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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日益繁荣,房价居高不下是城镇居民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发挥经济适用房应该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思考,本文希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适用房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为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建设提供更多的建议,
一、经济适用房的产生和发展
1998年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经济适用房的概念。这份文件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即高收入者购买或租赁市场价格商品住房,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最低收入者租用政府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由地方政府统一组织建设,面向中低收入家庭,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为目的,是一种由政府提供了相关优惠政策的、只获取微利的普通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房作为我国住房供应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某种政策倾斜来扩大住房供给,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经济适用住房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解决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优化房地产市场供应结构: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不合理上涨;促进居民住房消费i缓解城市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矛盾;促进城郊结合部等特殊区域的发展。
但是,在经济适用房建设以及销售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它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真正满足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目前的现状是,经济适用房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经济和适用的特点,和普通商品房没有太大的区别:且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的低收入人群并没有享受到经济适用房应给予他们的福利。
二、基于委托理论分析经济适用房开发过程中的问题
(一)委托理论的基本概念。委托关系是经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关系。如果当一个需要通过另一个人的行动来获得自己需要的利益,那么委托关系就产生了。如果某个个体想获得某种利益,但自己又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目标,而只能委托别人替自己完成,那么这个人就是委托人,而后者就是人。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说,委托人通常处于信息劣势,而人处于信息优势。
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可能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动,而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是指契约发生前,契约一方隐藏自己的私有信息,或者提供不真实的信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契约发生以后,契约一方选择有损于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动,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委托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激励合同,规范人的行为,使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行动。
(二)分析开发商在项目建设和销售过程中的问题。我国在进行住房保障制度设计中,经济适用房的运作不是由非营利性机构来封闭实施,而是由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开发商来运作,这本身存在着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因为政府和开发商的目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政府实行经济适用房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二次再分配的形式,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问题,住房保障体制所追求的是公平合理的居住状况:而从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角度来看,开发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本质特性,不管是开发经济适用房还是商品房,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商品房开发直接表现为较高的利润率;而经济适用房是在不突破利润率上限的前提下,借助于规模经营、优惠的土地取得成本和税收减免等政策来实现高额利润。政府和开发商基于这样的制度条件而形成的委托关系,必然导致经济适用房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与初期目标产生较大偏差。
目前所采取的经济适用房开发模式是政府通过给予经济适用房开发商一定的财政补贴,如划拨土地、税费减半征收等措施,来降低开发项目的成本;开发商则负责经济适用房的开发、销售等全方位的工作,在要求的利润空间内制定销售价格;政府指定或者通过招投标形式选择开发商来开发经济适用房,开发商根据政府的相关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签订开发合同后,政府无法直接观察到开发商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状态,开发商通过提高开发标准、扩大商品房的比例、提高价格、隐瞒经济适用房性质等违规行为来欺骗政府主管部门,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利益,导致道德风险。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开发商由于对项目的运作、资金投入、成本控制、生产技术等拥有较全面的信息,承担人的角色;地方政府因对开发商的信息掌握不充分,处于委托人的地位。地方政府在指定或者通过招投标选择开发商时,因信息不充分会导致逆向选择。正是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共同作用,不良开发商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愈演愈烈,进而导致了经济适用房价格偏高和开发标准的高档化。
三、基于寻租理论分析政府在监管和规划方面的问题
(一)寻租理论的基本概念。经济学里所说的“租”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 广义而言,寻租活动是指人类社会中非生产性的追求经济利益活动,或者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的,也是更为高级的寻租方式则是利用行政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既得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这类寻租行为往往涉及采用阻碍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的办法来维护或攫取既得利益。
整个寻租活动包括权力主体的设租和个体的寻租。权力主体的设租,即权力主体在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和管理过程中阻止供给增加,人为造成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弹性不足,从而形成权力主体获取非生产性利润的环境和条件,这往往是从权力到金钱的过程。个体寻租,即个体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得特权以维护既得利益的活动。寻租过程通常会表现为,由利益驱使获得权力,再由权力获得利益。
(二)分析政府在经济适用房监管和规划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经济适用房的开发和建设,国家给予了用地优先划拨、免收土地出让金、开发贷款优先发放、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诸多优惠政策,自然诱使开发商们竞相向主管部门寻租,以“经济适用房”之名行“商品房”之实。而对于拥有审核开发商资质、分配经济适用房等权力的主管部门及负责人来说,一旦认识到手中权力的市场价值,“造租活动”也会伴随着开发商的寻租迅速蔓延。
缺乏制衡的权力运用很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商品化,从而为寻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从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来看,我国房地产法律法规体系尚待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漏洞和空白较多,无法可依、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现象同时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对寻租活动进行监督的效力。由于信息不对称,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更是流于形式,缺乏应有的力度。
由于受到经济租的诱惑和影响,在部分经济适用房项目的规划过程中,也就难免因为要照顾开发商的利益而出现不合理的地方。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开发商为维护自己通过寻租获得的利益,就希望政府保持对土地等资源的控制权,或者通过某种“隐形市场”支配和影响资源配置。政府对市场的垄断及政府扶持下造就的企业垄断排除了公平竞争的可能性,使得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不能良好地运行,导致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失灵,给消费者和经济适用房市场带来潜在损失。
四、经济适用房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从委托的角度分析对策。从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委托关系来看,要解决经济适用房开发中的问题,也就是要预防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根据委托理论,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以通过制定权利和义务、责任和利益相制衡的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将委托人的风险不同程度地转为人的风险,从而促使人选择有利于委托人实现目标利润最大化的行动。
一、管理防御问题提出的现实意义
1.公司治理实践的不断发展使得经理与股东之间的问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索在这种背景下,容易形成股东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和公司内部人的超强控制,公司管理者与外部股东之间的问题成为传统公司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在公司治理中委托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问题,并以此来降低二者之间的成本。在传统理论看来,基于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设计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经理人和股东的目标一致,从而促使经理人和股东均达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经理人并非被动的接受股东的激励约束,基于经理职位相关的控制权损失的不可弥补性及其离职后转换工作成本的存在,使得他们具有职位固守的强烈动机,从而使经理人产生主动应对公司内外部控制机制的管理防御行为。实践中,经理人为了降低离职威胁会采取对本身有利但未必对股东有利的行为策略,反映在融资决策上,就是经理人选择的融资方式并非股东所期望的融资方式,从而会对公司运营产生危害并降低公司价值。这就要求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问题更需要从新的角度研究和探讨,这对于降低成本、规范经理人行为有很大帮助。2.公司治理实践中管理防御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解决因两权分离所产生的股东与经理人由于利益目标不一致而出现的冲突。众多学者对于如何有效地降低成本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扩展和研究。其中,有主题上的扩展,如道德风险、声誉激励下的逆向选择等;有对象上的扩展,如股东与经理之间、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问题;有行为动机上的扩展,如道德风险与融资决策、声誉与投资决策,等等。可以看出,问题研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实践的不断深入,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问题需要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和探讨。就股东而言,考虑到经理人在进行经营决策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股东利益的动机,就需要采取种种措施对经理进行约束和监督;对经理人而言,因面临自身职位的利益诱惑,以及由于离职引起的控制权损失的不可弥补性及离职后转换工作成本的存在,使得经理人具有强烈的固守职位动机,并引发他们极力维护现有职位的管理防御行为,以主动应对引起职位威胁的内外部控制机制。尽管经理管理防御问题与以往问题所强调的动机有所不同,但影响同样广泛。随着现代公司治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变化,使得由更加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所组成的“控制者集团”越来越处于公司治理实践的核心位置,他们在经营生产活动中具有主导地位———在制定重大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导向作用。基于固守职位的动机和自身利益的追求,经理人会按照自身意愿对公司财务进行决策并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导致公司问题更加严重。近年来,经理管理防御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众多学者的研究揭示了经理管理防御问题的存在,并从其动机、行为、后果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同时,随着公司治理实践的不断扩展,经理管理防御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领域。因而,研究经理管理防御,对解决中国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加强管理防御的思考与对策
1.增强以公司董事会为主的内部监督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从制度上规范和约束经理人的自利行为,董事会制度是公司制企业的重要监督机制,董事会向来被认为是监督经理人懈怠行为、维护所有者权益的重要约束机制。然而,由于董事会监督的弱化,使得经理管理防御行为的产生成为可能。为了降低经理管理防御对公司治理效率的抑制作用,加强董事会的监督作用,提高监督的有效性是关键。董事会能否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取决于董事会的效率和独立性的高低,而独立性与董事会的结构又密切相关。为了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监督作用,除了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外,还应增强对董事的激励。在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方面,需从人员数量上提高外部董事的比例或引入独立董事,而且改变董事的选举和提名方式,同时从法律和法规上作出明确规定和要求。另外,杜绝总经理兼任董事长的现象,这样可以建立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参与决策团队,当遇到重要决策时使用决策团队民主化决策,尽量排除个人意志和个人权力对融资决策的影响。2.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改变经理选拔方式中国企业的公司制度改革已经历了二十多年时间,职业经理人市场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经理人的选拔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但目前中国企业经理人的选拔尤其是国有背景上市公司的经理人选拔仍存在较为严重的选择性偏差,经理人更加倾向于追求政治级别的提升,更关心企业规模的扩大、自身地位的提升所带来的在职消费及政治上的好处,其能力显示和传递并不是依托于经理人市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政治表现和人际关系。这种公司行政化选择的难以预测性使得经理人在位的每一时期都有可能是最后的阶段,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会强化其管理防御动机。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可以使在位经理人正确看待职业竞争压力与职位更替,减少道德风险行为,把努力提高公司业绩作为使自己职位稳定的唯一途径,而不是通过权力寻租达到职位稳固的目的。另外,完善的经理人市场是权竞争、兼并和收购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和破产约束等外部控制约束机制有效实施的条件,也是声誉激励等外部激励机制实施的基础。3.促进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强化负债治理功能负债始终被认为是抑制经理管理防御行为的重要手段,负债还本付息的硬约束加大了经理的绩效压力,而且加大了企业破产清算的概率,这对经理的职位稳固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另外,债务合约往往包含很多限制约束条款,债权人对经理人的行为监督和控制限制了经理管理防御行为,故适当负债有助于经理人与股东目标的一致。但由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传统裙带关系弱化了国有商业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监督动力,银行更多的是扮演“救命人”的角色,贷款“预算软约束”等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企业和银行产权体制改革,降低银企产权同质程度,完善银行运作机制和治理结构,促使银行经营行为的市场化,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市场化的债权债务关系,充分发挥债务的硬约束功能。4.制定合理的经理股权激励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看,因为经理在公司中的持股比例普遍较低,这使得他们自身的利益和公司业绩之间缺乏相关性,也使他们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去改善公司业绩,从而导致其过度追求控制权私人收益,进而产生了昂贵的成本。因此,加强经理持股可以使得经理人降低短期利益行为和控制权私利的过分攫取,协调经理与股东之间利益的一致性。然而,在经理管理防御问题提出和验证的研究中,发现经理持股作为公司治理中的激励机制,可以促使经理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但当经理持股超过一定比例时,容易形成经理人的超强控制,引发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管理防御动机。但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中经理人持股比例很低,不存在经理人为了迎合大股东意愿去侵占小股东利益的管理防御动机,所以适度的股权激励有助于缓解大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冲突,降低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因此,中国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机制时,如何根据经理人的具体情况,确定合适的股权激励比例,是理论和实践中颇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5.建立股权制衡机制,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国外的研究表明,股东之间相互权力的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效果。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对经理管理防御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现象非常突出,有的情况下更表现为两者的重叠。增加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东,有助于股东之间的权力制衡,而且不容易导致经理人与大股东之间的合谋。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增加,有利于对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进行监督,从而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因此,机构投资者持股是改善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低绩效的重要措施。具体而言,在解决股权分置的同时,须大力培育以基金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当股票市场上机构投资者较多并且持股比例较大时,其有较强的动机和能力对内部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时,机构投资者不是简单的采取用脚投票,而是通过改组企业的董事会、更换不称职的经理人等方式来谋求提高企业经营业绩。因此,增加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有股、法人股股东起到制衡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会对经理人起到监督约束作用,这对于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防止大股东与经理人的合谋,以及有效抑制经理人的管理防御行为,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 董淑霞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案例教学对教师素质要求较高,教师必须在正确选题的前提下,具备从理论知识到实践案例的综合运用能力。要将案例所联系的基础理论先讲解给学生,使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
案例布置
教师可从案例库中选取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案例,交给学生在课余时间分组讨论,为下一步的课堂教学做准备。这里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案例条件。案例不宜过多,两到三个是适中的选择,这样可以避免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过于分散。第二,学生条件。学生的课前准备在于对教材的预习,结合教师初期的理论教学讲解,在案例的讨论中,尝试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
课堂多媒体汇报
学生经过课余时间对案例的充分讨论,会形成若干种观点与结论,这些内容在课堂上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在这一环节中,教师是引导者。针对一些复杂的案例,教师可以以提问的方式加以引导,帮助学生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
教师点评与扩展
点评归纳是对多媒体案例教学阶段性的概括与提升,教师可以对经济案例汇报做出评价,指明其中的关键性问题;也可以指出学生在分析和讨论案例中的成绩与不足,进行弥补性讲解;还可以启发学生进行归纳总结,使学生受到更多的锻炼。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扩展,做到一个案例解决一类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多媒体案例教学的应用实例
以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知识点:“需求价格弹性”为例,来看多媒体案例教学的应用。
1提出案例,引发思考
教师可将2011年山东白菜价格暴跌,农民遭遇卖菜难的案例列举给学生,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提出来引发学生的思考。在提出以上问题时,教师要结合现实介绍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有关的某些观点或重要背景,让学生更明了学习问题的现实意义。
2分析案例,诠释概念
接下来,教师要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请他们派代表分别发表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会自发地思考造成农民收入减少的原因,并提出各种解决农民收入的建议。在充分了解与讨论了农民收入减少的基础上,教师以直观的图形为基础,介绍了需求价格弹性的概念与公式,指某商品需求量相对变动对价格相对变动的反映程度,即在概念解释完毕后,让同学们来分析白菜的需求价格弹性特征。多数同学都能得到白菜需求弹性较小的结论,即价格下降,不会引起人们需求量过多的增长。接着,分析了农民收入的两个影响因素,即农民收入=蔬菜价格×蔬菜需求量,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蔬菜的供给将会大大增加,如图1中,供给曲线S将移动的S''''的位置,蔬菜价格将由P1大幅度下降到P2,而需求量仅仅小幅度由Q1增长到Q2,从而造成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结果。
3回顾案例,解决问题
在分析了白菜的需求价格弹性后,将农产品扩大到小麦,发现尽管同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都很小,但较之菜农,粮农的收入波动却很小,甚至还有稳步提高的趋势。由此引出“小麦的支持价格”这一与需求弹性相关联的知识点。要求学生思考小麦支持价格这一惠农政策实施的必要性与操作过程(如图2),所谓支持价格,即政府会在小麦供给增大的年份,以高于市场均衡价格Pe的水平—P0来收购小麦,这样,就使得粮农的收入趋于稳定。同样的政策,是否也可以推广到包括白菜在内的蔬菜与水果等农副产品。另外,学生还自发地提出了解决“菜贱伤农”的其他政策措施。
4总结案例,拓展思维
〔中图分类号〕 G63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21—0085—01
近几年的高考中,无论是全国卷还是各省市的独立卷,计算题已成为一个必考的题型,而计算题恰恰是文科学生的弱项,使考生形成巨大心理压力。现就《经济生活》中没有明确计算公式的主要知识点的计算方法做简单的探讨。
一、计算的数学依据
《经济生活》中的计算题难就难在许多学生甚至个别教师在计算过程中,凭经验、感觉计算,不仅费时,而且还易出错。《经济生活》中的计算题,主要涉及比例关系问题,而比例关系问题学生在初中数学中已经学习过,因此在计算过程中,只要教师让学生回顾一下相关知识即可。如反比例函数的关系式为:xy=k(k为常数)。正比例函数的关系式为:x/y=k(k为常数)。以此为依据可以推导出许多计算公式。
二、计算公式
1.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计算公式
①提出假说:设去年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为a,社会劳动生产率为1或100%,现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x%,问现在该商品的价值量是多少?设为b。
②相关知识:⑴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⑵反比例函数关系式为:xy=k (k为常数)
③推导过程:
去年:社会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的乘积为常数, 即:a×1=k
今年:同理, b×(1+x%)=k
则:a×1=k=b×(1+x%)
b=a/(1+x%)
④计算公式一:现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原来单位商品的价值量/(1+x%)
⑤例题(2008北京文综33题)2006年,某商品价值为1元。2007年,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其他条件不变,该商品的价值是:( )
A.0.75元 B.0.80元 C.0.85元 D.1.25元
解析:根据计算公式一,现在该商品的价值=1÷(1+25%) =0.8(元)。故答案为B。
2.个别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总量计算公式
①公式二:现在商品价值总量=原价值总量×(1+x%)(x%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②例题(2010全国Ⅱ,24题)假如说某企业2008年的生产条件属于社会平均水平,生产一件甲种商品的劳动耗费为6元,产量为10万件。2009年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50%,其他条件不变,那么,该企业生产甲种商品的个别价值、社会价值和价值总量分别为:( )
A.4元、4元、60万元 B.6元、8元、90万元
C.4元、6元、90万元 D.8元、6元、120万元
解析:根据题意及公式一,2009年该企业生产甲种商品的个别价值为6÷(1+50%)=4元;商品的价值量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无关,社会价值仍为6 元;根据公式二,2009年该企业创造的价值总量=原价值总量×(1+50%)=6×10×1.5=90(万元),故选C。
3.商品价格与通货膨胀率计算公式
① 公式三:现在商品的价格=原价格×(1+x%),(x%为通货膨胀率)
② 例题(2010年全国Ⅰ,24题)假如某国2009年甲产品的总产量是100万件,每件产品价值用货币表示为10元。2010年生产甲产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在货币价值不变和通货膨胀率为20%的不同情况下,甲产品2010年的价格分别是:
( )
A.5元、6元 B.10元、12元
C.20元、24元 D.8元、16元
解析:根据公式一,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2010年甲产品的价格=10元÷(1+100%)=5(元);根据公式三,在通货膨胀率为20%的情况下,2010年甲产品的价格=5×(1+20%)=6(元)。故选A。
4.商品价格与货币贬值和升值的计算公式
①公式四:现在商品的价格=原价格/1±x%(x%为升值或贬值的幅度,升值用加法,贬值用减法)。
②例题,(2008年全国Ⅰ,25题)假如2007年某国一单位M商品,其价值用该国货币表示为15元。如果2008年生产M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50%,且该国的货币价值下降(贬值)2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08年一单位M商品的价值用货币表示为:( )
集群性地理区位之所以重要,究其原因,“空间上的地理集聚,不仅仅是因为缩短的物理距离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而且有助于缩短企业间的‘心理距离’。因为,在同一空间范围内,相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容易使企业之间缩短‘心理距离’,降低机会成本,增强信任度,为隐性知识累积和知识外溢奠定基础,进而提高创新经济体的创新能力”[3]。鉴于国内外公司创新能力上的差异,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公司如能选址在外资创新型企业的集聚地,则一般来讲,其创新能力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也即“如果公司位于外资企业创新活动集聚区域(即外国公司的创新集群地),那么它们的创新率就会大幅提升。这是因为,国内公司可以从其邻近的外资公司(包括供应商、客户和竞争者)的‘知识溢出’中获益。具体来说,国内公司可以通过聘用外资企业的人才,通过与外资企业开发有价值的商业网络(如供应商-客户网络),通过进入同一地区外籍雇员的社交圈等方面来获取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4]。以对外贸易为媒提升创新能力“在中国从事出口业务的公司,尤其是外国公司的分包商,其创新率相对较高。对分包商而言,中国境外的国外出口商一般都愿意转让知识,以确保进口商品的质量和性能。比如,他们通常会为中国出口商提供有关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质量与成本控制、外国消费者需求和竞争产品等方面的信息和反馈意见。外国进口商这种技术和营销知识的转让可以帮助中国的出口商克服后来者所面临的主要创新障碍,即无法进入科学和创新的世界中心,缺乏了解国际市场消费者知识的渠道。此外,在吸收国外知识和为满足国外消费者需求改良产品的过程中,出口商也可以增强其消化国外产品乃至设计新产品的能力。比如像格兰仕(微波产品)、联想(计算机)、海尔(家电)和TCL(电视机)等公司,都是从不同国际品牌的合约制造商起家的。通过利用国外进口商转让的知识,这些公司提高了自身的制造技能,并具备了新产品设计能力。”[4]对外贸易除了可以促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学习和模仿创新之外,还可加剧区域内的市场竞争,提高其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而这种竞争的市场结构则有利于企业更加注重创新,从而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另外,通过技术贸易可以直接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中国家引进专利技术或成套设备一方面提高了现有的技术存量水平,同时对这些软硬件技术的学习、消化以及干中学过程中也提高了本国技术创新的能力。”另外,“技术贸易能够通过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以及创新主体的内外部制度环境,从而改善技术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5]。具备一定的研究开发基础与能力这一科技创新因素是企业创新率水平的内因,是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对新兴经济体中的一般企业来讲,以下列出的五种能力作为企业研发能力的主体部分要使企业全部具备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应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逐步形成相应的能力,其在实质上也构成了企业成长现实的能力路径。1.复杂环境的生存能力“这一能力是指在制度环境不完善或政府存在干预市场行为的背景下……企业协调、处理并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能力。”[6]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政治与经济体制都在朝着逐步分权、透明和破除发展障碍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产能过剩和经济区域间缺乏协调,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区域贸易壁垒依然存在。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制度环境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但新兴经济体的各类企业必须快速适应和学习这种变化中的艰难环境,这是企业开展一切研究和开发的前提所在,只有顺利地生存下来才有讨论获得创新技术等核心竞争力的必要。2.智力能力水平智力能力是指企业“识别、搜集、分析与理解那些与关于市场、技术、竞争、行业标准以及行业规范相关信息的能力”[6]。而这些信息对于形成智力资本、采用模仿式和原创式的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界已经比较认同下列观点:即智力资源是由人力资源、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重要方面构成的,三个方面都离不开对高水平专业人士显性与隐性知识的开发与利用,同时,智力能力作为企业创新的基本能力,直接决定了企业创新率及研发能力的水平。可见如果企业没有高水平的研发队伍和创意人员,其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3.对外部技术等资源的整合能力整合能力是“指将外部市场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技术、关键部件和专业化服务与自身拥有的资源、设计和产品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提供具有更加丰富功能、成本更低或其他改进产品特征的能力”[6]。“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来说,仅仅将国外公司开发的技术或产品原封不动地引入国内市场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开展研发工作,将国外技术或产品加以更改,以符合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或政府的要求……此外,研发工作还会增强一个公司的吸收消化能力,即公司识别新的、外部信息价值的能力,消化这些信息的能力以及将这些信息应用于商业化的能力。”[4]整合能力具备一定技术难度但能有效地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一个能力维度,其往往直接决定了企业创新率的高低。4.网络能力网络能力是指“企业通过外部组织,如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供应商、顾客、社区甚至竞争对手等,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能力”。“具有东方背景的国家,网络能力对于新兴国家的企业,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所带来的伤害以及内部运营所存在的缺陷……与简单地请客送礼不同,这里的关系构建,更多的是致力于从外部环境公开合法地获得信息和知识,建立与利益相关者长期稳定的合作,以及通过网络化和模块化对企业传统的产业链进行再造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6]也即当指之间有较强的网络关系维系时,他们就会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从而产生较高的网络外部性和集聚效应,这也成为创新集群地作为科技创新元素的重要性所在。5.新知识的消化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企业评估、消化与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具备了这一能力的企业,就可能对市场变化与外部新产品做出快速响应。吸收能力可“将其归结为三部分内容,即获取、模仿、转化和开发新知识的能力”[6]。对于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东亚新兴经济体而言,在其企业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原创性开发但又不甘于总是屈居人后的情况下,吸收能力就是其自身其他核心能力从无到有建设的前提。以市场营销为媒提升创新能力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在规模上不尽相同,其共同特点是都处于高速发展期,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市场诱人但也瞬息万变,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政府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经营的有效开展时刻无法离开市场需求。“市场营销的成功需要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营销组合,技术创新也需要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目标市场战略、市场定位战略以及产品、加工、促销、分销战略,并非某一单项活动或一个环节。”[7]同时,“市场营销也可以增强一个公司吸收外部信息并加以更改以用于当地市场的能力。通过大规模营销,公司可以了解哪些外部信息、产品或技术是适于当地市场的,以及对其做什么样的更改才能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营销工作对于了解新兴市场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尤为重要。首先,新兴市场普遍缺乏知名的、可信赖的市场研究中介机构,公司难以从市场研究公司那里获得可用的市场信息,转而加大营销工作,以收集可信的市场信息。其次,较发达市场经济体而言,新兴市场消费者需求的性质更为复杂,通常也更需要不同类型的产品创新”[4]。在市场营销所提供情报的基础上,企业技术创新得以顺利实现之后,同时要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企业营销创新的良性循环。
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策略
(一)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建立多元风险资本投资体系中国企业由于长期科技投资严重不足,因而在选择技术创新模式方面缺乏选择能力和自由度。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越来越受到企业家们的重视,只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才能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充分发挥出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作用,才能促使企业更大幅度的增加科技投入,使其进入良性循环”[8]。具体说来,“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必须积极提高新兴经济体科技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提高科研机构科研质量,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另一方面要加强校企合作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保证政府对高科技产品的获取渠道,尤其是扩大国企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以从发达国家直接引进技术”[9]。1.科技人才梯队的建设“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人才是成功的关键。”[8]为招揽人才企业要善用优化工作条件和待遇(对高精尖人才的特殊优待),提供深造机会等手段,并使高级人才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获得人才资源之后,还要完善激发科技人员优势、积极性、创造性的机制,包括建立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等科技人才体系架构标准,加快创新文化的建设。中国企业必须明确,加大对科技人才培养的投资就是对增强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投资,而且需要超常规地加大人才尤其是基础研究人才的投资力度,并且建立学习型企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新机制。通过切实实施企业高科技人才继续教育工程与高精尖人才特殊培养工程,不断提高企业科技人才的整体水平与质量档次,只有通过科技人才定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及时捕捉国际科技前沿信息,组织科技攻关,才有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新产品的可能。2.拓宽科技投资渠道,投资分配上重点突出从现阶段的情形看,应学习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尽快构建和完善风险资本投资体系,而中国企业也需科学评估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才会有较高的收益预期。这里也需明确技术创新中企业与政府分工与协作的关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应是筹集科技资金的主体,其需到场外交易市场和民间资本市场去寻求资金,并逐步建立筹集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政府退出”机制;而政府则需回归到“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加强监督,控制风险”的本位上来。另外,在投资分配上需突出“三个重点高对应”,尽快提升基础研究投资的比重,针对中国企业以往的科技投资普遍存在“撒胡椒面”现象,目前的投资应遵循“三个重点高对应”的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理论,强调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取向是要把重点资金与重点项目、重点人才在一定高度上对应起来,为此企业则要形成“三个重点高应对”的有效资源配置的政策机制,并提升企业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科技创新的资金管理方面,应推进企业研发资金的审计监督创新进程,既要改革传统的审计证据收集方式,又要变革审计导向———从制度基础审计转向风险基础审计。因此,改革现行企业审计体制,变革审计方式和技术,培养新经济条件下审计管理人才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有效利用至关重要。3.加强与外部组织的合作研发纵观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我们发现“如果想扩大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就必须加强创新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强化在创新成果产生、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体制机制、技术、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整合创新资源方面,瑞典、芬兰、荷兰等北欧国家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这些国家率先改革了各创新主体间的联动机制,为企业、公共及私立研究机构和政府搭建了良好的创新资源整合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地融入创新体系中”[10]。我国企业在创新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应注重与其他企业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多种合作关系包括合作开发、项目委托、建立以关键项目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等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可以在与企业的合作中确定自己为社会生产服务的最佳位置;企业也可以通过合理利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资源,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8]
(二)实现出口企业规模化经营,抓住反向创新的契机在出口运行中,如果出口企业通过兼并、产业结构升级等方式逐步实现规模经济,那么大批量出口产品的生产就能采用更先进的工艺和更专业化的设备,从而实现标准化和简单化的作业,大量节省原材料和能源,同时企业只有实现规模化经营才能进行高效率的技术研发,有效地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否则技术的研发只能因为资金有限、渠道缺乏和技术人才欠缺等因素陷于空谈和停滞。在为技术创新提供足够条件的基础上,还应适当变革对创新的固有观念和固化思维。“反向创新”的对立面是过去西方人主导的所谓“传统创新”,即按照以往模式,发达国家往往是创新的引导者,随后把这些创新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但“反向创新”则是新兴经济体根据当地需求,以全新理念设计新产品,并成功推向当地市场和全世界。一方面,中国企业可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改进和推广某些本土化的技术,进而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可在其他国家设立研发中心,以另一种类型的“反向创新”回馈中国市场,进而进军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