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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英国学者 C.P.Snow 就在发表的文章“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指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种互不沟通的文化必将导致这两个领域的人隔阂日深, 最终会阻碍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 并因此会成为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巨大路障。1963 年,Snow又发表《再论两种文化》,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思想,对造成这两种文化分离的英国教育制度和社会提出批判。实际情况并没有snow预料的那么糟糕,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科学与人文科学分道扬镳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反而互相融合。以外国文学为例,形式各样的网站、博客和电子布告栏系统因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相继问世,并逐渐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预言,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分离,而是逐步融为一体。面对日益普及的互联网技术,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已经不可能脱离科学而独立在。因此,重新审视、看待和使用作为先进技术代表的互联网络促进外国文学作品研究的现代化,是每个学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互联网时代下文献保存格式的变革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以文本为固定形态的存在的模式是数千年来我们阅读相关文学作品或者学术论文的固定格式,它们是由纸张装订而成,信息量有限,而且不易保存。今天,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来确定他们要的阅读方式,最常见的便是数字文本,例如数字处理软件word和wps。数字文本因其可以长时间保存,而且能够承载更为丰富的信息量而被形象的称之为超文本,需要指出的是,超文本并不局限于这word和wps这两种格式,但可以说数字文本是超文本的基础。
对于超文本(hypertext),Andleigh和Thakrar曾经阐述过它对互联网的技术意义,指出它“将信息用更自然的方法连接在一起,而不和纸写文书那样将结构简单机械的分层归类,进而以这种方式实现对无序数据的管理”。网络化时代超文本文件格式最大的优势体现在,超文本不仅能在internet上传播而且具有超级链接功能,这项功能使文档中的各个部分通过关键字得以建立关联,信息以用相互交叉的方式进行搜索,形成了一种全局性的全新结构。现行的互联网代码里,中英文的网页大多数均采用采用超文本的格式,这种格式不仅为各个网站设计者所通用,而且转换为超文本格式以用于各种文本编辑软件平台也十分简单。更让诸位文学研究者欣喜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超文本在保存文学研究的功能并不是首屈一指的,超媒体的出现使得文学研究资料更加多样化,从技术的角度解释,超媒体(Hypermedia)和超文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非线性的信息连接,除此之外,超媒体还包含有(Image)、声音(Audio)、视频(Movie)、动画(Animation)等离散或连续的多媒体信息(Steinmetz258-259)。得益于超媒体的庞大功能,我们在研究外国文学时才能够更快捷的获取所需要的资料,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更包含了各类音频和视频资料,而这在过去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天方夜谭。
互联网超文本、超媒体在外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巨大助力主要体现在:快捷、全面地获取进行研究的各类信息。通过互联网这个载体,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资源站点之间搜索到不同国家文学巨匠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手稿、学术作品甚至通信记录,真正做到全方位的资源共享;迅速搜索到研究所需要的音频、视频等非文本类信息。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经过技术处理被改变为戏剧、电影,这些影像资料以超媒体形式存在网上并可以下载传播,给外国文学研究者提供多元的参考资料。
二、互联网时代下庞大网络专题资源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无限资源支持
信息承载量巨大的超文本、超媒体固然对外国文学研究着有着不可抗拒的推力,然而个体分散的大量资源若在短时间内找到并且有顺序的整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计算机技术对于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更突出的贡献体现在它存在的各类智能型多媒体数据库上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多样丰富的数据库,学术研究者们才能有效、快捷的对所需文档进行搜集、整合。网络数据库的存在形式主要以囊括电子期刊、专题网站的数字图书馆以及网络论坛两种形式存在。
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是用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各种图文并茂文献的图书馆,它的优势在于能把各种不同载体、不同区域位置的信息资源用数字技术存贮,以便于跨越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查询和传播。数字图书馆涉及信息资源加工、存储、检索、传输和利用的全过程。换句话说,数字图书馆就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共建共享的可扩展的知识网络系统,是超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便于使用的、没有时空限制的、可以实现跨库无缝链接与智能检索的知识中心。就外国文学研究来说,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为全世界的研究者跨域研究有限学术资源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如我国运行相对成熟的数字图书馆有超星图书馆、维普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有图书、期刊、报纸、论文、古籍、影视等一系列优秀的学术资源可供学术研究者查询。相对于数字图书馆这类比较成熟的网站运营模式,专题的文学网站也是外国文学研究者搜索资料的一大助手。外语网站和中文网站内置多样的文学分类,作家从属流派、作品归类、文学性质等一应俱全,这些细致入微的分类为文学研究者找寻相应信息起到了导航的作用,是读者很快就能进入自己所想要找到的信息分支,从而获取需要的信息。
三、结语
网络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性更多的融入了技术成分,在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更新的文献研究资料和文献格式都成为了获得、研究外国文学的技术的媒介,以往需要纷繁复杂的人工操作得到了极大的简化,对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方向正朝着信息化和自动化发展。在对研究结果的处理上也逐步发展为计算机自动化。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开始利用网络进行网上研讨,甚至建立专门的个人主页、制作网络课件,新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学术交流效率改变了交流手段,学术研究网络系统化的进程得到前所未有的加速。由此可见,互联网时代下,信息技术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研究工具,它改变了人们的一直以来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法,使得现代学者对西方文学研究如虎添翼。也正因为如此,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大潮中,把互联网络技术同外国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是外国文学学术研究现代化的不二法门。但需要注意的是,计算机技术与互连网技术只是我们获取知识、去的研究成果的辅助手段,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只能由人的大脑进行分析、探究。对于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不是依靠互联网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手段,并希望借此技术实现学术研究的一劳永逸,增加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站在高新技术的平台上,使学术研究的方法逐步走向现代化才是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正途。
参考文献:
[1]金燕.浅谈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04):45-46.
[2]乐俊蓉.英美文学研究现代化发展对我国文学的启示[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12-13.
[3]王喆.基于“以人为本”的英美文学教学研究[J].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01):34-35
[4]申玲,黄鑫.外国文学的多元化批评[J].飞天.2011(16):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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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教授关于宪法司法化“不必要”的结论是以“中国是管理型国家而非司法型国家”为前提,对“是管理型国家”并没进行科学论证,对“不是司法型国家”却干脆不予论证,着实令人遗憾。
〔16〕陆平辉:《宪法权利本质论、价值论与实践论》,载《现代法学》2004年1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外国文学评论》征订启事
《外国文学评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家级核心刊物,旨在刊发中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是融经验性与理论性于一体、在整体的历史关系中研究文学个案的论文,以推进国内学术。本刊创办于1987年,自创办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顶尖刊物,常设栏目包括外国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文化理论研究、文学的社会史研究、文学的文化研究、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史研究、国外研究动态等。
《外国文学评论》为季刊(16开本,240页),每期定价15元,全年60元。读者可在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发行代码为:82-325;国外订户请与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中国国际书店)联系,国外发行刊号为:Q1139。也可向本刊编辑部邮购(每册另附邮费1.50元,需挂号另加附3元)。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自20世纪初以来,不少领域的专家都曾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定义。可见,给文化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据统计,至少有两百多种有关“文化”的不同定义。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差异如此之大,恰恰说明了界定“文化”概念的难度。但在对文化不同的阐释中,人们都认可文学和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文学’决不是一个自在自为的封闭系统,不论是文学的内容,还是文学的形式,甚至文学创作的全部过程,都是文化的产物,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1]
因此,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不仅有助于发现和证实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价值,还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潜能和无限可能性。外国文学史其实就是外国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史,在一个文化研究已越来越热的时代里,单纯的、狭隘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外国文学教学已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文化联系在一起。
一、电影辅助外国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21世纪用“视觉时代”来描述是再恰当不过了:视觉信号和视觉技术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们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内容到方式决定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规划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定制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视觉时代的另一个说法就是“读图时代”。我们不再单纯、甚至不再主要依靠文字来传递、接受、理解和处理信息,而是越来越多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图像,使图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功能,也使图像的应用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图像技术和艺术也正在超越文字技术和艺术,成为时代的新宠。
电影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综合运用声、光、影技术,形象逼真地表现文本,并以极为直观、方便的欣赏方式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视的传播方式和对受众的覆盖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难以与之抗衡的。“美国著名的批评家詹姆逊曾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形象社会或景观社会,视像对人们的影响已超过甚至取代了文学。”[2]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也就成了很多当代大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加之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很多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障碍。且看外国文学史的一些经典著作,如《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等,它们或篇幅过长,或叙事节奏缓慢,或语言晦涩,对于90后学生而言可读性不强,学生普遍阅读兴趣不浓。而据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却比原著对学生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是先接触到《乱世佳人》这部电影,才去看《飘》这本小说的。
这并不是说可以用观看电影来取代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然而在读图时代,用影视资源来弥补作品阅读的不足、重新培养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不失为一个选择。
二、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的优势
正因电影具有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运用影视媒介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还可以给学生营造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助于他们了解外国文学作品所涉及的地域风情和社会习俗,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及价值观。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文化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利用电影进行文化教学将大有助益。
(一)加深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
外国文学包括欧美、亚非拉许多国家民族的经典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时间跨度大、地域涵盖广、内容丰富庞杂。因此,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首要困难来自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和艺术再现。外国文学形象再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描写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而这些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必然会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隔膜,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接受困难。而电影,则可以营造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提供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和了解到文化的差异。
在电影中,环境、风俗、礼仪、服饰、言谈举止等一系列感性印象替代了抽象的文化符号,原本不可触摸的“文化”被置换成了具体可感的场景,有利于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如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我们在轻松愉悦中感知到了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电影《名利场》通过具体的场景和形象使我们看到了19世纪英国中上层社会名位、权势、利禄原是相连相通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出身寒微的蓓基·夏泼要不择手段飞上高枝了;而2013年由巴兹·鲁曼导演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还原了小说中描绘的1920年代的纽约的质感,甚至找回了那种“爵士时代”的某种耽美和玩乐主义的感觉。电影以最为直观和生动具象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这种身临其境的文化情境,无疑有助于学生体会外国文学作品中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二)促进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和反思
在外国文学中,有些经典作品尽管声名远播,却由于种种原因使中国读者望而生畏,如美国当代作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曾以这部小说迅速走红文坛,产生了震撼性效应。这部小说是海勒为读者精心设计的一座文字迷宫,“小说自然时间序列被破坏,因果关系也缺失,各章节、各段落可以相互取代,可以从任何位置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位置结束。”[3]这种刻意为之的“混乱无章”对于很多追求情节生动曲折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艰辛的阅读旅程。而借助于迈克·尼克尔斯导演的同名电影,则更有利于学生对小说主题的理解。观影中,我们感知到了整个飞行大队士气低落的气氛,士兵们有的酗酒闹事,有的开小差,有的找胡混,有的架了飞机作超低空冒险飞行解闷。尤索林地站在队伍前接受勋章,丹尼卡医生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死人”,这些画面不仅给观者以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又传达出了作品中愤世嫉俗的深层含义,令人悲伤,引人沉思。
三、运用电影进行外国文学教学的注意事项
如上所述,电影对外国文学的文化教学大有裨益。但这并不是说可以用电影赏析来代替正常的教学内容,更不能把外国文学课程当做影视鉴赏课来上。结合教学实践,在运用电影进行外国文学文化教学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选取优秀影片
在外国文学史上,有很多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从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帖子《88部电影,外国文学史不用愁》就可见一斑。但影视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在创作方式、表现方式、存在方式和受众接收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有些作品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带动了相关图书的热销,如F·S·菲茨杰拉德的《返老还童》,原本不为人们所注目,却因2007年上映的、由大卫·芬奇导演、皮拉德·皮特主演的同名电影而名声大噪;而某些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却反响一般,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曾被数次改编成电影,其中1958年上映的同名电影在当年的奥斯卡中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项,以及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提名,但海明威本人却很不认同演员的表现,很多观众也反映影片比原著要逊色很多。在外国文学史上,有不少名著也被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导演们搬上屏幕,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有多个影视版本:1940年版、1980年版、1995年版及2005年版,其中,1995年BBC的6集迷你剧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而这首先得益于它忠实于原著,不过多地烘托男男女女的情感悲哀,通过对话来刻画世俗的人物形象,那些琐碎的、奥斯丁式的幽默被保留了下来。
面对这种现象,在外国文学文化教学中,要慎重选择影片,尽量选取那些忠实于原著的、文学性较强的影视作品。
(二)进行有效赏析
由于课时的限制,在课堂教学时间内放映整部电影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一方面,教师可以布置学生在课外进行完整的电影赏析;另一方面,为了在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把最能体现外国文化、民俗风情的片段剪辑出来,在课堂上适时展示。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又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对外国文学课程的兴趣。
另外,在课堂教学中,决不能仅仅把影视欣赏当作娱乐消遣。教师在上课前,要做到“四熟”:对教材内容熟悉、对作品内容熟悉、对影片内容熟悉、对学生学情熟悉。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对文学文本和影片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整体的认识,在播放影片时进行恰当的点评和讲解。而在欣赏之后,教师还应引发学生进行思考。或单纯从影视欣赏角度出发,探讨中外文化的差异;或从影视改编的角度出发,探讨影片有哪些创造性叛逆以及对作品主题的影响。这种思考可以在课堂上以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的形式来体现,也可以通过观后感的形式来抒发。如此,学生不仅通过影片欣赏巩固了文学知识、丰富了文学素养,还提升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钻研精神。
尽管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有很大优势,但它也只是了解原著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远远不能代替对文本的直接阅读。“对外国文学名著文本的直接阅读依然是外国文学教学最基础的环节,也是最有效果、最为直接的学习方法。”[4]因此,教师要利用电影这一媒介帮助外国文学找回失去的读者,使学生通过观看影视作品产生对原著的阅读兴趣,在影视和文学作品的有效结合中,达到外国文学文化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艳兵.跨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6,(02).
[2]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徐练宏.《第二十二条军规》结构特色评析[J].宿州学院学报,2005,(12).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释殆尽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何如,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
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二四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谓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是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喀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和经典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所生发的。
二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也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各民族无数外国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双向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狄更斯、康拉德、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此次面世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摊,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二十世纪的形形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
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
[关键词] 外国; 文学作品; 人物分析; 跨文化
对外国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的解读和探究,是一种客观评价与主观认知相结合的判别形式,其要求教师的视觉方式、解析水平以及教学行为要与解析对象保持在同一支点上。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对人物对象在价值、性格等宏观层面上具有整体的认识,还需要深刻体会人物塑造后的跨文化意识产生心灵上的相互交融,完成文学价值丰富内涵的传授。
一、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跨文化视域下的基本特征
所谓的跨文化就是对于与本民族文化有差异或冲突的文化现象、风俗、习惯等有充分正确的认识,并以包容的态度接受与适应。而文学上的跨文化是人文思维、意识形态及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间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一种思维形态。对人物的教学解读是教学调研与文学环境系统的相互衔接,通过对目标人物的剖析,完成文学教学和人物对象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评析。
跨文化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遵循初读文本、跨越认识再综合解析的向导流程。随着跨文化环境的多样化趋势,受到文化思维、意识形态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固定式的人物解读方式得到了延伸:一是在传统翻译属性指导下对人物的二次解读,在目标人物对象属性的基础上使之与相关的客观环境相互衔接、相互渗透。例如在读狄更斯的《双城记》中梅尼特的性格特征时,会有效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其次,对某一人物进行单一化的纵向解读,完全的回归到文学人物纯粹性的解读。如在解读萨特与加缪有关存在主义的作品中代表人物时,众多教师仅仅是就文化基因进行纯粹的文字表象转换和文字价值的释放。此外是以人本唯物主义为价值诉求,探究跨文化视域下的单一个体的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1]。
二、解读外国文学人物所遇到的困难
外国文学是基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大框架演绎而成的,其文化语境在这两大导向下模式结构有了明显的划分。其一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构架下的具有群体化、理性式、集中性的文化语境,譬如美国的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及英国的毛姆、狄更斯等;其二是基于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下的具有纯粹性、意象式、个性化的文化语境,如美国的狄金森、福克纳和英国的劳斯伦、伍尔夫等。因此在对人物形象解读是应基于这两大基本框架进行铺展,使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与完成教学目标得以共同实现,相互协调。
网络文化作为人文社会文化的新生,其及时性、高效性、功利性符合部分教师对于跨文化视域下的外国文学教学追求个性化、多元化、拓视角等主观单一的教学理念,使部分教师的个性话语诉求得到了宣泄和表达,甚至一些教师为了迎合学生对外来文学的探究及教学成绩的利益化,对于外国文学人物的解读并不深刻,同时还借助网络社区对外国文学人物道听途说、不足为凭的解析,使其课程富有娱乐性,学生非常喜欢,但其实这样的解读方法实质上是误人子弟[2]。
三、跨文化条件下解读外国文学人物的新方法
(一)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前提,创设融入外国文学人物解读方法
对外国文学人物丰富内涵的解析,使学生融入到外国文学中去,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获取健康成长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教师应该对文学人物的独特韵味进行灵活的解析,使学生在愉快学习的同时,审美情操得以熏陶,文学修养得以稳固塑造[3]。
(二)创设客观真实、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解析模式
教师在创设外国文学人物的解读方法时,应该保证课程的内容、教学的情境以及价值取向符合学生实际真实的社会生活,使学生文学修养的提升与教学质量的提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不应仅为了追求教学的多元创新而插入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文学人物于课堂教学中。
(三)创建契合学生心里特点和智力水平的解析方法
介于学生的复杂心里及智力发育的关键时期。教师的教学不应只为了表现个人的荣誉感、增加文学教学的价值高度而将高深晦涩的知识带入课堂教学中,而应该将一些大众化的艺术作品引入介绍,例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变色龙》等。同时在教学中应注意到控制解读的简易、个性化,把握深刻的人生寓意及丰富的社会价值,使学生更好的接受外国文学的丰富内涵[4]。
结束语:
跨文化视域下的外国文学人物解读,既要以人物的价值取向作为教学的指导方针,又要注重在意识形态、文化基因及社会环境中寻找文学理论与现实社会的结合点。实现外国文学人物解读教学方法的创新性和多元化,提升外国文学人物教学在文化内涵、价值取向以及审美素养等方面的熏染传播,帮助外国文学教育体系快速、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丹.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7(06):77-78.
[2]张骁,罗锡英.外国文学教学与文本细读[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0,4(02),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