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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管理;体系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中,产业兴旺固然是直接左右广大乡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核心因素,而公共治理是决定农业产业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建设新农村不仅要大幅增加乡村人口的物质收入,还要建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生活环境,全力推动乡村公共治理水平加速发展。
1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成就
1.1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广大乡村地区的公共管理体系建设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大幅提升。例如许多偏远乡村和山村基本实现了通水、通电,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村地区只能挑水吃、煤油灯照明的陈旧落后面貌。即便是在少数极端贫困地区,政府也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重新安置,使这些地区的村民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新生活。经过数10年基础设施建设,广大农村地区已基本实现了路路通和村村通,也就是实现了道路硬化与通信线路全覆盖,更有大量乡村地区实现了互联网全面普及。
1.2政策性投入持续增加,夯实公共管理基础
随着“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针对“三农”加大投入便成为近年来政策倾斜与扶助的核心。例如政府公共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已覆盖全部乡村地区,各地每年基于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开展的公共管理工作得到了越来越坚实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为广大乡村地区全面提高公共管理工作水平奠定了扎实的经济与物资基础[1]。
2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的常见问题
2.1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也为未来“三农”发展描绘了极为可喜的前景。但一些更加偏远的乡村、山区与牧区,农村公共管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从制度、措施、资金、人员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和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农村公共管理法律体系建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针对性和执行性不足,这是由于国内法律体系中专门针对农村公共治理的法律法规几乎处于空白造成的。现有的公共管理法律法规主要缘于城市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问题而制定和完善,并不适用于乡村地区,农村不同所有制经济体出现利益纠纷时很难找到对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调解和处置,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在监督管理方面缺少专项法律的指导。法律支持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给违法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也使奉公守法者出于安全等方面的担忧而不敢或不愿在乡村加大投资与生产。
2.2资源投入系统均衡性与针对性有限
针对乡村地区和“三农”建设的资金与资源投入存在均衡性和针对性不足的问题。广阔的疆域和极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状态决定了不同乡村地区在“三农”发展方面存在千差万别的特点和需求,而战略层面的资金与资源扶持几乎无法实现面面俱到,只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改善和修正。这就造成一些地方的政策性投入出现“撒芝麻”“摊大饼”的均衡主义问题,也就是无差别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表面上看这种平均化的投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公正,实质上却降低了政策性扶持应当发挥的主导引领和激励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薄弱的乡村地区而言,对资金和资源的迫切需求需要管理层予以倾斜和照顾。过于均衡的投入显然难以满足特殊地区的特殊需求,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2]。
3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3.1加快法律支持体系建设,夯实依法治理基础
涉及公共管理的体系建设不能缺少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依据。由于多年来广大乡村地区在经济发展、民生建设和公共管理等方面处于法律监管相对边缘乃至空白的地位,使农村发生农民、农户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法律体系的建设为农村公共管理实现系统化与规范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为农村提升公共管理服务水平提供更加明确和清晰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因此,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建设优化要重点加快法律支持体系建设,夯实依法治理基础。由于法律相对于实践工作的滞后性,应在现有法律体系基础上鼓励地方立法,以试点方式分步骤、分阶段推广普及。当前,全国性法律体系中与公共管理相关的内容多属于宏观战略的原则性内容,虽然足够高瞻远瞩,但在精细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存在适应性较差等问题,尤其是对广大乡村地区越来越多个性化需求的契合程度明显不足。面对这种过于笼统的法律,农村公共管理常会陷入主观臆断的“泥淖”,容易因人而异出现认知误区和歧义。因此,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出台迫在眉睫。
3.2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提高资源投入系统的均衡性与针对性
作为直接影响农村公共治理系统性建设的核心因素,政策性资金和资源投入对农村公共管理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为解决当前这一环节中的现存问题,各地应积极探索本土优化策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提高资源投入系统的均衡性与针对性。例如近年来部分乡村地区通过外部投入和内部发展已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优化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硬件条件,管理部门可以侧重于本地产业化发展带动,以自身“造血”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本地公共管理的系统性和规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通过乡村集体产业的利润收益或税收收入等,支持当地公共管理体系建设,提质增效,基于公共管理系统化和规范化反哺集体经济做大做强,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对仍处于相对贫困和经济实力仍相对薄弱的偏远乡村、山区或牧区,公共管理更加需要财政性资金支持。这些地区的主管单位应适度进行强化投入,通过外部“输血量”的增加助力公共管理水平尽快提升[3]。
3.3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农村公共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公共管理体系不能缺少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不同于城市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不少乡村地区长期都是人才流出和流失的“重灾区”。多数年轻人外出学习或打工,更愿意留在条件优越的城镇,农村在逐渐成为人丁凋零的留守之地的同时,人才稀缺和匮乏成为制约当地产业发展和公共管理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至关重要。例如定期组织专家学者下基层为农村公共管理部门人员开展讲座或主题讨论,帮助基层人员提升理论知识水平,从而在后续工作实践中优化管理模式;轮流安排农村公共管理人员参加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的委培教学,逐步实现工作人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为使农村公共管理系统建设起点更高、进步更快,有条件的地区应适当提高准入门槛,在挑选农村公共管理人员时制定学历、职业、资历等系统性要求。这种更高起点的方式可以从根本上改进农村公共管理人员队伍缺少中高端人才的状态[4]。此外,当前国家扶持“三农”的又一策略是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深入基层,这对农村公共管理系统建设人才队伍是一大利好。各地应充分利用政策红利招贤纳士,一方面,吸引更多高学历人才充实基层公共管理队伍,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优秀人才是加快农村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和系统构建的核心要素,是战略层面推动农村公共管理体系完善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互联网+;数字乡村;乡村振兴;数字鸿沟;发展路径
数字乡村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1]。山东省在《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和《山东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互联网在乡村的快速普及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城市和乡村联系越来越紧密,城乡联动、融合发展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但数字乡村建设才刚刚起步,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存在,还有加大的趋势,鉴于此,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路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山东省数字乡村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1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随着“宽带山东”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得到稳步增强,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运算速度和综合技术水平位于国内前列,全省所有城区、行政村实现了光纤全覆盖,城乡家庭互联网接入能力基本达到100Mbps,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也不断的得到完善,但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亟需增强,农村尤其是偏远山村,因其居住分散且基础设施差,导致网络建设成本很高,运营商无法收回成本,不愿意建设农村网络,设备商提供商也不愿意花费精力进行农村网络创新方案的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不广泛。1.2电子政务建设深入推进。全省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互联互通,各服务平台的核心业务信息化应用加速,“一次办好”改革全面推进,基本实现了公众和企业网上办事“一号登录、一站受理、一网通办”[2],全省政务信息系统集成整合共享工程明显提升了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但在农村,电子政务治理还比较薄弱,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建设还需稳步加强。1.3信息惠民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山东的带动下,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推进,农村宽带建设已普及,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效初显。在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信息惠民政策宣传和普及、信息服务平台的使用及惠民水平都得到了大大提高,形成了城乡共享的优质教育文化资源,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1.4农村数字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互联网+”和市县级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使农村数字化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得到转化和推广应用,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差距明显。鲁西南是淘宝村集聚区,菏泽市淘宝村、淘宝镇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从地区分布来看,开展跨境电商的村主要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拥有外贸传统的城市,如青岛市等。同时电子政务标准及规范体系不断完善,网络空间法治化取得积极进展,显著提升了网络安全防护和处置能力[3]。
2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2.1城乡数字化鸿沟进一步拉大。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下,城乡“数字鸿沟”是山东省数字乡村战略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4]。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数字鸿沟”集中体现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管理措施上。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了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瓶颈[4]。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存在很明显的较大差异,城乡居民的互联网理念和对信息知识的应用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城乡“数字鸿沟”不断以新的形式呈现,其更多的是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理解和使用上,阻碍了农村培养数字化生产力的进程。还有一些地区在引导搬迁、撤并村庄时忽略网络设施和信息服务完善,促使了新的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2.2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财富流失及空心化严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青年农民都选择进城务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也逐渐增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对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很少,导致了乡村的信息失联以及情感失联。大量中青年农民的进城,使得农村土地也被大量闲置起来,无人耕种,加剧了乡村财富的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这是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必然产物。2.3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各地区不平衡。目前,我省农村数字化发展各地区很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信息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比例差距也比较明显。淘宝村的出现,破解了农村信息化的难题,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如:滨州博兴县、菏泽曹县和郓城县等、青岛市即墨等淘宝村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2.4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我省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省移动宽带用户、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等指标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种植养殖、加工、集配、运输、仓储、营销、支付、消费等整个流程的数字化设施建设还比较薄弱,产地仓、冷链物流、信息网络、购销网点等方面的建设还需加强,智能电网、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慧农业建设任重道远。另外农村的互联网理念淡薄,缺乏网络设备与上网条件、缺乏文化知识与上网技能也是影响数字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5缺乏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平台。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缺乏专业的科学技术指导和技能培训,没有完善的培训机制和管理机制。虽然在农村开启了社区教育实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数字化学习平台的构建还不完整,学习资源不丰富,根本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村民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不会上网也限制了数字化学习平台的使用,而且绝大部分人上网只是娱乐,对学习农业新技术不感兴趣。2.6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比较低。“互联网+党建”工作开展不到位,村干部老龄化严重,党务、村务、财务不能实现网上公开,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进程缓慢,“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能实现乡村覆盖,缺乏“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体系亟待加强。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建设带来的在线诊疗和在线教育等公共服务发展缓慢。因此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乡村综合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水平,使村民真正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3山东省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路径
3.1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乡村首先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部门应响应《数字山东2020行动方案》,积极推动“百兆乡村”建设,统筹推进移动和固定宽带网络的IPv6发展,推动智慧广电网络建设,支持培育和引进开放的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和农业农村观测网络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5]。继续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和应用,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领域的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化农业的转型。3.2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在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快建设数字型政府,加强各行政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力推政务服务“一次办好”,并进行机制和体制改革,推进线上线下政务服务一体化。地方政府做好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工作,建立或者健全一套适合当地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政策,特别是要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惠举措,补足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体系,营造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协调各级政府部门,为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主体提供必需的物质和资金支持,以此来引导和激励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3.3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建设幸福乡村。首先,加强乡村信息化教育,培养信息化技术人才,把握好“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机遇,利用现代科技建设数字乡村,使农民得到更大的收益,愿意留下来,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数字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利用数字化、现代化设备来实现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鼓励农民积极接触和参与到农村电商中去,彻底打破农民信息贫困锁定的藩篱,为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不断丰富乡村网络内容,构建数字乡村新系统,不断完善乡村信息化建设和农村数字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业,使农民获得幸福感,改善农村信息失联、情感失联及财富流失等问题,建设幸福乡村,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真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村数字化建设的全面开展。3.4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专业化信息人才的紧缺是数字乡村建设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已成为制约数字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本土农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本土农民为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目前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越来越多,农村中种地的人大量减少,大量的土地进行了流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发展农村数字经济的同时应提升农民的信息化素养,积极培育实现智慧化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利用好各种培训平台,让农民成为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时代农民,提升乡村信息化水平,进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再次,建立健全人才培育、引进及激励机制,为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3.5构建乡村大数据平台。山东省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以及平台的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传输、服务不健全,涉农电商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规划发展乡村大数据平台,整合数据信息资源,加强乡村信息资源的共享、兼容和公开,利用“互联网+”模式建设具有乡村特色优势的大数据系统,借助大数据促进数字乡村的快速发展。3.6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在加强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同时,还应加强数字文化建设,提升村民的信息化素养,尤其是乡村传统文化是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灵魂,以无形之力推进着乡村数字化的进程。首先,改变文化宣传方式,除了采用传统的公告栏外,还可采用微博、微信、网站等各种形式实现农村各项政策和事务的线上宣传,在乡村营造起良好的信息化氛围。其次,在培育新型农民的各种培训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元素,使农民在接受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理念同时,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村民的数字化素养。最后,利用新闻网站、学习强国及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数字农村的建设,讲好数字乡村故事,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数字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3.7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政务工作和乡村治理中深化数字化建设。首先: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农村领导班子应改变传统思维,改变意识,从思想上树立农村信息化的观念,不断学习国家以及山东省关于农村数字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并积极落实到位。其次:将农村的各类资源纳入到乡村大数据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数字化管理,建立“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体系;再次:积极开展“互联网+党建”工作,定期开展党员信息化学习和培训,鼓励党员带领群众一起发家致富,探索农民在线交流议事模式,激发农民参与决策的积极性。最后: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真正实现党务、村务、财务的网上公开,推动形成积极互动的农村基层自治体系,建立健全数字化乡村治理体系。
4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山东省将数据和信息融入乡村振兴全过程,统筹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加快推动山东数字乡村建设,使网络信息化在全省农村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论文在分析了山东省农村数字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乡村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农村数字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静.分四阶段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R].经济日报,2019-5-18.
[2]丛楷力.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9.
[3]2019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J].新疆农业科技,2018(6).
[4]毕耕.”软硬兼顾”解决数字乡村发展难题[N].光明日报,2019-09-25(11).
今年,文大叔早早就对苗年开始期待,还和邻居们讨论到底会有多少游客来到寨子一起吃长桌宴。他家的民宿从春天路边野花盛开,一直忙到国庆稻米收割,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到过龙塘。
穿过山中薄雾进村,吃过龙塘鱼酱的人,都说“龙塘不错”。
龙塘是融创中国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案例之一。2018年融创中国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进驻帮扶,2019年全村脱贫成效检查通过,2020年帮扶成果移交,2021年融创宣布继续支持龙塘乡村振兴工作。曾经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壮年流失到广东、福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败、年关冷清的百年老寨,复活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在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为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推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图景实现。
融创中国之前积极参与了13省21村的帮扶工作,2021年又深度参与乡村振兴,并从龙塘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总结经验,在重庆中益乡、延安万庄等大量帮扶项目开展中进行补充迭代,归纳了基于企业责任和自身资源的融创乡村振兴模式:通过文旅切入,实现“四推动、五振兴”,切实助力乡村在产业、组织、文化、人才、生态维度上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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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旅带动一产、二产,打牢产业基础,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农村穷,是因为产业弱。据统计,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56,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偏高水平,意味着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产业差距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农户为了保障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削弱了乡村的产业基础,尤其是在偏僻地区。
建立合理的产业体系,成为改变乡村现状,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之一。融创在龙塘村的帮扶过程中发现,此前因为交通闭塞,龙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资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风貌和苗族的人文环境,具备做文旅乡村的基础。
而融创自身在文旅产业方面有技术优势和运营基因。因此,“文旅切入”成为龙塘乡村振兴的第一落点。融创依据龙塘自然人文资源,定制了观光游+苗乡生活方式深度体验的多层次文旅产品体系。
常年在雷山县城打工、老房闲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贫困户的房子被融创与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整体翻修,改造成荷塘雅苑、粮仓楼,做成了示范民宿。并因此带动了村里15户村民相继自发改造了自家老房子,开起民宿和商店。
融创又联合知名设计师孟凡浩建造了“龙塘山房”这一高端民宿IP,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产品错落搭配。大体量民宿形成配套,龙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设施也得到规划、修整和升级,龙塘也具备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条件。
改造好“硬件”,经过企业自身资源和平台导流,大量游客涌进龙塘和村民们一起过上苗年、鱼冻节。预计2021年全年,龙塘接待游客数量将突破万人,为龙塘带来三百万元左右的收入。有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产业建立之后部分青壮年回归,龙塘的产业被真正激活。
在此基础上,融创联合友成基金会又对龙塘村产业进行了调优升级。一方面,支持龙塘的农业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协助龙塘打造“龙塘好物”自有农产品品牌;另一方面,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打通推广渠道,带动龙塘村合作社销售本地鱼酱酸、茶叶、玫瑰花等产品的市场化运转,形成可持续模式。
农村是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的“博物馆”,像龙塘这样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不仅具有数百年历史,还保有有自己独特的技艺和文化习俗。因此,融创在龙塘挖掘苗乡非遗文化,通过技艺、技能培训打造“绣娘团”和扎染、苗绣等文化特色产品,搭建文化产业,增加龙塘产业体系的立体性和体验感。
建立产业体系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抓手。通过文旅切入带动一产、二产,龙塘形成了旅、农、文乡村“新三产”的跨界深度融合,用产业化思维推动了龙塘产业结构优化。通过产业带动,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并打造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多样化增收体系;另一方面,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安居乐业的乡村新生活方式;此外,还通过产业化运作,增加了公益触点,拓展了公益场景,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乡村振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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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推动可持续运营
2018年12月,龙塘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前在外打工、夏天才回村的文远胜看到村里的新变化之后,决定留在村里,加入合作社。文远胜的父母强烈反对,但他自己则异常坚定。
合作社组织开展了生态稻米种植和销售试点工作,文远胜和另外6名村民积极响应。今年他们种植的 6.9亩红米,5.4亩香米,预计产值可达11.7万余元。除了村里的经营性收入,种地的收入也提高了,又可以陪着家人孩子,文远胜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组织村民开展生态稻的种植和销售试点,推动农业产业的生态化发展之外,融创和友成基金会帮扶项目组还以合作社为基础,带动成立了非遗发展小组、社区应急响应队、导赏员小组、民宿发展管理小组等,通过一个人带动一批人,通过一批人影响一村人。
非遗工坊成立的时候,在外打工的潘晓芬也和丈夫回到了龙塘。她很快成为非遗工坊第一批参加培训的“绣娘团”成员。她们的蜡染、苗绣产品,现在已经成了村里的特色旅游产品。潘晓芬自己在今年也成了非遗工坊的负责人,开始培训更多年轻女性成为“绣娘”。
没有产业引不来“金凤凰”、留不住“能人”是以前乡村的痛点。现在的龙塘有了产业体系,人才能不能跟上、有没有成长空间、愿不愿意留下来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龙塘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在融创和友成基金会的指导下成立,之后又以合作社为示范,引导村民自发组织了各类经济、技能培训、文娱、公益小组。帮扶项目组还展开了一系列培训,这些培训包括了餐厅和民宿的运营管理、蜡染和苗绣的技艺技能学习、非遗文化和非遗产品的市场推广、生态农产品的种植技术,以及合作社等小组的管理知识和龙塘旅游产业发展的各项机制等等,逐步培养提升龙塘村民的运营和市场开拓能力,达到“授之以渔”的效果。
合作社资金互助小组也在融创与友成基金会的推动下成立。通过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村民在生产经营和生活提升方面碰到的资金问题,同时又将利息收入归还于龙塘,用于敬老社员的生活改善。
龙塘的生产、管理方面有了组织协作体系,过去农户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状况被改变,村民之间再也不是“小散”关系。通过生产经营管理培训、职业技能培养、资金互助,龙塘的村庄治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民也可以在新的体系中找到位置,发挥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就感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在中益乡,融创捐赠建设初心学院,联合清华大学开展党建引领、组织振兴工作。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重庆石柱远程教学站、清华大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在初心学院挂牌,面向党政干部、企业管理者举办高层次教育培训,加强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治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以初心学院探索“党建引领”,不仅让中益乡实现了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教学基地的模式也搭建了中益乡和校企资源的长期联结路径,形成了开放性的人才培养体系。
融创认为,乡村振兴模式中,产业是实现目标的路径,人则是一切的基础和源点,通过人才培养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和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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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居环境,复活风俗风貌,推动人文宜居生态
乡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体现在现代化程度上,但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性,大量民风民俗和建筑风貌还带有文化的传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重,这是融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原则性前提。
例如,龙塘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至今保留了大量传统建筑。全村285户中有苗寨吊脚楼200余座,其中一百年以上的传统建筑就有9座。村里还有大量古树和一口古龙井,每逢新年和嫁娶,龙塘人都会去古井挑水取一个好的寓意。
位于石柱县武陵山区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的中益乡,是土家文化的传承地。融创联合清华大学设立了非遗研培点,启动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针对本地百姓和相关爱好者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文化是乡村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内容和身份认同。融创认为,尊重乡村风俗风貌,才能达成乡村振兴的真正意义,实现乡村和城市的融合发展。
因此,融创在乡村振兴模式中,会先对乡村的资源和文化进行摸底和系统梳理,做因地制宜的文化激活,不搞标准化设计,不建“欧洲村”,不盲目推进现代化,重点做人居改造和历史人文特色景观带的打造。
在被帮扶之前,龙塘村委会主任文冲有一个心愿:改造之后的龙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态,不走过于商业化道路,而是做成一个苗家生态核心博物馆。”
龙塘帮扶建设期完成并运营迄今的一年内,文冲的愿望实现了。龙塘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苗年、鱼冻节、吃新节等重要节日比以前更加热闹,游客们来到龙塘和村民一起跳芦笙、抓鱼、斗鸟、拔河、赛苗歌、斗牛,还喝上了村民自酿的米酒。住吊脚楼、深度体验龙塘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最吸引游客们的旅游项目。
在重庆中益乡,融创根据村里的生态和历史文化,捐赠打造初心学院、毕兹卡里、中华蜜 蜂谷、伴乡原宿四大项目,带来了中益乡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一套绵延 6 公里的景观谷地在“乡村地文化渲染+旅游产业唤醒”理念中,复原了中益乡的土家文化和乡村文化,同时融入红色主题游,打造旅游体验和文化教育复合功能空间,让它成为了被激活的中国传统村落人文宜居新样本。
通过乡村振兴复活传统村落和文化,提供一个区别于城市的美好生活样本,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看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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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教育帮扶,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推动下一代看见美好
乡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但乡村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的差距却显而易见。因此,教育帮扶是融创乡村振兴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融创将英苗培养计划带进大山,用教育的力量让龙塘的未来焕发生机,嫁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资源,打造“一进+一出+全面探访”的助学模式,更深度、长线地为龙塘等乡村的孩子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
针对乡村学校教育设施、教学器材等硬件和课程落后、信息“软资源”鸿沟两大方面的不足,融创一方面通过捐赠教学器材、改善学校设施,提升学校的课堂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募集网上名校精品课程,搭建英苗书屋,邀请部分师生代表走出大山体验外面的世界,开拓师生视野,建立信息获取渠道和意识;此外,融创还通过教育基金方式给具备特定条件的学校、学生提供更多维度支持。
通过教育帮扶,让乡村的孩子亲身体会到爱心的温暖,发现更美好的世界,对未来抱有信心和希望,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的一点心愿。
(一)总体思路
围绕探索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建设现代农村样板、培育现代农民队伍的思路,通过推进人口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的实施路径,利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全省最具规模的精品苗木基地、最具示范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基地、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和最具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使__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文化张力、最具和谐魅力的生态经济县和休闲度假区。
(二)主要指标
按照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6大方面、24项指标体系,立足全省前茅、力争全国上游,到2020年,建设水平综合得分达到85分左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其中,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3万元,年均增加10%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0%以上,科技贡献率达到65%左右,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达到70%以上,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达到75%以上,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100%。同时,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60%。
坚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建设,释放三大活力、做好四项工作、实施五大项目。
(一)深化改革,释放三大活力
1、释放土地活力。在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的基础上,依托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完善各项功能,拓展交易品种,建成网络信息交易平台,实现乡镇产权交易所全覆盖,构建立足全市、面向全省,集信息、产权交易、资产评估和抵押融资等功能于一体的为农服务综合平台,提高农村要素资源利用效率。
2、释放经营活力。加大对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涉农协会的扶持力度;加强涉农协会体系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主体行为,实现经营主体互助发展、抱团发展、集群发展;开展示范创建,每年创建10个示范合作社和联合社、10个示范家庭农场,培育3个省级龙头企业。到2020年,力争新增2个国家级龙头企业,农产品销售总额突破100亿元。
3、释放服务活力。加快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金融创新上,完成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谷农投为依托,加强与邮储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对接,探索建立“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经营主体”融资模式,五年内实现新增涉农贷款翻番;营销模式上,以发展互联网农业为重点,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和阿里巴巴“千县万村”试点,每年培育2个年销售额300万元以上电商示范企业,五年内电商销售额突破20亿元;科技支撑上,加快建设__农业“硅谷”,深入探索政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模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完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职业化培训机制,建立1000人的技术经纪人队伍、2000人的技术推广队伍;风险防范上,加强与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合作,建立“政府补贴、经营主体自缴、保险公司共担”机制,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
(二)统筹推进,做好四项工作
1、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步伐。扩大规模,持续实施“四个一”工程,重点打造设施蔬菜、苗木花卉、红枣和有机小杂粮的4个10万亩农业产业基地;提高品质,以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创建工作为重点,健全农产品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功能,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建成10个千亩精品设施蔬菜园区、10个现代化规模养殖示范场、1个万亩高标准水果种植基地和1个万亩高效红枣示范园区;支持品牌创建,重点培育中国驰名商标和地理标志产品,加快优良产品向优势品牌转变,建成全省最具示范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加快推进农业一二三产相融。围绕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持续推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大力发展“第六产业”。以乡村旅游为重点,打造“谷色古香、养生__”品牌,发展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养生农业,娱乐农业,实现旅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翻番,建成全省最具吸引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3、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为重点,实施完善提质、农民安居、环境整治和宜居示范四项工程。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90%的村生活垃圾得到处理,无害化处理率达到50%以上,创建高标准宜居示范村50个,成为全省最具代表性的美丽乡村。
4、加快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扎实开展市级农村治理法治化试点工作,厘清乡村权力、责任清单和村民权力义务清单,加强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做好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两篇文章,实现法律宣传、法律顾问和人民调解全覆盖;完善农业农村相关
规章制度和村规民约,依法规范各类主体行为,将“三农”工作纳入法治轨道。(三)引领带动,实施五大项目
1、____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区。依托金谷农投和__农大,5年内完成投资10亿元,占地1万亩,建成以综合服务中心、大学生创业园、农业科技创新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园为主的“一区三园”;完善脱毒快繁育苗工程中心运营机制、建成生物技术工程中心,打造全省资本农业、科技农业展示区,占领全省优势农业制高点。产值实现20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辐射周边县市农户1万户。
2、__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以__省投资集团为主体,投资30亿元,占地1200亩,建设期货市场、产业孵化中心、精深加工基地和网络交易平台等项目。通过5年时间,建成中部六省最大的集农产品展示展销、物流配送、检验检测和精深加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经济体,建成全省最具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实现农产品年吞吐能力50亿公斤、利润3.7亿元。
3、精品苗木基地。以森禾种业为主体,投资1亿元,按照“园林园艺化、户外家居化、苗圃公园化、农业娱乐化”的理念,建设千亩精品苗木基地,带动__乡、__乡两大苗木基地提档升级,加快产业链条向前、后端延伸,提高产业附加值,整体提升苗木花卉产业发展级次,引领未来苗木花卉发展方向,建成全省最具规模的精品苗木基地。
4、南山生态修复综合提升项目。投资2亿元,持续开展边山一线的生态修复,带动乡村旅游景点、养生养老基地建设,5年内,完成投资20亿元,建成30个乡村旅游景点、10个生态庄园和以__文化养生健康城为重点的5个养生养老基地,使__成为全省最具发展活力、最具文化张力、最具和谐魅力的生态经济县和休闲度假区。
5、__金谷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发挥产业基金公司作用,丰富基金品种,与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发挥担保公司作用,有效解决农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探索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投资模式,成为辐射__乃至__的综合性资本平台。
尽管__的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阶段性成效,但要全面完成试点任务和“十三五”三农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在土地、科技、风险防范等方面仍有诸多制约因素。
(一)在土地上,建议加快建立省级土地流转交易网络平台,出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具体实施办法,确保农民“失地不失利”;出台针对农业各类经营主体扩大生产规模和配套基础设施所需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办法,有效破解各类经营主体做大做强的土地瓶颈问题。
(二)在科技上,建议构建省、市、县三级资金统筹机制,支持__县在互联网农业上开展示范,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互联网+物流网平台,建立农产品大数据库,构建全链条式的科技服务体系,预测市场趋势、降低农业经营风险。
(三)在农业保险上,建议建立省、市、县三级统筹的保险风险基金和补贴政策,以我县为试点,扩大涉保品种覆盖面,提高赔付额度标准,推进种子种苗保险、政策保险,探索价格保险。
(四)在人居环境改善上,建议推进分布式能源建设,构建农村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避免二次污染,提高农产品安全水平;推广燃气式分布式能源,解决电价偏高和供热措施不足的问题,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现代农业测评主要指标注释
1、现代农业示范区综合得分:等于或高于75分为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
2、高标准农田面积: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值为75%。
3、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90%。
4、科技贡献率:2014年全国为55%,农业部韩长赋部长讲话中谈到,到2020年全国为60%。
5、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0%。
6、畜禽规模化养殖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80%。
7、农业标准化水平:即三品认证农产品产量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50%。
8、农业产业化水平: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7:1,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3.5:1。
9、农业组织化水平:农户参加合作社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5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75%。
10、社会化服务水平: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6%。
11、财政支持水平: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5%,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0%。
12、金融投入水平: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费收入与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的比值),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1.5%。
13、粮食生产水平: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幅度,基础目标值为2%,发展目标值为3%。
14、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值为100%。
15、农民收入水平: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23000元,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40000元。
16、水资源利用水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0.6,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值为0.7。
关键词:城市化;乡村社会;嬗变;对策
基金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农场“谁来种地”的破解路径,2014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JRS-2014-9003);河北省引进留学人员资助项目(C201400167)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12日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有城镇人口69,079万人,城镇人口首超农村;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29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城镇化人口的过半表明中国经历了史上最为壮观的城市化进程,目前这一进程开始呈现一种从增速到减速的过渡状态。不能否认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路径,也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及价值观念转变的助推器,导致了社会进步、经济高涨,城市改观和理念重塑。然而,在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加速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首当其冲的是广为诟病的“伪城市化”――人员的流动并没有实现权利和福利的同步流动,即涌入城市的乡村人口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相对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户籍、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等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其次与城市化伴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的匮乏、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在广阔的农村天地,受城市化浪潮的巨大冲击,存在了几千年的乡土中国,经历着小农经济体制的建构、文化制度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如何化解当前乡村社会的转型之殇?乡土中国的生命如何得以延续?
一、乡土社会的嬗变
先生曾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就世界范围来说,工业化、城市化是社会前进的必然选择,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后,乡土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一)乡村空心化日渐加剧。近年来,城镇化、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涌入大中城市及其郊区,农村人口显著减少,不少远离城市的村庄普遍出现人走房空现象,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大量的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常年无人居住,甚至坍塌损毁,这些小而分散的宅基地已成为当前农村环境整治的“顽疾”。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或经商,耕作方便的田地由朋友亲戚代种,一些离家远、耕作不便的田地只能任其荒芜。大量耕地抛荒造成宝贵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根据国土资源部调查,农村每年撂荒耕地近3,000万亩,存在了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为国家粮食安全埋下隐患。近几年我国交通体系尤其是高速、高铁的明显改善,城乡人员互动增多,信息网络覆盖面逐渐扩大到城郊地区,先进的外来强势文化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家庭意识日渐淡薄,恋土情节趋于弱化,延续几千年的乡土文化日益边缘化甚至有逐渐消失的危险。城市化导致乡村人口空心化,进而逐渐演化为人口、土地、产业和基础设施联动空心化,最终形成乡村的“空心化”。
(二)留守之殇。目前,每年大约有1,800万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口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导致乡村人口年龄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留守人员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尹延庆认为,当前农村留守人员呈现“四化”特点:留守劳动力女性化、留守家庭老龄化、留守情感淡漠化、留守环境复杂化。据2013年全国妇联《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农村留守儿童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学龄前儿童规模快速膨胀。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38.37%。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6~14岁)学龄阶段儿童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48.31%。据2011年统计数据,中国农村留守老人达4,000万,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作为一个“庞大”的、特殊的弱势群体,三留守人员的身心健康令人堪忧。就留守儿童而言,父、母或双方常年在外,处于“准单亲”或“准孤儿”状态的留守儿童交由老人或亲朋好友代管,缺乏有效监护,长此以往与父母感情疏离,容易孤独与无助;学习之外留守儿童还要承担家务劳动,照料祖辈和弟弟妹妹;一些儿童由于教师关注度不够和学习压力大等原因,性格孤僻抑郁,缺乏安全感,普遍存在自卑感和逆反心理。总体而言,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生活失助、亲情失落、学业失教、心理失衡、安全失保等问题。与留守儿童相依为伴的留守老人也面临着沉重的生活负担,负责家庭生活供养、农业生产投入、看病就医等支出,田间劳作之余抚养孙辈,学识有限导致隔代教育问题突出。子女常年在外,空巢老人缺乏及时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基本服务,其中不乏孤独离世无人知晓和“小病忍、大病拖”的悲剧。
(三)乡村社会失序。乡村社会秩序亦即村庄内生秩序,主要是指村庄在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下,经过长期实践与沉淀所自发形成的能为大多数村民所接受的日常行为准则和状态。乡村秩序是指乡村的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的互动,乡村社会处于均衡与稳定的状态。村民是当代乡村社会的主体,客观上需要与外界进行物质、文化、精神交流活动来保持自身生存与发展,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倚借于稳定而和谐的乡村社会秩序,即乡村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环境和谐,村民生活幸福,身心愉悦。梁漱溟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伦理本位下的关系社会,儒家伦理道德是构成乡村社会关系的核心理念,社会利益关系从属于伦理道德。受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处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的伦理社会转型到市场社会,即原有的伦理本位逐渐被利益本位所取代,市场交易和谋求利益成为人们构建乡村社会关系的基础,乡村社会集体意识悄然崩塌,价值理性和传统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信任关系正被不公和不法所瓦解,勤俭持家的观念被短视的消费文化所刺激,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变得紧张而缺乏温情,乡村的伦理秩序悄然发生异化,不少乡村地区频现伦理危机。具有“空巢之乡”的河南夏邑县业庙乡陈庄村10余名留守老人连续遭受达3年之久,这不仅是社会的耻辱,道德的沦丧,也折射出留守之殇。无独有偶,留守女童也成为一个容易遭受的“重灾区”。山东东平女生“浮出水面”,这仅仅是众多留守女童悲剧的“冰山一角”,此前早有资料显示,在过去三年里,广东就有逾2,500名女童被,其中近半在14岁以下。而且女童者65.74%是熟人,被侵犯的留守儿童则占到半数。广东一省已是如此,如果把视野再拓宽到外出务工者众多的其他省份,被的留守女童一定会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6月28日下午,河北一8岁男童晓辉遭11名同学围殴致死,涉事同学均不满14周岁。据了解晓辉6岁即遭母亲遗弃,父亲在外打工,平时在校内屡遭高年级同学欺负。晓辉的悲惨遭遇不过是留守儿童群体的缩影,孩子们为城市化进程付出了沉重而惨痛的代价。施暴的同学闲来无事在村内找人打着玩儿说明了这帮少年的无知与暴力至上,打人犯法、对文明规则的尊崇、对生命教育的敬畏似乎从来不曾存在于他们心中。道德的沦丧、良知的泯失、法律的无视加剧了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秩序混乱。
近年来,由于征地、土地流转、拆迁引发的基层官民矛盾日益突出,官民纠纷成为当前困扰中国乡村社会的痼疾,并有激化和失控的趋势。仇官情绪、拆迁血案、官民对抗等群体性暴力事件无疑是对传统行政体制和权力制度的挑战,严重危害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滚滚向前的城市化步伐,不能继续以牺牲乡村的土地、褫夺乡民的权益为代价,更不能用人伦道德、法纪纲常、乡民行为方式和家族观念为赌注。
(四)新生代群体――混混的横行。曾一度销声匿迹的特殊群体――“混混”,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在乡土生活中得以复兴。这些“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田里农活一窍不通”的年轻农民不读书、不务农、不经商、也不打工,整天游荡玩耍,小偷小摸,成群结伙,打架肇事。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主导力量的这些农村新贵,其出现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一方面他们脱胎于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外出务工,缺乏对子女的管教,亲情疏离导致留守儿童情感淡漠,我行我素,放荡不羁,由于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和知识,游手好闲,逐渐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村庄的“空心化”导致老幼妇孺留守家中,他们缺乏基本的人身保护常识以及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即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客观上为黑恶势力滋生了发展空间。在一些地方,地痞恶霸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甚至对基层权力组织形成一定的控制,出现“组织真空”,村民自治和基层行政治理体系遭遇双重破坏,乡村社会陷于失序状态,生活在乡村底层的弱势群体,自然沦为混混掠夺和侵害的对象。
二、对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对乡土中国的影响与冲击应理性分析,积极应对。
(一)破解乡村空心化。乡村空心化表面上是由大规模的农村人员向城市的迁移引发,实质上是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的竞争吸引力弱,农业和农村投入产出率低,农民种地赚不到钱,谷贱伤农,大大挫伤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宁愿到外地务工也不愿回家种地,宁愿良田被征用也不要守候家园。种地增产不增收,更加剧了人员外流,让农民回到土地上难,在土地上赚钱难上加难,由此形成一个不良循环。治理乡村空心化,首先从优化土地利用规划入手,探索农村土地整治技术体系与政策体系,整合现有土地资源,加快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率,积极培育新型农业,加快农业传统生产功能向观赏、科普、休闲、度假、体验功能转变,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辅以完善的资金扶持、技术引导、政策优惠,提高农民的务农积极性,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当前,农村劳动力的断层集中表现为农村留守人员的老龄化和农业素质不高,这也是良田抛荒、农业凋敝的原因之一。当下应在乡村开展全面培训,提高务农人员的知识、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使留守人员农业职业素质显著高于迁移人口素质,遏制农业劳动力结构失衡,确保农村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增收、农业增产。
(二)关爱呵护留守人员。作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留守人员的生存困境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关爱留守人员需要社会、政府、学校和家庭各方共同发力,齐抓共管,营造一个和谐而温情、平等而友爱的大家庭。
一是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法律制度上切实保障留守人员各项权益。
二是健全管理体系。建立由基层政府主导、各级指导、部门联动、村民参与多位一体的基层管护体系和涵盖治安、生产、生活、教育、医疗等在内的长效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基层乡村的管理水平。
三是健全服务体系。完善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成立服务型社区。加大对体育、娱乐、文化、保健等服务项目的扶持力度,改善留守儿童成长环境,由心理辅导老师组建留守儿童成长中心,定期开展心理教育;引导留守妇女参与各种文艺团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提升幸福感;定期走访空巢老人,给予精神慰藉和生活服务。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层社区医疗服务设施,改善就医条件,加大乡村医疗救助补贴,为留守老人提供健全的就医、托管和护理服务。
(三)乡村社会失序。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乡村建设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关爱留守人员,保障各项权益及身心安全必须完善乡村各项建设。
1、文化建设。在乡村社会重建一个符合现代价值的文化伦理,用最朴素最原始的人伦纲常建构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体系、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着力提升乡民共有的人文情怀。乡民做到自我约束、彼此约束,学会怜悯、学会敬畏生命、敬畏存在。乡民之间互助友爱、共同抵制道德滑坡、良知沦丧等事件,守护心灵净土,共建精神家园。
2、基层法治建设。利用各种形式普及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培育乡民的法律意识,乡民不仅知法、懂法、守法和遵法,更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强化基层组织的法律权威,法治严明,执法为民,切实保障乡民的公共安全。否则乡村社会难免深陷“强人治村”或“地痞治村”的泥潭,乡民因受制于自成气候的“南霸天”或“混混”,最终会生活在一片没有文化和法治的“无人区”,黑恶势力胡作非为的后果只能由乡民买单。
3、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农村道路、农村能源、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投资建设进程,努力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及农民生活环境,打造便利快捷、环境优美、安居乐业的社区,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家乡创业置业。
4、乡村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努力推进农村医疗、农村养老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和改善留守人员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建立对特定区域、特定人员的救助帮扶机制,切实有效地提升留守人员生活质量。
5、乡村内生机制建设。加快农村特色产业发展步伐,扩大就业渠道,培育良好的创业环境,吸引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共同致力于发展本地经济,实现“重返家园、情归故里、福泽乡野”的美好愿景。
三、结语
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其带来的社会进步和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要正视其伴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其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嬗变,更要理性分析,科学决策,多方共同发力、多措并举,确保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得以顺利、平稳转型。
主要参考文献:
[1]吴秋余.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N].人民日报,2012.3.20.
[2]尹延庆.正视农村留守人员“四化”特点,加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中国西部科技,2006.30.
[3]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M].北京: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200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