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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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律案例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离岸公司　内资外资化　返程投资

中图分类号：DF415 文献标识码：A

一、离岸公司“返程投资”的概念及成因

离岸公司的“返程投资”即中国投资者通过在离岸金融中心设立一家离岸公司，然后该离岸公司在以外资身份回到国内投资，此时，原属于国内投资者的资产变成了外资，在我国享受着外资待遇，其实际上是“内资外资化”，　离岸公司是指非具有离岸金融中心身份的投资者依据该区域离岸公司法设立的在离岸金融中心以外经营的公司。六部委《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十二条、第四十条　、和第四十八条　规定对特殊目的公司的业务的规定则在国家的监管下进行。投资者设立离岸公司目的是为了将内资披上外资的“羊皮”，是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谈不上国家审批，从而导致缺乏政府监管。

利用离岸公司“内资外资化”是经济利益驱动和法律环境培养、国家政策导向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获得外资企业的优惠待遇。

我国投资者利用离岸公司“内资外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　中国对外资企业在许多方面给予了优惠于国有企业的投资待遇，即“超国民待遇”；而对于民营企业的待遇却远不如国有企业，即“次国民待遇”，面对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处于不公平的弱势竞争地位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所以利用离岸公司的“内资外资化”，是我国部分民营经济改变不利地位的无奈选择，是对不公平待遇的一种抗争。　实行“内资外资化”的民营企业将会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一样，获得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及特殊投资保护，包括东道国在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中所做的承诺和规定，如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　国籍国的外交保护　以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等。

（二）方便企业合理避税。

利用离岸公司“内资外资化”有利于避免双重征税。如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国际商务公司法　规定：“股息、利息、租金、专利权使用费、补偿费和其他金额，公司股票、债权或其他证券而产生的资本收益不交所得税；不交纳公司的股票、债权或其他证券有关的遗产税或增值税；…”这就意味着，尽管在中国从事实际经营的公司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作为其投资者的离岸公司不用再缴纳投资所得税。

（三）招商引资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是“返程投资”行为存在的土壤。

税负的减少，仅仅是企业可预见的利益，但更多的是优惠和奖励来自于地方政府部门。对外资的普遍渴求心里使招商引资的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标准。因此，从任务和政绩观角度考量，政府对“返程投资”是纵容的，甚至放松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核，及时明知是“假外资”项目也一路开绿灯放行，从而变相鼓励其他民营企业利用离岸公司“返程投资”。

二、离岸公司“返程投资”的影响

现实中的返程投资是不同于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给我国的外资政策带来了挑战。我国境内投资者通过离岸公司将“内资”转化为“外资”身份，享受着我国给予外商投资的待遇，虽然在促进国内统一内外资待遇和减轻投资者责任方面存在些许有利影响，但总体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一）违背外资政策　造成虚假繁荣。

我国之所以实行积极优厚的外资政策，是为了吸引国外资金，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和人才，而利用离岸公司的“内资外资化”不能说缘木求鱼但至少是无法实现初衷，资本量没有增加，更谈不上经验技术人才的引进，显然是违背我国的外资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中，约1/3是国内资本“留学”后形成的“假外资”。　国家统计部门如此大量的“内资外资化”的资金归入“外商投资”的范畴，导致我国吸引外资的虚假繁荣，进而对我国经济整体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盲目乐观的情绪使我们跌入陷阱而不自知。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误差会表现在宏观经济调控和外资政策上，制定出的政策不能切合实际的经济状态，偏离经济运行的轨道，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

（二）税收和国有资产流失。

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大、开曼群岛等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是中国大陆资本外逃然后回流的“中转站”，这在国际财经界属于公开的秘密。　与通过设立离岸公司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相对应的就是中国税收的减少与流失，企业通过转移定价等税收操作将部分利润留在了境外，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所得。可怕的或许不仅如此，这种“走偏门”的做法会刺激到国内原本循规蹈矩的投资者，使得其效仿这一模式而设立离岸公司，进而又加剧中国税收流失。

除了国家税收损失外，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由于离岸公司的介入也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比如在并购中，存在国有企业缺乏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评估过程不透明，忽视国有企业无形资产的价值，急功近利，私下交易等问题，改制主体往往对国有企业缺乏主人翁的责任感，离岸公司只需先垫付少量的收购资本就可以成功地并购国内企业，取得控股地位　，之后再在境外上市或包装后出售给其他投资主体以牟取超额的投资回报。余劲松教授曾指出“国际金融资本通过这种方式，造成了国有资产特别是无形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对离岸公司“返程投资”的法律监管

《规定》第九条第三款规定，“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由此可分析离岸公司“内资外资化”的企业并不享有外资待遇。再如新《企业所得税法》引入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概念对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进行区分，采用“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地标准”科学界定企业的居民身份。据此，通过返程投资而注册在境外，但实际业务或管理机构在境内的企业可能被认定为居民企业，其所获得的利润也可能被征收25%的统一税率。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依据《规定》第九条和新《企业所得说法》第二条对离岸公司“内资外资化”进行管制显然不够，制定完善的规制措施，改变其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的状况，对我国相关职能部门来说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和责任。对此，笔者对规制利用离岸公司“返程投资”做如下几点建议：

（一）提高外资判断标准。

改变以往仅以“资金来源地”原则作为判断外资的标准，因为“假外资”的本质依然是内资，因此建议在“资金来源地原则”基础上，兼采“实际控制人原则”，要求外资提供最终控制人的真实材料，尤其对于几个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的外商投资，加以特别警惕，小心查证。

（二）取消“超国民待遇”。

国内投资者利用离岸公司“内资外资化”的重要动机之一是享受我国对外商投资者的“超国民待遇”，因此，取消对外资“超国民待遇”可以有效削弱国内投资者返程投资的积极性。当初我国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是有其浓厚的时代背景的，改革开放初期，国民储蓄较低和外汇严重短缺的“双缺口”问题突出。目前我国“双缺口”问题早已解决，取消“超国民待遇”时机已然成熟。只有这样，才能提供一个公平的国内投资环境，给民营企业一个创新发展的空间。

（三）规范外资引进，杜绝“假外资”。

地方政府应从“优惠政策引资模式”向“完善的投资环境引资模式”方向发展。在实施招商引资过程中，注重“量多”向“质优”转变。外经贸部门，外管部门在审批外资项目时，应加强对机构外投资者资质和真实性的审查。工商部门要加强管理，清理吊销不遵守有关规定的企业执照，公布假外资名单，信息交流共享，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外资质量。

对于利用离岸公司的“内资外资化”的返程投资行为，我国并没有相关法律进行规制，以上几点只是简单的思路，它们在实践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完全可以综合运用。监管的有效实施，除了立法规制外，更需要政策的指引，从源头上杜绝离岸公司返程投资。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

注释：

《规定》第四十条要求，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交易，应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规定》第四十八条规定，特殊目的公司的境外上市融资收入，应按照报送外汇管理机关备案的调回计划，根据现行外汇管理规定调回国内使用。

田梦清.‘假外资’：现状、危害、成因与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五条

按照“属人管辖原则”和“保护性管辖原则”，各离岸金融中心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对在其领域内设立的离岸公司拥有管辖权，可对其实施外交保护。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指投资母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的投资安全，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规定，对本国海外境内居民自然人或境内居民法人实行一种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为目的的保险制度。

参见.英属维尔京群岛国际商务公司法.第一百一十条A

田梦清.‘假外资’：现状、危害、成因与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梅新育.打破黑洞—离岸金融中心及其对话投资问题探析.国际贸易.2004年第7期.

公司法律案例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证券监管，行政行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司法自由裁量权

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在证券界和法学界令人瞩目并且一度引发热烈争论的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案暂且告一段落。但无论是该案本身还是由此引起的讨论并没有完全划上休止符1，笔者在本文中将围绕该案，对其中涉及的内部和外部行政行为的认定、行政自由裁量权，以及司法自由裁量权等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案情简介：

1994年12月，长江旅业等六家股东共同发起成立了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公司）。1997年3月，海南省证管办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推荐凯立公司作为1996年度计划内预选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1997年4月和1998年10月，国家民委先后两次向中国证监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推荐凯立公司列入1996年度A股发行计划。1998年2月证监会通知海南省证管办转告凯立公司同意其上报发行申报材料，并要求在该材料上注明列入省97年计划内。同年6月，凯立公司向证监会上报了A股发行申报材料。

1999年9月凯立公司收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转送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海南凯立公司上市问题有关情况的报告》，即：证监发（1999）39号文（以下简称39号文）。该报告称：凯立公司97%的利润虚假，严重违反《公司法》，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条件，决定取消其发行股票的资格。2000年4月，证监会以其办公厅的名义作出证监办函（2000）50号文《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材料的函》（以下简称50号文），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2其间，凯立公司曾以证监发（1999）39号文为据，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以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凯立公司在对该裁定上诉期间，以中国证监会又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即作出50号文）为由，申请撤回了上诉，并于2000年7月针对39号文中称其97%利润虚假，取消其A股发行资格的表述和50号文认定其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一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原告申报材料前三年会计资料不实，97%利润虚假的错误结论；2、撤销被告作出的取消原告A股发行资格并退回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3、判令被告恢复并依法履行对原告股票发行上市申请的审查和审批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18日作出一审判决：1、确认被告中国证监会2000年4月28日退回原告海南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原告海南凯立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3、驳回原告海南凯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39号文虽是证监会对上级机关的报告，但因其对原告的申报作出了利润虚假，严重违法，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认定及决定取消其股票发行资格的处理意见，因此，这一行为对原告的权益是具有确定力、是明确和具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由于该行为与原告的利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原告能够证明该行为存在，原告就可以对该认定结论及处理意见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亦应将其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根据2000年3月16日实施的《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的规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为受理申请程序；初审；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核准发行；复议。在核准发行程序中规定，对发行人的发行申请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出具核准公开发行的文件。不予核准的，出具书面意见，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在受理程序中，将属于1997年股票发行指标内的企业划归该程序调整。上述法律规范均未规定不予核准的，可以退回申报材料。故被告作出的退回原告申报材料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且由于被告的退回行为是在上述法律规范生效之后作出的，按照有关溯及力的规定，被告的审批行为亦应适用并符合生效的法定程序。被告称其退回行为系依照旧有的程序规范作出的，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应确认该退回行为违法，由被告予以重作。……对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在50号文中……及在39号文中所作……的认定，鉴于本院应确认被告退回行为违法，并责令其重作，故应视为该审核行为尚未作出，本案双方争议的有关认定，现尚不能对原告直接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对该认定作出判断。……”

一审判决后，中国证监会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于2001年7月5日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在审查中发现有疑问的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依照‘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进行审查确认。中国证监会在未经专业部门审查确认的情况下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文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凯立公司虽然属于《核准程序》之前申请的企业，中国证监会也应当在保护其权益的前提下，依照该程序对其申请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发行的决定。但中国证监会对凯立公司的申请仅以其办公厅的名义作出证监办函（2000）50号决定，退回其预选申报材料。该决定既不适用具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也没有依照其自己制订的的审核程序进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行为违法并限期重作是正确的。……证监办函（1999）39号报告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且该内容已被其后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决定所函盖（原文书是”函盖“，恐属笔误，应为”涵盖“），法院已在之前的诉讼中有明确的生效裁定，故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恰当的，……”。3

一、 内部行政行为及可诉性问题分析

在本案中，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即是关于证监会作出的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且一审法院在之前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与其后作出的一审判决在该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致。4那么，证监会作出的39号文其性质究竟如何，法院是应当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还是应当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等加以分析，下面，笔者就将针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行政行为的界定与分类

什么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者不作为。关于作为行为的表述有很多种。5与民事行为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相比较，行政行为具有从属法律性、裁量性、单方意志性、效力先定性、强制性等特征，并且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公定力和执行力等行为效力。6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羁束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与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等。7其中，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是以行政行为适用与效力作用的对象的范围为标准划分的。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所谓外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作出的行政行为。8

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笔者认为，主要应考量的因素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事项、实施行政行为所适用的程序以及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9内部行政行为通常以内部行政组织管理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公务员或行政主体作出；其针对的事项通常有关行政主体的内部组织、内部管理，以及公务员的雇佣、奖惩等；其行为的实施须按照相关的行政程序进行（例如对公务员的雇佣程序、纪律处分程序等）；其法律效果通常是对行为对象的职权、职责、职务等产生影响。而外部行政行为通常以管理社会事务的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其针对的事项通常有关社会事务的管理；其行为的实施须遵循一定的行政程序（例如告知程序、听取申辩程序、听证程序等）；其法律效果通常是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同时，笔者认为，以上因素应当全面、综合地加以考虑，而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如果某一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较大影响，则本着维护相对方合法权益和督促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的目的，对其他因素考量的标准不宜过于严格和拘泥。因为把某一行政行为确定为内部行政行为还是外部行政行为，在目前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能进入行政诉讼、接受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该问题就并不只是单纯的学理上的分类问题，而直接影响到该行政行为是否可诉，以及行政相对方采取何种途径寻求法律救济途径，从而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

（二）纳入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

当今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就是允许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行政诉讼。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76年）第702条规定：“因机关行为而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或者受到有关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要求司法审查。……”第704条规定：“法律规定可以复审的机关行为和在法院中没有其他合适补救方法的最终机关行为应接受司法审查。……”10而伯纳德。施瓦茨在其所著《行政法》一书中则指出，作为一般原则，谁有权利到行政机关受审讯，谁就应当有资格诉诸司法复审，反之亦然。这两种情形中的标准都是不利之影响。而法院对谁有权利作为“利害关系当事人”到行政机关受审讯的问题作出越来越宽的解释。起初法律把“明显的当事人”，即其权利和义务受到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个人，列为这种当事人，而后“利害关系当事人”的概念不断扩大，从明显的当事人扩大到竞争人，又从竞争人扩大到消费者。这种趋势并不统一，但是主流是为了公共利益，行政诉讼程序允许越来越多的人参与。11而美国最高法院在弗拉斯特诉科恩案中突破了只有与被司法复审的行为有直接切身利害关系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的限制，承认了联邦纳税人的原告资格。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该法中并没有直接定义“具体行政行为”，但在第11条和第12条分别对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和不可以提起诉讼的事项作了规定。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第12条并没有排除所有的内部行政行为，甚至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术语，而是直接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但自1991年7月1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中，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进一步规定，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明确的界定。其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似乎暗含着内部行政行为并不纳入行政诉讼之中。不过，自2000年3月10日起，该《意见》已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13.该解释在受案范围方面，作出了不同于《意见》的规定，不再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界定，其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4这里使用的是“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但对“行政行为”本身并没有作出界定，也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或“外部行政行为”这些概念。同时，在该条第2款所列举的不属于行政诉讼的事项中，也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

（三）本案中39号文的法律性质及其可诉性探讨

下面再回到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案，要判断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得从法律依据、行为针对的对象、针对的事项、适用的程序和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几方面进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15第7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事实上，1998年4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并且在国务院1998年9月批准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16因此，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有理由也应当就有关问题向上级主管机关提交报告。同时，证监会的39号文也不是向凯立公司作出的，而是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凯立公司有关情况的一份工作报告。那么，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呢？应当注意的是，39号文所针对的是凯立公司上市问题的事项，该文认为：凯立公司97%的利润虚假，经研究决定，以凯立公司申报材料虚假为由，取消其股票发行资格。17虽然该文并没有直接向凯立公司作出，且该文也是在1999年9月1日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告凯立公司的，但毋庸置疑，该文势必对凯立公司能否上市产生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可以预见将是不利的影响。因此，从39号文所针对的事项及法律效果而言，其又具有外部行政行为的性质。当然，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毕竟，39号文不是直接针对凯立公司作出，而证监会在2000年4月向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该文抄送凯立公司）的50号文中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18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对凯立公司而言，39号文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因而不宜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而应等证监会向凯立公司作出一决定（如50号文）之后，再针对该决定（如50号文）起诉呢？或者，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在这里证监会的行政行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应加以割裂？19

伯纳德。施瓦茨在《行政法》一书中论述了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成熟原则。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成熟原则的“基本原理是：避免过早裁决，以免法院自身卷入有关行政政策的理论争论之中，同时也是为了在行政机关正式作出行政裁决之前，在原告当事人事实上感觉到这种裁决的效力之前，保护行政机关免受司法干扰。”20受指控的行政行为的效力不应是模糊不清、不确定，而应当成熟到具有最终性。至于“要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是最终的行为，就要看行政裁决的程序是否达到了司法复审不会打断行政裁决的正常程序的阶段，也就是说，要看行政救济是否已经终结了，还要看权利与义务是否确定了，或者说从行政行为中是否会产生法律效果。”21成熟的标准是不利之影响、实际性和紧急性。而美国最高法院对成熟原则的适用逐渐趋于宽松。不再把形式作为成熟性的决定因素，并且，即便是非正式行政行为（例如行政机关新闻的行为），只要发生了实际的不利影响，就可受司法复审。22

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成熟原则。但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已经相当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原则。23其第1条第2款规定了不得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其中第6项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可见，《解释》已清晰地体现了成熟原则的核心标准-不利影响。因此，笔者以为，依据《解释》，则一审法院将39号文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完全站得住脚，其在判决书中也明确指出，因39号文对原告的权益具有确定力、是明确和具体的，与原告的利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原告能够证明该行为存在，原告就可对其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亦应将其纳入案件的审理范围。24而二审法院虽然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但在判决书中却清楚表明了在对待39号文的可诉性问题上，有着与一审法院截然不同的立场。二审法院明确指出，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且该内容已被其后作出的50号文所涵盖，法院在之前的诉讼中有明确的生效裁定25，因此驳回凯立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26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似乎暗含着在此问题上与一审法院的不同态度，似乎不赞成一审法院后来对于将39号文纳入司法审查的做法。笔者认为，正如本文前述指出的那样，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是：“……（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法院能否将一切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质疑的问题，而法院进一步以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为由否定其可诉性，就更难以让人信服。因为，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39号文的作出，事实上使凯立公司没有资格上报正式的申请材料，其上市的进程被停止，因而对凯立公司而言，该行为严重影响其权利义务，而这恰恰符合《解释》第12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27的规定。至于39号文是否因其内容被50号文涵盖而失去可诉性，笔者认为，虽然39号文与50号文之间存在相当的联系，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39号文的法律效果，它明确、具体，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与相对方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当然，39号文与50号文都是证监会就凯立公司上市问题作出的决定，其在时间上、内容上实为一脉相承，是否可以认为39号文还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凯立公司必须等到证监会向其作出一个行政处理决定（如50号文）之后才可提起诉讼呢？笔者认为，39号文于1999年9月1日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告凯立公司，使得该文具有效力的确定性，则凯立公司此时就已经能肯定其上市进程已受重大的不利影响，因此据此提起行政诉讼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此外，《解释》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应当说，这一规定对于凯立公司而言也是相当有利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审法院在判决中以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其内容已经被50号文所函盖为由，驳回凯立公司的诉讼请求，这无论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都有可商榷之处。而笔者以为，从行政相对方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权利义务将因此受重大不利影响的角度，并从行政法维护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的目的出发，将39号文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无不妥。

二、 行政自由裁量权

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8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29在行政法领域，行政自由裁量权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又备受关注的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围绕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为什么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主体应当如何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其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本案中的体现等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

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通常认为，行政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要件，自行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自由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力。30实际上，可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即是行政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所享有的一种选择权，而这种选择权必须由法律、法规赋予，其行使须依据立法目的，遵循公正合理的原则，其内容则主要包括行政主体对相关行政行为的条件、方式、幅度等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

严格法治主义强调通过事先制定并明确公布的法律规则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其代表人物戴雪赋予法治主义三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乃是法治意味着“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特权或政府所拥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31但在实践中，严格法治主义的主张遭到巨大的挑战。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的范围日益扩大，针对的事项日益复杂且往往富于变化，同时，在行政管理的许多领域涉及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因而授予行政主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有效管理现代社会的必需，而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已不容否认。

既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旦被滥用，其造成的危害也同样让人无法忽视32.那么，行政主体应如何合法、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呢？通常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须遵循合法、合理原则。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须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须符合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须认真考虑相关因素，公正、合理地进行。

要确保行政主体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笔者认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监督主要包括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立法监督主要是指对行政裁量权的范围应进行严格界定，对享有行政裁量权的行政主体应予以明确的授权。行政监督主要是指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的监督，主要体现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方式、程序等方面作出限制性规定，并通过建立告知制度、申辩制度、听证制度等，有效监督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维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司法监督则主要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从而起到督促行政主体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对行政相对方提供法律救济的作用。

公司法律案例范文第3篇

    一、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一)跨国公司可能侵害东道国利益

    跨国公司作为民商事主体,同样有着追求经济利益的强烈渴求,或者说,资本在国际间流动,本身就是以逐利为最终目的的,而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正是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可能会利用发展中国家相对宽松的法律环境,以损害东道国利益的方式,满足自身的逐利需求。例如,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法制不完善,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的逐利目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康菲溢油案。2011年6月,蓬莱19-3油田C平台附近海域发现大量溢油。康菲公司给予的解释是,在其进行注水作业时,对油藏层施压激活了天然断层,导致原油从断层裂缝中溢出来。2011年11月,联合调查组公布了事故原因调查结论,指出漏油事故是一起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责任事故。此外,“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或经营的途径,将污染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达国家已淘汰的技术、设备、生产工艺、产品、危险废物等,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更是一种常见的形式。

    (二)跨国公司法律规制属于东道国国内事务

    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经营后,往往采取设立分公司的方式进入东道国,此时跨国公司的在东道国的经营机构应接受东道国的管辖与规制,这是经济主权的体现。因此,对跨国公司的法律规制,本身就属于东道国的国内事务,跨国公司不会由于其跨国身份而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例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侵犯雇员正当工作权利或其生命健康、对东道国环境造成严重损害或侵犯少数群体权利的案件时有发生。此时,东道国应通过本国的执法机制,纠正跨国公司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违法行为,以实现法律治理目的。

    二、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重点

    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对象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行为,笔者认为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重点应在于避税行为、商业贿赂、并购行为以及环境侵权行为等方面。

    (一)避税行为

    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其跨国身份轻易地实现避税,从而侵害了东道国政府的税收权益。当前跨国公司的避税手段非常多,主要表现为利用商品交易不合理价格避税,利用关联企业间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买卖和转让避税,利用提供不合理的劳务避税。

    避税行为严格来说并没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但是避税行为是避税人利用税法漏洞,实现减轻或减除税负的目的,其直接的结果是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使东道国利用外资的代价增高,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甚至会形成国内公司仿效。东道国和跨国公司之间所开展的避税与反避税博弈,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东道国政府完全有权通过完善法律、强化税收执法机制等一系列措施实现反避税。

    (二)商业贿赂

    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也是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重点。所谓商业贿赂,是指利用贿赂这一方式获得交易机会,破坏了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是各国刑法打击的对象。在国外,商业税率整治手段严厉,如,2009年12月31日,美国司法部以斯达康违反《反海外贿赂法》在华行贿,向其开具了一张300万美元的刑事和解罚单。2009年8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最近几年在麦肯锡、朗迅、大摩、IBM等财富巨头身上发生的商业贿赂事件一定程度上还原与厘清了跨国公司的本来面目。

    可见,商业贿赂极易在跨国公司身上发生,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跨国公司的一些特点决定了其极易成为商业贿赂者。首先,跨国公司为了能够进入东道国并获得市场份额,在主观上存在以商业贿赂获得交易机会的愿望;其次,跨国公司会面临诸多的审批与审核,这决定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人员走得比较紧;最后,跨国公司的雄厚财力、社会关系的运用能力等也决定了跨国公司有能力实施巨额的商业贿赂,这是国内小企业所望尘莫及的。 (三)并购行为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可以依法进行,但是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可能会损害东道国的经济利益,甚至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影响,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能够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大规模地实现并购,最终形成市场垄断,或者对东道国的产业形成毁灭性打击。如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通过直接并购、合资、品牌再定位等策略蚕食我国民族知名品牌,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品牌塑造及发展形成极大冲击”。此类并购会导致拥有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跨越歧视市场壁垒,保持稳定的加工市场集中度和寡头竞争稳定性,排斥中小规模厂商,一旦它控制市场就可能压制竞争,降低市场效率,破坏市场结构,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

    (四)环境侵权行为

    跨国公司将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的力度上相对较弱,这样跨国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就会节省一大笔的环境开支。在着名的印度博帕尔案中就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利用国内外环境保护标准不同,满足自身的逐利需求。在中国,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除了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也将高污染、高危险的行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进来了,如橡胶、塑料、印染、制革、电镀、制鞋、电池等行业属于高污染型企业,而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建材、造纸和化工六大产业则是高耗能产业,可以说,中国在迎接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带来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对环境和资源的空前挑战。

    (五)其他行为

    跨国公司的其他行为如社会责任承担、劳工保护、人权保障等也属于东道国法律规制的内容。例如,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保护程度低实现经营成本的降低,在本国劳动者与外国劳动者的保护程度上采取双重标准,甚至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普遍未达到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核心标准,致使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这种因低工资而形成的出口竞争优势被发达国家称为“劳动力倾销”,导致产品易遭反倾销之诉,值得关注。

    三、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的对策

    跨国公司法律规制目的的实现,不能一味地要求跨国公司承担过多的义务或者对其进行道德指责,更不能因为跨国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违法违规现象而拒绝跨国公司进入本国经营而设置不合理的准入壁垒。相反,跨国公司的法律规制,需要加强本国的法律制度建设,优化法律环境,加强执法能力,促使跨国公司在经营中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

    (一)完善法律制度

    东道国需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使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有法可依。如针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需要加强税收法律制度建设;针对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需要完善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针对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需要完善与并购相关的法律制度,尤其需要完善反垄断审查法律制度;针对跨国公司的环境侵权行为,需要完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其他相关法律制度如劳动者权利保护制度等,也需要加以完善。简言之,跨国公司的出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现,东道国政府应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使本国法制能够与国际接轨,避免国际经济交往中出现双重标准,这将有助于跨国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化,同时也有助于东道国本国法律制度在品质上的提升。

    (二)加强执法能力

    跨国公司法律规制除了需要立法层面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在执法层面有所体现。执法是将静态的法律规定转化为现实的法律秩序,从而实现法律的调整目的,在法律秩序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跨国公司法律规制之不足,固然存在立法层面的漏洞与缺失,但是与执法机制不够完善也存在密切的关联。建议我国加强跨国公司执法机制建设,提升执法者的执法能力,从而更好地规范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

公司法律案例范文第4篇

关键词：母公司；子公司；权利义务；界定

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形式，母子公司给经济的发展注人了新的活力，同时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它也带来了负面的效应，在母子公司情形下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就是为了修正现有的法律的漏洞，力图在追求母子公司集团的综合效益和保护子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之间寻求到一种新的平衡系统，从而为公司、为社会、为人民的共同价值目标而提供准则和机制。虽然《公司法》已经过修订，但调整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一些规定还较为笼统。因此，使母子公司双方在市场经营过程中，未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

一、关于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特点

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母子公司的规定主要为《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母公司和子公司虽然实际上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但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二者却是彼此独立的公司法人，享有公司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母、子公司都有独立的名称、公司章程和组织机构，有法定的资本，可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相应法律行为，并以公司资产对外债务承担其有限责任。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仅以其持有的子公司股份数额为限，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具体而言，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母公司和子公司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外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法律行为；（2）母公司决定和影响子公司的意思表示。子公司在意思形成过程中，母公司往往要加入自己的意思，母公司享有收益权并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和权限对其子公司行使重大事项决策权；（3）应当注意的是子公司应当从母公司的长远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角度来考虑必须遵守或者服从母公司，而不是任何具体事宜均直接受母公司的决定、命令。

二、关于母子公司法律关系的相关问题

（一）母子公司之间的控制法律关系

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控股是以取得或拥有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为手段，以获取最大化的"资本增值"为目的的一种经济行为，对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实行有效控制是母公司实现其资本增值目的的保证措施。子公司虽然是独立的法人，可以在自己的经营范围内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母公司凭借其股权的充分行使，对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控制，以保证盈利目的的实现。

（二）母子公司经营管理法律关系

母子公司之间还有一层关系，就是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关系。在母子公司结构中，子公司虽然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却依然要受到母公司的控制。正如前述，这种控制关系大部分是通过控股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母公司所持有子公司的股份在后者的董事会中能够起主导作用，所以子公司的董事会就成了负责执行母公司指示和政策的代表，从而形成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实际上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不仅涉及投资决策、资产经营、财务分配、人事任免。还会涉及其他一些专业事项环境污染、治安保密、计划生育等。这些事项一般应由子公司自主管理，并就相关专业指标向母公司通报。为了充分发挥各子公司的经营积极性和创造性，母公司一般都注意实行分散型管理，尽量地赋予子公司以自，只对一些重大问题实行统一的领导。

（三）母子公司之间的财务关系

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因此要实行独立的核算。但是，母公司在每一财务年度终结后，不仅要制作自己的年度财务报告，还要制作包括子公司在内的整个公司集团的年度财务报告。虽然母、子公司在财务上是相互独立的，但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整体，母公司与其下属的各子公司包括分公司，构成一个公司集团。有些子公司的信用也往往是依靠其母公司的实力来维持的。公司集团的年度财务报告与一般公司的财务报告的内容基本相同。这些账目都是把所有子公司的相应账目与母公司的账目汇总而成。公司集团的财务报告必须由母公司董事会通过，并由母公司的审计员或会计监察员审核，然后与母公司自己的年度财务报告一起提交股东会。同时，还须将财务报告呈送政府登记注册机关，并予以公告。但公司集团的财务报告只能用于股东、公众和政府对该公司集团的经营状况的了解和掌握，而不能用作决定母公司自身事务的依据。

三、界定对母子法律关系的正确认识

母子公司形式在经济的发展中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导致了大量问题的产生。例如，乙为甲公司的子公司，在乙公司的财务和决策方面，处处受到甲公司的限制，而且没有独立的地位，导致乙公司不能按照自己的实际来决策本公司的行动。最后，因为污染环境而被人，而甲公司却没有受到任何。这不利于母子公司之间的良性发展。因此，母子公司关系的法律规制主要应从如下方面入手：

（一）限制母公司的强势地位

在母子公司结构中，母公司都处在强势的地位，这很容易形成过度控制，使子公司丧失独立的人格，甚至篡夺子公司的商业机会。因此，从宏观上来说，必须限制母公司的强势地位，让母公司承担一定的义务，实现母子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

（二）尊重子公司的独立人格，禁止对子公司过度控制

母子公司结构中，虽然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但这种控制是必要的，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过度控制，直接支配子公司，使子公司丧失自，往往会造成子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必须禁止对子公司的过度控制。要改变这种不公平，让母公司尊重子公司的独立人格，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认真履行出资义务。（2）不得变相抽回公司资本。（3）母公司对子公司及少数股东负有诚信义务。（4）必须强调母公司做到在财产上、人事上、业务上与子公司分离。

（三）子公司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由于母子公司治理结构中母公司处于强势地位，子公司处于明显的控制权劣势和信息劣势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提高子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的自身素质，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失为一种限制母公司强势地位的方法。

（四）对子公司权益及少数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子公司虽然与母公司同处一个集团，并与其他成员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子公司又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有其自和财产权益，并与集团其他成员企业的权益相分立。在母公司对子公司过度控制或母公司滥用控制权的情况下，子公司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而子公司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是与子公司紧密相连的，同样也会受到损害，这种损害可能直接来自母公司的侵害，所以应对子公司及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做出严格的规定。

综上所述，母子公司在企业联合、资本集中、增强竞争力等方面有着单个企业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母子公司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传统公司法理论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划分不明等问题。如上述案例中，甲乙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划分不明确，甲公司对乙公司过分干预，使乙公司不能按照自己的实际进行决策规划，导致乙公司因污染而被，而甲公司却能有承担主要责任。这种母子公司关系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公司的正常发展。因此，为达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国情，从立法上对上述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以期达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公司法律案例范文第5篇

一、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现行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从中可以看出，法律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规定了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后果，但是，对公司股东的行为何为“滥用”，法律上规定得不具体，需要从我国公司法的理论和散见于其它法律法规中有关公司法律制度中具体理解。但由于司法人员的理解力和所属审级的不同都限制了其在具体案件中的操作水平，也造成了相似案件的不同处理结果。

一般而言，对于公司的债务，按公司法及相关法学理论原则的规定，应该由公司来承担的，股东不承担公司的债务，因为股东对于公司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而有限责任是指在公司成立时股东按公司章程约定的股权比例，全额缴纳出资，获得股权。在公司股东全额缴纳出资后，股东的义务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公司的债务则由公司以自身的全部财产来对外担责，与股东无关。

但是在下列情况下，公司的债务应该由股东来承担：

（一），股东出资不实。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全国经济审判座谈会纪要》中规定：“企业法人注册登记时，投资方出资不足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发现该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应判令投资方补足其投资用以清偿债务；注册资金不实的，由开办单位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股东抽逃资金。股东在公司注册成立后，将做为股本缴纳的出资抽回，使公司的资本客观上减少。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三）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即本文重点论述的情况。新修订的公司法实施，在该法中有了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规定，对此规定了公司股东的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新修订的公司法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给予了法律上的否定，但是没有配套的司法解释规定公司股东的行为何为“滥用”，在司法实践上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二、我国审判机关认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司法实践

笔者于2008年承办了一件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涉及到前述的法条。

二OO三年三月二十日，被告D市A实业有限公司的出租车将原告的三轮车撞翻，当场造成原告受伤。D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作出了事故责任认定，认定该车驾驶员对此次事故负全责，原告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恰逢D市出租车公司重组，被告A公司事实上组成为了B公司，虽然两者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但是从股东的部分组成、两个公司的住址和A公司长期不经营、不年检，也不注销、不清算等可以看出A公司事实上不存在了。故，原告认为A公司股东此行为滥用了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原告利益，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将该公司及其股东告上法庭。

但是，一、二审法院都认为，A公司虽未从事经营活动，但其工商营业执照未吊销、未注销和进行清算，公司仍然存在，其法人身份亦存在，对外还有诉讼主体和独立承担责任，判决原告（上诉人）要求被告（被上诉人）A公司的股东成员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笔者作为人认为，一、二审法院对这个事实的认定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在一、二审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是A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并且有一系列证据证明，特别是一审期间，人和法官到市工商局调查，没有查到该公司的变更股东登记和注销登记和年检资料，同时，在二审期间，我方提出了新的证据，即2008年10月29日D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拟吊销企业公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该公司未按规定参加2006年年度检验，违反了《公司法》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年度检验办法》。我们认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空壳公司。但是，法官认为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和法律规定，仍然判决早已经成为空壳公司的A公司承担责任，驳回了我方要求A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

相反，我们在诉讼中查到一起典型案例，对类似问题作了不同的认定。

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注册上是三家独立的公司，但是，三公司地址、电话号码相同，财务管理人员在同一时期内存在相同的情况。因其中一个公司欠款问题，三公司被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诉讼。一审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三公司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后二被告不服，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55号）判决书认定：该案中，三个公司存在股权关系交叉、均为同一法人出资设立、由同一自然人担任各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关联公司．该法定代表人利用其对于上述多个公司的控制权，无视各公司的独立人格，随意处置、混淆各个公司的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造成各个公司的人员、财产等无法区分的，该多个公司法人表面上虽然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最终，最高人民法院予以了维持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弥补了《公司法》的立法不足。

笔者认为，两起案件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同之处是：第一个案件是两个公司股东有差别，无法同时告两个公司，但是空壳A公司长期不年检、不营业，也不注销、不清算，理应认定其股东滥用了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但是法院未支持原告（上诉人）方的主张；第二个案件是三个公司法人表面上虽然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法院支持了原告（被上诉人）的主张。两起案件的不同结果证明《公司法》的立法不足，也证明法官由于司法解释缺位而导致理解不一。

三、规范认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行为的建议

笔者从事律师工作多年，承办了大量的民事案件，从中有一个深刻的体会，现阶段我国之所以提倡和谐社会是因为全民的道德素质需要进一步整体提高。在民事、经济活动中，很多当事人不守法、不诚信，甚至专钻法律漏洞，导致纠纷频发。作为立法者和司法者，就是要运用立法和司法来规范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秩序，特别是本案所谈及的经济秩序，这一点尤为重要。

如前述，本文两案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其实质都在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由于在处理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所以，笔者认为，尽快运用司法解释来规范整这一问题迫在眉睫。

对于何谓“滥用”，目前，除了前述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的案例之外，最高法院尚无明确司法解释，一些地方法院对此有一些内部认识，如某高院认为：“符合下列情形，致使公司与其股东之间难以区分，导致公司无力对外清偿债务的，公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公司的盈利与股东的收益不加区分，致使双方财务帐目严重不清的；（2）公司与股东的资金混同，并持续使用同一银行帐户的；（3）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业务持续混同，公司的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格等均由控制股东支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