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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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1篇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型系统，其中分为了多个不同的子系统，子系统中还包含着数量众多的子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和子子系统以一定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层次，而这些层次又以特定的结构建立起了若干个组团。整体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由众多上述的系统和组团所形成的巨型复杂系统。如此多的系统和子系统一起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社会当中，他们的既有一定的有序性，也有一定的无序性，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社会的本质。除此之外，我们人类个体主观认识的一些特性，例如随意性、偶然性、模糊性以及多样性等等，也使得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急剧增加。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界定和理解，就算是同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情绪下对同一种情况也会有不同的行动。同时，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还会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就表现为社会生活和实践不断向着大型化、综合化、多变性等特点发展，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社会问题都已经超出了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这就造成了社会科学无法客观、有效的认识社会本体。
2复杂性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思想
复杂性研究有非常广泛的理论范围，其中包含系统论、耗散结构分析、协同学、分形学、混沌理论、元细胞自动机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建立的，以下是几种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思想。
1）整体论。整体论可以分为两类，系统整体和非系统整体。系统整体的特征是具有加和性，将各部分的特性加在一起就能得到整体特性。非系统整体的特征为整体大于各部分的简单之和，各部分的特征相互关联形成的系统具备整体没有的特征。其中，各部分的连接整合方式会影响整体的效用特征；且整体具有各部分之和不具有的特征，一旦连接消失这一特征也会消失。
2）自适应论。系统中的各部分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它们具有自己的适应环境、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的能力。不管是系统本身还是其中的各个部分，它们对环境都用一种积极适应的能力，并且可以将自身结构与行为作出调整以转换为对自身有利的条件。系统的涌现特性就是通过这样的适应行为才建立起来的。
3）涌现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本身具有复杂性，对于系统的自然产生的一些性质我们是无法预知的，也不能够进行还原，而且可能是众多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说一个现象背后会有复杂的、多层次的原因。同时，不同的原因也会指向不同的现象，其中并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复杂的、高层次的事物的性质不能直接线性地还原到低层次事物上，低层次事物的规律也不能应用到高层次事物上。
4）自组织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各种独立的因子相互作用，使表面上混乱的系统向着有序、稳定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结构，其中各部分之间都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但是系统内部本身存在着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它可以维护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稳定。
3复杂性研究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思路
1）将各学科的知识融汇在一起，在社会科学的整体理论范围内进行交叉和整合。之前在社会科学发展之初，各学科是以细化为主，将各学科的特点表现出来，与其他学科进行区分，各学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细化与明晰。但也同时造成了各学科间缺乏沟通的问题。之后随着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学界对于学科的认识有了新的理解，出现了大量综合性学科、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呈现融合、贯通的趋势，多学科结合起来整体性、系统性地对问题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与解决。
2）一直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存在着一种争论，就是社会科学研究内容的科学性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否具有科学性特征。部分学者就选择在社会科学中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将大量的数学统计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过程中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甚至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纳为可统计的数学模型。可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具有极其突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并不能进行精准预测。所以，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多维、多方面去认识，而不是直接否定过去经验。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2篇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定性；定量；融合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25-05
一、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
所谓定性就是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理论思辨研究，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所以有所区别，就在于他们内在的本质不同，“质”所表征的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定性研究方法强调研究者要深入社会现象之中，通过身临其境的亲身体验，建基于对原始研究资料的收集，对研究对象进行“情景化”、“主体间性”的意义解释。社会科学之中的定性研究，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色。
（一）自然主义式的探究
从自然主义的研究传统来看，定性研究应当在一种自然情景之下进行，社会科学所面对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世界，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世界之中的个人及其行动都是包含动机、包含意义的，对社会中的个人及其行为所进行的研究，离不开其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要想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准确的理解，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就需要与之进行接触、交往，对各种社会事件、社会事实进行观察和描述，与研究对象进行交谈，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背景，在研究对象所处的“自然背景”之下，对其“本来面目”进行研究，从而才能对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对象的思想、行为、动机、意义形成准确的理解。“自然探究的传统还要求研究者注重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整体的、关联的考察。在对一个事件进行考察时，不仅要了解该事件本身，而且要了解该事件发生和变化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1]在定性研究之中，对任何事件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开其所处的环境，定性研究之中的理解要涉及构成社会整体之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对“意义”的理解
社会整体是由充满个体性、主观意识的个体组成的，所以要想把握社会现实、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注重对社会个体的行动及其主观意识、个人经验和意义等进行理解、领会。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之中，他就十分强调“理解”在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认为“社会学指的就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2]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对那些富于个性色彩的主观意识、个人经验和意义进行研究的时候，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会发现，难于找到一个像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那种普遍适用的统一研究模式对复杂多变，充满个性化、特殊性的社会生活世界进行研究，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采用亲身体验的研究方法进行观察、描述，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准确理解，通过这种理解来准确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意义。在对研究对象的“意义”进行理解的时候，必须要刨除研究者自身的先见、偏见，以免使理解产生偏差。这种抛弃先见、偏见的主张，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当中也是有所体现的。
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本质直观”，主张人类要面向事实本身，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所在，现象学所要研究的现象，已经不再是那种感官知觉意义之上的现象，不是那种实证主义中所指的经验层面之上的现象。“现象学所反对的是‘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式的假说，即在习惯上相信实在的本质先于研究之前的假说。基于这种原则，现象学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即‘中止判断’。其含义是，研究者在研究现象时，不要以任何假设或信仰为前提，而要‘中止’一切有关‘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3]45所有的先见、偏见等都要被刨除出去，再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对其进行准确定性，从而发现人类生活世界之中的本质所在。定性研究方法，强调对质的规定性方面的考察，强调对事物整体性质方面的断定、把握，要想达到对研究对象真实本质含义的领会，单靠个人的感觉经验是不行的。受现象学的理论影响，我们会发现，人类要面向生活世界，对社会生活进行研究，就必须要注重考查现实生活世界中那些意义层面的东西，对这种意义的定性研究，要靠动态的描述和理解，比如想象的方法、移情的方法等。
（三）不断发展演化
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管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本身，都处在发展、变化、演变之中，“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都可能会变，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会变，建构研究结果和理论的方式也会变。”[4]社会科学的研究所面对的是形态各异、且呈现复杂性、突现性特征的社会实体，对这种复杂实体的定性研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研究过程，“这种观点决定了定性研究不是静态地而是动态地来对待和分析社会实在，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僵死的象征。定性研究方法强调社会实在是一个变化过程的本质意义就在于：突出了社会实在的本质而不是现象，注重了社会实在的整体性而不是个体性，表明了社会实在的连续性和层次性而不是间断性和孤立性，从而强化了定性研究方法的理性的约定而不是经验的描述。”[5]
正因为定性研究是一种动态演化的发展变动过程，也赋予了定性研究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定性研究之中，无法逻辑地预设研究步骤，也无法预设研究结果，没有预设的约束和限制，也就使研究者能够在定性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受既定研究框架的约束，进行不断地发现和创新。
（四）归纳法的使用
定性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之中，研究者要亲身体验、深入实际，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研究对象各方面的情况，理解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习俗，也就是说站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通过收集研究资料、分析资料，在对资料的归纳、分析中，提出理论假设，进而还要在实践的过程之中，对理论进行检验。也可以说，在定性研究中，运用归纳法收集资料、提出理论假设、通过实践检验理论这些都是相互交叉，在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得以协调的。
二、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
与定性研究方法不同，定量研究方法则是一种运用数学、统计等量化分析方法、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主张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从社会现象、事件的数量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以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那种量化关系，由此得出科学性、客观性的研究结果。
（一）定量研究的实证主义思想来源
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它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严密性、概括性等客观性的特点，定量研究方法注重以数据资料、统计分析为基础，主张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进行量化研究，得出具有数量关系特征的研究成果、结论。虽然在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历史中，始终伴随着和另一种定性研究分析方法的比较，但至今，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这种带有实证主义特点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仍然在被普遍使用着。在遵循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定量分析研究方法中，认为唯有进行像自然科学中所普遍使用的那种数量化的分析、统计计算，所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才够“硬朗”，才够“科学”，才具有强说服力，而那些非定量化的分析都应当被排斥在外。定量研究分析方法的特点表现在，对数据统计、量化分析的依赖性，研究结果的精确性，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等。
定量研究方法的创始时期，应当从17世纪的下半世纪开始，从那时起，便有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要注意定量分析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指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仅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还应当补充以实证定量研究。
英国学者威廉·配第（Willian Petty，1623—1687年），是政治算术学派的创始人，这一学派是于17世纪在英国开始兴起的。配第在1690年出版了一本叫做《政治算术》的书，光从这本书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很浓重的定量研究色彩，将社会科学学科——“政治”，与“算术”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其对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视。威廉·配第在书中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大量地使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等能够量化的词汇来进行表达并加以比较，运用统计分组、推算、图表法等定量方法和平均数、相对数等统计指标来分析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示的展望和论旨，都是真实的，即使不真实，也不会有明显的错误。”[6]由配第所开创的政治算术学派，其显著特点之一就在于，要对社会经济现象、事件背后的规律以一种数量化的方式来给予显现，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在研究方法上，政治算术学派强调采用数字、重量、尺度等表现与比较的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推算，配第本人甚至被称为是将经济学数学化的鼻祖。
在注重定量研究的潮流趋势之下，随着统计学学科本身的快速发展，在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之中，便开始大量使用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统计研究之中，“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国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1754-1835年）的统计社会调查。1791年至1799年，辛克莱发动宗教界人士为调查人员，对881个教区进行了统计性社会调查，他编制了116个项目的调查表，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期间他编写出版了21卷本的《苏格兰统计报告》（1791-1799年）。辛克莱的统计性社会调查在欧洲许多国家影响很大，尤其对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影响更深。英国自1801年起，便开始经常性的人口普查，并规定每10年进行一次。辛克莱的工作是早期社会现象定量研究的一个范例。”[7]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除了应用在对人口的数量调查研究之中，还被大量应用到其他研究之中。例如使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对社会生活之中的各种现象：自杀、犯罪等等进行研究，经过统计学上的测量、分析，在对大量类似的社会现象进行实证量化处理过程之后，得出包含某种规律性的社会科学结论。
实证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便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之中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经典。此书是迪尔凯姆于1897年出版的著作，他以社会生活之中的大量自杀现象为研究对象，对各种自杀现象、事件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为社会学理论研究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传统树立了典范。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定量研究是以特殊的形式化语言为主导方式，以自然科学的推理和证明模式为基础，以实证性求解难题为趋向的研究方法。这意味着定量研究方法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以自然科学的逻辑和程序为范式的认识论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对任何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讲，都被认为是先验地有效的和预设地真的。换句话说，先验的预设条件与经验的数学描述的统一构成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实质。”[8]社会科学之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具备一些鲜明的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特征，诸如客观性、精确性、数量化等。在以数学、统计学为研究方法基础的定量研究之中，总是首先强调研究者要搜集大量能够被量化的数据资料，要把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所研究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全都变成可供量化处理的数据，力图通过对这些数据资料的分析，揭示各种社会现象、事件背后那种靠数量关系维系的特征，经过定量研究之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结论通常也都会以一种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计算公式、图表等形式来进行表现。从这一点上来讲，定量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会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更靠近自然科学，带有实证主义的特点。定量研究的明显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做出数量级别上的精确描述，能够采用量化分析模式，以一种自然科学的量化指标，通过直观的数据来显现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中的特征和差异。以数学语言、逻辑语言或是今天的计算机语言为基础进行的定量研究，会使研究结果更加具备严密性和精确性。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于计算机的辅助计算，可以加速研究工作者对资料数据的统计分析，迅速得出精确度较高的计算结果，也大大便利了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程序。
无论人们采用哪种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之中进行定量研究，从定量研究之中得出的结论都是为了便于人们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背后的因果关系，找到社会生活世界之中的规律，人们可以利用通过定量研究获得的这些对社会的规律性知识，确定性结论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定量研究方法的精确性、客观性等实证特点，在人类对未来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之时，就会显现出鲜明的优势。经过量化分析得出的那些数据、信息、资料，也便于人们在短时间之内对事物获得直观简便了解，而不必在各种纷乱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之中浪费时间，直接就可以在经过定量研究得出的数量分析结论之上进行预测。但是，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预测并不都是数量方面的定量预测，在社会预测之中也要包含定性研究的内容，而精确的定量分析预测可以为定性研究、定性预测提供更加精准的参考数据、资料，从而使社会科学中的预测更加具备精确性、科学性、客观性，而不是仅凭主观经验、直觉判断对社会的未来发展妄下结论。
（二）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运用
1.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毕达哥拉斯学派断言“万物皆数”，伽利略也曾说过“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数学研究方法具备一种实证主义的鲜明特征，它具备逻辑上的严密性，经过数学方法推论出来的结论又具备可靠性，能够被广泛使用到其他学科当中，数学中的公式、定理都是经过严格的逻辑论证、证明的，这可能也是数学能够得到比其他学科更多的尊重、重视的原因所在，经典科学理论大厦的建立离不开数学工具的可靠分析、证明，自然科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树立起来的那种严谨、缜密、精确的形象，都是有赖于数学工具的辅助的。
数学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本身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它能够从量的角度来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及其各种研究对象背后的规律，虽然不能武断地说，所有自然科学中的所有研究都能够用数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解决，但是历史事实已经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从伽利略时代开始，数学被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确实取得了很显著的研究成效。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家们通过对自然事件、自然现象的数学化研究、处理、建模等，对之进行理性的分析、研究、推理，从而获得关于因果性规律的知识，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确定性结论，甚至能够进行精准的控制和预言。这种数学化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也获得了普遍的应用，社会科学也想借助这种定量化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使自身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于是人们除了使用数学工具来从事对自然的研究和认识工作以外，也将数学方法引用到对社会经济的研究当中。
有人把经济学称作为是社会科学中的“王冠”，原因可能就在于，在经济学中大量应用了可定量化研究的数学模型，以这种定量研究的实证方式来对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现象、经济行为做出合理性的解释、说明，并从中引发出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这也是自然科学中的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成功运用。比如说，在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中，他就特别青睐于使用这种具有实证主义特色的数学分析方法，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以论证他的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学领域当中，如果离开了以数学方法为基础的定量分析研究，那么今日之经济学的现状将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学本身作为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离不开数量分析、量化管理，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大量地引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计算、评估，有的时候还要使用线性代数、微积分等高等数学的知识。数学与经济学的交融渗透，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新的研究课题的涌现，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在经济学当中，也涌现出了很多与数学紧密相关的分支学科、边缘学科，例如经济计量学，经济预测技术等，而且数学建模的定量研究方式，在经济学领域当中也在被大量地使用。
2.统计学的方法在人口学中的运用
人口学是一门专门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人口构成、人口变迁等，以及影响人口变迁的各种要素进行研究的学科。人口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的研究领域不仅仅局限在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之中，而往往是与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甚至是人类学等研究领域都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人口学的研究，能够将人类社会生活之中各种与“人口”有关的事件，如出生、死亡、结婚、离婚等，都变成一种在科学研究之中能够被观察和度量的事件。这就使人口学较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能够呈现出一种更为“精准”量化研究的学科特征。
在人口学之中有两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一是形式人口学，二是人口研究。形式人口学较为关注对人口的生育、死亡、年龄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而人口研究则更多地会从社会、经济、生物等多学科的角度来对人口构成和人口的变迁进行考察[9]214。可以说，人口学是社会科学领域之中的一门重要实证学科，因为它关注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之中的人口，通过人口学的研究，能够为社会科学之中某些方面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本人口信息事实。此外，在人口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利用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还能够统计出关于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等数据，从而为社会未来的人口发展规模、社会保障需求等提供一种预测依据。“人口学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不仅类型多而且变化快，包括路径分析（pathanalysis）、结构方程、对数线性模型、计量模型以及事件史模型。人口学中的大量研究通常都是有抽样数据（相对于总体数据）的多元框架下的统计分析，有时，一些学者应用统计模型检验来自个体行为模型的假设。”[9]215可以说，统计学在人口学的研究之中，是一种典型而又重要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正是因为借助了统计学的定量研究优势，人口学家才能够利用由统计学提供的各种抽样数据、模型来对社会生活中人口的变化、变迁进行研究，借助于统计学方法在人口学研究之中的运用，也使人口学能够成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现在，我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人口发生巨大变革的发展时期，全球都面临着一个公共问题——人口老龄化，并且这个全球性的人口问题，对于政治、经济等的稳定发展都要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人口学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背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学的研究结果还预测了人类在未来社会发展之中所要遭遇的一个重要转变：全球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如果持续恶化，人口年龄结构的类金字塔结构就会发生倒转，原先占据“金字塔”结构底端的是大量的年轻人口，而位于顶端的则是人口数量较少的老年人口，而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发展趋势，老年人口将会越来越多，充斥金字塔结构的底层，而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在金字塔中所占据的比重则会越来越少。这种从人口学的研究之中得出的预测，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之内，引发了各国政府的重视，使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制度的时候，要对由人口学研究领域所提出的预测给予必要的重视。
三、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融合
社会科学中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用来对任何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进行量化分析，也不是社会生活世界中的所有事件、现象背后的本质性规律和关联都能够使用量化分析的数量关系、统计数字、图表表征出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微观层面，个体性事件、状态之中，还有很多具备特殊性，独特性的、不能被量化的研究现象、社会事件，不适宜使用这种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或仅靠定量研究方法难以取得满意、准确而可靠的研究结果。以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研究方法为例，所谓抽样就要选取合适的样本，选取哪些研究对象作为样本，选取多少，为什么选取这些样本，不选取哪些样本进行调查分析，都需要进行均衡的考量。既然是抽样调查就不可能采用完全归纳法对全体研究对象进行逐一取样分析，在不能完全归纳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抽样调查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最后可能会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真实状态之间存在差异，抽样调查的数据结果也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决定性依据，要想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确定性，除了定量研究之外，还要对研究对象中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等进行关注。有时候，定量研究也需要定性研究方法的配合辅助，才能够在定量研究分析中，得出准确的结论，对于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仅使用一种定量研究方法，是不够的，“人类的知识活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自然科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如果无论什么都想以数量解析方法来解决，那可是相当无聊了。”[10]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分析方法虽然有效，但是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可以结合使用，互为辅助。有人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定量研究，“它的具体研究对象是符合统计规律的数量较大的随机样本；它的资料收集方法是具有统计科学意义的封闭式问卷、统计表、控制性实验和结构式观察方法；它的具体研究程序是符合逻辑的实证科学程序；它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各种实用的数理科学方法；它的运算结果、推论估计都有相当大的精确度和可信度。无论在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中，它都有助于保证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的科学性。”[11]而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对象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想要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把所有社会现象、事件都做量化分析，强求使用唯一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在于，借助于数学工具、统计工具等，找出隐藏在社会现象、事件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找寻社会事件之间的那种规律性，但是这种数量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对社会现象、事件的内在本质的揭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规律、本质也不尽然都能在数量关系上有所体现。量化分析的手段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宏观层面上，在对能够体现较强普遍规律的研究中，确实能够起到很强的说明作用，但是对于社会微观层次面上的研究，对于那些注重个体独特性等的研究可能就不太适用了。可见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也是存在着局限性的。
如果遵循哲学原理中质与量之间的对立统一原理来说，任何一个客观事物，它都是质与量的有机统一整体，对一个事物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查量的方面的规定性，又要注重考查它在质的方面的规定性，只有经过定量与定性两方面的研究，才有可能对一个事物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揭示，所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在哲学原理之上也是有根据可寻的。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它们的宗旨都是同一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研究侧面切入，最后都要实现对研究对象“质”、“性”方面的揭示。
“从已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定量研究和有些种类的定性研究的互补性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定性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无偏见地发现问题，包括问题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的形态，而定量研究则能帮助研究者去明了、确认问题的客观性内容以及检验业已出现的理论之信度。如此观之，两种研究的对立就研究实践而言是不存在的。”[3]47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之中，定性研究分析方法与定量研究分析方法，二者孰优孰劣，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着眼点，只要是能够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之目的的方法，都可以被拿来使用，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之中，不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他们在研究对象上是统一的，都要以社会实在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都是要从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分析过程中，找到现象、事件背后起最终决定性作用的因果机制。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是一种系统研究方法的体现，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开放系统，那么在对社会系统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应当使用一种系统的方法，而不是片面使用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的融合统一，能够突破社会科学中的单一研究结构，使各自的方法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使社会科学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研究呈现出更加真实、更加准确的结论。
在社会科学之中，不管是定性研究方法还是定量研究方法，在这些方法的背后都有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对社会现象、社会事件背后存在的那种本质性的东西的揭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承认这种本质性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对于本质的揭示，我们究竟是采用“定量”计算，还是“定性”规定，这只是方法选择上的问题，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融合统一，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探索之中的“诺亚方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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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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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8.
[5]郭贵春.社会科学探索的“诺亚方舟”——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J].晋阳学刊，1990，（1）：13.
[6][英]威廉·配第.政治算术（原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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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贵春.社会科学探索的“诺亚方舟”——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J].晋阳学刊，1990，（1）：10.
[9]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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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梁永佳2015年11月14日致笔者的电子邮件。
10.陈光兴、钱永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的学术生产》，《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年第56期）也提到学术生产中国家干预和西方学术霸权之间的矛盾。但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体制化很难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和中国在很多领域的变革一样，它一方面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诉求，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性质的变化而导致。其结果和各方原来的设想都有重大差距。不管怎么说，它是内生的变化，不是西方“全球霸权”的强加。
11.参见Mori Koichi， 1980， “YanagitaKunio ： An Interpretive Study”，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7， 2～3 June-Septemeber： 83～115。
12.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新意就在于突出了日常经验。民族主义不是历史发展“必然”，不是生产方式或者社会结构转变的直接产物，而是和小说、现代印刷术、报纸、地图、公路、学校等等的兴起是有关的。他对人们具体经验和感知的重视，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民族主义这个非常新近的意识形态，会这么深入人心。
13.叶舒宪：《“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经验（experience）》，《跨文化对话》1999年第2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55-74。
14.“实践理性”是李泽厚的概括。关于儒家经典中的“实践”范畴的内在性、和应然与实然不分的特征，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141～147。
15.R. W. Connell. 1997. “Why Is Classical Theory Classic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2， No. 6： 1511～1557。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划界；认定
社会科学划界的问题在哲学界讨论已久，但是由于化解角度和划界出发点的不同所以争论一直存在。其实，社会科学的划界不限于科学与形上学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划界的问题是“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可能做到而言）。”关于社会科学划界的问题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时代。随着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把科学与形上学、宗教及其他非科学、伪科学的意识形态区分开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一、 社会科学划界的研究概述
（一）社会科学划界研究的起步
二十世纪，社会科学也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哲学的母体中被逐渐的分化了出来。本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从经济学的发展开始的。随着社会科学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已经具备了只有自然科学才具有的形式化、定量化研究的特征，其中，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在1947年，萨缪尔逊在其著作《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明确论证了“经济学只有通过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取得实际进展”的观点。在1971年2月份，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卡尔・多伊奇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针对社会科学从1900年到1965年的六十二项成就的研究报告，该份报告表明，“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科学成就全是理论性或定性的，而社会科学随后的成就就主要是数学方面和统计方法方面的革新或是由定量方法推导出的理论革新了。他们认为：“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中是稀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一书中就曾指出，社会科学的定量化是一九四零年后社会科学获得新成就新威望和新影响的理由之一。
（二）社会科学划界研究的发展
在此后的研究过程中，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再是一些观念或不可描述的词汇，社会科学的研究命题演变成了可以用经验模型和可检验公式的形式加以阐述的科学命题，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可以反复研究和论证的成熟科学。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科学的课题都要进化到可以形式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了才算是成熟科学，就像自然科学也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形式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的一样。在研究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既然允许量子力学物理诠释问题时存在定性解释的部分，就应当允许社会科学的个别科目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无法被量化的内容。只是这部分内容不应当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主流。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都应当建立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而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也只有在这会科学真正的成熟起来之后才有取得关键性的进展。
（三）社会科学划界研究的进步
在以普里高津为代表的耗散结构理论下，只要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无论系统是自然科学系统还是社会科学系统，其历史发展进程就不具有可逆性。一方面说明社会科学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证明不可逆转的特性并非人类社会才具有的特殊现象，具有研究价值。可见不可逆转性相对，但劳动与生产中的重复和社会科学的不可逆性本身不具有可比性。换言之，是否描述了重复现象并不是划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从不可逆的研究出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键区别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建立起严密的环环紧扣的理论体系。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这样一个严密的环环相扣的理论体系。该学说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并在研究该规律的基础上完整的阐述和预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而这门学说所欠缺的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研究将这个学说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像自然学说中也难以避免的因为大量随机因素的存在而导致的研究结果的偏差一样，社会科学可以对过去发生的事件作出全面、准确的阐述和论证并在论证的基础上预测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准确的预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件单一的历史事件。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不是对历史发展的结果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或估计。
二、 社会科学的认定
（一）社会科学研究划界的标准
当某一项研究成果需要被认定为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即需要对科学研究的属性进行社会科学的划界时），应该将该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分开考虑。应当用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去检验该研究的包括价值事实陈述在内的事实陈述部分。具体地说，对该科学研究成果的事实陈述部分应当包括：核对事实、检查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该理论前提的事实和理论依据与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比较研究的事实结论与其他背景知识的相关关系等内容。可见社会科学的研究划界应当是一个严谨的、严密的、完整的、系统的过程，不仅应当设立严格的标准，也需要严格的遵守着这一标准去划界。
（二）社会科学研究划界的检验
在肯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前提下，对有价值的需要准确判断的社会科学成果划界的检验有以下两个方法：
其一，对措施性、建议性的事实陈述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换言之，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本着负责的积极的促成但是不盲目冒进的科学态度，对提出的措施的可行性、实施条件、实施背景、技术条件等等一系列与建议或者提出的措施息息相关的实际的技术性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和检验。
其二，对研究的意义、重要性等略带主观色彩的评价的价值事实陈述的验证，应当根据提出意义和重要性时社会的一般价值标准去评价和检验。如果对研究的评议者仅仅是出自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价值观去评议和检验，那么这样的检验结论是不应当也不可以作为对研究成果的最终判定结果的，而且这样的评议不论结果如何都不会也不应当影响已根据科学划界标准检验过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性。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卡尔・波普尔著.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D].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