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培训资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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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资金监管范文第1篇

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整治教育领域特别是社会教育机构非法集资乱象。

预收学费数亿元后老板跑路

聚智堂是一家全国连锁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近日，该机构突然停业，负责人涉嫌跑路，不少预存了高额本金的家长被“深套”。目前，北京、天津警方均已介入调查，涉案金额可能高达数亿元。

聚智堂诱人的一招是“感恩聚划算”套餐。家长预缴不同金额的学费本金，按一定利率产生利息，但“利息”不是现金，而是聚智堂的不同课程。预付越多，赠送课时也越多，学完到期，承诺返还家长本金。

记者日前在聚智堂北京宣武校区教学点看到，一块广告板上写着：“预存5万元，一个月赠送8小时名师一对一，预存10万元赠送16小时”“预存学费一个月后返还”。

据记者了解，有家长预存金额近百万元。随着多家分校区接连闭校，众多家长预存本金或将“打水漂”。

同样遭遇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收费欺骗的，还有河北、江苏、上海等地的家长。近期，河北警方查处一起特大欺诈骗局。“中国为民教育网”打着教育培训的幌子拉人头、收会费、发展下线，覆盖20余个省区市，注册会员约18万人，涉案金额约2亿元。

警方调查发现，“中国为民教育网”表面上向群众贩卖互联网教育视频，要求注册会员缴纳378元、1890元、3780元、7560元学费，取得银卡、金卡、白金、钻石会员加入资格，背后却是以教育为名、行传销之实，会员按加入顺序组成上下级关系，再依据发展下线数量获取数额不等的奖励。

在江苏，苏州新动态语言培训机构负责人跑路引发100余人集体诉讼，法院已判决机构退还预收学费180余万元，钱却因老板跑路至今未追回；而在上海，600余名家长向童意创想培训机构支付了平均近万元的学费后，带孩子上课时却遭遇“铁将军把门”。

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三大“硬伤”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存在三大“硬伤”。

――以预收学费变相非法集资。预收费模式在教育培训领域十分普遍，收费主要用于支付场地、师资、管理、设备等各项办学成本，完成教育培训全过程。但记者调查发现，许多企业以“预收学费是行业惯例”为幌子，变相非法集资。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富强认为，教育培训机构吸收公众存款从事金融理财等其他非教培业务，均属于超范围经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诈骗罪。

――证照不全涉嫌非法经营。依据相关规定，成立正规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办理教育部门的办学许可证、民政部门法人登记、物价部门收费许可等。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证照俱全的社会教培机构并不多。

上海长宁区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刚给家里3岁的孩子报读了上海知名幼小衔接教培机构“百花学习塾”的思维训练班。为拿到报名资格，全家总动员“蹲守”一周才抢到号，黄牛号更是炒到5000元。然而，经上海长宁、徐汇区教育局和长宁、徐汇区市场监管局调查发现，该教培机构其实是“黑校”，并没有办学资质。

――预收学费资金管理成“暗箱”。社会教培机构资金链断裂一般有两大原因：一是内部财务管理出现问题，二是外部投资失败。一些机构以扩大校区、补贴正常经营为由，大肆集资吸储，在家长甚至员工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挪作他用，进行其他领域高风险投资。

比如，聚智堂原董事长杨志曾坦言，聚智堂将一部分预收学费用于投资瀚峰资本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名下的东星时尚广场，后因该固定资产投资出现纠纷，资金链崩断。

预存学费有隐性风险，需明确收费边界

记者调查发现，预存学费已成社会教育培训行业的隐性风险。除了行业自身运营问题，对其涉嫌违法经营、非法集资行为的监管状况也亟待改善。

教培机构处于监管“灰色地带”。某社会教培机构天津分校校长表示，社会教培机构既是学校更是企业，这种双重身份为“打球”经营提供了很多便利。

“比如，你可以先到工商部门注册教育咨询公司，再以咨询的名义开展教育培训。办学过程中，因为没有在教育部门备案，教育部门不会管，而工商部门通常又不会对机构招生资质、教学质量、师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监管。”一名校长说。

承办苏州新动态培训机构跑路案件的法官建议，改变监管不力局面，工商部门应提高培训行业准入门槛，在准予注册前对其注册资金、经营规模、经营资质、信用记录等进行严格审查，教育部门应对培训机构加强审核，必要时采取注册登记制。

防范预收学费“狮子大开口”，需明确规范收费边界。在北京通州办培训学校的刘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多数教培机构都采取预付费模式。这一机制虽有其合理性，但监管方应对预付费金额的上限、预付费的周期予以明确规范。

教育培训资金监管范文第2篇

(一)社会教育培训需求相当旺盛社会教育培训面向各年龄段群体，尤以青少年需求最为旺盛。调查显示，福建省在校中小学生参加社会教育培训情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小学生参加社会教育培训的热度越高;越是教育教学质量高的优质学校，学生对社会教育培训的需求越强烈。二是在校学生参加社会教育培训时间段主要是周末或者寒暑假，也有相当部分学生利用晚上参加学科晚自习辅导。三是在校生参加社会教育培训的年龄段，小学人数最多，初中次之。

(二)社会教育培训市场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从培训类型上看，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培训课程设置多层次、多门类，主要有语言类、文体类、文化补习类、兴趣特长类、考证过级类等，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从审批情况来看，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主要由教育部门审批，教育咨询类公司主要在工商部门审批，还有一部分技能类的培训在劳动保障部门审批。从实力上看，福建省教育培训市场目前进入了品牌竞争的时代，形成了国际知名培训品牌、跨省连锁培训品牌、本土培训品牌“三足鼎立”态势。从规模上看，福建省教育培训机构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正规军”，即由教育部门审批发放办学许可证的培训机构或培训学校;由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的教育咨询公司;由劳动保障部门审批的技能培训学校。二是“游击队”，即散见在社区的小机构、“小作坊式”的补课教室，这些小机构满足了部分家长就近补习的需求，但没有在政府相关部门注册登记，很难监管。三是“个体户”，即部分教师在家中自办的补习班，或个体经营的托管机构，更难监管。

(三)多种因素催生社会教育培训市场火爆场景

1．家长对子女殷切期盼，望子成龙，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2．高考、中考的指挥棒没变，“一考定终身”的评价体系没变，导致众多学生投入社会教育培训中;

3．教育资源不均衡与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补充;

4．禁止学校集体补课为社会教育培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5．就业竞争逐步前移为学业竞争，社会对课外辅导的需求日益强烈。

(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具有“双刃”作用近年来，在社会需求的强力拉动下，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以学生为服务对象，推出名师一对一、晚自习作业辅导、学科课程辅导、艺术特长培养等培训班，满足了学生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提高了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同时，社会教育培训机构高薪引进公立学校在职教师为领衔名师或兼职教师，招聘大学毕业生或公办学校退休教师为专职教师，解决了大批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据业内人士估计，仅福州市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就超过5万人。但是，随着社会教育培训行业的迅猛发展，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第一，一些社会培训机构举办以提高学习成绩为主要目的的各类培训班，利用学生业余时间开展补课活动，给学生布置课外作业，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第二，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开设各类预科班、衔接班、学科辅导班、一对一名师辅导班等，大搞提前授课、超前教育，影响孩子的发展后劲和持续竞争力，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第三，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以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名，以名师猜题、提高学生成绩、保证考上重点学校等为噱头开展招生宣传，助长了为应试而学习之风。第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收费不菲，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以福州市晚自习辅导为例，一般大班全学科辅导收费每科每小时为50元、小班辅导每科每小时收费70元，一对一辅导每科每小时收费200－500元不等。厦门、泉州等地收费更高。第五，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以名师为噱头进行招生宣传，以虚假广告迷惑学生家长。有的专家名师仅仅被聘为顾问，并不负责直接授课，有的只是举办过几次讲座或公开课而已，真正负责授课的教师往往只是普通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是一些在校大学生。

(五)政府部门积极加强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监管近年来，福建省各地先后出台了有关民办非学历教育的政策法规，以加强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如福州市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了《福州市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设立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对培训机构办学场所、资金要求、教师资质及审批程序等做了统一规定。厦门市湖里区、海沧区、泉州市丰泽区、石狮市以及蕉城区、邵武市等也制订了有关培训机构审批和管理文件。各地还通过年检、专项检查、抽查等方式，加强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如厦门市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年底组织街道、民政等相关部门进行年检，同时将年检结果通过教育局网站向社会公布。泉州市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坚持严格审查、依法审批，鲤城区、丰泽区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开展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安全专项检查和民办学校收费检查。福州市及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每年都组织开展无证办学机构清理整顿工作，不定期公布无证办学培训机构名单，向全市学生及家长发出《抵制“黑培训”，远离教育欺诈———致全市学生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避免黑机构损害整个培训行业声誉。

二、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一)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政策定位模糊，管理部门职责不明2002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育机构必须经教育行政部门或劳动保障部门审批获得办学许可证，并到民政部门登记为非企业法人单位的民办学校后，才有权依法从事教育培训。《民办教育促进法》还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国务院至今未就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制定“另行规定”。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但目前国家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分类管理也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哪些培训机构应该按照非营利性培训机构由教育或劳动部门审批，哪些培训机构应该按照营利性培训机构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管理部门职责模糊不清。

(二)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审批管理多头，责权不一致难以监管到位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批管理涉及教育、工商、民政、劳动保障等多个部门，“多头管理”出现多头都难以监管，导致社会教育培训市场出现乱象。主要有:

(1)无证办学培训机构难以取缔。受利益驱使，各种无证办学机构仍层出不穷。

(2)超范围经营现象比较普遍。大量教育培训机构以教育咨询或教育科技公司为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但实际从事的却是课程辅导，超出咨询公司的经营范围。

(3)擅自设立教学点。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在申请办学许可证后，往往随意开设分支教学点，这些教学点的办学资质没有经过审批，在办学质量、消防安全等方面存在很大隐患。

(4)师资水平不达标。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大量聘请大学毕业生或在校生充当“名师”，这些培训教师往往没有取得教师资格证，也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培训质量难以保证。

(5)乱收费。目前福建省物价部门对教育培训机构收费管理采取成本核算、物价报备、公示收费的收费制度。但受办学成本影响，一些培训机构随意调高收费标准，也没有按规定进行收费公示。

(6)虚假广告，退费纠纷多。一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并未经审批，往往打出名师授课、一对一教学等虚假广告，作出“保校、保线、保分，无效全额退款”的承诺，迷惑家长和学生，产生大量退费纠纷。

(7)转让频繁。一些中小型社会教育培训机构频繁转让，不仅转让办学资格、办学场所，还连带转让学生，无形中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三)政府部门工作衔接不够，影响了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近几年来，福建省教育、工商、民政、消防、税务、公安等部门在规范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清理整顿无证办学上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各部门间配合不够，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媒体刊登教育培训广告把关不严，导致一些无证办学机构的招生广告误导消费者;培训机构教材审查把关不严，没有明确哪个部门负责审查，造成教材的实用性难以保证;对无证办学机构的非法所得查处执行主体不明确，不知道该由哪个部门具体执行没收黑机构的非法所得;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登记备案管理协调不够，许多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并没有按有关规定到同级民政、税务、物价、技术监督等部门办理登记及相关手续，导致监管困难;收费投诉案件处理不尽如人意，工商部门对社会教育培训收费仅仅是登记备案，教育部门虽然负责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审批，但对收费投诉案件无力查处，消费者一般只能通过有关合同提交司法机关审理。

三、对规范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管理的意见与建议

(一)理性看待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存在与发展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和全球竞争愈演愈烈，校外培训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放眼全球，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纷纷采取政策措施，支持、引导、规范校外教育培训。从国内来看，浙江、安徽、济南、西安、宜昌等省市也在积极探索规范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管理的措施。校外培训是学校主流教育的一面镜子，它的兴起应引起社会各界对学校主流教育的反思。政府不应对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过于排斥，而应理性细致地思考如何通过改革考试制度，改革单一化评价方式来抑制社会教育培训需求，规范社会教育培训办学行为、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积极作用。我们必须理性看待社会教育培训机构，既不应把它看作“洪水猛兽”而加以限制，也不应对席卷全球的校外培训风潮漠然视之，而应该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做好管理工作。

(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国家非常重视对民办教育的规范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依法管理民办教育。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2012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依法清理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不利于民办教育改革发展的规章、政策和做法，落实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平等的法律地位。”北京市、江苏省、成都市等省市先后出台了一些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办法，福建省各市县也出台了一些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但这些办法从总体上看，尚不够完善，特别是在省级层面，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目前，针对福建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在管理上存在的职责不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建议出台各级政府部门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审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教育、工商、民政、劳动、税务、消防等各部门职责，也可参照北京市、宁波市等地做法，对培训机构的资质由机关业务部门实施前置审批。

(三)加强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规范化管理由政府牵头，工商、消防、公安、民政、税务、卫生以及教育、劳动、文化、体育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密切配合，开展全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综合治理行动。对现存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对无证培训机构，按照条件基本达标与不达标进行梳理，对经过扶持有望达标的机构，应引导其走上正轨办学渠道，对小规模的无证办学点，可采取与正规办学机构联合办学等形式，在引导中促使其规范发展。各前置审批部门每年要对经批准举办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年检评估和督导，督促其依法办学，不断提高培训水平和培训质量，年检评估结果给予通报或向社会公布。年检不合格的，由前置审批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或由机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对依法办学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补助。建立教育培训行业协会，加强对行业的指导和帮助，促进行业信息交流、业务协作，引导制定高质量的行业标准，使教育培训行业走向良性有序的发展道路。加强电子信息网络建设，建立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培训机构和培训学生的电子档案系统，建立培训行业综合信息网站，及时公开行业有关政策法规、行业标准、相关动态等，供家长和社会各界了解和监督。

(四)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属地管理机制，由乡镇、社区负责开展本辖区内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情况巡查，发现无证办学行为，由乡镇、社区予以取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政府牵头，教育、工商、消防、公安、民政、税务、城管、电业、卫生等相关部门和单位定期研究，互通信息，共同推进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化管理。赋予有关部门执法权力，由政府明确交工商、消防、城管等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对无证办学、违规办学行为予以取缔，对非法所得明确由工商部门予以没收。严禁举办小升初、初高中衔接培训班，搞超前教育。严禁公办学校教师为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介绍生源，扰乱公办学校教学秩序。严禁社会教育培训机构虚假广告或夸大宣传，凡在市(县、区)级以上媒体培训机构广告，必须向相应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严禁超范围经营，教育咨询公司不得从事课程辅导，教育培训学校(中心)不得擅自设立分教学点等。

教育培训资金监管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保障；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素质产业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培训规模大、发展快，但培训的质量保障却不容乐观。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分析和借鉴日本和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对于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改进与提升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

（一）完备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法律体系保障

日韩两国都坚持立法为先、依法治农，现都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从国家法律的高度支持和保障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顺利进行。二战后日本政府相当重视教育法制建设。在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方面，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立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农业继承者教育的重要地位，阐明了农业学校的宗旨，致力于把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子女培养成为现代农业骨干人才；1948年颁布的《农业改良助成法》提出要加大对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力度；1961年颁布的《农业基本法》进一步表示要使农业从业者得到一定的教育和培训，保障从农者及其家庭能够充分就业；[1]1999年，《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在就农者的教育培训和经营管理方面也做出了相关规定，并要求国家鼓励并扶持农村技术教育。[2]在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方面，1950年的《农业改良资金援助法》规定了政府经费支持的项目包括改良农业经营、改善农民生活和培养农村青少年等；1984年修改过后的《关于农业振兴地域法律》表明要划拨专门资金用以支持农民的继续教育培训。[3]同样，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也受到法律保护。1962年制定的《农村振兴法》强调启蒙指导、技术普及、领导者的培养与训练等，旨在振兴与开发农村；[4]1990年的《农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不仅规定了培养农渔民后继者，而且还确立了专业农户的具体培养制度；[5]1993年修改的《兵役法》规定将农业后继者改为产业技能要员，并且免除兵役；2000年施行的《农业、农村基本法》对培养专业农业人作出了具体规定。[6]在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上，1971年出台的《农业产学合作审议会规定》确定了国家须向农业经营者培育、农业教育培训实习等项目提供必要经费；[7]1980年颁布的《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基金法》为农村基层干部和有意愿且有能力务农的农村青少年设立专项培养资金；[8]1998年修订后的《农业农村基本法》，不仅明确了对农业人培育的援助，而且还涉及到援助资金效率等相关问题。[9]

（二）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日韩两国都已形成了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该体系为农村劳动力打通了更多的职业教育培训渠道，在增加职业教育培训机会、拓宽职业教育培训内容、满足不同农业相关群体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形成了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政府部门—教育系统—社会力量从上到下、多方参与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10]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主要由文部科学省、农林水产省等部门负责，包括农业职业高中教育、农业继续教育、农业技术普及组织教育和国内外研修制度。[11]农业职业高中教育由文部科学省系统的农业高中实施，其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高中在校生，目标是致力于把高中在校生培养成自营农业人员和农业关联产业技术人员；[12]农业继续教育的实施主体主要有农林水产省和道府县的农业大学校以及民间农业继续教育机构，以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大学校为例，其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有1年以上从农经验、打算长期从农的具有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目标是培养振兴社区农业的中坚人才；[13]农业技术普及组织教育的实施主体包括农业协同组合、农业青年俱乐部和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以农业协同组合为例，该组织设营农指导员，以农业协同组合成员及其家属为对象（日本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参加了农业协同组合），对其进行生产、经营、生活方面的指导，目标是提高农业者的素质；[14]国内外研修制度主要由全国农村青少年教育振兴会实施，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30岁以下的在农或即将务农的青年，目标是获得实践经验、掌握先进技术。[15]韩国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主要包括农村振兴厅、农业协作合同组织、农业大学和其他民间组织。[16]农村振兴厅下设道农村振兴院、市郡农村指导所和邑农村指导所，以后继农民、专业农民、农村青少年、农村妇女等为对象，实施农渔民后继者教育、专业农民教育和专门农业大学教育，农渔民后继者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农业后备劳动者，专业农民教育以培养核心农户为目标，专门农业大学教育以培养具有专业实践能力的青年农业专门人才为主；[17]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主要由农业经营教育支援团、教育院、研修院和新农民技术大学等机构组成，培训对象包括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会员（韩国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都是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会员）、专业农民等，目标是培养具有农业实践操作技能的农民；[18]农业大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以中青年农民、农业后继者、专业农民、骨干农民为培训对象，主要是开展知识、信息密集型培训；其他民间组织包括农村青少年教育协会、农民教育学院、农村文化研究会和其他民间团体，面向农村青少年、农业技术人员和全体农民，旨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事业。[19]

（三）创新教学内容与方式，突出实践教学

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培训方式也不拘一格，突出了教学的实践性。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内容，除了综合知识和技能外，还涉及到农牧渔生产技术、农产品加工储存和销售、农业经营和管理、国内外农业政策、健康和生活等多个方面。[20]在方式上，强调职业教育培训的实践教学，常用的教学形式有上门指导、实物展示、实地参观考察、互联网传播、讲座等多种方式。以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为例，该组织要求专门技术员和改良普及员通过示范户的选定、实验样板田的设置、巡回技术指导等方式向农村劳动力提供帮助和指导；此外，还安排农业普及员通过座谈会、讲习会、视频播放、苗圃展示等方式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培训。[21]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职业教育培训之前，很多都会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从而保障职业教育培训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其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实用技能和知识的培训与更新、社会政策教育、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实用科技等方面。[22]在方式上，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理论结合实践，主要有实习体验、现场参观和讨论等方式；二是培训时间灵活，既有每期3至5天的短期培训，也有1至2年的学历教育，既可完全脱产，也可半脱产或不脱产；三是充分发挥媒介的培训作用。[23]值得一提的是，韩国2005年推出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券制度开了农村劳动力自主选择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的先河，既满足了实际需要，又遵从了农村劳动力意愿，在韩国引起了强烈反响。[24]（四）充足的资金投入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来源渠道多，数额也大，这为实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在资金来源方面，日本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经费来源主要有财政部拨款，文部科学省资助，地方财政、中央和学校法人筹资，国家低息贷款等多种渠道。在资金投入方面，日本除了对有“认定农业者”、“青年农业士”、“模范农户”等荣誉称号的务农者给予资助，还对民间农民继续教育组织的设施建设、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各项进修活动以及参加国内外留学务农人员提供经费和补助。[25]日本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投资不仅项目多，而且数量大。例如，以招收即将从农的高中毕业生为主的县立农业学校和部分农民进修所，其办学经费由国家和县当局共同提供，各自承担2/3和1/3。[26]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来源包括国家财政拨款、农林部门划拨、地方财政补助、国库融资、农协融资、官员非法财产充公等渠道。韩国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投入是非常可观的，政府财政拨款建立的农业专门学校，计划对农渔民后继者进行为期3年的正规教育，其办学年预算达50亿韩元；[27]韩国江原大学向农村劳动力开展的咨询、教育、培训等活动，所有费用都由道（省）政府承担，其中仅农村劳动力人均培训费用就高达300万韩元；2005年，为了革新农村劳动力培训方式，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韩国农林部投入3.5亿韩元用以示范推广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券制度，从而保障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为了改变农业后继人缺乏、农村荒芜和萧条加剧的局面，计划到2013年为止，韩国政府将投入2.4万亿韩元用以每年培训5000名从农青年，保证20万专业农户的较高素质。[28]（五）完善的质量评估监测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日本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评估和监测不单单是针对受训者，还针对实施职业教育培训的主体机构。就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而言，日本已形成了设置认可、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共同作用的质量评价体系。[29]设置认可是文部科学省对一所机构是否具备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基本条件的资格认可，从质量上保障该机构较高的办学起点。内部评价是办学机构对自身职业教育培训质量的自我监督，且须定期向内部工作人员和外部相关政府部门报告。外部评价由独立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政府的第三方组织进行实施，它必须接受文部科学省一系列严格的资格认证才能参与评价，其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已使外部评价成为日本主要的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形式。日本对完成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村劳动力都要进行技能鉴定和资格认证，以确保职业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的价值。日本的职业资格分为国家资格和民间资格，有资格考试、专家评审和学历认证三种鉴定方式。[30]在日本，职业资格证书和毕业证书同等重要，并且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是相当不容易的，农村劳动力职业资格有“农业士”、“指导农业士”等，这些职业资格对提高从农人员的职业素质是非常有效的。韩国不仅对实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机构、教师、设施等条件有着严格的标准，而且为了确保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职业教育培训效果的最优化，还要求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必须依据自身的条件和性质选择职业教育培训对象、确定职业教育培训内容。在职业教育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均要接受技术考核。韩国严格实行职业资格认证，以农业后继者为例，首先要获取农业后继者的申请资格，即作为产业技能要员有2年以上从业经验，且年龄不超过40岁；其次，需要在满分为750分的分数选拔中取得合格成绩才能真正成为农业后继者。[31]完善的质量评估监测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不仅使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得以保证和提升，还促进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农业、农村、农民和职业教育培训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对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启示

（一）推进农民工培训法制建设

日韩两国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地位、内容和资金投入给予了法律高度的保护，对参与单位和个人的责任与义务、经费来源、运作及相关奖励措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劳动法》和《职业教育法》虽然有涉及到职工培训，但是范围过宽、可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度也不到位。近年来，我国虽然颁发了诸如《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只是一种政策措施，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对农民工培训未起到刚性的规范和保护。鉴于此，我国农民工培训的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制定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的基本法律，涵盖农民工培训的各个方面，确保农民工培训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二是建立健全农民工培训法律体系，对现有相关法律的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促进农民工培训真正服务于农民工群体、作用于生产经营一线。

（二）健全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体系

日韩两国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使得农村劳动力教育有路、培训有门。为了保障我国农民工培训质量，健全以职业学校为主导、各类培训机构共同参与的、面向全体农民工的多层次培训体系是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的。该体系可分为4个层次：一是初等职业学校和乡（镇）级培训机构，以提高农民工文化知识与职业道德、掌握初级技能和就业等通识性知识为目标；二是中等职业学校和县（区）级培训机构，主要是把农民工培训成掌握岗位技能、面向生产服务一线的中级技术工人；三是高等职业学校和市级培训机构，以培训既了解相关专业理论，又掌握专业技术的高级技术性人才为主；四是成人教育学校和省级培训机构，旨在引导和帮助农民工终身学习、更新知识和技能、实现职业转换等。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可以依据现实所需实行公办、民办或者公私合办。公办力量以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教育等部门为主，民办力量包括个体、企业、社会团体等。

（三）优化农民工培训内容和方式

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内容丰富、方式多样，既能满足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又能满足农村劳动力生活需要。农民工培训结果的实效性取决于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因此，需要对培训内容进行深入调研，以确保培训内容既符合岗位要求，又满足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需求和现实生活需要。农民工培训不仅应该包括法律政策、生活指导、职业知识技能等引导性、就业性内容，而且还应包括人文素质、信息技术、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发展性内容。其培训方式要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培训对象采取适应其需求的培训形式，诸如校企合作、送教进厂、进创业园区、进重点建设项目场地、进产业集聚区等。在时间安排上，采取长短期结合、脱产与半脱产结合或假期进修的方式进行培训。加强培训的实践训练，培训教师在“做”中教，农民工在“做”中学，提高农民工的实践操作能力。此外，还可引导、帮助农民工借助移动网络进行自我培训。

（四）完善政府主导的多渠道投入机制

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得力于充足的资金投入。我国农民工培训能否按要求按标准完成，还要看投入机制的完善程度。因此，我国各级政府每年应根据实际情况，将农民工培训作为民生工作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作出专项经费预算。中央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合理承担农民工培训经费，并以社会力量投入作为补充，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多渠道投入机制，为农民工培训质量的达标提优提供资金保障。

（五）强化质量监管，从严实施职业资格考试

借鉴日韩两国的经验与做法，加强对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评估和监测、对农民工培训结果施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是很有必要的。对农民工培训的质量监管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培训机构的资质进行周期性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培训师资、基地、设施和管理等方面，评估主体包括学校、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和农民工个人；二是对培训过程的质量进行常态化监测，主要包括对培训内容、方式、经费使用等方面。培训结束后，对农民工进行严格的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的给予相应证书，不合格的择期重新接受培训。对农民工施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不仅可以规范农民工的参训行为，避免因其自身因素造成的培训质量问题，而且还能对农民工职业技能进行分层分类管理，便于企业对农民工的选择任用。

作者:杜永红 金霞 刘洁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烟台市福山高新区泊子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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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资金监管范文第4篇

唱响以人为本主旋律构建教育培训大格局

20__年以来，××分局坚持将职工教育培训工作作为提高监管有效性的一项根本性、先导性、基础性的工作来抓，在培训机制、培训方式、培训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在认真参加上级组织的各项培训之外，先后组织专题培训19次，有力促进了分局职工综合素质的提升，有效推动了分局各项工作的开展。

一、统一思想，转变观念，形成明确的推进思路

新形势下，分局党委清醒地认识到，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是提高监管工作有效性的根本和保障，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关键在于能否实施科学有效的职工教育和培训，以此来塑造和培养职工共同的理想理念、良好的职业道德、系统的知识结构和过硬的业务本领，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知识型、专家型的监管干部。而要想保证培训和教育的效果，就必须在培训观念上有所转变，在培训手段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必须真正建立起职工教育培训的大格局、新机制，才能使全体员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层次，从而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具体而言，就是要将以往各条口组织的封闭式培训向分局统一规划，覆盖全员的开放式培训转变；将培训内容从由单纯注重学历向学历与能力并重型转变；将培训目标由培养单一型专门人才向培养复合型人才转变。

二、精心组织，严格管理，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

职工教育培训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工程的实施需要相应的机制作保障。为确保职工教育培训的正常开展，分局共建立了三项机制。一是分工协作机制。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的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订培训规划、组织教育培训、考核学习效果等工作，人事科具体负责，其他科室积极配合，形成上下齐抓共管的局面。二是激励考核机制。将职工学习教育情况与绩效考核、提拔任用紧密挂钩，如《××分局职工教育培训方案》规定，“凡分局组织的教育培训中，连续两次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工作人员，其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真正用机制调动职工自觉学习和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三是配套管理机制。主要包括考勤制度、考试制度、学习效果展评制度、职工学历教育管理暂行办法、职工取得专业技术资格奖励办法等配套管理办法。分局成立以来，先后有10人取得本科学历，4人取得专科学历，取得各种实用专业技术资格证书21人次。

三、加大投入，丰富载体，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为确保职工教育培训的有效组织和实施，分局在资金和办公场所并不充裕的情况下，专门挤出两间办公室，对其进行了改造装修，并购买和征集了一大批专业书籍，供全局职工借阅学习。分局还依托内部局域网，建立了“××分局学习网”，其中开设学习管理、监管必学、基本技能、网上课堂、交流园地等版块，定期有关培训资料，实现教育培训资源有效共享，拓宽知识传授的空间与渠道，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学习体会的平台。

为使分局的职工教育培训真正步入制度化、规范化、日常化的轨道，特别成立了职工学校，坚持每周专门利用半天时间，也就是全部工作时间的十分之一进行系统学习和讨论。这是分局建立职工教育大格局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分局全体职工已将职工学校的教育培训作为日常工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开班以来，先后聘请有关专家和业务骨干系统讲授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公文管理、信息写作、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宏观经济与风险分析、幻灯片制作、商务礼仪等专题内容。每次学习，都通过老师讲课、大家提问、最后集体讨论的方式进行，保证了学习效果。

四、活跃形式，选准内容，实施灵活的教育模式文秘站版权所有

教育培训资金监管范文第5篇

1天津市当前农民教育培训的概况及特点

在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4年农民培训工作的通知》后，在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天津市委、市政府在依托原有的培训体系积极的投入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的同时，从2015年年初，天津市按照普惠实用、就业导向和政府购买服务的原则，启动实施“百万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计划从2015年开始到2017年，通过有组织的培训和自学，使120万人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3]。因此，天津市2016年计划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业实用技术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培训9万人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7万人[4]。

1.1 天津市农民培训教育以政府为主导

天津市对农民教育培训非常重视，有关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大多由市及各区、乡镇村主管农林牧渔业有关政府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无论是培训资金、培训师资、培训场地还是培训对象、培训内容的确定等各方面都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参与。无论是“351”培训工程还是当前农民教育培训都是由政府部门拨款，依托各区农广校为培育主体，田间学校等其他培育方式为辅助根据各区特点和需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

1.2实用技术培训与职业学历证书培训相结合

根据天津市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天津市农村劳动力人口学历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天津市从2004年开始的“351”培训工程，对农村在职在岗人员、村干部、农村待业富余劳动力人员进行分类培训，在职在岗人员通过培训取得学历证书；村干部通过培训取得岗位证书农村待业的人员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学得一门实用技术[1]。此后，在“351”培训工程的基础上推行的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农民素质提高工程以及2015年年初，启动实施的“百万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按照农民的需求设定相应教育培训课程，发放相应的培训证书，并将教育培训的范围扩大到广大的农民工群体，为天津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

1.3天津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日益完善

天津市在对农民教育培训中不断完善培训体系，形成了以各区农广校为主，本市各类职业学校、高等院校、各相结合本市各农业示范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联合办学，将学习技能与实际操作结合，使农民易于掌握和接受。2009年全市已经完成了市新型农民远程教育培训服务中心、市涉农和非农产业农民教育培训媒体资源制作中心、12个市农民远程教育培训服务中心区县分中心、27个涉农和26个非农产业市级农民教育培训实践实训基地及79个乡镇（街）化技术学校基础设施建设[2]。为农民教育培训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1.4 规范农民培训过程，培训成果显著

2010年5月天津市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条例》，并从2010年8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特别规定了承担农民教育培训的机构条件，保障培训经费以及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监督考核等，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农民教育培训的规范进行。截止到2015年上半年通过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已经取得各类证书的农民为12238人次[5]。2016年，天津各区在农机、建筑、蔬菜、水产、畜牧养殖以及营销等各方面继续进行农民教育培训，仅天津市宝坻区农机部门积极开展农民素质培训工作，累计完成实用技术普及性培训、“天津市百万人才福利计划”职业技能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1744人[6]。

2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的不足与建议

天津在农民教育培训中取得了不少成绩，通过法律规范了农民教育培训的各个方面，但是对于培训对象的选择、培训资金的使用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

2.1农民教育培训对象区分专业性不强

天津农民教育培训过程中虽然按照在职人员、干部人员与无业人员进行区分培训，取得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及技能结业证书等不同的证书，但是对无业人员是否适合相应的技能培训缺乏应有的专业规划，结果可能出现经过培训后的人员仍然不能从事有关工作。

建议对农民教育教训前，应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对农民进行专业性的测试，结合测试的结果选择适合的技能进行培训，做到有针对性和有目的性的培训。目前，大多数院校都有职业规划方面的老师，专业师资方面也比较容易保障，执行并不困难。只有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因人制宜的培训才是更有效的。

2.2农民教育培训工程监管薄弱

虽然，在天津市有关农民教育培训的法规规定，政府部门要定期对农民教育培训进行考核，但是政府部门在实际执行中通常对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重视不够，使许多农民对培训缺乏正确的认识。培训过程管理也大多是在出勤上进行控制，证书管理比较松散，对实际培训效果更无法控制。尤其是2015年开展“百万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以来，一些农民参加培训主要考虑的是培训后的补贴而不是培训，值得深思。

建议各级政府及培训机构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的管理和宣传，通过网络、媒体、移动通信、张贴广告、村级广播等及一切可能的传播途径，使农民对农民教育培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积极参加培训。同时，加强对农民教育培训工程监管，尤其是考核及培训效果的监督，防止培训资金被套取。

2.3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还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