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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徐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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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石菲.我国电子政务十年发展成就.中国信息化,2011,(12).
{13}道格拉斯・斯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
参考文献:
〔1〕格里・斯托克.作为立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1999,(1).
[关键词]后税费时代;权力文化网络;治理效能
[作者简介]傅 琼(1972―),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与社会;练 艺(1991―),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与社会。(江西南昌 3300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11YJAZH027);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礼仪文化传承与赣鄱乡村有序发展研究”(14SH0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当代乡村礼仪文化建设研究”(SH1608);江西农业大学协同创新招标项目“基层治理视域下乡村礼文化重构研究”(XDNYA1511)
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提出
(一)乡村治理问题的早期探索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下沉至乡村社会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税费时代,乡村治理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税赋并减少社会动荡。
那么,如何治理乡村呢?学者一直在不懈探索。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的研究观点可分为两种倾向。
一是主张通过改造乡村社会来主动适合国家政权下沉及推进现代化的需要。如晏阳初等人认为乡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的病象,提出了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种教育为内容,以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教育为形式的平民教育构想与实践。[1]以期改变乡村社会落后的面貌,以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卢作孚则在重庆北碚开展以谋民生,保民享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2]因为在他看来,乡村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的瘫痪与半瘫痪,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乡村社会的财富创造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社会落后的状态。同时,他也强调,单靠乡村社会是很难获取原始资本积累的,所以乡村治理中国家的政策扶持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国家扶持是乡村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可见,尽管晏阳初和卢作孚改造乡村的着力点有所不同,但他们改造乡村社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二是主张借助传统来重塑乡村面貌,强调国家政权必须与基层自治有机结合。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展了以复兴中国文化为目标,以创办乡农学校和自治组织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建设实验。[3]林耀华则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分析宗族组织的形式与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体系及其作用,强调人类行为的平衡乃是由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的,是任何嵌入乡村的权力都不可忽视的。[4]指出,乡村社会的结构和人际关系是差序格局,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解决乡村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发展乡土工业。因为,在乡村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亲属在这方面说正是人和人的历史关系,家庭又正是养成亲密合作的场合。”[5]
(二)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提出
学者们的早期探索,为后世学者研究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这其中便包括美国学者杜赞奇。他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辅之以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威特质,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范式。成为与的社区功能研究方法、施坚雅的市场关系研究方法、弗里德曼的宗族系统研究方法以及黄宗智的市场-阶级研究方法相并立的第5种分析范式。
其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将国家政权、乡绅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共同分析框架,避免了传统二元分析范式的缺陷。一方面,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另一方面,将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中,还原乡村社会权力运行的真实具象,以诠释乡村社会不同阶层和组织的动态关系及其应对国家权力的技巧及策略。[12]
其二,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理性解读了乡村精英与乡村普通民众的合作共谋举措、动因及实效,阐明中国乡村社会独有的权力运行规则,揭示出如果抛开和破坏乡村文化网络国家权力下沉注定失败的铁一般的事实。
其三,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聚焦于文化网络的各要素,对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等组织的认同价值,对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关系的基本功能进行了深入描述。强调“权力文化网络”并非全封闭式,当规则不再适用时,竞争就会变为公开的冲突,从而创造出新的组织体系及文化认同,以适应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博弈的新需要。
(三)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影响
关键词:乡村环境;治理变化;存在问题;完善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提并论。可见党央、国务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然而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局限和农民自身的环保意识不强,大部分农村存在着垃圾到处倾倒、污水随意排放、家禽家畜粪便任意堆放的现象,乡村地区在实际发展中,受经济社会及改革开放的影响,其自然环境、内部构造以及相关组织形态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还给乡村治理带了许多问题,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对开展乡村环境治理的建议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
(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科学的规划是农村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规划合理与否,必然直接影响农村的后序建设与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农村环境。因此,要高度重视乡村规划工作,规划先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规划要超前考虑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粪便堆积等农村实际问题,综合考虑公共场所、道路、水沟、公厕、绿化美化等多种因素,做到有实用性、可行性、操作性。
(二)加大投入,鼓励环保投资。环保资金能否到位,到位的资金是否切实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关系到农村环境治理的可持续性和成败。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县(乡)财政应将环境卫生治理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并提高财政投入新农村建设、环境建设资金的倾斜比例。根据实际情况,集政府、集体、群众多方力量,通过多渠道筹集治理资金。对村级卫生治理实行以奖代补、以物代补。二是整合打捆项目。环境治理项目资金应严格落到实处,实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打捆”涉农项目资金,使农村环境连片治理项目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与农村新能源开发相结合,与基本农田改造项目相结合,整合项目、集聚资金、成片进行、同步推进,使资金的效用最大化。三是运用市场机制。学习、借鉴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鼓励民间资本、社会力量投资生态建设,积极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处置市场运作、循环利用的路子。
(三)明确部门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农村环境卫生治理是系统工程,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国土、城建、城管等职能部门要坚决执行规划,把拆违还耕、拆违还绿、拆违治脏、拆违添景有机结合起来。水利等部门加强河道治理与执法;环保部门重点监管企业生产垃圾和村民塑料袋等生活垃圾的处置;林业、农业等部门重点指导和规范清洁种植、畜禽粪便治理和生态家园建设。
(四)大力宣传,提高村民环保意识。通过等媒体,通过宣传标语、展板、电视、广播、报刊等多种形式强化宣传,使环卫知识家喻户晓,
(五)完善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建立监督机制。将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纳入各级政府工作日程,将环境保护和治理与干部考核评比挂钩。发动广大村民,开展集体环卫活动,通过评比形式予以奖惩,营造人人争当环境卫士的良好氛围。对于可能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工程项目,要进行严格的环保评估,从源头上遏制破坏行为。同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群众监督职能,全程监督企业运行,健全事后审查机制。多管齐下,建立起一套长效管理机制,共同呵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培轩.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的问题及对策[J].北京农业,2013,12: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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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X届x中全会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一名在村任职的选调生,要把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党的X届x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zhi任务,在具体工作中既抓住关键,在“干什么”上明确重点,更要讲求方法,以“农业农村农民”为抓手,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新征程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抓好农业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一要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建设主要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子库,培育高产优质品种,积极向群众推广,提高农业良种化水平;同时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应用好无人机、“生物兵器”等工具,加强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二要保护和发展基本农田,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防范化解土壤污染问题;同时加大农业水利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提高耕地生产效率。
三要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向农户提供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信息技术等服务,带动农户发展。
抓好“农民”知识化,不断做好农村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一要引进人才不断“加血”,针对大部分农村“失血”十分严重的问题,实施本地在外人才引进工作,依托本村项目、乡愁、生态等资源,激发人才回乡创业就业的动力,并以村集体土地、扶贫资金、劳动力等入股方式助力人才发展规模化经营,带动农民发展;同时积极引导本地乡贤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动员乡贤返乡创业,推动产业、资金、技术“三回归”,促进信息、文化、人气“三回流”。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家庭;和谐建设;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1 ― 0091 ― 03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是一个动态而不是静态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家庭从古至今先后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态。然而关于家庭,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家庭是由于男女出于生理的需要同奴隶组合的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但就现在社会,家庭更具融合特质,更加开放多元,成为社会建设的关键部分,同时,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分支结构,反映着社会各方面的基本信息,囊括了社会的生活需求、利益关系、阶层结构和社会运行规律,可以说家庭是整个社会的浓缩和体现。现代家庭和谐牵动着社会的健康与稳定。因此,自十七大以来党和国家就提出建设“家庭美德”、家庭责任,也包括完善家庭的法律制度建设等方面,同时,党的十也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总体而言,和谐家庭建设,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并促进社会治理能力地提升。
一、社会中的家庭转型
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家庭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因此,家庭也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革。但在中国,家庭变革往往主要是政治力量在起作用。在中国古代,家庭与国家是同构关系,传统的中国家庭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并在国家纵向权力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权控制功能;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社会管理模式,维系着国家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和社会稳定,如体现在赋税、兵役等方面;宗亲血缘也是家庭的重要依据,长者地位崇高,且突出父权地位和权威,重男轻女、男耕女织、平均主义等思想构成了传统家庭主义者的核心理念。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随着社会结构重组和社会变革举措的推进,传统家庭也受到了明显的冲击,逐渐从传统家庭结构过度到现代社会家庭,其中,很大的作用当属有各时期的运动及婚姻法。比如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实行运动及新婚姻法的实施,引起依靠土地为生的大批人口从传统集体生活中解放出来,出现了新形式下的分家居住和婚姻自主模式,传统的家庭权威在一次次的改革中受到削弱或分化,比如家庭权威削弱的一个体现为孩子的婚姻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获得婚姻自主等合法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过程当中,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确立,如1958年的的成立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这一时期以集体化和公社化为特色,极大的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社会公有形态,包括家庭个人的饮食、住房、工作等都以集体的形式承担,同时,发挥传统的人口控制作用的家庭也在一步步瓦解,最终形成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一高度计划的社会管控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总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地确立对我国传统家庭的解体是有明显作用的。
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同时,伴随着市场化经济和城镇化不断深入发展,引起家庭规模日益缩小,个体家庭成为趋势;就家庭组织形式上,也日益多样化,出现了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组合家庭等多样化结合形式;就家庭功能上,传统核心功能向消费、教育、赡养等方面转变,更多体现在社会的承担形式,比如各类学校、培训机构等开始承担传统家庭的部分教育功能;应运而生的托儿所、养老院等社会组织承担起了家庭的赡养功能等。同时,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制度,也日益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瓶颈,于是户籍改革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见,家庭中的个体已经逐步由“家庭人”向“社会人”发生转变,他们的价值取向、道德素养、民主能力等都将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得到发挥或体现。除此以外,现代家庭观念的转变,尤其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出于个人价值观的考虑,乐意成为单身族;由于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乡村贫困地区多出现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空巢家庭以及隔代的亲子沟通与共同成长的问题;也有幼年的心理创伤长大后的犯罪行为及家庭暴力等现象存在。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隐患,亟待M早通过社工等组织机制进行治理。所以,家庭与社会的联系是日益紧密,关联性更强。因此,对于构建协同式社会治理模式,从家庭自身与外部环境同时着手加强和谐家庭建设是有必要的。
二、和谐家庭建设的内容
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又是一个动态的协调治理过程。既包括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建设的协调,又包括与家庭边界以外的单元结构的和谐,还包括保障建设比如法律、制度、政策、妇联组织、志愿者等社会支持保障建设。家庭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外在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均衡才能够实现家庭和谐;而家庭系统的和谐才能够推动社会和谐。所以,就整体而言,和谐家庭建设必然包含着家庭自身、社会、自然三方融合治理。
首先,家庭与社会是个和谐性相关结构。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过之本在家”。家庭组织是一种经过社会道德和法律认可,以男女婚姻为基础的血缘关系组合的社会组织。社会作为家庭基本单元经过生产资料私有社会化的演绎形态,从社会形成与对社会冲突的治理中,社会治理与家庭密不可分。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和大压力下,社会生活中更容易出现个体彼此孤立感,而心灵孤独的精神归属离不开幸福家庭的港湾;家庭能够有效聚集分散的个体,给予家庭成员以情爱的归属。家庭固有着社会属性,它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内容形成,比如家庭个体的自由幸福观念、男女平等关系、责任与宽容品格也都受社会影响,体现着社会各方面的价值;同时,家庭共同体结构内在形成的这些诸多方面的因素又反作用于社会建设。不仅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现代家庭面临的是一个风险度不确定的社会,比如作为谋生的职业已不再是一个恒定状态,家庭成员就业面临着巨大的劳动竞争压力,甚至女性由于兼顾两种生产而遭受就业单位的歧视;再如,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这两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关民生领域的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家庭成本迅速增加,很多家庭都因经济重担而处于贫困边缘。总之,家庭的负载过重是与社会保障体系诸如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不完善有必然的相关性,所以,社会应该从着手通过健全社会保障等相关的制度措施、组织服务等进一步降低家庭在社会转型面临的不稳定风险。因此,和谐家庭建设是社会和谐建设的一个体现,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涵。
其次,家庭内在和谐是获得幸福能力和生活品质的关键,包括成员关系与人格和谐。就家庭成员关系而言,这就是要把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规定落实到具体的家庭成员互动的关系之中。家庭内部成员关系不像其它社会组织是一种纯粹的契约关系,更多是一种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层次之间的关系。情感交流是当前各家庭面临的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重要内容。爱与责任是融合家庭成员关系的关键。爱与责任的建设能够增强家庭成员的互助精神和担当意识。就家庭成员的人格和谐,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人格塑造易受家庭长久积淀的家庭文化的影响。人格特质的和谐即自我和谐既关系到个人自身的健康发展,又深刻影响到到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建设。现代家庭面临着新的挑战,比如网络时代的到来,孩子在价值观上与父母的差异比较大,比如在中学时代的亲子沟通环节,父母对孩子批评过多、理解错位、观念之后甚至缺乏沟通,从而形成不良的亲子关系,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在处理亲子关系中,父母应该更好地发现优点、学会倾听、主动沟通,也应该善于学习和反思,同时,也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共同参与一些亲子游戏,来增进彼此感情,形成良好的现代家庭文化。家庭通过建构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使孩子成长中养成情爱、平等、民主、自由、责任、宽容、进取及科学精神的健全品质,这是现代家庭文明自主治理模式中重要一环。因此,家庭成员关系与人格的和谐是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最后,家庭与自然和谐是人与自然共存的必要遵循。纵然是家庭成员的社会人,但是前提必然是个自然人,因为自然界的物质资源是生存的基础保障。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离不开自然环境,也不能做自然的主宰,违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因自身享受而过多地向自然索求。自然环境给予人类生存和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我们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物质基础。党的十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而家庭作为政策的重要落实载体,具有神圣的责任,也是现代家庭文化构建的重要内容。因此,和谐家庭建设包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必须具备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意识,以家庭理性消费、环保理念、节约行动建设新型文明家庭新模式。
以上论述可以得知,和谐家庭建设既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又是一个以自我和谐为中心的同心圆治理结构,家庭个体成员与内部和谐、社会和谐、自然和谐结构,是一个以个体为中心的外拓形态。家庭治理以尊重自我治理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物质供给、精神文化等方面与社会、自然息息相关。因此,和谐家庭建设对于现代化治理具有深远意义。
三、和谐家庭建设的治理意义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传统的各种结构被打破,而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适应新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家庭治理对现代社会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总而言之,和谐家庭建设对规避制度建设周期内的风险和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意义体现以下方面:
一是和谐家庭建设塑造良好的民主意识。自古以来,家庭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个人自出生到长大具备参与政治的行为人,这一过程中,个人的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塑造,和国家对家庭的控制理念以及家庭的自主治理而形成的特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代社会,个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塑造,也最初来自家庭影响。父母在家庭日常管理中长期形成的专断或民主作风,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或政治生活的态度,在进入社会或参与政治生活之后形成的政治冷漠除外。可见,一个家庭在作为物质供给的同时,在平时的管理上,应该更加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体现民主式治理模式,这有利于增强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与民主制度建设的适应性。
二是和谐家庭对社会弊病具有匡扶作用。中国传统家庭,非常看重家教和门风,很多人物之所以成名与一家教养息息相关。所谓古代王朝的天子,凡是在位期间,善于治国理政,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社会富有生机者,大多无不幼时受到良好的皇家教育;再到朝野名臣,胸怀忠君报国之志,自幼便受到家庭的严格管教如明朝大儒王阳明。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家庭对于个人的塑造作用。伴随着社会转型,社会问题突出,道德滑坡等现象屡见不鲜。此时应该认识到家庭在治理社会问题上的重要性,把家庭建设作为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工程。通过家庭建设,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塑造孩子幼年立志、修身勤学、友善处世、责任担当等方面的品质,也在一定年龄传授些治理家务、人生谋划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培育全方位的人格和高尚品质,增强个体的道德自觉性和社会责任感,守好做人的常识和底线。从而,通过个体参与社会生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环境。
三是和谐家庭建设对落实家庭政策具有积极作用。家庭是社会的浓缩和社会管理的子系统,国家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等最终都会归结到家庭。m然,传统的家庭结构被打破,家庭在日益社会化的环境里显得脆弱,但是,其在现代社会的管理中,事关土地问题、财政税收、婚姻嫁娶、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与家庭密切相关,充分表明了家庭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家庭治理的顶层设计,加强法律制度和评估体系建设,坚持家庭友好型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文明家庭模式,增强在家庭土地、住房、税收、养老、户籍等方面给予一系列可靠保障。总之,和谐家庭建设是现代化道路上必然面临的问题,也是化解或缓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大工程,对推进国家整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总的来看,家庭是社会治理的基石。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的治理角色扮演是不可取代的。作为独立的家庭单元需充分发挥现代民主的家庭治理方式,同时,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也需加强制度供给、妇联建设、志愿者队伍等建设。只有内外共同使力,和谐家庭建设才能够获得有效推动,缓解社会转型过程之痛,为基层社会治理网络构建开拓新的有效治理路径,促进社会整体治理能力提升。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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