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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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范文第1篇
关键词：行业协会 限制竞争行为 市场经济
行业协会作为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竞争的加剧，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现象也日益严重，在我国己出现了多起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事件，如2007年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的方便面涨价事件等。我国于2008年8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反垄断法》将行业协会纳入规制范围，为制止行业协会的垄断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定过于笼统，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以及亚需完善之处。
一、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鼓励行业协会引导行业竞争
《反垄断法》第十一条规定，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该条强调了行业协会应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实践表明，行业协会作为同行业企业共同经济利益的组织，对本行业企业间的竞争具有重要影响。在市场竞争领域，加强行业协会自律功能的发挥，一定程度上能配合反垄断法的实施，推动本行业企业间的公平和自由竞争，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限制行业协会的垄断行为
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不仅可以打着规范市场、行业自律等貌似公益的口号，而且由于行业协会在本行业具有较高的威望，因而执行起来更具隐蔽性和效率性，危害性也更大。基于此，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该规定所禁止的主要是行业协会的横向垄断协议行为。反垄断法的这种禁止性规定表明了法律确认行业协会组织成员限制竞争行为的性质是违法的垄断协议，这种把企业之间凭借自由意志签订的协议定性为违法行为，表明了即使是合同权利也要受到反垄断法的检查，联合行动必须谨慎，不能越过法律的界限，否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第46条第3款规定:行业协会违反本法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本条对行业协会实施本法所规定的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做了明确规定，责任形式包括“罚款”和“撤销登记”两种，这一规定较之前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保障《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反垄断法相关规制的不足及完善
(一)仅对行业协会的垄断协议行为进行规制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第二章的垄断协议中，并没有将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行业协会所实施的所有垄断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虽然行业协会的垄断协议行为是最为普遍和经常的，但现实中还存在着其他限制竞争的行为，如差别对待、内部歧视等。另外，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行政垄断行为也没有做明确规定。考虑到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应在《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中对行业协会的各种限制竞争行为作出具体规定，不仅要规制行业协会的经济垄断行为，还应对其行政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二)法律责任规定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明确规定了行业协会的法律责任，但该规定过于笼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第一，关于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我国《反垄断法》只规定了行业协会的行政责任，即五十万以下的罚款和撤销登记。该罚款数额过低，不足以威慑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起不到足够的警戒作用。笔者认为还应设置相关的民事和刑事责任来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民事责任可以弥补其他同业经营者因限制竞争行为所遭受的损害，常见的方式是损害赔偿，如美国的三倍赔偿制度。而由于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方式，因而刑事责任设置可以对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第二，关于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参考各国的法律规定，行业协会违反了竞争法，除了对行业协会本身进行处罚外，对于参与行业协会密谋的单个企业(经营者)也明确规定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日本法律规定，应当采取针对单个成员公司的法律行动，对参与限制竞争协议的经营者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我国反垄断法仅规定了行业协会的行政责任，而对协会内部的会员企业的责任没有做任何规定。如果不对那些操纵协会的会员企业实施相应的处罚，则很难起到反垄断的效果。因此，在制定《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时应确定责任主体的双罚制，不但要对行业协会进行处罚，还要追究起主要作用的会员企业的法律责任。这不仅可以规制行业协会的垄断行为，对其会员企业来说也起到了较好的威慑和惩戒作用。
(三)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其他建议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范文第2篇
分析评价一项法律制度，必须对该制度设立时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和功能进行明确，将制度本身在运行过程中实现目标和履行功能的情况作为思考判断的标准。反垄断法实施制度的目标和功能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实现对理主体的最佳威慑，为垄断行为导致的危害后果提供救济，以及解释、明确反垄断法针对对象所涵盖的具体范围和反垄断法实施标准。反垄断法实施制度的救济目标和功能包括对竞争秩序的恢复和对受害者的赔偿两个方面。在实现反垄断法实施制度的功能方面，公共实施与私人实施一样具有解释、明确反垄断法和恢复受损的竞争秩序的作用。而就公共实施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实现最佳威慑效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2］。作为反垄断法公共实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宽恕制度存在的价值，也主要在于其是一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最佳威慑效用实现的工具。法律实施制度所意图实现的威慑效用，主要是指对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所能够产生的对理主体的行为导向与遏制效果。法律实施产生威慑效用的作用原理主要在于，可能遭受的法律制裁对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成本，当经由法律实施调整过后的成本效益分析使行为主体得出从事违法行为成本大于收益时，自然会打消从事的念头，这时威慑效用就起作用了。就反垄断法领域而言，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最佳威慑理论，构成了反垄断法实施制度最佳威慑效用概念的基础。最佳威慑理论认为，对垄断违法行为设置什么形式以及何种程度的法律责任，能够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达到最佳的威慑效果，是分析评价反垄断法实施制度的威慑效用所要讨论的核心课题。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意味着人力、物力等社会资源的成本投入，相关制度设计应努力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佳的威慑的目的。最佳威慑理论最基本的前提性假设是“处罚的目的……是在于威慑无效率的违法行为，而不是有效率的违法行为”［3］。该理论所追求的不是最大威慑，而是介于威慑过度与威慑不足之间的一种最佳状态。在制裁垄断违法行为这一问题上，威慑过度会压制市场经济发展活力，干扰市场主体正常的经营决策，减缓社会福利的增长;而威慑不足则会纵容违法行为的发生，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最终也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科学的规则设计使得美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在实现对理主体的最佳威慑方面的基本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挥。一方面，宽恕制度通过扩展反垄断法公共实施机构的信息和证据来源渠道，在有效节约实施成本的同时，增加垄断违法行为被发现的几率，也增加了不合作的垄断违法行为主体受处罚的可能性，从而客观上加强反垄断法实施的威慑效用;另一方面，宽恕制度对垄断违法行为主体可以起到很好的分化作用。在违法行为主体就申请宽恕与否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决策中，违法行为的预期收益、被发现的几率、发现后的处罚力度以及申请宽恕成功获得豁免的可能性等等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4］。宽恕制度的存在增加了行为主体从事垄断违法行为和维持垄断状态的协调合作成本，使得垄断违法行为的期待利益发生改变，进一步减少市场主体从事垄断违法行为的动力。公司宽恕政策与个人宽恕政策，连同宽恕升级和处罚升级制度，再加上传统的辩诉交易制度，所有这些规定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衔接、共同作用的整套制度体系，在实践中成为了美国反垄断法公共实施机构开展工作中极为有力的博弈武器，极大地实现了反垄断法公共实施制度在最佳威慑效用方面的价值。
我国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完善
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原则性地借鉴引入了美国的宽恕制度。该条规定:“经营者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该条款从宏观层面对宽恕政策的内容，包括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宽恕的范围等进行了明确。但与美国的制度相比，这一条文明显过于原则，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该法没有对自动豁免的情形作出规定。自动豁免制度是由美国司法部于1993年出台新的公司宽恕政策时率先确立的，能够有效增强垄断违法行为主体进行宽恕申请的法律后果的可预期性。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即使经营者积极主动地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反垄断执法机构也“可以”依据自身的某些标准和判断，选择不对该经营者实行处罚减免。如此一来，主动合作的经营者能否最终实际获得处罚减免客观上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经营者在考虑是否与执法机构合作时就会产生诸多顾虑。第二，该法未根据经营者报告时执法机构的证据掌握情况对在执法机构没有获得违法行为任何相关信息时就主动前来报告的首个报告者与其他报告者作出区分，没有以此为基础设置相应的差别对待措施，不利于宽恕制度实效的发挥。正如阻断共谋各方的信任形成机制是反垄断法打击横向垄断违法行为的基本策略一样［5］，宽恕制度的主要运作原理在于瓦解垄断违法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事实上，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合同就某种意义而言可被视为是信任的替代品［6］。在协议各方之间缺乏较高程度的信任时，拟定合法有效的合同是“一种规避风险的法律途径”［7］。然而由于垄断违法协议不受法律保护，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因而协议各方彼此之间的信任尤为重要。垄断违法行为主体报告的时间点是判断报告者主观意思和态度的重要依据，在执法机构没有获得违法行为任何相关信息时主动前来报告的首个报告者，通常对于行为的错误性认识程度较深，改过的思想意图也较明确。在宽恕制度中区分在执法机构没有获得违法行为任何相关信息时就主动前来报告的首个报告者与其他报告者并在豁免时给予差别待遇，有助于在垄断协议缔结各方及其内部的参与员工之间形成一种更为激烈的争取宽恕的竞争态势，鼓励他们尽早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合作。报告的时间早，对于降低垄断协议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危害以及便利执法机构的调查取证工作有着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意义，不仅有助于及时制止垄断协议危害后果的蔓延扩散，也有利于执法机构及时开展调查，减少因行为直接责任人调职、离任之类的岗位异动或者相关文件资料灭失等原因带来的证据收集方面的困难，为案件的正确处理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该法没有对宽恕政策实施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性规范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这使得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且缺乏相应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宽恕授予的或然性增加。根据法经济学的理论，制度运作的透明、规范和可预见性是一项法律制度发挥既定目标的基础，反垄断法的宽恕制度尤其如此。当事人只有在能够清楚预见宽恕申请与否的不同行为后果并进行相应的利益权衡时，才更可能做出理性的行为决策，宽恕制度的引导作用也才能真正发挥。不仅如此，宽恕制度适用的直接结果是违法行为主体原本应受处罚的减轻或免除，被滥用的宽恕制度不仅不利于反垄断法最佳威慑功能的达成，还可能给社会带来放纵违法行为主体的负面效果。反垄断法公共实施所牵涉的诸多利益往往重大复杂，宽恕程序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对双方以外的第三方主体的利益造成显著影响，加之公共实施机构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宽恕垄断违法行为主体的行为本质是一种对公共利益的处分，对这类行为必须设置一定的条件限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制度上堵住权力滥用的漏洞，以实现权力的规范化运行。因此，我国有必要出台对所有反垄断执法机构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详细明确宽恕授予决定作出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性详细步骤，增加宽恕政策实施过程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第四，该法也未明确公司职员在以个人而不是公司名义报告时享有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反垄断法》目前并没有针对垄断违法行为设置针对个人的法律责任，这就还有待公共实施整体制度的配套完善。事实上，处罚的有效威慑性是宽恕政策真正发挥效用的前提条件之一，在反垄断法实施中设置针对个人的法律责任是有其实际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实践中，直接做出垄断违法行为决策的，并不是以企业形式存在的经营者本身，而是其高层管理人员，正是这些直接责任人员的错误决定导致了垄断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发生。虽然依据基本的公司法理论，在公司高管做出有关决定时，理论上是代表公司整体利益，在依公司的意志履行其岗位职责，然而实际上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这些高层管理人员做出从事垄断违法行为的决定，有时也并不是纯粹出于整体经营利益的考虑，而是间接附带掺杂了个人自身的某些利益驱动，例如为了升职或者充实自己年终奖金福利的红包等等。如果不对有关个人制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而只对以企业形式存在的经营者进行处罚，就很可能在对经营者的处罚决定最终做出，企业实际内化垄断违法行为的成本，公共实施的威慑效果实际起作用时，原本负责垄断违法行为决策的个人早就跳槽到其他公司，其手中掌握的与被处罚的企业利润有关的诸如期权等之类的财产也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套现。这就导致该针对企业的处罚决定可能对垄断违法行为起不到什么威慑作用，这无疑是对应受追诉的不法分子的一种放纵。在对个人设置的法律责任形式上，我国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做法针对一些性质十分恶劣、情节严重、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垄断违法行为设置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本身所携带的强烈的道义谴责标签，特别是监禁所带来的对个人名誉的影响［8］，一方面能够加大处罚的威慑效果，帮助宽恕政策实际发挥作用，促进公共实施最佳威慑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也有益于提高全社会主体的相关权利意识。2010年12月3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53号令公布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自2011年2月1日起施行，其中的第11条细化了反垄断法宽恕制度的适用条件，第12条是关于自动豁免的规定。该文件的出台有助于提高我国宽恕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实施的规范性，但仍有不足。一方面，由于我国反垄断法的公共实施采取的是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统筹，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总局和商务部多头执法的模式，各机构的权责划分不甚明确，存在着交叉重叠的模糊地带，该文件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的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适用范围和作用在实践中势必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该文件明显具有我国现有的反垄断法公共实施制度规定的普遍性特点，在措辞上仍然采用十分笼统原则的用语，对比美国的成熟制度，该规定在明确宽恕授予的实体条件和具体程序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该规章第11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宽恕授予的实体条件，但却仅仅规定了“经营者主动报告的时间顺序、提供证据的重要程度、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以及配合调查的情况”这些因素，措辞抽象，没有明确诸如及时有效地终止参与违法行为、不是违法性的领导者或发起者以及在可能时向受害主体返还非法获利等条件，不仅不利于宽恕制度积极价值的实现，也不利于减小反垄断法违法行为所带的社会危害。在自动豁免问题上，该规章第12条不考虑报告时公共实施机构对垄断协议的相关信息和证据资料掌握情况对于首个报告者采取一刀切的免除处罚的自动豁免方式。在执法机构已经获取了相关证据之后前来报告的行为主体，即便是首个报告者，其主观上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听到风声惧怕事件暴露，所以不得已而为之，此时不加区分地也授予其免除处罚的自动豁免，其合理性着实有待商榷。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反垄断法 垄断协议 行政责任
垄断协议在各个国家的表述各有不同，我国《反垄断法》则在第十三条中明确：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尽管表述各不相同，但其对正常市场竞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所有的垄断行为中垄断协议的实际发生的数量以及被查处的数量都是最多的。美国反托拉斯局每年提起的诉讼中，垄断协议超过了一半；无独有偶，日本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从1947至1984年问，违法垄断协议案件占多数。因此各个国家都将垄断协议作为规制的重点对象加以防范。如何有效地制止垄断协议，使反垄断法律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关键在于有效的法律责任制度。我国《反垄断法》采用的是行政责任加民事责任的构成方式，并且偏重于行政责任。如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行政责任来规制垄断协议，对于垄断协议的行政责任有了研究意义。
一、我国《反垄断法》中垄断协议的行政责任
我国《反垄断法》在第四十六条中明确了垄断协议的行政责任，共有三款。
第一款是经营者违法达成垄断协议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但视乎垄断协议是否实施分为两种情况。其一，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首先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这里的责令停止重点在于违法垄断协议的排除，类似于国外反垄断法制裁手段的行政排除措施。其次是没收违法的收益，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的罚款，对于罚款数额，我国采用的是销售额百分比的计算方式，同时给予了反垄断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其二，达成但未实施垄断协议，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垄断协议对于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便是尚未实施，也应当承担其相应的行政责任，但未实施的垄断协议对市场的危害明显小于已经进入实施阶段的垄断协议，因此这里设定了罚款幅度上限。
第二款是宽恕制度的相关规定，即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减轻或免除对经营者的处罚。有以下几个构成要件：首先报告的主体是经营者，是违法垄断协议的参与者。其次，报告必须是主动的，而不是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已经介入的情况下报告。再次，报告的内容不仅是达成垄断协议的相关情况，还要提供重要证据，对报告的主体要求较高。
第三款规定了行业协会的行政责任。行业协会不同于一般的经营性企业，其不直接从事一般的商品经营，运作的费用也主要依靠会员企业缴纳的会费。但若是行业协会参与了垄断协议，却不对其进行规制，使其处于约束之外，有失偏颇。四十六条对行业协会设定了两种行政责任：一是上限为50万元的行政罚款；二是撤销登记，即将协会解散，但要构成情节严重这一条件。
二、评析与建议
整个四十六条有可取之处，不难看出其中对国外优秀经验的借鉴和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如区别垄断协议是否实施采取不同的行政责任，在罚款数额上采用百分比和货币计算两种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的方式，在经营者之外将行业协会纳入规制范围等。但笔者认为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各国，均将反垄断法规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律。为了及时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必将是大势所趋。行政垄断作为我国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理应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从此前对外公布的《反垄断法(草案)》与相关法律设置来看，尚存诸多缺陷，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从汉语语法而言可以理解为动词或名词。从该角度而言，有学者将其视为一个静止状态也无不可，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结果乃行为之结果，行政垄断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体行为。而法律所规制的理应是行为，而非行为之结果，亦即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某一恶性结果之出现，而非在该结果出现后的化解或取消。因而笔者认同行为学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政垄断应是一种法律行为，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俄罗斯反垄断法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联邦行政权力机构及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各市政当局，所从事的与反垄断法规相抵触的行动，以及含趋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动。[4]
除行为和状态之争外，学界对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仅仅将其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该界定缩小了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依法经授权取得行政权的组织。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分类及其表现形式
⒈以行政垄断的外部表现特征为标准。以此标准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行业部门性行政垄断两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设立行政公司四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与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四类。学界之所以对行政垄断的分类如此五花八门，是因为现实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太过复杂，再加上虽以垄断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标准，但缺乏分类的具体依据。根据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⑴地区封锁。又称地方贸易壁垒或地方保护，是指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⑵部门垄断;⑶强制交易;⑷强制联合限制竞争;⑸设立行政公司。
⒉以行政垄断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特定性为标准。据此标准可将行政垄断分为具体行政垄断与抽象行政垄断。实际上这种分类是根据行政法学上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分类而来的。具体行政垄断是通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是某一具体的经营者。而抽象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以制定和规章、决定、命令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不是特定的，而非具体的某一类经营者。
⒊以行政垄断是否是行政机关主动为之为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作为的行政垄断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此种分类也是依据行政法学上关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分类而来的。作为的行政垄断是行政工体主动设置市场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主要是指负有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职责的行政主体，对于所辖区域内存在的妨碍竞争的市场壁垒不予消除的行政垄断。
⒋以行政垄断是否合法为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合法的行政垄断和不合法的行政垄断。合法的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自然垄断、特种行业垄断、国家指定专营以及国家垄断等，由于这些垄断一般事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具有有利性和合法性，当成为法律规制的除外情形，而非法行政垄断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
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及其法益目标
(一)反垄断法的定义
反垄断立法最早出现于美国，1890年公布的《谢尔曼法》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律。在对反垄断法进行界定时，美国称它是“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价格歧视、价格固定和垄断的联邦和州的立法”;[5](p95)德国将反垄断法称为是规制“以限制竞争为目的，企业或企业协会之间通过订立合同或协议，影响商品或劳务的市场情况的行为”的法律。徐士英认为，“理论上讲，反垄断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反垄断法不仅指反对垄断(包括独占垄断和寡占垄断)的法律，还指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狭义的反垄断法只是指反对垄断的法律。[6](p57)笔者认为，反垄断法当作广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将其定义为:国家为维持市场竞争格局而规定的禁止市场垄断结构和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
由上述反垄断法的定义界定，我们当可以概括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克服竞争与社会利益不统一性等消极影响，打击垄断行为，消除由垄断行为造成的垄断状态，并对自然垄断和必然垄断造成的垄断状态加以限制和规范，在维护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的“竞争性”，确保竞争长期健康有序地发展。
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即是反垄断立法所欲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它反映了法律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和宗旨，同时又是对法律制度设计下达的最高指令，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⒈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竞争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通过反垄断立法，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⒉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社会主义正义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法治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并进而对经济和政冶民主产生现实性的影响。
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保持市场主体的平等利独立，实现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通过反垄断立法，打击行政垄断对于维护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意义重大。
(三)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
行政垄断应由什么法律来进行规制，在学界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之中。王家福先生即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内容“既要反对经济垄断，也要反对行政垄断”。[7]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前述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表现形式及构成要件结合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来看，行政垄断理所当然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而在我国更应作为规制的重点对象。这也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的通行做法。如乌克兰《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六条特意对行政性歧视行为做出了列举性规定。所需注意的是，由于行政垄断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其特有的行政性，禁止和最终解决行政垄断的措施也应是多渠道的。除本文着重论及的当为最重要途径的反垄断法规制外，行政法等相关法律也当为法律规制的途径。然而，这并不是有学者所认为的《行政许可法》当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重点。[8]
三、行政垄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
(一)行政垄断的认定
⒈主体要件。所谓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即指行政垄断行为的实施者或曰该行政垄断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者。判断行政垄断主体的标准为其是否滥用行政权力去限制或排除(排斥)竞争而不在其身份是否为行政机关抑或企事业单位。因此，如前所述，行政垄断主体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其中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而授权组织包括行政性公司、被授权行使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
⒉客观要件。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是指行政垄断的客观外在表现，分为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两个方面。亦即行政垄断的主体实施了什么行为，该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行政垄断的行为要件应是特定的行为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即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做出，也可通过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做出。行政垄断结果要件是行政垄断导致的对一定交易领域内市场竞争的实质限制，所谓“一定交易领域”即“成立了竞争关系的市场”，而所谓的“实质性限制竞争”是指“几乎不可能期待有效的竞争状态”。[9](p207)
在行政垄断构成要件中，主观过错往往包含于行为之中，往往表现为故意，其侵犯的客体自然是法律所保护的而为行为人所侵害的竞争秩序，对此笔者无需赘述。
(二)行政垄断的主管机关
为确保反垄断法执行的有效性，各国无不对反垄断主管机构的设置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严密、精心的设计，形成了目前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基本一致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纵观这些设置模式，概括而言都体现以下几个特点:如级别设置的高规格性与执法机关权力刚性，从而保证执法机关具有足够的威慑力;执法活动的独立性，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与有效;执法队伍的权威性，从而保证执法的科学与准确。同时为确保执法机构的稳定和执法人员的权利保障，许多国家都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官员以特殊的待遇，如终身制或连任制，非因反垄断执法人员自身的违法行为不得免职等。我国虽然至今尚没有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但已有些反垄断的法律、法规。根据这些法律法规，目前对行政垄断有管辖权的或者是同级或上级国家机关，或者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让隶属于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反对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行政垄断，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0]而让同级或上级机关来反对行政垄断又会陷入自己监督自己的窘境。同时其权威性也颇让人怀疑。
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设置应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在具体设计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⒈科学合理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首先服从于有效履行法律赋予他使命的需要，保证具有足够高的地位、足够大的权力与足够强的能力承担起反垄断的任务;另外还应适当考虑中国现行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布局因素，尽量减少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而对现行权力结构造成重大的冲击。
⒉独立权威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否保持独立性，具有权威性是该机构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反垄断法的意义所在。因此，对于该机构级别的定位、权力的安排组织的设置、人员的构成、经费的保障和执法程序的设计和执法的效力的确定都须围绕保证该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展开。
⒊精干效率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设置都必须符合精干与效率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的宏观性、全局性更应当强调这一机构精干效率的要求。因此，按现行的政府组织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做法必须改变:在组成人员的进出条件和程序上，必须强调专业性、专门性和相对稳定性;机构编制的规模要适当，既要严格限制机构内核心人员的职位数，又要确保一般工作人员的数量。
在此原则下，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创设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反垄断执行机构，可称为反垄断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是国务院领导的下负责执行反垄断职能的部门，同时除中央设立的反垄断委员会外，地方上可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不受现行行政区域的限制，不再层层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具有检查监督权、调查取证权、审核批准权、命令禁止权、案件裁决权、行政处罚权等。
(三)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对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不严厉，可以说这是行政垄断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有效地遏制行政垄断，应确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方面来设置。
⒈民事责任。法律应明确行政垄断受害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获得相应民事损害赔偿。如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额度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的利润。受害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度为侵害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受害人因调查及诉讼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⒉行政责任。法律明确规定反垄断机构有权做出行政决定，对当事人的行政垄断行为进行处罚包括对违反强制购买、地区垄断、部门垄断、强制联合等限制行政排除(排斥)竞争行为，反垄断主管机关可以禁令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行政处分;对涉嫌行为进行调查时，受调查者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调查，或者拒不提供有关财册、文件等资料或证物;或者转移被查封、扣押有关违法物品或者证据的，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处以罚款;反垄断主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法保密义务，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公务员的责任。反垄断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⒊刑事责任。与前述两种法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设置的无争议性不同，反垄断法是否要设置刑事责任，则在学界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邵建尔教授通过从垄断行为是否具有“应刑罚性”的角度分析认为无论是从行政垄断的危害来看还是国际相关立法模式来看，我国反垄断法都应当设置刑事责任”。[11]并且除了规定对行政垄断主体中公务员的刑事责任外，还应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这实际上可以在现行《刑法》第31条中找到依据，此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对单位可以处以罚金，对直接负责人员处以刑罚，单位犯罪主体中理应包含行政垄断主体，因此，对行政垄断主体的刑事责任也可采用双罚制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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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徐士英.竞争法论[M].世界图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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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宗杰.关于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律定义与具体规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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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邹钧.试论行政垄断——兼评《行政许可法》对反垄断的重大意义[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4).
[9](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范文第5篇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从汉语语法而言可以理解为动词或名词。从该角度而言,有学者将其视为一个静止状态也无不可,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结果乃行为之结果,行政垄断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体行为。而法律所规制的理应是行为,而非行为之结果,亦即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某一恶性结果之出现,而非在该结果出现后的化解或取消。因而笔者认同行为学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政垄断应是一种法律行为,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俄罗斯反垄断法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联邦行政权力机构及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各市政当局,所从事的与反垄断法规相抵触的行动,以及含趋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动。[4]
除行为和状态之争外,学界对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仅仅将其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该界定缩小了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依法经授权取得行政权的组织。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分类及其表现形式
⒈以行政垄断的外部表现特征为标准。以此标准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行业部门性行政垄断两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设立行政公司四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与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四类。学界之所以对行政垄断的分类如此五花八门,是因为现实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太过复杂,再加上虽以垄断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标准,但缺乏分类的具体依据。根据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⑴地区封锁。又称地方贸易壁垒或地方保护,是指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⑵部门垄断;⑶强制交易;⑷强制联合限制竞争;⑸设立行政公司。
⒉以行政垄断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特定性为标准。据此标准可将行政垄断分为具体行政垄断与抽象行政垄断。实际上这种分类是根据行政法学上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分类而来的。具体行政垄断是通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是某一具体的经营者。而抽象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以制定和规章、决定、命令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不是特定的,而非具体的某一类经营者。
⒊以行政垄断是否是行政机关主动为之为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作为的行政垄断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此种分类也是依据行政法学上关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分类而来的。作为的行政垄断是行政工体主动设置市场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主要是指负有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职责的行政主体,对于所辖区域内存在的妨碍竞争的市场壁垒不予消除的行政垄断。
⒋以行政垄断是否合法为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合法的行政垄断和不合法的行政垄断。合法的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自然垄断、特种行业垄断、国家指定专营以及国家垄断等,由于这些垄断一般事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具有有利性和合法性,当成为法律规制的除外情形,而非法行政垄断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
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及其法益目标
(一)反垄断法的定义
反垄断立法最早出现于美国,1890年公布的《谢尔曼法》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律。在对反垄断法进行界定时,美国称它是“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价格歧视、价格固定和垄断的联邦和州的立法”;[5](p95)德国将反垄断法称为是规制“以限制竞争为目的,企业或企业协会之间通过订立合同或协议,影响商品或劳务的市场情况的行为”的法律。徐士英认为,“理论上讲,反垄断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反垄断法不仅指反对垄断(包括独占垄断和寡占垄断)的法律,还指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狭义的反垄断法只是指反对垄断的法律。[6](p57)笔者认为,反垄断法当作广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将其定义为:国家为维持市场竞争格局而规定的禁止市场垄断结构和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
由上述反垄断法的定义界定,我们当可以概括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克服竞争与社会利益不统一性等消极影响,打击垄断行为,消除由垄断行为造成的垄断状态,并对自然垄断和必然垄断造成的垄断状态加以限制和规范,在维护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的“竞争性”,确保竞争长期健康有序地发展。
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即是反垄断立法所欲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它反映了法律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和宗旨,同时又是对法律制度设计下达的最高指令,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⒈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竞争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通过反垄断立法,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⒉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社会主义正义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法治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并进而对经济和政冶民主产生现实性的影响。
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保持市场主体的平等利独立,实现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通过反垄断立法,打击行政垄断对于维护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意义重大。
(三)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
行政垄断应由什么法律来进行规制,在学界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之中。王家福先生即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内容“既要反对经济垄断,也要反对行政垄断”。[7]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前述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表现形式及构成要件结合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来看,行政垄断理所当然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而在我国更应作为规制的重点对象。这也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的通行做法。如乌克兰《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六条特意对行政性歧视行为做出了列举性规定。所需注意的是,由于行政垄断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其特有的行政性,禁止和最终解决行政垄断的措施也应是多渠道的。除本文着重论及的当为最重要途径的反垄断法规制外,行政法等相关法律也当为法律规制的途径。然而,这并不是有学者所认为的《行政许可法》当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重点。[8]
三、行政垄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
(一)行政垄断的认定
⒈主体要件。所谓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即指行政垄断行为的实施者或曰该行政垄断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者。判断行政垄断主体的标准为其是否滥用行政权力去限制或排除(排斥)竞争而不在其身份是否为行政机关抑或企事业单位。因此,如前所述,行政垄断主体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其中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而授权组织包括行政性公司、被授权行使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
⒉客观要件。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是指行政垄断的客观外在表现,分为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两个方面。亦即行政垄断的主体实施了什么行为,该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行政垄断的行为要件应是特定的行为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即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做出,也可通过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做出。行政垄断结果要件是行政垄断导致的对一定交易领域内市场竞争的实质限制,所谓“一定交易领域”即“成立了竞争关系的市场”,而所谓的“实质性限制竞争”是指“几乎不可能期待有效的竞争状态”。[9](p207)
在行政垄断构成要件中,主观过错往往包含于行为之中,往往表现为故意,其侵犯的客体自然是法律所保护的而为行为人所侵害的竞争秩序,对此笔者无需赘述。
(二)行政垄断的主管机关
为确保反垄断法执行的有效性,各国无不对反垄断主管机构的设置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严密、精心的设计,形成了目前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基本一致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纵观这些设置模式,概括而言都体现以下几个特点:如级别设置的高规格性与执法机关权力刚性,从而保证执法机关具有足够的威慑力;执法活动的独立性,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与有效;执法队伍的权威性,从而保证执法的科学与准确。同时为确保执法机构的稳定和执法人员的权利保障,许多国家都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官员以特殊的待遇,如终身制或连任制,非因反垄断执法人员自身的违法行为不得免职等。我国虽然至今尚没有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但已有些反垄断的法律、法规。根据这些法律法规,目前对行政垄断有管辖权的或者是同级或上级国家机关,或者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让隶属于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反对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行政垄断,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0]而让同级或上级机关来反对行政垄断又会陷入自己监督自己的窘境。同时其权威性也颇让人怀疑。
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设置应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在具体设计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⒈科学合理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首先服从于有效履行法律赋予他使命的需要,保证具有足够高的地位、足够大的权力与足够强的能力承担起反垄断的任务;另外还应适当考虑中国现行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布局因素,尽量减少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而对现行权力结构造成重大的冲击。
⒉独立权威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否保持独立性,具有权威性是该机构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反垄断法的意义所在。因此,对于该机构级别的定位、权力的安排组织的设置、人员的构成、经费的保障和执法程序的设计和执法的效力的确定都须围绕保证该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展开。
⒊精干效率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设置都必须符合精干与效率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的宏观性、全局性更应当强调这一机构精干效率的要求。因此,按现行的政府组织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做法必须改变:在组成人员的进出条件和程序上,必须强调专业性、专门性和相对稳定性;机构编制的规模要适当,既要严格限制机构内核心人员的职位数,又要确保一般工作人员的数量。
在此原则下,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创设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反垄断执行机构,可称为反垄断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是国务院领导的下负责执行反垄断职能的部门,同时除中央设立的反垄断委员会外,地方上可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不受现行行政区域的限制,不再层层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具有检查监督权、调查取证权、审核批准权、命令禁止权、案件裁决权、行政处罚权等。
(三)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对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不严厉,可以说这是行政垄断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有效地遏制行政垄断,应确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方面来设置。
⒈民事责任。法律应明确行政垄断受害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获得相应民事损害赔偿。如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额度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的利润。受害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度为侵害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受害人因调查及诉讼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⒉行政责任。法律明确规定反垄断机构有权做出行政决定,对当事人的行政垄断行为进行处罚包括对违反强制购买、地区垄断、部门垄断、强制联合等限制行政排除(排斥)竞争行为,反垄断主管机关可以禁令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行政处分;对涉嫌行为进行调查时,受调查者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调查,或者拒不提供有关财册、文件等资料或证物;或者转移被查封、扣押有关违法物品或者证据的,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处以罚款;反垄断主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法保密义务,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公务员的责任。反垄断工作人员、、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⒊刑事责任。与前述两种法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设置的无争议性不同,反垄断法是否要设置刑事责任,则在学界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邵建尔教授通过从垄断行为是否具有“应刑罚性”的角度分析认为无论是从行政垄断的危害来看还是国际相关立法模式来看,我国反垄断法都应当设置刑事责任”。[11]并且除了规定对行政垄断主体中公务员的刑事责任外,还应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这实际上可以在现行《刑法》第31条中找到依据,此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对单位可以处以罚金,对直接负责人员处以刑罚,单位犯罪主体中理应包含行政垄断主体,因此,对行政垄断主体的刑事责任也可采用双罚制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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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邵建东.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J].南京大学校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