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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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第1篇

【关 键 词】妇女/婚姻家庭/法律实践/实证研究/分析

; （一）妇女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自主权。

1.

2.15岁以上有配偶人口比重总的呈下降趋势。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人口平均寿命延长所导致的15岁以上丧偶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1982年—1990年15岁以上丧偶比例呈下降趋势（注：参见总顾问巫昌祯、程深、郑小川编著：《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88—289页。）。 这既是人口健康水平提高的一种标志，亦是家庭健全程度提高的反映。

3.离婚比例的绝对数依然较低，其增长呈定势。wwW.133229.Com

根据普查资料，34岁以前各组的离婚人口比例，无论男女，1990年平均已超过1982年的相应水平，女性增幅较大。以25岁—29 岁组起，1990年男性各年龄组的离婚比例低于1982年，但女性1990年40—59岁离婚比例却明显高于1982年。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年与1999年的统计看，1995年调解离婚与判决离婚的对数共计35012对，1999 年调解离婚与判决离婚的对数达37566对。1999年比1995年离婚对数多2554 对（注：数据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提供。）。河北省婚姻登记机关准予登记离婚的对数1990年为10010，1995年为11163，1996 年为12445，1997年为13681，1998年为15344。1998年准予离婚登记的对数比1990年多5334对（注：河北省统计局、河北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河北经济统计年鉴》（1999年卷）。）。这说明河北省的婚姻状况基本上是平稳的，但离婚率仍呈上升之趋向。

4.关于妇女婚姻家庭自主权状况之调查。

所谓自主权利是指实现个人目标之能力，即个人有权决定自身行为的权利。婚姻自主权则是指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两性个人有支配、决定感情与器官的权利，即有权决定结婚、与谁结婚、结婚方式、性、生育及选择离婚、离婚方式等方面的权利。一般而言，包括初婚决定权、夫妻性生活自主权、生育决策权和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婚姻家庭自主权是衡量妇女自主权及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一个重要测量指标。在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中，结婚宗旨主要是为传宗接代，是基于以经济利益之考虑，婚姻与爱是分离的，男女没有自由选择伴侣及解除婚姻关系的机会与权利。

（1）妇女婚姻自主权之调查。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显示，

的6.32％，与发展

小学文化选择妻子的财产权利在家中很受重视的占6.52％， 受重视的占43.48％，不重视的占15.22％，不太重视的占34.78％。 妇女的财产权利在家庭中的重视程度与区域及文化水平有密切的关联。城市中的妇女及文化程度高的妇女在家庭中的财产权利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要高。

10.有关婚姻家庭质量之调查。

（1）婚后感情交流之调查。

在城市选择夫妻间经常沟通感情的共104人，占已婚的12.51％，占城市总数的40.94％。偶尔沟通感情的共74人，占已婚的8.9％，占城市总数的29.13％，从来没有沟通感情的共4人，占已婚的0.48％，占城市总数的1.57％；在农村经常沟通感情的250人，占已婚的30.08％，占农村总数的38.52％，偶尔沟通感情的201人，占已婚的24.18％， 占农村总数的30.97％，从来没有沟通感情的31人，占已婚的3.73％， 占农村总数的4.77％。婚后感情的交流程度是直接影响婚姻质量的一个因素。由此看出加强夫妻之间交流是夫妻感情融洽的手段之一。

（3）关于维持婚姻关系最重要因素之调查。

认为维持婚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依次为感情、责任、子女、经济、道德。选择感情的占多数（参见表一）。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感情是维持婚姻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维持婚姻的因素非单一的，包含着道德、责任与子女等因素，这也是我们在制定法律时要考虑我国婚姻的现实，不能过于超前。

表一

经济

责任

感情

子女

道德

农村

8.31%

21.72%

69.97%

14.74%

4.82%

城市

15.29%

15.70%

47.52%

9.90%

12.39%

男性

5.42%

14.58%

50%

9.17%

20.83%

女性

5.68%

21.68%

53.89%

11.58%

7.16%

（4）婚后夫妻对婚姻的态度。

在“婚后你是否想过离婚的问题”上，男性选择经常的占16.48 ％，选择偶尔的占5.05％，选择从来没有的占12.39％； 女性的上述选择依次为2.16％，5.65％，34.53％；在城市选择经常的占城市人数的2.72％，选择偶尔的占17.71％，选择从来没有的占16.53％；在农村对上述的选择依次为的4.16％，7.85％，3.74％。在城市相对而言较为注重感情的培育。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及男女两性的心理差异，男女对婚后的感情也有不同评价。这也反映出高稳定下的

的工作制、非全时工作制、阶段就业制等，以减轻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强度。在家务劳动社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妇女既要参加社会劳动，又要承担家务及生育上的压力。从法律上保证实行灵活就业机制，以保障女性权益不受侵害。

（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建议设立女性生育补偿基金制度，应将生育看成一项重要的社会工作，保证妇女在生育期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时间精力，这是社会进步之表现。它可以将目前一些妇女在岗不在业的行为公开化，使企、事业单位在雇佣女工时因生育而造成的损失与开支尽可能由社会统一负担，

（三）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

法律机制的不完善也是妇女地位在现实中失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不否认这样一个现实，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导致了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化及贫富差距增长。与男性相比，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因女方无房居住而未能判决离婚的占一定比例。要走出离婚之误区，必须改善夫妻在住房中的被动地位。笔者认为可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居住权、承租权等问题的主要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条款，规定在新婚姻家庭法中，以弥补现行法律之不足。在住房与市场接轨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多数家庭中男强女弱的经济状况，注意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五，建议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等原因导致婚姻破裂的占一定比例。在上述类型的离婚案件中，无过错方往往身心倍受伤害，由于我国法律对此类案件未作处罚与补偿规定，无过错方常常得不到任何补偿。因男方有过错而女方被迫提出离婚的占相当的比重，在破碎的婚姻中，女性的身体及至心灵所受的伤害通常重于男性，笔者认为上述原因导致的离婚案件中，在财产分割上注重对无过错一方予以补偿，有利于预防与制裁违反婚姻家庭法的行为，有助于使无过错方在物质上、精神上寻求公正与补偿。笔者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而言，精神上的补偿更为重要，在增设离婚损害赔偿数额时，应确定赔偿金的下线，以确保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注：李秀华：《改革与完善我国婚姻家庭制度之法理研究》，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2期第15页。）。

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第2篇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木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制度。所谓法律类推,就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制度。我国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这是一般原则。但是,刑法第七十九条又规定,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定罪判刑。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类推制度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或补充。

类推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又处在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新时期,犯罪情况不仅非常复杂,而且随着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变化,现有的刑法条文决不可能把一切犯罪形式都十分详细地概括无遗,更不可能把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的犯罪形式都事先加以规定。为了使刑法能够及时有效地同一切新出现的法律无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作斗争,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实行有严格控制的类推制度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这样做,不仅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反而是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所必需。如果我们的刑法只能坐视某些犯罪分子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加以打击,这决不是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那种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类推看成是本质上与社会主义法制不相容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认为可以通过不断修改、补充刑法的方法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无需规定类推制度。这也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因为过分频繁的修改、补充刑法会破坏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同时,新法律条文的制定要以一定的经验为基础,不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犯罪行为就颁布一条新的法律。事实上,即使从修改、补充刑法角度看,采取类推制度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积累同犯罪阵斗争的经验,为新的立法提供实际根据。

但是,类推毕竟是一种特殊情况,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因此,我国刑法对类推的适用严格加以限制,只是对刑法分则确无明文规定而又必须给予刑罚处罚的犯罪,才可以比照刑法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而且还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具体说来,适用类推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依照类推定罪的行为,必须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既然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又如何确定是犯罪呢?有些刑法论著提出:类推的行为必须符合刑法第十条关于犯罪的规定!。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第十条规定,犯罪是危害社会的、“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而“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法律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行为已完全符合刑法第十条的规定,就是法有明文规定的犯罪,也就无需类推了。我们认为,是否适用类推只能由人民法院从当时的形势出发,以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为指导,以案件的全部客观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对这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是否已达到了必须受刑罚处罚的程度作出正确的判断。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必须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犯罪,适用类推定罪判刑。如果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程度,就不要认定为犯罪。应当强调指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是能否适用类推定罪的关键。人民法院必须切实捉生好这一关。凡是构成犯罪的,就可以而且必须坚决适用类推定罪判刑,凡是不构成犯罪的,一律不得适用类推定罪判刑。既然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那就要求这种犯罪必须是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如果某种行为刑法分则已有明文规定,就应直接引用该条文定罪判刑,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类推适用其他条文。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掌握这一点却很不容易。

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关于各种犯罪罪状的规定,具有较多的灵活性,不容易掌握其确切的含义。例如,刑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就很难确定它所包括的具体流氓犯罪行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因此,对幼童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就核准过类推适用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二款以罪定罪判刑。后来,高法、高检在《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中又明确规定:幼童的,强行少年的,或者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多次,情节严重的,都构成流氓罪,应直接依照一百六十条定罪判刑,不再类推。由此可见,在适用法律类推时,正确理解刑法分则各条文的内容和范围,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必须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所谓“相类似”,是指客观事物存在的同与变异矛盾的统一,即同中有异。至于“最相类似”,则是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言的。因此,所谓“刑法分则中最相类似的条文”,是指在刑法分则的所有条文中,与其他刑法条文相比较,这个条文所规定的犯罪的犯罪构成与准备适用法律类推定罪判刑的犯罪的犯罪构成事实相同之处最多,相异之处最少,因而其性质与社会危害性都最相类似。在判断它们是否最相类似时,只有运用系统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全面地考察它们的各个构成要件及其结合方式,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国现在的刑法论著一般认为,所谓“最相类似”,从犯罪构成上来分析,是指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相一致,而仅在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上不一致侈。因此,它们认为,犯罪客体不同,不能类推;犯罪主体不同,不能类推;犯罪主观要件不同,不能类推。只有客观要件的某种不一致,才能类推。这些观点,完全是从苏联刑法理论中移植过来的,不仅不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平正义；婚姻；继承

民法的基本原则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就是实现公平正义。然而，正义的含义从来就是抽象和不确定的，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于利益的复杂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在一个大的集体里，要实现正义，这种深蕴的价值理念就只能是要法律最大限度地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不合理的法院判决总也能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在个案上迎合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期许。但，这样做的直接恶果是：法的安定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法律在人们心中却从此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对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不可能做到像法官、律师等职业人员那样，从复杂理论的高度去看问题。让他们学习具体的法律条文，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才是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走向法治的有效途径。

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前者为《继承法》规制的内容，也就是当事人在法庭中争执不下的东西。而后者传统属《婚姻法》管辖的范畴。当然，有关配偶权为抽象的人身权，则只能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四条中寻找依据了。[1]

我国《继承法》规定得十分明确具体：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问题的关键在第二种法律关系上。与第一种法律关系不同的是，张学英此时变成了受谴责对象。不论张学英对黄永彬的爱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上，也不管她对他有多少的爱怜和照料，他们的同居行为是有违社会主义公德的，也和《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抵触。既发生抵触，依很自然理解，那她就得低下头来接受大家对她的责难，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在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上，1980年的《婚姻法》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制，修订后的《婚姻法》虽说在第四条确立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但也不至于说要剥夺不忠者的财产权，顶多也只是在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向对方请求损害赔偿而已。既然是这样，人们的期许变成了失望，一个应受惩处的人竟还可以从一个受同情的人那里获取利益！这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堵在法院门口，以渲泻其不满与愤懑的原因。法官也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支持了原告张学英的诉讼主张，那么也就滋长了‘第三者’、‘包二奶’等不良社会风气，而违背了法律要体现公平、公正的精神。”从而作出了如此判决。

首先，此判决有悖于继承法的基本原理。试想，本案中的黄永彬将受遗赠人换成另外一个人，那还会有什么争执发生吗？或许那样，大家也就觉得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而本案之所以酿成纠纷，原因只有一个：黄永彬和张学英此前的不道德行为。那在《继承法》中，对受遗赠人的道德水准是否有强制性的规定？是否受遗赠人道德水准的低下就可以排除其依法所享有的继承权？ 其次，在物权法上，这个判决也遇到了难题。继承权为财产权，这是法学界通说。而这种财产权利乃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的，为所有人对其财产处分的一种当然结果，体现了所有权神圣。我们的《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也规定了“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本案中，如果不能实现遗嘱的内容，那所有人（黄永彬）享有的具排它性的处分权又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样，社会上还有谁会去殚心积虑创造、积累财富？那社会还谈何发展？再次，以利益衡量论，本案判决实际上剥夺了一个“二奶” 的财产权，表明了对不良社会风气不妥协的态度，这是其有积极意义的方面。但其本身并不能起到抑止“第三者”、“包二奶”现象的作用，作奸犯科者完全可以通过生前赠与来达到其目的。然而，由本案判决而引发的公众对公权的畏惧以及对法律的迷茫和不信任，却将使中国的法治之路蒙上阴影。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考虑，得失孰大孰小尽在不言中。

中国要实现法治注定充满艰难，它前行的路上还有很多的曲折，《民法通则》所倡扬的“保护合法的民事权益”要为社会普遍遵从，还须我们实实在在去努力。但往往真理也就是从如此种种争议中开始的。

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却主要依靠婚姻关系来维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农村的青年接触外界机会不断增多，视野也不断开阔，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及婚姻观正在发生翻天覆地般的变化，离婚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但作为妇女在离婚时却不能得到合理的赔偿，是以本论文针对农村地区离婚家庭妇女得到赔偿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与分析，并给出些参考与意见，希望对农村离婚家庭的妇女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村；离婚家庭；妇女；赔偿情况

一、前言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构建和谐家庭。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种种原因“全国离婚的绝对数字越来越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产业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农村的青年接触外界机会不断增多，视野也不断开阔，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及婚姻观正在发生翻天覆地般的变化。特别是劳务输出已成为诸多农村家庭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造成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缺乏必要的沟通，共同语言减少，久而久之感情疏远，很难经得起冲击。是以离婚率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离婚家庭的夫妇双方赔偿问题也成了主要问题。那么处于农村地区的离婚家庭由于受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因素，离婚家庭妇女在赔偿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就更难上加难。本论文就从关于农村离婚家庭赔偿问题情况进行了了解与分析，并根据《婚姻法》对维护其妇女赔偿问题提出些观点与建议，可以对处在农村地区的离婚妇女有所帮助和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二、农村离婚家庭赔偿情况的现状

随着社会发展，家庭离婚情况越来越多，但就家庭赔偿情况在不同的地域内也不相同，尤其是处在城市生活的家庭，在离婚时妇女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农村地区，妇女在离婚时并不能的到合理的赔偿，有的地方甚至没有给予赔偿。尤其是在这次社会调查中，我发现农村地区的离婚案件极少附带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大多数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提出离婚，但并没有提出要对方就离婚问题去给自己一定赔偿或有要求的赔偿也是低的可怜，并不能在离婚中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应得的赔偿。

三、农村离婚家庭关于赔偿问题的分析

1、人们认识观念上不足，对《婚姻法》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所知甚少。很多农村妇女在离婚时，受地方传统观念的影响，离婚时不得得到任何财产的赔偿，是以对离婚时很少要求给予合理的补偿。最主要的是大多数妇女根本就不知道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于受地域坏境、教育等的影响，根本不知道在离婚时，国家的《婚姻法》中早就对离婚时自己应得到什么样的赔偿都给予了一定的规定。

2、提供证据比较困难，很难有充足的证据来为自己得到合理的赔偿。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这就意味着婚姻中受到侵害的一方在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时必须担负起举证的责任。在农村，由于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均低于男性，在发生婚外恋或家庭暴力时，女方往往无力举证。由此丧失了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机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现在的中国农村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宗族思想的影响，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私事，和政策、法律的规定联系不大。何况农村妇女离婚时若想从邻居处得到帮助，邻居很可能不愿干涉别人的“家务事”或受到男方的警告而不愿为离婚案件做证，这都为妇女离婚时根据举证得到赔偿增大了难度。

3、农村地区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大多数法官不能够依法办事。为我国国情所制约，司法机构往往人员配置紧凑、来自上级的划拨经费有限而要处理的案件却数量不小，局促的物质条件往往对基层法院形成制约，使法官们不断提高办案效率，加快结案速度，是以很多时候法官们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案方法，并不是依照法律法规来为农民解决问题。有的法官甚至收取“黑钱”，法官和律师相互勾结，利用农村妇女很少知道和了解法律知识，在法庭上进行审判时并不能给予公平的判决。

4、《婚姻法》规定条款条例并不完善，很多地方并没有能对受害妇女提供合理的赔偿。尤其是《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而《刑法》中虽然规定了“虐待家庭成员罪”但是其公诉条件相当苛刻，假如没有造成被害人重伤以上的严重后果，国家都不会主动进行追究。在农村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家庭暴力的情况，而遭到暴力侵害的妇女或因受到胁迫或因经济、医疗条件的限制无法及时做鉴定，从而无法获得遭受侵害的证据。何况从维护妇女权益的角度出发，《婚姻法》规定损害赔偿只能在离婚时方可提起，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侵权行为在此条规定的“保护”下岂不是正好利用了法律的空白而不受惩戒，这些都为妇女应当得到赔偿给予了漏洞。

四、建议

1、加强对公民自身权益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力求深入基层，起到实效。司法部门要不定期的进行法律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农村，以案讲法，有针对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以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鼓励人们积极主动的去观看一些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

2、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在婚姻家庭中要加强沟通，当无法沟通而男方采取极端措施时，要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避免在以后的离婚过程中由于举证困难而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3、完善地方法律制度，严格要求法官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把法律条文和实际情况的有机结合，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对妇女权益的完整保护进行合理的评判，使法律规定的应有权利转变为实有权利，从而使农村离婚家庭妇女得到合理的赔偿。

4、进一步完善《婚姻法》的法律法规，使广大农村妇女在家庭中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针对不同的情况都给予明确的指示，并不能只仅仅只针对离婚时才给予合理的赔偿。尤其是家庭暴力往往具有隐秘性，除关系亲近的人以外很难为他人所知，而且由于暴力的种类、实施的程度等对精神上的折磨等均不利于取证，面对这样的新问题，条文的规定应该更加具体明确。

五、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外界诱惑率的增大，离婚情况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在农村离婚诉讼中涉及赔偿的问题也势必不断增多，这就迫切要求有关立法部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成果，不断巩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相关法律更加规范，更加成熟，也使法律真正成为惩治恶者，维护善者，使广大群众在法律面前都能够得到合理的保障。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要加大法律意识，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能更好的利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作者单位：佛山市迈雷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司法解释（二）的理解和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离婚的法律条文范文第5篇

一、离婚损害赔偿行使请求权的基础

损害赔偿是民法的核心，损害赔偿的发生有二种，一是基于侵权行为而存在，一是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那么离婚损害赔偿究竟是基于侵权行为，还是离婚这一法律行为，亦或是二者兼有呢？回答这一问题，最终在于探究离婚损害赔偿之请求权的基础，目的在于正确地适用法律于司法实践之中。

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显体现了法律原理，只能把婚姻关系的解除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基础。法律理论上讲，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建立在婚姻契约原理基础上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离婚这一法律行为，而不是侵权法律行的发生，更不是限制在几种侵权行为。

但是，立法机关修改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从该法律条文的文义理解，可以得出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行为。所以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并非真正意上的离婚损害赔偿，而是有条件地限制在几种特定情形下的损害赔偿 ，其实质就是侵权损害赔偿。

二、离婚损害赔偿之构成要件

由于我国婚姻法确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侵权行的损害 赔偿，因此，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和相应司法解释，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为：

1.过错。由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用列举式的立法表述，即：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只要具有规定情形之一的，即认定为当事人具有过错。那么除此之外的其它过错是否可以承担离婚损害赔偿呢？因为作为婚姻家庭这一私法领域的关系调整，法律未禁止的，则是允许的，所以不能承担责任。

2.侵权行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侵权行为这一要件仅包括的四种情形，其它情形的行为则不能产生离婚损害赔偿。

3.损害事实。解释第二十九条和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损害事实即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我国民法确定的民事责任一般仅具有补偿功能，未有惩罚功能或对期待利益获得救济，所以物质损害指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精神损害后果，是因人格权益等有关民事权益遭受侵害，造成受害人“非财产上的损害”一一包括精神痛苦和肉体痛苦。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4.因果关系。只有当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侵权行为导致了无过错方直接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非财产上的损害”或者二种损害之一，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即可构成离婚损害赔偿。

三、离婚损害赔偿应当澄清的法律问题

1.“离婚”只是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要件。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民法学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的原理，离婚损害赔偿只要构成婚姻法四十六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实体意义上，将给予无过错方以补偿和救济。婚姻法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中的“离婚”是婚姻效力或婚姻契约的解除或终止，是与损害赔偿并列的实体结果，而不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实体意义上的要件。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可以说，虽然没有被判离婚，就不存在离婚损害赔偿，但是离婚只是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意义上的要件。

2.离婚是损害赔偿的程序上的要件，没有司法程序上的保护（受理），不可能得到司法实体上的救济。因此，婚姻法上规定的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扶养等，不适用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

3.对“无过错方”的认知。婚姻法确定的无过错方是否是洁白无瑕呢？从哲学的理念和现实的考究得知：完美无缺是不存在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的，是过错方，那么没有具有其情形之一的，则是无过错方。这是立法的本意和司法实践应树立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