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县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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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县域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镇化 县域经济 高职教育
[作者简介]屈仁雄（1971- ），男， 四川广元人，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英语教学。（四川 广元 628017）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3-0013-03
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构件和骨干模块，在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高职教育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良好运作的高职教育系统可以为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必备的高端人力资源支持。高职教育通过培育适应县域宏观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大量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有效地推动了县域宏观经济体的技术转型与质量提升。当前，三农问题仍是困扰我国农村地区和谐发展的重要桎梏。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解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重要途径。跳出农村视野的局限性，通过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有助于提升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县域宏观经济的高效增长。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为推动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思维。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并非简单地将农村居民身份转换为城镇居民身份，还需要强大的实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战略作为支撑。掌握现代先进技术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是维系区域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高职教育系统则是培养高素质技术型和技能型人才的生力军。城镇化背景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在于发展与之配套的高职教育。
一、城镇化背景下高职教育服务县域经济的问题
在当前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以服务县域经济为导向的高职教育面临以下新挑战：
1.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与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矛盾。我国的高职院校正处于从传统高职教育向现代高职教育转型的关键期，高职院校发展战略与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有诸多不相符之处。第一，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战略与县域经济的产业发展战略之间缺乏协调性。当前我国的县域经济正处于宏观产业结构大调整、传统主导产业向现代工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要求我国高职院校采取以适应地方经济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的本土化发展战略，大量培养适应现代化信息技术需要的实用技能型人才。但是，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偏重于对纯理论人才或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战略方向未能适应县域经济的基础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高科技化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高职院校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不高，未能与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实现无缝对接，众多骨干企业的专业人才匮乏。第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战略与县域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战略之间缺乏协调性。县域经济发展要求以乡镇为中心、以农村为腹地、以城镇化战略为导向、以产业建设为动力，来确立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在于将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到县域经济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高职院校理应承担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教育功能，但由于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非农工业化人口与当前多数有待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口的文化素质不协调，高职院校需要来自政府的更多办学经费的支持，方可通过系统化的职业教育来有效改善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后的生存状态。但是，随着教育产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战略亦带有功利化色彩。
2.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方向与县域经济主导产业发展方向不协调。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方向与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之间缺乏协调性。第一，当前我国高职院校的管理体制沿袭传统的条块化分割式管理体制，各地区高职院校依据主管部门的不同，分属于中央部委所属高职院校、省属高职院校、市属高职院校及民办高职院校等不同类型。各主管单位依据本部门的发展战略，制定差异化的专业建设战略，这使得各地方政府对于本地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决策缺乏有效影响力，从而导致各地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方向与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不符，未能有效支撑本地的县域经济发展，从而制约当地的城镇化发展进程。第二，当前高职院校的专业建设决策受办学经费的限制，较为功利化，在专业建设上重视办学收益与办学成本比，轻视那些为地方经济发展起支撑作用但却需要支付较高办学成本的专业的投入。以机电一体化专业建设为例，高职院校通过购置高精尖机床设备来提升该专业人才培养层次，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起到长效作用，但会短期承担较高的办学成本。在办学经费相对紧张的情况下，有的高职院校放弃投巨资来提升该专业的办学层次，转而将办学经费投放于占用资金少且见效快的经管、文法类专业，从而弱化了县域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能力，降低城镇化进程中县域经济体吸纳农村富余人员的能力。
3.高职院校办学经费投入与城镇化进展速度不适应。高职院校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直接受制于高职院校的办学经费投放水平。我国高职院校的生均办学经费投入不足且增速较慢，与当前城镇化对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第一，地方政府在高职院校办学经费统筹方面的力度不足，办学经费投入不足，导致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相对匮乏，限制了高职院校培养高端技术型人才的能力。从国内外高职办学经验来看，由于高职教育肩负繁重的实践教学任务，教育成本普遍高于同类专业的普通高等教育。但现实中，我国各级政府有限的教育经费主要投放于国家重点高校及地方义务教育的高级阶段，对高职院校的生均经费投放水平相对较低。第二，地方政府未能充分考虑高职教育的人才溢出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的价值，缺乏主动承担高职办学经费支付的能动性。高职教育本身具有显著的非营利性，其人才产出和技术产出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增进县域城镇化水平有显著功效。由于县级财政缺乏负担高职办学经费的能动性，县域企业及事业单位难以用较低成本获取本单位所需人才，从而抬高县域经济运行成本，削弱城镇化吸纳闲散农村人口的能力。第三，高职办学经费中地方政府所占比例的不足，直接抬升了学生的学费负担比例。高额的学费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投资回报率，削弱了部分家境困窘学生的入学意愿。
4.支撑高职院校服务县域经济的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提升高职院校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第一，高职教育的相关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失范。高职教育相关行政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未能充分满足高职教育模式迅速发展的需求。部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采用传统计划式行政管理模式，未能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高职院校法人治理结构，导致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实施管理权时出现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干涉了高职院校的自主管理权，扰乱了高职院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第二，主管高职教育的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建设缺乏有效性。由于我国高职院校的行政管辖权分别隶属于不同层级的政府，高职院校的上一级政府主管部门未能与该高职院校的驻地政府就其所管辖的高职院校的具体办学方针和专业建设方向等问题，展开有效的沟通与协调，从而导致该高职院校的办学方向未能充分满足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第三，支撑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提升的社会教育资源整合力度不足。高职教育的办学目标直接指向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其办学资源应来源地方企业。但是，当前地方政府在动员有志于支援高职教育事业的社会力量方面力度不足，高职院校缺乏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办学的能力，缺乏建构和运作校企联合体的经验与实力，从而制约了高职院校利用社会资源来改善自身教育资源的能力。
二、城镇化背景下高职教育服务县域经济的对策
1.重构高职院校服务县域经济的办学理念。高职院校应当拓展以“教书育人”为宗旨的传统办学理念内涵，转而在其办学理念中融入服务县域经济的现实元素。第一，高职院校应确立以市场为导向、服务县域经济的办学理念。高职院校办学资源的有限性，要求高职院校审慎配置其教学资源，确保教学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有效激活并充分利用人才需求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助于提升稀缺性高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水平。高职院校服务县域经济的内涵并非服务于县政府，其服务方式应当以县域经济体内的人才市场需求为基础性导向，通过配合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高职院校对于县域人才需求市场的快速反应。这要求高职院校通过行政化改革来剔除隐匿在高职管理层内部的官僚式作风，建立高职院校的市场化生存方式。第二，高职院校应当通过服务县域经济的渠道来实现学校办学利益的最优化。在参与县域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高职院校对办学收益最优化有着切实的诉求。地方政府在激励高职院校为县域经济做贡献的同时，应充分考虑高职院校及其教师对切身利益的需求，通过丰厚的政策性激励资金投入，来吸引高职院校主动参与。鉴于高职教育具有较强的外部经济效应，地方政府应当通过测量高职院校对该县域经济的贡献水平来拨付相应数额的财政资金，以支持高职院校的稳健发展。
2.以县域产业政策为指导变革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第一，高职院校应当深入研究县域宏观经济政策发展趋势，制定具有前瞻性的人才培养规划。当前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势头迅猛，技术升级速度加快。宏观高职教育的办学方向应当适应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需要，通过分析并预测县域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制定具有一定超前性的专业与课程，为未来县域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第二，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专业课程安排应当与县域产业政策保持协调一致。这一制度安排既有利于增进区域产业的发展潜力，也有助于提升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提高毕业生就业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服务县域经济，满足社会对高职院校的人才需求。这要求高职院校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主动调整专业结构设置和课程设置，来满足县域经济体内特色产业发展所提出的高技能型人才需求。高职院校应当深入分析县域经济体内的产业结构特点，精准把握县域特色产业的人才需求，并据此来确定本校的专业结构及专业课程内容。第三，高职院校应当重视高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以适应县域经济产业升级的需求。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必推动其产业升级，这对高职院校提出了培养复合型高科技人才的新要求。但是，当前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在掌握娴熟的岗位技能，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及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方面存在不足，难以从质与量两个层面充分满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3.建立服务县域经济的全职业生涯型教育体系。高职院校应当建立服务县域经济的全职业生涯型教育体系，有效巩固县域经济体内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优势。第一，高职院校应当为县域经济体内的弱势人群提供全职业生涯教育服务。低学历人员、城镇失业人员、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等弱势人群，缺乏适应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基本用工需求，从而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人才短板。高职院校应当结合不同类型弱势群体对就业知识与技能的需求特点，制订差异化的职业教育方案，为弱势人群的技能更新、岗位变化和职位晋升提供必要的知识与技能支持，以促进区域内全体居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维系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第二，在建设全职业生涯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应当积极运用新教育技术，创新职业教育新模式，提升高职院校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高职院校应当利用当前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大力发展网络教育，突破职业教育的时空局限，满足社区群众对于促进就业的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学习需求。高职院校还应当突破常规化办学形式，通过创办社区夜校及创办节假日教学班的方式，为社区群众提供灵活、开放的学习环境。第三，高职院校应当在完善学校办学机制的前提下，促成传统全日制教学体系与面向社会的终身教育体系的资源整合，建立健全层级规范、体系开放的新型教育制度体系，为繁荣县域经济、促进县域就业和消除县域贫困贡献力量。
4.健全服务县域经济的高职教育的社会保障机制。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有助于高职院校提升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第一，完善支持县域经济的高职教育办学经费保障体系。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前城镇化进程和相应的农转非人口规模来规定高职院校扩招规模，并制定相应的财政保障措施来确保高职院校扩招战略的有效实施。高职院校的实用型技能人才培育事业对于县域经济而言，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效应。应当由政府出面，从财政拨款和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高职院校充裕的办学经费支持。地方政府应当设置专项高职教育经费，以专门支持那些设置地方急需专业的高职院校，并鼓励地方企业积极为高职院校提供教学实训设施与设备支持。第二，规范支持县域经济的高职教育的行政管理制度保障体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充分明确高职教育及相关高职院校在本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以此制定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的相应管理职责和任务。针对部分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教育管理部门应当明确教育管理执法权的归属和使用边界，删减繁琐的教育执法程序，确保高职院校将主要精力放在提升教育质量上。第三，强化支持县域经济的高职教育人事制度保障体系。地方政府应当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的方式增强地方政府对高职院校的支持力度。可通过统筹高职人事政策的方式，提升地区内技工与技师的薪酬水平，确保其住房、医疗、养老等个人福利待遇，以建立提升县域经济技术水平的长效机制。地方政府应当敦促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与高职院校及民营中介的合作，组建高等职业技术人员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并建立针对高等职业技术人员的绩效考评制度，以选拔出适合县域经济体发展的优秀高等职业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顾坤华，赵惠莉.高等职业教育向县域“前移”的思考与对策[J].中国高教研究，2011（1）.
[2]李振祥.县校合作：我国高职教育产学合作模式创新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3（7）.
新型县域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县域经济；战略协整；共生品牌；协同发展；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913；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007-07
〔作者简介〕袁中许，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河南郑州 450002。
一、引言
在我国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无疑离不开中心城市集聚和扩散功能的发挥。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对全国范围内经济具有强大辐射影响力的一级中心城市，以及对所在行政省区领域内有经济带动作用的二级中心城市。就我国整体经济而言，中心城市对应其宏观与中观领域发挥对经济的核心引领作用；省辖的地级城市中，去除二级中心城市外，其余地级城市则不妨称之为“地方中心城市”。但直至现在，对于一市之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方中心城市”如何在相对微观区域中体现其经济地位和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还比较缺乏。不可否认，地方中心城市中确有占比很小的一部分，像四川的攀枝花、河南的漯河等，凭借一方突出优势，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经济影响力，成为“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同时，也有另外一小部分，像安徽的阜阳和湖北的恩施等，在资源或地理位置等方面有明显劣势，若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和外来机遇推动，恐难呈现区域经济影响力，这一部分可归为“弱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于大多数地方中心城市而言，从其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点看，既谈不上具有多方或某一方可以依凭的特别的内外力量或者可以轻松转化为经济效应的突出优势，又不同于劣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故属于“均势类型”范畴。相比于一级中心城市、二级中心城市和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这些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应有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和发挥。谢小平和王贤彬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推进中，中小城市过多大城市过少，而大城市的出现及大城市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县域经济效率。〔1〕作为地方中心城市，大部分属于中等城市，有必要壮大规模使其进入大城市行列。赵玉芝和董平在分析江西的县域经济特征时认为，由于马太效应县域经济差距在加大，并强调政府的策略与地方中心城市的重要性。〔2〕另外，通过经济绩效、生态环境及城乡统筹等七方面的实证，郝华勇得出山西地方中心城市的市域城镇化普遍存在质量指标不协调的问题，并且发现省会中心城市由于竞争力和结构功能局限，其核心辐射带动作用并非十分明显。〔3〕说明我国城市化、城乡统筹及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推进和发展已经迫切呼唤“地方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不仅涉及我国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还包括东部发达地区。截止目前，对地方中心城市的研究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张海丰和黄河东从工业化绝对向心期理论出发，认为广西经济发展需要全省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为此必须提升各地方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争取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通过集聚与扩散功能，发挥地方中心城市在县域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引擎和重要支撑作用。〔4〕戴宴清提出我国城市化在达到30%水平后，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起飞点，中心城市理应承担城市化的历史重任。针对县域经济大而全、小而全带来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问题，应做大做强地方中心城市，完善功能，提高县域经济协调能力，使地方中心城市成为当地一方发展的增长极。〔5〕胡碧玉等从城市经营视角出发，以南充、广安、眉山和巴中为例，认为实现四川地方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培育城市主导产业，以此提高城市竞争力。〔6〕田学思和赵崇生认为地方市级政府既是“政治人”，又是“经济人”，应当从行政区整体利益考虑，实现辖区共同发展。 〔7〕这些研究指明地方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需要发挥引擎作用，应因地制宜朝着扩大规模，优化功能，提高竞争力的方向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由于政治、地理、经济、文化与历史渊源而存在的共生关系所决定，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县域经济”必然与之紧密相连。这里“县域经济”是指除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市区经济之外，仍属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市级行政职权所辖的所有县域经济。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强调自身中心作用却忽略自身有限的条件，以致所属县域经济无法感受向心引力和辐射，表现为孤立和分散；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往往忽视对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的能动作用，使得整体互补和积聚效应乏力。其实，在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二者之间整体上潜存着一个动力系统有待发掘利用，通过系统的有机衔接，可以解决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断裂问题，从而有效地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和促进城乡持续发展。〔8〕任迎伟和胡国平提出，城乡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客观地要求加深城乡产业互动和发挥区域政府的促进作用，通过区域政府的合理干涉避免不利于城乡产业互动的城市偏向发生。〔9〕
本文立足于城乡区域系统共生视角，从增强和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主导作用，有效推动相对微观区域城乡经济互动、共同发展与动力发展出发，探讨和研究我国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战略协整的方法路径。
二、构筑一个统建实体――“点域共生系统”
地方中心城市负载着所属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特有功能，在服务自身的同时，不断扩展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与所属地域的联系。城要管理，市要繁荣，故而城市需要发展。地方中心城市所属区域，除市区外还有所属县域（主要包含三农区域），都需要发展。毋庸置疑，两者如同一个共生体。尤其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这种联系客观上会越来越紧密。县域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地方中心城市带动，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县域经济支撑。事实证明，二者之间的持续、协调发展是高度关联的。〔10〕这必然要求地方中心城市所在区域主体顺应客观现实和利用客观条件，实现双赢。
作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一方面仍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信息集散与服务中心、技术支持基地、商贸窗口、物流交通中枢和人才聚集地，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突出优势，使得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经济环境的生态链难以形成。虽然具备一定的经济常态要素，可市区经济实力有限，由此制约了地方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引领和扩散作用的发挥。再者，县域经济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在自然地理上一脉相承，在政治文化上上下相齐，一般而言，不会单独存在突出表现。县域经济纵然有较为独特的一面，仍难越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扩展其外部效应。因此，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及其县域经济要在经济日益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的环境中保持活力和持续发展，必须创造属于共有的竞争优势。那么，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其所属县域经济之间的最优选择便是“合谋而动”，通过自主和内在的资源要素与利益行为联合，改变所属区域经济的平庸处境，发掘潜力培育优势，创造条件进一步使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力。
实现二者的真正联合，首先必须造就开放的心态和思维。县域经济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收入持续增加，农副业繁荣，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有效推进，急切需要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同时，地方中心城市要扩大规模，承载生产、生活与服务体系功能，提升城市文明和现代化水平，真正发挥对县域经济的带动、辐射、调节和服务功能，同样需要县域经济支撑。其次，将开放性融入其中，促进历史和地理彼此相依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县域经济之间物质关联系统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和运用城乡“共生”关系，确立二者稳定合作、共同进化、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和对称性互惠的共生系统性质。〔11〕由此打破城市和镇乡彼此分割的局面，使“三农”支持地方中心城市发展，地方中心城市则依托“三农”，进而形成城乡互动，互助互推，紧密依靠，有机统一的发展整体。
可见，这里所探讨的是以无强势支撑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为中心点，以“县域经济”为域，两者有机结合形成的既相对微观又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统一建设实体，故称之为“点域共生系统”。
三、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及共生价值品牌
点域共生系统的构筑只是满足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前提，但真正实现其发展战略，还需要所在主体的能动协整开拓。
1.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
不谋全局者，难求其一隅。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的发展，应放在国家经济整体格局中考虑，这就要求点域共生系统通过协整方法实现自身协调、持续和富有竞争力地发展。
依据战略理论和协整理论，为了点域共生系统的战略协整，必须首先做好三方面事项。一是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主导地位。由所属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和组织资源发挥的有效性决定，主导不仅事关发展方向，而且紧密相连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战略利用。二是中心城市由于具有中心地位和身负主导作用，为了引导点域系统发展战略的实现，必须以制度确立中心城市的长期发展目标。正如企业一样，要经营好城市必须选择好自身的发展目标，着眼全局，立足长远，运用目标带动资源、优势和潜力，实现整体优化，造就特色。〔12〕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在县域经济发展支持下的目标，而县域经济是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带动下的经济。三是围绕点域系统发展战略与中心城市长期发展目标，对区域资源做到有效整合，中心城市抓着能够体现和支撑点域系统共生协同发展的产业经济，不仅应选择好主导产业，还要考虑协调和优化三次产业结构。重视发挥主导产业的主导和扩散效应，发挥好支柱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功能，坚持用产业集群模式培植产业经济特色优势，并利用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协调布局规划，从而推动区域经济良性发展。〔13〕在此基础上，推进协整和战略，创建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以品牌价值影响力推进点域系统的发展。
2.点域系统的共生价值品牌及其对协整战略的助推
品牌是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是实体、社会心理特征及产品相关利益整体的象征。构建品牌利于提升企业、城市与区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由于品牌的建立具有广泛、深刻、持久的社会基础，其影响力所带来的“溢价优势”无疑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实力与竞争力的标志。〔14〕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产品经营时代，90年代是资产经营时代，那么21世纪就是品牌经营时代。品牌分布彰显区域经济集群优势，通过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和产品品牌。品牌的价值则在于为地方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带来持久的动力源泉和深刻长远的发展。〔15〕
品牌对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犹如血液之于生命。有了品牌，特别是创立了价值品牌，就等于有了消费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吸引力，就会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资金、技术、劳动力和人才的集聚，从而加速和促动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所属区域经济富有活力地发展。故，在原有县域和市区产业经济品牌及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品牌基础上，通过点域共生系统目标战略的协整，坚持培优和挖潜，并在注重产业与文化的核心、内含创新建设上实施有效的、有机的整合，创建属于点域系统共生的价值品牌，从而依托该品牌的内在凝聚力和外在竞争力，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和区域经济的有效联动、持续发展提供价值动力和源泉。
四、双向战略协整概念及双向战略协整水平测度
1.双向战略协整
双向战略协整是将辖区内重要的和具有一定特色、优势、潜力的资源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进行有机渗透和结合，也即发展目标的制定和实施充分考虑了县域和市区在内的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经济的发展则自觉融入跟进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使之发挥整体联合互动效应和要素集聚的系统优化效果，从而形成点域共生系统鲜明的优势与特色，以此创建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推动点域系统经济整体动力发展。
五、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协整实例
在前述理论与方法分析基础上，本文借助“许昌实例”进一步探究由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共同构筑的点域共生系统及其战略协整，并以此检验其可行性和最终效果。
许昌市作为我国中部后发地方中心城市，就其地位、资源条件和经济特征而言，属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尽管相距省级首位中心城市郑州不足100公里，能够分享来自郑州的经济辐射带动效应却十分有限。在我国所有地方中心城市中，许昌市本身并不具有特殊和突出的经济优势及经济环境优势，自然资源与地理条件的潜在可能性优势有待挖掘，社会文化资源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但比较分散，也比较荒疏，整体上缺乏重视、创新和提升，称不上特别丰富与奇特，影响力自然是有限的。此外，该区域内既没有国家重大投资项目，也没有称得上“浩大的建设基地”。在国内较知名的企业仅两家，产业集群数量很少且规模分布不均衡。作为一个内陆地方中心城市，难以享受国家各项投资或税收等优惠政策。因此许昌市作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
1.确立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协整的层次因素
（1）目标因素。许昌市所辖周边五县二区，分别是许昌县、鄢陵县、长葛、禹州、襄城县与市区魏都区及正在建设的东城新区， 其中长葛和禹州均为县级市。从2003年开始，顺应国家城镇化发展形势，许昌市致力创建点域共生系统战略，将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进行有效协整，发挥区域系统内现有的资源、特色和优势，挖掘潜力，树立特色许昌，创建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组织推出并正式实施了许昌城市七个发展目标，分别为创建优秀旅游城、国家卫生城、国家园林与森林城、打造文化生态城、轻工商贸城、以农业科技为依托的科技城及宜居与中原创业示范城。这七个目标依次记为b1、b2、b3、b4、b5、b6和b7，作为协整目标因素其权重相应设为a1 、a2、a3、a4、a5、a6和a7。
（2）资源因素。许昌市区及所辖周边五县的经济资源及可转化为经济效应的地理、政治和文化资源。就鄢陵县而言，有“腊梅之乡”之称，建有中原花博园和花卉基地，以花卉、花木产业为主导，以棉花生产为支柱。而禹州以钧瓷为特色，禹州钧瓷享有一定范围的知名度，且有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并以中药材种植为支柱。许昌县以发制品产业为主导，以河南瑞贝卡股份有限公司为龙头，产品主要对外出口①，其次是以粮食产业为支柱，以腐竹产业为特色。长葛以黄河模具金刚石制造业为主导，以农业机械为支柱，以众品实业及养殖业为特色。①襄城县山水资源较为丰富，紫云山风景有别致的一面，该县域以烟草、蔬菜种植为支柱。毫无疑问，许昌市区，是许昌市这一地方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区位交通地位比较重要，也是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工程的通过地。工业上具有一定行业实力的许继继电装备集团和许昌烟草公司，有日益兴旺的商贸业，前景向好的房地产业，还有分散但可以适度挖潜并具备历史依托的三国文化资源。许昌市作为地方区域，地处中原，地理位置较好，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人才资源的潜在聚集。
①众品实业重在运用标准化、专业化和产业化模式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和制造。
针对以上情况分析，我们归纳了10个协整资源因素，其中，县域烟草、粮棉、药材、蔬菜种植及养殖等农业资源记为c1，特色山水资源、钧瓷及花卉资源记为c2，县域外贸加工制造及机械产业记为c3，市区城内的继电装备业记为c4，烟草业记为c5，商贸房地产业记为c6，文化资源记为c7，整体人力与人才资源记为c8，地理生态资源记为c9，许昌作为西气东输及南水北调的经过地，交通区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中原城市群的重要一员等潜在因素记为c10。
2.点域共生系统协整层次因素的权重分析
一个系统通常由若干层次结构构成，对于系统的总体评价通常运用层次分析法，即对层次之间及层次内部聚类均采用加权量度法。无论采用客观赋权，还是主观赋权，运用得当都能获得较为可靠的评价效果，如同Marinoni（2006）的研究所呈现的。〔16〕现在，设定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战略协整中，其点域共生系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首要的层次，即目标因素层，第二个是资源因素层，主要为经济因素，以及蕴涵经济效应的文化、政治和地理因素。各个层次又有若干分类，由于对层次类别难以做到客观赋权，故根据调查、考察，及其他可获得性信息与数据的纵横对比，结合有关专家建议，经综合分析给予主观赋权。
3.点域共生系统的层次因素赋权与其共生协整的阶段成果
由于许昌点域共生系统中有着一定的中原文化积淀及三国文化资源，农业资源也比较丰富，旅游资源蕴涵潜力，城市及周边环境日趋生态化，与创业相匹配的人文与政治环境日益突显，所以，出于战略考虑，将目标因素权重依次定为020，010，015，025，010，005，和015，其中发展目标b1，b4与b7为重心，b2，b3，b5，b6则是重心目标实现的必要和可利用条件。同时，依据创建国家卫生城、优秀旅游城等的努力程度，以及自身和外部综合评价，2010年目标成绩分别赋为75，90，70，80，55，40，和65，每个资源因素对发展目标的权重总和为1，对不同发展目标的实际影响作用给予相对赋权，然后乘以070，即对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与系统资源因素项数之比，进行量纲化处理，再将相关数据代入（1）式可得该年度共生战略协整水平的阶段性成果值约为092。
4.点域共生系统的协整创新演进与共生协整战略推进
由战略协整水平数值与表1对比可知，许昌市作为地方中心城市，其主导发展目标与包含市区经济、县域经济在内的所属区域进行双向战略协整，经过2003年以来的不懈努力和协整创新推进，至2010年已实现较为占优水平。协整水平测度值作为双向协整水平的综合体现，也是对该点域共生系统的整体评价，此量度方法兼具静态与动态指标的量化功能。〔17〕事实上，协整就是一种生产力的创新创造和资源效益的优化，借此可以提高城乡凝聚力和系统整体经济素质，使区域特色和优势得以呈现和提高，逐步树立点域系统共生价值品牌。期间，一方面，许昌市政府坚持和加强自身对区域引领的主导地位，将以往对区域的行政管理理念逐步转变为对区域发展战略的协整服务理念。另一方面，重视运用产业集群模式推动目标发展下的特色和富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在链条上对接和扩展，并且专门成立支持战略协整的科技人才服务总部和管理协调服务总部，经过8年的战略实施和创新努力，许昌点域系统协整水平得到不断优化提升。由表2知，与之对应，该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在这8年内提升了近85位。促成了“文化、旅游、生态和创业”为核心的“特色许昌”这一点域系统共生、具有不可完全替代性的价值品牌的确立。同时，内外创新演进的战略协整带动点域共生系统综合竞争力在全省不断提高并较为稳固地向前跨越了六位，由平庸者变成了领跑者，使运用共生品牌价值动力推动点域系统经济实现持续与跨越发展战略稳步推进。目前许昌点域共生系统整体实力居省会郑州和工业基础雄厚的副省级中心城市洛阳之后，这说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进行战略协整，可以有效地实现该区域城乡经济的联动、持续与动力发展。不仅如此，在这一战略协整过程中，许昌市区人口规模扩大迅速，从2003年的51万增加到2010年的81万，7年间增幅达60%，实现了城乡区域人口总量和中心城市经济容量、经济层次相称的城市规模优化，也验证了刘妮娜和刘诚所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人口层次有序流动一致的观点。〔18〕同时，伴随协整水平的推进，协整目标成绩也在不断提高，证明点域系统战略协整同样利于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城市化质量水平。当然，根据优化协整的动态性，还应通过对其他项目标的权重及资源因素系数的调整，提高宜居和示范创业城发展目标的权重，加强农业科技城与创业示范城目标的合作。同时，如果引入能够发挥区位优势与人力资源优势的科技环保制造业，引领和强化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其协整水平将会进入新的提升阶段。
六、结论与启示
在加快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新时期，除了发挥一级和二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外，还应当重视和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在相对微观区域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引领功能。对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而言，受自身力量和条件局限，以及与县域经济的相依性，二者应选择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为中心点，以“县域经济”为域的城乡一体点域系统共生战略联动发展道路。战略协整理论及许昌市的实例分析表明：因地制宜采取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区经济在“目标因素”和“资源因素”上进行双向战略协整，不但可行而且富有成效。通过战略协整，能够创造点域系统特有的共生价值品牌，从而借助该品牌的价值动力推动区域城乡经济整体发展，这种战略协整还有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同时，战略协整保障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功能与县域经济支撑凝聚作用的同步互动与双向增强。在战略协整下，由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目标带动和区域资源因素的向心互动，使发展具有了内在性和源泉性，相对于被动给予，战略协整无疑会增添城乡统筹中区域经济主体的内驱动力。〔19〕此外，战略协整的协同性、适应性与竞争一致性，也决定了这不仅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于所属县级城镇、近距离都市圈及远距离小城镇与新农村辐射的承接和传导，〔20〕也会促动反向产业链的专业分工合作及市场梯度培育，故可以成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一种根植性途径选择。
不难发现，战略协整过程就是对内帕累托改进和对外竞争占优的过程，也是一个“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塑造和价值提升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一个创新演进过程。创新协整意味着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发展目标的稳步推进，及点域共生系统原有经济活力的相互影响和增强。这一过程自然蕴涵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管理水平、服务功能和产业集群效应的相互反馈、支撑、促进，以及点域系统共生品牌形象的树立与不断提升。再通过进一步的协整创新，可以不断呈现和发挥点域共生系统的整体优势和潜力，使属于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的价值力量逐步得以形成和提高，并以品牌吸引人气和人才集聚，化现实和潜在资源为经济优势，积极汲取外部信息，形成点域系统内在的特色属性，从而通过核心产业和核心技术的内在创新持续增强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主导下的点域系统共生品牌的价值竞争能力。事实上，这种战略协整的创新演进，不仅体现在相对既定的时期和条件下，即使在发生目标改进或调整、资源要素出现新的组合或形态变化，抑或环境、政策变迁等条件下仍然具有创新演进的功能。正是战略协整的这种创新演进特性，可以保证在双向战略协整中能够不断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功能，并逐渐摆脱区域经济的分散和平庸，最终使 “点域共生系统”竞争力优势得以逐步形成和增强。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及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推进中，为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根本上增强所属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活力，本文从研究结论中得出几点实践启示。
首先，应树立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点域系统”的共生共演意识。对于数量众多的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而言，没有极为突出的地理区位、政策支撑和经济资源优势，所以不能沿袭一级和二级中心城市及强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但又不必像劣势型中心城市那样被动地等待外来支持力量和机遇。由于地理空间上的经济血脉相连、文化近同和政治相依特性，决定了在内外开放环境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系统的共生关系及战略协整演进发展的必然性。
其次，应提升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战略主导能力和引领区域经济紧密互动、共同发展的协同服务水平。从战略引导出发，坚持发挥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的主导功能和作用，提高承载相对微观区域以经济联动发展为核心的目标综合治理能力，并在战略协整中， 提升以技术支撑与效率关联为中心的协同服务水平。
再者，应坚持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点域共生系统的协整创新演进，促进新型城镇化下的城乡区域经济协同与动力发展战略。借助企业家精神培养、服务业专业化扶持及“回波效应”的新增力量，致力于点域系统集群企业的核心技术与核心产业创新，促进目标和环境动态跟进的战略协整，内在地推动点域系统共生异质性价值品牌的核心技术链和产业链培育，从而保证其独特价值品牌的内涵不断积淀和价值竞争力的增强与提升，推动产城互动和城乡区域经济协同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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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县域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
[中图分类号] 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2-0137-03
[作者简介] 郑四华，景德镇陶瓷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胡 颖，景德镇陶瓷学院助教，金融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证券投资。(江西 景德镇 333000)
一、构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商业银行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同时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形成了较大冲击，对我国金额体制和金融制度也产生重要影响。随着我国金融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浮出了水面。不良贷款问题成为我国银行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沉重包袱和障碍，使得金融对经济承担助推器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断强化信贷管理，加速财务重组步伐，加快不良贷款核销力度，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分别有所下降，但截至2006年底，全部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款余额仍有1.25万亿元、比率为7.1%，仍然高于国际间银行评价标准水平记录(其良好区间在 2%至5%)，信贷风险在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中仍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在金融市场加速开放的今天，信贷风险的防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则是一种事前管理模式，即运用计算机系统对特定经济主体进行系统化连续、动态的监测分析，提早发现和判别相关信贷风险，并发出相应的风险警示信号。商业银行可通过对企业风险信息的预警，随时感知自身所处经济环境中风险状态和对企业采取措施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准确冷静地分析投资环境与市场变化对贷款影响的能力。同时，在银行贷款所面临的各种现实的或潜在的风险尚未形成或刚刚开始显露有效威胁的情况下，应用预警系统可以排斥和防范企业经营性风险的侵入，使企业经营性风险不致影响银行贷款的安全性，将信贷风险的危险系数降到最小。
因此，建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及时发现、防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和扩大，对银行贷款进行规范的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思路
贷款独立性是信用风险数学模型应用的重要假设条件。政府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和政策错误将导致银行信贷存在的风险，无法用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进行准确的预测，即使预测到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应用。因此，我国目前对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应用很少，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也受限。
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把国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对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已有3家上市，农业银行的股改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之中。上述举措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管理理念、以及经营绩效。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将更加理性，贷款的独立性也不断提高，信用风险度量数学模型在我国的应用条件已逐渐具备。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是指运用计算机系统的智能控制功能，通过一系列定性、定量的技术手段对特定经济主体进行系统化连续监测分析，提早发现和判别风险来源、风险范围、风险程度和风险走势，并发出相应的风险警示信号。根据风险预警系统提供的不同信号，对商业银行贷款业务的开展进行指导。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着力于建立一个有助于银行及时发现不良贷款，并有效控制不良贷款的系统。整个系统由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商业银行信贷警示子系统和中心协调控制子系统组成。通过各个子系统的协调运行，实现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和贷款监管业务的智能化、科学化，信息化管理。
三、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
商业银行信贷预警系统的预警依据主要是银行信息资源。及时、准确的信息是系统运行的基础，也是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央行和银监会开展监管的前提条件。因而，建立一个健全的数据信息中心是十分必要的。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是整个预警分析系统的数据信息储存和提取的中心。
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包含的信息种类有：历史统计数据信息、即时数据信息、经济发展信息、行业动态信息、客户信用信息、系统内部处理信息等。除系统内部处理信息是来自系统处理结果外，其它信息都来自系统外部，其信息传导途径为：
信息通过上图的传导途径，最终进入系统的数据库。由于目前全国各大商业银行都已经运用了计算机联网系统，对于信息的采集和导入已经不是难题了。
在明确了数据信息的种类和来源后，就需要了解这些信息的归属。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由几个大的数据库组成，每一个数据库下设置数据项，数据信息分类储存在各数据项下。具体设置的数据库如下(表1)：
1.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包括的内容为：①经济发展信息，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状况、税率、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规模、结构及变化趋势、国家法律法规中对产业发展的鼓励或限制信息等；②货币政策信息，如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率、利率、汇率等。建立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判断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状况，以防范经济恶化所带来的信贷系统风险。
2.商业银行相关信息数据库。银行相关信息数据库的内容为：①银行业总体信贷信息，包括中央银行、银监会的业务指导信息、同业拆借率、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的存量和增量、投资动态、不良资产总量及比率等信息；②银行内部自身资料信息，如各商业银行存款总量、贷款总量、可支配的资金量、贷款运营周期统计数据、贷款偿还情况等。建立该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同行业信贷状况，商业银行自身信贷资金运行风险状况，以防范商业银行业信贷风险。
3.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数据库。按照贷款主体的不同，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数据库分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及小型企业、企业法人三类客户信息数据库。自然人信息数据库的内容主要为客户个人基本情况，侧重于个人收入、个人信誉和负债情况。个体工商户及小型企业信息数据库的内容主要为：客户基本情况、盈利能力、营运能力、负债情况和偿债能力等，侧重于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潜力状况。企业法人客户信息数据库主要包括：①客户基本信息，如公司概况、公司历史信誉、管理层素质、行业地位、企业发展前景等信息；②客户财务风险信息，如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量状况等信息；③客户信贷资产质量风险信息，如贷款本息按期偿还情况、不良资产情况、担保抵押情况等信息；④客户所处行业信息，如产业政策、对外贸易条件变化、市场供求、产业成熟度、行业技术风险、行业垄断程度、行业增长潜力、行业波动性、产业扩张性、产品替代性、行业资本积累率、行业劳动生产率、行业亏损系数、产品销售率、行业信贷平均损失率、相对不良资产率等。建立商业银行客户信息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客户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信用等级状况，以防范贷款对象风险。
四、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
商业银行贷款分析子系统是整个预警系统的核心部分，当客户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时，银行业务员将有关数据输入商业银行信贷信息子系统，商业银行分析子系统便从信贷信息子系统中提取相关的客户信息、行业信息、宏观经济运行数据信息，对商业银行的该笔贷款业务进行动态分析。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由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指标模块、判断模块、预测模块组成。
1.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主要包括：①系统暂存信息数据库；②预警警界线数据指标库；③数据处理公式数据库。建立该数据库的目的是为了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有效的运行。
2.指标模块。指标模块是实现预警的首要环节，其主要功能是建立科学的预警指标体系正常值，建立预警界限。指标模块的作用是为了使预警指标信息系统化、条理化和可运用化。预警体系科学性的首要标志就是所选择的预警指标系统能否科学地反映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变化特征。
预警指标主要由系统性风险指标和非系统性风险指标两部分组成。客户系统性信贷风险主要来源于宏观经济方面的行业信贷风险、区域信贷风险；非系统性风险主要表现在客户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信贷记录等方面。因此，结合上述风险构成因素，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应包括宏观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客户所处行业信贷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客户所处区域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客户经营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客户财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客户信贷资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指标模块就是通过确定数据库中各指标正常值的范围和指标体系的权重，计算出警界限系数，再将预警警界线系数输入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中保存。
3.判断模块。判断模块主要功能是将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库中的客户信息调入，对照系统运行参数数据库中的数据处理公式所确定的正常值(预警警界线)，计算风险指数。判断模块决定是否发出警报，以及发出何种程度的预警警报。
报警装置是风险预警系统的关键部件。信贷风险预警系统在目标客户的信贷风险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能够通过指标体系的风险指数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为信贷人员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制定信贷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4.预测模块。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不但可以对银行当前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发出预警信号，而且能够根据历史信息，预测银行信贷风险的发展趋势，进而对客户信贷风险的未来状况做出评价并进行预警。由于用于市场预测的灰色理论具有需要的数据模型少和利用微分方程描述动态特性的优势，且由理论建立的灰色动态预报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因此在信贷风险预警系统中引入灰色理论进行预测，可以获得良好的预测效果。
五、商业银行信贷警示子系统
一旦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子系统的判断模块决定发出警报时，商业银行信贷警示子系统就会发出相关的警示信号。
商业银行信贷警示子系统的预警分为两部分构成，即商业银行信贷整体风险和单个客户风险所构成；相对应的商业银行贷款警示子系统为两类预警，即A类预警信号和B类预警信号。
A类预警信号反映的是商业银行自身风险情况，共分为5个风险等级，由绿、蓝、紫、黄、红5种颜色的字母“A”标示。当预警信号为绿色时，表明银行经营稳健，达到银监会风险监管的各项要求，控制风险能力较强；当预警信号为蓝色时，表明银行经营基本稳健，达到银监会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在个别方面未达到风险监管要求；当预警信号为紫色时，表明银行经营状况正常，基本达到风险监管的主要要求，但存在一些缺陷；当预警信号为黄色时表明银行存在较大的风险，较多方面未达到风险监管要求，存在问题较多；当预警信号为红色时表明银行经营状况很差，经营有严重缺陷和问题，控制、化解风险能力基本丧失。
B类预警信号反映的是贷款客户存在的风险情况，共分为5个风险等级，由绿、蓝、紫、黄、红5种颜色的字母“B”标示。当预警信号为绿色时，表明客户的收入稳定，有十分强的偿债能力；当预警信号为蓝色时，表明客户的收入基本稳定，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当预警信号为紫色时，表明客户的收入较前期有小幅缩减，但收入基本稳定，具备偿债能力，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债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当预警信号为黄色时，表明客户的收入大幅缩减，并长期不能改善，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当预警信号为红色时，表明客户收入缩减严重，并出现负收入，基本失去偿债能力。
六、中心协调控制子系统
正如一个乐队需要一个指挥一样，作为一个完整的运行整体，仅有各个子系统的独立运行是不行的，它们必须相互合作、协调运行。而中心协调控制子系统正是充当了指挥的角色。
中心协调控制子系统设置的功能是将各个系统的资源合理的调动起来，避免信息资源的重复，并及时更新；检验预警信息系统、指标模块和判断模块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并对其定期进行信息反馈，及时调整。同时，在其它子系统完成各自任务时，它能够及时保存数据信息，并对其加密，避免资源外泄。但最重要的还是它能够同银行的联网系统建立对接关系，避免系统之间产生冲突。
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进行预警，其最终目的在于对信贷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以往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偏重于信贷风险的事后控制，即等到风险已经发生才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此刻不良贷款已经形成并造成一定的损失。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对贷款前的银行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分析预测，在银行贷款过程中既考虑银行单个客户的非系统性风险又兼顾了宏观经济环境和银行自身的风险。使商业银行贷款形成以事前控制为主的，并与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相结合的信贷风险控制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信贷风险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曾丽.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预警机制研究[D].四川大学，2006.
[2]胡群峰.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预警研究[D].江苏大学，2005.
新型县域经济范文第4篇
2007年，环保总局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出台了绿色信贷政策。但目前银行业绿色信贷环境与社会风险（简称环境风险）管理能力不足这一点严重制约着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借鉴国外银行绿色信贷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的经验，首先从绿色信贷及其环境风险管理的内涵入手，分析了我国银行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之后讨论了国外典型“赤道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管理模式，从中寻求我国银行可从中借鉴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能力，提高我国绿色信贷业务的效率的对策。
关键词：
绿色信贷；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9011404
1引言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如何协调经济发展过快与环境承载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对于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而言，银行承担的环境责任就成为金融体系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为了充分发挥金融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2007年环保总局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出台了绿色信贷政策，要求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严把环境关，对于不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和达不到规定环保要求的企业及项目信贷进行限制或禁止，限制高能耗和高污染行业的发展。
2绿色信贷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绿色信贷是我国绿色金融的重要实践，而其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环节即是其被称为“绿色”的关键。2012年2月，为促进我国银行发展绿色信贷，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绿色信贷指引》。《绿色信贷指引》中称环境和社会风险（简称环境风险）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客户及其重要关联方在建设、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及相关风险，包括与耗能、污染、土地、健康、安全、移民安置、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等有关的环境与社会问题。
3我国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绿色信贷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彰显了银行业履行社会及环境责任的义务，对环境风险的防范是绿色信贷不同于一般银行信贷的突出特色。但目前，银行业绿色信贷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仍存在着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环境责任的承担方不明确，与环保部门的信息沟通不畅，缺乏相对统一的绿色信贷标准，银行对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视度不足等问题。具体表现在：
3.1未明确环境污染的相关责任
法律不明确环境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和承担方式，就无法使污染企业付出应有的代价，从而无法激励银行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将企业的环境风险考虑在内，在发放信贷资金时进行严格的监控，尽可能的降低环境风险。由于我国没有坚持采纳“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没有制定严格的排污责任制度，企业过度排污没有得到足够力度的处罚，减排也得不到相应的激励，故企业为达到利润最大化，都对由于自己排污造成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使环境与社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3.2环保信息沟通不畅，企业环境信息数据库亟需建立
绿色贷款的发放和控制仰赖环保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合作，但目前我国环保部门和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仍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环保部门和金融部门所在领域差距大，二者针对企业环保操作能力和环保绩效水平的分析角度和针对性不同导致的信息的不完全合用性。第二，环保信息的跨领域传递大大降低了环保信息的时效性。第三，两大部门内部程序与系统的不完全兼容导致无法对采集来的信息进行汇总或是对比分析，造成信息互动不力的硬伤。第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往往是地方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倾向于屏蔽这些企业的污染信息以保护企业，这严重制约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
3.3未制定一个相对统一权威的绿色信贷标准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存在的严重不足，首先表现在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规范可行的绿色信贷标准，导致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情况与效果参差不齐，难成大气。由于缺乏具体、统一的行动标准，各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具体实施工作难以下手，只能按照各自的理解制定不同的绿色信贷方针、政策、战略，设计自身的绿色信贷流程和产品，不利于绿色信贷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3.4绿色信贷发展动力不足，银行对环境风险管理不够重视
目前，发展绿色信贷外部不存在国家强制约束力，故银行内部对于发展可持续经济、发展绿色金融的认识程度便决定了其开展工作的力度。当前商业银行没有大力推进绿色信贷工作的开展，主要原因在于发展绿色信贷与银行的经济利益相左。首先是由于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内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实力较强，银行贷款给这些企业可以在较低的信贷风险下获得更高的资金报酬。其次，在国家颁布有关政策法规之前，已经有不少银行将贷款发放在了高污染的传统行业，若国家政策要求此类贷款必须收回，银行必定要承担不小的损失。而与此同时，政府和市场并没有给银行提供相应的回报或补偿，激励机制的缺乏使得绿色信贷发展缺乏根本动力。
此外，商业银行自身没有从内部认识到发展绿色信贷的重要意义，没有将绿色信贷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没有将发展绿色金融政策上升到战略高度，没有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等情况也是其对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重视不足的表现。
4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的国际经验
4.1英国汇丰银行
隶属于英国汇丰集团的汇丰银行（HSBC），是第一批采纳“赤道原则”、实施绿色信贷的商业银行之一，它始终相信可持续发展是长久的制胜之道。它扩展了“赤道原则”的适用范围，还严格按照“责任投资原则”，以及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相关指引等国际最高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来为存在较高环境风险行业的信贷活动授权。同时，除了遵守“赤道原则”等国际标准外，汇丰集团内部还制定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信贷政策，涵盖五大环境敏感性行业，列明了能否对其提供信贷投资的标准。这些政策分别是“森林土地和森林产品”、“淡水基建”、“化工”、“能源”及“矿产与金属”。这些政策明确了一些禁止提供信贷支持的领域，以确保银行始终遵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汇丰银行立志于建设道德银行，在进行贷款和投资时，遵循国际最高标准，全盘考虑社会的期望和下几代人的利益。在环境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方面，自2007年起，为更好地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实施，汇丰中国设置了信贷风险管理部，还设立了全职岗位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专员，制定了环境贷款评估监测一览表、可持续风险评级指标及环境审核清单，且对这些指标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审核与更新。风险管理部中的信贷经理通过以上指标对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的客户进行法律合规审核和环境审核，并进行环境评级，以评级结果为依据对客户采取相应的信贷与跟进措施，为通过环境评估的客户提供一定的贷款优惠措施。此外，银行还在公司内部网上和内部周刊开辟了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网页和栏目，增进员工对于集团可持续发展信贷政策的了解。
4.2美国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Citibank）是美国最早签署联合国环境声明和履行“赤道原则”的银行之一。2003年，花旗银行制定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ESRM）体系，从信贷风险与声誉风险角度来控制环境与社会风险，且此体系适用于全球的银行信贷交易。自ESRM政策在2003年推出以来，花旗银行在内部已经对该政策作了3次更新，银行将ESRM原则嵌入信贷系统中，对环保和社会风险评估有严格的流程约束。比如，对于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融资，花旗银行通常要走四道程序。
（1）初步审查项目的环境风险，若属于“赤道原则”重点审查的高环境和社会风险类，则将该项目提交给花旗银行环境保护及社会风险政审委员审查，初步评估其潜在的社会和环境风险。
（2）如果初步环境风险评估获得通过，客户经理在其提交的信贷分析报告中将项目根据环境风险大小明确分类，由环保和社会风险政策审查委员负责审订。根据这份报告可对该项目的环境风险进行具体的分级。按照ESRM政策，系统将被ESRM部门所评估过的交易与提供的咨询的相关交易分为三种环境与社会风险类型，凡是被归为A类对环境或社会有着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都需得到指定的高级信贷员和ESRM部门总监的共同评估。
（3）进行风险决策评估，由高级信贷风险总监负责审查上述的社会和环境风险评估结果以及可行性解决方案，并提交是否提供项目融资的建议书。若高级信贷风险总监的建议被更上级认可，便可以提供项目融资。
（4）按“赤道原则”对项目进行全面审查。项目融资发放后，信贷资产管理团队需通过银行内部的授信管理体系对项目进行监管，并确保项目融资使用的全过程全部合乎规定。
除此之外，为了保证ESRM体系的有效运转，花旗银行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环保和社会风险政策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不同业务部门的经理组成，对花旗银行企业公民总监负责，并对ESRM部门、环境事务部门等相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银行还招募了不少地区性的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政策的拥护者和倡导者，并为他们提供大量的培训。通过这些步骤，花旗银行对其绿色信贷进行了良好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
4.3日本瑞穗实业银行
日本瑞穗实业银行于2003年10月成为日本首家赤道银行，也是亚洲第一家宣布采纳“赤道原则”的银行。宣布采纳“赤道原则”后，瑞穗实业银行就已经开始根据IFC指南来着手制定包括内部38个行业的实施细则在内的操作手册，并建立完善了内部详细的操作流程。2004年10月，瑞穗编制完成《瑞穗实业银行“赤道原则”实施手册》，并将其应用于全球的项目融资和财务顾问活动，对于对环境存在较大不利影响的项目，奉行“环境先行”原则，环境社会尽职调查甚至早于其他尽职调查流程。
2006年3月，瑞穗实业银行设置了可持续发展室，它将“赤道原则”纳入业务流程，并建立了新的项目融资审批流程。具体来说，首先，客户填写“筛选表格”，并送到可持续发展部门进行审查。可持续发展部门会根据其“行业环境清单”开展彻底的环境审查，将项目分类并将环境筛选报告提交给信贷部门。瑞穗实业银行对上报的融资项目按照不同的行业标准加以审核，若融资项目可以纳入“赤道原则”，营业部将针对项目规模、位置以及对社会环境影响程度等不同因素，确定项目级别，撰写报告，将其送交可持续发展室，再由可持续发展室送交审查部门进行融资贷款审查。所有审查通过后方可获得贷款。
5国际商业银行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5.1明确相关环境责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首先应加大环境违法的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处罚力度，否则便无法有效防范环境违法违规。激励机制上，我国可以综合运用税收、财政补贴的手段，充分利用财税杠杆，建立和完善与绿色信贷政策相配套的风险准备金计提制度和财政税收风险补偿制度。针对商业银行退出“双高企业”信贷的损失、支持环保新技术开发过程中承担的各项风险等，应给予税收减免、适当的财政补贴及其他优惠政策。同时，还应加强思想宣传，鼓励商业银行发展绿色信贷，增强其环境风险管理意识。
5.2加强金融机构与环保部门的合作
5.2.1加强与环保部门的信息沟通，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数据库
我国应当建立企业环境信息数据库，中央银行应及时把严重的环境违法事件、环保审批条件等政策，合并到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同时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风险提示，建立长期对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政策的支持与指导。从环保部门来看，应加强与商业银行和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制定出一套全面系统方便操作的环评指标来准确判断企业的污染状况。由此，商业银行也可借助环保部门的力量，加强贷款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补充商业银行信用信息数据库，强化环境监督管理，促进污染减排。
5.2.2制定完整权威的环境风险评价指标
目前最权威的绿色信贷国际标准“赤道原则”已成为发达国家主流金融机构通用的标准，但在中国的适用性仍不够强，需要进一步本土化。这套指南是综合性指标体系，其中有些指标并不容易判断和实施。我国应进一步推进赤道原则及相关国际标准的本土化，推动《企业环境信用等级评价管理办法》起草工作，以帮助进行企业的环境绩效评估，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指标评价体系，并注重针对不同产业符合本产业规范的信贷环境标准，满足绿色信贷评级的需要。
5.3绿色信贷指导目录，制定实施细则
环保部门、行业标准化制定管理部门、产业发展规划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快绿色信贷项目数据库的建设，尽快详细的指导目录，对使用原料、污染程度、如何排污等加以界定，使指导目录能够具体体现出各行业不同环保水平的信息，帮助银行根据企业的环保水平来确定贷款额度。产业指导目录的对于各个银行绿色信贷工作的顺利实施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同时，银行自身也应当在能力范围内制定本行的绿色信贷实施细则。商业银行总行应当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绿色信贷内部实施细则手册的制定，可同时选择一部分分支行的优秀人才参与，集思广益，使整个绿色信贷的过程按照规范的流程运行。
5.4构建商业银行完整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5.4.1设置合理的环境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多数外国商业银行都成立了专职机构审核企业或项目的环境风险。我国应当学习借鉴国际经验，成立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事务部或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部，可持续发展事务部的成员可以由不同业务部门的高层经理及相关专业人员共同构成。通过设置专职的管理机构来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分类与管理，可增强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的专业性，提高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能力。
5.4.2完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流程
合理的环境风险管理流程应包括环境影响评估环境审计将环境风险分析纳入信贷审核将环境条款和条件写入贷款协议将环境风险管理成本纳入贷款利率的决定将环境风险管理纳入贷后管理，进行动态监控等环节。这其中每个环节都非常重要。
具体来说，金融机构应首先对贷款客户实行环境级别分类管理，将贷款客户分类，对于不同类别的客户实行不同的授信政策。对于环境友好型的项目产业，提供优良的信贷服务予以支持，优先发展。反之，对于对环境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或项目，抑制其发展。对于同意贷款的企业或项目，统一在贷款协议中加入环境条款，若企业或项目违反环境条款，银行有权对贷款进行收回。在对贷款进行定价时，引入环境系数，将未考虑环保因素之前的可借额度与不同环境风险级别的环境系数相乘，从而确定可借额度或利率。应对有利于环保的借款项目给予优惠利率或贷款补贴以鼓励环保企业优先发展，对于自主创新产品的生产企业、国家和省级立项的高新技术项目优先授信，给予简化的贷款流程，较高的授信额度以及适当优惠的贷款利率，并提供结算、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反之，对有损环境的借款给予高利率低授信额度以抑制其发展。贷款发放后，进行实时监控也是非常必要的，应定期到项目所在地或企业对其环境状况进行实地考察。
5.4.3通过适当方式转移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的转移也是规避环境风险的重要方法之一，如果建设项目所具有的环境风险不被银行或社会所接受，则可以通过变更项目地点、提高技术水平或改变项目周围环境来降低相关风险。除此之外，借助环境保险也可以转移环境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要求顾客以银行为受益人购买环境责任保险从而进行风险防范。我国目前仍无相关险种，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投保外国相关的保险。同时，亦可试验利用金融衍生市场，通过套期保值等方式来转移与分散风险。
6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严重等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问题依然存在。随着排放量的日益增加，我国将在今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中承担更多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外国相关的经验并对其进行筛选，得出在我国也适用的建议从而促进绿色信贷的发展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就外国的情况来看，很多发达国家商业银行“赤道原则”的实施过程一直比较顺利，因为根据“赤道原则”规定，这些拥有完善的环境立法的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的东道国法律可以等同《绩效标准》和《EHS指南》，这些赤道银行在国内开展的项目融资满足本国的环境法规即可视为遵守“赤道原则”，故采纳“赤道原则”对这些银行的本国融资项目没有任何影响，它们只需将“赤道原则”运用于海外项目融资；而从客户结构而言，这些银行海外项目融资的客户多为优质跨国企业，如美孚等大型公司，这些客户自身已有完善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体系，都能普遍理解和接受实施“赤道原则”理念和要求。所以，虽然这些“赤道银行”的先进的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商业银行有着不小的借鉴意义，但我国商业银行仍需结合国情及自身实际情况完善自己的绿色信贷流程，建立自己的绿色信贷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增强环境风险管理能力。
相信在国家、行业、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绿色信贷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并在不久的将来顺利地构建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最终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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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县域经济范文第5篇
区县级电视台的设备和人员比不过市级以上的台，中央、省、市入网频道有100多个，区县级电视台若无法在本地做到“开机即显”，将面临受众残酷的选择。区县级电视台如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个劲地朝外看，人云亦云，死路一条；而要出得深坑、冲出土面，必须向内看、向下看，不断地往深里扎。为此，我们将电视新闻宣传策略定为：发挥“浦口特色”，创新机制和编辑思想，上下联动，共克艰难，并贯通到新闻采编播制作各个环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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