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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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第1篇

例：宋元时期的文化特征如何？其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什么？

（1）特征：高度繁荣、领先世界、人才辈出、成就辉煌”。

（2）原因：①两宋时期局部统一和元朝大统一的实现，社会相对安定。②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海外贸易的极大发展。③民族交往频繁，民族融合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高峰。④对外关系空前活跃。⑤隋唐时期文化发展的基础。

我们知道，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而一定时期的文化反过来又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般规律。

一、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原因

①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②统治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③经济发展或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物质基础。④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相互交流、融合。⑤对外交流频繁，吸收了外来文化成就。⑥继承了前代文化的成就。⑦古代学者的艰辛努力。

二、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表现

①科学技术。②哲学与宗教。③文学。④艺术。

三、中国古代科技的一般规律

⒈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的一般原因

（1）经济发展为科技文化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

（2）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3）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

（4）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有利于科技文化的正常交流与发展。

（5）民族融合，加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6）前代科技文化成就的基础。

（7）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组织。

⒉明清时期中西方科技的一般差别

（1）内容上，中国在科学上的主要成就属于应用科学，西方科学家研究的重点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探索。

（2）研究方法上：中国主要采取传统的整理典籍和总结经验的方法；西方科学家则注重实验方法。

⒊明清时期中国科技文化落后的一般原因

（1）腐朽的封建制度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物质基础和动力。

（2）封建闭关政策既使中国失去了外贸主动权，更隔绝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3）明清教育的落后

（4）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与清代的“文字狱”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失去了政策支持。

⒋西方科技在近代领先的原因

（1）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积累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动力。

（2）文艺复兴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传播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3）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不仅巩固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了资产阶级文化，并且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4）工业革命使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

⒌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与局限给我们的一般启示

（1）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2）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3）要重视人才，尊重人才，鼓励知识创新。

（4）要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第2篇

摘要：中国古代辉煌发达的科技文明，诞生了一批重要的科学伟人。重要科技人物的思想推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梳理科技思想变迁、分析科技发展动因具有重要意义。气象科技的发展孕育在天文地理、农工水利等各个学科中，很多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农学家、水利学家和医学家等在推动古代气象科学认识技术和气象观测技术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多重身份的糅合也使得古代气象科技人在发明创造方面具有独特的特点：发明主要针对农业生产、人民生命健康等方面服务；造就了我国悠长的农林气象史；受限于人物个人发展，气象科技发展具有时期性。

关键词 ：春秋至隋唐；气象；科技人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地向前迈进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最初在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是一部人类认识、改造、控制自然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经验的结晶①。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分工的细化，出现了专业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本文通过总结我国春秋至隋唐时期历史上在气象科技方面做出贡献的典型人物，分析其在科学思想、专著、技术发明等的成就，结合时代背景和人物自身经历，研究气象科技人物的组成特点，及气象科技成就的主要特点。

一、重要气象科技人物

1.秦汉时期的气象科技人物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初建发展时期，在这400多年的时期中，建立了统一王朝，社会相对稳定，为学术文化思想活跃提供了环境。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很重视天文气象的发展，设有专门的官员，在长安建造观象台灵台来进行天象观测，使得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气象体系走向完善，并在古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②。这一时期有张衡、张仲景、王充、董仲舒、京房、崔实等人在气象科技方面做出贡献，主要包括张衡气象仪器的发明创造；《伤寒杂病论》中的医疗气象理论；《论衡》对于降水、雷电成因的研究；《雨雹对》中对于冰雹成因的认识；《易飞候》《四民月令》对于天气的站占验等③。其中，张衡和张仲景是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气象科技人物。

张衡，字平子，汉族，南阳西鄂，南阳人，生于公元78年，卒于139年，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文学家、学者。在气象方面的贡献，张衡发明制作了相风鸟。相风鸟就是一个很轻的鸟形物悬在杆头，鸟的头部所指便是风向。“灵台”相当于国家天文气象观测所，就安装了这种铜制的相风鸟，用来测定风向和风速，这对于生产生活和军事都是非常重要的，也为后人的气象预测和预报提供了最初级的基础④。

张仲景生于公元150-154 年，卒于215-219 年，名机，汉族，南阳人，是东汉最有成就的医学家，被称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在气象方面的贡献体现在医疗气象学上，其理论继承和发扬《内经》的学说，通篇建立在“气”的基础之上。对于四季的正常气候，张仲景表述为“四时之气”，对于异常的四季气候，张仲景表述为“时行之气”，比如春天应该暖和，结果出现倒春寒；这种反常的气候就可能造成人类的疾病。医学家对于正常气候和异常气候进行精确掌握，并根据天文气象知识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是医疗气象理论与实践系统走向成熟的表现⑤。

2.魏晋隋唐时期的气象科技人物

隋唐的统一，结束了从西晋末开始的近300 年的分裂割据时期。这种大一统的稳定繁荣局面，对于思想的活跃发展，学术文化的交流，甚至是中外文化的交流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也大力的推动天文气象学的发展，使其在深度广度上都有一定的进步。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创造相风旌、占风铎、占雨石，详细分析日晕，并合理解释虹之成因，将风力分为10个等级，并把风向分为24个方位。这一时期还涌现出许多气象学家，如北魏贾思勰所作《齐民要术》、初唐李淳风作《乙巳占》、黄子发编著预报风雨的著作《相雨书》、裴行俭和李愬对于军事气象学的发展等。其中贾思勰、李淳风和黄子发最具有代表性。

贾思勰，生于公元386 年，卒于543年，后魏时人，汉族，益都（今山东省寿光市西南）人，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著有《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在《齐民要术》的开头，贾思勰就阐述了掌握好气象条件是农业的根本大事，注意温度、雨水变化等天气情况对于土壤的影响。其中包含了气候、物候、节气、天气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各种作物都细致地提出了每一项生产技术的农业气象指标，做到“顺天时，量地利”，并计算其经济效益。对于畜牧气象，也做了具体可行的气象条件论述。齐民要术是气象学应用于农业生产中的典范，对中国古代汉族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⑥。

李淳风生于公元602年，卒于670年，汉族，唐代天文学家、历算学家，岐州雍人（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精通天文、历法、数学、阴阳学等，编著中国古代第一部星象巨著《乙巳占》。在《乙巳占》中，包含有关于风力划分等级的内容，对于各种怪雨的情况进行了记叙，记载了观测太阳的许多现象，对于日月旁的云气，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分类。这些都对古代气象的预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⑦。

黄子发，唐朝人，生平失考。著作《相雨书》共10篇，是古代第一部系统性的天气预报著作。内容包括候气30条、观云52条、察日月星宿31条、会风4条、详声7条、推时12条、相草木鱼虫玉石14条、侯雨止天晴7 条、祷雨3 条、祷晴9 条，共169条。《相雨书》不是天气谚语，而是经过验证和选择的预报指标。其根据预报内容的分类也为后来的占验书提供了参考，很多方法沿用至今。此书各篇都引用例子，在气象预报的实用性方面更近了一步⑧。

二、气象科技人物的特点

1.春秋至隋唐我国农学家对气象科技进步具有重要贡献

气象和农业是紧密联系的，尤其在古代受到生产技术的制约，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度和敏感性更强。春秋至隋唐时期在气象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注上，主要是对气温、光照、热量、水分等要素进行研究和总结，摸清其时间和空间分布的规律，为农作物的栽培时间时节，农作物的种植规划布局提供指导。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开头，引用《氾胜之书》，阐述了掌握好气象条件是农业的根本大事：

《氾胜之书》曰：“ 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胜，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日膏泽，皆得时功。”⑨

“趣时”即“趋时”，就是掌握气象变化，对于耕田来说，最重要的是注意温度、雨水变化，化冻、件对工作效率、产量、品质的影响。贾思勰指出的是季节变化，即气象条件的时间变化。

2.春秋至隋唐中国气象科技人物往往具有多重身份

春秋至隋唐时期中国的气象科技人物大多不是专职人员。与现代科学相比，春秋至隋唐中国科技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明确细致的学科分类。统治者所设的官方科学机构所涉及的学科相对比较全面，民间的科学家心系百姓的生活，所研究的领域也十分广泛。这使得许多气象科技人物的研究面非常宽广，并且大多拥有一个杂糅的身份。他们在对气象科学进行研究并作出贡献的同时，在农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哲学方面均有建树，其中，与农学的关系尤为紧密。因而，其他学科的科技发展可以带动气象学观测研究技术的进步，气象学的发展也可以反作用于这些学科，促进相邻紧密学科的进步。

此外，春秋至隋唐中国气象科技人物大多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可以看出，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气象科技的发展。（见表1）

3.中医“气”之思想促进了古代气象在健康方面的服务作用

气象要素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春秋至隋唐时期医学实践中，学者认为医学来源于食和巫。即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与精神交换。而这两者，都与气象有关。

两千多年以来，《内经》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东方医学的渊源和基础。其理论核心运气说，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主要是人与气象关系的基础上的。《内经》也是古代医疗气象理论的大成之作。

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中的理论，继承发扬《内经》的运气学说，通篇都是建立在“气”的基础上的，如: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⑩

上述理论说明，那时医学家对于正常气候、异常气候都能很精确的掌握“按斗历占之”，大量运用了节气知预测气候变化，在此基础上“对症下药”，根据不同气候情况采用不同的治法。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总结出气象人物的如下特点：第一，春秋至隋唐气象科技人物的活动研究对于气象科技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这些气象理论及科技发明广泛的应用在农业的生产和预报，还应用于气象灾害的规避、气象医疗和健康等方面。第二，我国古代气象科技人物与相关学科领域有较多的联系，与农学接触最为密切，与军事、医疗、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这种学科领域上的关联，使春秋至隋唐中国气象科技人物在学术思想方面具有较强的兼容性。第三，春秋至隋唐中国气象科技人物的身份大多是朝廷官员，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政府的投入与支持对于气象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引文注释

①高达声.技术哲学与技术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0，6（5）.

②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139.

③洪世年,刘昭明,著.中国气象史（近代前）[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27.

④卢嘉锡,总主编.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209-210.

⑤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105-116.

⑥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253-254.

⑦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260-262.

⑧温克刚.中国气象史[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4：262-263.

⑨(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9.

⑩(东汉)张仲景,著.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第3篇

一、四大发明及其影响

造纸术：西汉前期，中国已经有了纸。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纸张开始取代竹帛。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是书写材料的一次伟大革命。唐宋时期，竹纸、皮纸成为主要品种。唐朝造纸术传到阿拉伯，后由阿拉伯传到欧洲。印刷术：隋唐之际，中国出现了雕版印刷术。这种方法优于手抄百倍，但是雕版印刷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刻板需很长的时间，存放刻版又要占据大量空间，如果一部书不再重印的话，刻版便成了废物。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弥补了雕版印刷的不足。活字印刷是在北宋庆历年间由平民毕升发明的。据《梦溪笔谈》的记载，毕升以胶泥刻字，一字一印，火烧使之坚硬，存于木格之中。这种方法省时、省料，把印刷术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火药：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制丹药时发明了火药。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最早的火药武器有突火枪、火箭、火炮等。宋朝在军事上已广泛使用火药。指南针：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是战国时期发明的“司南”。后来，人们利用磁石指南的特性，制成指南针。北宋时，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

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尤其对欧洲的影响更为显著，可以说，四大发明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技术上的准备，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明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造纸术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廉价的纸张很快取代了欧洲人长期使用的书写材料――羊皮和小牛皮，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火药传人欧洲，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发展，靠冷兵器耀武扬威的骑士阶层日益衰落；指南针的使用，促进了远洋航行的实现，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还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大大推进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1）从科技内容看，应用性强，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2）在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注重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总结，缺乏实验；（3）从用途上看，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缺乏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并成为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的意识；（4）从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与农业有关的农学、天文历法及医学等方面；（5）从成就上看，全面繁荣，多种成就领先世界。

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原因主要有：（1）国家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长期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为科技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科技进步奠定了基础，也对科技发展提出了要求；（3）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造船业的进步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等；（4）各民族间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持续发展与不断加强，也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明清以前，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外文化交流繁荣，大量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促进本国科技的发展；（5）教育培养了从事科技文化事业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技的发展。此外，我国古代科技发展与中华民族具有的勤劳、刻苦钻研、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及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不懈探索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三、“李约瑟难题”

学习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能回避“李约瑟难题”。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以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编著了15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研究后发现：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然而“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换言之，“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这个疑问被学术界命名为“李约瑟难题”，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精确验证和数理逻辑。传统文化有形象思维和深奥模糊的混沌性特征，诸如道家学说的太极、元气、经络、风水、阴阳等，都普遍存在着“妙处难与君说”的特点；中医虽然神奇灵验却没有西医的化验验证和精确数据。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虽然注重记录现象，也有直觉猜测，但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因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科学的天文学体系。

其次，小农经济基本不需要科学。几千年来，中国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对科技的迫切需求。明清时代的农业科技和秦汉时代的农业科技基本相同。所以中国历史上虽然科技人才辈出，但没有社会利益驱动，也就失去了发展动力。因此，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命运，也就可以理解了。

再次，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以及科举制度阻碍了科技发明。孔子教学的“六艺”中也有算术，但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四书五经”。明朝八股文则让科举彻底进入死胡同，没有任何创新精神，造成无数儒生“读死书”，醉心于儒家的义理，而蔑视科学研究。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洪洞水神庙 元代壁画 科学技术

洪洞水神庙亦称“明应王殿”，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城东北17公里处的霍泉源头，是祭祀霍泉神——明应王李冰的庙宇。在其主殿明应王殿内四壁绘有200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据题记载，此壁画是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由洪洞、赵城一带的“绘画待诏”：东安村赵国祥、周村商君锡、南祥村景彦政等人绘制完成。洪洞水神庙壁画艺术笔法苍劲、设色浑厚典雅、内容丰富，有著名的戏剧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有表现水府诸神的祈雨图和降雨图；有充满宫廷氛围的司宝图、尚食图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庭院梳妆图、渔翁售鱼图等。除此之外，还有园林、村舍、街市以及各种人物、民俗，包括了社会、经济、文化、戏曲、体育、娱乐、建筑等各个方面，是一组完整的囊括诸多方面内容的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元代壁画珍品，充分体现了元代山西地区绘画艺术成就，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壁画艺术以及社会、宗教等方面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同时，洪洞水神庙壁画艺术是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和演变，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元代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壁画艺术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材质、工具和表现内容。因此，论文以洪洞水神庙壁画的壁制材料及其工艺和壁画的绘制技法为研究对象，以展示其技术内涵，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山西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为我们认识元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提供重要的图像资料。

一、洪洞水神庙元代壁画中的绘制技法

洪洞水神庙壁画中的各种造型写实、逼真、绘制精确，画工们把现实生活中的自然景物、古式建筑、宫廷人物、民俗民风以及人物服饰衣着、表情动作等方面的内容运用一定的绘制技术全部揉于画面之中，表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极富艺术魅力，所以水神庙壁画不仅是一座蕴藏丰富的艺术宝库，同时也是一座反映中国古代绘图技术成就的殿堂。

（一）透视法在水神庙壁画中的应用

透视（perspective）是指透过透明平面来观看事物，从而研究它们的形状。透视理论亦称“中心投影理论”，是研究在平面上如何把我们看到的物象投影成形的原理和法则的学科，即研究在平面上立体造型的规律。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称之为“远近法”①。元代的画工们将这种按照正确的比例方法表达物体的尺寸和形状的绘画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水神庙壁画的人物、器物、建筑、山水等内容的表达之中，使壁画描绘的内容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而且元代的画工们不仅只是定性地了解描绘物体要遵循近大远小的视觉规律，还清楚地知道通过定量的计算确定地描画处于不同位置的物体。以《祈雨图》为例，画面最下方的地方官吏手持奏折跪在台阶下，台阶的描绘按照近大远小的透视理论和等比规律向内递减，显示出一种空间延伸的感觉。

（二）水神庙壁画蕴涵的光学原理

壁画的色彩称为装饰色彩，它是以色彩学的光学原理为基础，但不同于绘画的色彩光学理论，而是强调色彩的心理学意义，即色彩对人心理的影响。它以形式美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主观意识为主导选择，基本上不考虑固有色，可以理想化、浪漫化地处理颜色而不必顾忌自然规律，具体的说，就是要符合装饰色彩的一般原理。洪洞水神庙壁画以暖色为基调，朱砂、朱膘、石黄、土朱为主，当这类暖色作用于人的视觉时，能够刺激人的心理反应，激发出人的主观感受。同时壁画兼用石青、石绿平涂。冷暖对比使人的眼睛处于兴奋状态，这是因为不同明度、彩度、色相吸收和反射光的波长不同， 对人的视网膜的刺激也不同，色调对比越强，刺激的起伏越大，造成的心理感应越强，因此壁画的色彩以红色和绿色为主。但是色彩对比强烈，画面容易不谐调，为克服此弊端，元代的画工们通过降低色彩纯度，用朱砂、朱膘、石青、石绿等低纯度的色彩处理画面，同时用土黄等中介色间隔对比色，使色彩协调起来，画面显得既丰富又和谐，从而形成了水神庙壁画色彩明艳，富丽浑厚的特点。

二、洪洞水神庙元代画壁中的材料工艺

洪洞水神庙元代壁画受它所依托的材料工艺的影响，而材料工艺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宋元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壁画艺术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材质和表现内容，促使这一时期的壁画艺术登上历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一）洪洞水神庙画壁的壁质材料

洪洞水神庙在殿堂墙壁的下部用青砖砌筑高1米左右的坎墙（亦称“下肩”），再加上殿身下部设有高出地面的台基，这样可以充分防止潮气上侵，对于保持墙体通风干燥、防止壁画受潮变质均有重要的作用。而用于绘制壁画的墙体，是用土坯或未烧制的砖坯砌筑，土坯或未烧制的砖坯可以吸收或散发因气温变化而产生的热气。此外土坯的收缩率与墙体外表砂泥墙皮的收缩率较接近，因而不会使墙体和壁面由于收缩不一而产生裂缝和泥皮空鼓。而且土坯泥皮墙体收缩自然产生的缝隙可以通风，易于墙内湿气流通。

据《营造法式》卷十三“泥作制度·画壁”载：“造画壁之制，先以粗泥搭络毕，候稍干，再以泥横被竹篾一重，以泥盖平。又候稍干，钉麻华以泥分披令匀，又用中泥细衬，泥上施沙泥，后水脉定收压十遍，令泥面光泽。凡和细沙，每白沙两斤，用胶土一斤，麻捣，择洗净者七两”②。

洪洞水神庙用于绘制壁画的墙面的材料是用粗泥中加入麦秸、麦糠而成，除粗泥中用麦秸、麦糠而不用竹篾、中细泥和细砂中用麻筋、纸筋、棉花者之外，壁质构造与《营造法式》 吗， 卷十三“泥作制度·画壁”的规定基本吻合。而在粗泥之外均有分披四周的麻揪，以预防泥皮脱落，这种做法就是《营造法式》“钉麻华以泥分披令匀”规定的实物见证。

画壁是壁画所依附的壁面，虽然我们欣赏壁画时并不关心画壁的结构，但画壁的结构质量对壁画的影响巨大，所以洪洞水神庙壁画能够保存至今，与当时科学、合理的壁质构造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洪洞水神庙画壁的制作工艺

据《营造法式》卷十四“彩画制度·衬地之法”载：“凡斗栱梁柱及画壁，皆先以胶水遍刷（其贴金地以鳔胶水），贴真金地，候鳔胶干，刷白铅粉，候干，又刷凡五遍，次又刷土朱铅粉（其贴金地以鳔胶水），亦五遍（上用熟薄胶水贴金，以棉按，令著实，候干，以玉或玛瑙或生狗牙，令光）。五彩地（其碾玉装，若用青绿叠晕着同），候胶水干，先以白土遍刷，候干，又以铅粉刷之。碾玉装或青绿棱间者（刷雄黄绿者同），候胶水干，用青淀和茶土刷之（每三分中，二分青淀，二分茶土）。沙泥画壁亦候胶水干，以好白土纵横刷之（先立刷，候干，次横刷，各一遍）”③

从对洪洞水神庙画壁的构造分析，结合《营造法式》中的相关记载推测，其制壁工艺程序大致是：第一层是先用粗泥铺底，再将细沙洗净，和黄土（沉淀过筛）、麻筋、麦秸秆用水和匀，在壁面上厚抹一层压紧，并在该层表面用瓦刀划一些斜线痕纹以使第二层浆料着壁牢固。第二层是先将黄土中加入水和成乳状后掺进碎的白麻纸，再加细沙涂抹成厚度约2至3厘米的第二层，压紧压平。最后，在已经制成的壁面上刷以掺有含胶质的“闻喜白土”水两三遍，干后壁面呈现出洁白平整的效果，即可作画。

这种在土胚墙外分别抹三层质地不同的材料的画壁，既有利于壁画的制作，又利于壁画色彩的保存，并且自成体系，世代相传，直到清代仍未发生太大变化。这是山西古代独创且自成体系的寺观壁画的技艺发明④。

三、结语

壁画是在二次元⑤的平面上创造形象，在造型的空间规律中，二次元是平面的，具有高、宽两个向度，能产生形象，但没有深度。那么，如何在平面的二次元墙壁上创造出具有空间感的图像，使人们产生真实的立体和空间的感觉？这是洪洞水神庙壁画在创作过程中运用科学的绘制技法的动机。同时，山西古代壁画艺术有着辉煌悠久的历史，不同时期壁画的艺术特色，受当时它所依托的材料工艺的影响。而绘画技法和材料工艺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整个山西壁画史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材料工艺史，特别是大型壁画群的绘制，除了沿用固定的一般严格工艺程序以外，对特殊艺术效果的不懈追求，又是专门技术工艺发明的直接动力。由此可见，艺术和科学技术是不可分割的，不同时期的壁画艺术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同时它也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洪洞水神庙元代壁画依据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把元代的绘制技术和材料技术运用到壁画的绘制和画壁的制作中，不仅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发展脉络，而且也反映了元代山西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我们认识元代绘画、建筑、科技等方面的面貌和成就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由此也说明了科学技术发展对壁画艺术发展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远近法，是一种投影方法，在物体与观者之间，假想有一透明平面，观察者对物体各点射出的视线与此平面相交的点，其所形成的图形如相机之投影，据此原理所绘制的图像称为“透视图”。

②（宋）李诫.营造法式[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三一.史部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1977：505

③（宋）李诫.营造法式[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三一.史部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1977：508

古代科学技术的特点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之中，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等对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儒家；科技伦理；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群体智慧，是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主导因素，并且逐渐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对科技的伦理性认识为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尽管孔子、孟子、苟子的思想各有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科技伦理观念。孔子对于科技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是他开创了“知”必须要“仁”的思想，成为孟子、苟子的思想来源依据，孔子、孟子、苟子三家最为一致的观点即求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秉承的理念．特别是被朱熹发扬光大，影响至今。运用科学知识的前提需要道德标准的界定，脱离了这一点也就无法将知识转化成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终于领悟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贤们对人的福祉的巨大关怀，决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伦理主张为指向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三

综观儒家思想，我们发现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关于技艺的一些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儒家科技伦理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等语录，都表明他对技艺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世儒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全面研究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科学技术、规范科技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种现实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儒家认为技艺之学不过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科技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具体应用上，它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选择，此种生存、生活方式的认知标准在儒家看来就是“善”。儒家科技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认识之上，人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必须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与遵循规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儒家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灵，在于把握人在大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最终掌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所用的，科学至上、唯科学主义不是人类认识并掌握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所具有的以人为本理念更加重视人的主导性地位。今天，树立并弘扬这种科技伦理观，有助于人们在科技化时代把握人与科技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二)坚持“以道驭术”原则，约束科技行为，促进道德与科技的和谐发展

从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就必须“以道驭术”。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其后果必然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这种“以道驭术”的理念早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过，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的理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目的是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道驭术”的理念影响之深远，甚至成为后世认识和处理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基本范式。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思是说，道德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科学技术必须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在儒家看来，真理、知识是德行的前提，德行又能约束人们掌握并使用真理、知识的行为，这是儒家科技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N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也。”(《礼记·中庸》)因此，知是德的基础，没有知的存在，德也是不完整的。总之，科学技术的伦理状态从总体上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即统一于儒家的善。善首先是人的一种德行。科学技术最终发生效用要靠人来完成，因此科技行为或科学工作者的行为是科技目标与过程能否统一于善的关键。儒家思想强调人的德行优先，这是道德与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的前提，道德与科技和谐发展则科技行为必然指向善的目标。

(三)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关怀生态价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宏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