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值和税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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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第1篇

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的累积对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压力。雾霾覆盖的增多、环境质量的退化，更加显示了环境资源相对稀缺性逐渐增强，经济活动已经导致了不容忽视的环境代价。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联系的问题，节能减排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文章以江苏省高能耗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两方面分析当前高能耗企业现状，通过对现行的节能减排税收政策和其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其对高能耗企业的实施效果。

1 相关理论的基础

1.1 节能减排的含义

节能减排通常包括两大技术领域，首先是节能，可以通过减少能源消耗量，从而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衡量的话一般采用单位GDP能耗；其次是减排，要尽量减少污染物等其他废物的排放，一般用单位SO2排放来衡量。因此，单位GDP能耗和单位SO2排放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就是所说的“节能减排”[1]。

1.2 高能耗企业的界定

根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披露，目前我国的高能耗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六大行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 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现状

2.1 高能耗企业能源消耗情况

以江苏省六大高能耗行业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能源消费总量和单位产值能耗[2]进行计算，整理结果：从2007―2014年期间能源消费总量也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但是每亿元产值综合能耗在此期间整体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因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高能耗企业的迅速发展，能源需求大幅上升，供不应求的问题更加凸出。能源的利用效率较低和需求的日益增加，从而造成严重的能源供应紧张的状况。

2.2 高能耗企业污染排放情况

通过分析江苏省六大高能耗行业，对其SO2排放及单位产值排放进行计算，其整理结果：江苏省高能耗企业在2007―2014年期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整体处于不断下降趋势，但是在2011年又有所上升。在各项措施综合实施下，能源排放总量有所下降，但要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目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上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逐渐增加，因此，节能减排的任务仍然是十分严峻的。

3 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现状和影响的实证分析

现行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中关联度较高且最具代表性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和企业所得税。目前我国企业的所得税不能用明确的指标来衡量，文中要分析税收政策对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的影响主要是分析资源税、增值税以及消费税三者之间的联系。

在总体税收中，节能减排相关的税目中的3种税收方式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如表1所示。

该节通过数据分析，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税收政策和企业节能减排的相关度，进而得出税收政策在此方面的实施效果。

3.1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设定

多元回归主要是指在回归分析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变量。一个问题的产生都是有多个因素有关的，文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来估计因变量，以此来预算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即：

其中，F=已解释方差/未解释方差，服从F（k-1，n-1）分布，F值越大越好。模型计算得到的F统计值大，则说明方程回归效果好，有较高的解释度。

3.2 模型变量的选择

因为单位产值能耗有效反映高能耗企业节能减排的效果，故此多元回归模型采取单位产值能耗作为企业节能减排的指标变量；自变量的选择能代表企业节能减排相关的税收政策，故此回归模型采用、、三个自变量，分别表示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中的增值税、资源税和消费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其中、、采用各税收占总税收的比重是为了避免模型中变量的自相关性，减少方程的异方差及时间序列对回归模型结果的影响。

3.3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得检验结果及解释

根据上述收集的数据汇总，将各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导入Eviews软件中，得到以下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图1）。

由上述回归模型结果中，作为被解释变量单位产值能耗的变化与各解释变量修正后的判定系数为0.864，说明此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F=15.794，F 值较高且显著性概率为0.011

Y1=-0.291+0.053X1-0.834X2+0.983X3

其中Y1与X3系数为0.983>0.6，说明节能减排税收中消费税和单位产值能耗有强正相关关系，表明节能减排的消费税对于单位产值能耗的下降并没有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Y1与X1的系数为0.053，说明节能减排中的增值税与单位产值能耗有弱正相关关系，表明增值税的政策效果相对消费税来说比较明显；Y1与X2的系数为-0.834，资源税和单位产值能耗呈现负相关，表明在节能减排中资源税的政策效果最显著，明显高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因此，应该不断改革消费税，不断促进资源税和增值税在企业节能减排中的作用。

4 结语

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源税制改革 产业调整优化 结构失调 税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096－02

资源税作为税收政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资源税有关的能源产业是延安市的主导产业，因此，资源税制的改革必然会对延安市经济增长带来深远影响。伴随经济的发展，现行的资源税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阻碍了该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因此，面对我国“十二五”新环境，研究资源税制改革方向及其对延安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这是对税收政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一般表述。我国进入”十二五“新时期，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因此，税收政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产业结构决定税收政策，税收政策反作用于产业结构，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割。

首先，产业结构决定税收政策。一方面，产业结构决定了税收政策的调控方向，国家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所要实现的目标来进行税制改革，更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收入的增长，改善了税收政策的分配和导向功能。

其次，税收政策反作用于产业结构，对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制约与调节作用。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它反映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调控方向，体现了产业结构的特点和变化。国家可以通过设置税种、确定税率、选择征税范围等手段来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1]。

二、延安市产业结构分析

延安作为全国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有着十分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凭借着其雄厚的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地走以资源为导向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现今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三大产业比例严重失调

目前，延安市产业结构呈现出一种“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高速增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不合理发展态势。农业基础薄弱，对二三产业的支撑作用不大；第三产业虽然取得一定发展，但水平较低；工业发展迅速，但建立在薄弱的农业和低层次的第三产业基础上，缺乏稳定性。根据延安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885.42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71.19亿元，增长7.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635.49亿元，增长14.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78.74亿元，增长1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0 % [2]。可见，延安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这种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严重制约了延安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失衡

长期以来，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重型发展模式导致了延安市第二产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以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化工为主的重工业比重越来越大，而轻工业比重越来越小。其中，由于缺乏技术创新，重工业中的原材料工业比重过大，而加工工业比重小，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据延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1 225.16亿元。其中，重工业完成产值1 195.1亿元，占规模工业完成值比重的97.5%；轻工业完成产值30.06亿元，占规模工业完成值的2.5%。以上数据表明，延安市重工业发展迅猛，对全市经济贡献大；而轻工业发展则相对不足，对全市经济贡献小。因此延安市工业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优化。

（三）产业发展层次低，增长方式粗放

目前延安市的能源企业基本上都是能源开采企业，主要以能源资源的开采、输出和初级产品加工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产业发展层次低。这种原料化、初级化的粗放式发展道路，严重制约着延安市工业发展的能力。据延安市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1 225.16亿元，其中，煤炭工业完成产值126.24亿元，石油工业完成产值1 021.63亿元，电力、烟草和其他工业完成产值77.29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生产原煤2 559.93万吨，生产原油1 602.01万吨[3]。可见，延安市能源产业的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大，而真正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深加工产品很少，不利于延安市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三、现行税制对延安市产业结构的制约

延安市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存在严重失衡，重型化工产业比重大，而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加之延安市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延安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阻。同时，由于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因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延安经济稳定增长的调整优化面临严重的压力。而我国现行资源税制政策虽然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延安市完成资源税收收入3.74亿元，同比增长209.17%，增收2.53亿元。但随着“十二五”经济建设的新要求，现行资源税制在调整产业结构、节约利用资源等方面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资源税制设计的不合理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

现行资源税制设计不合理，致使延安市的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经济优势，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在：首先，征收范围狭窄其税率低。现行资源税仅限于矿产品和盐，而对生态环境具有重大保护意义的森林、水、土地等自然资源却没有列入征税范围。其次，现行资源税的税率偏低，税负轻，无法有效调节级差收入。而延安市资源丰富，资源产品价格较低，产品深加工业相对落后，征税范围狭窄和偏低的税率，使得企业没有开采的成本压力，盲目开采不利于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伴随着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资源开发的规模将越来越大，这种低层次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不仅会使延安市的能源资源面临枯竭，也会为原本自然环境恶劣的该区带来更严重的生态破坏。

（二）资源税优惠政策不合理制约了延安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享受税收优惠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更具有价格优势，在同样的条件下，企业销售享受优惠的产品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利润的追逐下，企业对其资源的需求更加旺盛，最终导致资源配置向享受减免优惠资源品转移，其负面后果是能源供需缺口不断扩大，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延安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能源资源的消耗，资源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得延安市的资源价格具有竞争优势，企业单单是从事资源的开采和输出就可以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而引进技术发展低能耗、高附加值和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不仅需要花费成本，而且长期才能看得到效益。二者相比，企业更愿意追求眼前直接的效益。长久如此，便造成了延安市产品价值链低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等缺陷。

四、优化延安市产业结构的税收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通货膨胀时期，资源税改革暂时被推迟。但笔者认为，资源税改革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必然要求，因此，资源税改革应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展开。

（一）完善税制设计

资源税制的设计应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控作用。首先，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现行资源税征收范围狭窄，变相刺激了非应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浪费，因此，资源税改革不仅应将矿产资源和盐列入征收范围，还应将水、森林、草场、海洋等可再生资源也纳入征收范围。其次，改革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以销售量或企业自用量为计税依据，使得税收与资源的市场价格长期脱节，不能够很好体现资源的真实价值。因此，必须改革计税依据，按应税产品开采或生产数量的市场价格计税，提高资源进入市场的税收成本，促使企业减少浪费，节约资源。再次，提高税率标准，制定多税率。现行资源税税率偏低且单一，使得企业无开采的成本压力，盲目开采，弃贫爱富，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因此，新一轮资源税改革应适当提高资源税率，对具有非替代性、环境危害程度大、资源回采率低的不可再生资源制定高税率，而对具有替代性、环境危害程度小、资源回采率大的可再生资源制定的税率制定低税率，以达到资源的开发保护。此外，还应该整合资源税费，将与资源相关的收费纳入资源税。目前我国税费混杂、费大税小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应将相关收费项目进行合并、取消，使其规范化。例如，可以将矿区使用费、林业补偿费、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并入资源税，而将一些杂费基金项目取消，凸显资源税的调节作用。还要减少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资源的配置。

（二）设置新税种

新税种的开征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迫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改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排放量，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首先，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开征环境保护税。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此，有必要对污染环境的产品或行为（如汽车尾气、不环保的产品或高耗能企业和高污染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根据对环境破坏程度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税率。其次，开征碳税。发展低碳经济，是适应全球改革浪潮的必然要求。可以在我国选取部分城市作为改革的试点开征碳税，然后向全国推广，最终达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按照相关部门的设计，碳税开征初始，可以采取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课征10―20元税费，以后逐年提高，阶段性目标为每吨100元[4]。

收稿日期：2011-06-23

作者简介：毕雯雯（1986-），女，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财政与税收研究。

参考文献：

[1] 黎昌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政策选择[Z].贵州省税务学会，2007.

[2] 延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0.

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GDP；税收；如皋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5-0111-02

1 税收与GDP的关系

（1）如皋市1996年-2006年税收与GDP的统计指标。

如皋市1996年至2006年的11年间，除少数年份外，税收与GDP的总量关系基本稳定，除1996年、1998年、1999年、2005年以外，税收收入的增幅都大于GDP的增幅，从逐年增长的平均数看，税收收入增长比例是GDP增长比例的1.6倍。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的增长。

(2)税收与GDP关系的特点。

从1996年-2006年如皋市税收与GDP的变化情况看，主要有以下特点：

①如皋市1996年至2006年的税收增长中，增幅最大的年份为2001年，比上年增长45.3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24.19个百分点。这比江苏省当年的增幅24.29高了21个百分点。增幅最小的年份为1998年的3.54（1999年的增幅为负），比江苏省当年的增幅8.3低4.76个百分点。说明如皋市税收收入变化波动程度大于江苏省的税收收入的波动程度。

②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如皋市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但呈逐年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比重为4.48%，逐年上升为2006年的9.22%，11年间比重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而同期江苏省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6年的7.6%上升到2006年的17.17%，上升了9.57个百分点。如皋市税收占GDP的比重与江苏省相比低近6个百分点。

③11年中如皋市GDP增幅最大的年份是2005年，增幅为25.38%，比江苏省同期的增幅17.79%高出7.59个百分点；次高点是2004年的21.66%比江苏省的24.49%低了2.83个百分点；增幅最小的年份是1999年，增幅仅为3.94%，比江苏省当年增幅6.92%低2.98个百分点。说明如皋市经济增长的波动程度也比江苏省剧烈。

④从税收与GDP的线性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税收与GDP具有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77040，这说明相关程度相当高。

⑤近5年内如皋市的税收总收入平均增长比例为27.9%，企业所得税（包括内外企业所得税）上升较快，个人所得税直线上升，年均增速高达38.7%，成为发展潜力最大的税种。

2 影响税收与GDP关系的因素分析

（1）经济结构的影响。

经济结构不同，必然要影响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首先，产业结构的影响。全国2006年度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1.8 : 48.7 : 39.5，江苏省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7.2 : 56.5 : 36.3,如皋市的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为12.7 : 54.1 : 33.2,由于GDP不全部是税收收入，在第一、二、三产业中，仅第三产业与税收收系比较密切，虽然第三产业的税收呈增长趋势，但第三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与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同步；第二产业形成的主要税收增值税的75%、全部消费税都属于中央；而第一产业最主要税收是农业税，2005年农业税取消前，农业税基本上是定额税，没有随农业产值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因此，这无疑给如皋市税收与GDP同步增长带来影响。其次，所有制结构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如皋市非公有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形成。据统计，从1996年-2006年，如皋市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低于整个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于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税收负担率不同，必然导致如皋市税收占GDP比重低于江苏省水平。

（2）投资增长与物价变化的影响。

可以看出，11年来，如皋市税收与GDP的关系在实际变化中对投资和物价的反映是很敏感的。据调查，实行分税制后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高峰期是1995年，GDP的增幅达到39.45%，而当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29.15亿元，比上年增长42.13%，投资的增长导致物价的上涨，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达到116.3%，比江苏省的93%高出23.3，与全国的117.1接近。由于价格对税收的影响，当年税收增长维持了8.51%的增长幅度。1996年在GDP增幅下降的情况下，税收保持8.53%的增长势头，说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仍然活跃。

（3）对外经济的影响。

如皋市对外贸易在近5年显示出了强劲增势。如皋市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提高，外商投资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开发区建设的较快发展，为如皋市“走出去”战略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如皋市GDP与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长。

（4）税制的影响。

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配套措施。十几年来的运行实践表明，总体上相当成功，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不足，从而对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个税制在几个主要税种方面的法定税负偏重了。如我国已实行多年的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固定资产抵扣所含的税；营业税重复征收问题比较严重；企业所得税中生产经营成本税前扣除不足；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和标准不合理等等。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保持原税负”，但随着征管力度的加强，过去的法定税负就显得偏高了。

（5）税收征管制度和征税环境的影响。

首先，征管制度不严密，有疏漏。税收征管的原则是“依法办事，依率计征”，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帐证管理，这方面强制措施不力，使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经常利用其帐证核算制度不规范钻空子。其次，税务执法不严格，就是措施不力。目前，如皋市税务机关征管力量不足、技术手段不够先进，人员的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偷逃税、骗取出口退税、欠税等违法现象大量存在。再次，征税环境不理想，主要是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驱动，进行行政干预的影响，由于现金的控制管理比较松，造成帐外循环、税款流失。这些都导致了如皋市税收占GDP比重低于江苏省及全国平均水平。

（6）预算外收费挤占了税收。

政府的收入并不等同于税收收入，政府收入除了有以税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外还有为数相当多的游离于预算外的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源于名目繁多的政府收费。近年来预算外资金急剧膨胀，各级政府部门批准的各种收费和资金项目达3000多个，收费过多过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抑制了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枯竭了税源，降低了企业的纳税能力，难以使企业为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这些在税收之外的政府收费，给税收造成了重大冲击，造成了税收占GDP比重总是不高，使税收提不到应有的地位，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

3 对策与建议

（1）优化投资，充分发挥经济结构的导向作用。

要从宏观上对经济结构首先是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大力发展税收增长率大的产业，积极培植集约型税源。不同的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一是受不同产业财政政策的影响，二是受产业规模的影响。如皋市按产业对税收贡献的大小看，二产最大、三产次之、一产最小。2002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22.6:42.7:34.7,2003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1.6:55.8:32.6,2007年如皋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7年如皋市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为：13.7 :52.2 : 34.1,并且提出了2008年三大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的预期为：11.4 :54.4 : 34.2。由上述比例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如皋市队三大产业的调整趋势，一产比重逐渐降低，二产比重保持稳定，三产比重稍有增加。从目前如皋市的产业格局看也是二三一的产业格局。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要突出解决“农业不优，工业不强，三产不新”的矛盾。如皋的发展着眼于三大平台：产业、资本和人才。

建立产业发展大平台。一是大力发展工业，培植主体税源。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如皋拥有48公里的长江岸线，得天独厚。中深水贴岸、微冲不淤的黄金海岸线20.2公里。2006年投资14.6亿元完成基础设施。如皋还拥有肩负着为江苏省打造造船强省重任的熔盛船厂，集研发、施工、生产、销售于一体。要加紧建设熔盛造船的海洋平台，全力推进熔盛造船国家级工程中心和船舶交易中心、江苏船舶工程研究院的建成。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植后续税源。如皋市民企现在的产业结构较单一，主要是在第二产业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产业上，第三产业比例较低。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低层次的产业，很难适应国际竞争，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目前如皋拥有年产出100亿的世界肠衣城，年产出100亿的世界长寿食品城，年产出100亿的汽车轮胎及配件产业，年产出50亿的电子电器材料产业，50亿现代纺织服装产业。五大专业园区正在全力推进之中。三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培植基础税源。要大力发展以生态、观光农业为特征的都市农业，学习省内先进典型。同时建立资本发展大平台。建立人才发展的大平台。

（2）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

一是增值税的完善。对增值税应在适当的条件下扩大其征收范围，如可将营业税征收范围中的建筑业，服务行业中的科技、信息、等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同时加快增值税转型，把消费型增值税作为税收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进一步规范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方式，完善税款抵扣制度和办法。二是完善农村税制。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没有了税。农民购买原材料进行生产都是有税的。要研究工业反哺农业的税制，制定一个既符合十七大方针，又符合“五个统筹”的新税制。三是开征新税种，如社会保障税、遗产税、证券交易税。

参考文献

［1］Alberto Alesina .Tax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an open economy［J］.ELSEVIER，1995，(39):961-979.

［2］艾华.如何理性认识税收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J］.税务研究，2005，（7）：7-9.

［3］ 梁俊娇.税收收入、GDP及我国宏观税负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

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第4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

产值和税收的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收入；规模；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辽宁省财政收入的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4月19日

一、辽宁省财政收入现状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收取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规模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适度的财政收入规模能够有效地保证财政职能的发挥，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表1包含了辽宁省2001至2010年财政收入和GDP的数据。从十年的数据可以看出辽宁省财政收入一直在稳步的增长，从2001年的1，010.1亿元到2010年的6，728.2亿元，从绝对数值上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但是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方面来看，发展的并不稳定，虽然总规模每年都在增加，但是增长速度在2008年、2009年出现过减缓的现象，当然这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有关。（表1）

用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以研究财政规模适度性的问题。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辽宁省GDP总额的增加，财政收入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而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稳步提高，由2001年的20.07%提高到2010年的36.45%。由此看出，GDP的增长带动了财政收入的增加，这样财政职能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

二、辽宁省财政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分析了辽宁省财政收入的发展规模和适度性问题，下面将对辽宁省财政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影响地方财政收入高低的因素很多，但大体上而言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两个方面。就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本文分别选取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四个变量，税收方面选取辽宁省税收收入为变量，另外加上一个最终消费支出。表2中列出了2001～2010年的原始数据（表2），模型为：

Y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X4i+β5X5i+β6X6i

（二）实证分析

1、多重共线性检验。由于选择的影响因素较多，所以估计模型之前，应该先分析各个因素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相关系数检验，输出的相关系数矩阵见表3。计算结果表明，各因素与财政收入高度相关，而且解释变量之间也是两两高度相关。（表3）

为进一步检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用EViews6.0软件计算出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见表4。（表4）

λ1=5.9670 λ2=0.0254 λ3=0.0044

λ4=0.0020 λ5=0.0009 λ6=0.0003

此时，XX′=∏λi=3.60×10-13≈0，即（标准化后的）样本数据矩阵XX′是一个病态矩阵，而且病态（条件）数和病态指数分别为：

K===19869>1000

CI=≈141>30

因此，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如果此时用OLS法估计模型，将得到以下估计结果：

Y=-610.06-0.4462X1+2.9775X2-1.7334X3+0.1694X4-0.1020X5+0.3696X6

t=（-0.70）（1.56）（-0.63）

（0.13）（-0.02）（0.26）

R2=0.9956 F=113.02 DW=2.11

模型的F检验高度显著，但是所有解释变量的t检验都不显著，并且X1、X3、X5的系数为负数，系数符号的经济意义不合理，这也表明多重共线性造成模型t检验可靠性的降低和系数估计误差的增大。

2、主成分回归。现在采用主成分回归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由于表2结果的计算采用相关矩阵，也可以由表4中的数据得出：6个特征值之和等于6，第一个成分占总方差的99.45%，第二个成分占总方差的0.42%，前两个成分占总方差的99.87%。利用Eviews6.0软件同时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见表5。（表5）

根据表4的计算结果，和所对应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99.87%，由表4可以得出和对应的单位特征向量为：

u1=（0.4086，0.4083，0.4063，0.4085，

0.4092，0.4086）

u2=（-0.2752，-0.3268，0.7508，0.3411，

-0.1440，-0.3416）

所以，两个主成分为：

Z1=0.4086X1+0.4083X2+0.4063X3+0.4085X4+0.4092X5+0.4086X6

Z2=-2752X1-0.3268X2+0.7508X3+0.3411X4-0.1440X5-0.3416X6

将变量Y关于Z1和Z2进行回归，估计之后经检验，模型还存在一、二阶自相关性，所以加上AR（1），AR（2）项后重新估计模型，得到估计结果：

Y=0.016736Z1-1.241630Z2+[AR（1）=-0.5076，AR（2）=-0.7654]

t=（0.31）（-5.36）（-0.92）（-1.40）

R2=0.9915 DW=1.74

将主成分Z1、Z2与Xi之间的关系代入主成分回归模型，得到：

Y=0.3485X1+0.4126X2-0.9254X3-0.4167X4+0.1856X5+0.4310X6

在EViews6.0软件的数组窗口中利用描述统计命令可以得到各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利用公式可得原模型的参数如表6所示。（表6）

这样原模型为：

Y=0.4936+0.2828X1+0.8433X2-4.5588X3-0.4662X4+0.0681X5+0.5029X6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辽宁省财政收入的规模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增长速度也比较快，而且与GDP发展的适度性比较好。整体上而言，辽宁省财政收入情况比较好。

使用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找出众多影响因素中的主要因素。根据辽宁省2001～2010年财政收入数据及相关数据，使用Eview6.0软件得出的结果显示：影响辽宁省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工业总产值，其次是税收收入。根据主成分分析，二者的累积贡献率99.87%。从模型中也可以看出，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工业总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辽宁省财政收入增加0.2828个单位，同样当其他因素不变时税收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辽宁省财政收入增加0.8433个单位。税收收入增量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工业总产值增量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大。此外，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第三产业，虽然在主成分分析中的贡献率小于工业的贡献率，但是也不能忽视其作用。

（二）政策建议。财政收入的规模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状况。辽宁省一直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发展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所以辽宁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规模和质量，就要发展好工业。巩固发展原有支柱产业，比如机械制造业，积极发挥产业集聚的优势。创造条件，培养新的优势产业，比如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汽车产业。

辽宁省多年来一直重视工业的发展，从辽宁省目前的情况看，产业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工业主导全省经济发展趋势，财政收入对工业的依存度大。而仅仅依靠工业在以后的发展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工业发展的优势不能放弃，同时也要重视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要处理好三种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继续发挥工业优势，还要引导扶持农业和第三产业，培植新的财税增长点。这样才能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保证地方财政收入稳步增长。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处理不同财政收入来源及其结构的问题，除此之外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还要处理好财政收入的内部结构。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非税收收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财政收入的规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非税收入如果管理不当，游离于财政监管之外，将损害政府财力的统一性，削弱政府调控能力。所以在关注财政收入总规模的基础上，一定要注重财政收入的内部结构。统筹优化其内部结构，使其快速发展的同时保证其质量。

主要参考文献：

[1]赵卫亚，彭寿康，朱晋.计量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