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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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草原文化；建构；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58-02

进入21世纪的今天，草原民族及其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冲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发掘草原文化的合理内核，保护草原民族传统文化，对草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已为众多人士关注。笔者在研读大量相关资料基础上，立足于草原文化自身研究现状，对草原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分期及特征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总结现有成果，推动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一、草原文化的概念

关于草原文化的概念问题，学者们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政协主席陈光林等人士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1]

2.“草原文化主要是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 ， 是由草原地理环境 （自然因素） 、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 （人文因素） 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2]

3.“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 ，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 [3]

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创造主体以及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概念的主要内容。从上述的三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是草原，创造主体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居民，与其他文化一样，其具有丰富的内容。

从内容上来说，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创造出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就应当是草原文化，该种文化包括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农耕文化等。

二、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目前是学术界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内涵“一是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多样的贸易需求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开放生态理念。”[4]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自然，践行自由和英雄崇拜”[5]；也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基本精神是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和顽强精神。”[6] 这些提法，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正如吴团英所说，“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 [7]基于此，草原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自然生态理念。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二是诚信伦理观念。诚信伦理观念体现在物质生产过程、生活习俗和政治文化之中。草原民族推崇以诚立命的道德标准。

三是自由开放。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自由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四是英雄崇拜。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蒙古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

三、草原文化的分期

关于草原文化的分期问题，学界提出众多观点，仅就中国草原文化的分期就存在以下观点。

1.按草原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即草原文化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期。有学者对草原文化作如下分期：“（1）扎赉诺尔文化――朱开沟文化为北方草原文化起源期。（2）朱开沟文化――公元209年为草原文化形成期。（3）以游牧文化为突出特点的草原文化发展期（公元前209至公元906年，约1116年）。（4）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嵌合、交融的草原文化拓展丰富期（907―1911年）。（5）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期（1911―1949年）。”[8]

2.将北方草原文化进行历史分期，又考虑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基本特征，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进行划分：“ 以原创游牧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域文化形成期（公元前 209 年至公元 906 年）； 拓展地域空间和经济类型的文化跨越发展期（907 ―1205 年）； 在统一中国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吸融相互渗透的全面发展时期（ 1206―1911 年）。”[9]

草原文化的发展既有逐步的形成过程，也有在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剧烈变化。所以，对草原文化的合理分期对研究草原文化有重要意义。

四、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学界大致有以下观点：（1）多元化特征。李登样认为：草原文化系统本身具有多样性，“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也是相互交融的。”[10]因此，草原文化具有多元化特征。另外，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创造的，因而，草原创造主体具有多元特征。（2）生态化特征。乌云巴图认为，游牧必须具备三要素：人、家畜和环境，而人（牧民）充当调节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生态因子。“牧民的所作所为必须服从于其他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的维持。牧民的这种角色要求使得牧民所拥有的文化必然带有生态属性。”[11]；马桂英认为：“……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 使他们同大自然融合为一体 ， 导致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顺应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价值观。”[2]。（3）开放性特征。李登样，马桂英认为：“ 游牧民族四海为家 ， 视野特别宽阔 ， 能够广泛接纳各种文化 ， 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 ，任何时候都能恰倒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2] （4）历史传承的悠久性。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等，都证明了草原文化的历史可谓悠久。（5）区域分布的广阔性。在历史上，广阔的北方草原一直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地域，所以草原文化一直是这个广阔区域的重要文化形式。（6）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陈光林.深化草原文化研究[N].光明日报， 2007-09-21（9）.

[2] 马桂英.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J].天府新论，2006，（1）.

[3] 论草原文化的建构特征[N].光明日报，2004-12-21.

[4] 王利俊.草原文化传统价值的当代启示[J].实践，2005，（2）.

[5] 吴团英. 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1）.

[6] 乌云巴图.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J].实践，2006，（1）.

[7] 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

[8] 金海.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推进文化大区建设[N].实践，2006，（10）.

[9] 何天明.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对本区域文化历史分期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7-07-20（9）.

[10] 李登祥. 对草原文化变革与重塑的探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1）.

[11] 乌云巴图.草原传统文化的流变与特征[J].实践，2006，（3）.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grassland culture

PANG Yu

(Humanity and tour school,Huhehaote vocation college,Huhehaote 010021,China)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2篇

(2018年12月)

2018年以来，旅游办认真落实全市旅游发展大会、招商大会、重点项目现场推介会确定的全市旅游跨越发展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按照“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全方位宣传”的发展思路，在项目谋划、服务水平提升、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构建了乡村旅游与全域旅游互补、本土游与异地游并存的旅游产业格局。全年旅游接待人数？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亿元,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及增幅均位有所提升。现将工作具体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项目建设，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年初以来，我们以旅游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逐步形成“在建项目促运营、中期项目做前期、远期项目进储备”的建设格局。2018年旅游项目计划总投资？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亿元，其中项目建设计划投资？亿元，完成投资？亿元，基础建设计划投资？亿元，完成投资？亿元。

1、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南环续建项目。该项目以蒙古汗廷文化园、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太平庄中草药康养休闲度假基地、天山生态庄园为节点建设南农耕乡村旅游环线，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66亿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18亿元。蒙古汗廷文化园完成投资5.5亿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8000万元，总计占地2548亩，已经完成生态丘陵、非遗文化走廊、草原景观、入口广场、现代游乐园和家庭宾馆六大主题片区建设，全市旅游产品新闻会在此成功举办；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完成投资5700万元，其中2018年投资1600万元，完成三个展馆主体建设，生态产业馆完成内部布展，其余两个展馆正在布展。太平庄中草药康养休闲度假基地项目完成投资4800万，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900万元，铭欣庄园完成了家庭宾馆、餐饮接待区、会务接待区、院内绿化、美化和亮化工程，2018年新建水上乐园、垂钓园、赛马场等娱乐设施，已经具备休闲度假接待能力，全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在此成功举办；天山生态庄园已完成投资1100万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250万元，已完成儿童乐园、餐饮接待区和宾馆住宿区建设；

2、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北环线新建项目。该项目以新地村的盈丰庄园、代白乌苏村的山水田园度假区、苏鲁鼎游牧区、凤凰山村的凤凰山庄为节点打造北林木乡村旅游环线。截止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2497万元，其中盈丰庄园完成投资1000万元，建设完成葡萄采摘园150亩，暖棚蔬菜水果采摘15栋，保鲜库1处；代白乌苏山水田园度假区完成投资497万元，建设完成蒙古包民俗、杜鹃湖、花海种植、果园回购、旅游接待中心等；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投资800万元，已完成游牧文化展馆和基本接待设施建设；凤凰山庄完成投资200万元，建设完成农家乐接待中心、垂钓园等项目。

3、现代草业博物馆观光旅游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建设，主要建设服务综合体、草种研发区、草原休闲度假、旅游及草原文化体验区及配套设施。截止目前完成2期绿化一阶段任务，包括景观池周边及园区主入口两侧的绿化任务，总计栽植景观乔木2000余棵，景观灌木约5万余株，大宗电子平台以及中国草业博物馆装修设计方案正在进行中，跑马场以及骑行路正在设计中。已完成投资累计7500万元。

4、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继2017年与大连银泰旅游集团签订了阿旗全域旅游开发框架协议后，又签订了《阿鲁科尔沁旗文旅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为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的推动提供了政策和资金保障。目前，项目的概念规划方案已经出炉，规划打造乌桓沟度假区、非遗原始游牧区、牧云歌山地草原综合服务区三大区域、6个游客集散中心，融旅游+文化+体育+绿色教育+心灵修复+生态农业+医疗养生+健康科技孵化为一体的AAAAA级国家风景区，推动阿旗政府与大连银泰集团共同组建了蒙元文体旅有限公司，用于景区的建设、运营。启动了高格斯台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旅游的规划编制工作，2019年3月末前完成规划审批工作。

二、夯实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多方争取项目资金，完善交通网络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旅游产业公共服务水平。

1、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情况。国道303线一级公路贯穿我旗东西，东与通辽市开鲁县接壤，西与巴林左旗承接，全长118公里，目前道路主体及交通安全附属设施建设全面完成，11月已通车。省道210线已完成路基垫层和桥涵建设，已铺设下面层沥青100公里，预计2019年全线通车。国道303线、省道210线累计完成投资20.4亿元。代白乌苏采摘园7.1公里、绿田园草业3.6公里等乡村旅游公路已于9月底全部完工。通用机场具备使用条件，主机场飞行区全部建设完成，并且取得了通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完成投资7750万。旗内南北通达，旗外立足赤锡、面向东北的立体旅游交通格局逐步形成。

2、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一是完成了太平庄和汗廷文化园两处自驾车营地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二是旅游厕所建设项目有序实施。2018年启动建设旅游厕所12座，已全部开工建设，截止目前完成投资150万元。在争取全市旅游厕所资金配置方面排名第二。三是旅游标识系统逐步完善。蒙古汗廷文化园、铭欣庄园、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园区内投资30余万元，制作安装了景区导览图、导向图、标识标牌等并安装完成投入使用，信号网络与核心景区建设同步实施。  

三、宣传造势，开启大营销。

坚持品牌宣传、活动造势、网络营销“三驾马车”一起上，宣传大品牌，形成大人气，营造大氛围。在营销载体上，采取新媒体与平面媒体相结合。创新宣传形式，开展了以上微信、旅游产品上销售平台、上旅游推介会为主要载体的形象推介活动，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增强影响力。在营销形式上，采取内功修炼与外攻突破相结合。一方面，做实基础，搭建平台。编辑制作了一张旅游宣传片《纯净草原的诗和远方》和一本文明旅游宣传册。另一方面，进出结合，拓展市场。先后邀请多家媒体宣传报道阿旗旅游，组团走出去赴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举办了阿旗主题日活动，两次赴北京参加“四县两旗”旅游产品推介会。将我旗旅游品牌推向了更广、更大的舞台。在营销内容上，采取大节庆、大事件相结合。举办了奶香飘那达慕大会暨奶食品制作展示，承办了赤峰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暨“金秋十月”旅游产品会，积极筹备第五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工作交流会相关工作，助推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成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提升了阿旗知名度，赢得了客源，带动了旅游经济。

四、认真实施旅游扶贫，全力落实帮扶责任。

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来，国家在精准扶贫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有力的推动了扶贫事业发展，为旅游扶贫提供了良好的机遇。2018年，阿旗旅游办办积极推动旅游扶贫政策落实，联络天山镇，共同争取扶贫资金1000万元，建立了太平庄乡村旅游扶贫产业园，采取政府+企业+第三方平台模式，先期资产收益，后期成立基金，形成长效机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32户，837人脱贫致富。

严格落实脱贫攻坚帮扶责任。根据先锋乡西山村村情、民情，定期研究帮扶工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每月2次带队到西山村开展工作，切实帮助嘎查村和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扎实做好选派驻嘎查村干部工作，按照旗委要求选派副主任张国良驻西山村、宣传促进股股长王玮琦驻前岗台村开展工作，严格落实了派驻干部日常管理、后勤保障、补贴等工作；认真组织帮扶责任人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确保单位全体帮扶责任人每周入户走访不少于1次。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旅游公共服务配套体系薄弱。全旗旅游产业起步晚，历史欠账较多，是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最大瓶颈，即将建设的核心景区交通条件滞后，旅游标识、信号网络、接待中心、电力配套等基础设施不足，有的还处于空白，严重制约了核心景区的开发建设的速度和规模。

（二）对景区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近两年来虽然旗委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没有拟定发展旅游产业的具体奖惩制度，还没有形成全旗上下发展旅游产业的共识。

（三）保护性开发建设与各部门政策的衔接研究不够深入，如游牧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在前期手续办理上受到各类交叉政策的限制，影响了前期筹备工作的进展。

  三、2019年工作计划

（一）启动罕山核心景区建设。

一是围绕北部原生态草原游牧区，立足“纯净”主题， 启动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建设，该项目2019-2020年计划投资1.5亿元，目前正与当地牧民洽谈合作方式，利用有效时间，加快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评估报告、节能、项目备案审批等各项前期手续，启动用地预审和规划许可，确保该项目按计划启动项目建设。

（二）完善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建设。

确保乡村旅游示范带南环线7个节点建设全面建成运营。提高太平庄铭欣庄园接待能力，完善水上乐园建设，提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营销宣传网络。扩大规模，内涵发展，增加项目运营、增收的积极互动。北环线整合先锋乡旅游资源，发展区域性乡村旅游。引导先锋乡将诗语养殖创业基地与盈丰山庄以及笤帚加工车间等旅游资源串联成线，形成区域特色。全面实施代白勿苏山水田园项目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探索拓展运营模式，启动招商计划，引进资本，延伸投资，拓展古村落、攀岩等项目发展。继续完善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侧重民族和民俗文化展示，完善游牧文化展馆、游牧文化体验区、重点发展蒙元民族民俗展览，作为核心景区的有效补充，打造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

（三）进一步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旅游厕所、旅游标识系统和智慧旅游等基础工程建设，完善旅游服务功能。为全旗旅游大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条件。

（四）强化旅游宣传营销工作。

围绕“纯净阿鲁科尔沁”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促销推介。一是启动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体旅目的地的宣传推介工作。二是举办全旗第三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三是充分利用手机微信平台、自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我旗旅游新动态。四是搞好推介宣传。积极参加省内外和全国性各种旅游博览会、推介会等，充分发挥平台展示功能，全面投放旅游宣传资料，做实我旗旅游形象宣传。五是开展摄影专题宣传。举办“纯净阿鲁科尔沁”摄影比赛及摄影展，结合每年6月游牧大迁徙活动、阿旗四季风光等，邀请对口帮扶单位北京昌平区摄影家协会协作完成。

（五）加强旅游商品推介。

一是筹建阿旗旅游商会。为更好地服务于我旗旅游事业的各项产业发展，由旅游办牵头筹备组建我旗的旅游商会。业务归旅游办指导，以我旗涉足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单位、企业、个体为核心会员，成立一家社团机构平台。主要服务于我旗旅游产业发展，企业资源信息共享、拓宽我旗旅游商品的销售渠道，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为我旗旅游经济合作和发展提供服务，做好穿针引线工作。二是积极协助主管部门的工作，发挥好商会的作用，积极开展与各地区的企业商务交流，做好我旗旅游商品的推介销售指导工作，及时传递相关政策、企业内的培训需求、项目引荐推广等相关领域工作。

（六）助推阿旗旅游提档升级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蒙古族 艺术 长调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198－01

一、蒙古族长调民歌研究的意义

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内蒙古及蒙古国，其传统的民族文化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有失传的危险性，而蒙古长调作为蒙古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要艺术形式，其保护和复兴成为音乐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各民族音乐的传承大部分是以口头传承的形式保存与发展的，口头传承是民族民间音乐最主要的传承方式，蒙古长调同样也以口头传承为主。蒙古长调的教育过程中即使有歌谱也只起到辅助作用，主要以长调演唱艺人口头示范来传承，特别是歌唱过程中的装饰音在歌谱中不能全部体现，还有其旋律部分也没有完全固定，所以不能像西洋音乐那样用乐谱来表示，师承关系是蒙古长调延续的根本。内蒙古长调的传承方式有三种：一是家族式传承，晚辈从长辈那里习得。二是通过媒体播放的文艺节目来学习长调。三是到长调艺人那里学习长调。但是，学校音乐教育体系还没有将其纳入教学范畴。1980年以来，内蒙古艺术联盟为了拯救传统文化，内蒙人民出版社不定期发行民歌集，文字记录的乐谱和口头传承二者相辅相成是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现在，长调的传承、教育、记谱方法、歌唱创作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传承和保护工作却步履艰难，因此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地域性

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直线距离约2600公里，南北直线距离约1800公里。地域习惯、发音、方言、生活环境等多种多样，保留了浓郁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其旋律、歌唱特征都存在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其地域性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东部以呼伦贝尔和科尔沁地区为中心，中部以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地区为中心，西部以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为中心。东部的蒙古族长调的宫廷特色较少，保留了古老民歌和民间歌舞形式，受中部的长调的影响，调的基本形式相同，但移调转调丰富，羽调向下属调移调转调情况较多出现。中部地区的长调的气息悠长，特别是高音部分华彩装饰，节奏非常自由，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令人陶醉，叶圣陶先生早在1961年就有短诗《听蒙古族歌手哈扎布歌唱》，描写了哈扎布的歌声：“他的歌韵味醇厚，像新茶，像陈酒。他的歌节奏自然，像松风，像溪流……”长调丰富的音量，自由的发声气息，常用甩腔和华彩性拖腔，以各种装饰音（诺古拉）点缀旋律都会体味到五声音阶所表现出的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凉，以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地区为中心的中部长调经常使用羽调和角调。西部长调的装饰音少，调式特征以宫调和微调为主。

三、蒙古族长调民歌的音乐风格

蒙古长调音域宽广，旋律折回，行腔时间长，装饰音丰富等特点。旋律变化自由，旋律特点能显示蒙古长调独特的艺术魅力，其特点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表现：一是歌唱法，柴如拉乎、舒日嘎、诺古拉等和发声法相匹配的多种旋律装饰音；二是与语言表达方式紧密联系的曲体结构；三是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美学原则；四是歌手情感表达的节奏意识；五是受审美情趣影响大的个性化旋律变化。

四、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歌唱与发声法

蒙古长调有各种各样的发声方法，柴如拉乎发声法是建立在假声演唱而发出真声效果的唱法，演唱高音时明亮飘逸，有很强的穿透力。其真声不同于一般的真声和美声唱法中的发声方法有一定的区别。诺古拉发声法可分三种：浩来诺古拉、膛奈浩来诺古拉、腭任诺古拉。随演唱歌曲的不同用一种或几种诺古拉。舒日嘎发声法从声带发出的声不在喉腔、咽腔、口腔中得到很大震动，而直接贯入鼻腔，头腔中有明显震动感，产生泛音效果。

五、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歌词与音乐

蒙古长调是音乐与文学诗歌的融合，爱是长调民歌的永恒主题。世界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及生存环境差异很大，对爱的表达方式也不同，蒙古民族生活于广袤的大草原，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自己的思考，长调民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人们对环境的热爱，起始于对家乡的情感。蒙古人家的概念是那样的宽广，家就是整个草原。蒙古人把最深情的歌献给母亲，他们把家乡、草原都融入母亲之身。在蒙古族传统习俗中，每逢重大庆典、宗教礼仪活动等聚会中歌唱长调赞美诗。长调民歌赞美草原、赞美骏马、赞美爱情、赞美亲情、赞美英雄、赞美山川的题材非常多。游牧文明是蒙古族天人合一、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天堂。如果说农耕文化表现更多的是积累、成熟、改造自然，而游牧文化则充满生机和创造力，是与大自然的和谐，因此，通过蒙古长调我们可体会到游牧文明的透明性，也是蒙古民歌产生的生活基础。蒙古长调是游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之一，蒙古民歌作为蒙古族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世代相传和积淀，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艺术，而是灵魂和精神、智慧和聪明。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天山；特征；价值；游牧文化；绿洲文明；生活圈；历史地理学

松田寿男（Matsuda Hisao，1903-1983）日本著名东方学者。擅长中西交通史、中亚史、西域史。祖籍熊本县，出生在东京。毕生致力于西域史、中西交通史及中亚史等研究，著述甚丰，为日本中亚史、西域史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突破了前人仅从地理、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其历史的局限性，进而从经济方面探讨。他把这一地区放在“干燥的亚洲”世界里，侧重研究历史地理和经济史，提出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为连结亚洲东西两方的中转商业。《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出版于1956年，是集松田寿男先生多年研究内陆亚细亚成果之大成的一部巨著，对于研究内陆亚细亚史的学者，特别是对于研究我国新疆地区的历史地理的学者有着巨大的参考。本书围绕着天山山脉详尽的介绍了汉唐时期天山南北的地貌生态以及对一些譬如且弥、蒲类、卑陆等国家，乌孙、柔然、高车等民族进行了文化生态和地理生态等方面的考究，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的意见。笔者通过读这本书，受益颇多，但带来最多方面感触的当属丝绸之路给西域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就此谈一谈对商贸中的西域的一些看法。

天山位于新疆的中部，被视为是南北新疆的分界线，对于整个西域来说，天山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天山分为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这里既是南北新疆的地理分界线，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因此，有学者认为天山是整个新疆的精华的所在。在《天山地图》当中，胡文康认为：中天山的特点包含了许多的山间盆地，包括伊犁盆地、昭苏盆地、巩乃斯盆地、大小尤尔都斯盆地、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等代表了新疆精华的盆地，是天山富庶的象征。[1]裕勒都斯河谷、钠林河谷更是成为了丰美的草场和肥沃的耕地并存的地带。因此，天山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分界线。拉特摩尔将长城作为两种不同生活圈的分界线，他认为长城是“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2]书中松田先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将天山视为长城的延伸线，“也就是说这座广大的山脉，混合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双重色彩，应当把它看做是呈现出所谓中间色彩的界线”。[3]要知道作为游牧民而言，观念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去界定他们的游牧范围，即使是在中国内部，长城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条界线。更不必说在概念更为模糊的天山地区了。这里与其说是“分界线”，倒不如说是两种文明的缓冲地带。松田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唐代安西四镇的四次变迁，这一点不是恰恰可以说明这一界限的模糊性么？“从新疆的沙漠、绿洲、戈壁、河流、高山、草原、湖泊、冰川等形成了多样化的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地理落差。天山山脉就如一道巨大的索带将这些地理空间联系起来， 天山作为新疆的地理重心， 就是这幅历史画轴的‘轴心’”。[4]由于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和丝绸之路的商贸，使得天山山脉成为了游牧和绿洲两种不同生活圈的混合地带，在这里两种生活圈互通有无实现了共生。

一、天山山脉的特殊性

在前文当中，提到了天山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天山山脉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脉，[5]在地理生态上，天然的将新疆一分为二，南北疆也因各自生态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农耕和游牧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因此如何去理解天山，跳出中国王朝史的叙述框架，建立从天山看西域的视角是我们做边疆研究的关键。

松田先生在书中将亚洲分为湿润亚洲、森林亚洲和干燥亚洲三个部分。[6]而天山山脉就是干燥亚洲的一个重要地理标志。由于西域独特的生态环境，决定了水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水，导致了天山在整个新疆地区能够冠之以“天”姓。也正是因为充足的水源，可以在天山中的盆地孕育出譬如蒲类国、伊吾州等一大批西域文明。此为天山特殊性之一。

作为北疆的游牧文明与南疆的绿洲文明缓冲区，天山地区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汲取来自于两种不同生活圈的精华，因此在散落于天山山脉中的大小盆地从来没有出现过被哪种文明独占的现象，二者似乎在这里这里达到了一种共生的状态，这一点在下文中将会做详细的阐述。此为天山特殊性之二。

丝绸之路对于西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西域的内部游牧民需要定居者提供的粮食、布匹和手工制品，农耕文明需要放牧者的牛羊、毛皮和奶制品。而天山地区，成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途径。这种商贸导致了天山地区的富足，也使这一地区成为历史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例如将西域都护府设立于乌垒的一部分原因，不是正是为了达到能够由官方来控制和保护这种商贸的目的么。此为其特殊性之三，也是本文主要阐明的内容之所在。

二、绿洲民的职业问题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第5篇

人口与经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分析辽代迁入塞外的人口对辽本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历史问题。同时对于中国目前复杂的人口问题而言，它也是个现实问题，或许能够给当代的发展一点启示。

一、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单向地来看。实际上，人口与经济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即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口多从某种程度上讲，可利用的劳动力也就多了。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以劳动力为基础的潜在资源。同时，人口多又为生产活动提供了更大的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鼓励生产，是我们国家发展经济的一项强有力的政策。这些影响都是站在人口平衡的角度上去考虑的。需要注意的是，人口也能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人口过多或者过少，就会产生劳动力的过剩或者短缺。而市场的扩大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过猛而产生通货膨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人口与资源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人口少而资源多，会产生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现象；人口多而资源少，则又使得资源的承载能力下降，阻碍经济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是否协调是决定人口成为经济发展正面因素与否的首要因素。反过来，经济同时又影响着人口的发展。如经济发展对人口数量、素质等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人口施加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不做叙述。

上个世纪，在“人多力量大”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人口迅速增长，这确实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然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先生就做过精辟的分析：“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存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①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人口与人力资源的概念。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的可用于生产活动的潜在的劳动生产力。从广义上讲，所有人口都可以成为人力资源。但是经济学上所讲的人力资源，则是指能够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社会经济活动的劳动人口，它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而且也不能简单的把人口众多等同于人力资源丰富。这里的人力资源，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劳动生产力，而非现实的劳动生产力，它需要经过教育、培训、训练等一系列的开发过程，才能够转换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②

人力资源显而易见的特征是，能动性、动态性、时效性、可再生性等。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特征，是指作为“资源”的人力，必须首先是有经济价值的，这种经济价值不只是传统的、古典意义上的人口出生后到成为劳动力以后所具有的体力劳动，而更为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智力、知识、技能的经济价值。人力资源的优势，如果得不到利用，又如人力很多、人口很多、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就会受到限制和阻碍，人力不仅会失去资源意义，反而会成为巨大的负担。经济发展受多种力量推动，其中人力资源的开发，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③

二、辽代迁入塞外的人口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辽代迁入塞外的人口以中原人口和渤海人为主。大规模地以战俘形式迁居中原人口和渤海人至辽本土主要集中在辽太祖到辽圣宗六朝，前后持续约有一百年的时间。迁居人口对辽本土产生重大影响的，又以辽太祖至太宗会同元年。因为，这时期的中原人口和渤海人主要被迁居在辽本土的上京附近。而后，人口迁居的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太宗会同元年之后，人口主要迁居至燕云十六州地区。这部分地区处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中间地带，农业也有了很好的发展，迁入的人口对其产生的影响有限。

宋辽对峙时期，中原的农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技术也是比较先进的。而居住于今东北地区的渤海人，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和条件的优越，较早的接受了中原的农业文明，其农业发展相对比较先进。农耕与游牧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并且存在着一定地域上的分野，然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完全的割裂开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两种文化接触与渗透的外来促进因素。辽代对塞外移居的中原人口与渤海人口，直接促进了塞外农垦区的形成。这一点，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在她的《农业人口的迁入与辽塞外本土农垦区的形成》一文中作了全面的分析。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部分人口对辽代经济发展的作用。

首先，可以做这样的推测，辽在定都上京之后，辽本土地区的人口数量是不多的。因此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基本上都是把掳掠的中原人口以及渤海人口迁往上京临洮府附近。这部分人被迁入后，立刻就充实了辽本土的人口数量。按照上述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也就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缓解了辽本土劳动力缺乏的压力，为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硬实力。

其次，前面已经叙述过人口与人力资源的区别。所以可以对这部分迁入人口做一个定性分析。这部分迁入辽本土的农业人口，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已经经过了一定的训练，可以直接投入到生产活动中而产生经济效益。也就是说，他们所具备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资源，还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等经济价值。可以说，这部分人口，已经不止升级成为人力资源，而是升级到了现实的劳动生产力。这样的资源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是显然易见，而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封建时代，农业的发展基本上可以等同于经济的发展。

再次，从消费的角度来看。人口增加了数倍之多，其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量也增加了。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人口的增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消费市场。封建时代虽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并不就是说商业的发展始终停滞不前。如果那样的话，又如何会在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呢！因此，这部分的迁入在促进辽本土农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带动了商业的发展。

最后，中原人口与渤海人口的迁入，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更加紧密而频繁的接触，加强了两种文明的传播与渗透。从经济发展资源的角度去看，文化是一个地区发展的软资源。不管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二者接触后产生的新的文化，都有可能被利用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魏孝文帝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革除了一些旧观念，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才使得国富兵强。

反过来分析，辽本土人口不多，但辽控制的地域却比较辽阔，可以说是地广人稀。这部分人迁入后，非但没有成为阻碍人口成为对经济发展起正面作用的制约因素，反而更加有利于当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也就是说，人口与资源的比例不平衡的现象不存在。更不会有所谓的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因此，这部分人对辽本土经济的发展基本上起的是正面的推动作用。

在这大规模移民的一百余年时间里，是契丹人从原始部族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阶段。社会的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因素，但是外在的推动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辽的几次移民潮，其作用甚至可以上升到直接促进了辽代经济形式的转型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今天的中国，人口多而压力大。因此，在人口的协调中，我们国家引入了生态移民的概念，并且付诸了实践。分析古代重大的移民潮，对解决中国当代的人口问题，是有所帮助的。

注解

① 《经济论文选》第7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