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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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第1篇
如果劳务合同约定了可以提前解除合同的情形，那么出现约定的情形后，劳务合同是可以提前解除的。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第一百五十九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来源：文章屋网 ）
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第2篇
生效法律文书固然可以直接促使房屋权利发生变动，但基于房屋登记薄具有的公示公信功能，实践中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利人通常会选择登记。因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房屋权利，如何登记？《房屋登记办法》第12条、35条都有涉及，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登记路径：一是申请登记（权利人单方申请），二是嘱托登记（依照司法机关之嘱托予以协助执行）；但现在登记机构越来越青睐于第35条（协助执行）之适用，而将第12条（单方申请）之规定逐渐遗弃。笔者以为要正确适用这两种不同的登记路径，必须厘清下列问题。
一、生效法律文书的范围
对于生效法律文书的范围，《物权法》、《房屋登记办法》已明确。
为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这是文书制作主体的限定范围。生效法律文书，如简单从字面理解，一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件都在此列，比如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甚至是公证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作的文书。但结合房屋登记而言，这里的生效法律文书必须能够对房屋权属状况这一物权法律关系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此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足以引起房屋权属状况的变动）进行终局确认，而在我国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享有终局审查判断权的是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员会。
根据《民事诉讼法》、《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在审判、仲裁活动中制作的法律文书大致包括判决、裁定、调解书、裁决、决定等。这些法律文书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实体性的，一类是程序性的。判决、调解书、裁决用来解决实体问题（对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审查判断，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决定、裁定主要解决程序问题（如：回避决定、准予撤诉裁定等）；当然裁定也可以用来解决实体问题，尤其在执行程序中（如：拍卖成交确认裁定、抵债裁定等）。能够引起物权变动的显然是实体性法律文书，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生效法律文书的形式，主要包括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和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民调解法》的出台，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文书——“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书”。根据《人民调解法》第33条和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195条，经人民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对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新《民事诉讼法》将它作为一种新型案件（确认调解协议案件）规定在第15章第6节，实际上已经明确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书”的法律地位，它和规定在第15章的其他特别程序的结案文书（如选民资格的判决书、宣告死亡的判决书、认定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书等）本质上并无差别：是人民法院经过一定法律程序制作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文书。因此，笔者认为“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书”也属于生效法律文书，其效力等同于判决、裁定、调解书、裁决。
关于判决、裁定、调解书、裁决、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书何时生效，是一个比较容易判断的问题，即使对民事诉讼法不甚了解也可从文书本身加以识别。通常尚未生效的法律文书结尾部分会有上诉权告知内容（超过上诉期未予上诉的一审判决、裁定需要出具生效证明），已生效的法律文书会有“终审”、“即发生法律效力”等字样，这里不再赘述。
二、生效法律文书的性质
根据所解决的民事争议的方式不同，生效法律文书可分为确认型、给付型和变更型。这种划分实际是来源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诉的分类理论。根据通说，按照诉讼请求和目的不同，民事诉讼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形成之诉）。确认之诉，是当事人请求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诉讼。给付之诉，是一方当事人请求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的诉讼。变更之诉（又称形成之诉），是当事人请求改变或者消灭现存的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确认之诉，最终形成的必定是确认型法律文书（或者肯定争议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或者否定其存在）；给付之诉，如原告诉求得以支持或部分支持，最终形成的是给付型法律文书，如原告诉求完全未得以支持，即法院认定给付义务并不存在，最终形成的不是给付型而是确认型法律文书；变更之诉，也存在两种可能，如予以变更，则形成的是变更型法律文书，如未予变更，实际是对现存法律关系的确认，最终形成的应该是确认型法律文书。
确认型生效法律文书，内容是对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或其存在状态的确认。房屋登记实践中，经常接触的是房产确权判决。如：法院判决“某房归某某所有”、“某某享有某房所有权”等，此类判决是对物权纠纷的确认，能够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确认判决没有给付内容，不具有执行性。法院判决“某房归某某所有”，自判决生效之时房屋权属即已明确，法律上“某某”当然成为“某房”的所有权人，判决内容已经实现，不存在执行问题。至于判决生效后，房屋仍被他人占用，或者原所有权人不予配合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是对确认之后的法律关系的侵害，权利人应当另行提起迁让、请求协助办理房屋过户登记之诉（给付之诉）。因确认型生效法律文书本身没有给付内容，不具有执行性，显然不能适用嘱托登记，只能由权利人单方申请登记。
给付型生效法律文书，内容是一方当事人应当向另一方当事人履行一定的民事义务，表现为金钱、财产的给付，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给付型法律文书生效后具有执行性，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必须按照要求履行义务，否则法院将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强制执行。比如：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买方支付了房款，卖方不协助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买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卖方履行合同义务，法院判决卖方在10内协助买方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这个给付判决的标的不是金钱和财物而是行为。给付判决能否实现，首先取决于义务人是否自觉履行，如不能自觉履行则可能启动司法强制执行程序。对于给付型生效法律文书，如义务人自觉履行，适用双方申请登记；如义务人不自觉履行，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后，适用的是嘱托登记。
变更型生效法律文书，内容是对现存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改变或消灭。它和确认型生效法律文书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对现存民事法律关系无争议，只是进行改变或消灭；后者是因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有争议而进行确认。其他方面二者特点相似：都没有给付内容，不具有执行性；变更后的法律关系收到侵害后，当另行提起给付之诉；登记模式上适用单方申请。实践中，离婚财产分割判决（调解书）、撤销合同的判决都属于变更型。
三、注意问题
综上分析，确认型和变更型生效法律文书如果有明确的房屋权属内容，可以适用单方申请的登记模式；给付型生效法律文书，如果给付义务是房产登记行为，在当事人自愿履行的情况下，实际是双方申请登记；如果义务人不愿履行，权利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向房屋登记机构送达相应的生效法律文书及协助执行通知，此时适用的是嘱托登记。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确认型、变更型生效法律文书必须明确房屋权属，如果仅仅是对合同关系的确认或变更（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判决、撤销房屋买卖合同判决等），不能作为单方申请登记的依据。
2.如果生效法律文书既有确认（变更）内容，又有给付内容，是否可以单方申请登记？
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第3篇
当前，协议离婚占离婚总数的绝大多数，但是对离婚协议效力认识的分歧比较突出。关于离婚协议的性质，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诉前离婚协议虽然包括身份关系的解除以及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多方面内容，但实质上只是一个涉及人身关系的行为，该行为以登记为生效条件，未经离婚登记的诉前离婚协议不具有拘束力;另一种认为诉前离婚协议的性质是一种混合合同，关于自愿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人身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及债务处理属于财产关系的性质。离婚协议中的自愿离婚条款自取得《离婚证》之日起生效，而关于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的条款则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行生效，不以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相应手续，或者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为生效要件。上述观点都认为离婚协议中解除婚姻关系的约定不具有拘束力，夫妻一方不能依据离婚协议要求对方履行离婚登记手续或诉请法院根据协议判决准予离婚，但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的效力则有不同看法。
离婚协议从性质上分析，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但与一般的财产协议不同，它是亲属法中的行为，对其效力的分析必须立足于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对诉前离婚协议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应明确以下三点。
首先，离婚协议的内容具有复合性，是数个法律行为的混合。一般情况下，夫妻离婚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是解除夫妻关系的内容;二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部分协议还会包括夫妻之间的财产补偿、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的内容。但该协议究竟应该视为一个法律行为还是数个法律行为，应根据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判断。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离婚协议是一个行为还是数个行为的混合，应依据其包含的效果意思是一个还是数个进行判断。离婚协议中包含的效果意思分别有解除夫妻关系、分割夫妻财产、确定子女抚养归属及抚养费负担等等，这些效果意思分别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据此，将离婚协议视为数个行为的混合应该更为恰当。诉前离婚协议与已经登记生效的离婚协议在内容方面并无区别，《解释二》第8条和第9条的规定实际上已经将离婚协议中的身份关系部分与财产关系部分加以区分，明确已经登记的离婚协议中关于夫妻身份解除的约定不能变动，而财产部分则可能被撤销或被认定为无效，这也说明离婚协议并不是一个行为，而是数个行为。
其次，离婚协议中的数个行为均为身份法律行为，它们在效力上具有关联性。身份法律行为是指以身份以及身份引起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包括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两类。所谓形成行为是指直接以一定亲属身份的发生、变更或消灭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如结婚、离婚、收养等行为。所谓附随行为是指以形成的行为为前提，附随此等行为而为的法律行为，如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约定、离婚时有关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等。离婚协议中既有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即解除夫妻关系的协议，也有附随的身份法律行为，即关于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的协议。认为诉前离婚协议包括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方面，其中人身关系的变动适用婚姻法，而财产部分应当直接适用合同法的观点，忽略了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在法律适用方面，身份法律行为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如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等有效条件，但不能认为其中的附随行为可以当然地适用合同法的规定。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协议虽然以财产关系为内容，但其在效力上具有特殊性，即附随于形成行为的效力。以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协议为例，即使其符合了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但如果“离婚”这一形成行为不生效，财产分割协议也不能生效。从这一效力规则来看，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的效力关系，与主、从法律行为的效力关系非常类似。
最后，离婚协议中形成行为和附随行为的生效条件并不一致。形成的身份法律行为涉及身份关系的稳定，公示和透明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除需符合民事法律行为一般生效要件外，还需具备特别生效条件———登记，即具有要式性。基于人身自由原则，当事人关于身份变动的意思表示，在未履行法定程序之前不具有任何拘束力，也就是说，应允许当事人反悔。当事人一方不能依据已经达成的离婚协议要求对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因此，离婚协议中的离婚行为，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离婚协议中的附随行为以财产变动为内容，属于非要式行为，只需具备一般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但是，由于附随行为以形成行为的生效为前提，所以，即使附随行为具备了一般生效条件，在形成行为未生效之前不生效，也不具有拘束力。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之前，对已达成的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协议也可以反悔。如当事人一方因此改为采用诉讼离婚途径，则只能适用诉讼离婚的一般规则，是否准予离婚、财产如何分割、子女抚养归属确定等，均需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事先达成的离婚协议因为不生效，不能成为当事人诉请履行的依据。不过，诉前离婚协议在诉讼离婚中具有一定的证据效力，对当事人的感情状况及财产状况等有一定的证明效力。
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第4篇
离婚协议在诉讼离婚中的效力
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原签订的离婚协议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充其量法院只能把协议中涉及婚姻关系的处置问题作为一个可参考的因素在裁判过程中予以考虑。其理由：
一、离婚协议的效力不应等同与一般民事上的合同、协议，它具有特殊性。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显然，婚姻关系包括涉及婚姻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处理应适用《婚姻法》、《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而不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精神。上述两种观点他们都是基于同一个理论基础，即用合同法的有关原则精神来处理婚姻关系纠纷。
二、离婚协议应属于不生效的协议或效力待定的协议，当条件成就时协议即生效，反之即不生效。
为协议离婚而签订离婚协议应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在符合所符条件时才能生效。
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所附条件就是要协议离婚，所附期限是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当这两种情况符合时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才生效。当然，夫妻双方签订离婚协议时不会象一般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协议时对所附条件、所附期限表达得那样明确，但不管其表述如何，离婚协议应体现这一精神。所以当引起离婚诉讼时，离婚协议所附条件、所附期限显然没有成就，故不应发生法律效力。
三、离婚协议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当事人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民法通则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 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要求不能有存在无效的或可变更、撤销的情形。作为协议，首先要求应是平等主体之间所签，其次一定要体现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第三，协议内容应当公平。
离婚协议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有的是在诱骗、胁迫下签订的；有的是为了避免矛盾，一气之下签订的；有的是为了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如逃避债务等而签订的；甚至有的准备假离婚……在这样的情况下签订的离婚协议明显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由于以上种种可能的存在情势变迁的情况就特别容易出现，如一方一气之下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后慢慢消气了，若干年后引讼，这样的离婚协议能作为法院审案的依据吗？显然不能。但在实践中要正确判断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否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易事，因为协议的当事人是夫妻，相比一般协议的当事人而言，他们签订协议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慎重，即使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事后也很难有证据证明协议是违背双方或一方真实意思所签，所以简单认定双方签字的离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不慎重、不严肃的。
另一方面从签约当事人来看，表面上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约定，而实际上往往并不是完全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在每个家庭中夫妻地位完全平等的很少，所以很容易出现显失公平的协议条款。《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 其立法意图一 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家庭的团结。二是为了防当事人感情用事，草率从事。显然立法机构也清楚意识到夫妻之间矛盾纠纷处理的特殊性。
四、从对离婚协议签订后未履离婚协议在诉讼离婚中的效力
在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原签订的离婚协议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充其量法院只能把协议中涉及婚姻关系的处置问题作为一个可参考的因素在裁判过程中予以考虑。其理由：
一、离婚协议的效力不应等同与一般民事上的合同、协议，它具有特殊性。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显然，婚姻关系包括涉及婚姻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处理应适用《婚姻法》、《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而不应适用合同法的有关精神。上述两种观点他们都是基于同一个理论基础，即用合同法的有关原则精神来处理婚姻关系纠纷。
二、离婚协议应属于不生效的协议或效力待定的协议，当条件成就时协议即生效，反之即不生效。
为协议离婚而签订离婚协议应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在符合所符条件时才能生效。
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所附条件就是要协议离婚，所附期限是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当这两种情况符合时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才生效。当然，夫妻双方签订离婚协议时不会象一般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协议时对所附条件、所附期限表达得那样明确，但不管其表述如何，离婚协议应体现这一精神。所以当引起离婚诉讼时，离婚协议所附条件、所附期限显然没有成就，故不应发生法律效力。
三、离婚协议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当事人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民法通则规定：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 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要求不能有存在无效的或可变更、撤销的情形。作为协议，首先要求应是平等主体之间所签，其次一定要体现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第三，协议内容应当公平。
离婚协议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有的是在诱骗、胁迫下签订的；有的是为了避免矛盾，一气之下签订的；有的是为了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如逃避债务等而签订的；甚至有的准备假离婚……在这样的情况下签订的离婚协议明显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由于以上种种可能的存在情势变迁的情况就特别容易出现，如一方一气之下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后慢慢消气了，若干年后引讼，这样的离婚协议能作为法院审案的依据吗？显然不能。但在实践中要正确判断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否体现了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易事，因为协议的当事人是夫妻，相比一般协议的当事人而言，他们签订协议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慎重，即使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事后也很难有证据证明协议是违背双方或一方真实意思所签，所以简单认定双方签字的离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不慎重、不严肃的。
另一方面从签约当事人来看，表面上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约定，而实际上往往并不是完全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在每个家庭中夫妻地位完全平等的很少，所以很容易出现显失公平的协议条款。《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 其立法意图一 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家庭的团结。二是为了防当事人感情用事，草率从事。显然立法机构也清楚意识到夫妻之间矛盾纠纷处理的特殊性。
四、从对离婚协议签订后未履行引起纠纷的处理来看，也能进一步说明其效力问题的存在与否。
离婚协议签订后未能履行引讼，作为法院受理的仍然是婚姻案件，而不是一般的合同纠纷，否则，一方在时仅要求对方履行协议即可，而不必作为繁琐的婚姻案件来对待了。可见，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后未能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而引讼，说明双方未履行所签的离婚协议，对此应视为双方已经反悔。 同时 也说明已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可以解除该协议。
行引起纠纷的处理来看，也能进一步说明其效力问题的存在与否。
离婚协议签订后未能履行引讼，作为法院受理的仍然是婚姻案件，而不是一般的合同纠纷，否则，一方在时仅要求对方履行协议即可，而不必作为繁琐的婚姻案件来对待了。可见，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后未能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而引讼，说明双方未履行所签的离婚协议，对此应视为双方已经反悔。 同时 也说明已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可以解除该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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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生效的条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股东大会决议 决议瑕疵 效力 完善
一、决议瑕疵效力的立法发展
我国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的法律瑕疵虽然做出了原则规定，但存在着“遥看草色近却无”的缺憾。该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小股东似乎可据此形式诉权以纠正资本多数决之滥用，实则不然。众所周知，股东会决议瑕疵包含程序瑕疵以及内容瑕疵，但该条未就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的瑕疵予以分类，亦未明确不同瑕疵的不同救济途径，且该条仅规定了股东可以向法院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股东仅有“停止侵害请求权”而其遭受的损失如何获得救济等问题始终处于模糊的状态。对于这些决议瑕疵的效力法律也并未作出任何的评价。
相比而言，修改后的公司法在决议瑕疵类别以及不同类型瑕疵的不同法律效力方面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新《公司法》第22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该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对于不同的决议瑕疵，公司法从三个层次作出了规范：（一）对于内容违法的决议，公司法对其评价结果为自始、当然无效；（二）就决议内容违反章程的规定而言，法律的评价结果为可撤销；（三）而对于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等程序性瑕疵时，公司法将其认定为可撤销之事由，“股东可以自该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笔者认为，现存公司法相对于旧公司法在决议瑕疵救济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决议瑕疵的具体类型以及瑕疵的效力评价上，新公司法体现了从无到有的质的飞跃。不同的效力评价对公司和股东的行为有了更明确具体的规范，也有利于公司的管理与发展。诚然，修改后的公司法有其进步之处，这样的规定不仅为股东的提供了具体的依据，也为法院判决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依据。然而，审视一番后，我们又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1、当公司的发展若以损害整个市场经济秩序为代价，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法律自不必对其保护，但若该决议只是违反法律的任意性及一般性规定呢？从超越经营范围的绝对无效到并不必然无效，已然体现了立法者对于维持已经发生的商事活动的稳定性，从而降低商事活动者的风险的谨慎思考，那么为何不在充分尊重公司自治的前提下能否对决议效力的评价再宽容些呢？2、对于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出现程序性瑕疵时，法律为何将其评价为可撤销而不是无效呢？ 赋予当事人就该决议效力的选择权立法者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3、若股东（大）会的决议甚至还未成立时，法律应当如何评价呢？直接进行法律评价而忽视事实性的成立与否的问题，是否有欠考虑呢？
二、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理论对瑕疵决议评价的借鉴
对于民商分立与民商分立的争论在近代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民法与商法无论在理论还是从实务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作用，这样的发展历程使得二者在许多适用原则上具有相通之处，往往形成借鉴的效果。笔者认为，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可以分为成立与不成立。对于成立之后的民事法律行为又可分为有效、无效、可撤销可变更。对于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笔者认为其非民事行为法律效力的基本分类。由于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在成立时（除附条件外）就已经取得与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一样的效力，但是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其生效的持续存在瑕疵，因此对于符合生效持续要件的法律行为，法律将其评价为有效，持续要件无法满足或存在瑕疵的，则由法律评价为无效或是可撤销。
依据我国《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且已生效，因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其他法定原因（如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行为人有撤销权的民事行为。撤销权人如行使撤销权，则经撤销其效力溯及民事行为成立时无效；如果撤销权人在法定期限内为行使撤销权，该民事行为原来的效力不变，民事行为效力继续。撤销权的规定，究其法理，实则赋予当事人一个选择权。在本文的情境下，即赋予股东对于瑕疵决议效力的选择权。因而，当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时或是决议的召集方式、表决方式存在瑕疵时，股东有权选择该决议是否继续有效。但是，既然撤销权的行使条件是该行为已经成立且已生效，那么既然决议内容违反了公司章程或是决议程序存在瑕疵，我们又如何认定该决议已经成立并且生效呢？这些问题都有待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进一步说明。
笔者认为，现行《公司法》第22条对于决议效力的评价仍是不完整的。当决议甚至还未成立时，如何进行可撤销与无效的评价呢？决议不成立与决议可撤销应当进行严格的区分，前者，股东（大）会根本不具备决议能力、资格或未达到表决书而欠缺成立要件；后者，股东（大）会决议满足成立要件，只是因决议程序或内容上存在较轻微的瑕疵而影响决议的正当性和公正性。只有引入决议不成立的法律评价才是对决议力的完整评价，通过这一形式的评价，对于决议程序瑕疵时，应当认定该决议不成立。
三、决议瑕疵评价之完善——囊括瑕疵决议不成立的效力评价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股东大会决议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其成立和生效也应与法律行为的理论相吻合。那么何谓决议的不成立呢？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的原因是该决议欠缺成立要件，那么股东（大）会决议的成立要件是什么呢？现行《公司法》并未明确该成立要件。但是从其具体条文的规定中，笔者认为决议不成立的原因要件应当属于程序性要件。如会议的召集和主持的主体不适格，会议及其决议事项通知的方式不合法，会议出席人数不符合法定人数要求等，这些要件都将导致决议的不成立。由于受到股东（大）会决议时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如果股东大会对决议事项的表决同意数未达最低表决权数，则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而其不成立的理由正是由于这些程序性要件的不满足，使得股东（大）会在决议时，无法形成意思决定机关，因而在欠缺这些条件时，我们认为该意思决定机关不存在，因而其违法作出的决议也是不存在的。
而当股东（大）会决议成立的事实已经存在时，法律才能在该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无效或是可撤销的效力评价，这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评价方法也才符合法律的逻辑。那么对于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时，法律对其效力的评价为无效，笔者认为是适合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法律对于公司管理及运行做出了不同层次的规定，有些内容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些法定条件若不被满足，其最终结果将是自始、当然的无效。这些规定也是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的安全以及公司发展的需要而制定出来的，符合实际需求，也有利于对公司治理形成外部的监督。有些内容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律还允许各个公司在该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自由约定，这样的规定既发挥了法律的监督作用，又充分发挥了公司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此外，还有些内容是法律规定可以由公司在各自的章程中完全自由的约定。对这些内容，公司法采取不干预的态度。这样分层次的规定是十分合理以及科学的。因而，在这样完整的规范体系下，法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决议内容无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对于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公司法赋予股东撤销权。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充分尊重了公司自治的原则。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宪法”，约束着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股东。因此，当股东（大）会决议违反公司章程时，股东享有保持其效力或使其归于无效的选择权。
而对于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以及决议程序违法的事项，公司法将其评价为可撤销，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决议程序违法的事项，当将其部分认定为可撤销，部分认定为不成立。具体如何区分呢？笔者认为，关于能够促成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程序性事项，都应当属于成立事项。只有在形成了决议机关之后，才可能形成决议。而可撤销中的程序性事项应当是在决议过程中与行使表决权相关的程序性事项。在这里笔者同意钱玉林教授的观点“事实上，决议不成立与撤销的界限在理论上应当能被划清，即决议不成立时，是因欠缺股东（大）会或决议成立的要件；而决议存在撤销原因时，股东（大）会及其决议都满足了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只是因股东（大）决议程序或内容上存在较轻微的瑕疵，影响了决议的公正性或正当性，使该决议处于可撤销的状态。”但遗憾的是，钱教授对于可撤销的程序违法与不成立的程序违法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更明确的区分。
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若要建立完善的决议瑕疵评价体系，应当参照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体系，严格区分股东（大）会决议的成立与生效。对于股东（大）会不具备决议能力或资格以及欠缺成立要件的决议时，因其未形成决议机关，因而其作出的决议也是不成立的。然在满足了决议资格以及决议成立要件的前提下，法律应当进一步进行效力的评价。对于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时，应当充分尊重股东的自主选择权，符合公司自治原则的要求，赋予股东对瑕疵决议的撤销权。对于决议成立后，若存在影响其持续有效的程序性违法事由时，法律也应当赋予当事人以撤销权。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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