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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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趋势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世界经济 区域集团化 对策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利益相近的国家更是具有加强联合的要求。从长期来看,世界经济的总趋势是一体化，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体化的具体实现方式呈现多样性。从现实来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总趋势下，大量存在的国际经济现象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是指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它们日益取代国家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主体的状态及其过程，是对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概括。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技术与信息作为生产要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的输入和转出越来越多地建立在统一分工的基础上，构成一个过程的不同环节，使得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发展联系和彼此依赖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条件下，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迅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民族的国家的界限，形成了生产力的国际化和生产的国际化，把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及与此相适应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使世界经济趋于集团化。国际贸易远远超过过去，资本国际化急剧发展，私人投资、商业贷款迅速增长，国际债券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贸易、资本和技术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际的不断发展加深了人们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加快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步伐。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萌芽或准备阶段。19世纪中叶，即在1834年由北德、中德与南德等三个关税同盟联合起来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它可以说是经济史上最早开始的集团化的雏形。第二、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开始形成的阶段。二战后区域集团化进入其形成阶段，还在1944年9月，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就签订了建立关税联盟的协定，1946年三国又将关税联盟扩大为经济联盟。1949年1月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实现生产协作与专业化。1952年西欧六国建立欧洲煤钢联营，1958年建立西欧共同市场。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展中国家也建立了一系列地区一体化组织。第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蓬勃兴起阶段。1960年以后的20多年间，国家、地区间的大多数经济联合发展较慢。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程明显加快,原先建立的区域经济集团有的进行了调整或改组,范围上有所扩大，新的区域经济组织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个地区各种类型的国家。目前影响比较大、成果比较突出的三大区域经济组织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三大经济区域集团有可能形成鼎足对峙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结成了区域经济集团；在广度与深度、外延与内涵方面有了新发展，突破了洲的限制，开始跨洲发展；自由贸易区成为建立经济区域集团比较流行的主要模式；区域经济集团相互之间、其内部各参加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结构也是多层次的。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它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通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强国际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促进区内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的跨国兼并引进了新的竞争机制，将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建立区域集团不妨碍各国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促进市场容量扩大，总体上是有利于促经济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一、经济区域集团的形成，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减少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集团将促进内部贸易增加，生产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进科技发展，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区域性集团经济贸易的增长将使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增长，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第三、区域经济集团化将对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集团化将促进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流动，并促进产业结构在地区内部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也促进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加强联合科研，与此相适应，科技人才的流动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将以发达国家为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混合组成，发达国家将作为资本、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产品的主要吸纳者，促进经济集团的发展。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政策得当，将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第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益减少。第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各国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发达国家取得的利益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可能使南北经济差距从总体上拉大。区域经济集团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地区上的分割，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统一和合作关系，将使全球南南合作，难以取得进展。第三,任何一国加入区域经济集团组织，都是以民族的部分让渡为代价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风险。

区域集团化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和回避。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一面，又要认识到它的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我国应顺势而动，抓住机遇，制定相应对策。第一、积极倡导建立区域经济集团、次区域经济集团。我国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地区，寻找同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地区组成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集团，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应在更广泛的空间进行分工与合作，我国海外企业也应注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以求得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第三、积极参加APEC，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中有一多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国应利用同APEC中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充分发挥适用技术优势，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及输出技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大容量的市场，中间技术领域有许多空隙，我们可以利用适当的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第四、发展跨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了联系的纽带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所迫，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走向经济强国之列的必然。我国大企业的成长必须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曰痒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2]刘家骥: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世界经济的趋势范文第2篇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间的增长率与1950—1970年间的增长率相比，明显放慢。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著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般工业国的增长率普遍下降；(2)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出现负增长。

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

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当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时，公司会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抑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每一个大公司在竞争的持续推动下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最终使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往往通过减少其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实际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好处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如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作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偿还私人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3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经济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到衰退阶段消费部门债务仍在增长，这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家庭债务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另—出路是投机，实际上，这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世界经济的趋势范文第3篇

一、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显著下降，2008年投资总额达1.74万亿美元，比2007年1.9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减少了11.66%。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延续了下降态势，缩减至1.18万亿美元，标志着从2004年开始的国际投资增长周期的正式终结。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世界生产和贸易活动的恢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从低谷中走出。2010年全球各国跨国直接投资增长9.3%，总额达1.29万亿美元，但远低于2007年的历史高点。尽管2011年全球经济持续动荡，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17%的增长，达1.5万亿美元。具体来看，跨国直接投资的国际格局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一）跨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整体格局没有显著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依然是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地区，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次之，跨国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国（包括石油、天然气输出国和矿产资源的主要输出国）的流入相对较少。从总量的角度看，2000年以来，发达国家吸引的外资大约在4000―13000亿美元之间波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在1000―3000亿美元之间，而初级产品出口国大约在200―2300亿美元间波动。

分工格局中不同地区受危机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受危机的冲击较大，从危机前的1.3万亿美元降到2009年的6028亿美元，2011年恢复至7532亿美元；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恢复，高于危机前水平，而主要初级产品出口国虽有所回升，2010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入格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均出现一些变化

从发达国家内部来看，欧洲地区的流入量在持续下降后强劲反弹，美国增势不稳。欧洲地区和美国的跨国资本流入格局受其经济复苏的不同态势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11年流入欧洲地区的外资增长23%，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1年出现下降，降幅达8%。流入欧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反弹，主要是欧元区国家受债务危机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增速下降；一方面，受公司重组、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因素的驱动，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欧元贬值情况下的机会主义交易，导致对欧元区国家的跨境并购增多，2011年对欧洲地区的跨境并购增长55%。

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看，拉美地区资源型国家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较为活跃，增幅超过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201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不再主要依靠南亚、东亚和东南亚，拉美、加勒比地区以及转型经济体增长显著。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西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较2010年增长11%，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分别吸引外资2090亿美元、920亿美元和430亿美元。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34.6%，达2160亿美元。

（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入连续两年高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经济体受内部需求强劲、经济加速增长和南南投资上扬影响，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12%，高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5%的增速，达574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52%，首次超过发达国家。而2010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7%。2011年发展中经济体吸引外资继续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而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虽呈强劲反弹态势，较2010年增长18％，但仍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

二、美、日发达国家和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一）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复苏缓慢

整体上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复苏，慢于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并且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些新趋向：

一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量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均低于危机前水平。危机后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出现下降，回升趋势不稳，2009年大幅减少50%，2010年上涨49.3%，但2011年又出现了8%的下降。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受危机影响出现显著下降，虽出现回升，但仍低于危机前水平。

二是从跨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看，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已高于危机前水平。对美国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在2009年降为4.18%后，2010年已恢复至6.12%，高于2007年6.07%的水平。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头寸的收益率则有所下降，2009年降到9.45%，2010年略升为10.48%，但仍低于2006年的12.26%。

三是从跨国直接投资的国别结构看，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欧洲、加拿大和亚太地区，2009年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下降50%，主要来自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大幅下降，2010年来自两个地区的投资出现增长，涨幅分别为87.97%和220.66%。美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也以欧洲地区为主，占一半以上，拉美和亚太地区各占20%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后，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出现大幅下降，2010年有所回升。

四是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都出现了逐渐集中于制造业的迹象。2011年前三季度，制造业领域的流入量占总额的41%，而金融和保险行业的流入量仅占10%。美国的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金融和保险业受危机影响下降非常显著，制造业的冲击较小。金融和保险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7年821.7亿美元直降至2010年的135.1亿美元，2011年三季度跨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转为负值，制造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受金融危机冲击也出现大幅下降，但降幅小于金融和保险业。

（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危机影响较大

一是总体上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009年以来下降较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在2011年有所增长，而引进外资形势仍然严峻。首先，201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继2009年下降42.03%后，下降23.35%，2011年前三季度逐季度增长，一至三季度累计值已超过2010年全年水平，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加成为主要的带动力量。其次，日本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在大幅下降后继而出现净资本流出，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这意味着日本作为主要的发达国家，引进外资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

二是从三大洲的分布来看，对亚洲的投资基本上较为稳定，对北美洲和欧洲的投资波动较大，对北美洲的投资大幅下降，而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在大幅下降后2011年出现较大增加。从2011年的初步估计数据看，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为399.86亿美元，占比34.6%，略大于亚洲地区34.0%，而北美洲地区仅占比13.4%。并且，日本对外投资的大幅增加主要来自对欧洲地区直接投资的增加，对欧洲地区165%的增速远高于亚洲地区77.4%的增速。

三是从亚洲的布局看，中国仍然是日本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国，泰国仅次于中国，对新加坡和韩国的投资也有较大规模。近年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持续增加，而对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的直接投资出现较显著的增加，但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量仍然较小。

（三）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均出现较明显的下降

印度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国际金融危机后持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分别下降1.04%和33.5%（数据来源于印度央行提供的财年数据，本段所提的年份均为财年）。从国别结构来看，自由港和发达国家仍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地。从行业结构看，服务业仍是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领域，但2010年大幅减少45.5%，其中，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降幅较大，计算机服务和通信服务部门的流入量也出现下降，而制造业有所下降，降幅相对较小。

印度对外直接投资危机前快速增长，国际金融危机对其产生的冲击较为显著。2006―2008年从29.8亿美元增加到193.9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17.9%和8.19%的下降（数据来源UNCTAD数据库）。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已经历了从发展中国家为主向发达国家为主的过程。从行业结构看，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的生物医药产业和汽车业，以及软件行业和通信服务业。

从印度引进外资的政策看，进一步扩大自由化的同时，加大了对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印度了更新的FDI名单，其中很多的产业领域FDI实行自由化，包括生物技术、医药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研发，以及教育部门的建筑活动，印度还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单一品牌的零售贸易的投资比例限制从51%扩大到100%，但是对于投资比例超过51%的FDI中，要求销售总额中至少30%的商品来自国内供应商，印度政府还决定，外国投资者对医药领域的并购申请提案只能实行政府批准，不再实行原先自动审批的模式。

三、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预计2012年或近几年，跨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呈现出以下主要趋势：第一，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形势，以及跨国公司的运营情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2012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保持谨慎乐观，预计全球FDI将温和复苏。第二，跨国直接投资流向可能在地区之间调整。第三，世界经济整体增长乏力，在资金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能源资源领域必然成为资本争夺的领域，而新兴技术领域对各国培育新竞争优势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对能源资源领域和新兴技术领域的跨国并购可能增多。

全球经济调整背景下，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将意味着我国面临的国际分工格局较为稳定，短期内我国面临的国际跨国直接投资的形势将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跨国直接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可适时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改进。

二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趋于放缓，人民币也将保持对美元相对稳定升值的态势，预计未来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趋于稳定，甚至会有所下降。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潜力，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必须服务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因此，我国在积极引进外国接投资的同时，要以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为前提，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稳定并积极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世界经济的趋势范文第4篇

近年来，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一再漂亮完成“保八”任务。但在这背后，中国经济仍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并未减弱，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固，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就业压力短期内尚难根本缓解，一些行业、一些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所以说，要真正使经济结构的调整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就要更充分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一、经济结构调整是后危机时期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其中也暴露出一些结构性矛盾。随着危机过后，世界经济的重整和变革，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和高投资的经济增长的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更加突出，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还会影响总量平衡；不仅会加剧社会生产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还会加剧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社会矛盾。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我国最终消费率水平长期以来一直不高，近年来甚至出现不断下降的情况，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部需求和投资高速增长，且我国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持续明显高于消费增长速度，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很不协调。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我国由外部需求形成的拉动力已严重削弱，同时连续几年积累的高投资日益暴露出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是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我国工业化进程更是迅猛发展，造成我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不平衡、不合理状态，我国第三产业不够发达占比偏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强，大批劳动力只能聚集于第一、二产业，形成了过量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同时，造成能源消耗较大，加剧了资源环境的矛盾。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外部需求的扩张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随着外需的收缩，曾经严重依赖外需拉动的中国经济减速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内部规模扩张带来的产能过剩使这一模式难以为继，而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到来和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都对我国由传统的比较优势向新优势转变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任务。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全面复苏可能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着新的突破，国际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这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既形成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又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因此，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巩固当前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迫切需要。

二、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要着力点

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首先要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然后政府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完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约束激励机制。重点是进一步实施并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增加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投入，调整出口退税率及相关条件，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

（二）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强化财政政策的激励措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加大扶持力度，重点促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型企业发展。注重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以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

（三）确保财政支出进一步向民生倾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进一步加大对“三农”、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以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

（四）用好财政贴息和政府采购政策，发挥示范效应。财政贴息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可以有目标地对国家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环保产业进行投入。政府采购为新兴产业化开辟初期市场，提高风险企业产品的变现能力，对节能减排产品的政府采购还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更有效地发挥产业引导作用。

三、金融危机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财政政策取向

金融危机后，要根据我国经济结构的突出矛盾及内外部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趋势，选择各种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和措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当前，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解决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居民消费不足的各种影响因素，财政政策应发挥其相应调节功能和作用，促进居民消费合理稳定增长。

一是调整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合理性，建立起居民收入随经济发展而稳定增长的机制，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

二是加大财政对农民及城乡低收入者的补助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其消费能力。

三是强化税收等收入再分配调节性政策工具的作用如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抑制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悬殊。

四是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促进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加大就业资金投入和支持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和服务体系建设，降低居民公共性支出比重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强居民消费预期，增加即期消费。

世界经济的趋势范文第5篇

2010年世界经济迎来2007—2009年三年危机后的第一个复苏年。投资持续、内需恢复、贸易强劲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强劲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5%,其中,发达经济体国家增长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7•3%。但世界经济整体发展依旧不平衡,201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增幅明显低于上半年,可以看出,刺激政策效应衰减的痕迹。另外,发达经济体增速远低于新兴市场国家,潜在的经济摩擦在所难免。进入2011年,世界经济仍延续复苏态势,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在延续,同时又面临新风险的考验。年初以来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并引发次生灾害;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增加通胀压力;以欧洲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政府公共债务风险对发达经济体构成威胁。在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下,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IMF预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4•4%。其中,发达国家受制于失业率高企、财政状况欠佳以及金融体系尚未稳固等问题,预计经济增长率为2•4%,较上年放慢0•6个百分点。而新兴市场增长相对较快,预计经济增速为6•5%,但部分国家面临经济过热风险,通胀压力较为突出。

国际贸易强劲增长成为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量。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贸易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14•5%,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2•9%,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增长16•7%。同期全球贸易额增长22%,达到18•9万亿美元,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中货物贸易额从上年的12•5万亿美元增至15•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贸易额从7万亿美元增至8•2万亿美元,增幅16%。进入2011年,尽管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尚未显现,大多数经济体贸易增长依旧。前两个月,美国货物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9•5%和18•1%;日本进、出口分别增长22•0%和15•1%;一季度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巴西进、出口分别增长25•3%和30•6%。但从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国际贸易减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预计,2011年世界贸易量增长率将放缓至6•5%,明显低于上年,但仍将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4•5%,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增长9•5%。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复苏,全球投资额进入上升轨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0年全球FDI流动增至1•1万亿美元。进入2011年,全球并购市场再度活跃。

据Dealogic数据,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价值7841亿美元的并购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亿美元。这些并购显示投资者(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信心回归。预计2011年全球并购交易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前几年。迄今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规模分别超过150亿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达到这样的规模。预计2011年全球FDI将增至1•3万亿美元,规模有望超过前几年。

二、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看,世界经济复苏仍将持续,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欧洲债务危机依然严峻、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与核泄漏等次生灾害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有所加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必将增加复苏成本;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释放出的复苏差异,将进一步凸显两者之间因失衡而产生的矛盾,贸易摩擦依旧严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难题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保证经济增长与应对通胀任务同样艰巨。

1.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

2011年以来,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对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困扰。中东和北非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油价进一步上涨,对经济活动构成拖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不仅对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同样造成影响;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又成为世界经济恢复中新的不稳定因素。突发事件引发“恐慌溢价”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阻力。首先,对油价和食品价格占消费物价的2/3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通胀压力增加。其次高油价同样造成发达经济体进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内需动力减弱。日本史上最强地震,除引发海啸还造成核泄漏。首先对日本商品期货、股票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造成极大的即时打击,日本海外资金开始回流本土;其次,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全球供应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日本生产供应全球40%的手机和电脑芯片,1/5的半导体产品。丰田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索尼集团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电子产品。灾难可能使这一产业链发生短期中断或转移。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称,日本大地震或将导致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减少0•5%,达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将“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短暂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预计日本经济将增长2%。与此同时,日本重建需要筹措大量资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债务是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而且日本财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没有过多资源可以利用。这就可能导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回流,从而引发资产抛售。当然,鉴于日本的进口大国地位,其灾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开始会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胀压力加剧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为应对危机,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虽对救助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货币过度发行所造成负面后果,在后危机时代,也是政策实施国不得不承受的,这就是资产泡沫和高通胀。自2010年10月至今,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达15%,粮食价格已经逼近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国际大宗商品整体涨幅早已超过了2007年巅峰时期,达10%以上。由于中东和北非政局动荡,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全球原油价格又进入了加速上涨的通道。4月8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126•7美元/桶,较上年上涨33•6%。利比亚局势的混乱,西非产油国尼日利亚大选的推迟,可能会导致该国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剧国际市场动荡。IMF警告,如果国际市场供应和需求因素持续动荡,就可能使油价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显现。而且通胀正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蔓延扩散。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OECD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2•4%,带动其成员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2•7%,再创2008年以来新高。3月份该成员国核心价格指数涨幅为1•4%,也达到2010年3月以来的最高涨幅。在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涨6%,持续5个月上涨,3月份继续上涨6•3%;俄罗斯1月份CPI同比上涨9•6%,3月份上涨9•5%,持续8个月上涨;同期,印度尼西亚CPI上涨7•1%;韩国CPI上涨4•1%;中国3月份CPI上涨5•4%,创32个月以来新高;印度3月通胀从2月份的8•3%升至8•9%。面对日趋上涨的通胀压力,多数国家不得不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国家从2010开始紧缩货币,迄今中国已10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来已经9次上调利率;2011年3月以来,越南、泰国、韩国等继续加息。在发达经济体中,目前美国加息可能性较小,而欧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这是金融危机后(2009年5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出现差异。对于欧洲而言,在经济复苏的初级和脆弱阶段加息,既加大复苏成本,又将拖低增长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还加大了市场对加息周期的预期,投机行为和对长期利率即将上升的预期,都将加剧高负债国家的融资成本,对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债务沉重国家的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债务

负担严重拖累复苏步伐为应对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所使用的财政性政策手段和规模近年来不多见,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须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短期内难以消化。根据IMF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09•6%,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9•29%;远远超过债务占GDP60%、财赤占3%的国际警戒线标准。IMF预计,到201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高达122%。在美国,经济衰退和多年赤字财政政策,使得美国公共债务不断累积。2010年2月12日,美国总统不得不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至14•294万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4•253万亿美元,距离已提高了的政府债务上限仅剩410万美元,美国政府可能将继续考虑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会预算局预计,今后1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7%。赤字已成为美国当前面临最大、最根本的经济挑战,标普将美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意味着美国将饱受高负债和赤字的折磨。欧洲问题同样严重,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葡萄牙可能成为欧元区17国中第三个向欧盟和IMF申请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希腊评级被降低,将进一步加重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困难。葡萄牙债务危机的恶化促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复购买欧元国债。对于欧元区而言,欧债危机影响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报告显示,2010年,意大利负债率(政府债务/GDP)高达131%,超过西班牙的72%;法国92%;德国80%。欧盟统计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6%,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则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况下,为建立欧盟债务危机救助机制,2011年3月份欧盟财长们仍就规模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简称ESM)的协议主要细节达成了一致。这项新救助机制的大部分负担要落在欧元区强国的身上。救助机制的建立虽然对恢复市场信心有帮助,但同是也会增加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负担,从而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

大地震发生期间正值日本政府与财政赤字进行艰难斗争之际。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时预计在2011年4月1日开始的财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债务还将增长5•8%,达到创纪录的997•7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大地震必将使日本政府追加预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难免,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债务风险也将加剧,政府融资成本也将提高。世界银行初步估计,日本灾后重建所需费用可能高达18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每年经济产出的3%。重建费用要比神户地震多5%~7%。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前景

1•美国

受出口和消费者支出稳定以及投资增长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达到3•1%,全年经济增长2•9%,为五年来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复苏以来,在平均3%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中,出口贡献了大约1•4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美国经济数据多数向好。2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从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业回暖是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中的一大亮点。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4%,物价上涨依然温和。3月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70•6,超过预期的70•0。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下降,3月份失业率从上月的8•9%降为8•8%,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个百分点。但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仍显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订单出现连续下降,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大幅回落,显示消费者对经济短期走势持谨慎态度。1月份2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继续下跌,2月新屋、成屋销售分别环比下降17%和10%,进一步表明美房地产业仍在苦苦挣扎。此外,虽然就业形势正在转好,但较2008年9月时的6•1%失业率仍有很大差距,显示就业市场仍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业机会,远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高油价和日本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灾害也将拉低美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油价的高企不仅将直接增加相关行业企业的原料和生产成本负担,还能通过冲击美国就业市场和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链条,将更多的负面影响力传递到美国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房地产和金融等关键行业。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初值数据为1•8%,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显下降。IMF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但较年初预期降低0•2个百分点,也低于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预计。

2•欧元区

2010年欧元区GDP缓慢复苏1•7%。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是两德统一以来最强劲增长,而出口大幅增长为其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进入2011年,欧元区整体经济依然向好。1月份工业订单同比增长20•9%,为连续第四个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额环比回升0•4%,实现自2010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2月份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升至107•8点,表明经济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国依然保持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引领地位,2011年1月份企业信心指数升至历史新高;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扰欧元区经济的主要障碍,一是通胀压力增大,2011年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3•2%;1月份通货膨胀率按年率计算达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胀率高达2•6%,连续超出欧洲央行为维持物价稳定设定的2%的警戒线。为此,欧洲央行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欧洲央行预计,2011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6%之间。二是债务危机继续困扰欧元区经济。IMF预计2011年该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6%。德国经济增长率将较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为应对高额债务面临金融调整,经济仍无法摆脱低速增长。IMF预计2011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率将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腊将分别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经济强劲反弹,全年GDP实际增长3•9%,创20年来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强劲增长所带动,后三个季度经济低迷,第四季度实际GDP甚至环比萎缩0•3%。进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经济仍呈现出较好的动向,1月份经济景气指数继续改善至106•2,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1月份失业率为4•9%,较2010年平均5•1%的失业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9•7%,顺差上升3%。由于受到东北部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影响,3月起日本经济出现衰退迹象,3月当月日本工业产值环比骤降15•3%,创下跌幅纪录。据推测,受灾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计,本次灾害损失在16万亿~2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损失。世界银行预计,日本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1230亿~2350亿美元,灾后重建大约需要5年时间。OECD报告称,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2~0•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5~1•4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将从之前预计的1•7%放缓至0•8%。IMF则将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增长1•6%下调至1•4%。摩根大通将其对日本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7%,将第二季度的预期从2•2%下调至0•5%,全年增长预期从1•7%下调至1•4%。日本央行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0•6%,在所有预计中最为悲观。在地震、海啸、核电危机的连续打击下,油价高企也将使日本的经济雪上加霜。但预计负面影响可能将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随着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始,投资拉动将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4•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