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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公司法;存在问题;修改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完全建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趋于更加频繁和深入。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是市场中十分重要的主体之一,企业开展生产工作的状况必定对市场产生深刻和重大的影响,为此,公司法就成为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市场行为进行调节的重要法律规范,公司法的规定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保障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司法中不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弊端日趋显现出来,需要我们对公司法中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规定进行认真总结,通过修改和完善公司法的现有规定,以便使我国公司法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需要,保障我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发挥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必须修改现行公司法
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各国之间的贸易交往更加频繁地往来,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世界各国对公司法进行了相应的修订。比如,美国于2002年颁行了《奥克利法案》,该法案的重要内容是对公司的治理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规范。英国于2002年颁行了《公司法现代化白皮书》,于2005年颁行了《公司法改革白皮书》,于2006年颁行了《公司法典》,公司治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更为明确和合理的规范。我国于2005年修订的公司自2006年1月1日期施行,着重体现了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简化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可以所,其在旧有公司法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突破。然而,该次修订的公司法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已经产生许多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对其进行再次的审视和改革,有必要进行再次的修改完善,以便我国公司法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现行公司法的缺陷
第一,我国公司法将公司着眼于股东有限责任的承担,而将公司分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划分确实方便了监督管理部门对企业的监管,但是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界限十分模糊,存在重复或者冲突的情形,最为严重的缺陷是混淆了大型公司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区别,忽视了公司本质内生差异。
第二,当前我国公司法的内容较为原则,缺乏精细化。公司法中的许多规定由于过于原则,导致具体执行中无所适从,比如,对于派生诉讼如何参与一人公司是否设置监事会、如何监督等方面的规定均较为单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顺利推进和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公司法的规定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对其做出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定。
第三,当前公司治理已经呈现多边化的趋势,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期待公司治理的多边化,这就要求公司法对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外部治理等因素,通过内部治理规范主要利益相关者,通过外部治理规范次要利益相关者,但是,现行公司法缺乏相应规定,应加以修改完善。
三、修改完善我国现行公司法的思路
(一)修改完善现行公司法,使公司类型更加合理化
我们必须按照公司的本质特征,按照公司的开放性、封闭性的深层次的不同特点,以此进行制度设计,使我国现行公司法当中不适当的规范得到相应调整。对有限公司而言,按照规模大小的不同,对于中小规模的公司进行特殊设计,实现制度倾斜,保障其能够得到健康发展;对于发起设立的非公众性股份公司,必须对其人合、资合的特征予以充分考虑,因为其和有限公司并没有多大差异,所以应规定能够适用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从而具有更大的自治性和灵活性。同时,应允许一人公司为股份制公司,从而有利于企业相关活动的开展。
(二)修改完善现行公司法,使公司法内容更加精细化
针对公司法中相关规定较为原则的问题,要进一步修订目前公司法,使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在立法的时候就较为合理、全面,尽量减少争议,以便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更为顺利,尽可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对于一人公司,应该明确规定其是否应该成立监事会,如果不设立监事会,也应该设置相应的监督管理程序;公司法中规定了关联交易从而给公司导致损害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监事、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赔偿责任,但是缺乏关联公司责任承担方面的规定,对此问题,应在公司法中明确予以规定。同时,应该对公司派生诉讼制度进行详细的规定,便于对公司相应的诉讼活动的参与。
(三)修改完善现行公司法,使公司治理更加多边化
要借鉴欧盟国家的成功经验, 修改完善现行公司法,使公司治理更加多边化,使公司的成长、股东的利益、职工的福利和安全感以及其他利益之间相辅相成,使公司更加牢固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公司的利益可以分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次要的利益相关者,笔者认为,应该将主要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予以规范,将次要的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外部的治理因素进行考虑,以此实现公司治理的多边化,建立更为有效的企业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促进公司更加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肖飞飞.试论我国公司法的主要特征[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6(11).
【摘 要 题】对外开放与中国
【关 键 词】比较优势/制造业/研发业/服务业
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理性定位,应该是取代上个世纪中后期日本的地位,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生产制造中心。这一结论的主要论据有三:其一,目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全球竞争体系中最具优势的竞争要素仍然是劳动力,包括高素质劳动力和简单劳动力;其二,研究与开发优势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有赖于超常规模的资本投入,而且必须以强大的制造能力为基础;其三,服务业尤其是面向生产、管理与资本运营的服务业,必须有其服务对象即制造业,同时服务业的高度化也必须有先进的技术硬件作支撑。
一、理论分析:比较优势仍是全球化下国际分工的基础与原则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正在形成,它主要由三个环节组成:生产制造、研究开发、管理运营。把中国定位于现代制造业中心,就是将经济资源重点配置在新兴产业和经过现代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同时对其他两个环节也有所注重的国际分工定位和产业竞争战略。在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三个环节中,研究开发环节居于关键地位,管理运营环节能获取较多的国际分工利益,生产制造环节则处于较低的层次。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将中国定位于生产制造环节呢?
以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原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H—O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比较优势学说的经典理论地位,但二战后的国际贸易实践对比较优势学说似乎形成了挑战。围绕着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二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循着两条脉络:一是继承比较成本学说,根据实践的变化修正和发展比较成本学说,如新要素理论、动态周期理论等,循着这一方向形成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内涵,指出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特征,但仍然坚持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原则;二是从全新的角度去研究贸易产生的基础及国际分工所应依据的原则,如产业内贸易理论、公司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等。
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因而寻求产品的差异性并以差异产品为基础进行规模扩张,是进行分工、获取贸易利益的有效途径。表面上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结论与比较优势学说的主张似乎是不一致的,但确定差异产品的过程本身就是比较优势、劣势的过程,扩张规模以降低成本的过程就是创造比较优势的过程。产业内贸易理论所研究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水平分工发展到产品间分工、零部件分工和工艺工序分工阶段的条件下,各国如何进行分工并获取贸易利益的问题,其所依据的分工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公司内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进行公司内贸易的动机、利益和格局,显然公司内贸易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紧密联系的,而跨国公司在决定是以投资还是出口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时,比较优势、劣势的分析始终是其基本的分析方法。由此不难看出,跨国投资即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配置,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形式,其所依据的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简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鼓励特定产业产品的出口或限制其进口来达到改善经济绩效的政策体系。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比较优势分工原则的确形成了挑战,因为这一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其成效也令人存疑。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虽然我们不能证明此类政策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并不总能发挥作用。换言之,逆比较优势而进行国际分工,如果取得成功的话,也是一个特例,并不能成为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所应遵循的普遍的原则。
著名国际竞争战略学家M.E.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实现了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两大发展脉络的融合,实现了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在于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又取决于资源要素、需求因素、支柱产业及产业配套状况等多个层面的因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解释二战后国际贸易新格局方面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美国重新赢回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因而竞争优势理论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实现和挖掘比较优势的主要指导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既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初始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又包含了后发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创新的制度、组织和理念,因此从本质上看,竞争优势仍是比较优势,是超越了传统涵义上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
二、实证分析:中国具备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比较优势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际分工格局中长期存在的南北问题,发达国家依其在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方面的优势,继续居于创新中心,发展中国家则还是处于接受发达国家技术辐射、产业转移的地位。不仅如此,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裂解,部分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因此,虽然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地都有制造业,但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能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毕竟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
中国定位于国际性现代制造业中心的比较优势主要有:
1.劳动力资源优势。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韩国、台湾、香港的十分之一,制造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则小于劳动力成本(工资)的差异,说明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新增劳动力的素质稳步提高,但由于人口总量过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局面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因而可以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相对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并构筑其国际比较优势。将中国定位于国际性的制造中心而不是研发中心,人口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变量。
2.产业基础及其技术水准。首先,中国拥有从基础产业到it产业的完整的产业体系,重化工业基础雄厚,可以为制造业的扩张提供原料和中间产品。日本经济起飞初期,首先发展的正是重化工业,其战略考虑也是重化工业对整个制造业的基础作用。其次,经过多年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努力,能源、冶金、石油化工、汽摩及机械制造、信息电子、生物医药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凸显出来。根据oecd的分类,信息电子、医药制造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工、机械、汽车产业属于中高技术产业,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同步发展,具备加入和深入跨国公司全球分工协作体系的产业基础。第三,经过自主技术革新和引进外资,中国主要制造业企业的技术设备状况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中国成为现代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础。
3.资本总量与资本获得。现代制造业的产业覆盖面较广,以规模经济显著、投资巨大的资本劳动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说明能否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资本是关键要素之一。经过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本总量大幅上升,居民储蓄额巨大,引进外资连续多年居于发展中国家的首位,统计数据和经济运行现象表明,我国已经跨越了资金短缺的时代。
4.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我国人口总量巨大,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上升,现实的和潜在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可以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奠定基础。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部分企业成功地实现了海外投资。究其原因,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所提供的规模经济优势、国内市场激烈竞争所形成的企业进步压力,是重要的推进力量。
当前,全球创新资源及创新活动正在向我国流动、集聚。发达的制造业、已经兴起的高新技术产业、雄厚的科研力量、互相交织的人脉网络,是我国承接国际创新要素转移的坚实基础,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转方式、调结构”的进程,并从根本上加快我国融入创新全球化的步伐。
全球化进入到创新全球化阶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全球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物质全球化阶段与创新全球化阶段。
物质全球化阶段以贸易全球化流动为核心,原材料等大宗商品、工业产品、生产设备等通过贸易方式进行全球流动,形成了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资本是这一过程中的推动力量和剂。产业资本结合金融资本推动着新航路的拓展、新铁路的铺设、海底电报电缆的架设,催生了全球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以“人口红利”为主形成本国的低成本优势,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赢得了“第一桶金”。
创新全球化阶段以“全球链接”为基础,以人的流动、创新的思想和商业模式的流动作为本质特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升,知识与技术要素的作用日益增强,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开始进入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阶段,一批跨国公司开始通过在全球设立研发机构的方式抢夺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经济全球化进入到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创新全球化流动的核心不再是物质产品,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创新婪素。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开始反思、并着手尝试转变增长模式,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等,进一步推动了从物质全球化到创新全球化的转变。
全球链接是创新全球化的新形式
全球链接是创新全球化的新的表现形式,是以人才为主要载体的技术和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其本质是全球化,基础是区域专业化。全球链接围绕的主要是创新活动,全球链接的主体须具备能够产生创新的知识和要素。
加强全球链接是全面融入创新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全球链接能力将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区域能否取得高新技术产业主导权的首要因素。研发全球化、创新资源全球化的核心是人,人才已经成为技术和资本全球流动的重要载体,建立人才的全球链接至关重要。我国的自主创新,在引进技术之后,一定要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并且将其深化到人才,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创新全球化中受益。
跨区域创业是全球链接的核心体现
在全球链接这一框架下,跨区域创业、高技术服务、风险投资正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改变世界和人类的生活方式,而这一过程的起点正是近年来所蓬勃兴起的创业活动。近年来兴起的各种新兴产业都是通过创业而产生的,以跨区域创业为主要载体,形成了硅谷的区域辐射模型,台湾新竹、印度班加罗尔、以色列乃至中关村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有着硅谷渊源的跨区域创业活动。
跨区域创业是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两大趋势相结合的产物,是实现全球链接新模式的核心,是创新全球化的最高阶段。跨区域创业以创业者跨区域流动为主要特征,可以充分利用不同区域的创新资源优势,并直接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跨区域全球流动,创造出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市场。
新兴产业领域内的跨区域创业活动,也是发展中国家地区产业升级,产业发展集聚,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路径。
第一,新兴产业创业是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在传统产业领域,发达国家往往垄断着产业链高端,拥有价格主导权和市场主导权,因此,除了逐渐落后的生产部门转移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能够追赶的余地非常有限。而在新兴产业领域,除了整体性技术储备外,发达国家在产业经验、商业模式等方面,同我国的起点差距并不明显,我国和国际同步的可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我国本身就拥有巨大的市场、完善的生产体系和丰富高质量的人才资源。如果能够吸取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发展经验,学习其先进产业组织模式,新兴产业领域里我国具有强大的竞争禀赋。而创业则是新兴产业企业诞生的必由之路和最佳组织形式。创业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断试错、探索的过程。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也是通过无数小企业在残酷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优胜劣汰、除旧布新的过程。
第二,新兴产业发展不能闭门造车,要和世界同步,就要跨出国门。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是相互促进的,这是新经济发展的时代规律。在这一前提下,重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水平和世界同步,更重要的是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中,新兴产业要进行全球布局,最重要的是要鼓励通过以跨区域创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组织形式来达到与世界同步。要大胆地利用这些跨区域企业家和创业者的技术、专业、经验、以及人脉网络,从产业发展的愿景出发,以占领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为追求,将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转化为新产业发展和产业链升级的平台,在起步阶段就实现和国际的接轨。
第三,国际化不能仅仅强调“走出去”,跨区域创业的过程是“走出去”、“引进来”同步带动过程,是国际化的更高形式。跨区域创业的本质,在于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是新兴产业推动下的全球分工。新兴产业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技术先进性,更在于其全球优势资源配置的高效率,能够打破来自不同国家的资本、人员、技术和市场间的藩篱。我国新兴产业国际化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在国外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以及国际市场份额,更在于能否创造有效的要素流动渠道,真正实现跨区域的双向创业。
跨区域创业是硅谷引领全球创新的关键因素
美国硅谷作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和新经济的代表,其发展与全球资源息息相关。能够成为世界创新栖息地的关键因素即为全球链接能力。通过全球链接与全球资源整合,硅谷与世界其他创新中心的深系加速了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使得硅谷地区取得了更高的生产力和更高的利润。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前仆后继、具有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家,不计回报的投资人,全球最优秀的技术移民,以及足以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大企业,硅谷才成为了今天的硅谷。
跨区域创业者大量出现于硅谷,本地对于各国技术移民有很强的吸引力,也促成了技术移民向创业家的转变。2000年以来,硅谷一直保持着每年2万人以上的外来移民数量,甚至在网络泡沫破灭的几年也保持这一数字。由于硅谷地区在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巨大发展带来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批来自中国台湾和大陆、印度和以色列的留
学生、技术移民先后来到硅谷地区学习、工作。由于硅谷地区的产业活力和创业氛围,许多留学生和技术移民选择了自我创业,成为了硅谷的创业企业家。
成功的移民企业家大多会把注意力投回自己的母国,成为跨区域创业者。相比生活成本和地产价格都冠居全美的硅谷来说,其母国往往具有较强的成本优势;同时,创业者在母国的知识密集区域的学习与生活经历也提供了当地丰富的人脉网络。正如硅谷学者安娜李・萨克森尼安所说,“硅谷的留学生或移民企业家们通过将硅谷的产业经验同母国结合,利用母国知识密集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同硅谷的产业互补性,找到并获得价值链上竞争优势的途径。在这些企业家的推动下,母国的高技术产业在硅谷的基础(资金、技术或者模式、组织方式)上迅速发展,这些移民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穿梭于两地的跨区域创业者。”
跨区域创业给硅谷带来新一轮产业繁荣。在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的推动下,硅谷将其产业发展模式和产业链辐射到了台湾新竹、印度班加罗尔、以色列,这不仅使得当地的产业得以迅速崛起,也给硅谷本身带来了进一步的产业繁荣。这些跨区域企业家、创业者组成的社会网络,链接了不同国家、地区的产业发展,粘合了全球产业体系的各个链条。这正反映出跨区域创业活动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强大生命力和客观规律性。
中关村“与硅谷一起思考”
中关村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跨区域创业流动,吸引了一大批来自硅谷的跨区域创业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在硅谷创业的留学生常常能通过人脉网络获得来自硅谷华人移民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这些留学生创业成功之后,在硅谷和中关村的投资过程中也会和这些硅谷的华人移民展开进一步的合作,将中关村同硅谷联系起来。通过这样的联系,来自硅谷产业网络进一步链接到了中关村,硅谷的华人社群也逐渐同中关村接驳,从而形成了跨区域创业社群。
跨区域创业者创业的过程,实际上是硅谷模式“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关村企业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许多归国留学生创业者的工作,几乎是将硅谷的新产业发展路径,从商业模式到产业定位完全移植到了中关村。重要的是,在创业过程中,他们所引入的硅谷成熟的创业精神、游戏规则、创业的模式以及视角。他们回国后没有割断与硅谷的联系,而是每年都会数次回到硅谷,除了与投资人见面或拓展业务之外,更重要的是接触硅谷技术的前沿发展,搜寻新的商业模式和人才,发展在硅谷的人脉网络,感受产业的动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呼吸硅谷的创业空气”。换言之,中关村得以通过这样创业者个人的联系,跟上硅谷前进的步伐,“与硅谷一起思考”。这些创业者对以硅谷为代表的世界产业发展前沿能够保持更新和跟踪,同时结合国内市场和产业的实际来进行定位和布局。几乎所有的跨区域创业者,无论从事的是通讯、集成电路产业还是互联网领域,抑或是金融投资人,都几乎不约而同的将自己的时间里留给中关村和硅谷同样的比重。
推动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
由于企业所处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不同,企业文化也不相同。即使同一企业,由于面临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企业文化也会不断发生变化。
21世纪是新经济时代,这种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特征,与之相对应,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也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
一、新经济的特征
新经济是指以知识主体作为资本主要形态,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网络技术等新兴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经济。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知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网络技术和全球化。
新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识代替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在新经济中,人们可以同时使用同一种知识。而且还可以创造性地使用这些知识,同时还能创造更多更重要的知识;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拥有某种技术,而不是传统经济条件下由资本规模和数量决定企业的竞争力;在新经济运行中,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由于新经济条件下网络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供给网和发送途径,工作的性质与时间与场所,财务关系及指挥系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新经济具有以上特征,所以,新经济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终身教育将是人类谋生的基本条件。新经济以知识作为资本的主要形态,所以要求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必须终身学习,终身接受教育,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其次,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由于知识可共同拥有的特性以及信息化、网络化、国际化的发展。各种有用资源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
最后,社会变革的速度将会加快。网络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的运转方式。互联网可能只要几年、十几年就可以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二、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虽然每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会有所不同,但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企业文化,其基本内容应该是一致的。
第一,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强调协作与团队精神。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分工比较细致,企业中任何人的自我价值实现,都离不开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都依赖于企业的发展。所以,没有人们在企业运行过程中的相互协作。如果没有团队精神。企业就不可能高效益发展,也就不会有企业中每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第二,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强调能力大小的不同。企业中每个人的能力大小不同,正因为人们之间存在能力上的差距,所以才有不同分工。在新经济条件下,这种能力大小导致分工不同,直接表现在人们的收益上。
第三,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强调由人们能力导致收益差别的合理性。正因为企业中人们有很大的能力差异,所以人们在企业中的收益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获得资本收益,有人获得劳动收益。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持有企业股份,获得的就是资本收益;一般员工按照劳动合同获得工资,则是劳动收益。由此导致人们的收益差距很大,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和技术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为基本内容的企业文化,是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知识经济正在改变工业社会企业文化的基础,在新的条件下,必须调整和建立新的企业文化以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
三、建设适合新经济条件的企业文化
第一,新经济条件的企业文化要适应“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新战略发展的要求
“协作竞争、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是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的21世纪企业发展的新战略,是一种适应新经济需要的网络型的战略,特点是优势企业抱成一团,目的是为了把竞争对手挤垮,或者使对手实力受创。虽然其责权关系是宽约束,但从本质上讲,它是企业界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的一种创新。近几年来,企业结盟、兼并、接管的事例层出不穷,这既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给企业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业重组后企业文化怎样融合的问题。所以企业在兼并、联合的过程中只有做到取长补短、扬优避劣、达成共识,形成“结盟取胜、双赢模式”型的企业文化,企业才更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
第二,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
20世纪末最成功的企业是学习型组织,它不仅仅被视为业绩最佳、竞争力最强、生命力最强、最具活力,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在心灵上潜移默化、升华生命的意义。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组织形式向扁平化的方向发展,其管理的核心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转变,对个人及企业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习对组织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新经济环境下最成功的企业仍然会是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进一步受到关注。但是要注意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和团体的搭配问题,搭配的状况不同就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结果:个人及团体都不断学习并搭配良好,会对企业产生一股强大的发展动力,从而推动企业的迅猛发展:个人和团体都不断学习但是若搭配不好,“个性”太强,反而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第三,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要与生态文化有机地结合
生态文化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论,它包括生态环境、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是人对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和。生态文化属于生态科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的是生态精神。而企业文化则属于管理科学,主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的是人文精神。但是本质上二者都属于一种发展观,运用系统观点和系统思维方法,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都强调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努力认真的探索。从狭义角度来看,都是观念形态文化、心理文化,而且都以文化为引导手段,以持续发展为目标。并且企业文化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以生态文化来与之相结合。因为,第一,大部分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重视了人的价值,却忽视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为环境的恶化及末端治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现代消费群更青睐于绿色食品,企业也想通过“绿色浪潮”提高产品的生态含量;第三,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化”是其必由之路,生态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后不仅可以扩大企业文化的外延,而且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形象。
第四,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中将更注重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直接与企业的兴衰、优劣相联系,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机结合构成了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良好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是企业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果声誉卓著,企业就能招揽到更多的优秀人才和顾客,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能得到周围邻里的支持和帮助。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更为激烈,企业要脱颖而出,形象战略尤为重要,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实力、地位的体现。21世纪,企业竞争除了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以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最先发现消费空档,并以良好的形象占据消费者的心,谁就能占据市场,不断扩大经营效益。
第五,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更注重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要努力培育“生死与共”的价值观,使企业全体员工增强主人翁意识,能与企业同呼吸、同成长、同发展、共生死,做到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实现“人企合一”。
关键词:中国园林;后殖民理论;景观设计;走向
园林景观是一种创造人类优美环境的综合艺术,与其它艺术不一样的是它更多地借助了物化了的审美意象来完成对心理和外部世界的把握,其基本任务就是向人提供亲临自然之境、享受自然之趣的良好氛围。而按照广义的“文化”概念,人们建造园林景观本身就是创造文化。因此园林景观的阅读意义,比起功能满足的意义更为重要。然而现在铺天盖地充斥人们视野的是所谓“欧罗巴风情”的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这类景观在中国蔚然成风,占据了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相当份额,强迫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去阅读。展望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未来,不由得产生一种要解读它的强烈愿望。
园林景观设计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物质文化和思想文化。不同文化间存在着权力话语差异,不同文化间从未有过真正平等的对话。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观,它们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
中国目前的园林景观设计正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在经典殖民主义及其价值全面终结之后,西方运用自身的知识/权力话语对第三世界所发挥的支配性作用,也就是依靠各种“软”性的意识形态策略和温和的对自身价值的无可怀疑性的表述,对在“现代性”基础上构成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在一百多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师Daniel Burnham提出:“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寻常景观,应是“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对异常景观的追求.最终使我们的大地失去诗意,使我们的栖居失去民族特色。而后现代主义思潮,使这条“欧化创作”路子有了“理论依据”。为了迎合地产商赢利的目的一些设计者更是任意的拼贴,剪接“王朝”、“骑士”、“宫廷”、“地中海”、“威尼斯”、“凡尔赛”等西洋古典园林景观的元素,似乎只有用刻意体现的异域特色,才能显示其园林的品位。
中国乃至第三世界的文化被西方所主导,并对第三世界的规范及价值观带来了钳制性的影响。文化帝国主义的泛滥的主要后果,就是西方强势文化在诸多方面取代第三世界本土文化。西方文化迅速充斥整个世界,文化的全球化从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化的西方化,使整个东方第三世界弥漫在后殖民语境之中。内外部的边缘他者无意识中都受西方主流文化的辖制,有意无意中趋媚迎合西方主流文化。这种形势下的文化一体化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强势文化为主导的。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全球化是外部后殖民文化语境的再进一步的延伸。赛义德在追溯西方文化霸权的谱系时,特别关注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的模塑和建构,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模塑和建构使得第三世界成为沉默的他者、文化上的“被殖民者”。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文化全球化抹杀了各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身份。
根据权力话语理论,园林景观设计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权力的制约,是一种操纵行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下,设计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使自己的话语(设计作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这样,园林景观设计者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的设计作品殖民化。维克多。雨果更是将建筑艺术称为“石头写的史书”。难道新千年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史书注定要用它国的文字来书写。
事实上,有着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深刻地影响着世界造园艺术。中国古代造园的文人雅士以自然山水为创作的摹本,以道家和禅宗的恬静淡雅,以诗情画意的情感体验和“本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创作思维方式,造就了无数影响后世的名园胜景,其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与现代园林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
因此,对大自然的观察、了解、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应是现代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基础。
中国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一个重视整体与关联的综合思维模式。对大千世界的感悟是以突然顿悟的认知体验和直接切入对象的方法,即注重直觉。表现在艺术领域,就是重视艺术品的神思和韵味,追求意境。要求人们以主观的感受去体察、捕捉、和创造出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渗入心灵的感受。注重艺术品的隐逸、恬淡、质朴的自然之美。由此出现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艺术样式。而现代中国园林应很好地植根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和文化身份,学习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文化内涵。使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神韵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有良好的体现。
中国园林景观不仅重视近区的环境美,而且也注重与更加广阔的大自然的亲和关系,造成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国风水理论中的“观势”、“观相”,实际上就是园林景观设计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应该说,这是颇具美学价值的调查研究。在自然环境中搞建筑要借助于引景、建景、借景,甚至运用对景等手法,把自然景色烘托得更美。
中国有着悠久的造园历史。从意境的追求到空间的营造,从筑山理水到植物配置都有大量优秀作品。当代中国园林景观设计都可有许多创作手法可以学习,借鉴。
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布局,一方面景观创造要考虑其所在地现状,另一方面局部景点布局要服从整体,注意主从关系。设计师营造景点,通常是驾轻就熟,而根据项目性质的不同因地制宜地布置景点却常常被大家忽略。比如在重庆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的设计上。有些设计师最初想在公园中规划较为复杂的多层次景观元素,甚至还有“玻璃水晶城墙”、“激光虚拟城墙”的考虑。但因公园的性质是遗址公园,是以保护和展示古城墙,还原古城墙的历史风貌为目的,应将古城墙作为景观的主体。最终公园的植物配置以及景点布局都紧紧地围绕古城墙的历史脉络展开,使城墙自然地融入周围环境。人们可以在石阶与古藤下细细品味历史沧桑与变迁;同时,简洁的设计布局使公园与城市景观相互辉映。
1.庭园理水。水是构成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要素之一。无论北方、南方造园,凡条件具备,都必然引水入园。“山以水为血脉……故山得水而活”、“水狭必间其隔”等等都是有关水景的重要论述。贝聿明在苏州新博物馆的设计中,水体布局学习了传统园林中水面开合有序、大小曲折变化,陆地与水中小岛用曲桥相连,丰富了园林的空间层次。在水体景观的形态上讲究内外相连,动静结合,瀑布、喷泉、涌泉的设计应用,使园林有形、有声、亦动、亦静。运用高科技手段,把自然界中最有活力的水的形态提炼升华,展示在人们面前。
2.渗透与层次。追求意境的幽雅深远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特点。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都利用各种手段来增强景的深度感和层次感,使空间错落有序,层次变化异常丰富,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即是借景。在重庆长安华都住宅小区的景观的设计中,园林景观面积并不大。如何以小见大,使人们有更舒适的休闲环境,是设计上首要考虑的问题。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突出应用了借景和步移景异的设计理念。将几个重点景点作为道路变化的对景,道路线性的曲折变化则紧密结合这些对景景观展开。这样的处理手法一方面丰富了景观空间的层次与变化,另一方面在绵延一公里的景观长廊上不仅使各个景点之间互相借景,而且利用园林地处半山的地势,把远处的城市景观巧妙地借到园中来,使不大的景观空间,显出丰富的空间层次。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运用到现代园林中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