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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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范文第1篇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IMF，国际汇率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危机急剧恶化，掀起全球金融海啸，从而最终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深层次来看，这一切又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息息相关。因此，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蔓延，人们开始思考金融危机背后国际货币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货币制度，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支付的需要，对国际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从历史上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

（一）国际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是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制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是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继推行的货币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国境，是国际储备资产和结算货币；（2）金铸币可以自由流通和储藏，也可以按法定含金量自由铸造，各种金铸币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199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经融会议上通过了美国主导拟定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为：1、确定了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美元与黄金挂钩：①官价：35美元=1盎司黄金；②美国准许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③其它国家的货币不能兑换黄金。 2、建立永久性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规定美元的发行和兑换方式，4.确定固定汇率制，5.提出了资金融通方案。借此美国成了世界金融的霸权。

（三）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崩溃后沿用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其具体内容为：1.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2.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3.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4.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

三、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问题

（一）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放纵了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元本位是对美元霸权地位的一种描述，有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美元是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所以以“美元本位”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美元本位使得各国大量储备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由于可以倚仗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了“先储备，后消费”的任何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举债进行消费。美国政府负债由1973年的5000亿，到达2007年末的9万亿多。然而美国的负债消费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进口，将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地。

（二） 国际汇率失衡。现行的汇率制度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美元，欧元，日元三者之间的浮动；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三者之间保持相稳定的汇率水平。然而主要国际货币国家通过汇率调整掌握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力调整的主动权；国际支付手段的供给由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际收支状况决定，而不按照国际经济基本面的客观需要提供相应的国际流动性，这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IMF的作用始终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使得它在危机中的表现捉襟见肘：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既不能实行国别监督也不能实行跨国监督，因而对美国有毒资产的泛滥有重大责任；其次，IMF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错位，作为了华盛顿共识的“吹鼓手”成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跨国传递，从而掀起全球金融风暴的重要推手；再次，IMF作为国际谁会最后贷款人和救助者的角色缺失，IMF对遭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救助贷款时，往往无视这些国家的实际而非常苛刻的条件，许多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的国家，没有得到IMF及时有效的救助和支持。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途径

（一）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缺乏完善的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又一原因。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公开披露有关信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二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理；三要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

（二）改革现行的IMF。首先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重发言权，更多地体现透明与开放的原则。第二，要培养IMF事前监控和时候控制的机制：一方面，当成员国外债不断增加，国际经济出现泡沫的时候，IMF应适当对成员国及其公众提出忠告，与此同时，作为但当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重任的IMF还要放宽带快条件，目前IMF在援助时，贷款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和较为苛刻的条件。

（三）完善汇率体系。完善的汇率体系可以品以汇率的大幅度波动，长期以来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有许多，如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收支恶化，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为维护汇率稳定，必须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以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韩玉珍 国际金融[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2]孙杰 汇率与国际收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3]冯畅 姜文景 [A]危机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2009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范文第3篇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货币体系的冲击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空前密切,这导致金融危机的蔓延对我国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货币币值的冲击

    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各国经济都步入了一个低速乃至负增长的通道,则在此背景下,各国为了迅速的从危机中走出纷纷开动印钞机来刺激需求,尤其是美联储通过不断的印刷钞票,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流动性的过剩。我国拥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面对流动性的泛滥,我国货币对美元来讲是变相升值了,但是对于高达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讲却在不断的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货币基本上还是自成体系,没有建立完全市场化的汇率波动机制,由此导致人民币的币值一直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节币值。

    (二)对货币监管的冲击

    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货币的监管也是一个挑战,我国的货币监管基本上停留在一个事后监管的阶段,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货币体系影响,基本上不能够做到事前的预防。与此同时,货币监管的领域也比较狭窄,难以满足货币体系的健康发展的需要。

    (三)对货币市场的冲击

    目前我国的货币市场还处于一个相互割裂的状态,单个的货币市场的情况不能够真实的反映货币市场的情况,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自成体系的货币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举例而言,在信贷市场方面,金融危机导致我国信贷极为宽松,这与市场的货币需求真实情况不符。与此同时,货币市场的割裂意味着利率在各个市场的不统一,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四)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正处于一个货币紧缩政策的通道之内,原因在于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过热,经济增速一度高达13%以上,通货膨胀严重,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我国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随着经融危机的爆发,其带来我国的冲击越来越明显,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我国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因为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面对经济危机时,我国的货币政策的表现出了太多的不规范性,增强了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二、对健全我国货币体系的思考

    面对金融危机带给我国货币体系的冲击,结合目前我国货币体系的现状,在考虑未来经济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健全我国的货币体系:

    (一)稳定货币币值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通道之中,美元的走软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不仅仅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的缩水,同时对于我国的外贸增长也是一个负面的冲击。本文这里所说的稳定货币币值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币值稳定,而是指的相对意义上的币值稳定,我国应建立一个尽量市场化的汇率波动机制,通过汇率的波动保持币值的合理性。

    (二)加强货币监管

    货币体系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有效的监管,监管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加强:一方面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应着眼长远,针对金融危机冲击下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法律的完善,从而为货币监管提供法律保障;另外一方面就是完善监管机构的建设,通过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全权负责货币的监管。

    (三)完善货币市场

    针对目前货币体系相互割裂的情况,本文认为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统一应从两个方面来推进,一方面就是加强各个货币子市场之间的联系,以利率市场化为契机,推动货币市场的统一;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通从而促进货币资金在整个货币体系内的自由流动。

    (四)调整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后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尽快改变,时至今日,2008年所释放的流动性依然存在,这给我国货币体系的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了尽快消除我国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并确保未来的货币政策更加有效,我国应确保货币政策的稳定性。通过科学的制定货币政策,避免其大起大落,不能因为经济减速就采用饮鸩止渴的货币政策,那样只会带来更大的危机。货币政策的制定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指标,同时更要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总而言之,鉴于货币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面对金融危机给货币体系所带来的冲击,我国应通过健全货币体系来为化解外部经济的波动,从而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海静.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我国货币政策调整[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5)

    [2]蔡伟.金融危机下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分析与启示[J].知识经济,2010(5)

    [3]徐娟.金融危机下我国基于扩大内需的货币政策选择[J].商情,2009(19)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范文第4篇

重构货币体系格局应强调亚洲因素

近3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将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暴露无遗。当今全球的货币体系是因两次大的历史性制度安排（事件）形成的：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构建的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二战”后全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二是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不再遵守布雷顿森林会议协议，放弃美元与黄金及各国货币间的固定汇率安排（从此，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间自由浮动，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在“二战”以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背景下，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在这两次大的历史性事件的推动下，形成了今天的独特格局：全球各国均放弃了金本位制，各国货币均与美元建立了基准关系（或固定或浮动），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占全球贸易结算量的70%，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全球货币事实上建立在单一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之上（尽管1999年1月诞生了欧元，但其稳定性、国际影响力还远无法与美元同日而语），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铸币税的收益。无疑，这一货币金融格局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美国自身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的货币稳定间存在重大的内在冲突。当美国“全球争霸”的国家战略或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战略需要资金时，美国自然会增发美元，形成全球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除了美国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外，没有任何货币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衡。这一缺陷正是构成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大的金融危机，包括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客观地说，各国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本质都有较深的认识，并围绕着如何长久地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应该看到，由于“二战”及“冷战”以后形成的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这一问题的解决将非常复杂：一是各国货币重新退回金本位时代，与单一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挂钩非常不现实；二是当前国际上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包括欧元）能替代美元，成为全球的基准货币；三是美国绝不会自动放弃金融霸权地位，自动放弃其成为世界单一超级大国的根基。因此，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渐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基于国家间力量相互消长的演进过程，并需要历史性事件作为其“突变”的契机。

鉴于此，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正在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而言，现实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不能幻想美国会自动放弃（或自我根本性变革）其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在现有金融框架下与其周旋（如道义上促进其调整自身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进IMF决策机制等等）；另一方面应加紧构建未来相对合理的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理论上、在方案设计上加紧准备，并取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共识，逐步推动与实施，积累量变，等待时机促成质变。

以目前国际间理论与实践积累的情况看，在构建“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若干可选方案中，“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无疑是最优选择。一方面我们不能在放弃美元本位币的同时，又选择另外一种单一货币（如欧元）本位币，更不可能倒退回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或资源）本位币时代。另一方面，按现有的国际间强势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演进的趋势看，很有可能形成美元与欧元平分天下的格局（英镑与日元正逐渐被边缘化），而这一格局对全球来说仍是不稳定的，除了由于美欧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相关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自身市场潜能未被充分考虑在内（目前亚洲已占全球GDP的1/3，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左右）。因此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成为最优选择，而以当前格局来看，这一多元化体系当然应以美、欧、亚三足鼎立为主（长期来看，随着拉美、非洲的发展，多元化体系可以进一步涵盖五大洲）。

总书记在2008年11月华盛顿G20 会议上曾明确提出改革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四点建议，最后一点就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建议既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发挥人民币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在亚洲形成一个统一的、并共同以此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全新的亚洲货币制度体系，构建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新格局，符合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演进的需要。就目前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看，这一货币制度体系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以日元为中心，日元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日元”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二是以人民币为中心，人民币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三是产生“亚元”，以中国、日本为主体，亚洲各国共同创建一个全新的并最终替代全部亚洲参与国家货币的亚洲统一货币制度，并以此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

由于日本自身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其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尽管日元早已实现可自由兑换，但亚洲各国对日元的信任度和接受度仍普遍较低。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第一种发展方向可能性非常小。而第三种“亚元”的方案，也是日本曾经明确提出来的，其目标是要建立类似于“欧元”的“亚元”。从亚洲长期的发展进程来看，“亚元”的产生也是有可能的。但由于亚洲各国间相互独立的政治经济发展取向（与欧元区有着巨大差异），同时中国崛起以后，如何安排内部的货币机制，也很难与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达成一致。因此，“亚元”的产生尽管最终可能符合亚洲各国的利益，但中短期来看，可能性也比较小，应属于长期构建的目标。

从现实来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无论是经济、文化、外交还是军事，都处在领先地位。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任的做法，赢得了很多亚洲国家的信任。以“亚洲人民币”作为构建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主体，并以此参与国际间金融格局的重建，无疑是区域货币构建中可能性最大的。再加上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国实力（GDP和进出口总额均已列全球第三）和与亚洲各国间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往来（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3.3%是与亚洲国家间的往来，并占东盟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相信在10～30年的时间跨度内，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什么是“亚洲人民币”？定义“亚洲人民币”需要借助“欧洲美元”的概念，“欧洲美元”是指在美国以外的欧洲地区用于存款、贷款、金融市场交易和国际货币储备的美元。与“欧洲美元”相对应，所谓“亚洲人民币”，是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亚洲地区各国普遍接受以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间经济与贸易往来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存款、贷款和金融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

在认识“亚洲人民币”方面，有几个要点需要特别强调：

一是“亚洲人民币”代表亚洲，并不只代表中国。

当前亚洲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巨额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的贬值危险（亚洲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非正常波动的美元汇率导致的国际结算的损失，美元本位制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周期性的重大金融危机等。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根本点就在于要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当前构建此体系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以人民币为中心，推动“亚洲人民币”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推动“亚洲人民币”并非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构建全球“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来自亚洲的影响力和利益分配载体，能够代表亚洲国家获取平等的国际金融利益。

二是“亚洲人民币”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

美国对于可能威胁到其金融霸权地位的新的金融制度安排非常敏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但该建议刚一出台，就被美国强力制止，无疾而终。此次，尽管美国表面上积极参与G20会议，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但实质上其只想就IMF的作用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比例作某种形式的调整，根本不想在货币体系的整体架构上作任何大的改变。对于我国和亚洲各国推行“亚洲人民币”计划，一定也会成为美国重点打压的对象。

我们必须要看到，货币金融制度决不是单纯的经济或金融问题，其建立和延伸将主导国际间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任何大的变动必然伴随着大国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的较量。这一点可从当年英镑、法郎、马克，以及后来美元的崛起上找到充分的佐证。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军事等领域建立全球优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金融领域的扩张应保持适当的节奏。

为此我们要有较为灵活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面临重大困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承担一些国际义务和责任，有效地缓解一些国际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要与亚洲各国广泛协商，共同建立（而不是强行推广）“亚洲人民币”货币制度，同时不追求在某个固定时间表下与每个亚洲国家全面建立，而是逐个国家协商，逐步推动。

三是与人民币自身国际化改革的关系问题。

2005年7月，我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并累计升值接近20%，同时对经常和资本项下的外汇进出口规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同时，我们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下自由兑换方面，还是采取有管理可控制的稳健策略。推行“亚洲人民币”计划必然会加速上述方面的改革进程，必然对此期间我国的整体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压力（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际主要强国（美、日）和地区（欧盟）基于国际政治、金融与贸易利益的考虑，打着货币购买力平价的旗号，强迫我国人民币汇率自由兑换（当前主要是要求升值）和取消外汇进出口管制。二是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更深入、更频繁地参与国际间金融与贸易往来，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或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三是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我国属于对外高依存度的国家，长期的固定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将无法支持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随着国力的日渐增强，如何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如何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获取大国应得的货币金融利益，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客观地看，后两个压力（动力）是积极性的，是从我国自身利益的角度产生的。而第一个压力也是必然的，是我们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所必然要面对和承担的压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美欧等国恶意推动人民币升值，期望以此遏制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引发热钱涌入，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失效的策略已经很难继续实施，客观上为我国推动“亚洲人民币”计划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在积极稳妥的思路下，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亚洲人民币”的规划与实施

构建以“亚洲人民币”为中心的全新亚洲货币制度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欧元为例，早在1969年3月，欧共体海牙会议就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设想，但欧元真正的推出却在1999年，历时整整30年。货币的强弱是国家实力的外在表现，而国家间实力的转变又必然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人民币真正走进“通用货币”的历史舞台也必将会走相似的历程。但事物的质变总是量变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提前做好总体规划，积极稳妥地推动，有计划的分步实施。

在“整体规划”方面，应按照大体30年的跨度，区分三个递进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制度性安排：

首先，在第一个十年，人民币仍主要与美元挂钩，应以巨额且稳定增长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人民币信誉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可以大力推动东盟“10+3”框架下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以人民币作为与亚洲国家间清算或援助资金的币种，而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最终偿付的保障。2008年，中国对亚洲各国的进、出口总额分别是7026亿美元、6632亿美元，贸易赤字为394亿美元，不仅净轧差（贸易赤字），而且单一进口或出口总额都在我国外汇储备的承受范围内（实际应以净支付，即净轧差为准）。因此，推动与亚洲各国间以人民币计价，最终由美元作支付保障的制度性安排，完全可行。

在这个阶段也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同盟安排，一方面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间的相对固定汇率的安排（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可起到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探讨中美间的货币互换或保证协议，在全球通缩的背景下，加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投放，维持全球充足的多元化的货币供给。

在这个十年中，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是否完全可自由兑换等问题还仍然在可控制的进程中，可以按照介入亚洲和全球的进程逐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性改革。

其次，在第二个十年，人民币逐渐与中国自身国力挂钩，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国际贸易量占比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逐渐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所接受，在亚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并部分成为储备货币。

在这个阶段，要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基本完成，要求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比较协调，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手段比较成熟和稳定，物价、利率、汇率、就业率等中介指标能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

第三，在第三个十年，人民币逐渐进入亚洲各国企业和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在亚洲自由流通，成为天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具备可以替代各国自身货币、成为亚洲统一货币（或占有相当权重）的条件。

在这个阶段，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通过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其他亚洲主要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各类金融机构来推动人民币的充分使用，推动人民币进入民间贸易往来、国际贸易结算、资本市场交易等各个经济领域，并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推行“人民币联系汇率制度”，设计并推行亚洲统一货币（亚元）制度。

在“分步实施”方面，要注重在三个领域的协调推进：

一是推动亚洲地区各主要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亚洲人民币”的推广，既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不断增强使用范围，“用”出来的结果。而货币的使用，无论是民间的现钞，还是企业间的现汇，都要求有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受理和服务环境。因此，有计划地推动各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和特定的制度安排（如现钞押运、货币兑换、清算、资金拆借等）非常重要。

二是推动亚洲地区主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开展人民币业务。货币和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枢纽。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行和交易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全面进入亚洲各国的资本项目，意味着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依存度大大增强。在这方面可考虑三个层面同时推进：即中国国内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如银行间市场、上交所、深交所）对亚洲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开放；在香港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新加坡、东京等主要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

三是协调和处理好地区内外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如果说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人民币业务还带有较强的市场色彩的话，各种国家间的制度安排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必须由政府来出面推动，比如货币互换协议、货币同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等等。尤其要看到，货币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国家之间实力的较量，因此政府必须要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协调相关事物，展开全方位的“金融外交”。在这方面尤其要处理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亚洲人民币”必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注意协调和调动亚洲各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如东盟、海湾国家）和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沙特）的利益和积极性，每一项大的制度性变革，都需要形成相互间的默契，都需要把握特定的历史契机。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范文第5篇

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银行体系？如何站到全球金融战略高度来设计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方向？如何推进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全方位发展，才能让中国银行和金融成为左右全球格局的主要力量？才能让中国成为制定全球货币和金融规则的主要成员？

30多年变革和创新，我国金融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尤其是最近10年，成功实现国有大银行的改制、重组和上市，创造了多项全球IPO纪录。中小型股份制银行亦纷纷登录资本市场，城商行、农商行高速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稳步推进，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债券投资基金以及对冲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和产品日新月异，蔚然成风。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超出了所有人预料。截至今年3月底，人民币贸易结算量占我国全部贸易结算量的比例已经超过12%。随着香港离岸市场多元化人民币资产的迅速拓展，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投资前景充满厚望，人民币也开始迈入国际储备货币行列。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我国银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异常严峻，其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不容低估。中小企业融资难、农村金融发展迟缓、金融产品创新严重匮乏、资本市场制度重重、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缓慢……我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出口世界第一、进口世界第二、吸引外资世界第二、许多产业产量世界第一，然而整体金融实力却很难与发达国家比肩和抗衡。

最近几年银行信贷资产、总资产、收入和利润的高速增长，正是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之反映：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投资拉动依靠信贷扩张，信贷扩张依靠货币宽松。

“三依靠”模式的弊端非常明显，代价巨大。截至2011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与GDP之比高达239%，信贷余额与GDP之比高达123%，M2与GDP之比高达180%，这些指标都属世界最高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信贷扩张和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财富创造的边际贡献率始终处于下降趋势，信贷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日益减弱。

面向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内生增长动力。要激发内生经济增长动力，首先需要金融体系的全面创新和变革。综观国内金融现实和国际金融大势，思考我国银行业未来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不能纠缠于所谓银行“垄断、暴利、乱收费”等浅层次上面，不能纠缠于一些无关国家金融总体战略的琐碎小事。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银行金融体系。以全面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以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发展，助推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以深远谋略，争夺国际货币金融制高点，都是我国银行金融体系改革的历史使命和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