响因素的计量方法。
(二)有关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是假设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而另外一个变量的滞后项为解释变量时,回归结果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该检验只是体现变量与滞后变量的整体性关系,也就是说研究一个变量的历史数据对另外一个变量所产生的影响。西姆斯(1972)在格兰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检验方法,他认为在时间序列中,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对滞后项的整体性检验存在错误。他提出的因果性检验是通过比较一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与另外一个变量的未来值为解释变量时,回归后的整体显著性检验是否成立。西姆斯(1983)对货币供应是否是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怀疑,并对这些实证研究提出了反驳。
(三)有关离散时间模型
西姆斯(1971)认为当把具有连续时间分布滞后的计量转化为离散时间的计量时往往需要对分布滞后项增加平滑约束条件使得估计更准确,西姆斯(1980)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后来广泛使用的向量自回归方法(VAR)。西姆斯(1988)认为在贝叶斯分析中由于某些参数是无法量化或量化不够准确因此无法使用事前prior概率分布给参数赋值。研究者从简化模型的角度出发,经常只需估计有限的参数,这样会导致事前事件的似然性降低。研究发现,时间序列模型分析中通过模型检验选择模型形式的方法并不可靠。检验的显著性会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而非样本本身。另外,许多研究者经常利用估计好的模型进行事后检验,通过对未来值进行预测,比较预测值与真实值的差距,从而检验模型设计是否合理。这种方法在短期时间序列模型中比较有效,在长期却很难成立。在预测方面,往往需要在正则性和协方差平稳的前提下进行,然而在实际预测中,非正则性和非平稳性会经常出现,这使得预测误差变得很大。
三、结论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后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人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而2011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萨金特与西姆斯,使得动态宏观计量思想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且对传统经典计量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小样本最小二乘估计法被放弃,而使得大样本的ML、GMM、贝叶斯估计等方法广泛使用。而且VAR模型在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波动分析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得动态计量方法在现代宏观经济研究中既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也可以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估。因此,萨金特与西姆斯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应用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在经济决策分析中也能得到极大的运用。
参考文献
[1]Hansen,L.&T.J.Sargent.Formulating and estimating dynamic linear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80(02):7-46.
[2]Sims,C.A.Discrete approximations to continuous time distributed lags in econometrics[J].Econometrica,1971,39(03):545-563.
[3]郭路,刘霞辉.动态计量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应用——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成就评述[J].经济学动态,2011(12):98-103.
一、《国际金融学》课程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确定《国际金融学》课程的内容范围
《国际金融学》是从开放视角研究一国金融市场中的变化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运行的影响。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其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不仅是针对中国等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即使是在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在西方很多高等院校中,国际金融都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然而,由于经济背景、历史习惯等的差异,中西方对国际金融范畴的理解相差甚远。西方的国际金融理论着眼于探讨跨国经营的公司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如何在一体化程度不断增强的国际市场中,做出尽量正确的财务决策。而我国的国际金融课程传统上倾向于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背景下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的问题。 随着中西方经济与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 国际金融学科体系进一步改革和融合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因此,国际金融学科应以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市场为主线, 研究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全球化进程中行为模式的变化。依此思路,国际金融的范畴应当是国际金融市场、跨国公司财务管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综合。
(二)《国际金融学》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1. 《国际金融学》课程目标:解决实际问题。学习《国际金融学》的目的在于应用金融工具和计量方法来解决金融业界提出的有关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风险管理、风险度量、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以及投资优化等各种问题。应用是学习《国际金融学》的主要目的,数学和计量方法是学习《国际金融学》的工具。根据我们的教学实践和对人才市场需求的了解,为了全面提升学生学习国际金融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金融业对金融人才的需要,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和数值计算能力。数学建模就是建造“桥梁”,把金融实际与计量经济学联系起来,把金融问题转化为可以度量和触手可及的数值计量,为人们应用数学和计量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建模是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和起始点。 为了培养学生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在加强学生对现代数学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提高数学基本功的同时, 必须逐步加深学生对现代金融市场基本概念的理解,以提高对金融实际的感知和直观能力。而对于数学知识的运用恰好是目前我们所教本科生的缺陷,因此应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和能力。
2. 围绕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构建《国际金融学》学科体系。如上所述,数值计算能力是利用计算机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由于大型计算机的出现,使得数据的处理和实际问题的数值模拟成为可能。随机算法与确定性算法在金融问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学生是否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已成为实际部门招聘人才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 因此,国际金融课程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应该围绕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来进行。为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原理-方法-应用”的《国际金融学》课程体系。希望通过我们的课程体系改革,走出一条国际金融学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道路, 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培养高层次的国际金融专门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国际金融学》课程体系建设
经过我们的教学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河南大学的金融学课程体系。具体由以下三个教学环节构成:
(一)国际金融市场
本教学环节旨在介绍国际金融学中的基本概念、工具和方法,开拓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现代金融意识,使学生掌握外汇和外汇市场的基本理论,为学习后续课程做好铺垫。
1. 离岸金融市场。二战之后,国际金融市场所发生的最突出的变革无疑体现在离岸金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上。最早的离岸金融市场――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源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即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对峙,但其飞速发展却应归功于在岸金融市场中所存在的严格管制。例如,当时美国有关利率上限规定的Q条例为欧洲美元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1963年的利息平衡税(美国人购买外国证券所得的高于本国证券利息的差额,必须作为税款缴纳给国家)与1965年的对外信用抑制计划(美联储针对美国银行向外国人发行的贷款所制定的限额) 有力地支持了欧洲美元贷款的需求。虽然目前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依然在迅速扩大,但随着各国国内金融市场管制的放松,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监管环境差别会越来越小,这是否意味着离岸金融市场正在逐步丧失其独特的优势,并最终趋于消失呢?或者,除了监管因素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约束条件影响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的竞争?
2. 外汇、衍生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体现在新的金融工具、新的交易技术和手段、新的组织机构与市场的创造等方面。其中最为核心的无疑是金融工具的创新。在股票、债券、基金等数量相当有限的金融工具的基础上,一系列崭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问世。如,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金融衍生工具有货币期货合约期权、股票指数合约期权、欧洲美元期权、掉期期权、美元及市政指数期货、平均期权、长期债券期货和期权、复合期权等;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创新工具有长期权益参与证券、债券差价认股权证、固息浮息合成票据、股指增长票据、价差调换、杠杆价差票据、优先股购买单位、灾害保险期权和期货、衍生头寸证券化、消费信贷证券化、航空组合证券化、飞机租赁证券化、重新确定利率上下限的浮息票据、双重货币证券化、与股权业绩挂钩的证券、灾害优先股卖出期权、通货膨胀指数化的长期国债、平行债券等。国际金融市场环节的主要内容及相应的课时安排见表1。
(二)跨国公司管理
据统计, 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80%~90%, 发达国家40%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跨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因此,跨国公司的财务管理成为《国际金融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篇章。
与国内公司相比,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更为复杂。由于跨国公司面向的是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因此它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它的生产、投资与筹资活动不必拘泥于一国或一地。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跨国公司所面对的成本-收益曲线要比单纯的国内公司更加理想。 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品种更为丰富、 交易速度更为快捷的今天,跨国公司的业务发展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
与此同时,和国内市场相比,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国外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藩篱仍然没有消除,商品、劳务与资本跨国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这些障碍体现在具有歧视性的税收、运输政策及其他规章制度上,由此加大了跨国公司的交易成本。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也是相当普遍的。
正是由于跨国公司业务类型、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与国内公司相比,它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更加复杂,同时汇率风险和政治风险也依然存在, 因此与国内公司相比,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虽然也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但是无疑要求更为复杂和高超的技术。本教学环节的主要内容和课时安排见表2。
(三)内外均衡
内部均衡(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与外部均衡(国际收支的平衡) 的同时实现无疑是一国宏观经济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因此也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教学环节包括对几种不同的国际收支理论的探讨、内外均衡即期政策的阐释、汇率制度的选择、在资本流动过程中金融危机的防范和管理等内容。
对内外均衡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在18世纪提出了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 该理论曾对当时金本位制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途径做出了深入的分析。现代内外均衡理论的奠基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凭借其提出的“丁伯根法则”于1969年成为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法则”的含义简单来说就是,要达到N个经济目标,至少需要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但这一法则对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与协调方法并没有做出深入的探讨。之后内部均衡理论研究的大师米德(James Edward Meade)和蒙代尔(Robert Mundell)提出的政策搭配理论均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一石不能二鸟”的原则,也相继获得了这一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这足以说明内外均衡问题在国际金融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丁伯根法则”的基础上,结合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特别是希克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建立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相互关系的2×2模型,将国际收支平衡的概念从只包括贸易项目扩大到囊括资本的国际收支的总平衡。米德的模型是现代意义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内外均衡理论的框架。1976年多恩布什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内,对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与前人不同的是,多恩布什强调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在调整速度上的不对称性,当货币市场失衡引起汇率变动时,商品市场由于价格刚性调整速度慢,金融市场由于价格弹性大调整速度快。调整速度上的差异引起了汇率超调现象,而汇率超调又会引起汇率的易变性。
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MFD(Mundell-Flemming-Dornbusch) 简单的分析结构与日益复杂的国际金融现实就显得愈发不相称了。1995年, 奥博斯特菲尔德(Maurice Obstfeld)和罗戈夫(Kenneth Rogoff)的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发表,开辟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OEM)的时代, 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研究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和发展方向。这标志着以微观经济基础、名义价格刚性、合理预期和不完全竞争为约束条件的崭新的分析框架将成为今后学术研究的工作母机模型(workhorse model)。目前,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渗透到了多个领域,例如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汇率决定、汇率机制选择、金融危机预警等等。然而,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是一门带有很大艺术成分的科学,要深刻洞察其中的玄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环节的主要内容和课时安排见表3。
关键词:行为金融学;证券市场;投资方法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8-0138-02
1 行为金融学理论
行为金融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综合现代金融理论,它是金融经济学家在研究金融市场“特异性”过程中形成、完善并把人的有限理性引入其中的理论体系。它从微观个体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心理、社会动因来研究、解释和预测资本市场的现象和问题,本质上,行为金融是深入研究被标准金融理论忽略的决策黑箱,它把投资决策看成是投资者在一种心理上计量风险与收益并进行决策的过程,是经济行为科学化研究方法的一种价值分析回归。长期以来,传统金融理论是以投资者理性、市场完善、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等作为假定前提,认为证券市场的价格不仅是理性的,而且包含了所有市场信息。
行为金融学和传统金融学主要存在以下区别:
2 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偏差的分析
2.1 过度反应
股票市场的过度反应研究最早是由德邦特和撒勒(1985)进行的,他们发现投资者对于近期的好消息倾向于过度反应,致使股票价格超过其内在价值。
中国股票市场不仅波动幅度大,而且波动的频率也相当高。股市的剧烈波动导致了投资者的过度交易与市场投机心理,而市场浓烈的投机氛围则反过来会推进股价波动幅度与频率。因此,中国股市的频繁大幅度波动性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过度投机行为。
2.2 处置效应
斯特曼和谢弗林研究发现,处置效应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投资者认知偏差,表现为投资者对投资赢利的“确定性心理” 和对亏损的“损失厌恶心理”,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急于卖出赢利的股票,轻易不愿卖出亏损股票的现象等。实际上,处置效应正是前景理论的应用,因为赢者呈现给投资者的是盈利前景,投资者此时倾向于接受确定性结果,而输者呈现给投资者的是损失前景,投资者此时倾向于冒险,于是投资者持有已套牢股票更长时间,持有已获利股票较短时间。
我们认为处置效应反映了投资者回避实现损失的倾向,在很多情况下,处置效应主要是受到投资者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
2.3 噪音交易
行为金融学家对噪音交易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噪音交易者和短期性投资者存在的市场中,交易者都拥有自己的信息。在他拥有的信息集合中,利用其中某一信息的投资者越多,他就越可能利用该信息获利,这些信息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有关的信息,也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毫无关系的噪音,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聚集正溢出效应。而这一效应可能使努力获取新信息的交易者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不利于信息搜集与资源配置。
中国股市中噪音交易者太多,1999年纽约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在20%―50%之间,而1998年―2000年我国沪深股市流通股的年平均换手率分别是395%、388%和477%,噪音交易太多导致股票市场系统风险所占比例太高,同时总风险太大。平均而言,沪深股市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例为39%,这一数字显著高于美国、英国、香港等成熟股市。
2.4 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并模仿他人的决策。行为金融学家从人类的从众心理、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有限理性等角度来探讨其内生机制。在股票市场上的羊群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两种:(1)基于信息的羊群行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金融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但事实上,即使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决策往往不完全是依据已有的信息,而是依据对其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的判断来进行决策。这样就形成了羊群行为。我国证券市场中存在的大量的“跟风” 、“跟庄” 的投资行为就是典型的羊群行为。(2)基于名誉与基于报酬的羊群行为。这种现象在基金经理中相当普遍,由于雇主不了解基金经理的能力,同时基金经理也不了解自己的投资能力,为了避免因投资失误而出现的名誉风险和自己的报酬,基金经理有模仿其他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动机。如果许多基金经理都采取同样的行动,羊群行为就发生了。我们股市中投资基金投资风格雷同显示出羊群效应的普遍存在。
3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投资方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3.1 反向投资策略
反向投资策略是行为金融理论针对羊群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积极的投资策略。就是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而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的投资方法。当庞大的个人投资者群体的联动推进投机性正向及负向泡沫放大时,基金经理可以利用能预期的股市价格反转,采取相反投资策略进行套利交易。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反向投资策略是对股市过度反应的一种纠正。
由于市场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基金经理不但需要良好的洞察力和应变力,更需要直面市场以及同业压力的勇气。基金经理在投资理念中融入行为金融的投资理念,一方面防止自身的羊群行为,一方面利用大多数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对市场整体走向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并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基金经理们的投资运作水平。
3.2 利用行为偏差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市场是非有效或不完全有效的,由于投资者受经验法则的谬误和情绪因素的影响,将会导致证券的市场价格偏离理论价格。通过发现这些偏差,买入低估的股票,卖出高估的股票,可以获得超额的收益。例如,根据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市场中的投资主体可能会对市场中的信息反应迟缓,在利好消息造成某种证券价格上涨后,这种上涨的趋势就有可能会持续一定的时间。因此,买入价格开始上涨的证券,卖出价格开始下跌的证券的惯易策略就成为基金经理可以选择的投资策略。惯易策略是首先对股票收益和交易量设定过滤准则,当股市收益和交易量满足过滤准则就买入或卖出股票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定义的惯易策略源于对股市中间收益延续性的研究。Jegadeeshkg和Titman(1993)发现,资产股票组合的中间收益呈连续性,即中间价格具有向某一方向连续的动态效应。事实上,美国价值线排名就是惯易策略利用的例证。基金经理只有对投资者的心理,对市场延迟反应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以及证券价格变动的趋势和持续时间有深刻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才能在合适的时机买入和卖出证券。此时,对于投资者大众心理的研究和把握就成为优秀的投资基金经理必备的一项能力。
3.3 投资组合策略
行为金融学认为,证券市场并不是有效的(一般指半强势有效)。这就意味着传统的证券组合投资理论中,“在有效市场中,投资者不可能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的提法在实践中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通过选择合适的组合投资策略,投资者将可能获得额外收益。
3.4 购买并持有策略
个人或者机构投资与股票应执行几种能帮助控制认识错误和心理障碍的安全措施。控制这些心理障碍的关键方法是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都要实施一种严格的交易策略――“购买并持有”策略。投资者在为组合购入一支股票时,应详细记录购买理由,而且要指定一定的标准以利于进行投资决策。长期采取“购买并持有”策略,通常业绩将超过高周转率的短期交易策略。
3.5 捕捉并集中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理论下的投资者应该追求的是努力超越市场,采取有别于传统型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从而获取超额收益。要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尽力获取相对于市场来说超前的信息优势,尤其是未公开的信息;二是选择利用较其他投资者更加有效的模型来处理信息。而这些模型也并非是越复杂就越好,关键是实用和有效;三是利用其他投资者的认识偏差等心理特点来实施成本集中策略。一般的投资者受传统投资理念的影响,注重投资选择的多样化和时间的间隔化来分散风险,从而导致收益随着风险的分散而降低。而行为金融投资者则在捕捉到市场价格被错误定价的股票后,率先集中资金进行集中投资,赢取更大的收益。
4 结语
行为金融学虽然在国外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许多规章制度都不完善,基本上是个无效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进行研究,要结合中国的自身特点加以发展和利用,探索出适合中国广大股民投资行为、投资策略,以更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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