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检查的概念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行政检查的概念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行政检查的概念范文第1篇

杨建顺：应当在以后的各章节中分别规定了行政相对人。当事人的概念和术语，不宜将行政机关排除在当事人之外。 “行政行为效力”一节的分量太大。“行政决定”的概念也需要推敲？如何划定行政决定与行政行为之间关系？从后面的情况来看，行政决定实际上是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

行政规范比较难以处理。 直接叫“行政计划”即可。

梁津明：是由程序围绕行为转，还是行为围绕程序转？同意前者。“一般规定”中设计的制度不是后面行为。“公开”不宜放在第三章中作为一节也不合适，宜放在公开原则中写。应当按照“开始、调查、决定”的逻辑顺序边编写。

行政规范：应当放在行政行为之前，先立法，后执法。

用行政措施一词涵盖行政决定、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实施行政规范的行为。

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行为的追认、补正和转换。

应当填补非正式程序。

应当有救济程序，重复规定是必要的，只是粗细可以考虑。

法律责任：局限在行政机关的责任人，行政相对人程序作为义务以及程序违法时应当承担的责任。

王万华：听证是各种形式的听取意见。信息公开主要是对当事人的公开至于一般公民的知情权由专门法律规定。

行政行为的效力特别重要，并且避免使第三章变得庞大，将使其独立。

胡建淼：一般规定的强制措施。措施覆盖行为，还是行为覆盖措施。行政行为覆盖手段，分为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第五章：行政决定。我赞成使用这个概念，是指单方的具体行政行为。将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上位概念，双方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合同。

行政决定-意思行为：行政强制措施-物理行为。这里划分标准包括了意思、时间等方面的标准。

周汉华：框架之外的问题。

（1）行政程序法是有必要？在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立法的情况下，行政程序法是否构成重复立法？是否有必要？

（2）以什么方式立法？推动法学研究上一个台阶，促进新概念的形成，社会各界的推动？

（3）该法应当解决的问题。与其讨论框架，不如讨论存在什么问题。

（4）行政行为的分类问题。胡老师主张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反对计划出现在本法之中。

王锡锌：对行政机关的实证调查。草稿的问题：

（1）结构的选择。框架结构的选择与问题的发现和整理同样重要。

（2）行政程序法与单行立法之间的关系。

刘莘：（1）行政行为的分类。（2）行政行为效力中增加：行政行为的撤消。（3）应当对不作为作出特殊规定，可以放在法律责任中规定。

马怀德：判断立法成功的标准：（1）是否能够实现立法目的；（2）是否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例如司法审查的程序标准。该草稿是成功的。关于框架问题：

（1）行政行为的分类。具体和抽象，具体中分有利还是不利。

（2）“强制措施”和“信息公开”没有必要单独列节，因为存在单独的立法。

（3）本法应当规定最一般的问题。

（4）行政行为的效力：溯及力。

（5）行政主体中的联合执法。

谢天放：1、立法模式。单行法与一般法并行，还是单行法的基础上一般法模式。（1）从法律需求来说，单行法的需求最大，首先是行政许可法，行政检查法、行政强制法等。行政检查的随意性很大，许多外资企业不适应这种日常的执法方式。行政强制中的问题还比较多。 （2）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在基层执法中，主要还是实体法问题。公民的觉悟问题，行政机关的接受程度问题。行政机关更加容易接受单行法。发展的机遇问题，例如世界大战给美国带来的反思。

2.适用范围：地域的适用范围限于省级以上的行政机关。

（1）复杂程序造成的成本给基层政府造成的成本难以承受，考虑的城市的竞争力，考虑成本的降低，包括管理成本和商业成本。

（2）中国不同地方的差异性。县级行政机关的败诉率在30%到55%.

3.行政行为的分类。

高绍林：

（1）适用范围，限于省级以上的行政机关。县级以下的情况比较复杂。例如建筑沙尘，不属于环保局，属于建设局，但建设局没有机构和人员。

（2）立法给基层行政机关带来的成本。

熊文钊：让美国人学我们。

（1）资金不到位，房子不能盖得太大，还是打好基础。

（2）处理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不要重复立法，不必追求行政程序法的完美性，而应当是行政程序法与其他单行法所构成的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但也不宜搞得太简单，应当着重基础。

（3）框架结构。由政治家完成的正当程序理念由我们法学家完成；不能限于上个世纪的各国行政程序法，不能迷信外国的东西，我国的实践也存在许多好的经验。

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应申请的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

与行政行为相关的行政活动方式：非正式行政活动，如协商等。

术语：不宜“大白话”。例如，“当事人”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行政机关是否是当事人？术语应当具有包容性。

结构也应当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以后可以发展和补充。

陈斯喜：今天是行政程序法立法工作的起步阶段。立法的指导思想，即立法目的是要解决问题：

（1）行政简化。例如，通过立法一方面行政简化和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保护公民的权益。否则，就会遭到行政机关的抵制。

（2）行政公开。

（3）行政执法的随意性，政府不守信用。

按照这个模式制定，是否能够出台。要想尽快出台，就要牺牲一些利益。可以搞通则立法，象民法通则那样，只是可以细致一些。

系统化：按下葫芦，浮起瓢。为行政行为提供一些范本、模式和模块，不管行政行为怎么样，只要存在某种活动，就可以采用这种模块。

罗豪才：提前感谢。

张世成：主张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零碎的立法也不是出路，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问题是需要通过行政程序法解决哪些问题。我认为，是避免立法的不系统问题、重复问题，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虽然因地方差异很大，难度很大，但主张制定一部统一完整的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可以规定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法律制度。

草稿可以先搭个架子，内容和体系全面一些，以后不需要时，可以删除。

术语应当简明，让基层机关能够理解。

将来很有可能分离规范制定机构，多数行政机关只是负责执法，没有规范性文件的权力。

许安标：万事开头难。今天的会议标志着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的正式启动，对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是否到了时机？答案是肯定的。（1）理论研究比较成分；（2）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实施使行政机关意识到了程序问题的重要性，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3）社会各个方面对程序法具有如同感，程序违法可能导致败诉，更加决策层意识到了程序的重要性，程序与实体并重。

草稿的特点：（1）有新意，如行政计划和规划；（2）有理论基础；（3）间接，交叉和重复之处不多。

但现在的立法只是初步的，因此应当放宽思路：（1）例如有四个版本。今天讨论的是折中版。（2）法典版，即大而全，把所有的程序法问题都规定出来，重复和交叉问题暂时不考虑；（3）实用版。不着重体系的完整性，而是实践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实践经验积累到什么程度，就规定什么。（4）理论版。规定一般原则和制度，给以后的发展留下发展的空间。应老师可以叫不同的人分别完成，提出四种稿子，让大家比较。避免一个人的嗓门大，避免先入为主，四个小组应当封闭。

莫于川：多版本的成本大。

草稿：思路比较清楚，做到了中西结合。

（1）应采取行政程序法典模式，既有总则，也有分则的规定。

（2）应采取单行法与行政程序法并行的模式。

（3）应当规范看准了主要行政执法行为。

（4）应当突出证据制度，可以单列一节。例如“调查、听证与证据”。

（5）应当明确有关术语的含义，例如“行政决定”。

（6）应当在第七章行政计划中应当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协调问题。

（7）第八章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有特点。

黄微：立法的指导思想。

（1）着重是治滥、乱的问题，着重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而不是赋予行政机关的权力。

（2）应当区别简易程序和一般的程序。

（3）单行法与一般法关系。应当同时进行，因为具备的理论基础和经验。

（4）WTO与行政程序的透明度。

（5）两层楼的架构。一层是一般原则和制度，另一层是具体的行政行为。

（6）行政行为的主体。应当全面规定各种主体，例如授权组织、委托的组织。

王宝明：（1）单行法可能挤占行政程序法的空间。

（2）行政程序法应当诉讼制度衔接。是否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法将行政活动置于司法监督之下。例如，职权争议的解决给司法机关。

（3）第三人权益保障问题，应当明确当事人与当事人界限。

（4）行政机关。联合执法问题，公务协助问题。

（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美国地方差异很大，德国的州行政程序法与联邦基本一致。我国行政程序法可以规定最低要求，给地方授权立法，规定更加高的标准。

张兴祥：强化行政机关的义务；调整行政机关内部的问题，避免内部程序外部化。应当着重最低的程序义务。

薛刚凌：（1）立法思路。可能需要换个角度，从行政权力运行的程序和结果，例如行政决策很重要，但并不体现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另一方面，突出公民的程序权利，应当集中规定。

（2）行政行为的定义。需要明确界定，通过立法解决理论混乱。

（3）主体：如何界定行政机关和行政主体，是从经费还是从性质；对主体，还是从程序还是从全面规范的角度规定。

（4）信息公开。应当单独列列一节。

（5）法律责任：是程序责任，还是包括实体责任？

赵正群：法律责任：应当区分内部责任与外部监督责任的区别。

湛中乐：行政程序法应当更加抽象和原则，这具有可行性。

（1）总则。公正原则，之下设立制度。

（2）主体：当事人-行政相对人。增加证人、鉴定人等。

（3）第三章和第四章应当换位。不规定实体法是不可能的。调查与检查的交叉。

（4）分类是不可避免的。行政规范应当放在前面。

（5）应当规定行政复议事项。

应松年：（1）学者、执法人员、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行政程序法的态度不同。法制日报可以协助宣传，希望写文章呼吁。

（2）行政诉讼法开辟了行政法治的一个时代。程序法得到了重视，而且越来越重要。

（3）我国行政程序法的规范重点是行政行为。一般程序有无必要性？还是需要规定一般的事项，行政检查不可能单独立法，可以在行政调查中规定。

行政计划和规划应当单独规定也许是有必要的。

（4）行政程序法可以规定实体事项，例如行政行为的效力。

（5）听证制度。着重规定其要素。

（6）信息公开要有原则性规定。例如（美国的）公开为一般原则，单行法规定保密的例外。

行政检查的概念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检查；事实行为；法律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82-01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检查相关的研究存在相对滞后性。对行政检查的性质认识的不统一被认为是主要的原因，因此行政检查性质的研究对行政检查制度的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行政事实行为抑或行政法律行为

对行政检查性质的争议集中在行政检查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还是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检查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行使行政职权的程序行政行为，它直接产生行政程序法律关系，引起该行政程序的运行，并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间接作用或影响。也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检查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管理活动中作出的检查行为仅以影响和改变事实状态为目的，只涉及程序权利和义务，而与实体权利和义务无关。如法律日本行政法学者盐野宏教授曾有过其解释，行政调查因非行政主体之决定行为，仅为准备阶段之事实行为，故迟迟未成为行政法学之研究对象。不止我国对行政检查法律性质有争议，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同样是在事实行为和行政行为之间纠缠不清。

要解决这一争议，法律事实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的区别是必须要讨论的。

一般认为，行政法律行为具备以下特征：①主体资格要件，即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必须合法；②职权要件，即行政行为必须是行政主体行使法定行政职权的行为；③法律要件，即行政行为必须是一种法律行为，即具有法律效果的行为；④程序要件，即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必须合法，符合法律规定的步骤、方式、方法、时限和顺序。

二、争议的解决

（一）现实的视角

所谓现实的视角，指的是根据现实中行政检查行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否必须依赖于法律行为而存在判断行政检查的性质。可以看到，在法律实践中，一些行政检查行为表现为事实行为，不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作出法律上的处分；一些行政检查行为又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加以处分。前者比如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进行鉴定、勘验、查阅、复制相关资料等调查行为，对于这些调查的结果，行政机关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后者比如卫生行政机关依法对药品进行的检查，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厂家被要求提供药品配方，这涉及到其商业秘密，但这种权利在这个检查过程中被限制，被要求服从于公共利益的需求，而且检查结果也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当检查的结果是不合格的时候，药品将不能进入市场。可见，我国当前存在的行政检查，有的是一种行政法律事实行为，有的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

（二）法律价值的视角

行政检查性质的界定可以通过法律价值角度的考量作出。对行政检查性质界定的不同,表面上看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其实质却是价值层面选择的问题。行政法的宗旨是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但公共利益应建立在的基础之上，即公共利益相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来说，只是形式，而非目的。行政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对行政检查性质的界定应以行政法的终极价值追求为基础，并依此构建行政检查制度。这是一种法律价值视角，这种视角不同于现实的视角，是一种构想。

根据这种构想，行政检查应该改变职权主义的立场，适应行政职能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的要求，转变观念，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行政法的价值追求。行政检查是检查公民、组织的守法情况，但是以行政强制作为后盾来保障公民和组织遵守法律必将和行政法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同时行政检查是确保法律实施的措施，而真正有效的实施，是在公民积极参与下的贯彻实施，而不是依靠强制保证下的实施。

行政检查在我国现实中的存在是兼具行政法律行为和法律事实行为两种性质的，而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将行政检查界定为一种法律事实行为是一种可欲的设计。行政检查是行政法中一个重要而又未引起大家重视的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在行政实践中亟待规范的行政行为。明确行政检查的性质不但具有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完善行政立法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学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行政检查的概念范文第3篇

一、组织领导

成立二一五年度学法领导小组，局主要领导为组长，各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局直各单位、科室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二、参加学习人员范围

领导干部、一般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

三、学习时间

（一）自学时间

1、领导干部全年自学时间不少于50学时。

2、一般工作人员全年自学时间不少于70学时。

3、行政执法人员全年自学时间不少于100学时。

（二）集体学习时间不少于40学时

集体学习由局法制科统一组织。

四、学习内容和达到标准

（一）学习内容

1、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宪法》、《公务员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省道路运输条例》、《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省行政程序规定》、《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规定》和《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等。

2、2015年度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交通行政处罚文书制作基本规范及模版》、《交通运输行政许可文书制作基本规范及模版》。

4、上级部门下达的学习任务。

（二）达到标准

通过学习，了解《宪法》的基本理论、国家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了解公务员管理的原则，公务员的权力和义务，公务员的录用与考核，公务员的培训、交流与回避，公务员的职务升级与辞职、辞退；熟知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程序；熟记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种类和实施程序；熟知《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的公路线路、公路通行、公路养护，熟记法律责任；熟知道路运输经营、道路运输相关业务、道路运输安全、监督管理等相关规定；了解行政执法监督主要内容、被监督执法行为、监督程序、监督处理和监督责任；熟记《省行政程序规定》中的基本原则和行政执法程序，了解特别行为程序；了解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内容与标准等。

五、学习要求和监督检查

（一）学习人员应做好学习笔记，每人不少于五千字。局学法领导小组将定期对学习笔记进行检查。

行政检查的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律推理 合宪性解释 价值衡量

导论：法律推理的基本特征

所有的法律人都要在不同程度上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确保法律裁判的工作不会沦为法官个人的恣意与任性，法律推理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与形式才能实现所谓之“正当的个案裁判”？[①]为什么会出现让法官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均颇感为难，拿捏不准的所谓之“疑难案件”？本文不打算对这些抽象出来的问题进行纯粹理论的探讨，而是希望针对一个在裁判中发生争议的疑难案件，通过具体展示笔者对它的推理过程，来为以上问题提供一个感性的认识。

在讨论案件之前，当然也有必要看一看法律推理的一些基本特征，并根据这些特征反观所谓的疑难案件出现的基本原因，然后再转入对具体案件的分析。

按照德国专攻法律逻辑的法学家恩吉施的观点，要理解法律推理的特征根本在于理解其发生过程遵循的法律逻辑是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即“在形式逻辑支配下的推理中，前提与结论之间不需要主观评价性的因素，结论是必然蕴涵在前提之中的，因此只要前提确定，结论就必然要发生。而法律逻辑的任务却在于在前提和结论之间要引入评价性的因素”[②].这一精辟的阐述的确点出了法律推理的几个重要特征，笔者把它们归结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诚如晚年的凯尔森对法律推理过程特点的一个概括，法律推理不是一个遵循因果律，而是一个遵循“归属律”的过程。[③] 在形式逻辑的规则下，由于结论本身蕴涵在前提之中，因此推理过程实际上就是前提作为结果的原因而发生必然的作用，这遵循的就是因果律，而所谓“归属”，强调的却是某一个事实由于人的意志或主观评价而“强迫”归入某一个具体规范，这一过程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意然”的，规范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法律科学称为“规范科学”。

第二，“归属律”如果用传统的法律推理理论进一步阐发，也就是强调法律的涵摄过程，但这一过程的关键却在于法律评价：为什么某一个事实能够归属到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之下，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官的价值评价，因此法律推理的更重要特征不在于依法律字面含义简单将事实与之对应，而在于法官要选择一个基本的价值基点对事实进行裁剪，以使得事实与规范的交流能够得以发生。

第三，同时，规范与事实的交流却不是“单向的”，而是“对向交流”的，此即恩吉施强调的法律推理是一个“眼光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之间往返流盼”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清楚了解某一个规范的确切含义，就必须依照一定的事实对其进行解释，此即所谓的“解释之相关性原理”[④]另一方面，对于赖以进行法律推理的案件事实究竟是什么，这又有赖于我们对规范的了解。比如你要确定某个案件事实是不是一个盗窃行为，那你就必须对什么是“法律上的盗窃”进行解释，而什么是“法律上的盗窃”又有赖于你对具体事实的理解。因此诠释学在法律推理中扮演了一个核心的角色，它强调法官要打破直线式的思维，要在自己的前见和“法感”（拉伦茨）的基础上通过某一个具体规范来“描述”事实，通过事实来“解释”规范。而在这一寻找规范与事实的相关性的过程中，价值判断往往是最为核心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相关性称为“价值相关性”。

下面，我们就要结合一个具有很大争议性的案件，来展示笔者对它的法律推理过程，以更深切的了解和证明上面给出的理论阐释。

二。

本论：对刘某诉江苏省A市烟草专卖局一案的具体分析

1.

背景：案情简介[⑤]

江苏省A市烟草专卖局根据消费者的投诉，对刘某涉嫌经营非法卷烟的商店进行监控，发现刘某经常从家中提取大量卷烟，送往其商店隔壁的缝纫铺进行秘密销售。该局遂予以立案。经过数日外围的查证，2003年1月9日，该局执法人员持烟草管理行政执法证及检查证，对刘某的住宅、商店及其相邻的缝纫铺进行检查。在刘某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从住宅检查出6个品种的卷烟计37条。另外，在缝纫铺也查获12条卷烟。经现场勘验，发现所有卷烟既无防伪标志，又无当地烟草公司印章，遂予以暂扣。刘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侵入住宅行为违法，并判令被告返还所扣卷烟。法院认为，被告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根据烟草专卖管理法等相关规定，在原告成年家人在场的情况下，持行政执法证及烟草检查证，对原告存储大量涉嫌非法卷烟的住宅进行检查，并未构成对住宅的非法侵害。 由于被告对所暂扣的涉假卷烟正在进行技术鉴定，故对原告要求返还卷烟的诉请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注：后原告不服并上诉，二审维持原判。理由基本相同）

2. 分析：本案法律推理发生的过程

（1）确定案件事实：本案法律推理的线索

案件事实就是法官能够赖以进行法律推理，作为推理小前提的事实，实际上我们进行法律推理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确定一个具体案件的案件事实，因为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同时解释规范和裁剪生活事实的过程，[⑥]案件事实确定了也就意味着可资适用的规范同时也就确定了，

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答辩，双方实际上是在论证两个相互对立的案件事实的存在：原告认为被告是在没有遵循正当程序的情况下，非法入侵他的住宅；而被告强调，被告的行为是在切实掌握了证据，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进入到“非法卷烟的存储地”（而不是住宅）行使行政检查权。在这两个陈述中到底什么是本案能赖以进行法律判断的案件事实呢？从这两个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案件事实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同样一个生活事件中可以提出截然不同的具有法律效果、可用作法律推论前提的案件事实，因此要判断何者为真，一方面要紧密扣住有关法律规范进行分析，看哪一个法律规范的要件与生活事件相类似，另一方面要从生活事件中发现产生分析的事实是什么。

从这样一个方法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一个主张是违法行政行为，一个主张是合法行政行为，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本案中“住宅”理解的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生产、销售、存储烟草专卖品的场所。”如果把本案中的“住宅”解释为“经营场所”，那么无疑以上两条规范的要件就可以适用本案的事实；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在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的住所或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实际上这四条规则构成了一个有关“住宅”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刑法从法律后果的角度确定了法律责任，而两个诉讼法则将住宅检查权明确的配置给了公安机关或人民法院。因此如果本案中“住宅”不能解释为“经营场所”，那么显然本案就应该适用以上四条规则所构成的“住宅保护”的规范。因此，在本案的法律推理过程中“住宅”就成为一个关键。

（2）

“住宅”还是“藏匿场所”“： 本案法律推理的关键

所谓法律意义上的“住宅”，我们会发现很难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义，我们在法律上也不可能采取列举式的方式明确规定“住宅”由哪些要件构成，[⑦]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只需要将事实与确定的要件对应就可以了。那么究竟如何做出评价与解释呢？我们可以看到，本案的特殊之处也就在于原告用一个日常供居住之用的空间进行藏匿卷烟的场所，这样一个行为是否使得该空间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的说，在法律上“住宅”和“经营场所”因为预设了不同的法律后果，所以这个空间不能既适用住宅保护的条款又适用违法经营场所的条款，否则就造成了规则的冲突，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对这两个法律概念在本案的裁判中做出选择。

其实正如前面所分析，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住宅，从而肯定生活中某些空间一定是住宅，比如住宅就是“供家庭日常生活起居的封闭空间”吗？一个乞丐组成的家庭在天桥下搭建的简易帐篷算不算住宅呢？可见，“住宅”并不能定义，而只能描述其基本特征。那么在描述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概念都有一个最为核心的地方，同时也有相对次要和边缘的地方，而究竟什么是它的核心地方，显然应该由法律规定这一概念的目的所决定或说由这个概念背后的立法价值所决定。法律为什么要规定“住宅”这个法律概念，最重要的价值不是肯定它的经济价值，也不是主要保护它的所有者的所有权，而是要保护其所有者的生活安宁与人格尊严，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用宪法条款来进行住宅保护的根本原因。因此住宅这一概念的核心部分无疑就是“他人在一般情况下不得随意进入的私人生活空间”，这个他人显然也包括了公权力主体。那么这一概念的边缘性部分则包括住宅可以采取的形式，住宅的其他功能，住宅的外部特征等等。这些因素不是不重要，只是根据法律最初设定住宅这一概念的目的来看，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不是核心部分。因此在本案件中家中藏有非法物品并不能改变这个家仍然是法律上的“住宅”的本质功能，仍然要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案中行政执法主体进入的是他人的住宅，而不可能把它说成是“经营藏所”或“藏匿场所”。虽有藏匿行为，但这个行为并不能改变这个场所的主要功能与性质，并不能由此就漠视其他更重要的价值。

（3） “住宅”背后的价值衡量

上面对“住宅”概念的分析告诉我们两点：法律概念的含义需要我们针对具体案件来发掘它的核心特征与含义，以此作为适用法律规范的依据，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赋予它不同的核心含义。于是第二个启发就在于，一个法律概念的核心含义是随着案件的不同而可以有所改变的，而判断标准就是法律价值。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一个法律概念的立法价值进行解释，法律为什么要规定“住宅保护”？法律为什么要规定“违法储藏场所”都不是因为它们的物理特征，而是由于它们和一定的社会利益与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因此作为法官，准确的发掘法律概念背后的价值并就相关价值进行排序就非常重要了。

一个完整的价值判断应该包括价值发掘与价值衡量两个步骤。法律推理首先是一个价值发掘的过程。也就是法官在推理的时候总要透过法律概念、法律条文发现其背后蕴涵的立法价值是什么。在本案中就明显体现为我们首先要透过“住宅”这一法律概念发掘出概念和规则背后的立法价值，以作为法律推理的一个起点。但更重要的是价值衡量工作。所谓价值衡量，就是对法律规范背后蕴涵的立法价值进行比较分析，以确定究竟用何种规范来调整当下的某一法律关系。按照阿列克西的论说，法律判断中的价值衡量（balance）尤其体现在宪法基本权利以法原则所表现的规范结构之中，从而是一种“基本权利之间的权衡”，但往往以对规范的解释与选择来进行[⑧]，这尤其出现在规范冲突的时候，表面上看对于同一法律关系将可能有多条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不同规范背后的价值可能会发生严重冲突，这个时候选择何种法律规范，就必须在个案中运用一定的方法与标准对各种价值进行具体的排序与衡量，其结果并不意味着不被选择的价值就此失效，而仅仅意味着在当下的案件中相对于另一个价值“分量不够”。[⑨]

在本案件中，我们无法很快判断究竟是适用“住宅保护的”的条款还是适用“违法储藏”的条款，就在于无法很快从法律上判断本案这个事实上兼有藏匿功能的生活空间究竟是“住宅”还是其他，那么就需要对住宅的核心特征进行解释与发掘。但同时，正因为法律概念背后总是隐藏着立法价值与利益的，那么对“住宅”的保护也不可能是无限度的，因为总会有一些更重要的价值需要牺牲一部分生活安宁或隐私的价值，才能很好的得以维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判断充满了裁判的每一步，在本案中，原告的行为并没有构成严重的违法，如触犯刑法，藏匿物品仅仅是香烟，因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价值判断：由于违法香烟收缴的价值不能凌驾于尊重私人生活的自由与安宁的宪法价值之上，那么并不能因为住宅藏有香烟就认住宅的价值在本案中已不重要，不是香烟，比如是犯罪嫌疑人或是，军火等严重危险品，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另外的价值判断根据现有的法律规范来选择不适用“住宅保护”的条款，因为这个时候虽然这个空间还有保护私生活安宁的价值，但由于它具有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其核心特征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可见本案法律推理的关键在于确立“住宅”和“藏匿场所”的判断标准，而这一标准的关键又在于我们根据社会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进行的价值衡量与判断。

（4）以宪法作为标准的价值衡量方法

价值衡量的方法非常多，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价值排序的相对客观与合理的标准，那么在本案件中这样一个标准就是宪法规范肯定的价值及各自分量。本案裁判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是一个涉及到宪法的价值衡量过程。我国宪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肯定了住宅的重要法律价值，并且通过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具体配置了可以对住宅进行执法的国家权力，又从刑法的角度规定了违反宪法规定的法律后果，应该说既从正面肯定了住宅的法律价值，又规定了住宅的价值也不是无限的。如果我们要进行价值衡量，无疑就应该以宪法秩序为一个客观的判断标准，看看案件的事实中究竟存不存在宪法规定的可以对住宅的价值进行限制与牺牲的情况。显然， 宪法只规定了两种情况，具体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而本案件中被告方主张的保护香烟市场秩序的价值并不在法律的规定中，即便被告行政主体认为原告行为有可能是犯罪行为也只能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申请侦察机关进行搜查，而不能自己执法，因为法律并没有配置相应的侦察权力给该行政执法机关。同时，这也启示我们，法官在进行价值衡量与选择的时候，需要以宪法秩序为基本的客观标准，而不能从自己的价值立场出发，需要通过援用，分析宪法相关条款及落实在部门法中的条款，来理解宪法对某些价值的排序与选择，从而作为法律解释的根本出发点。以宪法为基本秩序的价值序列进行个案的衡量与选择，这一原则是统一的，可以适用于各种情况，这也是本文的结论在法律推理的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地方。

三、

结论：对本案法律裁判的简要评说及一点理论议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本案的审理结果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进入到原告的住宅进行执法，但这是与宪法及相关部门法对住宅保护的条款有所冲突的。因为本案中被告进入执法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违法物品的藏匿场所”，而是具有住家功能的私人封闭空间。法官要认定这个时候应该适用“违法物品藏匿场所”的条款就必须进行价值衡量，论证“此时已不是简单的住宅”，而价值衡量的结果是本案被告所保护的价值并不能超过宪法所规定的住宅价值，从而应该优先适用住宅保护的条款，判定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笔者对这一案件的法律推理的思路归结如下：以确定案件事实为推理的线索，从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两个方面进行互相对应，在“住宅”还是“藏匿场所”这一问题上发现了价值评价的必要性，于是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合宪性解释）对这一生活事实中的“住宅”进行了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解释和评价，最终确定案件事实，作出法律推理的结论。其实这一过程再一次说明了评价性因素在法律推理中是多么重要，而一旦大前提和小前提得以确立，法律推论的过程又是多么自然和简单（遵循形式逻辑三段论），于是，避免司法裁判沦为法官主观任性的产物，其根本方向就在于确定一批能够正当化法律评价的规则与形式，而这一问题的阐发就留待笔者对法律论证理论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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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主张实在是德国当代影响法律方法与法律推理最大的评价法学的根本主张，参见[德]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6页。

[②] See Legal logic ，ed by Br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3

[③] See Kelse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egal theory， Clarendon press，pp77-78

[④]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尤其是第五章《法律解释》。

[⑤] 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张国香编辑提供，特此感谢。

[⑥] “事实”在法律推理中有三种类型：一是未经裁剪的“生活事实”，即实际发生的情况；二是法律事实，这主要是规范层面，也就是某一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要件；三是案件事实，在生活事实与法律事实进行交互解释后产生的可以作为法律推理小前提的事实，具体理论可见[德]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尤其是第四章《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

[⑦] 用更为专业的术语说，不能被精确定义的是“类型”，而不是概念，前者是一种“或多或少”的程度性范畴，只能描述其“文义波段”，而不能精确定义，具体理论参见[德] 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吴从周译，台湾学林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⑧] 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ee Robert Alexy， On Balancing and Subsumption： A Structural Comparison， Ratio Juris. Vol. 16 No. 4 （2003）……

行政检查的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行政公告；法律性质；司法救济

【正文】

随着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行政公告行为是行政主体不可或缺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在推动政府管理方式从封闭走向公开的转变，政府与人民间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程序上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权、知情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但违法公告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鲜见。因此，研究行政公告行为的司法救济，对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政公告行为的界定与特征

（一）行政公告行为的界定

学界对行政公告的研究并不多。原因就是行政公告行为很难归属于哪一类行政行为，而学者们对行政行为总是进行类型化讨论。事实上，行政公告种类繁多，很难简单地归属于哪一类行政行为。因此，对行政公告行为的概念要做一般性界定确属不易。尽管如此，我们试图作这样的定义：行政公告行为是行政主体基于一定的行政目的，针对某项具体事件或者法定事项以公开的方式普遍告知大众的外部行为。这一概念揭示了四方面含义：一是行政公告是行政主体的职权行为。也就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个人履行行政职权公告的行为，不包括行政主体以外的国家机关、法人、组织的公告行为以及行政主体私法上的公告行为。二是行政公告行为是针对具体事项或者法定事项的行为。如质量检验公告。有时则是针对法定事项的行为，如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空白刑法，台湾大法官释字第103号解释针对惩治走私条例第2条第3项规定“第1项所称的管制物品及其数额，由行政院公告之”。[1]在大陆法律中也有大量规定，需要国务院针对一定的概念作出明确规定的现象。三是行政公告行为是行政主体的外部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公报、报刊、网络等手段公开其意思表示，如果仅在行政机关的内部公布，则非行政公告行为。四是行政公告行为是公开告知公众的行为。告知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公众或可确定的多数人。行政公告有别于行政行为的通知，狭义的通知是针对个人所为的告知，行政行为的“通知是行政程序结束的标志，也是行政行为在法律上存在的起点，尚未通知的行政行为（还）不是行政行为，通知不仅是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而且是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2]《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或者《行政送达法》明确规定，一般命令、通过正式行政程序作出的决定和受送达人超过50人的计划确定程序以及收件人无法联系的行政行为都可以采取公告方式通知。因此，行政公告是公开而个别的通知方式。[3]在此意义上说，行政公告属于程序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当然行政公告也不仅停留在行政程序意义上，有时也表现为实体意义上的行政处分，如有时行政行为的对象并不具体明确，也往往通过公告为之。

（二）行政公告行为的特征

1．主体的职权性。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公告行为只能是行政主体依职权，一经就具有行政行为效力。其它主体也可以公告，但不属于行政公告的范畴。此特征仅从权力性质角度揭示了其权力及手段的行政职权属性，但并不是强调其权限的法律依据，行政公告有时没有法律的授权而是基于行政目的作出的行为。

2．性质的多样性。一般来说，行政法学研究的行政行为在性质上往往是单一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公告行为的种类是繁多的，其性质形态通常表现为多样性，部分是法律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部分是事实行为，既有可能是实体行政行为，也有可能是程序性行政行为。

3．方式的公开性。行政公告行为是普遍公开告知公众的行为，而其它行政行为一般是个别告知具体的行政相对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必须告知行政相对人才能成立和生效，一般情形下行政主体采取直接送达告知相对人的方式，但行政公告是在法定的情形必须公开或者不便于直接送达的情形下针对确定的多数或者不确定的相对人的以公开方式告知行政相对人一定事项、信息的行为。

二、行政公告行为的法律性质

研究行政公告行为的性质是研究行政公告行为司法救济问题的前提。行政行为的救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同的行为应相应设置不同的救济途径、方式和手段；反之，救济途径、方式和手段亦应与被救济的行为相适应，应根据被救济行为的不同特性设置，具有与被救济行为相适应的程序和制度。”[4]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行为的性质决定了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方式和手段。因此，研究行政公告的司法救济问题，必须先研究行政公告行为的法律性质。目前学界多将行政公告看作是行政事实行为，行政公告是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宣告一定事实或事件，本身不产生任何法律效果，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行政公告本身是否具有“处理”的性质，是否产生法律效果不能一概而论。在许多时候，行政公告作为行政法律行为（行政行为）而存在，可以产生、变更和消灭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作为行政行为的公告既可以表现为程序性的，又可以表现为实体性的。[5]也有论者认为，行政公告不是对其意指的法律现象性质上的概括，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特定行政目标的纷杂法律现象形式上共性的概括。并认为，行政公告作为法学概念，与现行行政行为具体范畴和种类是不同层面意义上的所指，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6]该论者试图从“法律现象形式上共性”的视角把行政公告作为一种与现行行政行为具体范畴和种类不同层面意义上的行政行为。这个研究视角很具有建设性，洞察了行政公告行为性质上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特点。但是没有揭示行政公告行为与其它行政行为性质上的关联性。因此，界定行政公告行为的性质应当既要揭示其性质上的特点，也要揭示其与一般行政行为性质上的关联性。通常行政法教科书在论及行政行为时，把它分为两部分讨论，一部分为单一行政行为，属类型化部分；另一部分则属非单一行为，往往涉及某一问题，订定完整的自成体系的规定，也就是所谓的法制度。[7]而行政主体的单一行政行为，以有无产生法律效果可以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法律行为一般又加以类型化，分为行政处罚、行政命令、行政契约等。事实上，在当今行政行为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此种分类已产生捉襟见肘的窘态。行政主体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其行为可能无法以所谓某一类型化的行政行为所能涵盖，会以不同的行为性质形态出现，表现为法律行为、事实行为等多种形态。如行政检查、调查的性质就具有多态性。行政公告同样也具有行为性质上的多样性。笔者认为，行政公告是以行政主体告知方式的特殊性——公开普遍告知公众为特征的归类方式的行政行为，而不是以有无产生法律效果等特征为归类方式的行政行为，其性质上表现为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等多种形态。

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是我国行政法学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处分的概念相近。近年来，这一概念受到了众多的质疑。但为了讨论的方便，笔者仍沿用此概念。具体行政行为性质的行政公告所指向的对象是可确定的多数人。它与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相近，属于行政处分的一种。一般处分之概念源自于德国法，主要以警察法为准，对象并非如行政处分仅以确定的个人为准，而系针对一个确定或可确定的人数为对象。其与法规的区别在于法规范是使用在一个不确定的人数上。在德国，一般行政处分有向可确定多数人颁布解散集会游行命令、事物有关的一般处分、使用关系的一般处分三种情形。在我国台湾地区，与德国一样，除了颁布解散集会游行命令公告外，还有公物之公告、特定之物或特定事件之公告。[8]在我国大陆地区，行政机关也经常通过公告行为对特定物或者特定事件向公众作出行政处理，这种类似一般处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性质的行政公告一般产生实质性的决定，是行政主体针对确定的或者客观上可以确定的相对人（多数），但向公众告知就特定事项做出具有法效意思表示的行政行为。如某公用通道废止通行的公告等。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性质的公告往往影响了相对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除了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确定的或者客观上可以确定的多数人外，具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其他特征，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和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