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金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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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第1篇

一、分类打造环京津城市带

京津冀地区包含着全国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与政治中心,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区域具备了一体化较为明显的空间特征,即它的等级性与多层次性。因此,实现京津冀区域城市规划与城镇布局一体化的思路是,要以一体化为依托,建立以河北为腹地的层次有序、等级合理的城市群体或城镇网络。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界定,京津冀城市群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8个设区市及其所属区域(简称2+8)。京津冀城市群区域面积为18.34万平方公里,人口8500万。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中心城向世界城市方向迈进步伐不断加快,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某些城市功能开始向外扩散;同时,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确定、滨海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将加快天津向国际化港口城市发展的速度,经济辐射力进一步增强。河北环京津城市,尤其临近京津、濒临渤海的唐山、沧州、秦皇岛、廊坊等市,承接京津辐射的能力正在逐步加强。这些因素将推动京津冀城市群在未来10～20年间逐步形成为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群。

针对众多县市环绕京津的现实、京津冀城市群的规划和发展趋势,我们认为,河北省应该着力打造环京津城市带,使其成为对京津原有城区范围内的要素有足够吸引力的地区,成为京津城市疏解功能、扩大经济活动空间的主战场。

具体设想是:

1.以距京津50公里之内为第一个城市圈。在距京津中心点50公里范围内的河北县市,要以卫星城的模式进行规划和建设。例如,可以把北京周围的部分地区类比为北京市区的七环、八环进行建设,以全面融入京津。在交通、通信、能源等方面实现与京津的全面对接,为京津的住房、会议、餐饮、休闲等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2.以距京津200公里为第二个城市圈。在距京津中心点200公里范围内,城市化建设要强调园区功能。在这些地区主要应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还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提高劳动力技能和素质创造教育和培训条件。目前在保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创业中心,就有来自北京的公司进行产品研制或生产,然后再将产品返销北京市场。

3.以距京津200公里之外为第三个城市圈,要以大配套的思路强化与京津的对接。采取构建完善快捷的交通网络、积极发展生态产业、加强人才的培训等措施,通过城市功能的互补,密切京津冀城市间的联系。在距京津中心点300公里范围,城市发展要强调副中心定位,更多的是呼应的关系。产业强调分工,如金融中心和制造中心的分工;强调错位发展,强调基地(如农产品基地)建设。

通过这三个城市圈的规划和建设,河北必将形成围绕京津的“城镇带”,带动河北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为产业带的形成提供支撑。

二、打造河北第三条经济带和建设京冀生态旅游协作区

河北目前有两条经济带:一是山前经济带,二是沿海隆起带。这两条经济带的部署区位太靠南部和靠海洋,而广大的北部地区(主要是张承地区)没有一个区域性的省级战略去规划、安排。为此,我们提出打造河北第三条经济带,即张承生态旅游经济带的设想。

目前全国具有三条经济带的只有两个省份:江苏省和浙江省。江苏省拥有从南京到常州的IT产业带,苏南沿江的重化工业产业带和苏北的东陇海线的加工业产业带;浙江省拥有杭州湾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和近期打造的金衢丽(金华、衢州、丽水)产业带。金衢丽产业带在浙江的地位、定位与张承地区的地位、定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生态资源丰富等等,其“生态屏障”定位也和张承地区是一样的。浙江金衢丽产业带的规划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如果借鉴浙江经验,打造张承生态旅游经济带,河北省有望成为下一个具有三条经济带的省份。

在这条经济带内,河北可以借助北京力量,建设京冀生态旅游协作区。京津冀各方中,北京市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存在的矛盾更加突出,北京对周边区域特别是对张家口和承德的区域生态依赖性更大,京张承生态带是北京和京津冀经济圈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北京环境受周边地区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沙尘空气、水源污染及水源减少,北部和西部作为北京的上风上水地区,对北京城市生态环境影响更大。作为北京市供水源的两大水库,官厅水库96%的水源和密云水库46%的水源来自张家口。在我国各地区普遍存在流域内水截流和水污染的情况下,这一流域的水质和水流量状况直接关系到北京用水的质量和数量,关系到北京市1000多万人口的饮水安全。按照北京的十一五规划,旅游业是其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整合河北的旅游资源是其重要的设想。所以,我们认为建设京冀生态旅游协作区的想法,是会得到北京支持的。

三、推动京津冀区域内亚单元点对点对接

所谓区域内亚单元点对点对接,是指大区域内的小区域、特色区域、优势产业、骨干企业、品牌产品,实施“一对一”的互动对接与合作。“点对点”,可以是市、区、县、乡镇互结友好“对子”,也可是化工、机械、交通、旅游、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联姻”,又可是骨干企业强强联手,还可是品牌产品的拓展延伸,包括重大项目的对接。点对点对接是区域深度合作的标志之一。

河北秦皇岛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河西区小区域的合作及北京市商务中心区(CBD)、天津市商务中心区(CBD)、北戴河商务中心区(CBD)的合作给我们提供了比较成功的案例。2007年初,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与北京CBD管委会的倡导下,首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论坛在北京举办,北京CBD管理委员会和北戴河区人民政府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一批CBD区域内的重点企业入驻北戴河区,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07年9月,河北秦皇岛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河西区在北戴河召开第八届北京CBD国际商务节暨第二届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北戴河)论坛。会上,北京市商务中心区(CBD)、天津市商务中心区(CBD)、北戴河商务中心区(CBD)三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北京商务中心区(CBD)金融商会与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在北戴河设立分会;北京商务中心区(CBD)传媒产业商会与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在北戴河设立分会;北京新传德国际版权交易中心与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新传德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河北分中心落户北戴河;北戴河就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北京市朝阳区挂职锻炼与朝阳区签署协议,北戴河将相继选派一批经济、文化、体育、城管、园林、建设等部门的年轻干部,到北京CBD挂职锻炼,以学习北京CBD的先进经验,不断拓宽北戴河招商引资的新渠道。这些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北戴河与京津小区域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新成果。

借助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区域合作论坛在北戴河召开的契机,北戴河将进一步强化“依托京津、借助京津、融入京津”和“服务京津,发展自己”的区域合作意识,大力发展高端旅游、文化创意、总部经济和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使合作企业与北戴河实现共赢。为了更好地实现与京津两地的经济合作对接,北戴河专门在核心区奥林匹克公园周围规划了一个占地420亩的文化创意园区和总部企业使馆区,其中建有一座3700平方米的博物会馆和一座7300平方米的综合展馆,并为两地企业预留出了180亩土地,在规划条件下可以由企业自主建设。目前,北戴河已发展形成了商贸物流、文化创意、社团基金等三大类CBD企业,CBD产业已发展到影视传媒、广告策划、会展商务等类140余家企业,使得北戴河日益成为环渤海地区最具魅力的投资城区之一。

四、推动京津冀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京津冀在先天资源禀赋及后天功能定位(尤其是北京定位发展首都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各自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而发展速度和结构的不同又使得三地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有较大差异。北京―天津―河北呈由高到低的格局,河北的第三产业还处于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京津冀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区域合作是最薄弱的。在金融业的区域整合上,可以按照股份制方式组建京津冀区域发展银行,实行京津冀地区内银行储蓄的跨行政区通存通兑,将过去的京津冀互为异地存取变为地区内的同地存取。在保险业方面,可以推动保险业业务的进一步跨行政区拓展;在信息业(通信、网络、传媒和咨询等)和中介服务业(会计、审计、评估和法律服务等)方面,可以推动企业跨行政区并购和业务融合,例如移动通信业中的跨行政区手机异地交费、停/开机、备卡激活等。此外,在物流、房地产、会展等新兴服务业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较大的合作潜力。

五、谋划发展环京津临空产业

河北境内目前有三个民航机场,即石家庄正定机场、邯郸机场、秦皇岛山海关机场(军民两用),首都机场也可能在廊坊新建机场。可依托首都机场在廊坊新建机场的有利时机,借助新机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在其周边地区加快发展相关产业。具体包括以下四大类:

一是服务于航空枢纽的产业,包括直接为机场设施、航空公司及其他驻机场机构(海关、检疫检验等)提供服务的配套和后勤产业等。二是航空运输和物流服务产业。根据航空运输的货物一般具有重量轻、体积小、技术精、价值高、鲜活和事急的特点,重点开展如航空快件、黄金宝石、鲜活产品、高级冷冻食品、花卉、贵重药品、精密机械和高档电子产品及零部件等物流服务,同时开展救援性航空运输服务。三是具有明显航空运输指向性的加工制造业和相关服务业。包括:航空物流辅助加工业,航空工具与用品的制造业,航空运输指向性较强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国际商务服务业、会展业和航空竞技业等。四是以研发和管理为主的公司地区总部经济。伴随着临空经济的成熟,在临空经济区聚集了大量的人力、物流和信息,为公司管理总部、管理人员捕捉市场需求信息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高档办公设施的完善,增强了临空经济区对公司总部的吸引力,公司地区总部不断地向临空经济区集中,从而在临空经济区形成总部经济。

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点”上突破,打造与京津对接的前沿端口

以河北当前的现实基础和实力,要在整体区域内消除与京津的落差还不现实,但集中全力在一些点上实施突破,打造几个高水平、大品牌的特色产业园区,作为对接京津和与国际接轨的前沿端口,则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第一,要进行强区扩权。要解放思想,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大的突破,参照昆山等地“区大县小”(开发区是副厅级、县是正处级)的模式,对有条件的开发区整体升格,以区辖县,并下放管理权限,让这些地方放开手脚,加快接轨京津,集中生产要素,提高开放水平。比如,三河市的燕郊开发区,总体实力进入全省开发区综合实力前三名,多项指标甚至超过省内国家级开发区,但目前还只是副处级编制。不可否认,行政层级过低是束缚其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河北的产业园区与京津相比落差太大,靠这些园区自己滚动发展难以实现与京津的接轨。从全省的角度讲,应该对这些园区统一规划,或是政府投资,或是市场运作,进行大手笔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园区承载能力。第三,加大园区整合力度,京津周边的现有开发区,存在着产业趋同、无序竞争的问题,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进行规范整合,在对接京津中形成一个“拳头”而不是一盘散沙。比如,廊坊的“北三县”是全国一块特殊的行政“飞地”,也是河北省对接京津的一块宝地,但目前这三个县有四个开发区,其中省级开发区三个。可以考虑以燕郊开发区为龙头,按照一区多园(将香河、大厂的开发区作为燕郊开发区的一个产业园)的思路,在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服务的原则下,实现园区内部的专业化、集群化发展。

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钱荒”；资金错配；金融体制；实体经济

一、什么导致了“钱荒”现象

首先，从表面上看，目前的流动性危机与银行面临季末考核，对资金需求较大有一定关系。此外监管部门强化理财产品监管以及加大对跨境套利交易的监管，也导致各银行需要增加资金以满足合规要求。但这并不是“钱荒”现象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中国金融系统内部杠杆率不断放大的因素不容忽视，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的操作之下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资金在各个金融机构间循环往复获取利润，“影子银行”大行其道的同时，也使风险不断积聚。

另外，由于我国没有利率市场化使得市场中存在监管套利的机会。在我国当前的信贷和融资体系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具有先天优势，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从而使其能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进行套利，由此导致资金的重复计算，进而导致社会融资总量的虚增。

二、当前我国资金错配问题的成因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平衡

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往往投入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从而不受金融业的重视。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金融业越来越显示出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金融精英们通过创造金融衍生产品等各种投机行为，获取了天价的利润，同时又完全割断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联系。金融投机就像吸血行为一样将资金带离实体经济，当大部分资源都流向虚拟经济时能够用于实体经济的资源自然就相应减少，实体经济就失去了循环发展的动力。

（二）国有企业垄断导致严重的资源分配错位

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炒”，还有众多垄断性的国企财大气粗；另一方面却是众多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嗷嗷待哺。这个问题的源头就在于中国畸形的金融体系。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金融业也不可例外带着转轨的特征，一种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混合的特征。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为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又处在行业的垄断地位，行政力量取代市场成为资本的主导，利率的非市场化确保国企以极低的利率从银行取得贷款和银行获取暴利；另一方面却是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不得不承担比民间高利贷还要高的利率。

（三）金融制度建设落后，行政垄断力量强大

我国金融垄断最大问题便是银行业的垄断，而银行的垄断实际便是行政权力的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国有控股的银行资产占国内90%以上的份额，存款、贷款比重分别在80%和70%以上，企业获得资金必须从这些国有银行借贷。联系上面论点也就不难发现，中国的金融业为何不能服务好实体经济了。如果说银行业的垄断还只能说是抽象行政垄断，那么证监会、银监会就是裸的具体行政垄断。证监会发审委的股票发行审批制度就是最大的行政垄断，发审委如何审查那些动辄部级的超级国企，只能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来阻止中小企业上市，使众多效率低下的国企用天价股圈走股民的血汗钱。

（四）民间资本缺乏管制，宏观调控效力不足

民间资本缺乏管制和宏观调控的漏损是造成当前社会资金配置失衡的主要症结，而民间资本形成的国内“热钱”是造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脱节的根源。

从微观的角度看，民间资本是带动社会资金脱实向虚的重要力量。2010年以来，由于贷款规模控制趋严，存款准备金率高企，银行体系的放贷能力和流动性大大收紧。但由于宏观调控效力没有达及到民间资本层面，民间资本反而借银行资金收紧之机大行其道，一方面为追逐高收益，热衷于炒买炒卖的虚拟交易，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贵金属、大宗商品、艺术品，甚至蒜、糖、葱、盐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为民间资本冲波逐浪的对象，从而对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形成了冲击；另一方面，民间资金肆意哄抬价格，形成大量天价高利贷，特别是在浙江、内蒙古等民间金融发达地区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经济周期性调整和资金价格畸高的双重夹击下，经营出现严重困难。

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一）打破国有金融的垄断，进行体制内外金融制度的改革

1.体制内金融制度的调整

第一，应该建立健全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我国目前的政策性银行仅有3家，远远不能满足众多行业的融资需求。应当根据新的经济形势，设立新的政策性银行。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加快自己的市场化步伐，完善银行监管法规，通过组织体系重构，内部管理强化，使国有商业银行追赶市场经济的步伐。第三，取消发审委，取消IPO审批制度，使符合条件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融资。

2.体制外金融制度的改革。

第一，应该建立民间资本的内生金融机制。放开民营银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第二，积极支持金融组织创新，建立与完善我国国有融资体制外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适当降低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条件，大力促进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二是积极支持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如城乡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以弥补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空缺。三是引进外资银行及兴办中外合资银行，增加金融市场竞争机制。

（二）实现利率市场化，减少管制存贷款利率在金融市场上的比例

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已进入攻坚阶段，除了要渐进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外，还应逐步放开对特定部门贷款的利率限制，渐进推进利率市场化，赋予银行自主定价权，让市场而非行政命令来引导社会资金的配置，这样才能鼓励商业银行在贷款总量既定的前提下优先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引擎部门。将利率决定权下放给银行，银行围绕着服务实体经济，优化服务和信贷结构，根据企业的信用和发展状况，评价风险结构，通过不同的风险定价体系，向企业发放不同利率的贷款。

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形势 金融企业 内部审计 问题 方法 措施

一、现代社会经济中内部审计的基本理解

相对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实施的外部审计来讲,内部审计从机构设置到人员配备均由企业内部开展工作。论及内部审计的含义,上世纪90年代,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就对内部审计作出明确规定,即把内部审计定义为“一个机构内所建立的独立评价职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内部审计的内涵与外延随着全球社会经济形势变化而更新。

根据国际上最新修订的《内部审计实务标准》,内部审计被界定为“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工作与咨询活动”,从内涵上分析,现代金融企业内部审计目的在于帮助金融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职责在于增加金融企业价值、改善金融企业经营,内部审计的地位已经上升为金融企业内部一种日常性、独立性管理活动,建立系统化、规范化方法评价体系也成为内部审计的常用手段。在我国,内部审计由内部审计师协会在《内部审计基本准则》中定义作,“组织内部的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活动”,其通过对企业经营活动以及内部控制适当性、合法性、有效性等实行审查和评价,达到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的目的。

现代社会经济形态下,伴随内部审计目标的变化,内部审计所起作用发生改变。与传统内部审计的防护性相比,现代内部审计一改过去注重审查财务报表的自我监控功能,而借助于对现代企业内部审计领域的整体监控,实现了自我促进和自我完善的功能,起到建设性作用。尤其在现代内部审计定义下,内部审计强调实时、持续性监控,注重与组织其他部门之间共同合作,整合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等各项内容,参与企业战略规划,其重点已经从传统的内部控制转向为企业风险。这意味着内部审计从监督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其内容也从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拓展,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已经成为内部审计的日常工作范围,内部审计目标与企业经营目标产生一致性。

二、目前我国金融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中常见问题

与国际上金融企业以及我国其他行业企业相比,我国金融企业内部审计起步较晚,当前发展速度较慢,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机构设置不合理、独立性差。内部审计的本质特点要求其自身必须具备较强的独立性,这是金融企业实施内部审计的有效前提,也是保证审计结构公正、客观的根本所在,但金融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机构设置不够合理的现状,使得内部审计独立性偏弱,特别是金融企业内部法人治理架构中,内部审计部门和其他业务部门在管理上处于平等地位,内部审计人员实行审计职责时很难推进审计工作,内审独立性受到极大限制。

审计作用不被重视、权威性差。与独立性一样,重要性、权威性也是内部审计必不可少的特性。由于认识上误区,金融企业内部审计部门通常被作为摆设,不仅在日常工作中不参加经营管理会议,且如果遇到精简则首先被排除在外,如此以来,内部审计在组织中得不到领导重视和支持,审计中发现问题无人追究,审计结构无人关心。再加上有些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内部审计受制于企业最高管理层,内部审计权限和监督作用受限,内部审计毫无权威性可言,其对管理层几乎无监管作用。

审计标准不规范、审计人员素质不高。标准化、规范化是现代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金融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同样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标准去规范审计工作的目标、范围与方式,来确保并提升内部审计的有用性、高效性。从当前我国金融企业内部审计标准来看,内审目标与组织生产经营目标脱节,甚至目标很不明确,工作范围上甚为狭窄,审计方式方法上较为落后,导致内部审计步骤繁琐、效果不佳、功能难以很好地发挥。再说内部审计人员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多数内审人员由以往会计、信贷等业务人员转来,即使其具体岗位的专业业务水平过硬,其全方位、综合性审计业务能力也存在较大问题,内审人员业务水平的缺陷制约着内审作用的有效发挥,并衍生出潜在的审计风险。

三、新形势下金融企业内部审计实施方法

总体上说,针对企业实行的审计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比较、审查、复算、观察、巡视、重做、盘点、查询、总计、追踪、浏览、调节、审阅、保证、询问、分析、测试与抽样、证实与确定、评价等。其中,描述主要是对企业各项业务的程序进行概述,或者绘制出各种流程图及图表等;比较主要是对某个审计项目的几种资料做出说明,以找出其不同之处或相同之处;审查即检查材料、设备、文件等各项审计证据;盘点是指清点库存现金、库存材料等实地清查活动;查询即为证实被审计单位记录的正确性函询外部组织;审阅即对书面文件审视阅读;分析指的是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以说明数字之间的关系及趋势;评价是对事项是非优劣作以判断确定,比如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信赖程度的高低进行评价。

知识经济时代,金融企业发展紧跟当前科技化、信息化、现代化趋势,金融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更加突出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功能,其具体形式也发生较大变化。内部IT审计是现代企业内部审计的一种有效方式,它主要与公司治理相结合,有效的IT审计方案常见于识别机构最大风险暴露区域、评价企业运行中内部控制适当性、实践管理层计划及监督IT活动有效性、促进企业信息系统保密性及完整性等。

此外,金融企业内部审计方式的改进还要求优化配置内部审计资源、完善各项审计操作规程。以提升金融企业内部审计技术含量为前提,有序组合各种审计手段,将内部审计工作成本降至最低,改善金融企业在操作手段上的速度和范围,提升内部审计质量和效率。根据金融企业行业审计特点,编制相应的审计质量控制标准,以科学化、细分化、定性化方法,确定审计部门与企业内部各个业务部门以及干部任免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注重审计计划方案的制定与审前调查、构建现代化内部审计质量保证体系等。

四、强化金融企业内部审计实施效果的有效途径

伴随近年来审计体制改革深入推进,金融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性、重要性、权威性日益增强,内部审计监督、评价及建设职能越发显现,从实际操作角度讲,金融企业内部审计不断深化、提升水平的重要举措在于:

革新理念,以风险为导向,以审计创新为动力,以创造价值为核心,完善内部审计功能与目标,提升金融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更好更快实现金融企业经营管理目标。在工作对象上,内部审计必须从传统的判断对错、查询错弊等内容向解决经营管理矛盾问题、发现并规避风险、觉察并抓住机遇等内容转变,同时还要擅长综合分析诊断、积极寻找对策、主动求证解决方案,既要履行监督职能,又要做管理层的智囊团和参谋长,以创造性的工作状态提高内部审计的层次和价值。

改进策略,致力于建设性的经营审计和管理审计。首先要完善审计报告、提高审计报告质量,向企业管理层、决策性传递高质量的金融营运优质信息,维护内部审计工作声誉、形象,在创新审计工作的同时,提升内部审计建议价值含量。其次要拓展审计领域、开发审计项目,着眼于改善内部审计方法和操作程序,本着看重事实、依据、风险的原则,以管理风险为导向,将内部审计工作重点设定为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有效措施,开展经营绩效、网络安全、市场营销、业务流程与风险控制等新型审计项目,为企业管理层决策提供更好的咨询信息。

吸纳人才,优化内部审计人才队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渐涌现,金融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技术复杂性增强,内部审计所担负任务愈加艰巨繁重,金融企业内部审计成果信息要求具备创新性、前瞻性和高附加值,内部审计人员素质受到前所未有的高要求。现代企业制度下,金融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应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完备的知识储备体系,以及良好的实际操作技能、敏锐的洞察力、实用的沟通交流能力、综合性分析能力、一定的写作能力等。任何一方面的知识缺陷,都可能给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带来麻烦,现代金融企业需要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审计队伍,内部审计人员应该有较高的学历、掌握相关财务管理知识、精通国际金融、懂网络技术、能运用现代管理知识和法律知识,复合型内部审计人才队伍才能真正提升金融企业内审服务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1]叶,陈爱英,郭兰英. 强化金融会计内部审计的对策思考.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第31卷(2)

[2]廖颖,蔡嘉. 浅析内部审计在我国金融机构的现状及对策. 经济师,2008(8)

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 经济结构调整 发展

一、经济金融化概述

（一）含义

经济金融化指的就是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使用的有效工具，借助这种金融工具使国民生产总值与经济总值之间的比值逐渐提高的一种趋势。经济金融化程度和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总值之间的比值成正相关的关系，金融化程度越高，两者的比值就越大，金融化程度越低，两者的比值就越小。

经济金融化现象

经济和金融之间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情况下可以逐渐融合成一个整体，因此，人们称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为金融经济。

社会经济关系逐渐显现出金融关系化的特点。社会经济金融关系程度越高，所使用的金融手段就越多样。当前的经济金融关系主要有股利关系、股权关系、债务关系、债权关系等，在经济关系逐渐呈现出金融关系化特点的过程中，金融关系的表现形式会越来越丰富。

在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金融倾斜，这主要是由于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之间发展不协调形成的，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经济发展地位的失衡，其实质是金融较大幅度倾斜于间接金融，社会经济活动以间接金融为主要融资方式。金融倾斜的形成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它主要受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干扰，例如金融体制、银行制度、货币信用、商品经济等。

（二）经济金融化现状

从理论上划分社会经济可以分为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向实体经济领域发展可以称为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在金融创新挑战货币职能的过程中，用金融总量代替货币总量，产生了研究现代经济运行和金融经济融合程度的经济金融化理念。经济金融化导致经济结构调整上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指标明显超过理论极限值，不符合发达国家的金融实践经验，金融相关率无法准确反映我国金融经济的现状。同时在经济结构上，尽管金融资产总量发展较快，但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缓慢，有时甚至会出现股票流通值下降、金融资产回升的现象，因此，经济金融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

二、经济金融化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世界各国经济在全球化、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中显示出的经济金融化特点，不仅代表着金融的发展，同时还显示着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使金融发展与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支持。但是由于经济金融化的影响是经济结构调整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在经济金融化中仍存在着矛盾，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矛盾。

经济金融化可以改变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对比关系，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调整。以中国为例，在总量上，货币经济指标持续走高超出发达国家金融实践经验数值，不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同时金融结构发展缓慢且不稳定。总结性的讲，实体经济结构与金融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及匹配严重不协调，一方面金融结构的优化落后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民营企业在金融资源的获取上明显不成比例。因此，经济金融化仅是一种发展趋势，是对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状况的概括与总结，从本质上说，发展经济金融化、实现金融化目标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我国经济金融化处于起始阶段，从发展的角度看，需要加快经济金融化进程，将提高金融经济的运行效率与运行质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作为经济金融化发展的重要目标。

三、经济金融化影响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形式

（一）金融效率、金融渗透与产业结构升级

金融渗透指的是金融活动在拓展广度与深度上发挥金融资源主导作用的客观过程，同时也是经济金融化过程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金融渗透程度指的是金融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在总体中所占比重，金融渗透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提高，因此具有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特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主要是：实现第一、二产业的内部升级，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加快生产要素向二、三产业流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服务行业的比重。

如果不在金融渗透过程中使用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那么低次产业的金融渗透会明显低于高次产业。安全性高、盈利性强、发展前景好的产业，金融渗透能力较好。此外，企业区域、企业规模与企业性质的不同会影响金融渗透的程度。

金融效率与金融渗透相辅相成，在实际发展中，如果没有金融渗透作为基础，就无法实现金融效率。同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缺少金融效率作为支撑，那么金融渗透就可能会对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不利影响。

（二）民营经济金融化

中国民营经济金融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营资本逐渐增多、且快速渗透到金融体系中去。二是民营企业资本通过民营金融机构实现了产业与金融之间的融合。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金融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回避政府对民营资本投向等原因上可以看出，民营产业有向金融寻求合作的趋势。

民营部门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向金融领域发展，意味着民营产业内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改变了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差值。随着金融成分在民营企业中的增多，民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不断升级，一方面为金融机构中的资本结构注入新的力量，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效率。另一方面民营资本渗透进金融领域造成金融内部体系结构的改变，为经济金融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四、总结

经济金融化是在实体经济渗透到金融领域中不断发展实现的，同时反过来还会促进金融经济向实体经济的渗透。通过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提高了对经济金融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的认识，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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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金融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非金融企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作为可能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成为西方经济学者热议的焦点（John Bellamy Foster，2008，2007；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William Milberg，2008）。经济金融化描述了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从以生产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金融为重心这一事实（John Bellamy Foster，2007）。与传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不同的是，经济金融化不仅反映在银行、经纪人事务所、金融公司等机构的扩张上，金融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百分比的增长上，也同样反映在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积累和利润使用上的“金融化”倾向上（Milberg，2008）Milberg认为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是指：生产性企业越来越多地成为金融控股集团，其利润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股东分红、购买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回购），甚至兼并收购等。。尽管过度的金融创新与资本的金融化最终体现为越来越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导致危机爆发，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也并非对经济毫无裨益。Paul Sweezy（1997）曾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通过控制价值链、获得利润积累而产生的金融化趋势促使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实现了：低投资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并存，高利润、高股东价值与低投资率并存，低生产、低物价与高消费并存的优质增长（Milberg，2008；张慕濒，20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最大的制造中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制造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然而“实业金融化”的趋势却愈演愈烈。有数据表明，国资委下属的117家央企中76%涉足金融业，这些非金融央企实际已经控制了24家信托公司、20家证券公司、14家财产保险公司以及23家寿险公司，分别占到受调查该种类金融机构的462%、410%、370%以及531%。此外，上市公司抱团参与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各地陆续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均验证了上述事实。这是否说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推动下，中国实体经济也出现了金融化现象？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美国相比有何不同？如何证明和评价我国的实业金融化现象？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梳理西方金融化评价的定量指标入手，以中国的宏观金融状况与制造业的金融活动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现象，判断目前金融化的状态、阶段，分析其成因，为如何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文献综述，梳理金融化研究的不同方面，区分金融化与金融发展，厘清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借鉴西方评价体系设计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标准；第三部分全球化下经济金融化趋势在中国的验证。第四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经济金融化的相关研究回顾

1金融化的定义与成因

自Goldsmith（1969）和McKinnon（1973）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以来，“金融化”一词被随意地等同于金融深化或金融自由化，尤其当Mckinnon和Shaw（1973）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样本的“金融抑制论”传入我国后，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关注主要落脚于宏观层面、金融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层面。从近期最新的观点来看，“金融化”是对一国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金融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它既表达了金融部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也反映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一直忽视的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而后者是“金融化”理论更注重的方面。“金融化”现象或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代表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反之，在金融抑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等非金融部门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的利润累积和利润使用，实现向金融类控股公司转变的可能。因此，本文首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金融化的研究加以综述，其目的是厘清金融化的涵义。

当前国外研究文献对“金融化”的定义比较随意。最早提出金融化术语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Hobson（1902）、Hilferding（1910）、 Lenin（1916）认为金融化反映了食利者阶层享有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此处文献转引自：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70年代之后，学者普遍赞同把金融部门的发展、金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增加以及金融交易的扩大和新的金融工具的创造（ Felix，1998；Henwood，1997；Sassen，2001；Tickell，1999）作为金融化的证明，Phillips（2002）认为金融化代表了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其支配作用日益增长。然而这种笼统的归纳模糊了金融化与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差异。随着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逐渐微观化：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股东革命”的结果，即股东为了实现其价值要求更多地分红、股票回购等，由此带来公司金融活动的增长（Froud et al， 2000；Lazonick and O’Sullivan， 2000；Williams， 2000）。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认为金融化是因为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与金融资产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致（Dumenil& Levy，2005；Crotty，2005）。

而在定量描述金融化上，近期文献形成了三种观点：①工业国金融部门的产出占GDP或净收入的比重较大（Epstein & Jayadev，2005）；②总的国际资本流动量比世界总产出和产品与服务的贸易量增长更快（Eatwell& Taylor，2002）；③非金融部门越来越倚重于金融而非产品作为他们资金的来源与用途（Stockhammer，2004；Crotty，2005）。

2全球化与金融化

次贷危机催生了国外学术界对实体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进一步关注，2008年发表的多篇文章都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对非金融企业的影响之上。比如格·R.克里普纳认为金融化的研究视角应该从“以活动为中心”转向“以积累为中心”，他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明确提出应观察美国经济中“利润从何处产生”的问题，以此作为“金融化”存在的证据。此外，他认为对金融化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已经到了怎样的程度内容出处同前。。无独有偶，Milberg（2008）撰文进一步研究了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他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分成两块：一是从利润来源的角度，认为借助于控制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以降低进口成本而非提高国内产品价格的方式实现了利润积累，并由于生产碎片化和外包，主导厂商可以在不提高固定投资的情况下快速积累利润，使其资金的积累速度大于其生产投资速度；二是从利润使用的角度，既然控制价值链的一方已经不需要生产制造，则利润使用则更多地用于金融活动，例如分红、股票回购用以期权激励，或者是对外收购。由此，全球价值链使主导厂商维持了较高水平的金融化，并反过来促使价值链管理强化，最终形成持续的金融化现象。

3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文献不同，国内研究基本忽略了金融化与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的差异。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延续了金融促进论和金融抑制论（谈儒勇，1999；史永东等，1999；韩廷春，2002、2003；王志强、孙刚，2003；沈坤荣、张成，2004；王洪斌、柳欣，2008），重在实证分析代表金融发展或经济金融化的指标与代表经济增长或结构调整指标的相互关系。2008年以后的一些研究则注意到微观层面证据的重要性：易纲、宋旺（2008）跳出传统只研究金融部门的做法，以住户、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三个主体的金融资产结构为对象，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结构，研究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是否改善，以及目前的结构是否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吴晓辉等（2008）设计了一个涵盖政府支出、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和非国有企业融资额等一系列指标在内的金融发展变量，尝试探索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理；鲁晓东（2008）也将金融发展指标扩大到私人信贷、上市公司市值等微观层面；孙天琦（2008）认为企业的IPO行为在致使股权资本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其负债能力，导致资产规模扩大，进而影响到M2，为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宏观的金融发展构建了联系；祝丹涛（2008）认为金融体系效率的高低会体现在家庭和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以及财政收支上，并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上述机制对经常项目盈余的影响，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然而站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文献少之又少，赵玉敏（2008）分析了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和消费过度，以及在金融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的过度金融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但作者所指的金融化主要指金融脱媒、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背离，还是一种偏宏观的看法。

综上所述，要刻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特征，除了要考虑金融深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体系的效率，更应关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的金融活动。制造业出现了高IPO、负债扩张（从而资产规模扩大）、高投资、高企业储蓄的现象，整个金融市场的体量也在增加，并且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模式和中国投资机会的涌现，又出现双顺差现象，这在宏观上促使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然而在微观上，还必须考虑制造业在这一金融深化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利润的累积总量高于利润使用总量，是否投资的增长带来利润的累积等等。也就是说，金融深化或者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必须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利润累积有正面作用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总量概念。因此，本文将以全球化为背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实证检验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存在性，其中微观数据将取自制造业上市公司层面，这些公司在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设计

国内有关经济金融化的量化评价方法的文献较少，宋仁霞（2007）建立了一个囊括金融机构资产规模、金融资产结构、上市公司产业分布数、三次产业增加值中金融资产占比、金融企业利润占社会企业利润总额比率等在内的24个指标，检验中国的经济金融化状态，指标设计上尽管顾及到微观层面，但指向不明确，体系略显陈旧，也忽略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个重要因素。其他与金融化相关的主要是金融市场化指数的设计（黄金老，2001；刘毅，2002；庄晓玖，2007）。

本文参考了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和Milberg（2008）对于金融化的量化分析框架，采集来自宏观、部门和行业三个层次的数据，主要从规模、结构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鉴于有关中国经济金融化评价体系的国内文献尚未充分，本文的研究并未实现指标体系构建，但可为未来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的设计提供前期成果。

（1）宏观层面。根据格莱塔·R克里普纳（2008）的总结，评价经济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以活动为中心”的观点主要关注不同行业的就业份额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产出占GDP的比重等，而“以积累为中心”的观点则关注利润从何处产生，比如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比重。格文研究表明：“以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变化观不适合金融部门金融部门不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它的“产品”在国民经济统计中并不是以透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并且忽略了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活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困扰美国企业活力能力的危机中就能看到金融化的起源：面对国内劳工的战斗性和海外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力，非金融企业对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的反应，就是将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将其转移到金融市场。因此一个完整的金融化概念就必须既包含金融企业，也包含非金融企业的活动。那种单纯进行部门分析的方法只关注金融业，丧失了大量的对考察美国经济金融化非常重要的资料。，实证发现：就业与产出指标无法揭示经济金融化特征，但利润数据却可以做到。在本文的研究中，宏观数据包括两类：第一类反映就业、产出部门构成，由于无法获取各产业公司利润的相对份额，有关论据将采用部门和行业数据。第二类反映全球化与金融化的关系。在此，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的观点，他认为美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润来源发生了变化：通常企业的利润来源于提高产品售价、降低成本或扩大产量，然而在控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后，美国跨国企业用外包的方式取代了在本国进行生产性投资，然后再通过贸易的方式进口中间品或最终品，长期则形成了国内CPI涨幅低于货币供应量M2涨幅和企业利润增长的趋势，这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也选取国内相关数据查看上述状况在中国的表现。

（2）部门层面。主要以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利润的来源与使用情况。①关于利润来源：按照格文，金融化的一个标志是非金融企业源于金融投资的收入高于源于生产活动的收入，或者在一定的基础比例下前者的增幅大于后者。由于格文的研究时期跨越1950—2001年，二战后美国采取刺激投资的税收与折旧政策，企业利润被严重低估，因而格文选择了证券收入与公司现金流量的比率来衡量利润的来源。再者，因为经济金融化还应考虑金融业的利润增长情况，增加了一个考虑金融利润（现金流）与非金融利润（现金流）对比的指标。鉴于中国公开的统计年鉴未公布非金融企业的证券收入与现金流量数据，我们用制造业和FIREFIRE是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总称。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这一状况。②关于利润使用：根据Milberg（2008）的观点，非金融部门将利润更多地用于分红、股份回购、兼并收购等金融行为，也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由于国内统计部门并无相关口径数据，我们从与金融行为相对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加以反证：如果公司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高或者这一比例增速加大，则可以说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行为并不居主流。此类指标包括：制造业和FIRE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等。

（3）行业比较。为了进一步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制造业资金运用的影响，我们按照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不同在鉴定这一概念时，我们借鉴了Milberg（2008）文中的一个方法：他使用美国制造业的相对进口价格（relative import price）来反观生产（服务）外包的程度，相对进口价格越低的，说明生产碎片化程度越高，美国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心的控制力越强。其中电脑和办公机器、通信设备、饮料、电子产品、服装和家具等行业都处于相对进口价格下降较快的行业。，选择了若干行业观察：不同行业证券收入占利润的比例，不同行业利润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4）样本数据的来源与时期。依照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全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体系加速了发达国家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形成，因此本文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至2011年。数据主要来源于：①中国统计局各年度统计年鉴数据；②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数据。

三个层次的数据可见下表：

数据分类序号含义宏观层面（1）FIRE就业人数占比（2）FIRE产值/GDP（3）CPI、M2的增幅对比部门层面（4）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5）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6）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7）FIRE上市公司利润/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8）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GDP（9）FIRE固定资产投资/GDP行业层面（10）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公司利润（11）分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公司利润注：*我们最终使用了公司利润而非现金流量作为分母，是因为现金流量余额经常出现负数，影响了数据质量。

中国经济金融化的经验分析

1来自宏观层面的证据

宏观数据展示了非金融部门的发展及其与金融部门的相对发展速度。

（1）从就业份额来看，图1表明，从2000年到2011年，尽管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但按城镇就业口径统计的各部门的相对就业份额在10年间并无大的变化。2011年FIRE部门的就业比例比10年前有了显著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这一比例还有所下降，但幅度均不大。这个结论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格文（2008）对于“以活动为中心”视角的判断，说明就业比例大概无法很好地表达经济金融化现象。

（2）图2显示了各行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制造业增加值数据，此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原为1906186亿美元，此处换算为人民币，换算汇率取2009年12月31日与2010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的平均值。。可见，制造业、FIRE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均有所提高，制造业从2000年开始这一比例快速增长，并一直持续到2004年，之后一直维持30%以上的占比，但2008年后开始明显下降。与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有所不同的是：2007年之后FIRE的增加值占比开始突破10%的区域，并呈现稳态上升之势。然而总体而言，与就业数据相似，近10年来部门发展的差距并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著的拉大。

（3）图3是用CPI、M2等宏观数据的变动关系验证金融化的后果。将图3与表1比较可见：根据Milberg（2008）的研究，自1986年开始CPI处于逐级下降，进口商品的价格也在逐步下降，而货币供应量M2尽管在1991—1995年间紧缩，长期增势不改，1996—2006年均增幅6%以上，是CPI增幅的2倍多。弗里德曼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在新的以价值链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被打破了。与此相对应，处于价值链低端制造环节的中国，却出现了CPI、M2与企业利润齐升的状况，其中M2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CPI。尽管这一宏观数据的形成有更为复杂的微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仅据此判断其与金融化的关系，但这一结果说明在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之后，尽管企业利润上升，但低附加值的特点要求更大的投资和产能加以维系，使得企业的货币需求始终维持在高水平。投资——制造——出口——利润积累——再投资的循环造成是制造业的利润累积难以持续进行，也就难以展开相关金融化活动。

2来自部门层面的证据

西方学者对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研究形成了几点结论：①非金融部门证券收入占现金流入或企业利润的比重在提高，并且高于非金融部门来自业务经营的收入；②除了非金融企业在增加收入流量的过程中不断增强金融活动外，金融业自身也变成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越发具有特权的积累机构[美]格·R克里普纳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上）丁为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6）。然而在数据处理上，格文将金融和非金融部门合并，取出它们共同的金融业务利润对比它们共同的非金融业务利润，而且并未比较金融与非金融部门相比到底谁的金融利润增长更快，本文对此做了区分。图4表明：从利润来源的角度，FIRE上市公司的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的比例大大超过制造业上市公司，两者的增长趋势也相差迥异。FIRE上市公司在2005年之后证券收入占比激增，制造业却一直在低位徘徊。

图5描述了FIRE上市公司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对比，从年度数据看，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激增，其增幅大大超过制造业并持续到2004年，然而2004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急剧下降，随后在2005—2009年间，这一比例呈现出有规则的波动，波峰之间相距两年左右。进一步观察发现，两个行业证券收入比的变化与股市牛熊交替正好相反，牛市时FIRE上市公司证券收入与制造业上市公司证券收入的比值下降了，熊市时反而有所上升。这是否意味着牛市带动了实业投资机会增加，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实业投资的体量大于流向金融资产领域，而在熊市时由于实业投资机会缺失，无论金融业还是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只有流向金融资产领域寻求盈利机会。把这一比例进行三年、五年移动平均发现比值变化趋缓，但近几年依然保持高位。

两个行业利润的对比见图6，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三年、五年移动平均都可看出，2003年之后FIRE上市公司的利润远高于制造业上市公司，近几年保持在4倍左右的幅度，远远高于2003年之前的1倍多。

图7有关利润使用的数据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高于FIRE的这一比例，并且从2002年以后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直至2009年回落。FIRE部门则一直维持稳定的固定投资比例，这尽管与该行业特殊的盈利模式相关，但其收入来源与支出的反向变动，恰好说明也许FIRE部门才是主导中国“经济金融化”的力量，但FIRE部门的过度繁荣并未辐射到实体经济，它成为一个自我发展、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主体，完全背离了“温和小帮手”的目标，这种“金融化”正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噩梦，也是另一些西方学者批判金融化导致金融危机的缘由。由此，我们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证明了：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经济金融化之路应该是夯实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能力，而不能仅根据传统金融理论的看法，计算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或金融利润的积累程度。

上述分析表明，制造业的金融化现象并不显著，那么是否利润积累之后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了？考虑到参与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获得的投资机会和财富积累速度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按理它们应该有更大的金融活动能力，因此，下文进一步通过行业间比较来探究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的影响。

3来自行业比较的证据

我们根据嵌入价值链深度的不同选择了五个排名靠前的上市行业，按程度高低分别是：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制造业、饮料、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利润来源的角度，图6显示五个行业的差异非常奇特。证券收入占企业利润比例一直上升的只有通信和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是两个大起大落的行业，其证券收入占比与宏观经济呈现反向关系，2007年之前两个行业这一比例极低，而金融危机之后，两个行业的该比例上升到很高的水平；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然而也有与经济增长相背的规律；饮料行业在参与价值链深度方面排名第二，但其证券收入占比一直处于最低位置，并且平稳变化并不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这五个行业利润使用的特点。图7显示自2000年以来五个行业均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占利润的比例下降的趋势，其中下降幅度最小、最为平缓的是之前“金融化”程度最高的通信与计算机行业；服装与仪器仪表及办公机器制造业依然是变动最为剧烈的两个行业，2007年、2008年之后两个行业从五个行业中最高的固定投资占大幅回落，截至2011年底，虽然在衰落之后仪器仪表行业的固定投资占比依然最高，但服装行业的指标排名已经到了第三位。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排名第四，其下降幅度略高于通信及计算机行业，高于饮料行业；饮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五个行业中最低，也出现了平缓下降的趋势。

总结来看：①劳动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位置、容易受外需影响而产能过剩的行业，其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显示出明显的替代性，而金融投资更像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投资机会稀缺，这些行业只好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金融资产；②资本密集型以及具有一定技术性的行业处于价值链的较高位置，更易于进行金融利润积累；③以国内市场为主要需求对象的行业既不用遭受外需市场的瞬息万变，也不用遭受太多来自价值链主导方的利润剥夺，因此有更大的余地在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之间进行权衡。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国并未在实体经济部门出现显著、持续的类似美国企业的金融化现象。在美国等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控制下，我国企业的资本积累活动更多的还是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尽管企业的金融利润有所增长，并且某些行业在某些年份上升明显，但更多的是经济低迷时的一种投资替代。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Milberg（2008）关于美国经济金融化成因的论断，即：美国正是由于借助外包剥离了生产过程解放了固定资产投资，借助压低进口价格赢得利润，两相结合实现了初步的利润累积，然后再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金融活动更好地控制价值链，实现了持续的金融化。

我们的研究并未在非金融企业中获得正向支持，却发现金融部门本身日益显示出特权阶层的财富积累能力。由于金融制度的垄断性和利率等要素价格尚未放开，金融部门的定位从原本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收取“佣金”，变成了与企业争利，并导致金融利润率与实业利润率的大幅差异。这又引导现金流丰沛的诸如国有控股公司倾向于投资控股金融业，而不是将利润用于产业类的股权投资、并购和股东分红。这种名义上的“金融化”背后映射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它不仅没有带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能力的改善，反而可能恶化其融资状况，因而并不可取。

本文弥补了国内有关金融化研究的不足，与国外经济金融化相关研究形成对比。研究表明：未来有关金融化或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应从关注金融体量的变化深入到结构优化，必须考虑微观主体的效率，探索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成因和后果。本文对中国经济金融化现状的检验，可为新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提供启示：实业金融化是产业升级的另一种形式，对企业而言可以多元投资、分散风险，对整体经济而言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摆脱原有行业格局的限制，但要避免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造成过度的资产价格泡沫。金融仍然要为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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