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分析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10-0039-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10.08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逐步由参与者转变为领导者，身份的转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机遇和挑战，其中金融体系的改革将直接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目前，中国正处在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而货币改革更是关乎全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又是货币改革的重中之重。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将推动中国一系列的金融体系改革，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其他诸多方面的改革也会接踵而至。
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以使政府从货币发行中获得“铸币税”收入，而且减少了中国国际收支的波动和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然而，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低水平发展却严重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因此，有条不紊的推动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发展，去除人民币在国际流动中的自身限制，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之一。Bergsten（1975）明确提出货币国际化的内外部条件，并特别强调发达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1]。
针对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Lardy et al.（2011）研究证实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较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将可能因此减速[2]。Eichengreen et al.（2013）研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受到资本账户管制的限制，人民币国际化要求资本账户开放，这其中又以金融市场自由化为重，包括了市场决定利率、有效地金融监管等因素[3]。李文浩等（2010）从金融市场的视角入手，深入分析了金融市场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并指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在金融市场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市场整体发育不成熟、债券市场规模较小以及汇率、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等[4]。林珏等（2013）以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锚的调整为主线，分析1999―2011年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国际化货币推进过程中金融市场发展因素的影响，认为西方国家的货币国际化本质是一条金融深化的道路，中国在稳固发展国内实体经济的同时，要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5]。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发展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尽管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化并不需要金融市场的完全高度发展，但最终的人民币国际化则依赖一个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事实上，就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来看，重要的是如何衡量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分析已有的大量数据和模型，兼顾广度和深度来衡量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之初时的状况，这便要求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细致、全面的比较和分析[6]。
因此，从实证角度来分析金融市场发展对国际货币带来的推进作用，可以定量的探究现有的国际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金融市场发展对其带来的影响，同时可以厘清金融市场发展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在Chinn et al.（2005）关于货币国际化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分析选取，利用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有更深入认识[7]。
二、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及其国际比较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是决定一国货币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阶段的货币都有着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作为支撑，以应对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多样化需求。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提供种类多样的金融工具，以应对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在特定的市场上，存在大量的金融工具；保持较高的交易量。如果没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一国货币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在国际交易中使用，也不会对外国投资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同时，如果一国货币的资产市场流动性不足，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包括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不愿持有该国货币作为安全的国际储备。此外，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境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缺乏通畅的货币双向流通渠道，货币国际化会引起国外对本国货币的需求增加，导致货币升值，使出口企业失去竞争力。因而，在分析一国货币国际地位时，对该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进行评估至关重要。
（一）国内现状
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突出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快速增长，尤其是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迅速深化。通常来说M2/GDP是作为刻画一国金融市场深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比值越大表明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图1所示即描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货币化程度，1978年我国M2/GDP比率（又称货币化指数）为0.32，此后货币化程度一直稳定提高，1992年M2/GDP数值达到了0.9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货币化程度以更快的速度提升，截至2013年末我国的货币化指数达到了1.95。
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迅速深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加快。但是，我国银行体系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仍不成熟，金融深化不够，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的脆弱性，这严重阻碍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下面从银行业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1.银行业市场
由图2可知，由于现阶段我国银行业体系仍然受国家的直接控制，金融市场中银行仍然占主导地位。整体而言，我国银行业系统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银行信贷仍然是国内金融资产组合的主体，银行信贷以其低利率和国家信用保证为基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尽管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信贷融资总体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截止到2012年，银行信贷提供了大约54%的国内融资，超过了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总和。二是银行信贷流向不均。近年来，银行业市场竞争逐渐增强，早已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局面，然而并没有改变原有的银行业分工格局。银行信贷大部分流向了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依然难以从中小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部分中小企业的发展。
2.股票市场
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股票市场规模也逐年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股票市场的发展为国内和国外的投资者提供了大量的金融工具，为企业提供了面向公众融资可能性。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波动性较大，同时我国国内仍然存在对国外投资者的限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
3.债券市场
如图2所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获得了迅速发展，债券交易量和流动性明显提高，现已成为世界上债券市场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债券市场存在场内和场外两个市场分割、交易工具比较单一、债券品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二）国际比较
从金融市场的横向发展角度来看（见图3），中国金融部门深化程度虽然超过了主要的新兴国家，例如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但与发达国家及泰国、马来西亚和南非等部分国家相比较而言，中国金融部门深化程度依旧较低。通过与世界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程度的比较（见图4），可知我国金融市场的总体规模远小于美国和日本，而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规模则未能超过欧元区和英国。由此可见，从金融市场总体规模角度来看，我国并不具备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此外，通过与发达国家（以德国、日本、韩国为例）不同发展阶段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比较（见图5），可知中国2012年金融深化的程度超过了德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和韩国九十年代初的水平，同日本八十年代初程度相当。若以“货币国际化起始年”作为一个基准点，则中国金融业当前水平要超过德国1973年，同韩国2001年的水平相当，但落后于日本1984年的水平。若剔除银行信贷的影响，单纯比较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则中国当前水平则普遍落后于德国、韩国、日本。由此可见，当前我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规模较小，是制约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综上可知，虽然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提升，但与主要国际国币发行国相比，我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仍然不够成熟，存在着诸如债券市场规模偏小、产品种类单一、金融市场监管不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金融市场当前还不具备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三、指标选取、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通过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整体现状的定性分析可知，我国金融市场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定量的探究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金融市场发展同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关系，在借鉴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推进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基础上，对积极稳妥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指标变量选取
为了对货币的国际化程度进行分析，本文参考Chinn et al.（2005）的研究，选取国际货币在全球所有国家的国际储备中比重（ICIR）作为货币国际化的程度，即被解释变量。由于储备的比重（ICIR）在区间[0，1]之间，然而解释变量却并不受此约束，Chinn et al.（2005）指出函数形式并不必然是线性的，一种常用的处理方式是利用标准的对称形式的logistic变换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处理，即logistic=log（ICIR/（1-ICIR））①。
解释变量即衡量金融市场发展的相关指标，张薄洋等（2005）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发现，金融市场发展的衡量指标多达19个，因此甄别出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指标对于实证研究显得尤为重要[9]。结合金融发展指标使用的广泛程度、针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实际情况的分析以及张薄洋等（2005）的建议，本文选取金融深度指标（M2/IR）、金融发展结构指标（PRIVY）以及股票发展指标（SVT/GDP）②。
本文中所有国家的国际储备中比重（ICIR）1995―2012年的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深度指标（M2/IR）、金融发展结构指标（PRIVY）、股票发展指标（SVT/GDP）以及银行金融系统发展指标（BC/GDP）1995―2012年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B）。
（二）模型构建
为了更好地分析国际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金融市场发展对其带来的影响，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如下模型：
ICIRit=？茁0+？茁1（■）it+？茁2PRIVYit+？茁3（■）it+？着it
其中，t为样本时间长度，i表示国际货币发行国，样本国家分别选取了美国、日本、英国、瑞士③。本文将三个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同时引入回归方程，若？茁i>0均大于0，或者三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之和？茁1+？茁2+？茁3>0，均表示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具有推动作用。
（三）实证结果
为了对国际货币在国际化过程中金融市场发展对其带来的影响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本出国际货币的国际储备比重同三个金融发展指标的散点图（见图5）。散点图清晰地展示出金融深度指标（M2/IR）、金融发展结构指标（PRIVY）、股票发展指标（SVT/GDP）三个衡量金融市场发展的指标同国际货币的国际储备比重成正比。即金融市场的发展推进了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依赖一个深度发展、具有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来支持。
本文将基于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截面国家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正如Chinn和Frankel（2005）指出，尽管基于截面国家的简单回归分析可能存在估计的偏差，但通常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此外，本文还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见表1），其中模型I-模型IV分别对每个截面国家的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分析，模型V和模型VI分别利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从截面国家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可知：模型I中的三个回归系数均大于0，就美元的国际化来说，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发展发挥了较大地作用，衡量金融市场发展的三个指标对美元的国际化均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尤其是金融发展结构变量（PRIVY）和金融深度变量（M2/IR）促进较为明显，而股票发展变量（SVT/GDP）对美元的国际化推动作用并不明显；模型II、模型III以及模型IV中，虽然存在金融市场发展变量系数为负的情况，但是三个系数之和均大于零，从日元、英镑以及瑞士法郎的国际化来看，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样是保证货币国际的重要基础。当然，对于不同的国际来讲，金融市场中的不同因素对日元、英镑以及瑞士法郎的国际化程度影响存在差异，对于日元的国际化来说，金融深度变量（M2/IR）对其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对英国和瑞士来说，则依靠股票市场的深度发展来推行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
截面国家数据的简单回归分析虽然支持了金融市场高度发展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但是考虑到各截面国家样本长度的限制，内外部经济冲击对于各国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扩大样本容量并控制不同国家的个体异质性条件下，对金融市场发展与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检验至关重要。模型IV和模型V从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两个实证检验发现，衡量金融发展不同指标之和分别为：3.11、0.324，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之和均大于0，并且显著不为0，这再一次印证了金融市场发展对国际货币的国际化进程的促进作用。
此外，对于回归模型中金融发展指标变量系数为负的情况需要格外关注。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提高在一定条件下会由于过度投机而产生的金融泡沫以及金融寻租等弊端，进而对金融稳定产生不良影响，例如近年爆发的美国次债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等。部分经济理论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金融发展程度提高后，金融体系在原有状态打破条件下，过渡到另一种新的状态时，所造成的原有金融体系内部短期失衡。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大部分新兴国家来说，由于其实体经济的薄弱，金融冲击因素会被明显放大，从而造成经济的持续低迷。因而，金融市场长期发展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金融体系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金融体系中各种要素的配置效率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但是其短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特别关注。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之一――金融市场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研究与探讨。首先，分析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并与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市场进行横向比较发现，我国金融市场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同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相比，我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仍然不够成熟，存在着债券市场规模偏小、产品种类单一、金融市场监管不足、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程度低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当前金融市场还难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其次，通过对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日本、英国以及瑞士）金融市场发展与货币国际化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市场高度发展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与重要基础，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依赖一个深度发展、具有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来支持；要防止金融市场的过热发展，防止由于过度投机而产生的金融泡沫以及金融寻租等弊端，同时避免金融市场的不良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的阻碍作用。
本文在借鉴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推进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的针对性政策，从而有利于积极稳妥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一）积极推动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
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将直接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提高我国银行经营效率，加大银行的海外分支行的建设，积极拓展银行的海外业务，提高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尤其要重视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加强我国银行业与其他国家银行业的沟通与往来，利用开设的分支机构就地吸收当地的存款和发放贷款。对于海外银行开展，采取本地化的经营管理策略，深入了解当地的监管环境、法律环境、经营环境和当地客户的需求，并积极拓展当地的客户与市场[10]。
（二）大力推进债券市场建设
要提高信用债务在债券市场的比重。当前我国信用债务产品的种类比较单一，还不能为有不同投资需求和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更为丰富选择，而信用债务产品的丰盈程度直接决定了一国金融市场的深度。重新对债券市场的结构和质量进行定位，为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广泛使用做好铺垫。同时，更加有效地对债券市场进行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不断被拓宽的同时，保证债券市场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三）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
上述实证分析显示，在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金融风险的失控将会不利于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因此防范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并对其进行严格管控，同时控制资本市场的跨国投机行为，防范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并对金融机构出现的不良状况进行及时上报，建立风险预报预警机制。■
参考文献：
[1]C. Fred Bergsten. Toward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M]. Lexington Books，1975.
[2]Nicholas R. Lardy，Arvind Subramanian. 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 Peterson Institute，2011.
[3]Barry Eichengreen. ADB Distinguished Lecture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Tempest in a Teapot？ [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13：148-164.
[4]李文浩，张宁.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及对策：金融市场视角[J].武汉金融，2010（11）：63-65.
[5]林珏，杨海荣.货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金融市场发展因素分析[J].西部论坛，2013（3）：80-89.
[6][8]Prince Christian Cruz，Yuning Gao，Leilei Song.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Financial Markets： Are They Deep and Liquid Enough for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J]. ADBI Working Papers 477，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2014.
[7]Menzie Chinn， Jeffrey A. Frankel. Will the euro eventually surpass the dollar 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J]. NBER Working Paper No.11510，2005.
[9]张薄洋，牛凯龙.金融发展指标的演进逻辑及对中国的启示[J].南开经济研究，2005（1）：79-85.
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稳定性；金融稳定性指数；主成分分析法
作者简介：惠康(1981-)，男，陕西清涧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监管研究；任保平(19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研究；钞小静(1982-)，女，陕西佳县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1-0145-05 收稿日期：2009-10-05
近年来，世界金融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金融危机也在频频爆发。国际经验表明，金融不稳定和金融危机会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危害。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等著名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法国、丹麦、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定期金融稳定报告来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以及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免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是由于经济快速扩张稀释并掩盖了诸多风险及不稳定因素；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各方面管制较多；是由于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随着金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这些金融风险和不稳定因素渐渐凸显出来，金融稳定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从2005年开始定期《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从定量角度看当前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态势如何?是相对稳定的还是存在危机?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能让我们准确观察和把握到当前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现实状态，还能够为相关政策的选择与制定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目前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金融稳定性的内涵和测度等基础性问题的讨论上，而且研究者们在许多关键点上没有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尤其是对于金融稳定性的评价没有被广泛认同的成果。现有中国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不是从金融稳定性内涵的部分维度人手分别进行描述就是将银行稳定性作为金融稳定的变量进行判断与评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09；王明华等，2005；万晓莉，2008)，但却缺乏对金融稳定性的全面量化考察与综合评估。基于此，本文将从金融稳定性的具体内涵出发，在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构建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以中国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我国金融稳定性的基本状态进行测度。本文研究结构如下：第一节对金融稳定性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第二节在金融稳定性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测度金融稳定性的指数；第三节对中国2004―2008年的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最后是本文的主要结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金融稳定性的内涵是一切对金融稳定研究的起点，它决定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围以及研究内容，也构成了金融稳定性测度的基础。现有研究文献对于金融稳定性内涵的理解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早期的研究视角只考虑金融体系基本要素的正常运行和关键功能的正常发挥，而近年来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则从更广义的角度人手赋予了金融稳定性非常丰富的内涵。狭义的金融稳定性主要是指构成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Andrew Crock。ett，1997；Wim Duisenberg，2001)。广义的金融稳定性认为金融稳定性不只应当具有基本要素稳定运行的特征，它的内涵还应该体现在其他方面。在Nout Wellink(2002)看来，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还应该能有效地分配资源和承受各种冲击，能充分发挥筹集资金、分散风险的功能，货币执行支付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ECB(2008)认为金融稳定性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具有抵御冲击和解决失衡的能力，可以降低储蓄向投资转化时资源配置效率严重受损的可能性。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金融稳定性归纳为以下两个维度：第一，构成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关键功能正常发挥；第二，金融体系具有承受巨大冲击的能力。
关于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国外研究比较多。而且主要是由一些相关机构在进行。Mishkin(1999)和Davis(2002)等提出了金融稳定的框架，但基本是从学术视角出发，没有考虑政策含义。英格兰银行(1999)、德意志联邦银行(2003)、比利时国民银行(2003)以及瑞典银行(2003)等提出了评估金融稳定性的基本设想，但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工作。IMF(2006)编制了由12个核心类指标和27个鼓励类指标构成的金融健全指数(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来衡量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对所需数据序列的定义及计算进行了说明，其中与银行部门相关的核心类指标对于所有国家而言都是适用的，符合所有选择的标准，而与银行部门、其他金融机构、住户、市场流动性以及房地产市场相关的鼓励类指标则依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只符合部分标准。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进行跨国的分析与比较，这就要求所有的成员国必须使用同样的方法进行金融稳定性的评价，但是由于各国的标准尤其是在会计标准和数据收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金融健全指数的计算和跨国比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ECB(2006)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金融健全指数基础上构建了宏观审慎指数(Macro-prudential In-dicators)来评价其成员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一指数包括内在因素、外界因素以及关联因素三大类，八个层次共200多个指标。与金融健全指数相比，宏观审慎指数包含有更多的指标数量而且与银行部门相关的指标，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但是这也会导致建立在领土原则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与宏观审慎指数演进之间联系的缺失。
IMF(2006)和ECB(2006)的研究构建出了评价金融稳定性的指数并提供了具体的编制方法，现有大多数金融稳定性的定量分析都是建立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之上的。Adam等(2008)在金融健全指数和宏观审慎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稳定性指数，并对捷克1997-2006年间的金融稳定状况进行了研究。ECB(2008)从金融稳定在促进经济发展进程
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抵御反向冲击破坏性影响的能力两方面人手，分别从金融的宏观经济环境、金融体系的运行以及其他特征三个视角对欧元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行了量化考察。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内对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09)从宏观经济运行环境、金融机构发展状况、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金融风险管理四个层次对2008年中国的金融稳定性进行评估，研究得出2008年中国克服了国内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环境复杂多变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金融体系总体平稳安全。虽然该报告中尽量增加了量化分析的内容，但这仅限于各个层次的指标描述，而并没有进行金融稳定性的全面测度。除此之外，国内部分学者认为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从而选择了银行稳定性指数作为金融稳定性的变量来对其进行测度。王明华、黎志成(2005)以银行稳定的宏观成本控制作为理论依据构建了金融稳定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它由包含22个基础指标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包含27个基础指标的金融机构内部指标所构成，但并没有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计算相关结果，而且这一指数中所涉及的基础指标评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各指标的权重结构也过多依赖于人的主观认识。万晓莉(2008)考虑到中国银行系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以银行稳健性指数作为金融稳定的变量对中国1987-2006年的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指标集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存款占货币总量的比例、贷款与存款的比率、对私人部门的真实债权增长率和银行机构真实外债的增长率五个指标构成，他以中国1987-2006年问的季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考察金融稳定性的时序变化。
对金融稳定性进行测度是金融稳定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它不仅可以反映出金融体系的发展与稳定状况，而且还能够为监测与预防金融危机以及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由于金融稳定性本身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使得对它的评价很难通过一个单一指标来实现，除此之外金融稳定性所涉及到的各种指标还会因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和体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而且具体相关指标数据的可得性也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对金融稳定性综合评价指数的构建与计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我们不难发现.IMF编制的金融健全指数和ECB构建的宏观审慎指数是对金融稳定性进行量化考察的代表性方法，但却主要是针对跨国的分析与比较，受到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差异的限制。现有对中国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金融稳定性的某些侧面，但却不能在整体上对金融稳定性进行全面的度量。因此，本文试图从金融稳定性的内涵出发来构建完整的金融稳定性指标体系，以2004-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状态进行全面考察，以弥补国内文献在此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金融稳定性指数的构建
如前所述，金融稳定性内涵的界定包括两个层面，即金融体系基本要素运行平稳和具有承受巨大冲击的能力，因此我们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这两方面着手来构建金融稳定性指数(见表1)。从金融体系要素平稳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据此我们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来分别测度金融体系的运行。我国的金融机构按照地位和功能可分为四大类：中央银行、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在境内开办的外资侨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是指关键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并顺利履行职责，主要体现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运行状态之上，由此我们选择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型商业银行资产占比、达标银行资产占比、证券公司资产利润比、保险业资产收入比作为金融机构运行状态的基础测度指标。金融市场是一个由许多不同市场组成的融通资金的庞大体系，一般根据交易工具的期限可分为融通短期资金的货币市场和融通长期资金的资本市场，它们进一步又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子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主要由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以及黄金市场构成。根据代表性的原则和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选择债券发行额、股票成交金额、证券投资基金成交金额、期货成交金额作为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基础测度指标。这些市场的发展不仅可以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形成均衡的市场体系，增强金融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优化资源的配置，将社会资金有效转化为长期投资保障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从承受冲击能力测度指标的选择来看，金融体系承受动荡冲击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的保障、开放经济的威胁以及金融结构的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可以为金融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相关金融理论和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择经济增长率、经济波动率、通货膨胀率、M2与GDP的比率、外汇储备量、短期外债占比、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比和直接融资占比来作为金融体系承受巨大冲击能力的基础测度指标。
金融基础设施是维持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于这一层面体现的是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如支付清算体系的发展、法律法规的完善、高质量会计标准的制定等问题都很难通过量化的指标得以反映，所以本文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并没有将其纳入考虑。由此，中国金融稳定性指数就由18个基础指标构成，虽然我们所选择的基础指标均为各维度具有较高代表性和可比性的核心指标，但由于金融稳定性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这一指标体系无法穷尽、涵盖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反映其全部内容。
三、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测度
(一)指标合成方法
对于一个包含有多个基础指标的综合指数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对其进行合成，现有针对金融稳定性测度的研究一般依据国际通行标准和相关背景知识对原始数据进行评分，然后使用加权平均或是设定权重的方法进行综合指数的合成，但上述方法的缺陷在于各基础指标及方面指标的权重不能反映数据值的动态变化信息或是权重由研究者的主观经验进行确定。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常见的指标合成方法还有层次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等。对于层次分析法，各指标的权重由研究者根据对各指标重要性程度的认识进行赋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经验，而且这种方法比较、判断的过程较为粗糙。对于熵值法，这是一种利用信息熵的工具根据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来确定各分类指标的权重的客观赋权方法，但这种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都是通过降维把多个具有相关性的指标约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客观赋权合成方法，对于包含两个维度的金融稳定性测度而言，因子分析法只能将原始变量分解为公共因子和特殊因子两部分因素，对新产生的主成分变量及因子变量计算得分得到公共因子的变动态势，但是却无法准确刻画出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情况。主成分分析法的权重也是根据数据
自身的特征确定而非人的主观判断，与因子分析法不同的是，采用这一方法可以获得构成金融稳定性各个维度的量化结果，所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金融稳定性两个不同维度以及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献大小。基于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并进而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对中国当前的金融稳定性状态进行量化。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5-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个别缺失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方程进行估测。对于基础指标数据的选取需要说明的是：债券发行额是国债、政策金融债券、次级债和公司债发行额的总和；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波动率根据以2004年为不变价格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而得；直接融资占比是指在融资总额中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包括住户、企业和政府部门)以股票(可流通上市股票的筹资部分)和企业债这两种方式融人资金的比重。
由于各基础指标的指标属性和量纲量级并不相同，因此我们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对于指标属性问题，逆指标指标值越高而金融稳定性却越低，如果将不同性质的基础指标直接加总就无法正确反映出不同作用力的综合结果，因此我们对所有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来改变其性质，从而使所有指标对金融稳定性的作用力同趋化。对于量纲量级问题，各基础指标一般都会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使得无法直接对其进行综合，除此之外直接采用原始测度指标还会造成主成分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的指标，所以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处理的常见方法有极值化方法、标准化方法、均值化方法和标准差化方法，现有研究中大多都选择采用标准化方法，但这一方法只能反映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却不能体现各指标之间变异程度上的差异，而经过均值化方法处理的各指标数据构成的协方差矩阵既可以反映原始数据中各指标变异程度上的差异，也可以体现各指标相互影响程度的差异。基于此，我们选择均值化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三)测度结果
在对逆指标取倒数和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后，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2004-2008年中国的金融稳定性指数。如前所述，标准化方法只能消除量纲量级的影响，但却容易导致对不同指标相对离散程度判断的偏差，而均值化方法可以在兼具标准化方法优点的同时保留不同指标离散程度的特性，因此在与这两种无量纲化方法相对应的相关系数矩阵和协方差矩阵中，我们选择后者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运用SPSSl6.0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我们首先获得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数(见表2)，由此求出金融体系基础要素和抵抗巨大冲击能力两个维度的方面指数值(见表4)，在此基础上得到方面指数在金融稳定性指数中的权数(见表3)，并据此计算出最终的金融稳定性指数值。
从2004-2008年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变动状态中(见表4、图1)我们不难发现，这五年期间金融稳定性指数值表现出一种缓慢上升的趋势，由2004年的-0.223211逐渐增加到2008年的2.001680，这表明在这一阶段我国的金融稳定性是不断增强的。具体来看，在金融稳定性指数中，金融体系基础要素的权数非常高，为0.928985，这意味着金融稳定性的变化更多地体现在金融基础要素维度，而抵抗巨大冲击能力的权数相对较低并且为负，是-0.369790，这说明这一维度对于金融稳定性指数的贡献相对较小。2004-2008年问金融体系基础要素方面指数由0.754996逐步提高到1.837725，这与金融机构的良好运行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期间一方面金融机构的改革成效非常显著，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总体得到好转、资产质量明显改善，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工具种类更加丰富，再加上金融基础设施的渐渐完善，这都为金融稳定性的增强发挥了积极作用。与金融体系基本要素维度变化趋势相反的是，在这5年间，抵抗巨大冲击能力方面指数却从2.500312缓慢下降为-0.796292，虽然国民经济的迅速扩张为金融体系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但是过高的经济波动率、较低的直接融资占比等问题使得我国当前应对巨大冲击的能力并不是很强。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面指数和金融稳定性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迅速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在2008年急剧恶化，大量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影响了金融的稳定性。
四、简要结论
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分析范文第3篇
通过文章的分析，得出可以通过设计农业碳类金融产品(包括森林碳交易品和发行农业碳债券)、侧重绿色信贷的碳金融、以及探索农村碳衍生品等方式，将碳金融以及农村金融交互起来进行研究。并且得出碳金融与农村金融在中国确实存在交互研究的必要性的结论，碳金融可以帮助农村金融进一步创新化，而农村金融也可以帮助碳金融进一步本土化。
一、绪论
《京都协议》签订了三方机制，这促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了节能减排的项目，继而形成了“京都碳市场”。在碳交易市场逐渐发展壮大的情况下，环境问题和金融问题被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金融市场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碳金融市场。
在经过了几年的发展后，中国的碳金融市场已经逐步发展成熟，目前的交易体系包括碳交易平台、交易产品和机制，交易平台等。中国的碳金融市场主要以CDM项目为主，该市场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建立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上海环境交易所等。就目前的中国碳交易相关项目的数量而言，已经逐步成为了世界领先的国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资源碳交易买房则主要以国外的企业为主。中国的农村金融发展则比较曲折。在1978年到1993年期间，中国的农村金融仍处于复苏阶段，进入1994年后开始了初次的增量式改革，1997年则开始进入存量式改革，这个阶段的发展一直延续到2006年末。存量式的改革主要在进行农村合作社和基金会的整顿清理。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开始对金融风险进行高度注意，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融风险较大，故而成为了金融监管机构的重点监察对象，1997年开始对农村信用社的全面整顿正式开始，在政策趋紧的前提下，农村信用社的自身矛盾和外界矛盾全面显现，各地都开始废除这种金融合作社的形式。
中国的农村金融在实际的发展中确实也存在着上述的种种问题，自然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成为了金融范畴讨论的热点问题。由碳金融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综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况，是否能够存在一种两者间的相互联系，利用某些金融工具将其联系起来，同时解决这两个市场存在的问题呢?这就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同时也是可能的创新点。利用两个市场的交互性关系，通过金融产品的联系，同时解决这两个金融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这是十分具有现实的研究意义的。
本文首先分析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主要从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接着集中分析碳金融市场的现状。最后，利用两个市场在进一步发展需求方面的互补性，通过设计金融产品的方式将两个市场联系在一起，期望能够从双方面来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本文最后一个部分将针对前几个部分的分析做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情况
通过导论中对我国农村金融的基本分析可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存在其发展问题，无论是从其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或是从其现在发展所遇到的瓶颈分析，都能够得出其发展确实面临着挑战，而我国农村的具体发展情况则将在本章中进行详细叙述。
(一)农村金融市场特点
首先，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农村中，中等收入的农户占有其人口的大多数，而中等收入或者一般的农户的信贷需求下降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普遍现象。在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数据中可以发现，家庭收入与农户的借贷需求和借款获得率都是成U型关系，即农户的借款需求和借款过的率都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先下降后增加，中等收入农户的信贷需求则比较低。
其次是农村金融浅话问题。中国农村金融正陷入了低水平的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这个状态又被称为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ing)相反的“金融浅化”(Financial Shallowing)。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数据计算1998—2009年中国中村金融的深化程度，以农村金融市场贷款余额占农村GDP的比重来进行衡量。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余额定义为农业贷款余额与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之和，农村GDP则是以当年农村GDP占全国的比重乘以当年全国GDP来计算。经过计算，得到了历年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深化程度。从1998年至2009年间，虽然经历了许多起伏，但是中国的农村金融的深化程度总体仍然在不停的下降，1998年上有24.10%的水平，而到了2008年则已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18.10%，呈现出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不断浅化的特点。
(二)农村金融市场面临的挑战
首先，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畸形制度。中国的农业银行仍然以利益为主要目标，中国农业银行属于商业银行，经营的目标与其他商业银行相同，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农村金融的产权问题使得中国农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这代理成本过高的问题，从而使得效益低下。这种先天性的劣势使得其无法在经济条件薄弱的农村金融环境下生存，其业务的开展也是难上加难。农村的商业银行对国家的政策扶持比较依赖，在农村金融环境下，其业务只能针对农产品的采购和储备等单一发展，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2005年开始，我国为了使资金能够流向农村商业银行等的发展不全的农村金融机构，建立了村镇银行和农村小额信贷公司等机构帮助其金融系统的发展，但由于先天条件不足，这些机构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
其次是农村的金融和制度环境都收到严重制约。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金融市场发展完善的必备条件，但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并不足以支撑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环境仍然保持在改革初期的基本结构，而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适应时代的新发展，这都使得农村的金融环境和金融体系得不到正确的发展。一方面，我国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但与之相对的是农村的金融市场受到了约束和管制，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迟迟得不到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各地农产品均存在各种程度的滞销现象。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中正规机构太少，并不能满足农村金融的发展需求，而其制度安排也与国家的扶持政策不尽相符，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则会在政策上受到约束。
最后是农村金融市场缺创新性。在上一个小节中我们提到，农村金融的需求量不足，而造成其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人口中中等收入的农户占多，而他们对外在的资本扩大的需求是十分有限的。而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则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交易气氛国语沉闷。我们都知道，衡量一个金融市场的完善度和功能如何，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就在于这个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如何，而农村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其中一个挑战之一则在于其交易气氛沉闷，交易活跃度远远不够。进而，直接造成的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最基本的创新力。
三、中国碳金融发展情况
第二章详细叙述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种种挑战，并且得出了我国农村金融已经亟待进一步创新化这个结论。而在本章中，则将详细地对碳金融的背景以及发展现状进行叙述。
(一)碳金融的发展背景
在过去，许多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方法都是强制和命令形式的，这使得人们总是被动的接受而没有发挥其主动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碳金融市场应运而生，它利用了金融体系机制来解决能源环境问题，不但将经济问题与能源问题很好的结合了起来，更是将市场机制发挥得恰到好处。为了更有效地降低减排成本，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标，欧盟提出建立统一的欧洲碳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碳排放交易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发展碳金融也有助于我国实体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有利于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建立碳金融体系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想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重大。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碳交易规模呈现爆炸式增长。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将围绕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产生新的冲突与博弈。因为碳排放早已成为一种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质检进行责任转移的资产。
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是谈金融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历史证明仅有清洁生产机制(CDM)不能满足环境抱回和可持续发展要求，还需发展和建立更广泛的碳财税体系和碳金融体系。碳财税体系，摆阔有关降低碳排放的财政支持政策和包括碳税在内的能源税的设计与征收;碳金融体系主要包括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排放权交易、碳期权期货等围绕碳排放权的衍生金融产品。理论界一直对这两种政策工具体系的优劣存在争论。这两种政策工具体系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协调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二)国内碳金融发展状况
2012年，我国在联合国EB组织注册的CDM项目的二氧化碳减排总量预计为15～20亿吨，以最近7美元/吨的市场平均价格来计算，如果不考虑价格的波动并假设这些减排指标在碳市场上直接出售给最终买家，那么这些CDM项目将为我国带来105～140亿美元的收入。中国提供了巨量初级廉价CER供发达国家、金融中介和投机机构不断倒买倒卖获取高额收益，自身却处在市场和价值链的低端。由于中国缺乏定价权，在期货交易中经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风险被严重低估，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一直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这使得我国碳交易市场陷入难以突破的困境。
我国碳排放量巨大，为碳金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也被看作是最具潜力的“碳减排”市场。但目前我国CDM项目建设刚刚起步，金融业介入不深，碳资本利用效率不高，不仅缺乏完善的碳交易制度、交易法规以及碳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服务的支出。我国本来应该是国际碳市场具有影响力的主要参与者，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碳交易议价能力弱，没有定价权，我国仍处于全球碳金融交易链的低端。
四、我国碳金融与农村金融的交互性
由前两章的分析可知，我国农村金融亟待创新化而碳金融则亟待本土化，而碳金融作为新兴的金融市场以及农村金融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市场，是否能够从这两大金融市场本身的特点以及其各自发展的需求入手分析，通过交互研究的方式得到解决其分别面临的挑战，如果可以，又要通过何种方式将其交互在一起，则是本章的研究重点。
(一)碳金融与农村金融交互的必要性
由第二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及其滞后，存在金融需求不足，制度发展畸形，缺乏创新性等特点。主要问题应该归结于授信不足。而第三章，我们集中介绍了碳金融市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我们知道，全球碳金融的发展基本集中在碳排放权的交易上，由于中国在2012年之前实行的并不是强制性的排放要求，而发达国家通常被分配到的碳排放量相较其工业需要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中国通常充当的是谈排放权的卖方，从而使得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可以被引进中国。
由此不难想到，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碳减排的问题，莫过于真正的减少其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键应该在于森林抵扣问题。从碳交易的第三中方式来看，碳排放权买卖和集团调剂只是权宜之计，无法实现总排放量的减少，碳排放权的卖家通常为发展中国家，交易可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得到一定的通融资金，而作为碳排放权买家的发达国家则可以在彼此之间相互调剂碳排放权，但最终排入到大气中的碳总量实际上并未减少。森林抵扣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总量的根本，是通过增加森林的总覆盖量，吸收人类活动产生的过多的二氧化碳，实现新的平衡。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其森林覆盖率，人均森林面积以及人均森林蓄积均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差距明显。当森林覆盖率提高时，资金的配置效率也会随之提高，这种配置效率的问题应该属于农村金融范畴，因为其载体是农业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上一段的分析中，森林的覆盖率问题同时也可以属于碳金融的范畴，因为森林的覆盖率增加，也是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碳金融的发展，并且森林覆盖率作为碳资源的构成，也是碳金融的授信对象。故而，在此二者之间建立链接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碳金融与农村金融建立互动机制的途径
在农村金融中引入碳金融的概念，通过碳交易吸引国外的资金注入，从而创新农村的资金授信形式和业务类。
1.设计农业碳类的金融产品。自《京都协议》生效以来，森林类的固碳项目和碳信用贸易都增加较快，可见，森林碳市场的投资已经逐步发展成碳金融的本源业务。2005年，我国先后与荷兰、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尔等过签署了CD/VI协议，从这几个国家先后购进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额度，严格遵守着《京都协议》的承诺。同时，我国也同步跟进发展碳汇林业，通过各种项目推进林业的相关发展。在我国农村投融资总量不足的情况下，农业碳债券的发型有利于减缓该现象并且能够进一步创新农村的金融形势。在历史上，欧美资本市场和巴西等后发展国家的农业债券大部分是由政府和农村企业进行发行的，其要求是投资方必须为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主要可以通过节水和节能等方面体现。一般的农业债券发展期限较长，通常在15年到30年之间，在最初的阶段，主要选择了柜台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在交易主体和产品逐年增加的前提下，已经逐步过渡到场内交易。
2.探索农村碳衍生品。我国的农村碳减排资源潜力非常巨大，这源于我国的丰富碳储量，因而设计相关的碳金融衍生品也是实现我国农村碳金融市场的手段之一，这种设计的前提是符合投融资双方的利益。但我国仍然缺乏碳交易的成熟交易平台，相关制度也并未出台，这都使得我国的碳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和推行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无法否认，在我国这种碳市场发展潜力巨大的前提下，着重发农村碳衍生品是可实现的金融创新手段之一。
3.侧重绿色信贷的碳金融。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使得我国国民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享受，但经济的快速发展通常都伴随着环境的污染和食品的安全问题。因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发展主题，也是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因此我国的碳金融发展应当注重国内的经济发展环境，除了考虑产业发展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之外，更多的是需要从国际市场中吸取技术经验，融合潜在的环境成本。从我国的产业链来看，银行体系对比其他信贷机构而言，发展相对完善，因此银行应当成为主体，发展以我国国情为基础的绿色信贷。结合环保和持续生产的理念，设计出不同期限结构的农村绿色金融信贷产品，为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的基础建设努力。
五、结论与启示
前四章已经具体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碳金融的发展具体状况，同时也探究了其进行交互研究的必要性以及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交互研究。本章将在总结前四章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结论以及相应的启示。
本文通过分别分析农村金融市场与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集中分析了这两大市场在中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通过分析其共同点得到其交互性的必要性，并且得出如何通过金融手段，包括金融产品的设计，侧重绿色信贷等，来将碳金融更好的本土化，解决碳金融在中国发展缓慢并且严重滞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问题，同时也能更好的创新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村企业开辟新的资金渠道，解决其授信不足的问题。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所有金融体系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而纵观我过碳金融的发展，其相关的金融法规仍然较少，其表现在没有明确界定参与主体的权利和相关义务，从而严重影响了该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而农村金融制度的更是使得农村金融组织结构模糊不清，此种情况之下，由政府引导的制度变迁更能够解决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尽快解决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部分，明确经济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帮助解决碳金融和农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问题。
其次，加强宣传推广力度。由于碳金融在中国还属于新兴的金融市场，低碳这个概念也并不普及，而作为以低碳减排为最终目的的金融工具，这个市场还并为能扎根于中国。同时，农村金融作为相对于其他金融市场而言相对滞后的市场，其宣传力度更是远远落后与其他金融市场，因此欲达到两个市场的交互性，使得更多的人关注并且投入到由这种交互性开发出的金融工具之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并且愿意进入到这个市场之中，其中首要需要做的就是加大相关的宣传力度，迅速培养出在碳金融。农村金融以及其交互性的金融产品的设计上相关的技术型和咨询型人才。同时也应当加大对中介咨询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
最后，建立完善的碳金融、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我国目前建立了背景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但是纵观整个碳金融体系，其不论主体参与或是交易方式都仍然并不完善。农村金融自从改革之后，大部分金融机构撤出农村，并且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也十分堵塞，这时，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使得市场参与者的层级结构，市场中的资金流动以及融资渠道获得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发展碳金融以及农村金融时应当特别注意体系的完善。
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金融结构；资本配置效率；回归分析
与经济发展相同，金融发展主要包括总量增长和结构演进两个方面。金融结构主要体现的是金融业的功能和效率，金融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金融发展的层次和经济金融化的深度，可以说金融结构是金融发展状况的具体体现，它对一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和影响力。因此金融结构的优化问题成为许多学者当前的研究重点。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增强金融业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产业的运作效率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可以分散金融风险增强金融发展的稳定性，迅速和顺畅地传导央行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宏观调控目标地实现。
一、我国金融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选取
不仅国内经济学家而且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优化的标准问题都没有统一的认识。戈德史密斯通过对40多个国家近百年的数据分析和检验后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相关率（FIR）在1.5左右，很多学者将FIR作为金融结构优化的标准。本文认为戈氏对金融结构的研究是以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为背景的，该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次戈氏是在1969年其著作《经济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的，至今为止已经历了近50年的时间，该标准不一定适用。本文从帕累托最优的角度出发对金融结构的最优进行判断。
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是这样一种经济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同时又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将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应用于金融领域，则金融结构的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在该种金融结构状态下，对金融结构的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其一部分功能增强而同时又不使其他部分的功能减弱。如果通过某种改变，能够使金融结构的功能增强，则该种金融结构并没有达到最优。
将简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AK模型引入分析，即：Yt=AKt，其中Yt为t时期的总产出，A为社会边际生产率，Kt为t时期的资本量。假定人口规模不变，社会产品被用来投资或消费，折旧为δ，总投资为：It=Kt+1-（1-δ）Kt。在一个封闭经济环境中，资本市场的均衡条件为：总储蓄等于总投资，由于金融中介成本的存在资金漏损为（1-θ），则应修定为：It=θSt。因此t+1期的经济增长率为：gt+1=（Yt+1/Yt）-1=（Kt+1/Kt）-1，从而在稳定的经济状态下，经济增长率为：
g=A（I/Y）-δ=Aθs-δ⑴
式⑴中，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通过影响储蓄率s、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θ和资本的社会边际生产率A来影响经济增长率g。
我国近年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现有的金融结构不利于国民储蓄的形成。从经济增长过程来看，要拉动经济增长，仅仅储蓄率高是不充分的，还要存在顺畅的融资机制能顺利地使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即储蓄转化率θ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课题组的统计分析，国内1978～2000年的储蓄转化率为0.9694，其中1981～1990年为0.9842，1991～2000年为0.9455。1991～2000年的平均储蓄转化率比1981～1990年下降了3.87个百分点。由于现有的融资渠道相对薄弱或缺乏必要的融资渠道，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渠道。因此改善我国银行的放贷机制，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的金融结构并未处于帕累托最优。
二、影响我国金融结构达到最优的因素分析
㈠．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指标表示
对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我们用资本配置效率指标来描述。首先，参照Jeffrey Wurgler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定量化研究的方法，建立如下资本配置效率模型：
InIit*=αt+βtlnPit*+μt
其中，I表示固定资产投资，P表示利润，i表示行业编号，t为年份；Iit*=It/It-1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指数，Pit*=Pt/Pt-1表示利润指数； α为参数，μ为随机扰动项；βt为弹性指标，其经济含义为第t年内，各行业资本的追加对盈利能力变化的弹性水平。表明第t年内，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相对上一年增加时，投资增长率也增加，并且是利润率的βt倍。推算出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为：
Jeffrey Wurgler测算的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年平均资本配置效率为0.732，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非常低。这意味着我国的社会资金没有能够流向盈利能力高的行业，没有被有效利用。相对于我国较低的资本配置效率，我国经济在90年代却实现了比美国高得多的经济增长（见表2），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是依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㈡．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本市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它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否促进了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存在哪些因素制约着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呢？从实证角度，通过对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影响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因素，从而为宏观管理提供了依据。
将反映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将资本配置效率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如下：
βt=α0+α1CSt+α2BSt+α3SSt+α4SFt+ε
其中CSt为中长期信贷规模，BSt为证券市场规模，SSt为股票市场规模，SFt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α0、α1、α2、α3、α4为模型参数， ε为随机扰动项，t为年份。回归结果如下：
取α=5%，则t1-α/2（11-5）=0.7176。由回归结果来看，股票市场规模与资本配置效率成正比，股票市场流动性、证券市场规模和中长期信贷市场规模成反比。从t统计量的大小来看，SS显著，BS、SF、CS均不显著。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结构尚未处于帕累托最优，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是依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若要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则要依赖于股票市场规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郭翠荣．各国金融体制比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2]蔡则祥等．中国经济金融化指标体系研究[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04（1）
[3]邓瑛．金融结构的优化[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1（7）
国内金融市场现状分析范文第5篇
一、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金融安全的概念尚无统一的界定。这表明,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具体和明确界定较为困难。同时也表明,经济安全的内容涉及到与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众多的要素的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安全中金融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外学者通常都将金融安全放在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中来探讨。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应当说相关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对金融安全的界定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王元龙,1998)和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梁勇,1999)。
1.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
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所谓金融安全,简而言之就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
对金融安全概念的上述界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进行界定。金融可以理解为凡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把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为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并强调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根据金融的实质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
其次,反映了金融安全概念的广泛性。要进行货币资金融通、从事信用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是由五个基本的要素所组成:一是金融制度,具体包括货币制度、汇率制度、信用制度、银行制度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制度、利率制度、金融市场的种种制度,以及支付清算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和其他;二是金融机构,通常划分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两类;三是金融工具,是指信用关系的书面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契约文书等,其包括的范围极为广泛,从传统的商业票据、银行票据,直到期货、期权和种种金融衍生工具的标准合约,金融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是金融活动的载体;四是金融市场,是金融工具发行和流转的场所,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市场;五是金融调控机制,是指政府进行政策性调节的机制,金融调控机制的内容包括决策执行机构、金融法规和货币政策。既然金融安全是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毫无疑问,在金融安全概念中理所当然包括了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运行的安全。
再次,将金融安全的概念置于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讨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具有两重性,金融全球化在大大提高国际金融市场效率、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突出表现为加大金融风险和引发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人们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不断地敲响了警钟,也为人们在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教训。正因如此,从金融的实质角度界定金融安全概念时特别强调一国对外金融的安全,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借用外债等都属于金融安全问题的范畴,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经济安全。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对外金融的安全,并不意味着忽略内部金融的安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对目前的开放经济体而言,内外部经济往往是交织和融合在一起的。过分强调外部均衡的能力和状态而忽略内部均衡的状态来谈金融安全可能有失偏颇。其实,这种对金融安全概念的界定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内外部金融安全,因为货币资金融通既可以是在国内金融市场进行,也可能是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
2.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
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界定金融安全的观点认为,从概念的源泉看,安全本来是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因此需要从国际关系学基本概念出发,结合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给金融安全下定义。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梁勇博士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核心金融价值”和该价值所维系的金融安全。
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当然包括王元龙所说的货币资金融通)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
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
第三,“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这种“金融”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之所以在前两个层次之外特别强调对金融体系的外来冲击,这是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因素冲击国内金融体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并且金融全球化赋予金融安全以更大的紧迫性。
根据对“核心金融价值”的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国家金融安全是指一国能够抵御内外冲击保持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本国金融及经济不受重大损害,如金融财富没有大量流失、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基本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与能力和对这种状态与维护能力的信心与主观感觉,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得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安全。
郑汉通博士和雷家骕博士对金融安全的概念也作了类似于从国际关系学角度的界定。郑汉通认为,所谓的金融安全,即一国金融利益不受侵犯,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受破坏和威胁,金融体系能抵御各种金融危机对其的侵害。反之,当一国金融利益受到侵犯,金融体系不能正常运转,面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毫无抵抗能力,就是金融不安全。
雷家骕认为,所谓金融安全,主要是指金融领域能够通过利用各种手段抵御和消除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各种威胁和侵害,以确保正常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秩序。
3.对金融安全概念的再认识
从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概念已有的解释来看,要准确界定金融安全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金融的含义与主要内容。金融是既涉及货币,又涉及信用的所有经济关系和交易行为的集合,金融运行需要有一个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则是由金融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机制所组成。
二是安全的含义。安全是指在宏观上不存在威胁,在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安全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行为,如安全措施与安全机构。
三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始于冷战结束之后,而对
金融安全的研究和探讨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安全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将金融安全的概念进一步界定为:金融安全是指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在其金融发展过程中具备抵御国内外各种威胁、侵袭的能力,确保金融体系、金融不受侵害、使金融体系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的一种态势。
二、金融安全概念的内涵
为了准确理解金融安全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之间的相关性及重要区别。
1.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有密切的联系,但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金融风险是指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金融风险通常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风险。金融风险是金融行为的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是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就金融风险的本质含义是指金融资产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切金融活动之中。只要存在银行业的资金交易活动、存在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存在保险业务,或者说只要有金融活动,就必然存在金融风险。显然,金融风险的存在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状况。
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密切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构成对金融安全的威胁,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造成对金融安全的损害,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就是对金融安全的维护。但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安全又相互区别。金融风险主要从金融结果的不确定性的角度来探讨风险产生和防范问题,金融安全则主要从保持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威胁与侵袭来自何方及如何消除。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就是没有金融风险的状态,其实,金融风险不一定会导致金融的不安全。而现实的状况是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得好、运筹得好,那么在广泛金融风险中也有金融安全的态势。金融不安全并不等于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是与金融活动相伴生的。只要从事金融活动,就存在着金融风险。它的根源在于金融活动所必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因此,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金融不安全。
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大小与该国对外依存度的高低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即对外依存度越低,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金融安全的概念是相对的,只能将一国抗拒风险、抵御侵害的能力作为衡量金融安全程度的标准,也就是说,金融风险的大小、金融安全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如何,即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强,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小、金融安全程度就高;反之,如果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越弱,则该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低。显然,当一国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从中获得众多利益、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其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和压力的增加。
2.金融危机与金融安全
金融危机是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跌。
金融危机,即发生在货币与信用领域的危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金融危机的含义有多种表述,但最为代表性的是着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一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一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的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将其换成货币。这与金融繁荣或景气时的特征一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上涨而大量抛出货币,购置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一正好相反。金融危机可包括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市场危机与银行危机等具体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大多都是经济危机的征兆,金融恐慌是经济危机的初始阶段。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资本主义的这一基本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时,就会以危机爆发的形式来暂时强制性解决,使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的破坏。信用、货币和金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独立金融危机的存在,这是因为货币信用金融活动对于生产活动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迅速发展和投机活动的高涨,都可以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货币危机可以单独发生,金融领域也有自己的危机。
金融安全的反义词是金融不安全,但决不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有些学者将金融安全的实质描述为金融风险状况,而金融不安全的表现主要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并在事实上对该国银行体系、货币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国际收支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它往往包括全国性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等。这说明金融危机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它是金融风险的结果。
3.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
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安全,安全与危险是相对而言的。例如,对于市场基础良好、金融体系制度化、法律环境规范化且监管有效的一些国际金融中心来说,没有人担心金融工具创新会使银行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对于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十分脆弱的国内商业银行来说,新的金融工具带来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此,金融安全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金融环境所具备的应对能力的状态。
金融安全应当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这是因为,经济运行的态势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运行往往处在一种连续的压迫力和惯性之中。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银行会不断扩张信贷,其结果有可能导致不良资产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银行经营环境的恶化迫使其收缩信贷,从而又使经济进一步衰退。这种状况可用现代金融危机理论中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长波解释。因此,金融安全是基于信息完全和对称及其反馈机制良好的运行基础上的动态均衡,安全状态的获得是在不断调整中实现的。
金融安全是特定意义上的金融稳定。由于金融安全是一种动态均衡状态,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为金融稳定发展。但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在内容上仍有不同:金融稳定侧重于金融的稳定发展,不发生较大的金融动荡,强调的是静态概念;而金融安全侧重于强调一种动态的金融发展态势,包括对宏观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调整变化的动态适应。国外的学者在研究有关金融危机的问题时,更多地运用金融稳定的概念而较少使用金融安全概念。
4.金融安全问题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
金融安全问题的提出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是金融全球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金融安全问题是应对金融全球化负面影响的产物。尽管金融全球化具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但不可否认,金融全球化也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金融全球化蕴藏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其相伴的蔓延效应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效应和放大效应,国际金融动荡已成 为一种常态。因此,金融安全问题被作为应对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而提出,它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安全状态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经济独立。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受制于他国或其他经济主体,那么无论其如何快速发展,应当说金融安全隐患始终存在,也就无从谈起金融安全的维护。金融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统一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权,按发达国家水平制订的规则必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使其难以获得所需的发展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国际经济金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客观现实,促使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金融安全。
三、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与外在因素
1.影响金融安全的内在因素
一国金融安全状况如何、其金融安全程度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与市场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客观上的能力与主观上的感觉与态度是以用于减轻与处理危险的各种相关资源为后盾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别差异使各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与信心有所不同,从而影响各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也就有所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一国维护其金融安全的能力至少受制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
内在因素是指经济体系本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形势恶化,包括实质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
首先,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经验表明,如果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当局通常都是通过动用各种资源来控制局势、摆脱危机。可动用的资源有行政资源和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如动员社会力量、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等,但更重要的是经济资源,而且要动用大量的经济资源来进行救助。显然,救助能否顺利实施、信心缺失的弥补,都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
其次,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否与金融体系相协调,即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是否有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金融体系自身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如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状况、治理结构状况、内部控制制度状况等。
2.影响金融安全的外在因素
首先,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一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极大地影响着其维护金融安全的能力。如该国的货币是否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该国是否拥有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主导权。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不仅拥有相当健全的金融体系,而且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都具有极强的控制操纵能力,维护金融安全的资源极为丰富。在这些发达国家,即使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通常也不会扩展为全局性的金融危机,金融仍可以维持稳定发展。与发达国家的状况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处于劣势,无力改变甚至难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而且其发育程度低的内部金融市场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往往受到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金融安全发生了问题,往往会危及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稳定,甚至还会危及经济社会安全。
其次,国际游资的冲击。来自一国经济外部的冲击,特别是国际游资的冲击将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体系不安全的直接原因。从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来看,国际游资通常都是将已经出现明显内部缺陷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冲击的首选目标,特别是那些短期外债过多、本币汇率严重偏离实际汇率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首当其冲。国际游资通常采用的手法是:同时冲击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造成市场短期内的剧烈波动,实现其投机盈利。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市场的剧烈波动必然影响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市场恐慌,出现资本大量外逃,其结果导致汇率和股票价格的全面大幅度下跌。为了挽救局势、扞卫本币汇率,中央银行往往采用提高利率的方式吸引外资,从而进一步打击国内投资、恶化经济形势,使本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情况基本上符合这一过程。
四、金融安全态势的监测与预警
1.金融运行基本态势判断
金融安全既包括金融体系的安全(例如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资产的安全等),也包括金融发展的安全。金融安全所要求的是一种宏观整体上的安全、金融安全是动态发展的安全状态。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有几家金融机构在竞争中破产倒闭就认为金融不安全;是以偏概全;如果在某一时点上出现了暂时的金融困难,就认为是金融不安全,也同样是小题大做。从金融运行来看,金融安全只是其中的一种客观状态和主观能力状态。金融安全的对立面就是金融不安全,临界于金融安全与金融不安全之间的就是金融基本安全,而金融危机则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爆发结果,参见表1。
表1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
金融安全
无明显风险
各项风险指标均在安全区内,金融市场稳定,金融运行有序,金融监管有效,金融业稳健发展。
金融基本安全
轻度风险
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部分指标接近预警值;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低于10%;有正常的金融机构倒闭,但所占比重很小;货币有贬值的压力;金融运行平稳。
金融不安全
严重风险
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大多数金融机构有程度不同的不良资产问题,不良资产占
总资产比重超过10%;有较多的金融机构倒闭;货币较大幅度贬值;金融动荡、经
济衰退。
金融危机
风险总爆发
是金融不安全状况积累的结果,爆发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金融运行的四种基本态势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是金融危机,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动荡波及到了政治领域,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倒退和社会动荡。二是金融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泰国、韩国和日本等国的金融运行状况就是典型的金融不安全。三是金融基本安全,在此期间我国虽然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但经济金融状况基本良好。四是金融安全,在此期间美国经济运行保持良好态势,失业率、消费物价指数处在低水平,金融体系稳定。
2.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基本方法
由于金融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尚无完整的、准确性较高的研究成果,初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信号分析法。该方法主要是以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机理为切入点,研究影响金融安全的各种因素,考察其变化规律,分析导致一国金融不安全或金融危机的因素,据此制定应对策略和措施。
信号分析法首创于1997年,其后经逐步完善,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受重视的金融安全预警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临界值,当某个指标的临界值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被突破,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e。
在信号分析法这类方法中,典型的做法是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试图用模型将金融安全状态的转化解释为一组变量变化的结果,并且认为可以找到不同的安全状态和这些变量之间的量化关系。典型的模型有Frankel等人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以及Sachs、Tornell和Velasco等人的横截面回归模型。由于金融系统本身的复杂影响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在预测方面的作用变得十分有限。就实际效果来看,这两套模型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没有做出任何预警。目前理论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视,即用传统计量经济学模型预测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无效的。我们认为,信号分析法能够在事后判断对一国金融安 全形成威胁的主要原因,从而有利于管理者制定相应的对策。但是,由于信号分析不能给出量化的标准,就难以预测危机何时发生。而且,市场信心在决定金融安全状态转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同样的金融事件,由于人们的市场预期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很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信号分析法用于预测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2)概率分析法。该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并不考虑促成金融安全状态转化的具体因素和机理,只是根据历史上各种安全状态下某些经济指标的表现,制定一套指标,并通过一定的方法构造出度量总体风险程度的综合指标;二是利用模糊类比的方法,通过与历史数据相比较,对现实经济及金融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前者的代表是卡明斯基(Kaminsky),后者的代表是刘遵义。值得一提的是,刘遵义的模糊类比法(或称为主观概率法)因比较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而受到重视。在概率分析法中,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历史观察值或国际公认标准,拟定一系列安全状态临界值。对处于某个临界范围内的指标赋予相应的警戒值,并根据各个指标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的警戒值加权平均,即可以构造反映整体安全态势的综合指标。同样,由此可以得出综合指标的临界值表。根据计算出的综合指标,即可判断出一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状态,并可借助一定方法计算出发生危机的概率。一种计算公式为:Pi=SUM(AiBi)。其中,Pj表示第j月发生危机的概率,Ai表示第i项指标的警戒值;Bi是该指标的权重。选择合适的指标是建立可靠的概率分析预警系统的关键。这些指标必须能对各种影响金融安全的因素做出迅速、准确的反应。传统的概率分析只借助可以量化的指标,所以在具体应用时,一般是与情况比较接近、并且发生过金融安全问题的国家进行比较。实际上,这种情况相似中包含了大量定性描述的信息。例如刘遵义就是在比较了亚洲国家和墨西哥发生危机时的10项指标之后(这10项指标是:实际汇率、实际GDP增长率、相对通货膨胀率、国际国内利率差、国际国内利率差变化、实际利率、国内储蓄率、国际贸，！易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及外国组合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概率分析法可以明确指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可以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但是它也存在着缺陷,不能直接给出引致某些指标恶化的原因,难以据此提出应对策略;而且比较的标准是历史数据,对于新问题缺乏敏感性。尽管如此,由于概率分析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其成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
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需要先进的监测预警系统。因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市场日趋复杂,要从错综复杂的金融环境中理出对金融运行整体局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及其脉络决非轻而易举。但是,目前的概率分析技术过多地依赖量化指标,不能包含充分的市场信息,而且对金融安全影响重大的诸多因素中,还有许多因素是无法直接量化的,例如文化、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刘遵义教授的预测之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开放程度与某些拉美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许多定性指标能够用参照物替代。但是,在研究对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在各方面都很相似的参照国。例如,我国的经济体制与经济结构都处于转型阶段,如果单纯用量化指标就不可能对金融安全状态做出有效的预警。因此,在金融安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定性描述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王元龙:《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金融安全问题研究》《国际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4.梁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郑汉通:《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雷家骕:《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李翀:《国家金融风险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