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概念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乡村治理概念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乡村治理概念范文第1篇
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
贺雪峰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村庄治理模式,即村治模式,是华中乡土学者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路径探索。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村治模式研究丛书》(16本),可算作这一学术路径的阶段性成果。丛书作者分别选取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等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驻村调查百余天,从生产生活、弱势群体、村庄政治等角度进行了深入调查。单就16本书的经验材料本身来讲,丛书就是一个不小的学术贡献,是对转型农村社会的一次素描――“描绘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另外,丛书的出版代表着农村研究“集体学术”的进展。作者均出自一个团队,怀着同样的理念,同样的学术进路。丛书不是16本调查报告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学术理念的集体表达,是一个学术团队集体发出声音,是对村治模式研究的多套经验阐释。其中,贺雪峰所著《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一书,在叙述村庄经验的同时,对村治模式的缘起、研究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很好的阐释。
一、村治模式研究的缘起
村治模式研究不同于普通的农村田野调研,不是要理解一个村庄,而是要理解中国80%村庄的80%现象。这样的学术抱负自然不能通过“普查”来实现,而只能寻找一种方法,通过广泛调查对中国农村进行区域化、类型化的解剖,或者说是要找到一条路径,对中国农村进行结构性的理解。
在《自序》中,贺雪峰讲述了村治模式研究的缘起。在从事“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过程中,日益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农村极其不均衡,相同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区的村庄会形成不同的过程、机制和后果。中国农村不能一刀切(非均衡性),这虽然几乎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集体共识,但是非均衡性的深层原因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伴随着调查的深入,研究者发现,乡村治理形态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村庄治理逻辑的不同,必须对“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进行讨论。
探讨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就需要对村庄进行一个整体性考察。不是关注家庭结构、老人赡养、村庄舆论、派性宗族等个别现象,而是要把这些小专题放在一起来理解,通过对村庄秩序的总体性考察,揭示复杂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样的调研成果就类似于一个相对翔实的民族志报告。通过村庄经验的总体性意义来呈现村庄的内在机制,进而呈现村庄治理的逻辑。
但另一个问题出来了,是不是1000个村庄有1000个逻辑呢?还是有些村庄治理具有逻辑上的相似性?村治模式研究就是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即在呈现个案村庄社会基础和治理逻辑的同时,对个案进行比较,进而将治理逻辑类型化,形成关于村庄治理模式的讨论。
村治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研究策略,同时也是一种调查写作方案,调研者有统一的调研提纲和写作框架,便于不同村庄的资料具有可比较性。这种调研方法与纯粹的人类学对村庄的理解方式不同,是中度调查,不太追求村庄个案的绝对精细化,而是要通过1―3个月的调查呈现出村庄的结构性特征。之所以不是特别注重经验的绝对精细化,是因为在村治模式研究中,比较的不是具体现象,而是逻辑,比较的是村庄各种结构性因素、事件和治理机制的异同。
二、村治模式研究的路径
在村治模式研究过程中,存在以下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选取某一个专题或视角,结合不同村庄经验进行比较,理解和呈现村庄治理逻辑的差异性。本书共列示了20个专题:家庭结构与老年人地位;妇女地位及其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农民的闲暇时间及其社会交往;人情往来;红白喜事及其仪式;村庄中的竞争;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地方性规范与地方性共识;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公与私;积极分子与消极分子;村庄公共事务的“搭便车”;土地调整;农民负担、村级债务与农村上访;等等。这些专题,都是在长期农村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对田野经验的问题意识,即以某些标志性事件为切口,剖析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同时强化对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认知。这正是本书导论中《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以在全国九个农村地区调查为例》一文的问题意识和主要内容。
第二条路径:立足一个村庄,做一个相对翔实的调查报告,生动呈现村庄治理的逻辑,形成一个模式表达,同时在其他报告的比较中获得意义。书中九个村庄村治模式报告的写作就属于此条路径,不仅仅是关注村庄治理,还要特别关注村庄治理的社会基础,涉及对村庄政治社会诸多面向的结构性理解,重点关注以下系列主题:
(1)社会关联――家庭结构、分家模式、纠纷及其解决、行动单位、公与私,等等;
(2)生产生活――村庄历史、自然环境、聚居类型、种植结构、闲暇生活、副业、打工经济、电视下乡、人情,等等;
(3)村庄政治――派性、上访、乡村债务、农民负担等,乡村关系,等等;
(4)意义世界――生育观念、面子竞争、丧葬习俗、自杀,等等。
虽然一些问题在第一条路径中也曾涉及,但是此处更关注村庄经验的总体性意义,理解其关联性,进而呈现个案本身的逻辑,呈现乡土秩序的基本特征。这种村治模式的报告,信息量较大,并没有过多的宏大理论解释,而是力图呈现村庄经验的逻辑自洽性。所谓的村庄经验的逻辑,意指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是逻辑性地关联在一起并彼此作用,例如农村老人的处境与代际关系、兄弟关系、村庄舆论等命题紧密相关,村庄治理与宗族、派性、选举和乡村关系等主题高度关联。理论可以呈现经验的逻辑,根本原因在于经验本身是自洽的,可以自我阐释。经验研究的最高境界是用经验来理解经验。村治模式报告的写作,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农村经验的内容和意义,进而理解村庄经验本身的逻辑和作用机制,这是村治模式研究的重要环节,是村治模式研究的基本功。
第三条路径:将诸多模式进行比较,建构更大范围的模式概念。“村治模式不仅存在具体的小区域差异,而且存在大区域的差异”,而这正是书中关于“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讨论。只是这里要强调,村治模式类型化的标准不完全是“地理区域”。虽然地理空间的不同导致南北方农村的种植结构、社会关联方式、国家权力渗入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但是村治模式类型化的根本标准是村庄治理逻辑的相似性。所以书中“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的划分并不是地理空间的简单表达,而是依据“离中央权力的远近、地方性规范、开发时期”三个因素对村庄治理逻辑的一种类型化理解。或者说,可以算作是更大范围村治模式的类型建构。
三、村治模式关键词
所谓的村治模式关键词,就是理解村庄治理的关键概念。
一方面,在村庄从事调查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会有一个或几个因素或事件,它们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中非常惹眼,影响着村庄治理的诸多面向,主导着村庄治理的逻辑。如贺雪峰在湖北荆门调查时发现的“原子化”,在关中调查时发现的“户族”,在河南安阳调查时发现的“联合家庭、门子与宗族”,在安徽中部调查时发现的“村民组”,徽州宅坦村的“积极分子”。以“积极分子”为例,安徽宅坦村虽然也有“原子化”的特征,但是在村庄中却活跃着一个由退休人员等组成的“积极分子集团”,他们成立了“公益事业委员会”,还刻了公章,积极行动,使村庄治理呈现为非原子化的特征。积极分子,构成了理解宅坦村治理的关键词。从这样的一些概念出发,就可以很好地理解村庄社会结构和村庄治理的逻辑,进而概括村庄治理的模式。
另外一方面,在超出村庄个案层面,还可以发现一些概念具有更大范围的比较意义,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是一个比户族、原子化、联合家庭、宗族更高一级的关键词。其中“行动单位”探讨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将农村社会关系的特征概括为“差序格局”,意指中国农村社会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且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但是现实中,不同层次的“波纹”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从核心家庭出发,并不完全是越来越弱,而是在某一个层次表现出来较强的一致行动能力,影响着村庄治理,表现为村庄水利、红白喜事等事务中合作的形成,以及团结一致政治行动的发生,表现为选举中的派性、上访等等。影响“行动单位”的关键因素是“农民认同”。虽然家庭核心化是农村家庭结构变迁的整体趋势,小家庭构成了利益的坚固堡垒,但是除了“原子化”村庄外,我国其他农村地区存在一个超出核心家庭的认同单位,在黄淮海地区和安徽阜阳表现为小亲族,在关中表现为“户族”,在赣南表现为“宗族”。“认同”建构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行动单位”,进而影响村庄治理的形态和模式。
以“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一村治模式关键词为视角,利用“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等概念,可以建构一个区域比较的村治模型,进而对生育观念、非正常死亡率、住房竞争、老年人地位、村内纠纷等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区域比较分析,概括出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基本特征。
四、结语
如果说“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关照代表着纵向对社会变迁进行考察,那么村治模式研究则代表着横向对不同区域农村社会性质及其差异原因的关照。如果说先前以政策、法律的实践为视角来理解村庄治理的区域差异,那么村治模式研究代表着视角从外部到内部的转换,即关注已经不是差异本身,而是差异产生的原因。这种原因不是仅仅在外部,还扎根于村庄内部,是村庄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同地区村庄治理的面貌的特殊性,即村治模式。
正像贺雪峰在后记中所表达的:村治模式研究“是一项探索,是经验研究的探险”。在笔者看来,村治模式研究最根本目的并不只是要建构出符合区域治理特征的“模式”――这只是一个过程,关键是要找到一条可操作的路径,对广大的、非均衡的中国农村进行理解。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苛刻地追问模式准确性及其代表性问题,而应该深入理解这样一种学术路径所蕴含的农村经验研究的战略意义。它不仅为区域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还能在区域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一些关键词、关键概念。他们均来自村庄,仿佛从田野中生长出来一般,充满了本土气息,对本土经验很有解释力,为理解中国农村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和框架参照。
乡村治理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生命支撑系统；规划内容
Abstract: The Village Living environment faces a huge threa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soil erosion, the uncontrolled spread of land for construc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smart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elaborated the concept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principles and contents of the village green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aimed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een infrastructur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people，natural，social”.
Key Words: Rural Green Infrastructure；Life-support system；Planning content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09年第46届IFLA大会主题为“绿色基础设施：高性能景观”，定义了风景园林的生态意义。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农村进入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在物质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乡村却进入了生态恶化的尴尬境地。基于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和生态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本文研究村庄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着重恢复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绿色基础设施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全新的认识和尊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概念辨析：乡村绿色基础设施的内涵
相对与“灰色基础设施”（Gary Infrastructure，常规工程规划的道路、机场、桥梁）而言，绿色基础设施（Green Infrastructure，简称GI）的定义为：具有内部连接性的自然区域及开放空间的网络，以及可能附带的工程设施，这一网络具有自然生态体系功能和价值，为人类和野生动物提供自然场所，它们总体构成保证环境、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框架。它的核心是由自然开放空间来控制城市形态，创造健康的人居环境,凸显了自然环境的“生命支撑”价值。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片面追求城市化速度不断的“大拆大建”，乡村基础设施配套落后，使得水土流失，乡野和自然开放空间不断减少。任其发展下去，将有悖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乡村是快速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的主体。而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之路，恰恰是破坏了乡村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真正基质。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包括生产性绿色基础设施和生活性绿色基础设施，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是生活性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它包含土壤、水道、湿地、森林、野生动物栖息地及自然区、绿色廊道、森林以及对人民健康和生活质量有所贡献的荒野及其它空地等。在我们进行灰色基础设施建设之前，应该宏观的进行更具建设弹性，前瞻性和主动性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变被动建设为主动保护。
乡村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框架
2.1乡村土地整治规划
土地整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对耕地、水体、乡村建设用地、林地等进行综合治理，改善土地利用的结构，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过程。2010年底，国务院47号文件为促进乡村土地整治提出“以耕地面积增加、建设用地减少，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为目标，规范推进以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为内容的农村土地整治示范建设。”。我国乡村的土地整治有了一个新的目标: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乡村土地整治不仅包括田地，更包括生活空间和生态环境。①保护：保护具有景观生态意义的生态斑块，如林地、湿地、动植物栖息地、自然水体等。保护乡村人文景观，充分认识地域文化和村庄特色的保护和管理的意义，对有景观价值的住宅和村庄风貌予以更新。②改造：通过生产性活动目的性的进行生态性建设，如河流堤岸的生态化改造，乡村垃圾的一体化处理、地表灌溉等。③塑造：塑造新的生态景观，如建立生态绿色廊道的道路廊道、建造防护林、建设分散的生态斑块等。
2.2乡村水环境治理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随着大量的公路等不透水区域的迅速蔓延，加上乡村绿色植被的减少，导致河流和地下水位下降，乡村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减弱。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村庄建设之后已经将乡村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上，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并辅以人工措施来保护乡村本底的自然景观，为我们提供了案例借鉴。如韩国的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澳大利亚的水敏城市设计，日本的乡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等。
乡村水环境治理包括乡村河流景观治理和乡村雨水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内容。乡村雨水绿色基础设施利用自然环境并应用人工模拟自然生态方式，通过生态技术手段，治理乡村水环境，提高应对洪涝灾害的能力，实现乡村水体的良性循环。如雨水收集净化装置，渗透性道路铺装，植被浅沟等措施。乡村河流景观治理则主要是针对乡村现有的河道景观，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方式：滨水生态景观带，滨水绿道，对堤岸进行生态化改造等，在较大范围层面上则可以采取设立自然保护区，生态湿地公园，建设区域性生态走廊等方式。
2.3乡村绿色空间网络建设
乡村绿色空间网络是由“网络中心”（hubs）和“连接廊道”（links）组成的自然开放空间系统，包含了各种尺度的生态和景观要素，如绿道，国家森林，公园，农场，森林，湿地，岸线等。网络中心为动植物提供源地，链接廊道用来连接网络中心，使得整个绿色基础设施系统网络化，恢复生态的连续性和网络性，并且为乡村建设提供空间框架。通过对规划区内景观生态环境的调查和评价，确定土地整理需要达到的景观生态目标，构建集生态、景观、游憩、风貌和文化于一体的乡村绿色基础网络。
3、结语
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包含了各种天然和改善再造的生态景观要素，它将乡村生境保护和城市化进程有机融合，是乡村未来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快速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大背景之下，一旦乡村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理念被广泛应用，它所产生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张秋明.绿色基础设施[J],2004(7):35-38.
[2]沈清基.《加拿大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导则》评介及讨论[J].城市规划学刊.2005(5):98-103.
乡村治理概念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当前，在金融危机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要害角色。乡村旅游能否长远地抓住当前的发展契机，本项目组认为乡村旅游应该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详细说来，应处理好乡村旅游本身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乡土性与现代性；二、物质性与精神性；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最近，国家旅游局对外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033.19万人次，同比下降4.42%；过夜旅游人数392.44万人次，同比下降10.8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27.69亿美元，同比下降18.99%。作为弹性消费品，旅游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密切，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旅游消费较为旺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全球旅游市场正进入寒冬时期。但是，整个旅游市场并非铁板一块，根据《经济日报》2009年2月1日的报道，乡村旅游正成为居民欢度春节的重要选择。许多乡村旅游点、温泉度假地、滑雪度假村等预订爆满。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要害角色。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央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导等不同功能，是非凡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详细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重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伍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治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重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重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要害。假如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要害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要害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造，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重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治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治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假如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治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乡村治理概念范文第4篇
一、家族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影响及其复兴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散漫、和谐的自然社会。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减弱，乃至消失。”创造性地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认为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不同，西洋社会是团体格局，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家族组织的社会功能。费正清认为：中国“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祖传的某些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他将家族制度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中西社会的重大区别之一。
家族组织在历史发展中，曾一度因为国家威权统治的强化而几近消失，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制度的瓦解，国家对农村的强有力控制开始减弱，原先由集体组织强有力统治的社会资源分配开始转向市场和其他分配途径；而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家庭推向了生产的前沿，成为农村经济生活的主体。家庭在经济上的主体地位，必然会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王沪宁指出：“的推行，改变了整个社区生活的组织结构，家庭作为第一环境承担起生产、生活、培育后代的主要功能，在第二环境则由乡村之间、亲属之间、邻里之间的联系取代，而且，第二环境对不同主体作用的功能差异显著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重重困难依靠单个家庭难以解决，亲戚间的互助便成了发展生产、扶弱济贫的必需。面对求助组织乏力的情况下，人们转而求助有一定血缘关系的家族就成了必然。
二、家族资源对农民生活场域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
1.一个自然村形式上就是一个宗姓家族
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村落家族往往是宗姓群体的族居。其特点是整个自然村只有一个姓氏或有一个主要的姓氏。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地域居住特点，使得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里，村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整套法制以外的风俗习惯，规范着彼此的行为，延续着乡村的发展。农民的人情交往活动就是农村人际关系的主线。人类学者指出，农村礼物交换以互惠为基本原则。但笔者调查，在很多情况下，赠礼是对被赠方社会地位的一种承认，而其经济地位位居其次。即使经济状况数一数二，但其在村民心目中若违背了村民一贯遵守的习惯，村民也将其排斥在生活圈外。这更加印证了乡村认同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乡村传统和习惯。而且我们也发现，到目前为止，一些家庭纠纷与邻里矛盾，依然靠德高望重的长者或中人来调解，俗称“说事”。
2.一个宗姓家族在实际生活中依赖性较强
有调查显示，在被调查对象的农业生产中，几乎每个村庄都存在着亲族内部生产合作的现象，有的是已分家的几位兄弟合伙购买一头牲畜，轮流喂养，共同使用；有的则是已经单过的几个兄弟家庭在播种、脱粒、收割和农忙季节共同劳动；在个体、私营企业和个体承包的村有企业中，也存在着普遍的亲族合作现象。
由此可见，乡村中的血缘关系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其历史因素也是推行乡村政策所无法超越的。实际上，村民在没有国家权力介入的前提下，以独有的农民理性已经找到成本低廉的组织资源，这不但尊重了既存的血缘因素，更能满足村庄发展互助的需要。因此，在现实条件下，要加强乡村治理，推进村民自治的实际功效，我们就不得不审视我们所掌握的各种可利用的成本比较低廉的、集聚权威和组织于一身的资源。村民委员会难于自主运行，专业技术协会的附庸性又难以独立摆脱行政控制行走，而家族能够带来人们的认同，因此，如何改造和利用家族就成为关键。
三、整合利用家族资源的构想
家族的复兴其实并非简单的传统回归，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成长和扬弃，血缘因素的影响较之以前大大减少，并倾向于某种互质。宗族的重建和转型，不但有可能导致血缘因素在中国现代农村生活中以新的形式继续起作用，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推动并提高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和有序程度。
1.对于家族资源的消极影响。基层政府应积极行政，充当引导和监督角色，扩大民众参与，提高治理的民主化程度，通过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来克服家族随意性的缺陷。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民主意识将逐渐觉醒，他们必然会提出进一步的民主管理和政治参与要求。农村治理特别是基层政权的治理应预见和顺应这种要求，提高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可以让农民在广泛参与时，选出能带领自己致富的当家人，如经济能人，这就等于合理利用了乡村社会资源；同时，也可以抑制乡村社会资源因权威性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专制。
2.逐渐把农村治理导向制度化。决策和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保证农村社会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家族资源的一个致命缺陷，正是政治运作过分依赖个人权威的能量、品质和作用，难以保证决策和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从长远发展看，要保持决策和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仅仅依靠领导者个人的素质是不够的，更重要地是要依靠制度建设。在当前，至关重要地是要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尤其要重视建章立制，努力以政治制度化的方式逐渐将农村基层治理导入制度化轨道。
乡村治理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公共安全；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020 — 02
城乡结合部是我国城市化大背景下一种特殊的地域结构，是城市环境向农村环境的过渡地带，是城市功能和农村功能相互渗透十分活跃的地区。城乡结合部具有过渡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它是城市和农村管理体制的交错区和真空区，城乡结合部一度成为了“不管部”。由于其人口、经济和社会构成的多元性，使得大量危险性因素滋生，严重的威胁着该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建设。安全是人的基本需要，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建设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城乡结合部的定义及其特征
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始于20世纪，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于1936年最早提出了城市边缘区的概念，随后普里奥把赫伯特的地理概念发展到社会概念，进一步提出了乡村——城市边缘带地的概念，这表明外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独特地域发展情况。我国的学者讨论和研究这种地域差别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城市边缘带”、“城乡结合部”、“城乡交缘带”、“城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等概念。而“城乡结合部”比较准确的表达了这一地区的含义，即是指城市与乡村两个社会基本组织形式在空间分布上的过渡地域，是城市扩张过程中已经开始城市化但还未完全融入城市体系的农村地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过渡性。城乡结合部在地域上是城市和农村的交错带，在经济和社会要素的组成上具有城市和农村的双重特点，其形成过程是渐变和过渡性的。二是动态性。随着城市的动态发展，城乡结合部也由城区向农村扩展，城乡结合部位置的动态变化，导致其人口和经济等诸多要素也呈现动态发展趋势。三是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其地理环境上，兼具城市和农村的地形地貌；其次是人口构成上，既有农民，也有居民，还有大量的流动性人口；再次是经济和社会环境构成上，多以服务业和小手工业为主。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共安全所受威胁表现
公共安全是指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共财产安全。当代中国正处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风险社会”阶段，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城乡结合部由于其特有的性质，在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严重的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特别是在公共安全方面更是对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受人为因素影响的事故性灾难日趋高发
一方面，城乡结合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限制，不宜发展大型企业或高端服务性产业，从而使大量中小型企业依靠城市经济圈的辐射效应快速发展，这些企业规模小、技术低、管理差，导致事故性灾难发生的人为因子大量积聚；二是随着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之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地租相对城市较低廉，基础设施较农村地区较为完善，大量落后的产业迁移到此地区，诸如烟花爆竹厂、灰石长、垃圾废水处理厂等。这些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更容易忽视基础安全设施建设，而员工由于自身的素质较低，安全意识也相应较低，于是，在突发的事故灾难中，企业和员工不能及时进行自救，这不仅给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员工的生命带来威胁，更是威胁到周边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事故频发
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纳入国家规划建设当中，许多道路都是由当地居民自行建设，且多为单行道，路面没有用混凝土进行平整，路旁没有任何的交通安全标志。在道路上行使的大多是农用车辆、摩托车、三轮车等机动车辆，这些车辆的性能较弱，大多数没有牌照，驾驶人员的技术落后且安全意识缺失，在复杂的路况下交通安全事故多发，而事后的解决办法大多是私了，没有上报有关交通管理部门，因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三）公共卫生安全矛盾逐渐凸显
一是城乡结合部的排污设施不到位，公共卫生条件差。城乡结合部居民区没有接通市政排污网络，排污管道多是由当地的地下沟渠改造且没有专门的疏通机构和人员，加之企业排污设施与居民排污设施混杂在一起，排污能力有限。二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医疗机构和设施缺乏，大量的外来人员就医只能依赖当地的卫生所和私人小诊所，这些医疗机构缺乏应有的医疗设施、人员以及技术，导致居民的病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面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故，也缺乏相应的应急处理能力。
（四）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成分复杂，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城乡结合部地区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农居混杂，外来人口居多，因此治安问题尤为严峻。一是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乡结合部地区，使得原有的社区管理资源匮乏；二是外来流动人口成分比较复杂，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低、法律意识差，受到犯罪分子的引诱后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三是本地居民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对外来人口具有某种不认同感，双方易引发口角，甚至是躯体和武力冲突，所以城乡结合部成为治安高危地带。
（五）和极端行为成为新的威胁
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的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就是房租，许多居民利用城乡结合部土地动态变化和区位条件的特殊性，不顾现行的土地法规政策规定，纷纷在已有的房屋上私搭乱建，扩大建筑面积，以获取更大利益。这些违章建筑没有经过专业的规划，大多是在年限教久远的老房上增建，施工准备不足，施工单位多为私人承包，不仅存在巨大安全隐患，而且在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整治时，有的逐利者会不惜以极端方式引发群体围观，阻碍相关部门的执法工作，诸如自焚、跳楼等。
三、城乡结合部地区公共安全治理思路
我国真正进行公共安全治理的时间并不长，公共安全治理建设还不够完善，对城乡结合部地区而言，城市管理不能延伸到此地区，而城郊农村村委会管理能力有限，因此，城乡结合部的公共安全治理应该根据其特殊性，以国家公共安全治理总方针为指导，吸收城市和农村公共安全治理建设的经验，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治理战略指导实践工作。
首先，要把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公共安全治理纳入和谐社会建设体系，强化相关机构的风险意识。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其和谐和稳定程度关系到城市的扩展和农村的建设。公共安全是和谐社会的一大特征，因此，政府应当树立并强化公共安全的风险意识，加强风险教育，塑造风险观念，及时把握和认知公共安全漏洞，这是积极应对城乡结合部地区公共安全问题的思想前提。
其次，城乡结合部地区要以城市安全治理模式为借鉴，以农村村民管理为依托，建立以城乡结合部本地居民为主的自治机构。一是吸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流动人员与本地居民组成统一的公共安全防控机构，由城乡结合部居民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二是要做好应急预警和演练机制。对本地区频发的公共安全事件，要做好总结，在事故发生前要做好应急演练工作，在事故发生后，要及时做出应急处理机制；三是要做好信息引导机制。由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成分较为复杂，人口流动性高，文化素质较低，法律观念较差，要对他们进行观念疏导与信息引导，避免有的人员在思想上走上极端，遇到危险事故缺乏正确的处理方式。
复次，要从源头上杜绝公共安全的威胁性因子。一是要对进入城乡结合部地区的企业进行安全性和环保性评估，在引进外来企业时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利益，更要注重引进企业的发展与本地区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二是对在本地居住的流动性人口要严格做好登记手续，加强出租房屋、流动人口的管理，加强有劣迹重点人员的调查、帮助和管控；三是对违章搭建、乱丢弃、乱排放现象进行重点整治，当地政府部门要规范土地的开发与管理，对违章搭建、私自扩建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卫生管理部门要规范垃圾倾倒点并及时清理。
最后，要加大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安全产品的供给。城乡结合部地区管理资金来源没有纳入城市管理规划体系，农村管理资金又处在自身难保的阶段，因此，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管理机构应该合理规划财政资金，对部分公共产品可以实行私人供给，特别是对公共卫生设施，应该引入有能力的私人医疗机构，对零散的小诊所进行引导重组，对公共排污系统的收费可以由居民自行收支，相关管理部门做好监督工作，这样，才能在合理利用有限公共资源的情况下，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安全做好保障，也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和谐有序发展做好准备。
〔参 考 文 献〕
〔1〕薛谰，张强，钟开斌. 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杨长明.中国城市郊区化与政府管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3〕曹剑光.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以福建省厦门市为例〔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01）.
〔4〕陈道银.风险社会的公共安全治理〔J〕.学术论坛，2007，（04）.
〔5〕吴坚.加快城乡结合部改造的八条途径〔J〕.探求，201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