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8日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城市和乡村等。环境为我们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条件。环境保护是指人类为解决现实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就是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和破坏，综合整治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争论由来已久，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许多国家，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方法。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矛盾尖锐，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拥有13亿人口，是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大国。目前，中国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转变，事实上也正在改变。中国目前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呢？本文认为发展经济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是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片面经济利益和全面综合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平衡问题。实施绿色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不行的，否则就要落后挨打，没有GDP却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给它涂点“绿颜色”，让它变成一个呼之欲出的“幸福指数”。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保护我们人类的家园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GDP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一、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
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收入显著增加，在总体上基本实现小康水平。但遗憾的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导致环境保护工作的边缘化，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是以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随着全球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大气、陆地、水与海洋污染日益严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许多物种正濒临灭绝，森林的过度砍伐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都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现实的与更严峻的潜在威胁。时至今日，我们发现，忽略环境因素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自杀性的。这些后果包括：
（一）影响人的生存环境。人对自然的绝对依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水、土地、气候。水是生命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而气候则决定了一个地区是否适合人类生存。从这三方面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的“三北”地区，即东北、西北、华北三地区约331.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4.6%），被地质学家称之为“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地区”，其间80%（即262.2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实际上早已成了一片荒漠，占了中国国土的27.2%，也就是说，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中。同时，水土流失严重，一些地方的地力下降，产量下降，形成“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很多美丽的河流消失，生态环境极其脆弱，造成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目前全国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都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水土流失地区。水土流失的结果正是植被消失、土地荒漠化、众多河流死亡的原因。
当今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相当严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和生产资料两个方面，环境遭受破坏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日渐稀缺和劳动者幸福感的日渐枯竭，这就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大多超额完成，但环境保护指标没有完成。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对社会稳定也造成重大影响。
当前，经济加快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尖锐。2012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6%，但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上升。据对17个省（区、市）有关数据的综合分析，上半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2%、5.8%。
（三）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影响人民和经济建设实体以及公共部门的关系，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当某个地方的某个或某些经济实体因发展经济而给周边自然环境带来巨大污染，造成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势必导致居民和该经济实体之间的冲突，产生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不信任，影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因此，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保障。
二、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的原因
经济发展是“鱼”，我们无法舍弃这条“鱼”，因为祖国的强大、民众的富裕都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保护是“熊掌”，我们同样无法舍弃这只“熊掌”，因为人的生存、和谐社会的构建乃至经济的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环境保护。古人云：鱼和熊掌不能皆得。今天我们说：鱼和熊掌必须皆得。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能否皆得，而是如何皆得。对策的提出依赖于原因的分析，只有弄清环境破坏背后的原因才能找到环境保护的应对之策。细观之，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的环境大破坏，其原因是：
（一）缺乏科学的发展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环境经济学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到达某个临界点（拐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但是，要特别防止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
（二）政绩考核体系的不科学。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主导了广大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官员们片面追求GDP，以求通过经济总量的增长实现个人仕途的进步，其结果是环境保护被经济发展边缘化。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是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一是一些企业以临时停产代替达标，一过关照样超标排污；二是建设项目环境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没有完全落实，有的不按法规先环评后建设，造成选址不当；三是国家明令禁止的“15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且还为数不少。
（三）经济发展规划的盲目性和非统一性。生活区和工业区本应分而治之，在空间分布的考量上应该把居民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发展经济的前提是对人的不良影响降至最低。而某些地方的市政规划却忽略了这一点，导致生产影响生活，激化各种矛盾。比如，很多重工业城市，尤其是钢铁城市，工业布局严重不合理，一些钢城工厂遍布整个城市，虽然这几年对排污进行了大力治理，但其生产用的煤炭、矿石等的粉尘，产生的废水废气对城市的污染依然非常大，使整个城市环境都受到污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搬离或者是把生产厂集中在一个地方，这样主要是好治理，比如唐钢就是集中一个地方，唐山市的环境受唐钢的影响就很小。
（四）环保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环保执法力度不够。环境质量标准、环保执法权力、破坏环境的处罚措施等都需细化和完善。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不法者将环保置于脑后，一味追求利润增长。环境保护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对环境保护监管不力，有的地方不执行环境标准，违法违规批准严重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 没有形成群众、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内部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渠道的、多层次的监管机制，使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五）制度设计不合理。环境问题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术、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等；管理层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制度层面：设计制度，合理构建各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如排污企业、受污染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制度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会催生出好的技术，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就会抑制高效率的环保技术的产生，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
三、推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决策者决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观念，即他们必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错误的命题。其实可以同时选择二者——从未来的角度看，它们并行不悖。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资源的稀缺性逐步表现出来，环境问题正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治理环境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只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这样经济和环保是能够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
（一）强化科学发展观和“绿色GDP”，强调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落实好环保优先政策，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才能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才能既培育好“金山银山”，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又保护好“绿水青山”，在生态建设方面为国家做贡献。
1、改变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变现存的GDP为“绿色GDP”。将生产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引进到GDP的核算中，如果环境污染，则予以扣除，从而纠正现存GDP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误导。生产过程污染少了，治污费用就少了，这样的生产对GDP的作用才是实在的。
绿色GDP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谁拥有好的生态，谁就拥有未来，就有经济持续的发展。未来的竞争是生命科学的竞争，生物多样性是我们的基因库，是经济增长的法宝，科学发展观涉及的就是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2、强化环境意识，树立生态理念。正确处理环境与建设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环境保护，教育为本”，要大力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理念同中华民族关爱自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了解国情、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大力倡导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以及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摒弃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倡导正确的生活方式。
3、强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念。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要在统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口数量、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实施区域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实践中，强化“环境是资源、资本”、“环境是生产力”的意识，提高“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营造环境就是创造生产力”的认识，以环境补偿促进社会公平，以生态平衡推进社会和谐，使整个社会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
4、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能够互相促进的。英国在1990～2002年间的排放量减少了15%，而经济增长了30%。在丹麦安徒生童话的故乡，风电产业创造出30亿欧元的出口工业，在世界能源市场中，独占鳌头，制造了改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商业化成功的故事。利用风力这一可再生能源发电，每生产100万千瓦小时的电量，减排600吨二氧化碳，可再生能源的环境科技化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二）将环保指标引入政绩考核体系。把环境保护作为决策的重要环节，从源头落实环保基本国策。环保从源头抓起，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同时，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代替传统的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政绩观。
1、加强领导，强化环境保护责任制。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该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
2、加强对资源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管理。对一切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一律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后才能立项的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指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大中型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率达100%。大力发展旅游业等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产业。
3、推进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实践。发展与保护相结合，在经济发展中同步实施环境规划，同步增加环保投入，同步强化环境监管，将有利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社会行为、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保护中优化经济增长。
（三）经济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统一性，尽量减少生活和生产在环境层面上的冲突。做好经济发展规划和环保的前瞻性和统一性，体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思想，是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观引导人们追求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最佳结合。
把环境保护作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环节，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摆在首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河流湖泊资源。在人口集中的中心城镇建设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继续整治煤烟污染；加强汽车尾气达标排放检查；控制交通和建筑施工噪声；创建绿色环保文明社区。在农村重点抓好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和保护农村饮用水源地，确保农产品基地环境安全。
调整工业布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工业经济布局，把目前城市内存在的工业分散布局、重复布局、与居民点穿插布局等不合理布局现象造成的工业污染通过合理规划、合理布局的办法加以改善。
（四）进行环境保护制度本身的创新，形成新的环保理念。环境问题的解决在依赖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对现存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并进行环境制度创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共生。
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体系之内，将其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使经济主体能够从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中受益，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给予经济主体足够的激励，将环境问题内化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成为其决策的变量，这样企业在做决策之前就会像考虑劳动力与资金成本一样，将对所采取的行动作为一个决策因素，或是将保护环境本身作为一种可赢利的事业加以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五）进一步加大环保工作力度，构建科学、完备的环保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们不断加强环境保护。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国家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变化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手段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六）不断增加环保投入，依靠科技进步保护环境。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整合动员和发挥各方面的科技能力，集中力量研究当前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应用技术的研究推广。加快先进环保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将环境保护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推动环保产业化进程，要加快环保产业的国产化、标准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政策扶持和市场监管，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环保技术装备和基础装备，在立足自主研发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努力掌握环保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提高环保装备制造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的自主制造。培育一批拥有著名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优势环保企业。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推进环境咨询市场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依赖技术进步，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组织对污水深度处理、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洁净煤、汽车尾气净化等重点、难点技术的攻关，加快高新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积极开展技术示范和成果推广，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七）把环境保护作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经过工业革命以来近300年的消耗之后，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日近枯竭，因此人类必须寻求“新”的资源起点，“废物”正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1、用循环经济力促GDP增长。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绿色核算体系”来重新审视和把握经济发展途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推动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新模式，彻底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末端治理模式。中国人均资源少，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是当务之急。以沿长江城市企业为例，加大工业用水循环利用，其实就是减少了对水的污染，企业不能因为企业紧临长江就可以无节制的用水。
2、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引导企业、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发展生态农业，促进产业生态化。研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机制，特别是研究如何利用经济激励手段和制定在土地使用、贷款和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全社会共同开展循环经济的工作，并提出开展循环经济工作的具体操作措施，探索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估机制。要从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艺，推行清洁生产；从企业之间的循环角度，大力发展生态工业链园区；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大力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最近成立的皖江循环经济园区就是发展循环经济，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3、循环经济不仅是对企业的要求，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人们首先要改变消费观念。循环经济要求消费既能满足自身需求，又不对环境造成危害；既要消耗物品，又要回收利用生产生活物品。“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企业在废旧物资回收和资源综合利用中产生利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比如，安徽马钢集团以电能、燃油等清洁能源代替煤炭，利用除尘灰作为烧结原料，利用高炉煤气余热进行发电，将高炉水渣、钢渣销售到相关企业作为生产原料，仅此4项每年就增加效益近7，000万元。该公司还对工业废水进行回用，循环回收率达到94%，每年又可节约水费近900万元，同时减排有机污染物4，500多吨，大大削减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同样，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从节约每一吨水、每一吨煤、每一度电做起，大力节约资源。
总之，发展、环保，一个都不能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目前已进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不但需要保持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而且需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满足人们对环境质量日益提高的要求，而搞好生态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张凯主编.当代环境保护知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3.1.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经济;全球化;理论
一、法律制度设计理论综述
制度设计理论对可靠地强制财产权的效力进行了肯定。认为产权人有权利从其投资中获得利益，这一因素是在金融交易过程中最实质性的。La Porta等人（1997）提出了金融理论，认为潜在金融投资者会面临资金被征收的风险，而且一国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17世纪英格兰创造的普通法，主张保护财产所有权免受王室的剥夺与干涉，这使得投资者的产权也受到了一定的保护。再比如，法国的民法就没有对私人契约关系以及财产权进行保护，该法律是受政府权力制约的。这中集权主义的法律不仅没有行为，反而使得谋求私利为公权滥用开来（Beck，2003）。从英法两国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其与金融发展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法律手段具有良好的救济效应。但强制的法律效力会导致一些权力的行使有了必然的随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官僚、政客等阶层有了侵犯财产权的机会，从而染指金融交易，从中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Acemoglu，2005）。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综述
从一些列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发展良好和金融机构健全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就较快。King和莱文等人（1993）以77个国家为例，进行了1960-1989年间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使金融深化的措施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等。这些措施一般更倾向于一些小国。尽管调查报告没有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但并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太大影响。Zevros和莱文等人（1998）用股票指数来测量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体系是以银行还是以债券为基础并不重要。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Beck和莱文等人（2000）利用辅助变量模型对金融与经济的因果联系进行了直接研究，认为外在有效地金融因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据Smith和Benecivenga（1991）的经济增长理论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影响。Obdfield（1994）在其金融理论研究中表示，经济增长与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存在确切的联系。但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却不与与个人存款产生关联。Benecivenga（1995）指出，证券市场的生产量、增长率以及都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十分密切。
Wachtel和Rousseau（1998）两人以时间顺序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以及瑞士五个工业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领域发出的信号能够预测经济的增长与否。Zingales和Rajan（1998）两人也以时间顺序（1980～1990）进行了相同的研究，他们支持Wachtel等人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综述
20世纪末期，学者们开始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从研究结果来看，对二者之间联系的观点并不相同。有一部分人认为，通过降低交易等费用，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的资金，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对资本的分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影响巨大。Jovanovic和Greenwood等人（1990）指出，由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金融发展是U型曲线，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出现：在金融发展初期，只有极为少数的富人可以涉入金融市场。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聚集，正式参与到金融市场的人数欲来越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金融的发展，从而对经济增长更加积极。因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石象湖作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Beck和莱文等人（2004）对金融媒介物与收入不平等的Gini系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社会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以及贫富人口数量的比例问题等。研究显示，金融市场的发展非常有利于缩减贫富收入的差距。它甚至可以控制国内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金融媒介物能够使消费指数更加迅速地下降，五分之一的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也会加快，日平均收入在两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会大大减少。
四、结论
经过上述理论综述可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而且金融发展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而对于此，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如南非国家等，就面临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一切发展金融媒介的障碍如何清扫。尽管上述相关理论之间相互补充，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它们解释了法律制度体系如何推进了金融媒介的发展，而对于发展落后国家金融媒介障碍的扫除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Ades， A.， and R.D. Tella （1999）. Rent，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 155 194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单位根检验 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21-03
一、引言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要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因此，探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及时总结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经验进而指导中西部地区，制定适合区域金融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就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他的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中指出：在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较高的时期；反之，经济发展趋于缓慢甚至处于停滞时期，金融发展的成效也是微乎其微的。谈儒勇（1999）模仿King和Levine使用OLS回归方法，首次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志强、孙刚（2002）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VECM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丁晓松（2005）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探讨了1986年―2002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除了时间序列数据结构的实证研究以外，很多学者利用截面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周立和王子明（2002）利用1978年―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笔者采用2000年―2007年的数据，借鉴其他学者的方法，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面板模型的建立对我国31个省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找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区域和时点差异以及差异程度。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说明
1.实际人均GDP。为了真实反映我国各省份经济增长水平，我们拿31个省份实际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选取的是2000年―2007年经过GDP指数折算过的实际人均GDP数据，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及相关测算。
2.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FIR）是衡量一国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笔者将金融相关率定义为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名义GDP之比，即：FIR=(DT+LT)/GDP，DT和LT分别代表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额。本文选取的是2000年―2007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和金融年鉴及相关测算。
（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1.单位根检验的方法。主要运用纵剖面时间序列独立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和纵剖面时间序列相关的面板单位根检验中常用的LLC检验和IPS检验。
LLC检验的主要思路是首先分别对每个纵剖面时间序列进行ADF回归，其次构造两组正交的残差序列，最后利用正交残差序列的合并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得到修正的t统计量，此统计量检验面板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具体做法是先从和中剔出和确定项的影响，并使其标准化，成为变量。再用变量做ADF回归yit*=pyit-1*+vit。t（p）。渐近服从N(0,1)分布。如果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结论是存在单位根，如果统计量t（p）小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结论是不存在单位根。
2.单位根检验的结果。笔者采用LLC和IPS的检验方法，对实际人均GDP和FIR分别进行LLC和IPS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实际人均GDP和金融相关率FIR在一阶差分的情况下二者均不存在单位根，故这两个变量均是一阶平稳的。
（三）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1.协整检验的方法。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面板数据协整回归检验式残差数据单位根检验的面板协整检验，称为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另一类是从推广Johansen Trace检验方法的方向发展的检验，称为第二代面板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的结果。本文运用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法对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可看出，LLC和IPS检验均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通过第一代面板协整检验可知：我国31个省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模型的选择及说明
1.混合估计模型。假设建立的混合估计模型为：
GDP=β0+β1FIR+μ(1)
利用OLS估计模型(1)得到
GD＾P=-51.71+4720.85FIR
(-0.0338)(8.6023)
R2=0.23RSS=1.75E+10
2.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GDP=β0+β1D1+β2D2+…+β31D31+β32FIR+μi(2)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D30=0。
利用OLS估计模型(2)得到
GD＾P=18377.48+31325.26D1+14705.41D2+…-2672.11D31
-2337.68FIR
(-2.29)
R2=0.8 RSS=4.58E+09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个体的模型截距项不同（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F1=2.1421>F0.05(30，216)=1.48，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更合理。
3.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时点固定效应模型为：
GDP=β0+β1D1+β2D2+…+β8D8+β9FIR+μt (3)
引入虚拟变量W1，W2 ，…，W8 ，其定义是：
t表示2000年―2007年8年的年份。当t=1时，W1=1，W2= W3=…=W8=0，当t=2时，W2=1，W1=W3=…=W8=0，…，当t=8时，W8=1，W1=W2=…=W7=0。
利用OLS估计模型(3)得到
GD＾P=-877.79-3471.28D1-3593.59D2+…+7493.41D8
+5037.25FIR
(10.1711)
R2=0.41RSS=1.35E+10
时点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横截面模型截距项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横截面模型的截距项不同（建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F2=10.12>F0.05(7,89)=3.25，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结论是应该建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
4.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为：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引入虚拟变量W1，W2 ，…，W8 ，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t表示8年的年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D30=0；当=1时，W1=1，W2=W3=…=W8=0，当t=2时，W2=1，W1=W3=…=W8=0，…，当t=8时，W8=1，W1=W2=…=W7=0。
利用OLS估计模型(4)得到
GD＾P=12636.27+21754.69D1+14217.93D2+…-2145.57D31
-4419.32W1-3701.28W2+…+6701.47W8-138.75FIR
（-0.2139）
R2=0.94RSS=1.30E+09
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否优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F检验：H0：不同横截面不同序列模型截距项都相同（建立混合估计模型）；H1：不同横截面不同序列模型截距项各不相同（建立时刻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F统计量定义为：
F3=70.7277>F0.05(37，209)=1.21，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因此建立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是合理的。
5.随机效应模型。假设建立的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为：
引入虚拟变量D1，D2，…D31，其定义是：
i表示我国31个省份。当i=1时，D1=1，D2=D3=…=D31=0，当i=2时，D2=1，D1=D3=…=D31=0，…，当i=31时，D31=1，D1=D2=…= D30=0。
利用OLS估计模型(5)得到
GD＾P=11212.34+406.63FIR
（4.5037） （0.4971）
R2=0.94RSS=1.30E+09
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是否由于混合估计模型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H0：σu2=0。（混合估计模型）；H1：σu2≠0。（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统计量LM定义为：
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个体随机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是否由于随机效应模型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H0：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H1：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统计量H=187.1719>?字20.05(2)=5.99，所以拒绝原假设，接受备择假设。故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三、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均优于混合估计模型，且固定效应模型更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在文中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是在具体的实证分析中，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克服了时点效应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弱点和缺陷，因此笔者选取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协整检验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后，发现全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差异。同时，在不同的年份这种差异也是明显的。这种地区差异表现在：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不显著，而在东部地区，金融对经济促进的作用较明显。时间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2004年之前，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显著，而在2004年之后这种促进作用有所下降。因此，在采取金融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区域自身因素的影响，对不同的地区采取有差异的金融政策，还要考虑这种年份的差异，在不同的年份采取相应的金融政策，做到政策实施的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适时调整政策。通过政策的实施和调整，大力推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使金融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2.张晓峒.Eviews使用与案例指南[M].北京：工业机械出版社，2007
3.王文胜.西部大开发视角下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M].甘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
4.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5.Im，S.K.，Pesaran，H.M.，Shin，Y.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J].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03 (115)：53-74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增长率居世界前列，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2012年末，我国经济总量达到8.2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人均GDP约 6 100 美元，按联合国的标准划分，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金融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发展，国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拉大，经济失衡现象越来越严重，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达到了0.474，基尼系数连续多年超过联合国0.4的警戒线。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引起了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金融体制改革逐渐深入，能否全面而深入地把握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关系到新时期改革的成败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拟以我国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当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从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较为重要的文献。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亚当?斯密[1]等古典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银行可以通过信用创造积聚资本，促进社会现实资本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熊比特[2]发现，银行有媒介资本和信用创造的功能，能够通过购买力的创造，将资金不断地投向创新活动领域，给经济注入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罗纳德?麦金农[3]和爱德华?肖[4]认识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他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信贷供给的行政干预，扭曲了资源的配置，降低了金融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我国学者谈儒勇[5]以实证的方法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发展，二者同向发展。武志[6]采用戈氏指标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考察，并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我国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2.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Greenwood等[7]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发现两者间存在着“倒U”型库兹尼茨曲线关系。他们对这种“倒U”型关系的解释是：在金融发展初期，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比较严重；而到了金融发展逐渐完善的时期，收入分配状况不断合理化，差距就逐渐缩小。Beck等[8]对99个国家1960―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金融支持和投资对解决贫困是有益处的，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困，缩小穷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李勇辉等[9]根据国内1952―2005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深化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之间呈现“倒U”关系。张立军[10]用广义货币M2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作为选取项目，研究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收入差距增大。乔海曙等[11]根据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选用非参数相关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呈现“倒U”形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3年
第3期 王伟涛，等：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
3.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Barro[12]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在解释变量中不仅包括收入差距，还包括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项，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正相关，而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是负相关。陆铭等[13]基于联立方程和分布滞后模型对我国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王少平等[14-15]在研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和不同时期的阈值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曹裕等[16]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存在区域差异效应的结论。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差异，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包括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特点来研究并分析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以金融相关率（FIR）、基尼系数（GC）、经济增长率（GDPR）3个指标分别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其中金融相关率指标通过M2/GDP计算可得。由于1990―2002年的基尼系数官方未公布，不同学者采用的计算方法有所差异，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本文根据定义，同时参考世界银行网站和国内相关文献计算得出1990―2002年的数据[17]，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数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济增长率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和中国统计年鉴。各指标1990―2012年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1990―2012年我国金融相关率、
经济增长率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1.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自 Sims于1980年首次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来，该模型已经获得了广泛应用。由于 VAR 回避了结构模型设定，在经济学理论不足以指出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估计模型及出现内生性问题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分析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
根据选取的指标，构建包含FIR、GDPR、GC的3向量自回归模型：
Yt=L+∑ni=1βi×Yt-i+ε
式中Yt=[FIRt，GDPRt，GCt]T，代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即期值；i为滞后期数，βi为系数矩阵，ε为扰动列向量。
（1）样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在实际检验前对变量取对数。数据序列的平稳性检验采用ADF检验，显著性水平取0.05。表1的结果显示3个变量存在共同的时间趋势，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在此基础上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3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从表2中的迹统计量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FIR，lnGC，lnGDPR 3个变量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以通过构建VAR模型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2）模型求解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VAR估计，结合滞后阶数选取的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以FIR，GC，GDPR这3个变量建立VAR（2）模型，然后进行模型的平稳性检验，变量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建立的VAR（2）模型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运用EViews7.0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大部分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模型求解结果如下：
2.脉冲响应函数及冲击反映分析
在VAR模型平稳性检验通过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研究在扰动项上加上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分析结果才是可信的。图2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3个变量间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在脉冲响应图像两侧的置信带，滞后期数取为10。
由图2可知，FIR对GDPR的冲击影响在前5期均为负向，第5期以后转为正向，并逐渐收敛，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较长的滞后效应，随着时期推移，金融发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GDPR对FIR的影响保持正向，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对金融发展的需求增加，对金融发展水平的要求提高，从而推动了金融发展。FIR对GC的冲击影响一直为负向，在FIR给GC一个正向冲击后，基尼系数逐渐减小，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缩小收入差距。GC对FIR的冲击影响基本为负向，且负向波动增大，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了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使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严重，财富集中，但收入较低的群体是社会的主体，占人口的比重较大，收入差距的拉大无疑会造成低收入群体的金融需求不足，从而不利于金融发展。GDPR对GC的冲击影响为负，但负向影响程度逐渐减弱，说明经济增长能减少收入差距。GC对GDPR冲击略有波动，但基本保持正向，两者存在正向效应，这说明了基尼系数的增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利。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的经济效率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一部分人和地区的经济效率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与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产生的现实结果是一致的。
3.方差分解分析
根据所构建的VAR模型，进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把内生变量的波动分解为与各方程相关联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各外生变量对内生变
图2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量的相对重要性。表3为FIR、GC、GDPR 3个变量的方差分解结果，S.E表示标准误差，其他列为各变量的贡献程度。
从FI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GC和GDPR对FIR的贡献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在第10期，分别达到24.305%，5.083%。从GC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和GDPR对GC的贡献程度保持增长趋势，到第10期，分别达到17.967%，5.962%，GC对自身的贡献程度逐期下降，第6期之后基本稳定在76%的程度。从GDPR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FIR对GDPR的贡献程度逐渐下降，但保持在17%以上的较高水平，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较大；GC对GDPR的贡献程度除了第1期有所减少外，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贡献程度较小，保持在2.5%以内。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经济增长能够推动金融发展，反之也成立，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与武志[6]的研究结论相符。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体系完善程度有内在的要求，这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从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前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存在滞后效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能够减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金融发展，但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即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长期均衡角度来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控制和减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宏观调控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注重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收入差距间可能存在的库兹尼茨曲线关系和拐点效应。充分关注理论研究成果，把握现阶段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经济和金融进一步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种阶段下，应追求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金融的发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内在质量，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收入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2）政府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其中应首先加大对农村居民、城镇低收入阶层、失业人口、偏远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让中低收入阶层也能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入分配不均，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较强。关键原因就在于国民收入差距过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拉大不仅不能提高经济效率，反而造成经济失衡和增长质量下降，不利于经济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既是共富之路，也是经济增长之途，同时能够促进金融发展，提高金融发展水平，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1982-2009年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深化和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尤其明显。银行信贷、经济货币化程度、金融深化程度和非寿险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但是寿险业的发展显著推动了经济增长，尽管这种推动作用很微弱。
关键词：寿险业 非寿险业 金融深化 经济增长
研究背景
自Adam Smith以来，经济学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研究。Adam Smith较早地意识到银行活动可以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因而增加一国的产出。但是，真正系统地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始于Goldsmith。在其1969年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Goldsmith首次给出了金融发展的定义，并建立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指标，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之后，McKinnon和Shaw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深化了Goldsmith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evine等人为代表的济学家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创了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摩擦因素导致了经济对金融系统的内在需求，而金融发展则通过提高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配置效率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然而，无论是早期古典金融学者对金融发展问题的关注，还是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验证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银行和股票市场上，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讨论，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
银行、保险和证券业并列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产业，然而一直以来，保险业的地位始终不及银行及证券业。这或许是由于保险业起步较晚，1720年才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保险公司，远落后于银行业及证券业的发展。所以尽管自20世纪以来，保险业发展迅速，保险资产在金融业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从绝对数值上来讲，保险业的资产规模仍显著弱于银行与证券业。而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经济、制度背景，因此，学术界对于保险业的相对忽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也应看到，伴随其迅猛发展，保险在金融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09年全球保费收入超过4万亿美元，保险业资产总额达22.6万亿美元，占金融资产约12%。因此，我们在对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中不应继续忽视保险业的作用。
文献综述
经济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与检验，以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探讨。Goldsmith（1969）最早定量考察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各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金融发展与经济水平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随后，King和Levine（1993）、Levine和Zervos（1998）、Beck、Levine和Loyaza（2000）均证实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这些研究未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Patrick（1966）指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两种可能：“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将居于主导地位。但是，Demetriades和Hussein（1996）、Esso（2009）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到每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制度、法律、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系模式。Bencivenga和Smith（1991）、Greenwood和Smith（1997）、Beck、Levine和Loayza（1999）、Rioja和Valev（2004）则分别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流动性风险等角度分析了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或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国内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更多的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韩廷春（2001）、伍海华和马正兵（2003）、樊胜和王晓黎（2003）、杨飞虎（2007）、袁云峰和曹旭华（2007）的研究均发现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金融发展未能有效发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
已有的研究中，由于使用的计量方法、选取的指标和数据来源不同，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未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此外，令人遗憾的是，以上的研究均未将保险市场纳入到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尽管Webb，Grace和Skipper（2002）、Min和Yung（2008）、Adams等（2009）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但是对保险发展理论的研究不足仍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因此，本文将保险市场纳入金融发展的框架中，探讨保险发展、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模型和数据
本文的研究采用Webb等（2002）修正的Solow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t)=A(t)K(t)αL(t)1-α（1）
其中Y(t)、K(t)和L(t)分别是t时期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力，满足dY/dK>0，dY/dL>0，d 2Y/dK 2
Z(t)=Z(0)exp(Bankt+Lipt+Nlipt)（2）
Y(t) =Z(t) A(t) K(t)αL(t)1-α（3）
方程3两边同除以L(t)，得到人均产出方程，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求导；（4）
其中，为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为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FAI），、和分表代表银行、寿险和非寿险市场的活动水平，Xit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我们用银行信贷占GDP比重（BANK）、寿险深度（LIP）和非寿险深度（NLIP）分别作为银行、保险活动水平的指标。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为出口占GDP的比重（EXPORT）和居民消费水平变化率（CL）。此外，我们还分别考察了Mckinnon（1973）所提出的经济货币化指标（M2/GDP）和Goldsmith（1973）所提出的金融深化指标（金融相关率）对经济的影响。实证检验采用我国1982-2009年间的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M1和M2的数据来自BVD宏观经济数据库，保险深度的数据来源于Sigma数据库。
实证结论与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对不平稳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各序列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运用OLS进行回归，并对残差序列进行LM序列相关检验、ARCH LM检验和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J-B检验的结果显示残差序列服从正态分布。表1为方程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资本存量、出口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均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证实了投资、出口与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的作用。其中，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为显著。寿险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较小，回归系数仅为0.02。非寿险业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比较小，且不显著。银行信贷占GDP比重、经济货币化指标和金融深化指标均对经济呈现出微弱且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中介在信息收集与处理上占有优势，通过对企业的调查，可以引导资金投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部门，从而促进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通过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迅速，但是银行信贷与GDP的比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尤其近年来还呈现下降趋势，信贷扩张未能赶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这一方面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即在GDP增长率较高的年份，执行相对较紧的货币政策，通过紧缩银根，限制新增贷款发放来为经济降温。另一方面，国有银行改革以来，为了保障资产质量，普遍出现了“惜贷”现象，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系统内部，造成了经济资源的浪费。此外，我国银行体制不健全，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国有银行垄断，经营效率相对低下，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信用非价格性分配现象严重，大部分银行贷款流向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约束。因此，银行信贷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M2/GDP指标的应用最早见于Mckinnon（1973）对金融深化理论的开拓性研究。其后，国内外的研究普遍将其作为测度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但是，M2/GDP实际衡量的是在全部经济交易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的比重，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M2/GDP的比值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但是M2/GDP比值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居民储蓄存款的迅速增加来支撑。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资产单一，市场结构失衡。居民可选择的金融产品少，只能以储蓄的形式存放于银行；另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因此，M2/GDP尽管在数值上不断创出新高，但是偏离了经济增长，对经济的影响甚微。此外，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上银行占据统治地位，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分额很低，因此金融相关率对经济的影响也不明显。
尽管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寿险业的发展显著地推动了经济增长。通过平滑居民生命期内的收入，并在一些未曾预料到的、不确定的支出发生时提供经济补偿，寿险为居民生活提供了保障。假设居民可支配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货币的形式持有，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储蓄或者投资。寿险产品的提供会降低预防性动机的持币需求，货币持有量降低会导致用于消费、储蓄或者投资的资金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寿险产品的期限一般较长，因此会有大量资金沉淀在寿险公司，这些资金由保险公司直接投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或项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银行垄断的低效率，提高投资转化率。保险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则可以发挥机构投资者在信息与技术上的优势，改善资金配置的效率，机构投资者比重的提高也有利于整体市场效率的提升。而某些寿险产品的合理设计还可以起到刺激人力资本投入的效用，从而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因此，寿险业的发展对经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寿险业的绝对规模仍然是非常小的，所以这种影响也是很微弱的。
相对比寿险产品的保障功能，非寿险产品更多地表现为风险管理功能。从理论上讲，非寿险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促进产品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加强防灾减损降低社会生产总成本、便利商品贸易等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我国产险业务中80%左右为车险业务，企财险、责任险等险种占的比重非常低，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了。
参考文献：
1.Ian P. Webb, Martin F. Grace, Harold D. Skipper. The effect of banking and insurance on the growth of capital and output[J]. Center for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Working Paper 02-1
2.Goldsmith R.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1969.上海三联书店.1994
3.Hugh T. Patrick.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