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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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要求范文第1篇
审视时下国人有关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实践，可以说，在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外在视角”过份张扬和“内在视角”相对稀缺。有鉴于此，需要补强“内在视角”，强化从法律职业自身的特性和需要出发来认识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意义。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纠偏，有助于按照认知的规律性形成健全而平衡的视角，而且还能够改进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品质，体现道德的属性以及人类道德实践的特殊要求。
众所周知，道德是一种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是一种诉诸于人的良知和内心确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道德实践包括道德教育则是一种求于内（道德认同）、达于外（道德行为）的活动。就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而言，如果在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不贯彻一种“内在视角”，如果不能揭示法律职业特性与法律职业道德之间的内在关联，使从业者发自内心地感受到职业道德对于其事业的至关重要，那么，就不可能使他们形成内在的道德确信，并基于道德认同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道德自觉。
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中，单纯的“外在视角”、仅仅从时势政策的需要来阐说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显然忽视了法律职业自身的需要和特性，忽视了法律职业作为道德判断的主体地位。它向职业者传达的信息是“社会有需要，你（们）不得不”，而不是“你（们）有需要，你（们）应该”，因而很容易使从业者从心底里产生隔膜，并进一步造成道德上的压迫感或强制感，使人如有重负。因此，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兼顾内、外两种视角，在对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既考虑时势政策的要求，更顾及职业主体的需要和职业的特性。
那么，什么是“内在视角”下的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呢？从法律职业的形成来看，法律职业道德在其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律职业道德的支撑，就不会有现代法律职业。因此，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的重要性，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对此，我想从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的特有品质的角度，做一点具体阐述。
在《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一文（见本报2001年11月23日第三版）中，我曾提到，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职业必须具备四种有机联系的品质，即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致力于社会福祉、实现自我管理、以及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法律职业道德之所以重要，从“内在视角”来看，就在于它与法律职业的这些品质密切联系。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为社会服务的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法律职业实现自我管理的一个基本途径，是法律职业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的有效保证。
作为法律知识和技能的基本内容。从事法律职业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一种“习得的艺术”，其中就包括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判断是非、善恶的准则。要成为一名法律职业者，其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要通过专门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考试，掌握基本的职业道德知识和技能。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知，为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所必需，它应该属于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能力的要求。法律职业者必须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事务应该如何来完成。具体地说，他应该知道道德是关于是非、善恶的判断，它不同于美丑、真假、神圣和世俗、称职和不称职等价值判断；知道决定职业行为对错、好坏的标准，以及证明职业行为和道德主张为正当的适当理由；知道职业上的“善”为何物，其依据何在：知道在面临道德争议时如何形成自己的立场，将不同的道德理由整合为连贯一致的形态，以及解决道德争议的办法是什么。
作为职业精神的具体体现。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备职业精神，而法律职业精神的核心，就是致力于社会福祉、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服务。在这种精神中，特别强调的是利他主义的伦理性。它所遵循的不“只是赚钱的要求”，也不以赚钱多少来衡量、评价职业成就的高低。这样一种克己利他的属性，恰恰也是道德评价的精髓所在。道德评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利他的评价，追求的是有利于他人和群体，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并在此前提下定位自我利益的实现。法律职业道德也不例外。法律职业道德在处理职业与社会、职业个人与职业整体、以及职业个人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方面所提出的各种要求，都体现了服务于社会的利他主义职业精神的要求。从动态实现的角度看，法律职业者之所以能够以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服务，关键是因为在这种专业知识和技能中所包含的职业道德成分，发挥了定向规制的作用。
法律职业要求范文第2篇
1.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法律职业道德考核的分值偏低
从2002年开始，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道德纳入考试范围，但是考核的分值始终徘徊在5分左右，与其他的内容动辄几十分相比较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很多高校在确定本校的法学专业教学计划时主动向司法考试中考核内容较多的科目倾斜。暂且不论这种做法的对错，但在实践中却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虚设，甚至有的高校根本就不设这门课程。有关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却在法理学、诉讼法或者司法制度概论等课程中讲解。这一点也显示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地位较低。此外，很多高校在法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作为必修课，但没有专门设置系统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主要是讲解公共道德的课程。法律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的范畴，但不同于公共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具有主体的特殊性、规范的明确性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的特征。法律职业道德适用的主体主要是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人员，对于非法律职业人员没有约束力。法律职业道德不能停留在一般道德准则层面，必须形成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内容的、具体的标准和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约束法官行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约束检察官行为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中华律师协会通过的约束律师行为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些基本规则都对相关法律职业的道德作出了特别的要求。而且，这些规范均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如果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均要求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甚至是法律责任。所以，思想道德修改课程不能完全取代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再加上思想道德修养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效果欠佳，根本不能满足法学专业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
2.法律职业道德领域的专业研究人员较少，师资缺乏
目前在法律职业道德领域内进行专业研究的人员较少，各高校中从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师资严重缺乏。这也直接导致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开设的困难。部分高校在法学教学计划中将法律伦理学作为法学选修课程。但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师资，该课程一直没有真正开设。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该课程，但是多由法理学或诉讼法学方面的教师担任主要教学工作。这些人员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律职业道德，因此，该课程的教授也只能限于对有关职业伦理规范的讲解。另外，法律职业道德课程方面的教材和资料也相对较少，对于该课程的开设也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制约了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发展。
二、完善法学本科阶段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措施
1.明确法律职业道德在法学本科阶段的目标和定位
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提到了“审判分离”，对于司法官不但要求具有成熟的司法经验、深厚的法学知识背景和一定的修养，还要求司法官具有公正清廉、忠于法律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重视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我们应该改变目前对法律职业道德的忽视态度，在设立法学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时，明确法律职业道德的内容。在确定法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时，法律职业道德应该成为核心课程之一。
2.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
设置法律职业道德门槛法律职业道德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法律职业群体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大学的法学院除了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外，还有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美国大部分州要求学生在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之前必须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在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和律师资格考试后，美国法科毕业生仍须通过由各州律师公会主持的“道德品格”考察和面试才能宣誓成为正式律师。与英美等国家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要求相比较，我国对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比较低的。就律师职业来说，只要品行良好，没有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吊销律师执业资格，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没有对法律职业道德做特别的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在实践中得不到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应加大法律职业道德在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的考核比重，提高相应的分值，改变目前各高校中不设或者虚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现状。另外，在取得有关职业资格和执业资格时，提出高于普通大众公共道德的要求。
3.探索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法律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效果
法律职业道德的教学必须使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内化成法律职业人人格的一部分。虽然不同的法律职业，具体的职业道德并不完全相同，但法律职业道德包括忠于法律，忠于职守，廉洁公正以及行为端正自重等，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单纯地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说教，而是应该通过收集大量的法律实践资料，创设生动的法律职业场景，通过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大学本科阶段是法律职业道德培养和教育的关键时期，是法律职业人形成法律职业道德的重要阶段。在教学方面上，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和法律诊所等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道德情感体验的环境，使法律职业道德真正内化成他们的信仰。此外，也可以聘请具有较高的法律威望的专业人士为学生做法律职业道德方面的专题讲座，提高学生的道德认同。
4.培养法律职业信仰法律职业
法律职业要求范文第3篇
一、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概述
（一）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概念
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从事其相关的法律行为与社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总和。具体而言是指法律从业者在法律实践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职业伦理要求和职业道德准则，是法律从业者在履行法律行为应当遵循的规范。
以社会规范为范围来理解，任何职业都有其本身特定的行为活动，有着区别于其他职业的职业伦理要求和职业道德准则，因此，形成了具体的职业伦理道德规范。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就是将其职业伦理道德外化于每位法律从业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环境的形成。
（二）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渊源
当代“伦理”概念蕴含着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公共意志等属性，“道德”概念蕴含着更多的东方文化的性情、人文、个人修养等色彩。所以，伦理道德所表现的形式也存在很多复杂的情况，既有西方理性的意志也有东方修养的内涵。将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化后，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渊源分别体现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伦理道德当中。因此，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没有形成具有系统的法律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没有具体规范违反法律职业伦理道德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三）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必要性
法律从业者是被法律明文规定负有正确适用法律、公平正义从事法律实践活动以及有效维持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群体。法律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使得法律与案件事实相适应、法律被每个公民严格遵守，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因此，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法律从业者的作用至关重要，每个法律实践活动是否能够实现司法正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道德。
如今，一名合格的法律从业者需要具备以下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方面是专业知识方面的要求，这是每位法律从业者最基本的能力，这直接决定了法律从业者是否正确处理案件，准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失；第二方面是对法律从业者职业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这是每位法律从业者的初心，也是推动司法公正最核心的力量。因此，法律职业伦理道德的规范是对每位法律从业者的必然要求，因而只有系统的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才能对每位法律从业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二、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意义
（一）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是实现法律从业者自身价值的基础
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是法律从业者在处理不同法律实践活动所共同遵守的一个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被认为是可以维护法律从业者共同利益的体系，并且法律从业者还受这个价值体系中所形成的共同职业伦理道德来约束。然而，法律职业伦理要成为当代共同体道德准则的一个概念或者理念，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作为实体性的“伦”存在；二是具有达到并实现“伦”的能力，或“伦”具有外化自身的能力；三是伦理与道德构成有机合理的价值生态。以上三个表述是对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价值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是指：一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当下是否需要法律伦理的存在，二是法律职业伦理是否可以通过相关规范表现出来，三是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两者是否可以形成法律职业规范的共同价值标准。
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我们常常对权利斤斤计较，对善或伦理规范却漠不关心。因为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伦理道德的一种特殊社会表现形式，主要是以法律从业者自身高度自主性为标准。因为法律实践过程中作为法律从业者不仅要对其自身的生活活动负责，也同样要对当事人负责。因此，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上，所形成以法律职业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关于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价值体现。
（二）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是法律职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虽然不能直接教给法律从业者谋生的方法和技巧，却可以引导法律从业者树立对本职业正确的法律职业观。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是以约束法律从业者具体行为为内容，以司法公信力为价值目标，同时，也是对每个法律从业者所形成的重要保障。
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功能，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从业者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和以法律为准绳的价值目标，遵守和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公平的适用宪法和法律。二是法律从业者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遵守法律对本职业规定的相关内容，树立法律职业严肃公正的司法形象。三是法律从业者要分工配合、互相协助，营造互相尊重的和谐氛围，严格遵守执业纪律，不得滥用权力。
三、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价值基础表现
（一）法律从业者要加强自身的素养建设
法律从业者在法律实践活动中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障，其根本原因还是要以其自身素养为前提。因为，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实现，最终还是取决于行为主体的素养。法律从业者的素养条件具体包含以下方面：一是主观条件，如伦理意识、道德意识等，二是客观条件，如实践能力、事实判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等。上述主客观条件相一致促进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实现。
法律职业是建立在法律从业者高水平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之上，它符合其他职业的一般伦理道德的规范，同时它还区别于其他社会上的职业规范，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前提下、以公平正义的立场来处理具体的案件。因此，法律职业就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风向标，同时也保障法律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声誉。
（二）法律从业者通过法律职业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法律从业者，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法律从业者。因此，法律从业者要实现对其职业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一是法律从业者必须培养完善自身的意志和心灵，既要增强自身的法律知识又要具有抵抗外来诱惑的意志力。二是法律从业者必须确保司法公正，我们通过重复正义举动而变得正义，通过重复做节制举动而变得节制。
法律职业要求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硕士 教育 冷思考 过程教育
前言：“热”现象、“冷”问题。
自1996年我国开办和实施法律硕士教育以来，截止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先后开展了7次授权审批工作，全国共有8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可见，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成为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人才培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在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数量日渐增多和培养规模的日趋扩大，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自然会成为培养单位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如何保证和提高法律硕士的培养质量就更成为法律硕士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教育的实质是什么，怎样通过教育成为“法律硕士”也就成为此系统内的核心问题和关键。基于此，笔者以自己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和西北政法大学的实践经验为鉴并放眼国内外，试图找出一条切实有效、确保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教育之路。
1.法律硕士是高层次的专业学位。“专业学位”是19世纪80年代后期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中国的一个教育学上的概念。最初称“职业学位”，原意是指对经过某种专业训练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授予的某种职业性学位，并以此作为从业必备的资格条件。它是在结合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实际以及人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的相关概念并予以“本土化”的结果，其英文译名是professional degree。根据我国教育界的权威解释，它旨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的训练，在专门技术上做出成果的高层次人才，所授学位的标准应反映该专业领域的特点和对高层次人才在专门技术工作能力和学术上的要求。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首先，设置专业学位的耿业一般都是那些专门技术层次较高，有独特的知识领域并有鲜明的实践性的专业技术职业；这种职业要求从业者有较高的学历起点，既要掌握本职业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又要接受高水平的职业技能训练。然而有些职业虽然需要较高的职业技能训练，但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如按摩师等，这些职业设低于术科的学位即可。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可以设置相应的专业学位。而我们常讲的“职业背景”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这种职业本身对专门人才在知识、技术、能力、素质和职业道德方而有着较高学历上的要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一般要求硕士以上的层次；
(2)某一种专业学位通常与某一行业或某一职业岗位相对应；
(3)该行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涉及的面比较广，有的还与人类的生命财产关系密切。
因此，专业学位有着特定的职业背景并与某一任职和从业资格相对应，这是专业学位的一个特点。另外，从培养目标来看，专业学位教育还要求培养对象具有应用和复合有机结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即根据相应职业岗位对人才规格和口径的要求，按照“学科群”或“学科领域”设置课程，而不简单地以某个一级学科，甚至某个二级学种来设置课程，旨在保持培养对象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从培养方式上讲，专业学位的举办不是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垄断进行，而要求与对应的职业部门(用人单位)密切配合，如法律硕士教育即是由国务院学位办、政法实际部门和法律院校三方共同组成的“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这一行业性机构进行统一指导的。可见，“专业学位”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法律硕士教育作为职业教育概念的一个教育学翻版。它是我们观察和认识法律硕士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另一个视角。事实上，法律硕士教育自开办时起，即在“专业学位”这一概念和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它方便地容纳了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并为法律硕士教育的制度化设计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发展空间。所以，法律是作为专业表现出它的职业性的木质特点和要求，而学位则表现出它的学术理论性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这样，法律硕士教育就必须既是职业教育，又是学位教育。
2.法律硕士教育，是职业教育，又是学位教育。在英文里，法律职业(the bar)是源于“关卡”、“障碍”和“栅栏”等意思的一个引中词，它表明这一行业本身的封闭性、垄断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法律职业”的定义为“以通晓法律及法律应用为基础的职业”。美国昂格尔教授认为：“法律秩序是区别于习惯和官僚规则的严格意义的法律，法律秩序以法律职业的自治性为特征。”“一个由其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诉的实践。”在我国，法律职业是指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代表的受过专门的法律专业训练的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技能与法律职伦理的法律人才构成的自治性共同体，包括法学教师、公证员、法律顾问等等。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学知识的形成和司法秩序的细密化、专门化要求分不开。从发展历程看，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有：①从事法律职业是以系统的法学理论、法学知识为基础的，并在职业生涯中补充和学习；②法律职业是以法律教育为背景的，法律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③法律职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性；④法律职业作为统一的共同体，内部传承其特有的职业伦理，从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成员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⑤加入法律职业必须接受现有成员或行业协会的认真考核，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从事法律职业必须具有相应的基本知识、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进入法律职业有相当严格的限制条件。可见，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有着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
一般来讲，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法律人。从教育的概念和理念出发，我们认为，法律教育是以法律素质为目标，培养“理实兼备”、能直接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特定意义上的法律人。它以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法律工作岗位为其直接的服务对象并促进其发展：它所培养的人才类型重在“应用”、“实务”或“职业道德与职业能力”方面，并在实施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入学条件、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要求等方面予以体现。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工作或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典型的如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广义上还包括公证、仲裁、调解、法律顾问以及法律教师等)一般统称“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因此可以说，法律职业的特定要求决定了法律
硕士教育的职业教育性质。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所言：“法学教育只有依托法律职业，才有生存的正当性。”只要社会需要法律，就要有维护法律运作的法律人，就需要提供培养法律人的有效机制。法律硕士教育正是培养职业法律人的专门机制。归纳西方的法律教育传统，大抵有大学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训练两个理念上的类型(Ideal type)：相对比较而言，前者的“法律教育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律学校不是职业训练学校而是将法律当作一门科学来教导的文化机构”。因此。实质上，我国的法律硕士教育是层次较高的职业教育，而且这并不是凭空臆想的结果，而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现实背景，针对法律教育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某些缺陷，确立依法治国战略和现代化建设急需大量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并在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约束下选择的产物。而事实上，培养任何高级专业人才的活动都存在着素质教育的问题，我们不能说惟有培养法律人才需要建立素质教育的概念，而培养医生、工程师、教师、商业管理者、艺术家就不存在素质教育的问题。正如霍宪丹教授指出，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的概念应当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具有双重含义：一个是从纵向观察素质教育在小学、中学、大学中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要求，从这点来说，可以认为大学教育首先是一种素质教育，但问题并不仅仅如此；另一个是从横向观察，处在不同学科中的专业教育又具有特定的内容和要求。从JM教育看，学科专业中的素质教育要求又具体体现为法律职业素养的教育与养成，其目的在于解决如何培养合格的法律人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伴随职业生涯始终的长期过程。所以，法律硕士教育，又是学位教育，它同时还必须完成素质教育的日的和任务。具体而言，它不仅要完成职业的品质塑造，又要完成相当的理论塑造。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要求。而要实现和实施法律硕士教育的目标、目的和任务，即使其既具职业教育性、又具学位教育性，其最终和根本在于过程。
3.教育的过程性是专业学位和职业教育的共同核心、要求和期待。怀特海认为，过程体现为转变(transformation)和共生(concrescence)这两个不同的但又密切相关的环节。转变，即一种现实体向另一种现实体的转化，它构成了暂时性，因为每一个现实体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事件，灭亡就意味着转向下一个事件；共生则意味着生成具体，它构成了永恒性，因为在共生的过程中没有时间，每一个瞬间都是崭新的，都是“现在”，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永恒的。因此，怀特海认为，教育要提供对生活的一种理解，最根本的是应提供一种“对现在的理解”。因为过去的知识只有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理解，才是有价值的；因为“现在包含一切，现在是神圣的境界，它包含了过去，又孕育着未来”。所以，教育的实质和根本在于过程，而教育的过程具体地体现在教育的节奏上。根据我们的理解，教育的节奏简单地说就是教育必须因时施教、全面互动。对法律硕士教育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节奏的过程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教育者是主导、主动的，受教育者则是主体，却是被动的。而这一对对立统一关系伴随着教育过程的始终。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的过程性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承载于制度之中。进而言之，法律硕士教育的职业性和学位性的实现，是一个系统的教育过程，过程性是共同核心、要求和期待，而诉求的是蕴涵和承载着的职业性和学位性的制度。
3.1 “入口”量化录取制度。法律硕士的专业性和学位性要求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时，一定要考察考生的法律业务能力，又要考察学位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被录取的考生的质量，为以后进一步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考生首先要参加全国联考，考试成绩达到一定分数线者，才能到学校参加复试，复试方式为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笔试主要考察考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法律职业能力，而不是片面地考察考生对刑法或民法等部门法的掌握程度；面试与政治审查相结合，除了主要考察考生对哲学、经济学等知识的理解和洞察能力外，还要审查考生的政治立场、职业道德和工作业绩等。上述每一项复试内容都按一定的量化标准计算出具体的分数，屉后按综合成绩决定是否录取。该制度不仅能考察考生的法学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还能考察考生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及其综合素质。
3.2 “双导师”制。法律硕士的本质属性和特点决定了必须有相应的培养模式和适应于该培养模式的导师群体。如果让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就像是以同一种生产模式生产两类不刚的产品一样，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基本上都是校内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或其他具有副高级职称的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担任。作为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其法学理论知识是毋庸置疑的，但其法律实务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法律职业思维特征却并不一定具备或厚实。为此，我院先后从当地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事务所等司法实践部门中挑选出一部分具有一定法学理论水平和较强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专家担任我院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与校内法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共同组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群体，即“双导师”制。由这两类导师共同指导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法学理论学习和法律实务能力培养，不仅能提高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的法学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能逐步培养他们拥有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思维特征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能力。
3.3 实践教学制度。实训教学或实践教学是学位性和职业性物化的过程，是学校培养人才体系中常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早已有之。但是，我校目前所采取的实务训练方法是全国首创，即：实务训练是我校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为期6个月的实务训练方可毕业。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以见习助理法官、见习助理检察官、见习助理律师的身份到司法实务部门参加实训，能够真正深入到案件的办理过程之中，并且可以发挥所学之长协助法官正确办理案件。这种实务训练方式，不仅使学生获得了办案经历，而且能从中发现问题，进行理论创新。
法律职业要求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职业伦理； 职业意识形态； 法治
[中图分类号]DF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76-04
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通过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努力推进我国法治进程，不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诉求，也愈来愈成为法治实践的重要特征。然而，在当前双轨并行的情况下，由于多种原因，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面临着内部的自我否定和外部的不信任，法律职业伦理已经成为当下法治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
一、法律职业伦理辨析
“伦理”在中西方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英文中的ethics源自希腊文ethos，意指本质、人格、风俗或习惯。在汉语中，“伦”训为“辈”，引申为秩序、规律和位差，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伦理”通常指人们生活关系中的原则和规范。西文的“伦理”侧重表述伦理的知性面向，而汉语的“伦理”侧重表述伦理的感性面向。比如，苏格拉底就“明确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孔子则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更强调“忠恕而已”的仁。
这种区别造就了中西职业伦理观的分野。儒家的职业伦理深深嵌在以“仁”为经、以“礼”为纬的道德关系网络中，孔子不能容忍“八佾舞于庭”。却赞许“亲亲相隐”，认为“直在其中”。海瑞在《兴革条例》中也提出“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之类的职业伦理标准。这种感性的职业伦理观在几近静态的古代中国是一脉相承的。与之不同。西方职业伦理观更强调其中的知识、技术成分。事实上，“职业”(profession)在西文中意指必须经过专门的高等教育和技能训练才能从事的行业。“职业的标志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这是一个有相当公共意义的工作岗位，从事这一工作要求有非常高的专业的甚至是深奥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有通过专门的正式教育或某种精细监管的学徒制才能获得”。在《理想国》中，智者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遭到苏格拉底的有力反驳，而苏格拉底的驳论正是从“统治是技艺”的界定开始的。在韦伯看来，理性的“责任伦理”精神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涂尔干则从功能角度考察了职业伦理，“职业伦理越发达，它们的作用越先进，职业群体自身的组织就越稳定。越合理”。
这两种职业伦理观有高下之分么?毋庸置疑，应当而且必须对传统给予温情的理解，传统构成了我们走不出的背景。然而，正如人性不总是善的一样，传统也不总是好的。如果避开本体论的判断，仅从功能角度看，西方的职业伦理观显然契合了社会理性化的发展趋向。具有更多的现代性面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西方的职业伦理观，特别是在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框架内，隐含了一个“国家一市民社会”的前设，这实际上是社会实践发展在职业伦理理论上的必然反映。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是法律职业者在职务行为与社会发展关联中形成的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是合格的法律人应当必备的条件。“研究法律者，只有了法律知识，断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创办法律学校的目的，非在造就许多讼棍；乃欲以严格之训练，提高其程度，使将来出校之后，有高深的学问。有远大的目光，有高尚的道德”。法律职业者“既须执法，又须卫道，既须有科学上高深的训练，又须有道德上深潜的修养”。作为法治中人的因素。法律职业伦理及具备职业伦理的法律人是西方法治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诸神除魅、分殊日益的现代社会，法律职业者的“德才兼备”能够在法律领域遏制私利主义的膨胀，并在伦理的地方性时代为正义提供栖居之地。“独立的有学识的法律家群体处于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的衔接部位，起着法治秩序的安全阀的作用”。比如，新《律师法》第2条在把律师定位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的同时，又兼顾了律师的公益性，就有助于“克服保守偏向，回应时代需求，推动社会发展”。
法律职业伦理既有“关注人性，崇尚正义，忠于法律，珍视荣誉”的基本要素，也因法律职业的分殊存在特殊定向。比如，审判伦理要求程序公正，体现在《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就是回避规则、平等规则、独立规则、公开规则和说理规则。检察伦理要求检察官忠于国家利益，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律师伦理要求律师维护客户利益，同时在《律师法》中也规定了律师在诉讼中的回避和真实等义务。
无论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本要素抑或特殊定向。其绝大部分内容都与法律程序有关，可称为“法律家在法律程序内的伦理”。简称“程序伦理”。法律人的“技术理性”造就了“程序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野。使其具备非道德性的外在特征。非道德性意指法律职业伦理多在法律程序中显现。强调的是其“内在道德性”。从内容来看，可以认为法律职业伦理包含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义务规范外观。在关涉法律职业伦理的法律规范中。义务性规范占了很大比重。“应当”、“必须”、“不得”等是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常用词。当然，详尽列明义务性规范的目的，除了对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形成规制，更在于维护当事人乃至公民的合法权利。二是程序思维导向。法律职业多是法律职业在法律程序中必须遵循和实践的，离开法律程序就不会存在此种伦理要求。三是正义价值取向。法律职业伦理的诸规范最终统摄于正义，特别是程序正义之下。以趋近这个“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
二、法律职业伦理的意识形态功能
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发生着巨大的嬗变。这种变迁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成中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前提，这意味着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社会地位的平等性。市民社会要求独立的个人得以普遍确立，并要求他们突破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建立起马克思所说的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联系，从身份走向契约。第二，演进中的差序格局。当下中国是乡村社会、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三种形态混合，城乡二元结构并存的社会。“乡土中国”向“商土中国”的变迁使得“集体权利一个人义务”的权利诉求模式逐渐瓦解，个体权利意识正在蓬勃生长。第三，多面向的传统文化。传统作为既定的存在和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既有和谐、
中庸的积极功能，也有耻讼、畏官的负面特征。涤除旧制度易。涤除旧观念则不易。
在一个变革多于稳定，事件甚于秩序的年代，法律职业伦理何为?
显而易见。法律职业伦理难以称为法治的“本土资源”，而具有更多的外生性。我国古代的法律职业伦理体现出宗法性、世俗性和强制性的特点。比如，“清官伦理”虽然能在一定范围内引致当时法治的经济绩效，却并非当下应当提倡的法官伦理；讼师文化虽然源远流长。却并非当下律师伦理可资效仿的目标。所以，法律职业伦理的建构论(Construc-tionism)路径就是必要的。由于“社会生活对一切认识具有本体论在先性和认识论母本性：一切知识立场有其内在固有的价值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同学科信念之间所形成的权力和特权分布是知识传播不可或缺的环境”，从意识形态角度对法律职业伦理进行考察在当下就有了特殊意义。
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共同性”，主要体现在组成成员的职业伦理诉求上，并通过法律职业伦理在法律程序中显现出来。“程序伦理”从集团内部维系着这个团体的成员以及团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进而成为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存续的必要前提。法律职业伦理再现了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与其真实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联。形成了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认知、理解社会现实的倾向性解释框架，从而使其本身具备了职业意识形态的功能。这表现在：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主导价值观，能够强化其主体性，并促进其同质化。首先。法律职业伦理为法律职业者提供了一种群体世界观，使得法律职业者以经济的方式分享集体认同以及与外界协调的共同经验；其次，法律职业伦理以规范形态传承职业共同体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使得法律职业者共享法律人的历史经验；再次，法律职业伦理以制度形态显现于法律程序之中。通过把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裁判结论的作出交给训练有素的法律职业者来实现，不但产出了程序公正的最大化。更形成了法律职业者的凝聚力。
法律职业伦理具备了权利、民主和善治的意识形态内核，因而具备可欲的正当性。法律职业伦理的权利内核显而易见。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职业目的乃在于权利的明示、清晰、维护和补救，他们认真对待权利，不仅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也认真对待公共利益和法律利益。似有疑问的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民主内核。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律职业注重形式，其贵族气质使其偏爱保守甚于民主。这使许多托克维尔的引述者忽略了法律职业的民主性。实际上，“民主在美国”乃是托克维尔立论的前提。他也同样指出了法律职业者身上的民主因素。在当下中国，强调法律职业伦理内含的民主因素是契合现实需要的。因为，民生法治固然重要，民主法治则更为迫切，唯有民主才能引出权利，唯有具备权利意识和程序思维的主体才能成为公民社会的合格成员。法律职业伦理还有善治的意识形态内核。善治者。良法之治也。具备法律职业伦理的法律职业者及其共同体追求服务于社会的自由和正义。服务于法律的权威和法治国家的完善。正如总理指出：“对一个学法的人来说，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高度的责任感，要有一颗公正的心，首先要爱这个国家。”
作为职业意识形态的法律职业伦理是如何塑造的呢?法学家群体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学教育紧密相关。通过法学教育，未来的法律职业者习得了作为正义规范的法律职业伦理。法学家群体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他们通过法学研究和法治宣传，以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固化了法律职业及其共同体的职业伦理认同。更为重要的是，法学家群体对法律职业伦理的自觉意识有助于塑造法律权威，形成有威望的职业法律家阶层。
法律职业伦理如何在社会场域中延展?如何确保法律人在经济利益和职业伦理的冲突中毫不犹疑地选择后者?这是颇为关键的问题。“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物性，无法独立存在。作为一种话语的实践和实践的话语，它必须在社会中流转起来，才能体现出来；它必须借助于各种载体，同时依赖各种由于社会结构形成的基本的权力关系，才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职业伦理还必须以制度形态呈现，才能对共同体成员发挥持久的激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