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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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第1篇
20世纪50年代，经由图尔敏、佩雷尔曼等理论先驱的工作，形式逻辑论证理论受到反思与批判，亚氏论辩术和修辞学研究传统重新得到复兴。同时，得益于当代西方哲学语用学转向的影响，论证中的言语行为、语用功能等要素得到关注，从而使得论证研究中的语用和实践维度得以彰显。由此，当代论证理论才逐渐发展和兴盛起来，并完成了研究范式上的语用学转向:从对论证中命题结构的“形式化分析”，转向对论证行为和活动做“语用的探究”。一方面，在理论对象的界定上，当代论证研究完成了一个从“静态化、抽象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到重回实践情境中对论证做“动态性、言语行为式和活动性”解读的概念变革。与前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主要以论证性语篇或文本为对象，发展其解释、分析和评估的理论。而与后一种论证界定相关联，论证研究则关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论证行为，探讨论证实践展开的特定条件、形式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当代论证研究突破了既往仅对论证做“规范性(prescriptive)”考察的理论局限，进而开启了“描述性(descriptive)”探究的全新视角。概览当代论证研究中的诸种系统化理论，都是力图先对论证的形态、模式、结构、程序等进行客观地认识和描述，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论证分析方法和评估规范。与此相应，论证活动中不同的语用要素得到了系统关注(如语用功能、言语行为、言语互动等)，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论侧面得到了更全面的探究(如论证的解释、建构、批评与改进;论证主体的参与意图、认知状态和行为方式;论证展开的程序、阶段与调控规则等)。
显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语用转换，为当代论证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论域。但严格而言，当代论证理论的发展既得益于语用研究进路的开启，也同时受制于这一特定理论进路的局限。简言之，语用的理论视角拘囿于论证所发生的特定语言环境，以其中发生的论证性言语活动为对象，并将之概括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言语交际类型。因而，其论证研究仅注重探讨论证作为一种言语行为与交际互动所呈现的特定性质，并致力于提供以实现某种语用功能为旨归的分析方法与规范理论。
然而，论证并不只是展现着某些语用特征的言语交际活动，它还是一种由作为特殊社会文化角色的论证者，依其文化认知和社会互动的特定方式，共同参与和建构的社会文化实践形态。与之相应，论证中所涉及的话语并非仅具有单一的、认知性的命题意义，其理解与解释都将呈现着更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含义;同时，论证中的语言行为和互动模式也并非仅遵循语用规范的约束，而是必然会承载着、并受制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响。进而，在主体对于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论证活动的行为方式、以及对于论证效力与规范的理解与遵从等诸多方面，也都将展现出文化价值、社会关系、信念体系、习俗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因此，当代论证研究的发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当前语用进路，从而导向更广泛和深入的社会文化维度研究。
二、论证研究的概念革新
纵览论证研究的发展历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对论证概念的全新解读作为理论先导和前提条件。传统逻辑将论证理解为一种“前提—结论”结构的命题集合，数学化的现代逻辑更是将之抽象为一种具有推演关系的语句序列，这些方式将论证界定为具有某种特定形式性质的抽象实体，进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论证研究的概念基础。而正是通过摒弃“结构化”和“命题序列式”的论证理解，并从“语用功能”“言语行为”的角度对之加以重新界定①，当代论证理论才开启了其全面复兴与发展。因而，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无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语用论证理解方式，发展一种全新的论证概念界定。
与此相应，鞠实儿从“说理”这一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入手，提出了“广义论证”的概念，并阐发了论证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形态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说理活动的本质在于“从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在某个语境下、以某种方式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动的参与者采取某种立场”②。更具体而言，说理活动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参与者隶属于特定文化群体，因而说理活动将展现出该群体的社会文化特性。其次，说理活动的参与者都具有明确的动机和目的，即通过该活动来辩护或反驳某一特定观点，以改变他人对之的认知态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参与者都通过语言手段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其中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视觉图像语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说理活动在特定文化群体和社会语境中实时发生，因而它受到该社会文化情境中相应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属于该文化群体所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准则，它们确保了说理活动能够有序进行，以及其中的言说方式和最终结果能为其参与者所认同。第五，说理活动中不同参与主体依其文化隶属关系，遵循特定社会规则，逐次展开相互之间的语言表达与回应，因而它具有一个“博弈结构(game-structure)”。
为了能够更严格地刻画上述直观描述的说理活动，“广义论证”(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发展出来:“在给定的文化中，主体依据语境采用规则进行的语言博弈，旨在从前提出发促使参与主体拒绝或接受某个结论。其中，主体隶属于文化群体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包括自然语言、肢体语言、图像语言和其它符号”③。以此概念为参照，可以发现，抽象化、形式化的论证界定局限于论证内部的命题关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语境与社会文化要素。当代语用论证概念尽管彰显了语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却将社会文化背景作为常量，因而仅刻画了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论证活动。而广义论证的概念则明确揭示出参与者的社会文化隶属关系对于论证实践的影响，并且将社会文化因素引为变量，从而将论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扩展到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
可见，对于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而言，“广义论证”为其奠定了概念基础。以之为理论对象，论证实践中所呈现的社会背景、文化要素影响才能够被系统地纳入论证研究领域当中。进而，我们一方面可以着力揭示不同社会文化因素在论证实践中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它们在论证发生和展开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致力探讨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差异，揭示不同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的认知态度、参与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
三、论证实践的社会文化特性
当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实践形态，论证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质，对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题中之义。第一，论证活动具有主体性(agent-based)。“论证的实质并不在于命题，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体个体在人际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动形式。第二，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purposeful)。无论在何种社会文化群体当中，主体的论证行为都受到特定目标所驱使，参与论证活动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尽管其中所应用的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论证活动必定依赖于参与主体运用特定的语言手段和实施相关的言语行为。第四，论证活动具有明确的规则性(rule-regulated)。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态，论证的展开过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的社会规范和互动要求。第五，论证活动涉及参与者的理性认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论证并非单纯的对话交流，它还要求其参与者运用理性认知能力，以证据或理由的交换(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这一特定方式来进行理性的互动。总体而言，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当中，论证活动都表现为一个表达观点、提供理由、建构论述、展开互动的基本过程，它遵循其参与者所共享的社会文化规范和交际准则，并以理性互动的方式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和功能。
尽管论证活动总是普遍发生于一个特殊的交际语境，但它同样也根植于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建制当中。社会文化传统体现着一个特定群体在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导着其个体成员对自身经验的认知，并制约着其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定价值原则、信念体系、行为模式等诸多因素，无疑都将关联着其群体成员对于论证行为的理解，及其参与论证活动的方式。由此，社会文化维度论证研究的主要议题，正是要着力揭示与探讨哪些社会文化因素、以何种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论证实践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展开方式，进而，更好地阐明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实践的不同理解与认知、参与和评价方式。
结合当代论证分析的三重向度(论证者的认知向度，它涉及信息处理和建构论证的心智进程;论证的言语行为和命题内容向度，它涉及论证性言语行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张”复合体;论证的人际互动向度，它涉及论证主体之间的交际互动过程)①，并援引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论证实践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加以具体阐发。
(一)论证行为与活动的基本认知
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会形成特定的人际关系体系、社会阶层结构和交际互动模式，这些因素将进一步影响其群体成员对论证行为和活动的基本认知，并决定其参与论证的不同理智态度;进而，也将导致他们在论证的识别与界定、论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参与论证的动机和态度方面，都会形成认知和理解的差异。
论证识别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社会传统和文化认知，参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来认定某一行为是论证行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发生的互动是论证活动。与此相关，论证界定则指在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尤其在其语言系统中)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的描述、说明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语言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其群体成员会侧重于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解释方式，来对论证行为或活动加以确认和说明。这些差异同时也凸显和强化着不同的论证识别特征，并进而形成论证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实上，不同语言中与论证相关的术语之间，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对应，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确的翻译，比如英语中argumentation一词，以及汉语中“争辩”“说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认知论证实践时，所关注和侧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论证的功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在展开论证行为或参与论证活动时所强调实现的基本目标，比如说服他人、获取知识或解决分歧等。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功能的基本认识可能存在差异，进而，论证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共享;同时，某一特定论证功能即使为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西方文化传统中，论证历来都被认定为一种共同解决争议或获取知识的合作;但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它则更多被理解为一种通过对峙和争论来改变和压制对方观点的手段。论证的作用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和评判。尽管论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互动形式，但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其基本社会职能的定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定，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传统非常强调论证对于人们合理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将之确立为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的基本方式。与之相反，中国社会文化中更为重视传统的传承与权威的维系，并强调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和平与协调，所以，论证长期以来(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作用①。
论证动机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成员主动实施论证行为和参与论证活动的意愿、内在驱动力及其强度。论证态度则指个体基于其看待论证行为或活动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价值评判、情感状态和行为倾向。对于自然、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价值追求，无疑都将制约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成员看待论证行为和活动的方式，并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选择参与或回避论证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动机强度。文化心理学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论证中涉及主体之间在观点上的直接冲突，这与东方文化在人际关系上所崇尚的“和谐”价值相对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认定论证导致情感的伤害和人际关系的破坏，从而会常常主动选择回避论证，以避免尖锐的对峙和冲突②。
(二)论证的思维模式与说理方式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表明，面对不同生态环境和社会情境，人类群体会形成不同的认知习惯，进而，人类的高级认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实际上也受制于其社会文化背景。纵使应对相同问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策略。与此相应，论证行为和活动同样涉及参与者的理性思考与认知能力，因而也会展现出社会文化因素所导致的差异。具体来看，这些差异将进一步体现在论证中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方式、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以及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与处理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依其自身的认知习惯，以特定的方式对其所面对的信息资料所进行的收集、整理、传递和应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的信息接收和处理方式，这进而决定着其成员个体在参与论证活动时分析、组织和运用相关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们在建构论证时所用及的信息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差异。从信息的整理和分类方式来看，有研究表明亚洲人擅长借助“主题关联”(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国人则更依赖于“范畴关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样，对于不同类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表现出在关注程度、解释方式和处理能力上的差异。比如，亚洲人更易于关注对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则通常会更直接地关注对象本身的信息④;当一个对象被置于一个新背景中时，日本人对该对象信息的接收、处理和判断速度就明显慢于美国人⑤。
证据/理由的认知与权重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能够在论证中充当论说依据、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认定和分类，以及依据特定标准和方式对其证明力和价值所进行的划分与排序。基于不同的社会实践形态，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差异的合理性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而对于合理性、正当性和可靠性等规范概念的基本认识，决定着论证主体理解与回答“何种素材，基于何种缘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主体的认知状态、或者足以奠定某种可接受性”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因此，针对同一论题，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所认可、选择和运用的证据与理由，可能会在形态和类型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于相同类型的证据与理由，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也会对其支持力的权重和价值形成不尽相同的认识①。
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偏好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当中对于某些特定推论方式和论证模式的特殊信任和习惯运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环境、生活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形成人类群体不同的思维结构、认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时，不同的主导思想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也会对其群体成员惯常运用的思考方法和论说方式形成制约。这些都将进一步导致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推理模式与论证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认为亚洲人习惯于运用“辩证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则偏好使用“形式逻辑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样，逻辑史研究也表明，与西方演绎逻辑传统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论证型式是“推类”或“类比”③。
论证的建构与表达方式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建构和表述论证时，所使用的内容组织策略和语言表达方式。在建构论证过程中，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基于对证据和理由权重的不同理解，会在理由类型、强度和数量的选择与组织上都展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达论证时，不同社会文化的语言系统则会影响其群体成员表述论证内容的语言手段和方式。同时，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对于言语交际规范的不同理解，也会对该群体成员的论证表达方式形成约束。简言之，论证主体在进行论述时是着重凸显理由的强度还是数量，在转引理据时是偏重直接援引还是加工重述，在展开论述时倾向于回旋婉转还是直入主题，在表明观点时是更为直接、明确还是较为间接、隐晦，诸如此类的差异实际上将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④。
(三)论证的接收与评价
作为人际交流的一种特定实践形式，论证不仅涉及主体自身的认知、建构和表达维度，而且还涉及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展现着主体间性维度。更明确而言，它还关联到其他主体对于论证内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释、理解与接受，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态度、情感或行为改变。同样，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中社会关系、交际模式和伦理观念的特定影响，这一互动过程中也会呈现出论证接收和评价的差异方式，并尤其表现在论证的恰当性、论证的强度、论证的生效性以及论证的规则等四个方面。
论证的恰当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适合实施论证行为或展开论证活动的情形和条件的基本认知，简言之，即群体成员对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针对什么对象，以何种方式来进行论证”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论证的主题和范围、时机与场合会受其社会规范所限制，从而使得适合于、或者被允许进行论证的内容议题和可能条件不尽相同;论证的对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论证方式也会受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制约，从而使得论证得以发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开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实质而言，某些社会文化规范还会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论证活动本身的内在规范，而这些规范本身也同样体现着社会文化差异。比如，西方文化传统所推崇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尊严”具有不同旨趣，进而，两者对于师生之间的论证互动就会产生差异影响。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孝道”会以特定的方式约束着中国人群体中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论证行为，而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礼貌”要求也影响着其群体成员在公开或正式场合中论证互动的恰当方式。
论证的强度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中理据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评判和所用到的规范标准。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性观念，会影响到其群体成员对于理据之相关性与充分性的基本理解，进而，导致他们对论证品质(其逻辑性和优劣性)的不同认识和差异判定，以及对谬误的不同认定与分类。基于对论证情境、议题和目标的特定理解，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会形成关于论证强度的不同要求，这特别体现在论证中所包含的理由类型、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亚洲人偏重论证中理由的数量，他们易于认定更多理由具有相关性，有时甚至还能容忍证据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国人则注重理由的质量，在其论证中通常仅提供少量的(甚至单一的)、但却较为清晰和无争议的理由①。
论证的生效性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行为或活动在实践情境中是否实现其目标和功能的基本认知及其判别标准。相比而言，论证的强度是论证中理据所对应的内部规范性，论证的生效性则是论证在其表达与互动中所对应的外部实效性。在诸多社会文化传统中，这两者之间既显示出明确的现实分歧，也展现着特定的动态互动。事实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恰当性的理解，将影响其成员对于论证行为及其方式的意义把握，进而制约着他们对论证行为实际效果的判定。同时，主体对于论证实际发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对于该论证互动的即时目的与语境因素的特定解读，都将影响到他对于论证实际生效与否的分析和评判。质言之，论证的生效性更多依赖于主体对于论证实践具体情境的实时解读，而这受制于该主体对于社会关系体系和人际互动模式的基本认知，因而也会呈现出社会文化影响。
论证的规则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在进行论证活动时其言语行为互动所遵循的调控性规则(regula-tiverules)。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对于交往模式及其社会互动规范的差异理解，制约着该群体论证实践的特定展开方式，也影响到保证其论证活动能够有序和合理进行的调控性规则。对于处在特定论证情境中的主体而言，这些调控性规则明确规定了他在具体的论证进程和特定的互动环节上，能够被允许(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为方式和回应方式。实质而言，正是论证的规则确保了论证活动的有序进行，以及其展开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合理性。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在论证实践上的不同形态，实际上所展现的正是具有社会文化差异的论证规则体系。
四、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拓展
作为一种根植于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活动，论证既体现着跨文化的理论特性，也展现出在基本形态、行为方式和互动模式等诸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差异。全面揭示论证实践中的社会文化特性，并合理阐明它们在论证行为和活动中的呈现方式和作用机制，无疑将深化和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论域，并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群体的逻辑与认知差异，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论证协商)的可能机制。前文对于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差异体现的具体分析，建构了探讨论证中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为我们拓展当代论证研究的社会文化维度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视角。实质而言，这一初步理论框架既整合了文化与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又结合当代论证研究成果，发展了诸多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的理论假设①。以之为基础，社会文化维度的论证研究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三个进路来展开:
第一，语言学、尤其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进路。论证活动依赖于语言手段和言语行为，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表达技巧、文体风格和语言用法，其背后都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发掘、分析与比较不同语言系统中与论证相关联的语词形态、语篇特征和表达方式，是阐发论证实践中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有效途径。比如，中文指称论证活动的语词既具有多样性，又呈现出特殊而精微的区分(如论、说、争、议、辩、争论、论辩、说理等词)，其中无疑体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的基本认知、性质概括和形态划分。同样，与论证相关的诸多中文谚语、俗语等(如“理不辩不明”、“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等)，也都展现着中国社会文化群体对于论证形态、功能和态度的特定理解。
第二，质性研究、尤其是人类学考察、民族志研究进路。论证是一种实时发生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活动，通过人类学考察能全面而真实地对其具体形态和特性做出描述和解释，进而确切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影响。一方面，可以选择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开展田野调查，尤其关注其实际生活中论证活动的具体发生发展过程，分析与解释其中的特定行为和互动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参阅人类学家关于他人文化的民族志研究，整理其中所记述的论证行为和活动，进而揭示其中所展现的社会文化特性。此外，我国古代文献中记录着论证实践的诸多文本，也为揭示中国文化传统中论证实践的特殊形态和特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②。
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的社会化；大学生社会化；内涵界定
准确把握和界定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有益于对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的理论把握和实践把握。以下是对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社会化内涵界定的理论综述和初步探索。
一、人的社会化
人的社会化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社会学中的社会化跟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提及的生产社会化、后勤社会化、保障社会化中的社会化不是同一个含义。后者主要是指人们某方面活动的集中化、统一化、标准化；是社会生活发展的一种趋势。而社会学所讲的社会化则是指作为个体的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
德国社会学家G·齐美尔于1895年最早运用了人的“社会化”概念，他在《社会学的问题》一文中用“社会化”来形容群体形成问题。此后，对人的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不仅是社会学本身的重要课题，而且也逐步成为与社会学关联的很多交叉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如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教育社会学等交叉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的社会化问题。由此，伴随社会学和这些交叉学科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定义性理解，如美国社会学家c·库利和美国心理学家G·米德把人的社会化看成是形成和发展有个性的社会人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W·奥格本将其理解为接受、承传社会文化和延续社会生活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S·萨金特和T·帕森斯则将其理解为通过角色学习使人更具社会性以实现角色承担的过程；我国社会学家认为它是“指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我国学者杨心恒、宗力、黄育馥等人则将其看成是被社会诱导去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的过程。
上述关于人的社会化的定义都没有论及人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只将人的社会化看成是个体被动地接受社会教化和适应社会的过程，忽略了个体因素对自身社会化及对他人社会化的影响；只看到个体可以同既有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相一致的一面，忽视了个体可以选择、创新、发展社会文化的一面。因此，上述定义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有学者指出：“如果认为人的社会化仅仅只是把既定的社会文化、规范、技能内化为个体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并且只要这个过程顺利完成就会使生物的人成为社会的人，那么这种理解是不完整的。”
事实上，也有不少学者已发现了这些定义的局限性，并力图通过重新界定去克服这些局限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笔者认为是陈录生和王芝云的看法。陈录生认为：“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体学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去认识社会、适应社会，从而达到改造社会、调适心理、发展和完善个性的目的的过程。”王芝云的看法是：“社会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包括：一是个体加入社会环境、接受社会文化和行为模式的教化、发展自己的个性；二是个体作用于社会、发展社会文化与改造行为模式、变革社会。这就是说，社会化既有社会环境对个体的作用和影响，也有个体对社会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它既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接受现有的社会关系、成为其中一员的过程．也是创造社会文化、改造现有社会关系的过程。”
综合上述，关于人的社会化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所谓人的社会化是作为个体的生物人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学习社会文化，适应社会生活，再现社会经验，并积极作用于社会，创新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过程。具体讲，人的社会化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个人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内化而习得社会知识、技能、规范、价值观念和发展个性、完善心理品质，以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传承社会文化，适应社会生活；二是个人通过能动地释放、外化自己的社会属性、本质力量，积极参与和影响社会生活，创新社会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因而，人的社会化是个人学习、适应社会和参与、影响社会的统一。
在目前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出现了这样的倾向性理解，即认为在以往研究中把社会化的个体视为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人会使社会化研究难以具有社会意义，由此，认为现在的个体概念既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一个有社会意义的群体和社会单元，像一代人、大学生群体等。显然，这种理解有助人的社会化内涵的界定更趋合理化。
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业旅游 社会文化环境 可持续发展
21世纪是强调协调与共生的时代，人们期望人类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开发之间能够达到完美的协调，因此我国旅游界正式提出“农业旅游”概念。农业旅游将农业生产活动资料和生产活动本身作为观光资源开展旅游活动，一方面满足城市人返朴归真的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土地利用率，目前已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开展起来，并与环保、健康、科技等主题紧密结合，更加注重参与性、娱乐性和知识性，旅游项目不断多样化，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农业旅游充分利用和突出农业资源原始、纯朴的自然美，它的吸引力在于充满自然生机的田园风光和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农耕文化，在于那种不同于城市的自然特色。在农业旅游中，农村社会文化环境是构筑农业旅游产品体验价值的重要要素，以文化丰富农业旅游产品内涵能使游客得到更深的心灵体验。
一、农业旅游概念的界定
“农业旅游”在我国正式提出来是2001年。根据国家旅游局2002年颁发的《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中的定义，所谓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生产过程、农村风貌、农民劳动生活场景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
此外，关于农业旅游的概念曾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界定。吴必虎、魏小安仅强调“农业旅游是产品的概念”，把它看作是一种新兴的业务旅游产品；王莹在1997年提出：“农业旅游是以大农业资源为依托、以旅游内涵为主题开发的主要以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农事劳作及农村特有的民俗和风土人情为内容的、具有极大参与性的旅游活动”；毛勇在2004年提出：“农业旅游是指以农业社区为活动场所，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活动、农村聚落及农村传统的生活习俗为资源，融观赏、休闲、参与、娱乐、学习、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杨涛在2006年提出：“农业旅游，即以农、林、牧、副、渔等广泛的农业资源为基础开发旅游产品，并为游客提供特色服务”等等。
农业旅游的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农业旅游不包括散布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名山大川、人文古迹的游览活动，而仅指以农业资源为依托而萌发出来的一系列旅游活动，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和人文景观；二是与农、林、牧、副、渔各产业相结合的一些参与性较强的农事活动；三是农村特有的民俗风情。
二、农业旅游的兴起与发展
在国外，农业旅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以上，但是农业旅游真正兴起还是在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远离城市的乡村作为度假地。一些贵族、富商在度假地盖别墅或第二住宅度假，还有更多经济状况并不很富裕的城市居民或者联手购房、分时度假，或者住到当地农户家里度假，于是一些农户适应这一需求，把自家房屋改造装修成家庭旅馆，接待观光度假的旅游者，这就是最早的农业旅游。
我国农业旅游的萌发是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旅游走向兴旺发达之后。1998年，国家旅游局在对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验收中，对北京“锦绣大地”和上海孙桥农业旅游的肯定拉开了我国农业旅游的序幕。1998年我国国家旅游局推出的旅游主题是“华夏城乡游”，其中“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做农家活，看农家景”的农业旅游是一个重要内容。2001年，国家旅游局为落实“国发［2001］9号”文件，把推进农业旅游发展工作列为当年旅游工作的要点，通过对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的调研形成了《农业旅游发展指导规范》，并于2001年底公布了首批农业旅游示范点候选名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该项工作的开展。2002年国家旅游局颁布了《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检查标准（试行）》，极大地刺激了农业旅游开发活动，随后海南、湖北、江苏、云南等地纷纷筹措巨资打造农业旅游。
目前农业旅游已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业态之一，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数和旅游收入在许多国家的旅游者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中都占有可观的比重。例如，美国每年参加农业旅游的人次数达2000万，占国内旅游总人次的2%；意大利20个行政大区，已全部开展农业旅游活动，大约有1.15万家专门从事“绿色农业旅游”的经营企业，一个夏季就可以招徕120万本国旅游者和20万外国游客到各地的“绿色农业旅游区”休闲度假，超过全年国内外旅游总人数的2%；法国农业旅游的收入占旅游业总收入的1/4；澳大利亚旅游业总收入中农业旅游收入超过35%，等等。
三、农业旅游开发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问题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地域性的、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正在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急剧地消失，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也正在加速丧失。多年来，过分地关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宣传使中国人认为，所谓富裕就必须像西方一样，因此，我们的现代城市建设和城市文化模仿西方。同时，城市相对农村，又总是处于文化和经济的优势地位，农村体现自己的现代化和富裕程度的方式以城市为榜样，不仅有现代文明标志的汽车、电器、家具，而且民居也模仿城市的钢筋水泥楼房，经过媒体宣传，后起的中国农村富裕村镇也纷纷仿效他们的模式，导致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和民族文化遗失。这种情形使我们认识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有地区特点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大问题。
我国农业旅游发展较晚，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开发的初级阶段。农业旅游使农村社会文化环境得到复苏和重整，带动了农村传统文艺的复兴和农民文化自豪感的加强和巩固，打破了农村封闭的社会文化氛围。异域文化的良性示范效应改变着农村的社会文化风貌和村民们的社会心态、文化观念，加速了农村社会文明进步的现代化步伐。而与此同时，农业旅游的经营活动本身又会影响当地居民的思维方式，有可能使其过分商业化从而丧失其本性中善良淳朴的一面。农业旅游对于农村社会文化环境的破坏，如地方特色的弱化、节庆活动的商品化、民俗的庸俗化、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以及淳朴民风的消失等，已经为旅游界所公认，这使得农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经济水平的提高，村民必然会采用先进的生活技术和更加便利的生活设施，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不能阻挡这种趋势，但是这又与旅游者“求异”的要求相背离，使农业旅游成了游客“在异地的城市生活”，失去了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因此，在城乡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在尊重当地居民的文化选择的同时，尽量避免现代文化污染，保护当地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本地乡村文化进行挖掘，丰富文化休闲项目，利用不同的区域文化打造农业旅游精品，在保持农村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推进现代都市农业文化的发展，这是保持中国农业旅游良好的发展形势迫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
四、农业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的方法
1、倡导正确的文化观念，保护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
越是自然的才越是人类的，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政府在帮助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的同时也要大力倡导正确的文化观念，避免过度城镇化，保护特色民居，保持淳朴的民风民俗，维护自然的、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在真实生活的土壤里才能生长延续，因此，政府要大力宣传提倡当地农民的务农传统，并提倡在不影响生活质量改善的前提下保持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政府政策应有利于部分农民安于农业，吸引有志于农业的人才，以此来为保护自然的、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提供真实的“土壤”，保护“鲜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在保护农村特色民居时，可采取保持民居的外观，同时改造内部功能的方法，使之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在建设新建筑时，应保持与当地原有建筑格调的一致，避免求新求大，追求洋味；对于农村传统民风民俗的保护，要注重激发农民对于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根深蒂固的原始感情，并由此激发他们对于传统的农耕文化的自觉的传承，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重现一些历史场景，或一年举办几次节日庆典，或定期举行几场民俗风情歌舞表演，使传统文化流于形式，成为了一场场生硬的、没有感情的“秀”。农业旅游只有达到保护文化生态的高度才能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促进旅游业与农业经济的繁荣，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2、重视对当地旅游人才的培养，使农民成为农业旅游的真正主体和受益者
在发展农业旅游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当地农民中的旅游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举办旅游专业知识培训班和旅游管理人员培训班等，使农民成为农业旅游的真正主体和受益者。在我国现有条件下，一方面，这些培训班可以集合政府、学校和民间力量灵活开展。可以在高中等农业院校开设农业旅游人才特色班，可以由企业在民间开设的各类培训服务机构提供培训，也可以由各级农民协会举办旅游人才培训班。这种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的全方位供给系统，能够有计划、分层次、有重点地开展农民旅游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网络教育这个有力的工具开展远程培训、网上交流示范等，让有条件的农民更方便快捷地进行自我培训。在这些培训中，各种有关农业旅游开发管理的正确理念和实施方法得以传播，这些土地的主人们将真正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中获益，农民们将真正成为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守护者，而只有作为农业旅游资源核心的农耕文化生生不息，农业旅游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要说的是，农业旅游产品设计应突出自然朴实、健康向上、特色鲜明的原则，“乡土性”是农业旅游产品本质属性，但是也要避免走向“越土越好”的极端。这种极端观念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文化观念，是对农业旅游的极大误解，这种误解的结果使一些低级甚至庸俗的东西被搬到农业旅游中来，导致游客的反感，同时也有悖于旅游作为一项高尚的精神文化活动的本质，最终将使农村失去对城市居民的旅游吸引力。
五、结论
在农业旅游活动中，资源是基础，文化是灵魂。农村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者对农村社会文化的充分尊重，同时也要求提高农民对所在地文化的自尊、自爱和自豪感。一个成功的旅游开发必须能将旅游地的文化融入其中，同时通过畅通的信息渠道传达给旅游者。所以，在中国农业区域资源丰富、特色突出的地方，致力于农耕文化内涵的发掘和提炼，以给旅游者带来关于古老东方文明的文化体验才是农业旅游永续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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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第4篇
过程性评估，又称为对学习过程的评估(sessmentforlearning)，对应终结性评估或对学习成绩的评估(sessmentforgrading)。前者是指通过控制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使之最终达到期望目标，并消除学习者现有水平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同时，过程性评估还通过对话协作以及学习者的学习反思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相比后者，有研究表明过程性评估有效地促进了学习者的标准化测试成绩(Black＆Wiliam，1998)。社会文化理论对过程性评估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调整自我调整(self－regulation)是过程性评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学习者通过目标设定，对自身认知行为进行控制和调整的一种积极建构过程，是过程性评估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而这一概念与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理念不谋而合。Bandura(1997，p．174)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发展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实现自我教育。”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学习者经历了一个循环往复但又曲折上升的过程。首先是规划阶段，需要对任务进行分解，设定目标及相关行为。其次是实施阶段，对自身的行为、动机进行操控。最后是评估阶段，接受来自他人的反馈并对此进行自我反思(Zimmerman，2000)。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理念，即在学习者设定学习目标以后，教师或有能力的同伴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体体现为形成性反馈(formativefeedback)，对学习者的行为进行即时评估，并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其他人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调整以及自我反思，学习者逐步实现自我调整，特别是能够自我教育和自我评估。而学习者将新学到的知识和已有的知识体系实现有效融合，最终实现自身的最近发展区。
2．互动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针对过程性评估提出了“过程性互动”(formativeinteraction)概念，即过程性评估是学习者内在的知识内化与外在的环境刺激和反馈的互动过程。这一概念正是来自社会文化理论。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的本质就是社会交际，学习者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内在因素)从与他人的经验和环境(外在因素)的互动中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实现融合并随后存储在长期记忆中，随时有待提取、扩展和做进一步的调整，从而达到知识内化(internalization)。换言之，过程性评估将成功的学习过程定义为学习者通过内在的观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积极任务参与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而这恰恰也是社会文化理论将学习视作互动交流的结果。
3．学习和发展维果茨基对学习和发展两个概念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发展是指学习者心理功能逐渐成熟的过程，而学习则只是获取新的心理能力，并不涉及能力的变化过程(引自Black＆William，2009)。恰恰是发展的概念才最有可能帮助学习者成功达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并最终实现“良好的学习状况”。而这也正是过程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的差异所在。前者着重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发展状况，以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最终目的。而后者则是以某一阶段的表现来衡量学习者的学习水平。虽然通过终结性评估，教师可以发现学习者的学习问题，但无法了解其问题根源以及内在发展状况，因此无法针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提出相应的反馈措施和策略。
4．形成性反馈形成性反馈(formativefeedback)是指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针对其学习目的或出现的问题给予清晰的评价标准或评论(Blacketal，2003;Marselletal，2006)。研究者认为，形成性反馈相对于传统的成绩评定，能够促使学习者更好地形成元认知策略，如目标设定、行为控制以及反思等。Lipnevich和Smith(2009a，b)通过实验发现，相比原先评分或仅仅表扬的传统方式，来自教师的详细的书面反馈，包括评价和建议，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写作测试的成绩。社会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形成性反馈体现出给予学习者必要支架帮助的特性，通过深层次的认知处理，帮助学习者由他人调整转向自我调整，并达到理想的学习目标(Vygotsky，1978;1987)。
二、社会文化视角下过程性评估的实施
尽管过程性评估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但在课堂教学的实际操作中仍然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Hall和Burke(2003)在研究中发现，尽管教师们意识到过程性评估的重要性，但如何在课堂有效实施仍然存在学生人数众多难以进行个性评价、实施策略过于繁杂加重教学负担等障碍。那么，阻碍教师有效实施过程性评估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概念的不统一造成教师无法有效地掌握过程性评估，也无法获得明确的指导。研究表明，大多数教师对于终结性评估有着明确的定义，但是对于过程性评估的含义还存在混乱的认识，需要统一的课堂教学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其次，教学模式有待改变以及缺乏有效的教学用具也是阻碍过程性评估的难题。如传统教学观念只看重学生的阶段性学习结果，而忽视了他们在这个阶段的学习变化。同时，教学用具也无法及时有效地记录学生的学习活动和表现。再次，教育部门在学业标准的制定上仍然倚重终结性评估，而在过程性评估方针的制定和指导意见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
鉴于此，美国数学教育委员会(2000)认为，教师应当逐步推行过程性评估措施并和终结性评估实现有效结合。更为重要的是，针对过程性评估，要有明确的理论支撑，对过程性评估给予清晰的界定，并伴有明确的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以便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加以有效实施。因此，通过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看待过程性评估，可有效地解决过程性评估定义混乱的问题，特别是学习与发展、内部认知和外部环境的交互问题等等。同时，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应当明确过程性评估的实施策略及指导原则。针对这些问题，相关教育机构和研究人员在研究基础上，纷纷提出了相应的实施策略与指导原则。Black和William(2009)提出了以下实施策略:(1)教师向学生清楚地阐释学习目的和成功标准;(2)实施有效的课堂讨论以及其他学习任务，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3)提供形成性反馈，帮助学生了解如何有效完成任务;(4)激发学生相互帮助，互相提供支架帮助;(5)激发学生逐步实现自我调整。芬兰教育委员会也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提出过程性评估的指导原则:(1)过程性评估要着重个体差异和多元发展;(2)形成性反馈要能够培养学习者的自我调整能力和较强的学习动机;(3)鼓励学习者建立终身学习观念，并展示如何建立各个阶段的学习目标;(4)过程性评估重在过程，而非结果。要培养学习者自我评价的能力。当然，相关的实施策略和指导原则还有待进一步细化，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教学环境和学习者进行量体裁衣，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三、结语
社会文化的概念范文第5篇
第一章 综论。本章介绍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母语为中文者的英语教育（EFL作者认为以应试教育为导向的EFL教学方法使母语为中文者学习英语事倍功半，原因在于EFL教育过于 注重表层语意，忽视学习外语所应培养的直觉和语感，忽视外语在实际情境中的应用，只把英语看做是一个科目，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拚除实际社会文化的EFL教学法，阻碍了语言的全盘性理解；第二方面：语用学与词汇语用学。语用学研究语言在实际情境|语境中的运用。语用学着重研究话语，它必须从当下的情境来理解，它没有固定意义。解读话语要靠推论和沟通合作的一般原则。语用学是动态的，它研究言外之意以及听者如何能够了解言外之意。语用意义的研究重在话语发生时的情|语境如何赋予词汇真实的意义和效力。词汇语用学的研究范畴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单字意义功能的交互作用：不同地方的认知系统，会有不同的词汇分类；说话者凭直觉所运用的语意模式，要把字词放在不同的情|语境来看，才可以察觉各种词汇意义；母语人士能对意义随机应变。由于他们对母语的的格式塔机制能凭直觉弥补词汇空缺。词汇语用学是从词汇语义学发展来的。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Bluter 就语用视角讨论语意模糊；Wilson提出了词汇语用学的特点及以多元面向来探究原型意义的延伸；描述和分析词汇在情|语境中的实际运用情形；用动态而实际的方式来建构意义。词汇语用学的开创学者提出的原则和外语理解息息相关。他们认为词汇语用学具有非典型性，非组合型，它还包括了简练原则；第三方面：EFL教学种忽视语用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对外语语用缺乏认知，很容易造成跨文化沟通的失误。学生最大的理解问题来自英文字词用发的常规和创新，当然包括目标语语区中的语用负迁移；第四方面：每章内容概述。
第二章 意义建构。探讨如何结合惯例和创造力来产生意义，以及母语人士如何透过对情|语境的直觉，运用推敲参照的机制和其他技巧，一贯而自然的建构意义。情|语境主要有三种类型1.语境（上下文）；2.当下的实际情境（包括时间和空间）;3.社会文化情境。其中社会文化情境对外语学习者最具挑战性，情|语境的功能在于有效制约语境。成功的外语学习者能把字词和情|语境相连，这样才能了解字词在不同情|语境中产生变化，延伸意义。作者认为外语学习者要弄清楚信息意义，必须识别语境、情境和社会文化状况，并把语言特征和情|语境统整起来。广泛接触外语并且采取有效地意义建构策略是成功理解的关键。紧接着讲述了意义的特征：惯例和创造力，稳定性和变异性。母语人士对惯例和创造力的模式，他们能随机应变，而EFL学习者则倍感困难。为了提高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就需要关注外语的沟通模式及说理方法；第三方面：作者分别从蕴含语意，意图意义和譬喻性意义三个层面来分析间接语意。但这三个层面意义有他们各自的特点：蕴含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只用绕圈子的方式传递信息；意图意义指信息发出者传递一个信息，希望用这个信息让接收者做某件事；譬喻性意义源于字面意义但也是应情|语境而生的。在意义推论这一节作者认为推论要成功，要具备两个条件1.听者认为信息喻情|语境以及掩着的意图有关；2.听者运用情|语境信息找出最具关联最合理的解释。能够运用多层次的背景知识是母语者能凭直觉、透过推论来察觉语意及替语意解码的关键。指称意义表示语码和外在物体的关系，它带有感情是主观的，同时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关联性越大，认识就越快，越容易。关联性对于推理行为至为关键。外语学习者会把话语联想到与自我经验最相关的事物，这会导致理解错误。
第三章 外语教学中的语用问题。在这一章中作者介绍到影响EFL学生语用能力的几个方面1.社会文化结构或者是社会文化情|语境。社会文化知识架构不同，母语和外语在理解上会产生隔阂，导致无法理解或者错误理解外语。社会和文化是语言的内嵌要素，同时语言的本质是鲜活动态的。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提高语用能力。2.基模知识。它是人类从经验中所获得的背景知识。它组织经验，制造预期，促使行动，并提供让人们得以记忆、描述、重构事件的框架。基模知识产生指涉点，由指涉点找出关联和意义，然后组织起文化观念和个人经验。而人类沟通是根据社会文化和个人经验，由此可知基模知识的重要；3.认知成熟度与概念流利度。认知成熟度是推敲蕴含|譬喻意义所必须的思考辨识能力，找到语用意义需要认知成熟度，而认知成熟度是与外语的社会与世界不断互动所发展出来的。概念流利度是信息接收者能了解话语和其语用含义的思维能力。在语言转换中，概念流利度需互通基模和概念，只有具备概念流利度才能破解外语语码，达到正确理解；培养多种类型的认知成熟度在文化上重新定向，才能准确理解在不同情|语境中所传递的信息。
第四章 观察和调查研究。这一章深入探究东亚EFL的教育现状，并提出不重视自然语言实际使用的教育缺失。学生不加审视的背诵课本，笔记，还有单字翻译的教学方法，忽视培养学生敏锐察觉字词灵活变化的潜能，使得学生缺乏概念流利度。针对这种弊端作者提出EFL课堂应该把那些能够利用原有知识和激发学生兴趣的外语媒体资源作为学习工具。作者提供的实证数据显示：即使是东亚的进阶学习者，对于日常英文的修辞|语用策略进行解码时，大都仍然相当困难。
第五章 英文语用策略中的修辞技巧。这一章以描述性的方式配合许多实例来探讨英语语用策略。同时发现间接性和意图性在外语中难以掌握，尤其是相似性转换语（similarity），反意转换语（opposition），替换性转换语（substitution），这也是这本书题目中的SOS的来源。相似性转换语包括譬喻和互文；反意转换语包括反语、矛盾句、矛盾语；替代性转换语包括委婉语、夸张和淡化。在实际情境中修词语的使用通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对学习者而言，设法理解外语修辞的过程有助于逐渐建立外语的社会文化知识。在语意推敲时所下的功夫，通常会在脑海中形成外语联想的基模网络。抢眼词|流传语，宣传语和文字游戏常用突显性策略来透过情感来传递和强化意义，用来增添幽默。这些对于EFL学习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修辞在使用过程中的融合及EFL学习者对目标语文化传统及面向的不熟悉所致。这章提供大量的词汇语用实例有助于协助教师和学生开始培养对情|语境线索的敏感度和主动进行推敲的能力。
第六章 结论：展望与新方向。在这一章里面作者对前面几章内容总结的基础上期许发展有效教学策略，重新定位EFL教学观。在全球化以后，经由一种文化沟通模式编码的信息，需要在一种文化种透过另一种文化的沟通模式来解码，为了避免曲解，必须看出情|语境的语用层面。文章再次强调充分基模知识和语用理解的必要性。语用效力是建立在外语社会文化的观念和基模上的。为了能在现实环境中有效沟通就该培养学生循着情|语境的线索去理解语用指涉解读能力。对于EFL教育的缺失，作者提出要学会推敲及使用一些媒体资源来协助老师营造自然语言环境的多种真实素材。最后从学习目标、教材、方法、学生活动方面提出了作者对EFL教育的一些建设性意见。
2.评价
首先：它具有高度的创新性。
从本书的编排上来看，除了作者阐述的主题内容外，作者为每一章都设定了问题讨论、活动和计划，在本书的最后还添加了两个附录：第一个是关于语用学和语言教学方面的各个学者的观点及研究成果，还有关于特定言语行为已经做过的一些研究。第二个附录是一些关于语用学的主要教科书和参考书。这对语用学的学习是非常有用的从内容的选择上来看，作者从词汇语用的角度来分析词汇的教与学。首先来说词汇语用学的研究在我国仍然处于起始阶段，它是一个非常新的学科；在《国内词汇语用现象研究十五年之评述》中作者介绍了修辞的词汇语用问题。“修辞研究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人们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文化等不同层面对修辞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涉及委婉、幽默、双关、移觉、隐喻等修辞语用现象，探讨内容主要有：一是语用修辞的策略研究，如实现英语、日语委婉表达的策略。二是语用修辞的构建方式研究，如创造双关的手段、隐喻的常见表现形式、英语委婉语的构建方式、英语幽默的形成、澳大利亚英语词汇的语用修辞特征、词类转换的语法化、语言词汇层面的修辞手段等。三是外来词的语用修辞特色研究。四是语用修辞的效果与功能研究，如极限表达与修辞效果、移觉的认知机制与认知功能。”可见英语词汇语用模式的研究是非常新的一个话题。本文的主体部分是第五章，对于修辞技巧的分类，作者首次把意义的转化分成similarity, opposition, substitution, 即 SOS.
其次：特别强的实用性。
本书介绍SOS英语词汇语用模式是以东亚的EFL教育为背景的。我们作为EFL学习者，流畅顺利的在实际情|语境中进行沟通是我们的最终母的，也是EFL教育的终极目标。但是EFL教育它具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比如说只注重目标语的语法和概念意义；由下而上，逐字翻译；把自然语言仅看做是一个科目；缺乏融会贯通的思考和学习，学习缺乏关联性；拚弃实际社会文化，脱离语境；很少见到一些英语系国家的沟通|行为模式等等。这些缺陷使我们的沟通目标难以实现，常会出现跨文化交际的失误。因此我们需要了解目标语的一些沟通模式。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使我们在情|语境种学习词汇。
对于EFL学生来说，词汇学习在英语学习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的词汇学习只是死记拼写及相对应的汉语解释。但是由于英语词汇和汉语并内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英语词汇具有变异性，也会造成EFL学习者对英语词汇的使用错误。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情景和语境。本书为我们EFL学生的词汇理解和记忆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再次：全面的跨学科性。
英语词汇的语用意义是运用语用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来研究的。在SOS 英语词汇语用模式的研究过程中设计了大量的学科，如语用学，词汇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以及词汇语义学。归根到底这些都是由意义的惯例和创造力，稳定性和变异性以及语意的非组合性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