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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多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测,年初预测全球经济增速3.8%,年末预测全球经济增速3.1%。此外,IMF也曾于2016年度两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初预测增长6.4%,随后又上调至6.6%,这与中国政府所确定的“经济增长6.5%-6.7%”的目标相吻合。
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关乎全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事关中国人民福祉,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按照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3.1%,中国经济增长6.6%,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按照官方汇率测算,2015年全年全球经济总规模73.6万亿美元,中国11万亿美元,美国1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对全球新增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0%。但若按照更能反映新兴市场国家贡献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全球经济总规模114万亿美元,中国19万亿美元,美国1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是35%……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近日也曾发表文章称: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新增经济的贡献超过35%。事实上,中国经济在2016年全球经济3.1%的新增部分中就占据了1.2%,但若不包括中国贡献部分,那么全球经济则只增长1.9%,该比率意味着全球经济已陷入困境。由此可以断定: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而在政策层面,我们亦需正视诸多严峻挑战。
正视全球经济的五个“不确定性”
之所以坊间不断出现“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说法,主要源自全球经济的五点不确定性:
第一,全球各国货币政策分化趋势愈加明显。尽管存在美国失业率水平下降和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两大不确定因素,但美联储同年12月加息,几乎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项共识,这便与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分化趋势。
第二,资本流动方向。随着美联储进一步提高利率以及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入主白宫,其大规模减税、投资等一系列政策将对全球资本流动带来何种影响,我们必须密切关注。
第三,全球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尽管2016年度全球经济增长3.1%,但WTO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增长只有1.7%,非常之低。如果该预测准确,那么2016年已是中国连续六年全球贸易增长低于全球经济增长,这其中既有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也有新的反全球化思潮影响。但无论如何,有关贸易增长的诸多挑战,我们都要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近期英国金融监管机构对英国主要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表明,英国金融体系已面临挑战。而金融机构如何处理不良资产增加方面的挑战,亦是全球的挑战。预计2017年7月底,欧洲将开展对重要金融机构的压力测试,而我们也应同样予以关注,并对潜在金融体系风险格外警惕。
第五,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对全球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形成新挑战。有关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全民公投对金融市龅挠跋欤我们还需密切观察。因为这直接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尤其是一些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如中东乱局。2017年欧洲将迎来集中选举年,特朗普也将于来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上因素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同样不可忽视。
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作为?
正逢金融危机渐渐消退,欧洲多国债务危机却逐渐显现。在其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审视因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世界一些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也正试图从刺激经济政策转向财政紧缩。在此,G8峰会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恐怕是力不从心了,而G20峰会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更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在“后危机时期”。
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G20成员在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刺激经济政策,共同渡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经济不可多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市场稳定、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规律,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阶段;其次是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和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的周期性逆转阶段;最后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阶段。
第一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G20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活力。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经济、金融数据证实: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然而,虽然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表退时期,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但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处在由衰退和危机向复苏过渡的转折阶段。
G20合作与协调机制架构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表退的情况下,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迫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与协调机制是以不同经济体国家的独特方式来协调经济、金融政策的多边架构。虽然,G8峰会在这方面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G8峰会在主导全球经济,金融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不断受到质疑。
下行风险仍然显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称,新兴市场持续动荡及欧元区通缩困扰,正威胁着全球经济改善的情况。报告称,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下行风险仍然显著。新兴市场的货币贬值、资金外流及利率上升,仍是主要忧虑因素。最新的下行风险因素则是由欧元区长期低通胀引发的通缩困扰。
IMF表示,关键的忧虑是资本外流、利率上升和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贬值。尽管市场正在回稳,但近期的波动凸显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脆弱和挑战。至关重要的是,发达经济体要避免在时机不成熟时撤走宽松货币政策,包括美国。
IMF指出,欧元区存在通胀非常低的新风险。如果通胀预期下滑,通缩忧虑会加重。IMF认为,欧元区需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约3.75%,明年经济将增长4.O%,1月时预计分别为3.75%和3.9%。IMF表示,综合性的结构改革会在未来5年令全球经济增长年率增加0.5个百分点。
近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也聚焦全球经济增长。G20成员国认为,未来5年将提高经济增长目标超过2个百分点。G20成员国同时认为,全球经济依然面临部分地区需求疲弱、增长幅度不足以为民众创造职位,而金融市场动荡、公共债务水平高企及全球增长不平衡,也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
欧元区有通缩风险
近期欧元区的经济数据总体情况虽然好于美国,但因为通胀率较低,所以对其可能陷入通缩的担忧正在升温。
欧盟近日的欧元区经济预期报告称,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超出预期,但通胀增速或将低于预期。欧盟将欧元区今年GDP增速预期由1.1%上调至1.2%,将明年GDP增速预期由1.7%上调至1.8%,同时将今年通胀率预期由1.5%下调至1%,将明年通胀率预期由1.4%下调至1.3%。
欧盟表示,欧元区经济仍面临下行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源自欧元区国家不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结构性改革。当前并不能排除欧元区陷入通缩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极小。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经常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
全球经济失衡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不安。广义地讲,全球经济失衡可以指全球经济任何方面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南北贫富的差距、贸易和资本流动的不平衡等。不过在大多数场合,人们在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是指美国巨大且不断增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以及相关联的美国极低的储蓄率和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极高的储蓄率。然而由于全球经济作为整体是一个封闭经济,在核算意义上它总是平衡的: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储蓄不足,一定意味着其他国家储蓄过剩。正如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经常项目衡量的是一国与他国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及资金往来情况。当一国出口收入和其他经常性收入不足以弥补本国进口和其他经常性支出的时候,经常项目逆差出现,并主要表现为贸易逆差。央行在分析中指出,作为失衡的一方,美国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空前的7257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骤升至5.8%;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主要石油出口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则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
模。其中中国尤其受关注,2005年中国贸易顺差达1019亿美元,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近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政策当局以及国际机构对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种全球性失衡状况增加了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的风险。处于全球经济失衡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积极成员,经济运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必须具备全球眼光,用全球的眼光看清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走势。因此,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就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为非贸易的特征。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过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为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4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一是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二是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三是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发达国家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的顺差;四是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由此可见,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中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中国储蓄过剩,物价水平就不可能向上走,处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结构不平衡,有很多力量不会很顺畅地在整个体系中传导。现在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再不着手解决问题,将会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一个发展较快、世人关注的国家,毫无疑问有责任维持和推动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高度重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着手避免其进一步恶化十分必要。
二、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对策
面对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和冲击,中国必须下决心及早采取措施主动调整内外不平衡,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和抗冲击能力,以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一,必须加快调整内外需求比例,适当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更加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这是抵御全球经济失衡可能造成的外部风险冲击的最有效途径。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和贸易顺差过大,前者易造成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后者易引发贸易摩擦和加大外部风险。因此,当前调整内外需求比例的重点应该是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切实解决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和教育、医疗乱收费等制约现期消费问题,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促进外贸平衡发展,防止国防收支失衡进一步扩大。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对外资引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适当提高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标准,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技术档次低、土地资源占用多,能源消耗大和环境污染严重的外资项目,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加真实地反映实际成本,推动出口企业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同时也要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
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防止美元贬值造成储备资源缩水。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经济的内外不平衡,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人民币大幅升值,既不可能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最佳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在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要密切跟踪分析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特别是美元汇率走势可能出现的趋势性变化,及早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同时通过扩大进口和鼓励其他对外投资来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规模,防止美元一旦大幅贬值造成国民财富流失。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失衡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但主要失衡方是美国,只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特别是美国承担主要调整责任,才有可能扭转全球经济失衡继续扩大的趋势。为此,中国应加强同其他有关各国的磋商协调,督促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和提高国内储蓄率,更多地承担调整责任,共同维护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杨,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J].新金融,2006(4).
全球经济不平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
从1944年迄今的60多年中,美国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其贸易账户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其过程是: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具体分析,已出现三次周期变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表现为国际经济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发生于196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周期发生于1980年代。第三次周期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则再次下降,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占到全球经常帐户盈余的75%。但是新一轮全球经济不平衡顺差国的重点转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到现在,这一轮周期还没有结束。称这次周期为“全球经济不平衡”,是由于有关国家的贸易顺、逆差规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可以说是一个老问题的现代版。由于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美国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货币政策具有国际主导权,拥有向世界输出货币的特权,并可以把汇率和经济调整的责任转移到别的国家。今天,我们所再次面临的全球经济失衡,不过是“特里芬难题”的再现。
本次全球经济失衡的特质
虽然产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几次国际经济失衡相比较,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围更广,且顺差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了解形成这些新特点的成因,对于更深层次的认识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有意义的。
本次经济失衡程度更大、范围更广的原因,在于以下参数发生了变化:
第一,更为迅速增长的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要。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1990年代开始呈加速发展,商品、要素、人员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对国际交易和储备手段的需求增长更为迅速,这就必然要求作为主要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能够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给,需要美国更为显著地累积贸易赤字来实现。
第二,国际货币供应的外在约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各国储蓄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以配置,国内储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国内投资偏离。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国家放开了资本账户,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快,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比经常帐户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在减弱。如果不是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很难想象全球经济不平衡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维持这么久。
第四,国际货币体系丧失规则,冲突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世界经济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预规则,失去了各国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义务约束,致使各国经济决策只在非正式的货币安排中,采取基于没有制度规定和约束的政策来作出应对,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更为经常地采取非协商和非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国际经济失衡,造成经常账户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出现顺差的国家集中在亚洲,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似性和东亚国家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共同推动。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拥有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集聚和转移,就进一步带来了贸易顺差在东亚国家的集聚。
第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过度调整”。为了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开始将拥有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从而积累起过度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由净借款者变成了净放款者。由于中心国家――美国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独特性,过多的储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国。
我国的应对之策
如果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以贸易顺差国减小顺差、逆差国减少逆差为主要调整思路,而不触及国际货币体系这一深层次问题的话,全球经济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这些办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中缓解失衡,但以后同样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经济失衡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的顺差国可能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国家。
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国际压力下,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内需政策。它希望通过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储蓄降低、进口扩大等办法来缓解全球经济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两次以类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贬值,先后将调整成本转移给了欧洲和日本。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基础同以往的情况是相同的,美国现在所提出的调整办法,实质是对经济调整成本的再次转嫁。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改进,但这种改进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为条件的,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形成比较均衡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承担机制,需要国家间的对话、协调和合作,在国家林立的世界,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国家和超国家行动,从来就是困难的、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具有长期性,而且会充满摩擦和矛盾。
我国的对策应是:首先,要深刻认识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现象,同时要认清美国希望调整责任再次转移的本质,吸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