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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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1篇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  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  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  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  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  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  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  Kindleberger.c.p.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al  Of  World  Business,Vol.1.1996.

[7]  Peter  Robson.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  Mira  Wilkins.The  Growth  Of  Multinational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9]  Yannopoulos.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ou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28.1990.

[10]  Shyamalendu  Sarkar  And  Hong  Y.Park"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地方政府；区域经济一体化；市场秩序；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5－00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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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中的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是基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结果，也是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不断完善的重要过程。区域市场秩序是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地方行为对区域市场秩序的形成及由此造成的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影响有复杂的机理，本文对此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地方政府行为、市场秩序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三者之间关系有更深入认识。

一、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市场秩序的形成

（一）区域市场秩序形成的内生论和干预论

关于政府行为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学术界并无定论。一般认为：市场秩序就是一种交易关系，是由法制规章给予保障的市场交易关系。也就是以法律、法规、章程、行业制度等形式进行规范，对市场运行的各种利益主体给予具体规定。区域市场秩序就是由法律规章等制度来进行保障的区域市场交易关系。但是，对区域市场秩序的本质，也就是说它到底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自发形成的约束关系，还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通过施加特殊影响而形成的市场关系，这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事实上，关于区域市场秩序的内生论和干预论，也就是说区域市场秩序主要是自发秩序还是后天形成，这对宏观调控的思路产生重要影响。它决定了政府在处理自身行为和发展市场中的优先秩序。即政府调控和市场规范孰先孰后。关于区域市场秩序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基本理念，在政策层面会对微观经济产生千差万别的效果。

不过，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区域市场经济秩序中的作用，学界的认识还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在市场秩序形成和维护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这是因为：首先，区域市场秩序无论是内生论还是干预论者，都不可能否认地方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规则、规章制度等的执行、监督、推广和完善，缺乏政府力量，单靠市场主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中的趋利导向（比如导致市场秩序失灵和无序竞争）。其次，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则、章程和法制，基本都是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组织制定、颁布和实施。这就导致了市场秩序在形成过程中必然融合和体现地方政府意识，包含着地方的主体利益。再次，作为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地方政府在维护和推动区域市场秩序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地方更容易从区域经济的实际状况出发，降低区域交易成本市场，推动交易双方达成契约，推动市场信息更迅速、便捷的传递以及切实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等等。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有高度信用的地方政府本身就是一种契约保障，它的存在使市场主体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创造良好的信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可以从良好的区域市场经济秩序中获得利益，比方说区域经济发展的繁荣，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财政和税收收益，等等。

（二）我国区域市场秩序形成的特殊逻辑

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3篇

一、原产地规则扭曲贸易流向

（一）WTO《原产地规则协议》的灰色地带。《原产地规则协议》的核心精神是确保原产地规则不会抵消或削减成员方在WTO中所享有的权利。但是，协议明确指出，原产地规则与契约性和区域自治性贸易体制所提供的、超出GATT有关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关税优惠无关。可见，该协议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没有约束力。一些区域经济集团利用协议的这些缺陷来维护自身利益，实施贸易限制、报复和制裁。

我国法学界的学者在这方面有所研究。王志强认为，《原产地规则协议》本身存在缺陷：

1、《协议》在整体法律规定层面上存在不足。《协议》只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并未对原产地作出一个统一的实体性规定，对区域经济集团的原产地规定缺乏约束力，关于普惠制原产地及政府采购的规定存在不足，没有涉及服务贸易的原产地规定。

2、《协议》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存在缺陷。在HS制作或加工工序标准上存在滞后性，税目改变标准缺少一般性的规则，从价百分比标准在操作上过于复杂并缺乏统一标准。这些操作层面遗憾的存在很难杜绝区域一体化经济集团制定有利于区内经济的原产地规则。

这些灰色地带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其消极影响表现为：原产地判定标准中较高的百分比标准和技术工艺要求给区外企业的中间产品出口造成了困难，阻碍了自由贸易；原产地规则越苛刻，贸易转移效果就越大；区域经济集团原产地规则的管理与实施增加了进出口商及贸易管理部门的成本。

（二）原产地规则限制进口、促进区内投资。Paul Breton， Miriam Manchin，Oliver Cadot，Anne O.Krueger 等通过数理统计、建立数学模型等方法验证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造成的贸易转移效应，并通过调查和理论分析验证了原产地规则可能给企业造成的成本增加情况。例如，原产地的认证成本、为满足原产地标准而采用高成本生产的原料或中间产品，证明原产地会阻碍自由贸易。

原产地规则还扮演了引导投资流向的作用。罗先云、项新认为，一体化区域以外的企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为了绕开关税或原产地的限制，享受区内成员国的待遇，会选择在区内投资、生产、销售。区内的企业则通过非法或合法的手段，改变产品的原产地，使自己的投资符合原产地标准。因此，通过实施严格的原产地标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迫使非成员国在区内投资，扩大区内的就业，改善经济利益。

二、原产地规则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

经济学家Anne O.Krueger认为，为了解决自由贸易区之外的第三国搭便车的问题而设置的原产地规则很大程度上会沦为贸易保护的工具，加大了保护的范围，并削弱了进一步自由化的进程。区内成员国为了获得税收减免的优惠，需要利用原产地规则防止第三国产品经由关税低的成员国输往其他成员国，所以原产地规则不仅会限制区域内外的贸易，还会增加管理负担，给厂商增加证实产品产地的额外成本。从这一角度来讲，一体化经济组织中的原产地规则的存在阻碍了区域内外的贸易。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深入研究，孟夏认为优惠原产地规则在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上带有强烈的排外色彩，一方面为区域内的贸易成员创造更具诱惑的贸易环境，另一方面又将区域外成员置于有失公允的境地。优惠性原产地规则中复杂的原产地标准已经带来了大量的管理和执行成本，生产商在熟悉和满足这些规则方面也承受了很大的负担，尤其是处理多边原产地规则时更是如此。另外，对于各国的海关机构而言，管理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和检验原产地证书的准确性也要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原产地规则实证分析

孟祥锋、刘月芬以自由贸易区为例，对原产地规则对区域经济的贸易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假设世界由A国、B国和其他国家W组成，各国均生产一种产品X，X的边际成本递增，假设B国对X的需求弹性大于1，A国X的产量不足以满足B国的需求。A国X的生产成本低于B国但高于W国。A、B建立自贸区之前，两国均设有保护性关税，A国的X商品自给自足，B国仅从W国进口少量的X，其余靠国内生产。建立自贸区后，A国企业会把X商品出口到B国，而W无法进入。随着A对B出口的增加，B国X价格下降，需求增加，A将X全部出口，而A国内所需的X从W进口，最终B国的均衡价格下降，促进了区内贸易，避免了区外成员搭便车。

张祥以NAFTA关于服装面料原产地的规定为例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结论：严格的原产地标准，使区内成员国制造商倾向购买区内的原料和中间产品，减少对非成员国原料及中间产品的采购，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区内中间产品制造商的利益。中间产品制造的产业关联性比较强，对原料及中间产品需求的增加也能够带动前后向产业发

展，因此原产地规则的效应不仅局限于某一产业，通过关联效应将会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原产地规则研究的缺陷

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原产地产生的贸易转移、贸易创造、福利变化等方面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基本上都认为原产地规则的实施会减少一体化经济集团内成员国与区外国家的贸易量、扭曲资源配置、成为贸易保护的工具。然而，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目前学界对原产地规则的研究未能形成一个体系，都只对原产地规则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一体化经济中原产地规则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对原产地规则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集和文章不多，主要介绍了各国及各个区域组织的原产地规则，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原产地规则的经济学影响进行了分析。

原产地规则之所以会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争论较多的一条规则，根本原因是因为其法律体制的不健全。原产地规则既是国际贸易实务领域的研究内容又属于国际法的研究范畴。然而，研究贸易实务不得不面对纷繁复杂的法规与国际惯例，因此解决原产地规则引发的纠纷、还原产地规则真实面貌，必须从法律方面着手。WTO《原产地规则协议》是规范成员国贸易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兴起，一些WTO成员国也是一体化经济集团的成员国，《原产地规则协议》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区域经济集团在制定和实施区域内原产地规则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主观性，使得原产地规则逐渐沦为贸易保护的工具。

原产地规则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但归根结底还是一项法律制度，其对促进贸易自由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现在逐渐演变成一种非贸易壁垒。追根溯源，关于原产地规则在一体化经济集团中应用的研究应从法律，即WTO框架内的法律和区域性的规定角度来进行。关于原产地定，尤其是在区域经济集团中应用的改革应在如下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一是保留其作为差别待遇工具的功能；二是对经济集团主观性的应用加以限制。为此，在技术操作上可以采取以下改革方法：

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

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总体趋势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开始逐渐突出。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热点开始朝向环渤海地区住哪一，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京津冀地区经济环境相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而言，仍然处于初级水平，但是其当前具有的经济实力和整体结构特征，已经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想要明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首先应当对其概念进行明晰。虽然当前对于区域一体化的概念缺乏统一的界定，但是仍然可以从实际工作中发现其诸多共性并且加以总结。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地缘毗邻的城市或地区通过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和渠道，制定统一的区域政策制度、区域规划布局以及对接措施，在共同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之下，形成具有共生关系的发展目标，并且协调行动；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各自区位优势，进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利用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方向的同一性、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地域的相邻性等特点，实现全区域内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借助于合理的利益调节机制，促进地区间的产业整合与重组，实行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以有效的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内部耗损，以提高区域经济总体效益的一个动态过程。从这样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重一体化区域内部的合作和分工合理化，并且着眼于实现区域环境共赢，注重可持续发展。

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主要是需要考虑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是建立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环境的优势体现。对于动力机制而言，其自身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根源，因此必须给予充分重视。对于动力机制而言，首先应当注意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要实现区域内部多个组成部分的协同发展，因此展开了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环境中，更为微观的区域性政策将会被统一的政策所代替，这必然会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部环境中自由流动，推动其朝向更加具有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区域集聚，从而实现对于地区环境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同时，这种增长与优化还能够带来扩散效应，形成区域朝向周边的带动。其次，规模经济同样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发展动力。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帮助经济的发展打破既有的行政区域格局，而转变向经济区域整合的方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源的优化利用，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规模经济在更为宽泛的区域环境中，比相对窄的地理环境之下更容易形成。最后，低成本机制的形成，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低成本并不仅仅局限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降低，而是来源于区域经济环境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力资源成本、运输成本以及某些自然资源成本等，都需要考虑在内。由于突破了行政格局，因此区域范围内的资源能够在有效流动的基础上，遵从市场机制实现优化调配，从而实现成本机制。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发展

京津冀地区在经济的发展方面各有所长，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特征，因此对于该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而言，毋庸置疑地有着积极价值。当前环境下，京津冀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得到加强，从2004年共同签署《廊坊共识》到2008年签署《北京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的会谈纪要》和《天津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等，这些都无意成为了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实现的诸多里程碑事件。

虽然从政策层面看，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直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但是从实际的展开状况看，仍然存在诸多障碍。首先，不同区域合作主体对于经济合作的认识方面存在偏差，并且尤其是在京津冀区域环境中，仍然缺乏具有一定高度的市场意识。从合作态度方面看，北京仍然以自我中心的态度十分突出，要求津冀为北京提供对应服务，在产业转移、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此种态度均较为突出，天津同样想要依据港口优势进行自我建设。这种状况造成了河北难以获取和京津两地对等的发展机会，因此从观念的角度看，京津冀地区区域合作还有待进一步整顿。

其次，^域内部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高层次区域合作、磋商与协调机制。近年来，虽然京津冀高层领导进行了双边互访和多边协商，但是总体说来这种机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而想要建立起深入的京津冀地区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和密切的磋商机制亟待形成。目前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明显无法满足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必须实现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磋商机制的建立，才能切实构建起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方针。

三、结论

针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当前的展开现状，实际工作中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区域一体化实现的主导思想，深入把握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不发，并且切实加强不同层次之间主题的密切沟通和配合，建立起更为均衡的政府协作机制。除此以外，应当注意转变观念，打造京津冀发展协同观念，以互惠互利作为发展的根基，建立区域间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推动区域内市场环境成熟，支持资源和生产要素更为自由的流动和分配。

参考文献：

地区经济一体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东亚货币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

一、引言

（一）问题提出

东亚地区作为近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区域内较大的经济体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具备了进行区域经济深度合作的基础，而且东南亚的很多国家还正处于经济快速上升的轨道当中，将东南亚拉入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当中，是能够加强和丰富区域内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更好地进行资源要素的配置，形成有机联动的协作发展共同体。原有的经济发展合作组织，是很多的松散的框架体系，并不具备法律约束效力。因此，如果进行货币化的合作，必将使得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推向更高的阶段。对比来说，西欧等国也是在具体条约框架体系之上建立的欧盟组织，发行的欧元货币，因此，进行东亚货比一体化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有价值的。

（二）目的和意义

对比西欧，欧盟的建立与欧元的推广，大大加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加快了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东亚货币一体化是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融合，提升的重大理论设想，是保障地区金融安全的必然选择，是实现货币政策最优化的必然选择。目前东亚金融合作发展较为缓慢。不仅缺乏有效的区域监督机制，而且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也亟待提高。因此，这就需要各国政府间的协调互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东亚货币合作至今在理论界和东亚各经济体中仍然存在争议，大部分观点认为东亚货币一体化是必然趋势，而极少部分的经济学家仍悲观的认为亚洲单一货币只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幻想”，所以东亚货币合作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对东亚经济合作尤其是货币一体化问题的研究，对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综合因素分析

（一）经济因素

1.东亚地区有十分密切的经济关系

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加上东南亚十国，区域内的贸易体系十分发达，各自都是相互之间的贸易前几位的国家。因此，具有货币一体化的动力基础。而且，区域内距离较短，消费，投资，出口等贸易的发展也离不开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协调供给，如果建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东亚地区是能够避免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实现经济更好地发展的。所以，建立东亚货币一体化制度是有意义的。

2.东亚地区经济体发展程度相似

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由于经历了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体量，是远超区域内的其他国家的，每个国家都是在全球经济体GDP排名中排在前二十的国家之一。而且，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更为密切，经济合作的协议也更多，经济合作的程度也相对比较深入，但是，还未形成完整科学的合作体系。而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如东南亚十国，是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发展程度也十分相似，都是依赖于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吸引外资的进入，来发展本国经济。相对于中日韩三国而言，东南亚的发展程度要略低。因此，如果东亚范围内进行货币合作，双方可以形成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形态，相对富裕的国家可以出口技术，资本等要素，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与之进行融合，从而推动双方福利的增加，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三）政治因素

1.区域内因素

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对政治关系的依赖并不是很强。但是，横亘在东亚诸国之间的政治历史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政治矛盾的激化，会对经济合作与发展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如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日本至今未正式道歉，战争赔偿问题等。现实政治上，问题也是中日关系一触即发的痛点，双方至今未形成有效合理的管控机制，并且各方态度坚定，协调困难度高。如韩日之间的独岛问题，也是韩国与日本之间不能忽视的问题。这些区域内的政治历史问题，是阻碍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现实路障。进行更深一步的经济关系的合作，必须要合理谨慎的处理这些问题。

2.区域外因素

最重要的是美国因素。中国近几十年来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流砥柱，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也开始了多方外交的路线，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因此，与日韩，东南亚等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另一方面，日韩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亚洲的重要盟友，至今，美国对两国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如果要与其进行深度经济合作，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是现实政治考量中的重中之重，稍不留意，美国就极有可能利用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亲密关系，进行危害区域经济安全的活动。因此，对美国的关系必须要有良好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3.文化因素

东亚各国在古代就统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区域内各国至今仍然共享同一套价值体系与传统精神。各国之间的文化相似度要远高于其他方面，文化的相似性，文明的一致性，价值观的向性，是区域内进行合作的巨大推动力，这也是近年来各个国家推动经济货币合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三、结论

在当今各国经济复苏乏力，仍有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风险的时代背景下，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比较为脆弱，并且日益深化的开放经济趋势，使得金融风险一旦失控，金融危机就会迅速波及到所有国家，因此，一个国家是不能独自应对大规模的金融冲击和系统风险的，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和消费联系日益紧密，是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创造了客观条件的，是推动东亚货币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必将在此基础上加快加快发展。东亚货币一体化的进程既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所在，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朱尊尊.东亚货币问题一体化研究.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