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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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调查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京津冀；老年人；精神需求；文化需求

本文为2016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京津冀区域文化养老服务体系协同构建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1603120414）；“河北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1602120405）；2016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民生调研专项：“京津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区域差异及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编号：201601122）阶段性研究成果；2016年度河北省科技计划自筹经费项目京津冀区域老年群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同构建策略研究（课题编号：164576448）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京津冀城市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现况调查研究――以唐山市为例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1日

目前，城市老年群体在物质生活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强。本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影响京津冀地区城市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满意度的因素，以唐山市为例进行实地调查，为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提出建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调查对象主要来自唐山市区的路北区、路南区、丰南区、古冶区、丰润区、开平区6个市区图书馆的老年人和随机在这6个区街心公园、晨练场地休闲或锻炼的老年人。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8份，有效回收率99.33%。其中，男109人（36.58%），女189人（63.42%）；年龄57～66岁者占66.44%；有配偶159人（80.3%），丧偶39人（19.7%），离异8人（4.04%），未婚6人（3.03%）。

（二）研究方法。采用随机抽样和实地调查法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及需求（求知学习、人际交往、自我价值实现、娱乐、家庭关系等）。

二、结果

（一）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学习需求。老年人进行文化学习，学习的需求是为了达到持续性社会化的目的而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老年人退休后，仍然有学习的需求，老年人在精神文化生活中对学习的需求主要包括养生知识、烹饪、摄影、书画、乐器、织毛衣、电脑、外语等。老年人对学习的需求主要分为四大类，即文娱类、医疗保健类、生活类、专业知识类。本次调查中城市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对医疗保健类知识需求量最高，占82.21%（245人）；其次是文娱类63.42%（189人）。其中在文娱类知识学习中，老年人对旅游知识学习的需求占62.43%（118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学习需求最强烈的是医疗保健类知识和文娱类知识，他们对这两类知识有强烈学习需求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心理和身体健康，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让自身精神生活过得满意。

（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需求。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人际交往需求是指对构筑或维持所需要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要求。通过本次调查，可以发现老年人中希望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多结交朋友的人数占85.9%（256人），其中46.1%（118人）非常希望参与更多的人际交往活动，比较希望的人数占34.8%（89人），一般的人数占17.6%（45人），只有1.5%（4人）的老年人不希望参与人际交往活动。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大，其外出活动次数减少，人际关系相对较狭窄，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对人际交往的需求下降。从本次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老年人退休后仍然有人际交往的需求，他们也希望扩大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子，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三）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文化娱乐需求。老年人文化娱乐的需求主要是满足老年人各种兴趣爱好的需要。在本次调查中可以发现，老年人参加文化娱乐活动的原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满足业余兴趣爱好者占41.6%（124人）；强身健体者占45.3%（135人）；结交朋友者占26.5%（79人）；摆脱孤独感者占50.3%（150人）。此次调查的选项为多选项，通过调查发现老年人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最大需求是通过娱乐活动摆脱孤独感，并且活动本身充满乐趣，满足自身业余兴趣爱好。

（四）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的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最高需求层次称为自我实现的需求，老年人在精神文化生活中同样有自我价值实现需求。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城市老年人对自我实现的态度：持赞成意见者占98.0%（292人），其中非常赞成者占29.1%（85人）、比较赞成者占54.5%（159人）、一般赞成者占15.4%（45人）、持反对意见者占1.0%（3人）。通过这些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大多数老年人在退休后仍有为社会、为家庭做贡献的想法与愿望，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愿望。

三、讨论

（一）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家庭因素作用。我国受传统文化影，父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情况较多，子女在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家庭中子女除了积极为老年人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外，更应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精神文化生活条件。子女可以通过电话、看望、聊天等方式，经常与老年人交流沟通，及时了解老人的各种精神文化需求并设法解决，让老人感受到天伦之乐，让他们有被尊重、受关注的感觉，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子女还可为老人提供一些书籍，满足老年人对知识需求，鼓励老年人多参加人际交往活动，扩大老年人的交际圈。也可适当让老年人参与到家庭生活劳作中，如抚育子女的下一代，让老年人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同时，老年配偶在精神上起到子女无法取代的作用，对于无配偶的老年人来说，选择再婚能够改善婚姻状况，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中社会因素作用。社区是个体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老年人所体验到的社会关心和温暖、社会支持和援助都应从社区获得。但目前我国各地的社区服务功能尚不完善，尤其在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多数社区服务比较局限，只限于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包括求知学习、人际交往、自我价值实现和娱乐等多方面。因此，建议大力开展各地社区精神文化服务建设，完善各社区的服务功能。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知识需求可以开设老年大学。据调查显示，城市老年人对老年大学的认可度较高，在老年大学中，老年人可以学习新思想、新知识，同时也为老年人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场所。老年大学的各项功能，可以满足城市老年人的各种精神文化需求。目前，全国老年人口已接近1.8亿人，老年大学学员才500多万人，不到3%，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普及老年教育的任务还很重。

通过本次调查，找到影响京津冀城市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满意度的因素，得出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需要在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下才能得以实现。希望在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更好地丰富京津冀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促进文化养老协同发展。

城市经济调查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市场经济 地质勘探 常见问题

一、引言

工程地质作为研究人类建设工程活动和自然环境地质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影响的一门地球科学，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但是我国则在1949年以后才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今天，地质工程勘察已经成为工程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始以及深入，随着物探、测量、试验、钻探等在设备、仪器、新手段、新方法、新技术方面不断地推陈出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大量应用，给地质工程学科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从内业资料整理和外业资料收集的工作方法、工作程序、质量标准、产品成果等均和传统的工程地质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二、工勘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一）地质工程勘察的质量问题

在工程地质勘察的过程中，问题出现较多的是勘探侧重点不明确，工程概念不清，手段落后，方法不当，针对性不强。在工程地质分析工作中所需要的计算公式、方法、理论等与实际的情况有较大差距，对其适应的条件应该选择的物理意义不是很明确。在地质报告中不清楚基本的地质条件，主要的工程地质问题界定论证不充分或不准确，存在问题的遗漏，有时结论都是错误的。部分的地质报告甚至都没有地质结论，也存在工程前期地质工作不充分就抢先开工，妄下结论，非常不严谨。此类的问题往往导致阶段性工程审查难以一次地通过，导致延误了开发的时机；或者虽然通过审查，却保证不了工程的安全。如果这样，其工程的危险性就大大增加了。

（二）相关专业的理解问题

有的时候是工程地质技术人员对其他专业不够了解，这就需要强化跨专业知识的学习。有的时候是施工设计等相关专业人员对工程地质了解很少，更有甚者根本不懂地质却非要提出不科学的勘探要求。部分工程则让设计人员去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布置；部分设计人员对地质专业并不是非常清楚，专业知识不过关，但却很自信地认为一切都没什么问题，不会根据实际的地质条件去改变设计；有的甚至完全不尊重自然地质规律，强行进行施工，严重地破坏了地质体的自然结构，进而导致了非常重大的工程事故。上述的这些非地质专业的问题，在出了问题之后往往又向地质专业的人员推卸责任，导致地质研究者们哭笑不得。知名工程地质界专家学者孙广忠教授曾经指出：“实际上，在工程地质实践当中脱离地质实际的例子随手可拾，可以说，在地质工程的施工中出现重大事故的绝大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施工和设计脱离自然规律的结果。”脱离了自然规律野蛮施工，导致了这些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执行国家强制性条文的问题

未对不良地质作用进行评价分析或评价错误。报告中没有做不良地质作用评价的有很多。一个国家的强制性条文，无论勘察区存不存在不良地质作用，在报告中都要予以明确。对于评价错误的情况也很常见，有些存在岩溶的场地被认为没有不良地质作用，甚至还有的报告将黄土作为不良地质作用写进评价等。

三、市场经济给勘测设计工作带来的变化

（一）工程项目的勘测经费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不同

行了市场调节，根据投标报价计算，布置勘测工作往往按照勘测经费的量为标准，这样就非常容易导致脱离工程的情况出现，有时因缺少经费，难以取得必需的地质资料，也会导致勘探工作的浪费。

（二）设计勘测的周期短

为了争取尽早立项，业主单位经常降低设计与勘测的周期，设计勘测工作就会非常的紧迫，勘测人员一般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整理、收集和分析之前的资料，同样缺少足够的时间来分析勘测的成果，这样非常有可能导致成果资料的局部性、片面性。

（三）工程项目由整体包干向分阶段、分项目、投标制度实行招投标转变

工程项目不再像传统的工程项目那样，从头到尾由一家单位来做，而是从整体包干变为分阶段、分项目、投标制度实行招投标。因此，其之间的衔接是个问题。

四、市场经济下如何搞好工程地质勘查工作

（一）解决问题必须要明确责任

规范工程和部分技术管理方面的问题必须由相关部门来负责；前期工作投入不够，勘测周期不合理等问题应该是计划部门或者地方部门负责；人才、质量、相关的专业协调等问题必须由勘测设计的单位进行负责；其他的问题所有部门共同负起责任，不过主要还是要由大环境来决定。责任明确了，落实就要有人去抓，虽然我们不敢说一切的问题都能全面、很好地解决，但至少能够有很大的提高。最能避免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其重要性，但是到最后都得不到任何的落实的问题。责任得到落实，除了所有人提升责任感以外，制度建设也必须跟上去。其实，上述提到的众多实际发生的问题，在本质以及深层次上的问题是机制和体制问题，必须要经过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进行解决。随着设计勘测市场化的进程逐步加快，旧管理与新技术的冲突，新思想与老观念的交锋，既是矛盾又是改革的动力，这其中包含了很大的机遇。汪恕诚部长曾经强调过：“不能总是修改设计，因为搞招投标特别是国际的大合同，修改设计就很容易遭到索赔。”不修改或少修改设计，才是在市场经济中对工程地质的更高要求。地质的基本资料不准确，修改设计也就不足为奇了。高标准、严要求就是机遇和挑战，而其基础就是地质工程的勘探。

（二）尊重科学的勘测，出台合理的指导思路

工程地质勘探事业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量的工程实例给工程地质勘察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实践经验。实践证明，客观的地质体是非常复杂的，想要对其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就必须遵循由宏观到微观，由面及点，从一般到个别，从地表至地下的循序渐进的学习进程。在具体的实施上，必须充分尊重已有的资料，再结合工程自身的特点综合地进行分析，充分地发挥地质地面测绘的优势。有很多的工程，通过资料分析和地质测绘，就可以判断工程区是否有可能存在相应的地质问题，并能够按照以往的经验对其作出相应的工程地质评价。由于现在地质测绘计费太低，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地质测绘的轻视，给地质工程勘察工作带来不必要的困难。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工程地质勘探也要从过去的思路中寻求改变。只有明确责任，遵循科学的勘测步骤，制定合理的指导思想，加强资料分析，提高勘测成果资料的质量，才能在市场经济下将工程地质勘探事业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为四川省地质工程勘察院）

[作者简介：周厚锡（1962―），男，大专，主要从事地质、经济等相关工作。]

参考文献

[1] 王萍.地质经济效益探讨[J].绿色科技，2015（11）：275-276.

城市经济调查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发展；群众生活；幸福感；痛苦感；调查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1-0141-04

渝北区位于重庆市北大门，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大开放、大开发于一体。近年来，随着重庆两江新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到来，渝北区经济发展快速，2011年经济总量跃居重庆第一，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21 954元和8 319元，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民生贡献奖”，成功创建并以高分保持了西部第一个“全国文明城区”荣誉称号。那么，渝北区城乡群众的生活感到幸福还是痛苦？对此，2012年上半年，专题进行了正向的幸福感调查与逆向的痛苦感调查。

生活的幸福感和痛苦感，都是一种主观感受。参照中外部分专家有关居民幸福感调查的资料，结合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城乡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设计了正向调查的幸福感调查卷与逆向调查的痛苦感调查卷，其中的调查项完全一样，涉及到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三大类25个小项。每个小项分为“你自家情况、你身边居民情况、你了解的农村居民情况”三个方面，每个方面有幸福或者痛苦、比较幸福或者比较痛苦、不幸福或者不痛苦三个档次。

这次调查选取了典型的地区与对象，共收回幸福感调查卷300份，痛苦感调查卷332份，共632份，其中北部农村地区有210份，两路城区有220份，龙溪城区有202份，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渝北区城乡群众生活状况。这种对城乡群众的生活情况同时开展正向的幸福感调查与逆向的痛苦感调查，在全国属于首例。

一、总体幸福：家庭温暖，社会和谐，认同度高

幸福调查卷显示，渝北区城乡群众生活的幸福感强，自家的幸福度和比较幸福度之和在96%以上，邻居家在95%，以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为参照，观察农村居民，其幸福度和比较幸福度之和也在88%以上。在逆向痛苦感的调查中，认为不痛苦度和比较痛苦度之和仍达80%。痛苦感调查可能会引导调查对象更多的关注痛苦层面问题，痛苦度比幸福度仅低10个左右的百分点，仍显示出城乡群众普遍感受到生活幸福（见表1）。由此表明，渝北区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增进了城乡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得到群众认可；自家幸福感与邻居家的幸福感差异不大，自家幸福感略高于邻居家的幸福感，说明家庭健康，有温暖；并且城乡群众的总体幸福感差异不大，反映出城乡统筹发展，缩差共富不断取得新进展，新农村建设让城乡群众看到了新希望。

（一）家庭物质生活有保障，精神生活比较充实

调查数据显示，渝北区城乡群众普遍感到家庭生活幸福，自己家庭的幸福度和比较幸福度之和为96%，不痛苦度和比较痛苦度之和占到84%，表明城乡群众吃、穿、用等基本物质生活有保障；大力推进城乡基层文化建设、义务教育、新型合作医疗服务，缓解了群众上学难、看病难、就医难、学习难，进一步充实了家庭精神生活（见表2）。

（二）人际关系和谐，相处融洽

调查中涉及到家庭人际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有子女教育、与子女、与父母、与邻居、与亲戚、与外出务工农民、与干部、与同事的关系等方面，自家的幸福度与比较幸福度达到96%以上，不痛苦度与比较痛苦度之和达到84%，表明家庭内外各方面人员之间相互尊重与理解，和睦相处，人际关系的安全感强（见表3）。

（三）社会生活幸福感强，增添发展动力

社会生活环境直接关联到群众生活的幸福与痛苦状况。在对于城乡群众现有的社会生活和预期的社会生活调查中，涉及到交通道路、日常购物、工作职业、治安秩序、目前社会发展、预期社会发展、现在生活情况、预期生活情况、年老以后生活、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统计显示，城乡群众对自己周边社会环境的幸福感强，自家的幸福度与比较幸福度达到96%以上，不痛苦度与比较痛苦度之和在82%以上，说近年来全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不仅增进城乡群众生活的幸福感，而且在促进科学发展中看到了新希望，增添了发展的新动力（见表4）。

（四）城乡统筹发展群众得实惠，受到普遍认可

近年来，强化城乡统筹发展，促进缩差共富，增进了城乡群众生活的幸福感。调查显示，无论是自家情况，还是邻居情况，乃至农村居民，幸福度与比较幸福度之和均达在90%以上，不痛苦度与比较痛苦度之和也在80%左右，说明以城带乡、以工哺农，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让城乡群众普遍得到实惠，受到群众广泛认可（见表5）。

（五）未来生活最幸福，同事相处最不痛苦

在25个调查项中，以自家情况为准的幸福度为41%，其中前5项为：将来的生活情况（57.2%）、将来的年老生活展望（55.2%）、子女与父母关系（50.8%）、与农村亲戚相处（49.8%）、将来的社会发展（49.1%）；而不痛苦度为27.9%，其中处于前5项的分别是：与同事相处（34%）、与农村亲戚相处（33.4%）、子女与父母关系（32.8%）、将来的社会发展（31.6%）、家庭通讯（31.3%）。可见，子女与父母关系、与农村亲戚相处、将来的社会发展是幸福度最集中的调查项，其中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最幸福，表明对未来发展满怀希望，前景看好；与同事相处感到最不痛苦，反映出同事之间能够合作共事，齐心协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尽职尽责（见表6）。

二、突出问题：工作、就医、住房最感痛苦

调查发现，渝北区城乡群众生活幸福感普遍高的同时，也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幸福的情形。调查中可能存在幸福感调查会增强幸福度，痛苦感感调查会强化痛苦度，从而出现不幸福度降低和痛苦度增高的情形，痛苦度相差在8～12个百分点之间，数据仍然显示城乡群众生活存在不同程度的痛苦情况（见表7）。在幸福感调查中，自家感到不幸福的情况，主要集中在从事的工作（9.7%）、家庭住房（7.7%）、家人生病就医（6.7%）、家庭精神娱乐（6%）、统筹城乡发展（5.7）等方面。自家痛苦度超过10%的有14项，占25个调查项的56%，其中前5项分别是：家人生病就医（18.9%）、从事的工作（17.5%）、家庭住房（16.5）、子女学习与成长（16.3%）、生活周围环境（14.7%）。不管是正向的幸福感调查，还是逆向的痛苦感调查，这些民生困难中，从事的工作、家庭住房、家人生病就医是比较突出的三个问题，教育、文化、生活环境等问题，则显示出民生问题的发展性。

（一）北部农村群众生活的幸福感最差

从统计看，按照调查对象自家的不幸福度排序，渝北区北部农村地区群众的不幸福度为7.2%，突出的前5项目分别是：家庭住房（14.5%）、从事的工作（13.6%）、家庭精神娱乐（11.8%）、家庭通讯（10.9%）、出门行走的道路（10.9%）。在痛苦感调查中，北部农村地区群众的痛苦度为18.7%，超过20%的达到11项，占调查项的44%；其中痛苦度处于前5项的分别是：从事的工作（29.1%）、家庭住房（28.1%）、出门行走的道路（25.2%）、生活周围环境（23.3%）、家人生病就医（22.3%）。不论是不幸福度，还是痛苦度，北部农村地区主要集中在从事的工作、家庭住房、出门行走的道路三个方面，都高于全区水平和南部城区水平，说明群众生活的幸福感最差。

（二）南部城区群众生活倾向于提升中的转变问题

渝北区的南部城区，包括两路城区和龙溪城区。对比调查统计，南部城区群众自家的不幸福度为2.7%，居于前5项的为：从事的工作（7.2%）、家人生病就医（5.2%）、统筹城乡发展（5.1%）、与干部相处（4.6%）、生活周围环境（4.1%）。从痛苦感调查看，南部城区群众的痛苦度为8.6%，痛苦度超过10%的有8项，占调查项的32%，处于前5项的是：家人生病就医（17.6%）、子女学习与成长（14.1%）、从事的工作（12.3%）、将来的年老生活展望（11.9%）、家庭住房（11.5%）。家人生病就医、从事的工作是南部城区群众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则显示出发展中逐步向提升转变的特点。

（三）农村居民生活比城区居民幸福是假象

由于城乡统筹发展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日常生活中不少人认为，农村居民的生活比城市居民更幸福。但调查统计显示，这种认识是一种假象，城市居民的生活仍然比农村居民幸福，相差1倍以上。就不幸福度而言，农村居民要比城区居民多1倍多，达4.1个百分点；就痛苦度来看，农村居民要比城区居民高出1倍，达到9.5个百分点。从表7可以看出，渝北区农村居民的不幸福度为11.8%，痛苦度为20.9%，分别比较全区水平高出7.7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不幸福度超过10%的有10项，占调查项的40%，其中前5项分别是：从事的工作（16.5%）、家人生病就医（15.5%）、出门行走的道路（15.5%）、家庭住房（15.1%）、日常生产生活购物（13.8%）。在痛苦感调查中，痛苦度有15项超过15%，占到调查项的60%，其中前5项分别为：家人生病就医（24.1%）、家庭住房（23.2%）、从事的工作（22%）、日常生产生活购物（21.7%）、家庭精神娱乐生活（20.2%）。尽管幸福感调查和痛苦感调查的对象各不相同，但对农村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却有广泛的共识，其程度远高于城区，说明城市群众生活的幸福感仍然高于农村，城乡差别的格局没有发生改变。（下转146页）

（上接143页）

城市经济调查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鼾症；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流行病学调查

[中图分类号] R56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9（c）-0108-04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OSAHS）是以夜间睡眠打鼾并伴呼吸暂停和呼吸表浅为特征，造成夜间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及睡眠结构紊乱。由于该病不但可导致白天嗜睡，引起工伤和诱发交通事故，还可引起心、脑、肾等重要脏器的多器官、多系统损害，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已成为重要的健康问题之一。预防OSAHS的发生，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不但可以降低医疗费用，而且可有效地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对提高人群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国内外的资料表明，OSAHS的患病率差异较大，为了解北京市朝阳区打鼾和OSAHS的流行病学现状及高危因素，探讨临床防治策略，笔者从2010年11月～ 2011年10月对北京市朝阳区所属的北京市垂杨柳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和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的全体员工及其家属行打鼾和OSAHS的流行病学调查，现将结果总结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及样本含量的确定

本文以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和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的全体员工及其14岁以上家属作为调查对象。按下述公式[1]计算所需样本含量：各样本点N = U02π（1-π）/δ2，式中U0为标准正态变量，α取0.05时，U0=1.96，π为总体阳性率，根据相关的文献资料π=0.05，δ为允许误差，取0.2π即δ=0.01；经计算N = 1825人，总体样本为3650人。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问卷及质量控制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工会小组为单位，对工会小组长和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相关培训。对全院职工发放调查问卷，统一调查方法，掌握调查中的各项内容标准和人际交流技术，考核合格后开始调查。调查人员主要由我院研究生、工会小组长和耳鼻咽喉科医护人员组成。填完的表格当场检查并收回。整个过程在被调查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调查表内容包括：①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和文化程度；②有无打鼾史及打鼾分级情况（打鼾按不同情况分4级）；③家族及个人疾病史；④既往史，主要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史；⑤体重、身高。调查问卷通过预调查检测能够满足要求。在调查过程中，不定期对已调查资料随机抽查，了解资料真实性，并对调查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保证问卷质量，做到问卷的完整、正确和一致。建立逐层核查制度，调查员每日自查，工会小组长对问卷进行抽查，项目组主要成员再对问卷进行核查，通过逐层检验剔除无效问卷。

1.2.2 多导睡眠监测 对调查表中所有打鼾患者采用数字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200例，电话随访，做好监测前的指导工作。对近期发生过心绞痛等疾病，进行该监测存在风险者不予入选。签署知情同意书，在我院行多导睡眠（polysomnography，PSG）监测。对不能按要求来院行PSG监测的个体，剔除后重新在打鼾人群中再进行随机抽样，以此类推直到完成了200例的PSG。

1.3 评定标准

打鼾及OSAHS的诊断标准根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呼吸暂停学组2011年修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治指南》[2]、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头颈外科分会咽喉学组2009年制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诊断和外科治疗指南》[3]。1级：比正常呼吸声音粗重；2级：比说话声音重；3级：同房间人无法入睡；4级：伴睡眠呼吸间歇现象。体重指数（BMI）计算及分组：BMI=体重（kg）/身高2（m2）；根据BMI值分为4组，低体重为BMI

1.4 统计学方法

对所有调查表进行反复检查、核对，对各项指标进行整理和统计。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发放问卷5090份，剔除102份无效问卷，回收率为97.9%。4988份有效问卷中男2401名（48%），女2587名（52%），男∶女为1∶1.1；年龄14～78岁，平均（31.3±12.4）岁。

2.2 打鼾与年龄、性别的关系

不同年龄比较，除46～ 0.05），其他不同年龄组打鼾发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中，56～< 66岁组发病率最高。不同性别比较，男性打鼾发病率为38.7%，高于女性（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3 对鼾症的认知

2384名（47.8%）被调查者认为打鼾不是病，1371名（27.5%）被调查者认识是病但不需要治疗，1233名（24.7%）被调查者认为严重的打鼾需要治疗。见表2。

2.4 不同职业打鼾发病率比较

脑力劳动者打鼾发病率比体力劳动者高，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5 打鼾与非打鼾人群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情况

打鼾患者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明显高于非打鼾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03.42，P = 0.000 < 0.05）。见表4。

2.6 受教育程度与打鼾的关系

高中以下学历者打鼾发病率较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3.752，P = 0.000 < 0.05）。见表5。

3 讨论

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2010年达到1961.2万，其中，男1012.6万，占51.6%；女948.6万，占48.4%，性别比为1.067；常住外来人口集中在20～39岁，常住户籍人口中45～49岁年龄组所占比例最高；大专以上学历占32.8%[4]。虽然本调查的对象是在医院工作的以医护人员为主的全体员工及其家属，但是人口分布与北京市2010年公布的数据相似，因此，这一调查的对象可以反映北京的人口特点。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OSAHS的患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已经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心血管等疾病的源头疾病[5]。目前国内、外报道的OSAHS患病率有较大的差异。刘建红等[1]对桂南、桂中、桂北14岁以上11 163人进行打鼾及OSAHS的流行病学调查。调查人群中有2940例患打鼾，打鼾发生率为27.3%；符合OSAHS为448例，发病率为4.3%；其中，男320例，发病率为5.9%，女128例，发病率为2.5%。王蓓等[6]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以太原市两个城区四个居住小区的家庭常住人口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总人数为6028名（男3765名，女2263名），推算出太原市OSAHS的患病率为3.5%，其中，男性为4.7%，女性为1.9%，男性患病率显著高于女性（P < 0.01）。林其昌等[7]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福州5个区中调查了5500名20岁以上成人OSAHS的发病情况，通过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部分患者进行了PSG检测，OSAHS发病率4.78%。Kamil等[8]的调查结果表明，马来西亚1611名成年人中习惯性打鼾、呼吸暂停、白天嗜睡的发病率分别是47.3%、15.2%和14.8%，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的发病率是7.1%，其中，男性为8.8%，女性为5.1%。马来西亚人习惯性打鼾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在马来西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习惯性打鼾的发病率比马来西亚本土人增高。Reddy等[9]对印度新德里的居民进行了OSAS的流行病学调查，将四个城区的居民进行分层抽样，共收回调查表2860份，回收率为88%。通过数字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287人进行了PSG检测，结果发现打鼾人数占调查人数的18.1%。经过计算当AHI≥5时总体OSAS的发病率为9.3%，当AHI≥10时总体OSAS的发病率为7.4%，当AHI≥15时总体OSAS的发病率为6.1%；男性的发病率是13.5%，女性的发病率是5.5%，肥胖是首要的危险因素。Amra等[10]对3529名伊朗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柏林睡眠问卷标准（Berlin sleep questionnaire）176人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占4.98%，其发病率较低可能与调查人群比较年轻有关，男女患病率无明显差异。Lawati等[11]对OSA的发病情况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中年以上男性发病率为9%，女性为4%；随年龄的增大，发病率有逐步增高的趋势。

关于OSAHS的患病率国内外的数据尽管有较大的差异，但患病率较高的结论已经被认同。王蓓等[6]对打鼾3级以上的1024名被调查者，由医务人员进行再次入户行问卷调查，对仍可疑OSAHS人群、Epworth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ESS）评分≥9分的476名被调查者进行了PSG监测，从而推算出太原市OSAHS的患病率。这样的调查方法有可能将小于3级打鼾的人群存在OSAHS的患者遗漏，造成患病率偏低的假象。高雪梅等[12]对北京市居民打鼾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sleep apnea syndrome，SAS）的流行病学调查见于1997年，总的打鼾发生率是16.7%，男性打鼾率是24.8%，女性打鼾率是9.1%；40岁以上打鼾率为22.4%；SAS患病率是3.1%。该调查没有做PSG检测，SAS的确诊仅仅按照是否有呼吸暂停作为标准，因此有可能遗漏一些SAS患者，再者北京居民目前的人员结构和生活方式与1997年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可能是该次调查发病率偏低的原因。Tufik等[13]对圣保罗1024名居民进行了OSAS 的流行病学调查，对所有调查对象都进行了PSG检测，结果OSAS发病率为32.8%，男性发病率为40.6%，女性为26.1%。

综上所述，OSAHS患病率的差异可能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各个研究所选择国家、地区、居民生活方式、年龄范围、样本量、测试和计算方法不同，可能造成结论的偏差。由于调查人群数量较大，不可能对所有人群都进行PSG检测，在抽样进行PSG检测时存在偏倚。当从较小样本中得出整体人群OSAHS的患病率时，还需要进行相关计算。由于计算方法上存在差异，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目前患病率的计算方法为将打鼾程度达到3级以上，且ESS评分达到9分以上者进行抽样，做PSG检测[6]，这种计算方法有可能使2级鼾症患者中实际已经达到OSAHS的患者漏诊，造成发病率偏低的后果；如果把所有鼾症患者都做PSG检测，工作量太大[13]。本研究从不同程度鼾症患者中用数字表法随机抽样进行PSG检测，涵盖了所有被调查的人员，既降低了工作量，又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该病的发病率，也符合该病的诊断标准[2-3]。

研究发现，长期低氧血症可引起多种疾病，睡觉时打鼾及呼吸暂停可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50%的冠心病患者合并有SAS，53%以上男性脑血管病患者有长期习惯性打鼾史，35%的患者脑血管意外发生在睡眠时，打鼾和呼吸暂停密切相关。SAS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独立的疾病，它不但可以引起高血压、糖尿病、心律失常等疾病，在睡眠中可出现严重心律失常和传导阻滞，是引起患者夜间猝死的元凶之一。由于本症可引起心血管不良事件、交通事故和患者生活质量下降，已经成为重要的还未能解决的公共健康问题[14]。Kamil等[8]报道，OSAS与嗜睡、晨起头痛、事故、高血压、心肌硬化发生率明显相关。陈庆等[15]通过对已确诊为OSAHS的350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所有患者均行PSG检查，高血压患病率为27.14%，AHI指数与OSAHS患者高血压的患病率呈正相关。Lee等[16]对新加坡105例伴ST段抬高的心肌梗死患者行1～18个月的随访，将105例患者根据AHI指数分为两组，严重的OSA患者44例（AHI≥30），普通的OSA患者61例（AHI

本研究结果表明，打鼾人群比非打鼾人群患心脑血管病的比率明显增高。降低该病的发病率，对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Amra等[10]报道年龄增加、肥胖、受教育程度低人群的患病率明显提高。这与本研究结果有一致之处。随年龄增高，打鼾发病率增高，可能与上气道肌群弹性和张力减弱有关。体重指数≥28 kg/m2时为肥胖。肥胖患者的上呼吸道脂肪组织增厚，尤其是咽喉部脂肪浸润与沉积，可表现为软腭、咽壁增厚，舌体肥厚，导致上呼吸道狭窄。脑力劳动者打鼾发病率比体力劳动者发病率增高，可能与脑力劳动者活动量降低，导致肥胖有关。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直接影响了个人的生活方式，导致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患病率增高。因此，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降低体重是降低本病的方法之一。

高雪梅等[12]对打鼾的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认为打鼾不是病的占到40.1%，认为打鼾是病但不知道能治疗的占51%，知道打鼾能够治疗的占2%，已经进行了治疗的仅占0.8%。由于本研究调查的对象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对该病的认知比普通居民好，但仍不令人满意。因此，加大对该病的健康教育力度还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健康宣教改变居民不合理的生活方式，降低体重、早期干预，使本病对人们的危害逐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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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调查范文第5篇

近期《中国城市经济》公共服务满意度调研组对我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进行了一系列走访和调查。针对十五个城市政府公共服务情况，调研组利用中国城市经济网（省略）进行了网络调查。接受本次网络调查的男性占76.31%，投票人年龄在23~50岁的占到总人数的82.69%，所在城市居住时间少于10年的投票人占总人数的63.2%，年收入少于10万元的投票人数占总投票人的83.32%，年龄在23～50岁、居住时间不足十年、年收入少于10万的人群成为这次网络投票的主体人群（数据截止到2008-7-15）。

从投票结果看，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提出了越来越迫切要求，总体上对政府公共服务基本满意，总平均分为3.5。调查者对所在城市发展普遍持有良好的期望，而在社会保障服务、公交出行和交通基础设施、就业环境等民生问题上各城市满意度得分则普遍偏低。

城市满意度呈现出的东西部地域性差别并不明显

通常认为，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政府能够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因此公共服务满意度相对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来说应当略高些。从调查的结果来看，部分东部城市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确高于西部城市，如深圳，总得分为4.1，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和城市经济水平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上海、厦门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也得到了较高的分数。但拥有良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产业结构的北京市，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却没有达到（像深圳、上海那样的）预期水平，得分低于平均水平，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经济条件较好的广州、南京、宁波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分数也低于平均水平，而沈阳、西安的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却很高，高于平均水平。

对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的调查中，认为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的城市是武汉，重庆、上海、杭州的分数仅次于武汉。北京的发展速度得分为3.6，低于武汉0.6分，低于上海0.2分。

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关心程度仍有待提高

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本次调查中与被调查人关系最为紧密的几个公共服务领域，不同城市关注略有不同，但整体上政府审批、税务、人事管理、市政信息和市政服务最为关注，几乎每个城市的投票中政府审批（透明度）、税务服务两项得票率最高。

在“您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对您重不重要”的问题回答评分中，沈阳、天津、广州、深圳得分比较高，北京、上海（分别为3.5和3.6）得分低于平均分（3.67），成都、宁波、南京的被调查者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关注度较低。若从被调查者角度来看，收入和城市居住时间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关心程度有很大影响，收入越低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关切度越高，居住时间少于5年的被调查者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城市社会保障的关切程度也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对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关注有待进一步提高。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重要，关注度也较高。但是仍然存在相当多的投票认为政府公共服务对其无所谓或者不重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服务型政府不是服务个别群体，离不开每个人的关心和参与。

十五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对比分析

对城市近五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城市规划、社会治安、市容市貌环境等评价高，而城市社区服务、就业环境的评价相对较低。近五年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以北京为例，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2.3%，人均收入超过7000美元。但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从规划到城市社区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人口老龄化、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无疑加重了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的负担，所有这些都考验着各城市的政府。本次调查厦门、上海、深圳的城市规划评价分数最高，天津、海口最低。北京城市规划满意度评价为3.4分，略低于3.5的总平均分水平。北京、上海、厦门、西安的城市治安环境打分评价最高，广州、天津、沈阳的治安环境打分相对较低。市容市貌方面评价最高的城市是杭州、深圳、上海、成都和北京，海口、武汉、天津的评价较低。社区和就业环境的评价平均分则低于前面几项调查，社区评价中，杭州、北京、宁波的社区服务分数较高，广州、沈阳、天津的评价相对较低。城市就业环境满意度评价是所有评价问题中得分最低的，就业问题也是调查者投票最多、最为关注的一项内容。其中上海、深圳、北京的分数最高，沈阳、武汉、海口的就业环境评价分较低。

医疗服务、社会保障和城市公交出行等问题成为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焦点和难点，评价与其他服务相比较低。

本次调查中对所在城市医疗、社保、公交服务满意度调查总体满意，但有待进一步提高。医疗、科教、社会保障等方面是居民对城市政府最直接的诉求，这些诉求的增多，也说明城市公共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适时提出，就是要不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不断扩大和提高保障的范围和水准，对居民关切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应当更多的调查了解，并出台相应的政策与之配套。社会保障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的发展阶段，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样要求城市社会保障完善。其中“医疗健康保障”和“所得保障”应当是社会保障应主要体现的两个方面（郭士征：《社会保障――基本理论与国际比较》，1996）。在对这两项的调查中对医疗服务最满意的城市有深圳、厦门、重庆、成都、西安，而海口、沈阳满意度较低。在评价社会保障中，深圳、北京、重庆、厦门、成都分数较高，海口、天津、南京和沈阳的分数相对较低。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十五城市满意度均分分别为3.53和3.37，被调查者总体上对城市政府相应公共服务满意。在公交出行方面，打分偏低。虽然北京近些年来大力进行公交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对公交出行满意度调查中，北京的分数远远低于上海、厦门、武汉等城市，这也反映了北京城市公交出行、基础设施供求的严重失衡。对城市出行和交通基础设施评分较低的城市还有重庆、天津。

对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满意度调查中，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上海、深圳和武汉政府机构办事效率评价较高，而北京、天津和沈阳评价则较低，分数差距也较大。对政府机构效率评价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其次是武汉。与此相关的城市信息化建设的评价中，对城市信息化评价较高的上海和深圳，对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的评价也较高。北京和武汉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评价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北京分数略高于武汉，但政府机构效率评价中却远远低于武汉。这说明武汉政府在推进两型社会建设中取得的很大的成绩，当然可能也存在北京被调查人数较武汉被调查人数多很多，投票信息准确性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城市经济》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调研会进一步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考察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