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责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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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的构成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水利工程 法律责任 构建

一、水利、环保行政机关的环境法律责任构建

从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出发,建立健全行政职权、落实行政职责。实际上,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和责任,限于权利的分工,我们主要强调水利、环保行政机关环境法律责任。在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法制中,应明确加以规定。

1.建立健全行政机关的环保职责。应该在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法律中,将涉及执法水利工程项目的各个行政机关规定一定的环境保护义务,承担相应的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环保工作是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大家都管,而不是环保部门一家来管,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设有环保机构,都负有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相比之下,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还不够完善,除国家环保局外,其他政府部门环境管理机构还相当薄弱,与其所承担的环境保护任务不相适应,亟待加强和完善。

2.完善环境执法力度。由于执法者的环境法律意识不强,特别是很多地方领导为了水利工程项目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而干扰了环境执法。由于环保法律大多规定的法律责任要求不严,对环境违法者大多执行行政制裁,缺少严厉的刑事制裁条款,不能震慑违法者。重要的是我们要完善环境司法诉讼制度,对环境违法者提起司法诉讼,由法院进行司法审判,提高环境执法效力。

3.建立行政机关环境执法的监督制度。任何公民或团体都可提起环境法的诉讼,来保证水利工程环境影响程度最低。公民或团体不仅可以对违反环境义务的水利工程建设方提讼,还可以对未履行环保义务的行政机关提讼,以此来监督和推动国家行政机关环境执法力度。

二、水利工程建设各方的环境法律责任构建

水利工程建设各方的环境法律责任应该是一个相互监督的体系,但实际上却往往被水利工程建设单位一方操纵,忽视了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制。在构建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法制中,我们必须明确各方的环境法律责任,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1.水利工程建设单位环境责任。建设单位在水利工程开工前,应当就落实环境保护的措施进行全面系统的布置,明确施工单位的环境法律责任。详细编写《施工期环境保护规定》,要针对水利工程项目的特点,根据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具体编写环境保护条款,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对水利工程环境保护负主要责任,不能只是走形式、走过场,来应付行政机关的环境监督,否则,应受到严惩。在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法制中,对于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应设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对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应处以罚金。

2.水利工程设计单位环境责任。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水利工程建设环境要求标准进行设计,论证施工项目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防止因设计不合理而导致环境事故的发生。设计单位应当考虑施工安全操作和防护的需要,对涉及施工环境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注明,并对防范环境安全事故提出指导意见。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以及特殊结构的水利工程,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设计单位和有关设计人员应当对其设计成果负责。设计单位应当参与与设计有关的环境安全事故分析,并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

3.水利工程施工单位环境责任。水利工程施工单位根据《施工期环境保护规定》的各项条款以及水利工程施工合同的要求,负责施工期间所有的的环境法律责任,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环境保护全面负责。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和环境保护教育培训制度,加大对施工人员环保知识的宣传,提高环保意识。同时还要制定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对所承担的水利工程进行定期和专项环境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4.勘察(测)单位的环境责任。勘察(测)单位在勘察(测)作业时,应当严格执行操作规程,采取措施保证各类管线、设施和周边建筑物、构筑物的环境安全。勘察(测)单位和有关勘察(测)人员应当对其勘察(测)成果负责。禁止有损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行为。

5.水利工程监理单位环境责任。监理单位和监理人员应当按照自然环境法律、法规、工程建设合同的合同条款以及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项目要求实施监理,做好环境监理报告并对水利工程建设环境安全承担法律责任。监理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环保措施是否得当,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环境破坏情况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向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水利行政部门、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机构以及建设单位报告。

6.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环境责任。很多水利工程管理粗放,水平低,更谈不上实施现代化管理,造成了管理单位经济负担沉重、管理成本高,又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水利工程的维护管理,更谈不上环境保护了。我们要规范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法律地位,规范它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

法律责任的构成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权力主体 经济法 经济法律责任 分析

经济法中的权力主体即经济管理机关，推行经济法律责任就是针对当前责任落实在工作人员，而缺少对该机关的责任规范与约束问题。实践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促进机关权力执行效力，对其实施责任监督。通常将经济法律责任为4种，分别为义务、后果、代价、惩罚说；可统归到第二性义务承担层面。在这种否定性评价视界内，经济法律责任形态中，需要凸显出独立法律责任。简单讲，即要求在经济法中，使“权力机关”受到“权力监督”，并逐渐增加其社会监督属性。

一、经济法律责任价值及逻辑分析

权力主体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在经济法中表现较少。比如，在法律责任分类层面，预留空间小；再如，权威教材中认定“综合责任论”。探究原因，主要是经济法研究者受到法律责任4大类型划分的影响（民事、刑事、行政、违宪责任）。从构成要件方面观察，当前在责任中心主义、义务本位、权利本位中，经逐渐摸索已形成三位一体结构的“权利-义务-责任”关联性统一体。实质上，所谓综合责任论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有时会发生脱离、否定经济法的现象。因此，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关系转变成为“权利-义务-责任”关系后，并不利于经济法实践，不能在根本上使权力获得均衡性运用，也会对法治化建设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根据现状需要区分权利、权力概念；并将其公正、科学的应用在具备自身特质的经济法中；令权力主体-义务本位、权利主体-权利本位获得对接，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

二、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构成要件，要求符合违法行为、损害后果、主观过错、因果关系诸条件，但要有所界定。比如，在损害事实方面，当提出国家赔偿、补偿时，才可以尝试以此条件为构成要件；再如，主观过错条件就需要界定在主观-客观统一的前提之下；而且，需要注意损害事实条件成立时，必定会在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因此，违法行为是其基础条件，其它条件则需要对其加以界定并使其成为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构成要件。

从归责原则方面分析，前提是对分类归责、责任法定、责罚对应三个原则进行明确区分；在分类归责原则方面，主要考虑到市场、宏观调控两个方向。在责任法定原则方面，需要按照“预防大于事后追究”的思路，提前做好责任构成要件规范、程序化操作规定；并使其能够在合法、合理、公正层面行使权力；实质上要求在权力-义务、权力-责任之间达到平衡、统一。至于责罚对应原则，要求设置相关法律法规，并将制裁与责任进行对接（民事制裁通常无需如此）。

三、存在问题

目前，经济中权力主体的责任包括财产性责任（如《产品质量法》67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70条）、责令改正（如《预算法》75条）、消除影响（如《产品质量法》67条）、撤销许可（如《矿产资源法》47条）、通报批评（如《价格法》45条）。根据现行法律，结合现状，可以将经济法中关于权力主体的经济法律责任规定中暴露的问题归纳为三个。

比如，重嗬主体、轻权力主体。具体可以通过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两个角度分析诸相关经济法律，如上文提到的《矿产资源法》即缺少对滥发许可证的法律责任规定。再如，重工作人员，轻国家机关。从调制权的行使方面看，主体若为工作人员，只属于人，而不是经济权力主体；分析诸法律规定会看到，对于国家机关根本上缺乏相关经济法律责任规定，以及相关实施措施。还有，责任形式相对较窄，涵盖范围不全。如上文提到的关于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责任，按照当前责任可从财产-非财产两个面向划分。由于大部分为非财产性责任；因此，当实施责令纠正、退回，以及消除影响时，虽然能够推论得到最终受益者为权利主体；然而，对于没收所得却由国家实施保管。

四、建议

法律责任体系是法律制度实践的保障。因而，需要处理好负外部性-内部化、正外部性-内部化问题，与宏观调控权力主体经济法律责任问题。建议按照“主体-行为-责任”思路，在思路决定出路的原则指导下，做好对“溢流现象”的预防；并尝试部分受损者的国家经济赔偿行为。同时，对正、负责任需要共同推进，利用社会救助机制等措施，进一步体现出经济法中权力主体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应该将市场规制主体、非市场规制主体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危害共同纳入到经济法律责任范围内，促进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另外，需要尝试国家赔偿范围的拓展，将其与民生相关的问题进行具体对接。为了保障权力主体在经济法中的经济法律责任获得规范与落实，还应该匹配设置相应的社会监督措施；使其内部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中的社会属性表达时，必要打开社会监督的通道，让市场、社会化半自主机构与民众参与监督；全面保障其经济法律责任实践效果。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在经济法中对权力主体经济法律的研究及实践现状表明，权利主体的法律责任多于权力主体。因而，在构建法治化道路中，必要通过职能-责任的思考路径，使相关经济赔偿责任能够落实到权力主体层面；另外，需注重权力-义务之间的关系，以及比例设置；尤其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力主体两大主体中，按照公正、公平原则，重新思考权力主体在经济法中的经济法律责任，制定出细致、有效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徐晓兰，刘爱珍.论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基于经济法与民商法功能互补的视角[J].新视野，2013，（5）.

法律责任的构成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政法律责任，法学研究方法，法律学，规范

一、语义分析：被泛化了的行政法律责任

从一般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的角度看， 法律权利、法律行为和法律责任三者有机地构成了各种法律制度的本体要素，它们是对法律进行实证研究的重要范畴。以控制行政权力为基本功能的现代行政法亦以行政权力、行政行为和行政责任为基本结构，由此构成了“行政权力-公民权利”、“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和“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的基本范畴[1].对这些基本范畴的清晰诠释，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根基和起点。然而，作为行政法基本范畴的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在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学研究中却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其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或应负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根据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分类，其中包括行政主体的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人的责任以及行政相对人的责任；与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价值取向一致，学者大多将研究重点置于行政主体的责任，一般认为，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这种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不仅包括行政损害赔偿责任，在责任形式上，它几乎囊括了所有行政违法、行政不当及瑕疵导致的不利后果，行政行为的确认无效、撤销、变更均是重要的责任形式。更广义的行政法律责任甚至包括行政法律规范要求行政主体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履行和承担的义务，它包含了“岗位责任”和“行政责任”两个方面[2].这种责任观实际上将责任等同于义务，使责任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大，它更接近于大众语境中的责任涵义，例如，当人们说“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责任”时，实际上是指政府具有某些义务。

在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中，行政法上的责任与侵权法中责任是一致的，它的涵义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因其公务活动给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域外的行政法学著述以及行政立法几乎不用“行政法律责任”这一称谓，而是具体化为“行政损害赔偿责任”、“政府侵权责任”、“国王责任”、“联邦责任”等3，它们分别是各国（地区）国家赔偿制度中的核心范畴。

与域外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相比，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是一个包罗万象、被泛化了的概念，其涵盖范围的扩张导致其精确程度的下降。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法律学的发达程度往往取决于其基本概念的精确程度，法律学研究应该从最基本的法律概念的正确分析着手，而后才能着手构建理论体系，阐释某些基本法理。4就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而言，对行政法律责任这一基本概念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作出精确诠释是十分必要的。

“对一个概念下定义的任何企图，必须要将表示该概念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当作它的出发点”，5因此，语义分析是我们认识责任概念的起点。在现代汉语中，责任通常有两种涵义，一为“应尽的职责”，即“分内应做的事”；二为“应该承担的过失”。6在日常大众语境中，责任一词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即“义务”、“过错、谴责”、“处罚、后果”。日常生活中责任一词的含义具有包容性，根据场合，“责任” 可能仅指“义务”或“谴责”或“后果”，也可能包括“义务”和“谴责”双重意义，甚至包括“义务”、“谴责”和“后果”三重意义。7由于责任一词在大众语境中的多义性，法律学规范语境中责任涵义的确定应以此为基础进行选择。现代汉语、日常生活中责任的部分含义-“分内应做的事”、“义务”已被法律学中的基本概念“义务”所吸收，因此，法律责任的涵义应建立在责任的“剩余”涵义-“应该承担的过失”、“过错、谴责”、“处罚、后果”上。否则，就可能导致法律学中的两大基本概念-“义务”和“责任”的混同，从而使精确的法律逻辑、法律推理失去根基。中国行政法上广义的责任概念正是简单地将大众语境中责任涵义等同于规范语境中责任涵义的结果，忽略了法律责任作为规范科学概念的本质。

确定法律责任概念的语义，只是对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进行诠释的一个起点。通过前述分析，法律责任语义被确定在“应该承担的过失”、“过错、谴责”、“处罚、后果”之上。然而，这一分析结果仍然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个中内含了错综复杂、相互勾连的事实与价值。如，“过错、谴责”就涉及到价值评价的问题，即应当以何种标准判断过错或进行谴责：“处罚、后果”则可能与法律上的强制这一事实要素相关；而“过错、谴责”又可能是“处罚、后果”的前提。法律责任概念语义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无法象“权利”、“义务”概念那样成为法律学上的“元概念”，易言之，法规范语境中的责任概念可能由一系列在逻辑上相互承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而不是象权利、义务概念那样由几个相对独立法律关系“元形式”（法律关系的最低公分母）构成。8那么，在法律学的语境下，我们应当怎样诠释行政法律责任概念的这些复杂的内在构成因素？这关系到法律学研究方法的思考。申言之，法律学意义上对基本概念的诠释路径甚至关涉到这样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法学作为一门规范性质的独立科学，其“自治”或“自主”的根基即本体的研究方法是什么？9

二、方法：诠释行政法律责任的三种路径

刑法学者冯军认为，任何一种责任制度，如果完善的话，都应当包括“义务指定”、“归责要素”和“负担形式”三方面的内容。10冯军对法律责任构成要素的界分以一种十分明快的方式道出了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以认识论上的界分事实与价值为前提。自从英国哲学家休莫提出事实与价值的二元界分命题从而开创人类认识论的新纪元以后，近代法学出现了二者在学说上被分开的趋势（以休莫、韦伯、凯尔森、拉德布鲁赫等的观点或立场为代表，尤其是新康德主义的所谓“方法二元论”）。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法的构成要素界分为逻辑构成、价值和社会事实。责任制度中的“义务指定”主要指向责任规范的逻辑结构，即责任规范的适用以指定义务的违反为逻辑前提，并由此展开一系列在逻辑上相互承接的法律关系，责任在法的逻辑、形式意义上表现为特定的法律关系：“归责要素”指向责任规范中的价值评价，即应当以何种标准作出价值判断，使责任归属于违法义务的行为人，从而使责任制度获得正当性；而责任的“负担形式”则解决了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问题，（如赔偿的方式、惩罚的方式），指向责任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这也为我们阐释行政法律责任提供了基本线索。

1、责任关系：行政法律责任的逻辑形式意义

对行政法律责任逻辑形式意义的探究须运用传统分析法学的研究路数。分析法学在剔除了法律中的价值因素后，认为法律学的核心研究对象是实证的法规范，法律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法律家在法律推理、适用的过程中提供基本的认知模式，因此，法学研究的要义首先在于对基本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逻辑形式构造进行精确的界定。尽管传统分析法学对法律价值、社会事实因素的忽略遭到了后世学者的诟病，但它却为现代法律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合理内核”。在这种方法下，行政法律责任（而非道德上的责任、政治上的责任）的意义须从法律的形式意义上得以说明，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在于法律关系，这些相互链接的法律关系必须满足以下标准范式：1、在一个法律关系中，特定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设定的义务，即侵犯了权利；2、有权利则必有救济，由于权利被侵犯，必然导致另一个救济权法律关系的展开，责任的实现依赖于这个救济权关系的实现。在剔除了价值、社会事实因素后，纯粹逻辑、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就是这个救济权法律关系，亦可称之为责任关系11.这为我们展示了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核心结构，也奠定了法教义学意义上对行政法律责任的认知范式，从而将行政法律责任从道德责任、社会责任中剥离出来，成为法律学的基本概念。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行政法上的责任概念进行某些反思。许多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都是行政主体的责任形式。在法的形式意义言之，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所涉及的是行政行为效力要件的缺陷，这几种情形实际上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法律行为所意欲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在行政行为的内容在事实上被实现以前，并未构成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因此无法导致一个救济权关系的展开。例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定，实际上是通过一个行政处罚创设了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主体有权要求行政相对人缴纳5000元罚款，行政相对人具有缴纳5000元罚款的义务），如果该行政处罚被撤销，则意味着行政主体创设的这一权利义务关系的失败，只要行政相对人未缴纳罚款或被强制执行，这个被撤销的行政行为并未构成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犯。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实质上是对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法律行为进行设权活动的矫正和纠错机制，它们本身并不是责任的形式。这一认识和侵权法上的责任理论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将其视为行政法律责任的形式，那么，一个民事法律行为的无效也必然产生民事法律责任，从而引起侵权法理论的混乱。这种做法也与将行政法律责任定位为行政主体承担的“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的概念自相矛盾，难道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就一定对行政主体“不利”吗？基于法治的立场，我们可以说撤销或变更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是纠正了行政主体的错误，这无论对于行政主体、相对人或是社会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一个行政法律行为的效力要件是否具备，这是一个法律逻辑、形式层面的问题，它是“价值无涉”的；而“不利后果”或“消极性后果”则是一种价值评价。将这两者相混同用以阐释行政法律责任，在逻辑上是难以自洽的。

2、强制和责任方式：行政法律责任的社会事实因素

在逻辑形式意义上，行政法律责任的本质是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然而，逻辑并不是责任规范的全部，离开责任规范中的社会事实因素，我们将无法完整地解读行政法律责任概念。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与民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一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行政主体可以和行政相对人协商解决行政侵权损害赔偿，从而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救济，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通过行政赔偿诉讼实现救济。在法教义学的意义上，只有进入公力救济，在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保障救济权实现的行政救济法律关系才能被视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这和较为成熟的民事责任理论是一致的。12这涉及到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的诠释。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社会事实因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强制执行，在大多数场合，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影响和支配能力，强制执行这种迫不得已的制裁措施只是法律最后的选择。13例如，行政相对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法院判决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司法权的强行介入，此时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已转化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如果被告自动履行了判决内容，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仅仅表现为对被告的影响和支配力，如果被告拒绝履行判决，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才直接体现为制裁。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的强制作用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实力装置-通过事实上的对人的心理施加压力、影响或者直接施以物理上的力发挥作用的机制，它并不是规范语境中的存在，因此，它属于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

二是责任方式，在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责任人以何种方式实现责任的负担形式，这是法律责任制度中最为直观的事实表象。行政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和民事法律责任的责任方式基本一致，主要有停止侵害责任形式、恢复性责任形式和补救性责任形式构成。14而这些责任形式在实证法上又具体表现为赔偿、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

3、归责：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评价机制

上述研究路径在逻辑形式和社会事实层面上解决了行政法律责任规范的内在机理，但这仍然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人们应当基于何种理由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国家公权力强制介入某个法律关系为被侵犯之权利提供救济的正当性、合理性是什么？”这些具有价值评价性质的根本问题。因此，为了求得对行政法律责任规范完整的认识，导入某种价值分析的路径是必要的。行政法律责任的价值因素集中体现在归责这一要素上。在较为成熟的大陆法系刑事责任理论中，“特定意义的刑事责任”研究是对责任中价值评价机制的阐释。“特定意义上的刑事责任”是指行为的有责性15，它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在本质上，它是指法律基于特定的价值标准对实施侵害之行为以及支配该行为之主观心理状态所作的“道义非难”和“社会非难”。对这种评价机制中的价值标准的研究，就是刑事责任理论中“责任的根据”，这是对刑事责任价值本原的认识。当然，这种价值分析并不是哲学意义上追本溯源、形而上学般的追问，它必须立基于法规范的限制范围，以寻求价值标准的客观化。于是，刑法学导入“罪责”这一规范机制，从而使抽象的道义性、社会性非难转变为对行为人主观过错（故意、过失）的探究，实现了价值评价的客观化。在民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中，与“罪责”相对应的概念是“归责”，“归责”实际上也是法律责任规范中价值评价的客观化机制，由此产生的是民法、行政法中的“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方式。

在行政法律责任制度中，“过错责任”是其根本性的归责原则。“过错责任”的本质是一种道义性的价值评价，它是基于伦理的立场，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的否定评价。过错意味着行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恶，因而具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行为人因过错致人损害而承担责任在道义上是正当的。随着侵权法理论的发展，现代行政法上的“过错责任”出现了“过错客观化”的趋势，从考察行为人主观的心理状态转向考察客观的行为状态，行为若不符合某种行为标准意味着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可推定“过错”的存在。在各国行政法上，行政机关违反法定职责（我国行政法上的各类行政违法），均可作为判断过错的客观标准。

“无过错责任”是行政法律责任中的补充性归责原则。在各国实证法上，“无过错责任”具体表现为“危险责任”、“特别牺牲责任”等16，它们无不主张在责任的评价机制中，排除对“过错”的考虑，完全基于损害补偿等功利性因素进行归责。因此，以这种理论为根基的行政法律责任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论”，它所蕴含着的价值内涵可以归结为“利益均衡”，即在发生侵权损害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权衡冲突双方的利益，以达到合理的损失分配。

三、思考：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之研究方法

上述分析大致展示了规范语境中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完整的构造，从中折射出作为规范科学的法律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认知模式。笔者认为，西方法学与中国法学对行政法律责任认识的差异在本质上是研究方法的迥异。从总体而言，目前的中国行政法学对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认识是混沌的，她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作为规范科学的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一点在行政法律责任的阐释中尤其明显，一些学者往往将大众语境中的责任与规范语境下责任相混同，导致行政法上责任的外延无限扩大。上述分析也引发了一种关于行政法研究方法的思考，对于年轻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这或许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认为，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在通盘考虑法的各要素的前提下、逻辑中心主义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探究，又必须从构成它的“元方法”及其研究对象着手。

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律学。行政法现象由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组成。17从现象学的角度，还可对行政法现象作更为细密的分类，上述行政法规范、行政法意识、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关系与其他任何部门法现象一样，从本原上说，无不由价值、事实和逻辑三大要素组成，由此构成了行政法现象的“元要素”（也是其他部门法现象的“元要素”）。分别以这三个要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组成了法学所有的流派，并构成了完整的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成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元叙事形式”。法现象所包涵的价值因素是自然法学（或其他价值取向的法理学）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广义的社会法学则以法现象的事实因素为研究对象，它包括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历史法学等学科；法现象所包涵的逻辑因素构成分析法学赖以成立的基础。对上述法学三大流派的理解，应从本体论（Ont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两个层面着手。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看，分析实证方法、价值分析方法以及社会实证分析方法构成了完整的法学研究方法。

用分析实证的方法研究行政法学，应注重从逻辑和形式上分析实在的法律概念和规范，运用以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基础的系统而精密的法律分析方法，通过概念的分析与建构形成规则，通过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形成超越具体问题的形式合理性。如果没有这一点，行政法学将不成其为法学，因为作为法学者和立法者，尽可能地将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概括至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系统中，这是他们的天职，也是法治的要求。萨维尼指出：由一门严格的科学的方法所保障的确定性才能根除任意专断。以分析法学为主要方法的法律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出现是法治的内在要求，其社会功能在于对专制权力的制衡。18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分析实证方法是行政法学的本体研究方法，它使行政法学在知识上成为作为独立学科的法律学之分支成为可能。似乎是受到“重学轻术”或“褒学抑术”的古代学术传统的影响，当下中国的诸多行政法学者非常热衷于一些宏大叙事式的研究（比如，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法的范式转换、21世纪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等等），但在另一方面，作为行政法学根基和研究起点的一些基本概念（譬如，公权力、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行政责任等等）却未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得到清晰的阐释。如果说民法学者王涌倡导的分析实证民法学可以使相对成熟的中国民法学获得反思能力，改变无批判地继受他国民法理论、并“纠缠在一些抽象的他国法律问题之中”的被动局面，从而可能给中国的民法学研究提供“一个关于法律分析的一般方法论基础”，19那么对于根基不深的中国行政法学而言，分析实证研究路径的引入则可能为中国的行政法学殿堂打下坚实的基础和起点，因为对行政法基本概念、基本规范的逻辑、形式分析正是传统的分析法学方法的“拿手好”。20世纪初美国分析法学家霍非尔德对权利概念精致的逻辑分析至今仍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研究范式20，从中引出的“法律关系元形式”理论亦为中国行政法上一些聚讼纷纭的基本概念、基本规范提供了精致的分析框架。

法律责任的构成范文第4篇

公司的清算是指在公司面临终止的情况下，负有公司清算义务的主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等公司的状况作全面的清理、处分和分配，使公司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归于消灭，从而消灭公司法人资格的行为。公司除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外，其余原因引起的终止，均须经过清算程序。

一、我国公司清算制度的内涵

公司清算的主要内涵为：第一，公司面临终止的情况主要有解散和破产两种，解散又分为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清算可以分为普通清算和破产清算两种。第二，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是指基于自己对公司的资产享有权益或者基于对公司的重大管理权限而被法律确定为公司在终止事由出现时组织公司清算的义务主体，它区别于清算组，后者是清算主体在组织清算时，任命或者选定具体操作公司清算事宜的临时性组织，此为清算的实施主体。第三，公司清算的内容为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等公司的状况作全面的清理、处分和分配。主要查清公司的债权、债务，并分析债权债务的性质及收回和清偿的合理性依据，以回收债权，清偿债务，安置公司的职工，向股东分配剩余财产。第四，公司清算的目的在于使得公司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归于消灭，从而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

二、公司清算的意义

公司股东责任和公司责任的有限性使得公司法人制度成为了人类社会自步入商品经济以来最伟大的创举。但同时，这一法人制度的优越性也为恶意投资者利用，造成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损害相对方的利益。公司清算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最后一环，是终结公司法律关系、消灭公司法人资格的唯一途径，不仅保护股东的权益，而且保护广大债权人的权益，是清除公司法人制度弊端最锋利的武器。经过梳理清算程序、清理公司财产、了结公司业务、收回公司债权、清偿公司债务、分配剩余财产，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诚信才能得以维持。

三、公司清算中会计的职责

公司在解散清算过程中，除要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之外，公司资产的清理、公司债务的清偿、公司剩余资产在股东之间的分配等及其相应的会计处理是整个清算过程的主要内容。因此，公司解散清算的会计处理十分重要，会计责任重大。公司因破产、解散、撤销与其他原因停止正常经营，在宣告停业之前所进行的会计工作称清算会计。清算会计的主要工作是界定企业能够用于清偿债务的资产内容及价值、界定待偿债务、变现非现金资产、偿付债务、分配债务清偿后的剩余财产和支付清算费用。以上是公司清算中会计方面的职责，一般情况下显得更为重要的是公司清算中会计的法律责任，本文特别要论述的是公司清算中会计的法律责任。

四、公司清算中会计的法律责任

1、会计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在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设过程中，确定科学的归责原则是构建整个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基础。所谓归责原则，是依据法律确定的标准来确认和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规则，是确定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根据和标准。理论上，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类：一是主观归责原则，又称过错责任原则；二是客观归责原则，又称无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只有在基于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并且造成了损害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具体而言，就是有过错才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其实质在于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作为确定责任归属的根据，是一种理性自由法则。“因为个人已尽其注意，得免除侵权责任，则自由不受拘束，聪明才智可得发挥，人人尽其注意，一般损害亦可避免，社会安全得以保障”。简言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达到了法律和道德所要求注意的程度，其行为便无可指责，比如意外事件。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构成要件和最终要件，作为行为人责任范围的重要依据，有利于确定人的行为标准，协调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正。长期以来，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对会计职业人士基本上都采取了此原则，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求对有关行为进行社会性的价值评价，从而使行为的是非界限和责任界限得以明确划分，并有助于使应承担的责任形式和责任范围得到准确判定。

无过错责任原则，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这一原则，主要不是根据行为人的过错，而是基于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其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进入二十世纪后，无过错责任原则在会计职业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其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侵权法》的确立对会计责任归责原则产生了直接影响、公司财务舞弊与欺诈使社会提高了对会计职业的责任要求、会计职业履行职责的过程和质量难以为外界直观地观察等。

无论是会计的反映职能还是审计的验证过程，都存在大量的主观判断。会计职业活动的特点凸显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会计法律责任不合理的一面，即无过错责任体现了社会公众对会计职业行为及会计信息提供的“保证”的过高期望。此外，过错责任原则在规范会计行为的同时尊重了会计行为的相对自由，其所确立的会计法律责任起到了教育和预防作用，可使会计法律责任制度保持适度的弹性。因此，应选择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会计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2、现行法律对清算中会计法律责任的规定及其不足

现行法律对清算中会计法律责任的规定。第一，行政责任。《公司法》第205条规定，公司在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任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司法》第208条第1、2款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材料的，由公司登记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有关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吊销营业执照。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处以所得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吊销营业执照。

《企业破产法》第130条规定，管理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刑事责任。《刑法》第162条规定，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本罪在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即明知隐匿公司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会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而故意实施。过失如因疏忽大意造成资产负债表或财产清单的记载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构成本罪。《公司法》第216条、《企业破产法》第131条均作了相应的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民事责任。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司清算过程中的会计民事责任的规定寥寥无几。《企业破产法》第130条规定：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其出具的评估结果、验资或者验证证明不实，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外，在其评估或者证明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现有的法律在规制会计法律责任问题时，仍然带有较多的计划经济色彩，即往往比较重视行政及刑事的法律处罚，而轻视民事法律关系的调节，如前述《企业破产法》仅在第130条，用一句话提及管理人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至于如何承担却未说明。然而，公司清算的目的即是清偿债务、收回债权，此为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这就要求以民事法律来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各主体的利益，清算过程中会计民事责任的缺失导致受损害人的利益得不到实际的补偿，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3、会计法律责任的完善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民事责任将成为公司清算中会计法律责任的重要方式。在清算过程中，因过错造成公司财产毁损、灭失，或者私分、侵吞公司财产，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出具虚假清算报告，损害债权人或者公司股东利益的，则无疑会对债权人或者公司股东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清算实施主体违反委托合同约定，泄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被清算公司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信息，则构成违约，委托人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

法律责任的构成范文第5篇

独立审计责任构成结构有两层涵义：其一，指的是独立审计责任由哪些类型的责任构成及其有机组合；其二，是指各类型责任的构成与有机组合，我们称之为独立审计责任内容结构。本文基于前者进行探讨。

独立审计责任由哪些类型的责任构成的文献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1）英国的汤姆・李在《企业审计学》中将（独立）审计责任分为三部分：①法律责任，即对企业及其股东的契约责任；②道德责任，即注册会计师通过其参加的会计团体规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职业行为规范对自己的职业和同行应负的责任；③道义责任，即注册会计师对法律上未要求其负责的那些人（贷款人、供应商、政府机构和雇员等）负社会责任，这些人对审计意见的性质颇感兴趣并依赖之。刘明辉在其主编的《独立审计学》中持同样的观点。（2）《蒙哥马利审计学》将（独立）审计责任分为两部分：①审计人员的职责，指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应当履行的专业职责；②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指社会强制人们履行专业职责的一种手段。（3）谢荣在其专著《市场经济中的民间审计责任》将（独立）审计责任分为两部分：①职业责任；②法律责任。毛岩亮在其专著《民间审计责任研究》也持同样的观点。

上述众人的研究成果为独立审计责任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然而对于“独立审计责任为什么由所提出的责任类型构成及其各自的范围”似乎语焉不详。鉴于独立审计责任安排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独立审计的价值，本文考虑从独立审计价值实现过程着手研究独立审计责任结构，用契约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即从独立审计契约履行的角度着手研究。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不完全契约事项导致契约发生争议时，独立审计契约的履行需要合理的履行机制作为其执行基础，而在不同的履约机制中独立审计人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因此通过对独立审计履约机制研究来解决独立审计责任结构问题，不失为合理研究思路。

而独立审计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契约”，作为“监督经营者对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遵守和对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的适当行使”的“外部权威”，可以理解为主要涉及审计委托人（投资者）、审计人、经营管理层和监管机构四方的契约。独立审计契约履行机制主要是依靠法律惩罚的强制履约机制与私人惩罚的自我履约机制，由于责任是义务与制裁（惩罚）的桥梁，因此与之相应，在不同的履约机制中独立审计责任的类型自然不同，前者对应于法律责任，后者则对应于道德责任。

二、独立审计契约的强制履行机制与法律责任

独立审计契约的履行需要依赖法律的权威与裁决，不容契约参与者对法律权威展开谈判，因此独立审计契约的强制履行机制实际上主要是指一种法律机制。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法律是一种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其机理在于法律本身也可以通过博弈形成，因而法律既可以通过改变博弈结构如当事人的选择空间、收益函数来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也可以通过不改变博弈本身来改变的均衡结果，这主要是通过改变个人行动的预期来实现的。然而，法律本身作为一种不完全契约，当将其作为其它契约的强制性权威时，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其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司法部门有一个适当的出发点，就此而言有两种竞争性的法律契约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要求。传统法律契约理论认为，法庭在对注定是不完全的契约进行裁决时，所强调的是提供“公正”的契约条款来填补契约的“空隙”。而法和经济学理论则认为，法庭作为裁决方不应该直接以公正性作为判断标准，而应该在考虑缔约各方签约意图的基础上，以减少交易成本、签订经济上有效率的契约为前提。尽管出发点的不同，对法律强制机制的功能及其效率的认识就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法律机制作为独立审计契约的强制履行机制，无疑需要对公平目标与效率目标两者加以适当兼顾。独立审计法律责任中的“深口袋理论”逻辑便是基于公平目标的考虑，而1995年12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所确立的用“公允份额”的比例责任系统替代连带责任规则，则体现了效率目标的回归。

法律机制的功能服务于契约法的基本目标：是各缔约方能实现其私人目标，其基本原理就是通过强制履行契约来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并由此而协调相互之间的行为，其具体的作用机理就是违约赔偿条款的运用，当然这首先需要辨别独立审计契约能否被强制履行，一般而言如果契约当事人违约是因为受到另一方的强迫、意外事件使得契约不可能和没有必要而不能有效履约，那么法律上就不可强制履约。一旦独立审计契约通过司法辨别可以被强制履行，就需要对适用的违约赔偿机制进行选择。当违约损失易于判定且违约影响范围较小时，补救赔偿是适当的，它适合于违约“私害”的赔偿；当违约损失不易判定且违约影响范围较大、时间较长时，通过“禁令”形式的衡平赔偿就是适当，它适合于“公害”的赔偿；而当违约性质恶劣、易于造成对法律权威的藐视或挑衅及对后续性契约行为有不良的导向性影响时，超额赔偿机制就是适宜的。对于独立审计契约而言，通过业务约定书（私人契约）而对客户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损害赔偿适合于损失补救赔偿机制的强制执行；而从公共契约来理解独立审计，对于独立审计承担的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其损害赔偿则适合于衡平赔偿机制（禁令形式）强制执行；当然两者都有可能受到超额赔偿机制的制约而被强制执行。这为法律惩罚（赔偿）尺度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法律机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独立审计契约履行机制，其功能在于提供一种契约争议私下解决的参照物，而并不是非要直接参与独立审计契约纠纷的调解不可，其效率也不在于直接带来多少履约成本的节约，而在于因其威慑和参照系统的作用而减少了多少本来需要在法庭解决而实际上在法庭外就解决了的独立审计契约纠纷。因此，我们认为：独立审计契约强制履行机制中为法律惩罚提供依据是独立审计法律责任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威慑和参照系统加快传递信息、形成一致预期则是独立审计法律责任一个最为重要的作用。

三、独立审计契约的自我履约机制与道德责任

与一般契约一样，独立审计契约的自动实施，需要其本身必须是各缔约参与方通过博弈所达成的处于纳什均衡状态的契约。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研究表明：如果一项契约或协议不能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动实施，因为纳什均衡意味着，给定其他博弈参与方都遵循契约或协议对每个参与方规定的行为规则，某一个参与方就没有积极性去背离它，否则其利益将受损；反之，假若一项契约或协议没有处于纳什均衡状态，那么至少会有一个参与方违背这个契约或协议而使其福利得到改善。这意味着，独立审计契约只有处于纳什均衡状态或接近纳什均衡状态时，才能在不需要外界力量直接参与的前提下自动实施，同时也意味着，此时的纳什均衡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的境界，遵守独立审计契约所确定的契约当事人行为规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具体来说，正如张维迎通过构造一个简单重复博弈模型研究所显示的，独立审计契约自我履行需要具备如下四个作用条件：“博弈必须是重复的，或者说，交易关系必须有足够的概率持续下去；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或者说未来收益的贴现系数足够大；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能被及时观察到；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对交易对手的欺骗行为进行惩罚。”

独立审计契约强制履行机制依靠法律惩罚，而自我履约机制则需要借助于私人惩罚。由于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对于交易者来说，搁置未明确说明的契约条款而只依靠一个私人机制是可能的。行使私人自动实施机制的交易者利用交易者的力量和专用性投资，当观察到交易伙伴在违反契约条款主旨时，施加私人惩罚，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Benjamin Klein，1990）：一部分是直接与交易者交易关系终止有关的未来损失，在给定交易者专用性投资无法收回的情况下，终止交易关系的威胁意味着一种潜在的资本损失（机会成本，等于从专用性投资那里得到的贴现值）；另一部分私人惩罚是与交易者在市场上的声誉贬值有关的损失，违背契约的前科在将来由交易者处理同此交易者的关系时考虑到。这种市场声誉效应无疑将导致该交易者未来做生意时的成本增加。私人惩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把私人履约资本成本强加在企图欺骗、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交易者身上，它实际上界定了契约关系的“自我履约范围”。由此可见，自我履约机制的作用机理在于利用私人履约资本进行私人惩罚以保证履约，在此私人履约资本的大小决定了私人惩罚的范围，而不需借助第三方强制力的私人惩罚则是实现自我履约的手段。然而私人惩罚不能“师出无名”，必须要有惩罚的依据，这正是独立审计道德责任产生的原因，于是不需要具备强制力的道德责任应运而生。正如法院强制力的存在使法律机制成为可能，而法律责任则为法律惩罚提供了依据；同样私人履约资本的存在使自我履约机制能够得以实现，而道德责任则为私人惩罚提供依据。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