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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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基本功能范文第1篇

【关键词】智能化开关柜；结构；功能；方案

智能化开关柜的概念“智能化开关柜”与计算机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传感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电力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智能化开关柜作为基本元件，是电网运行自动化、工厂自动化(FA)、过程控制自动化(PA)、智能大厦等自动化系统的组成基础，由此形成的供电系统是自动化供电系统，即智能化供电系统。

一、智能化开关设备的发展

1.智能化低压开关设备380V、660V的智能化断路器是目前比较成熟的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化。其智能控制单元可以包括以下功能。

(1)监测电网的运行状况。

(2)监控负载：当运行电流超过整定值时，可按反时限特性发出。

(3)故障记忆功能：记住断路器分断时的状态。

(4)自诊断功能：当分断次数或温度超过设定值时，可发出报警信号。目前，相对低压设备本体而言，具有上述功能的智能控制器价格比较昂贵，大多数生产厂家都将各功能分开，制成相应模块，用户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根据对用户的调查，“监控负载”是最感兴趣的功能。

2.智能化高压开关设备(110kV及以上)高压开关设备(110kV及以上)的智能化近年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带有智能单元的SF。气体绝缘全封闭组合电器(简称GIS)，已经在很多变电站投入使用。出于运行环境的考虑，目前高压开关设备的智能单元仍局限于收集各种信号，通过接口与变电站微机监控系统进行通信，以及实现GIS内的断路器与其同一间隔内的隔离开关、接地开关、故障关合接地开关的可靠联锁。

二、智能化开关柜的特点

智能化开关柜是在常规开关柜上安装一个控制/保护智能单元，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现代传感器技术，实现测量、计量、保护、控制、记录、显示、通信、开关柜状态在线监视与故障诊断。

开关柜应具有与变电站监控系统、变电站综合自动化系统或智能配电系统进行通信的功能。将开关柜控制／保护智能单元的通信接口与上位计算机相连，应用现场总线技术，可组成分布式、网络化的智能配电系统。

智能化开关柜技术目前尚处于研究开发与应用初期阶段，有些技术难点尚未很好地解决，特别是开关柜在线监测的传感器技术有一定难度。目前，能达到应用水平的智能化开关柜主要是开关柜二次功能的微机化替代常规的二次设备。

三、智能化开关柜的结构

目前的智能化开关柜主要是用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控制/保护智能单元(或称为分布式自动装置)取代传统二次回路，并配备相应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关设备。其共同点是用微机完全替代常规二次设备。它简化了二次接线，提高了安全可靠性能，易维护，功能强；具有通信接口，为实现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和无人值班提供了基础。

控制/保护智能单元一般都以单片微机为核心，加上模拟量输入通道、开关量输入通道、脉冲量输入通道、开关量输出通道、液晶显示屏幕、操作键、通信接口以及电源等。

1.模拟量输人通道

直接与一次电流互感器TA(0—5A)和电压互感器TV(0—100V)接口。电流电压变换采用专用高性能的小TA、小TV，强电的电流0—5A、电压0—100V通过小TA和小TV转换成0—5V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通过低通滤波器和采样保持器，送人A/D转换器。采用交流采样技术，利用合适的算法算出电压、电流的初相角、幅值及频率，派生计算出P、Q和功率因数等参数。

2.开关量输入通道

采用光电隔离等抗干扰技术，来监视开关柜各种位置信号及断路器状态信号、操动机构储能信号及操作闭锁信号。

3.脉冲量输入通道

采用光电隔离等抗干扰技术，供脉冲电度表电度计量用。

4.开关量输出通道

采用光电隔离技术供断路器分、合闸操作用，并具有控制回路断线操作、操作电源失电信号的发生功能。

四、智能化开关柜的基本功能

1.测量功能。

(1)电网电压；

(2)线路电流；

(3)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素、电网频率等；

(4)有功电度计量、无功电度计量。

2.保护功能。

(1)线路保护速断、过电流、接地、重合闸、低频等保护。

(2)电力电容器保护速断、过电流、接地、过电压、低电压、不平衡电压、不平衡电流等保护。

3.信号断路器分、合闸位置；小车(高压开关柜)或抽屉单元(低压开关柜)位置信号；弹簧操动机构储能状态；接地开关分、合位置；闭锁信号、重合闸闭锁；闭锁控制回路失电及断线等。

4.控制断路器的分合闸控制。

5.故障录波记录故障前后2s(可选)内各相电压、线路电流、零序电流波形，并具有读出功能。正确读出每一时刻的幅值及相互关系。

6.远动通过通信网络，实现遥测、遥信、遥控、遥调“四遥，功能。

五、智能化开关柜的设计方案

1.硬件系统总体结构

智能化开关柜是在常规开关柜上安装一个控制/保护智能单元。控制/保护智能单元由单片机系统、模拟量数据采集系统、开关量输入朋出、串行通信接口、硬件时钟与自复位、人机对话及电源等模块组成。

单片微处理器(单片机)系统是控制／保护智能单元的核心，它由CFU和砌M、EPROM、E2PROM等扩展芯片构成。

对于智能型开关柜，可采用8位或16位的单CPU结构，国内目前大都采用16位CPU。由于测量和保护的数值计算量大，并要记录故障发生前后的波形，所以外扩一片RAM 6264。E2PROM 2817A用于存放保护定值和装置运行控制字等信息，可就地或远程调整修改。

2.模拟量输入通道

控制/保护智能单元要采集的信息包括交流模拟量和开关量。模拟信号来自电流互感器(TA)和电压互感器(TV)，但这些互感器的二次电流和电压量不能适应模数变换器(ADC)的输入范围要求，故需对它们进行变换。同时，智能单元还要与强电系统隔离。模拟量输入通道原理框图如图1所示。

隔离变换和电压的形成一般采用各种中间变换器来实现。但是，常规的变换器体积较大，控制/保护智能单元通常要使用多个这类变换器，这对于要安装在开关柜仪表门上和开关设备小间隔内的智能单元来说，显然体积太大。可以采用一种微型互感器。对于电流测量的隔离变换与电压形成采用微型电流互感器。微型电流互感器小巧轻便，能直接焊接在印制电路板上；全树脂密封，隔离度高；输入电流范围一般为0-60A，输出电流范围一般为0-60mA。用于保护的微型电流互感器与测量用互感器的要求不一样，前者的输入电流是电网故障电流。电网故障电流是一种暂态量，不仅数值大，而且含有非周期分量。这就要求互感器在承受额定电流10-20倍瞬时冲击电流时不饱和，波形不发生畸变。保护用微型电流互感器可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即可把电流输出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模拟量输入电路的采样保持、多路开关和模数转换环节可采用一块电子芯片，它是单电源、多量程，有多路输人带内部采样／保持和多路开关、时钟、基准电压的数据采集系统，转换时间很短。采用电子芯片能大大简化电路。

3.开关量输入/输出电路

开关量输入包括两类，一类是断路器等开关元件的辅助触点和继电器的接点状态，以检测这些设备的工作状态(开还是合)；另一类是智能单元装置本身的一些接点状态，例如开关量输出回路的继电器的接点和装置面板上的切换开关的状态。开关量输出包括断路器跳闸出口以及信号出口信号。

4.通信接口电路

控制/保护智能单元应有通信接口，可采用RS一485。RS一485为半双工通信，其最大通信距离为1200m，此时的数据传输速率为100kbit/s；如果通信距离为120m，则数据传输速率可达到1 Mbit/s。

为了简化通信机制，智能电器与系统机之间的通信可采用只有2条信号线的最简型连接。系统机(PC机)一方只使用标准RS一232C接口上的4个引脚：串行输入RXD、串行输出TXD、数据终端准备好DTR和请求发送信号RTS。系统接口电路，整个通信系统可由单片机部分、RS一232/RS一485接口转换部分和系统Pc机构成。单片机输出的1TL逻辑电平通过光电隔离后，可由MAX485芯片转换为RS一485电平，再由RS一232/RS一485光电隔离接口转换器转换为RS一232电平，输入PC的RS一232接口，反之亦然。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关柜智能操控装置功能将更加强大，它将更以一体化布局配套于开关柜，简化开关柜的面板设计，美化面板布局。除具有动态模拟指示、带电显示及闭锁、温湿度显示及其控制、验电核相、二次回路电压值显示、人体感应带电提示及柜内照明、语音防误提示、时间日期显示、远方/就地操作、远程通信等功能外，还将具有电力综合参数测量功能，测量参数为：三相电压、三相电流、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计量、无功功率计量等功能，使开关柜进一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参考文献

[1]段明江.高压智能开关柜的前景[J].广东科技2011(08).

[2]郑晓津.数字集成化与低压成套开关设备[J].太原科技,2010(06).

[3]黄锐,胡毅亭,马炳烈,陈网桦.开关柜内部电弧故障产生力和热的计算模型[J].爆炸与冲击,2009(02).

[4]刘军.10kV开关柜、环网柜引进中有关绝缘方面问题[J].甘肃科技,2008(16).

德育基本功能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法治；秩序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学者莱达・汉尼芬，虽然汉尼芬并没有对社会资本的内涵予以清晰的界定，但汉尼芬已经注意到了蕴含在人与人互动关系中的善意、友谊、同情心等社会资本对教育以及社群社会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处于社会连接纽带中的非物质性资源给予极大的重视。

1980年，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随笔》一文中，从社会学的角度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其后，布迪厄又在《社会资本的形式》中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予以明确的界定。“最初，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只是一种比喻用法，与其他多种多样的‘资本’形式没有两样”，①但是，随着布迪厄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得以初步确立。布迪厄的研究是从微观的角度解释社会资本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资格和社会网络相联系的一种资源或权力，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存在的，社会资本能够为个人获得声望并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

美国学者詹姆斯・科尔曼在布迪厄的研究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扩展性的研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特征、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特性和公共产品性质以及社会资本的产生与消亡等，从而将社会资本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一旦产生，就会使社会结构群体内的全体成员都能受益，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合理使用，不仅能够实现个人目标，而且能够促进集体行动目标的实现。科尔曼通过《社会资本在创造人力资本中的作用》一文，阐释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对于教育文凭的获得至关重要。关于社会资本的产生，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某些活动的副产品，其产生是非故意的过程。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社会资本置于社会结构层面进行研究，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从微观研究过渡到宏观研究提供了理论准备。

美国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在布迪厄和科尔曼的研究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概念扩展到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等宏观领域。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以新制度主义为切入点，通过对意大利南北制度绩效的差异来分析社会资本对政府制度绩效的影响，并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确定为信任、规范和网络和公民精神，认为社会资本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和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帕特南的这种宏观角度的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进入到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为后来的政治学者以其为分析框架研究民主政治以及公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999年，Routledge出版公司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同时出版了一本由简・W・范戴斯、马科・马拉菲、肯尼斯・纽顿以及保罗・F.怀特利等合编的政治学论文集，书名为《社会资本与欧洲民主》，②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以及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后，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从布迪厄系统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历经科尔曼、帕特南等学者的研究，社会资本引起学界的广泛研究兴趣，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进行的大量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各个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甚至成为决策圈解决现实困境的新思路。此后的学者如福山（Fukuyama）、奈克（Knack）、伯特（Burt）、武考克（Woolcock）、林南（Lin）等的研究使社会资本理论更加丰富。

二、社会资本的秩序衍生机制

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是组织网络、互惠规范、信任合作和公共精神，这些核心要素对于秩序的衍生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组织网络是秩序衍生的土壤

社会是一个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系统内部的功能协调直接决定了社会的和谐程度。从理性选择理论来说，经济人在其行动中，都是以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来决定其行为选择，但理性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却无法解释社会中的利他行为，“社会资本的出现可以被看做是修正或克服主导经济模型缺陷的一系列团体努力中的最近的努力，主导模型无法把非市场因素纳入对个人或团体的政治、经济行为的解释中。”③“社会资本通过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具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④

人类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在任何时代，社会成员只有生活在家庭或其他团体之中，才能获得必要的情感满足或物资支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既包括垂直结构的组织网络，也包括水平结构的组织网络，垂直网络的社会资本体现的是一种纵向的互惠与合作关系，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等级与依赖关系，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组织网络具有很强的封闭性，成员之间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而且信任半径比较狭小；而水平结构的组织网络的社会资本体现的则是一种横向的互惠与合作关系，起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样的组织网络一般都是开放的，其异质性比较强，不同的组织网络之间的成员身份具有交叉性，其信任半径比较大。社会组织网络的性质不同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形式不同，并由此决定了秩序的类型不同，垂直结构的社会资本由于具有很强的等级性，其秩序往往也是以权力的强制所形成的统治秩序，而水平结构的社会资本所支撑的秩序往往是体现自由、平等与人权等价值意蕴的法治秩序。

当今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处于“陌生人”社会，那么，人与人之前的联系更多的是水平结构的组织网络，即公民社团，“网络的定义就是，共同拥有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网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信息进入组织并在组织内流通提供了其他可供选择的‘渠道’”，⑤在这种网络结构中，不仅能够促进公民之间的团结，而且能够推动国家与社会的良好互动，所以说，在治理时代，以公民社团为主体的组织网络是秩序衍生的重要土壤。

（二）互惠规范是秩序生成的依据

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理论是采取集体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社会网络、资源如何嵌入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系统之中，但“秩序均衡与否，并不单纯是个经济学问题，而是有经济学价值的社会问题。”⑥尤其是法治秩序的建构，必须体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均衡，社会资本理论是借助经济学的相关概念和博弈论原理来解释法学问题，其视角具有鲜明的独特性。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体除了具有“经济人”的属性外，同时也就具有了“社会人”的属性，而“社会人”所具有的道德性就在重复博弈的社会关系当中体现出来，社会资本具有“义务赊账单”的属性，网络中的成员拥有某些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通过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和经济纽带连接在一起，网络成员之间的交往与市场交换不同，他们更倾向于进行互惠交换，成员之间的利他行为并不希望立即获得回报，因此与市场上陌生人之间的精细的成本收益核算有别。“社会资本的道德化就是将彼此原本偶然的、零碎的交换关系置换进道德关系之中，让原本没有联系、没有意义的关系以及那些裸的利益关系，通过关怀、感激、报答等方式变得含情脉脉，即以道德逻辑对网络中的成员加以整合，”⑦在道德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形成信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在共同的互惠规范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这些互惠规范则是共同体成员之间通过长期的重复博弈而逐渐形成的，那么，这些互惠规范作为作为网络成员信任与合作的依据，促进了自生自发秩序的生成。

（三）信任合作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在这个模型当中，由于二人无法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无法得知对方的行为选择，因此，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由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二者均会选择“坦白”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在缺乏信息交流的一次博弈中，会出现个人之间信任的缺失，并导致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背离，更是说明了个人的“私恶”不能够自动实现“公益”。

信任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复杂社会网络由若干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智能性社会主体构成，并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凸显社会系统的整体性结构特征”，⑧在现代高度流动的社会中，异质群体之间的合作必须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否则必然陷入“囚徒困境”。社会资本理论将“经济人”放入网络结构中进行思考，理性“经济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从经济学来看，理性“经济人”为了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利益，在一次性博弈中因信任的缺失很可能会陷入“囚徒困境”，但由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选择并非是一次性博弈，而是重复博弈，那么，在重复博弈过程中，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任何一方都会为了避免惩罚而选择互利的行动，因此，双方就会建立彼此的信任，信任是道德共识形成的前提，而一个社会的形成需要强大的道德基础作为支撑，没有信任就不会有合作和共同的价值观，从而促进了合作的实现，这种合作会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进而推动体现自由、平等等法治精神的秩序的生成。

三、社会资本的法治功能

在当今时代，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网络中的一种资源，对于法律秩序的生成具有重要的支撑功能。

（一）为法律制度提供伦理道德支撑

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则并进行实施是各个国家进行法治建设的必然举措，但并非法律制度的完善就意味着法治秩序的自动生成，法律的有效运行需要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支撑。在当今时代，虽然正式的法律制度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支撑，正式法律制度的运行必然面临更多的阻力。社会资本中所蕴含的社会规范是社会公众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形成并体现基本的伦理道德的非正式规范，而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合作则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的非物质性资源，“新时代的伦理道德，无疑要扎根于个体化、理性化、自主化、多元化的‘陌生人’的社会生活之中，扎根于人们互动交往的行动和关系领域，因而也就扎根于社会资本中的网络、信任、规范、互惠、合作关系之中”，⑨那么，法律制度必须根植于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才能被广泛接受并内化为人们自觉的行动准则，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丰富，那么，人们之间就更容易达成信任与合作，这种信任与合作，一方面使社会关系通过非法律规范即可以获得调整，从而减少了法律运行成本，另一方面，即使一些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但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对社会公众的约束使其愿意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矛盾和冲突，这也会减少法律运行的阻力。

（二）增强社会整合与自治能力

在治理时代，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强无疑为法治秩序的生成提供重要的社会根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只有具备自我整合与自治的能力，才能够成为治理的主体，如果社会呈现碎片化的样态，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与合作，那么，社会自治能力就会非常低下，更无法形成集体行动，并最终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首先，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社会的整合，以实现权利之间的平衡。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也常常处于冲突状态，而社会资本则能够通过非正式规范、信任与合作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权利的横向平衡，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其次，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社会制约国家的能力。社会单独的个体无法对抗强大的国家，更无法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而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凝聚效应，将社会公众整合成强大的社会权力，并以社会权力来对抗国家权力，通过政治参与和纵向的权力分解，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蚀，并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再次，社会资本能够增强社会的自治能力，推动有限政府的建立。在国家权力运行界域之外是社会的自治空间，如果社会自治能力不足，那么，则无法承担这一自治使命，为维护秩序，国家权力就必然要涉足这一领域，而社会资本通过培养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和公民精神，使社会成员具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那么，社会就可以对国家权力进行分解与分担，从而防止权力的无限扩张并推动有限政府的建立。

（三）推动民主的发展与完善

社会资本理论通过对个体与整体利益的协调，通过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以及关注公民的公共精神在秩序生成中的核心价值，使秩序的生成机制更加具有法治内涵。

良好的民主机制是推动法治秩序生成的重要条件，治理时代倡导多元主体的多元治理，与治理理论相适应的是协商民主的兴起，协商民主是民主发展的新的转向，是对代议制民主的纠偏与完善。民主的实质是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单独依靠国家进行法治建设容易因过度迷信建构理性而导致权力的膨胀，如果过分夸大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则容易出现丛里法则而丧失基本的公平与正义，而社会资本理论则能够通过信任、规范、网络等要素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实现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的耦合，从而为法治建设寻求最佳的动力机制。“协商民主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因为协商引起反思性，所以，参与民主过程的个体会自觉的改变其想法和偏好”。⑩但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与合作，只是从私利目标出发进行测量选择的话，协商民主就根本无法实现。协商民主所要求的公民所具有的包容、合作的公民精神正是在网络、信任与规范中形成的，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核。也就是说，如果社会资本存量丰富，那么，这个社会的公民的信任与合作意识会增强，这对于在民主协商中达成基本的共识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解：

①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②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③[美]鲍伯・爱德华、米切尔・W・弗雷：《超越普特南的公民社会与社会资本》，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④[英]肯尼思・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冯仕政译，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⑤[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王胜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⑥司汉武：《制度理性与社会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⑦王雨磊：《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再澄清与再阐释》，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⑧范如国：《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德育基本功能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家具设计；价值评价；功能；成本

以价值工程为基础来对家具设计方案进行评价，首先要对家具产品的功能与成本进行合理分析，特别是家具的功能。只有通过合理分析，整理好家具各种功能与成本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建立起相对客观的评价体系。

一、家具设计中的功能分析

功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不同领域功能所指的具体含义不尽相同。在工业技术、设计制造领域通常是指一种产品所具有的特定职能，或者说能提供给人以某种功用或用途。不同的角度，功能可以被划分出多种不同的类型，比如，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出发，功能可以被划分成实用功能、外观功能和象征功能；从人类心理认知的角度出发，学者张乃仁则将功能分为实用功能、认知功能和审美功能。而我国国家标准认为，产品的功能应该被分为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整体功能和设计功能、标识功能和惯例功能。综合以上情况，产品的所有功能实际上都可以被归纳为两大类：物质和精神。物质就是我通常所指的使用、实用、功用等客观；精神就是外观审美、品位象征等主观。家具作为一类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将会越来越注重精神功能的提升。

1.家具的物质

家具的物质具有客观性和实在性。作为一种人们生活的必须品，家具总是要被人们这样或那样的实际使用，这种能够被人们实际使用的感受、功效与用途便是家具的物质。物质的概念过于宽泛，把握起来较为抽象和模糊。实际上，物质概念的建立更多的是依赖于人们使用家具的各种直观感受，比如：有什么用？如何用？是否好用？等等，而这种使用感受实际上又受到多种物理因素的影响，比如：结构是否稳定、工艺是否精到等等。也就是说，家具的物质可以从结构、工艺等角度进行阐释与体现，是合逻辑的。那么到底以几个角度来进行阐释会更显严谨呢？从国内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看，采用结构、材料、工艺三个角度的较多。我们认为，仅有这三个角度仍不够全面，还应加上“使用”这一角度，因为“使用”是人们对家具用途的直接感受和客观感受，这种感受也是“物质的”，加之使用与结构、材料、工艺在概念上也并不重叠，因此，把“使用”纳入阐释之列是合理之举。换句话说，使用与结构、材料和工艺共四个角度刚好可以完整涵盖家具物质这一概念。

2.家具的精神

对家具的精神进行分析是一项值得探索的任务，挑战性很强。因为精神具有主观的不确定性，把这种主观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客观的可确定性，首先需要逾越认识的障碍，也就是说，精神可以由哪些角度来阐释和体现，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认为，家具的精神应该包括认知与审美，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家具的外观和品味等。综合国内前期研究，大部分学者认同从一般美学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家具的精神可以从四个角度来阐释和体现，分别是认知、审美、品味（或文化）、服务。这四个角度具有逻辑层次性。认知是精神感觉的第一关，是家具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途径给予人们的第一个信息刺激，形成人们的知觉印象，他告诉人们这个东西能做什么用？如何用？怎样用？认知结束后，接下来才是审美，这是更高一层的人的精神活动。这两层活动完成后，接下来就应该是更为软性的文化、品味、象征、内涵等给予人们的高级精神刺激，我们可以统称为品味，这三个都是家具产品给予人们的单向信息刺激。除了单向信息刺激外，家具产品背后的企业文化、企业品牌、后期服务等等，这些隐性内容也可以一并归为精神要素，因为这些同样是构成家具产品整体形象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些要素我们可以统称为服务。由此可见，大多学者认为家具精神可以由认知、审美、品位、服务四个角度来阐释是有一定道理的，直接以这四个角度来建立评价指标，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直接以认知、审美、品位、服务这四个角度来进行指标采集却面临很大困难，因为这四个角度所体现的含义非常抽象，彼此之间的界线也并不十分明确。比如认知与审美这两种心理活动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把他们单独区分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伴随着审美，审美又常常包含了认知，甚至是品味。因此，我们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应该把持“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则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应尽量把过于抽象的描述转换为具体的、有明确界限的描述，这便于我们后面的研究。我们知道，在认知、审美、品位、服务四个要素中，审美要素对精神起决定性影响，权重非常大，即使是家具的认知功能往往也是通过审美功能中的造型来实现，因此，审美功能三大核心内容：造型、色彩、装饰完全且必须独立出来。相对于审美要素，服务、品牌、文化等软性要素的权重要小得多，它们都属于品味的范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造型、色彩、装饰再加上品味共四个角度来代替先前的认知、审美、品位、服务。也就是说，造型、色彩、装饰、品味四个角度所包涵的子因素，实际上也完全涵盖了认知、审美、品位、服务四个角度所包涵的子因素，对造型、色彩、装饰、品味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对认知、审美、品位、服务的评价。从实际操作的看，以造型、色彩、装饰、品味为角度进行数据采集要比以认知、审美、品位、服务进行数据采集方便得多，且区分度更明确。因此，家具的精神以造型、色彩、装饰、品味为角度进行阐释与体现可行的，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

二、家具设计中的成本分析

成本是指为设计、生产、销售一定种类和数量产品所支付的费用总和。家具的设计成本是指家具企业在进行家具设计时，借助一定的虚拟制造技术，根据方案中预先规定的使用材料、生产工艺、运输管理技术等而估算出来的产品成本，它是一种事前成本，并不是实际成本，也可以说是一种预估成本。这种设计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续生产制造的实际费用，因此，在家具进行方案设计时就考虑到成本的控制往往显得非常重要。通常来说家具的设计成本包括3个部分：材料选用成本、加工成型成本、运输管理成本。但是，设计成本终归不是实际所花费的总成本，在分析实际的总成本时，我们通常以家具产品从概念产生到销售完成的整个过程为依托来考察的。也就是说，家具产品的实际总成本是由开发成本、原料成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销售成本五个部分组成。

三、家具设计评价体系构建思路

以价值工程为基础来构建家具设计评价体系，需要借助价值工程的表达公式：V=F/C；V为“价值”，F为功能，C为成本，同时，还需要把感性工学则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和方法融入其中，以解决精神的测评问题。整个评价体系分可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目标层，即设计价值的最终结果，对应价值工程的V；第二个层次是项目层，对应于价值工程的F、C要素。第三个层次是维度层，也就是具体从哪些角度、哪些方面来展开对家具产品的评价，第四个层次是指标层，是最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总的来讲，第三层和第四层的构建则相对具有探索性，特别是第四层的构建。

参考文献：

[1]胡树华.产品创新管理[M].科学出版社，2000.

德育基本功能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工学结合理念；韩国语学习；基本技能

前言：近年来随着我国与韩国交流的不断增进，社会对于韩国语的应用型人才需求不断增长，这就要求学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该着力提升学生的韩语基本技能以及实践应用能力。因此学校的培养模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在工学结合理念的指导下，开展韩语教学能更好的提高学生的韩语应用能力，使学生在走入社会后更好的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同时通过引入工学结合理念，也是提高学生竞争力，促进韩语专业健康发展的有效策略。

一、韩国语学习课程体系的现状分析

韩国语课程学习中不经要为学生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同时还应该培养学生的韩国语实际应用能力，尤其是要培养学生使用韩国语处理日常生活事物的能力以及进行涉外活动语言交流的能力。以工学结合理念为指导的韩国语教学是将学生放置在真实或者模拟的环境中，要求学生运用所学韩语基本知识来实施实际的操作，进而培养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这种教学模式是适应市场和企业需求的一种有效的培养教学模式。然而目前在韩国语教学中要想真正的实现工学结合，还存在较多的困难，主要是应为相关的涉外企业中不愿意接纳大批韩国语学生进入实训，因此学生主要是通过校内的实践活动了进行学习，也有部分学生自己联系企业进行实训，然而由于指导方面欠缺的原因，致使实际的实训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教学模式继续改革。

二、工学结合理念下韩国语基本技能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

（一）在传统汉语教学基础上，注重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工学结合理念下韩国语学习中实训课程的主要任务是在进行传统汉语知识学习的基础上，以提升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为目标而开展的语言实训课程。在教学别注重学生的实训，通过实训来激发学生对韩国语基本技能的学习热情，同时将韩国语学习融入到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中，从各个层次上提高学生的韩国语基本技能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提升学生的语言实践应用能力，将学习中的相关硬件设备以及课程教学安排和学习制度和学习评价等进行有机结合，为学生的应用能力提升创造条件[1]。

（二）以教师为指导，为学生创建不同学习情境

在工学结合理念之下，韩国语的教学实训中主要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学生通过在不同的工作场景下，根据不同的实训题材进行联系，最终实现学生基本技能的提升和韩国语交际能力的提升。例如为学生模拟创建外贸公司的工作场景、机场环境、旅行社工作环境或者是涉外酒店环境等，通过为学生创建不同的学习场景来提高学生不同的语言技能水平，培养实用型人才。

三、工学结合理念下韩国语学习模式研究

（一）创建四位一体的教学环境

首先是为韩国语学生创建一个四位一体的良好教学环境，这种教学环境与传统的教学环境存在很大的区别，完全改变了传统教学课程中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将课堂教学内容、校内的集中实训、校外的封闭式实训以及企业的定岗实训进行有机的结合冰荣威议题，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环境，能够更为全面系统的对韩国语学生进行韩语基本技能的强化训练以及口语技能的强化式训练，通过这种培养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韩国语技能水平和应用能力，有效的满足了企业的用人需求[2]。

（二）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第二就是要强化教师队伍的建设，应该将学校中的专职教师同企业当中的兼职教师充分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种教师的不同作用，全面提高学校的实践教学水平和能力，这样通过校内专职教师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通过企业兼职教师能够更好的针对企业需求进行人才培训，全面提高学生的韩语能力，并适应市场和岗位需求。同时学校还可以引进来自于校外企业中一线的导师，使其直接参与到学生的韩国语实训教学当中，并进行全面指导，提高学生韩国语基本技能的同时，也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三）注重以提升就业能力为导向的实训内容开发

最后就是在学生的培训过程中应该进行市场调查与分析，弄清企业岗位需求，针对需求进行培训，全面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以适应岗位需求。要着重分析企业岗位的能力需求，并调整和优化教学内容，确保教学体系具有实用性、开放性以及职业性特征[3]。

结语：韩语专业学生在学习中和就业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韩语的听说能力有限而无法达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因此学生难以把握住良好的工作机会。而通过以工学结合理念为指导，开展学生的实训课程能够使学生在学习韩语的过程中将语言知识更好的同实际工作岗位中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就从根本上提高了韩语学生的韩国语基本技能以及口语表达能力，很好的解决了学生在就业中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孙姬州，李柏令. 中国韩语学习者的韩语对其母语拒绝言语行为的影响研究[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4，12：72-75.

德育基本功能范文第5篇

电视购物（tv shopping），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集宣传、组织销售为一体的社会商业活动”[2]；具体而言，就是指“借助电视这样一个平台，通过电视的艺术手段，生动详细地宣传、推销商品，观众可以通过电视屏幕上显示的联系方式进行电视预购、银行转账、电子付费等，卖方将商品通过物流配送达到消费者手中的便捷销售方式”[3]。

在上述概念的表达之外，从电视购物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还可以看到：1982年，世界上首家电视购物公司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创办。接下来的卅年间，被称为“零售业第三次革命”的电视购物，在全球范围拓展开来，并于1990年代中期出现在我国电视屏幕上。时至今日，虽然伴随着政策监管与社会舆论的诸多质疑与非议，但是电视购物作为中国广电产业的第三大收入支柱（另外两个是广告与有线网络），它的地位与作用决不能为业界、学界所忽视。

不能忽视，那又该如何重视呢？纯粹道德、伦理层面的评说、指摘，或者规制、政策层面的解读、研判——在笔者看来，已然汗牛充栋，但却隔靴搔痒。它们解决的只是“应然”层面的问题，而在“实然”层面却难有突破。于是，笔者在此结合特定案例（东方购物），就其展开质化调研（主要是访谈与观察），以期进入动态、具体的生产情境，从而对电视购物的本质、机制、功能做出初步的阐释，并基于此，在转型中国与媒介化社会的大格局中，审慎反思若干可能出现的问题。

电视购物的本质

在新媒体、全媒体、媒介融合等趋势性话语及其实践中，电视，作为一种典型的传统形态，总似尴尬与被动。但正如一位资深业者所说，“所谓新媒体，不应该仅仅是指互联网媒体，重要的是能够从自身定位出发，探索实现新型媒体功能”[4]。如果把这句话放入电视媒体的讨论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对其定位与功能的重新认知，将再造出另一块阵地、另一份生机——电视购物，就是这样一块阵地，这样一份生机。

根据笔者所获数据，smg旗下的东方购物在2009年的销售总额是28亿元人民币，2010年达到了50亿元。先来看28亿，在2009年，东方购物以此成为中国电视购物行业的销售冠军，位列其次的是快乐购（21亿），排名第三的是此前几年的“老大”橡果国际（19亿）；再来看50亿，smg全集团2010年总收入是110亿元，这也就是说，东方购物占据了集团近五成的收入——诚然，数据在很多时候不能反映“真实的故事”。不过，从访谈中，笔者发现，虽然自豪于这些“漂亮的数字”，但smg相关高管也清晰认识到“我们不追求纯粹的利润率增长，相反，利润率的下降才是当前目标。当利润率的增长超过一定数值时，我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回馈消费者与供应商，提升服务体验，并非一味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样或许才是一种健康、透明、可持续的发展路径”[5]。

基于上述数据与话语，先来探讨一下电视购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

首先，在一个媒介化社会的大格局中，民众的消费兴趣、习惯及行为，很难脱离媒介—社会的架构。媒介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开拓他们的各种能动性（其中就包括消费能动性），并通过这种开拓获得利好。这种利好，既有社会效益层面的，也有经济效益层面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利好，必须是相互的。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荧屏里无数的“一锤子买卖”以及“忽悠总动员”已经使得电视购物与观众之间利好的相互性岌岌可危。而东方购物等机构正是因为看清了“究竟是什么”的本质，从而走向了良性的互动发展道路。

其次，电视购物，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媒体行为。于是，在销售收入、收视效果的量化诉求之外，更要多问几句“观众为什么要通过电视来买东西”、“电视台为什么要通过节目来卖东西”。如果买东西买回了牢骚，卖东西卖完了口碑，那么，这种买卖行为的意义在哪里？当然，前文已经强调过，不能只从“应然”层面提问、回答。可是，“实然”层面的思考如何进行呢？以笔者通过观察，“设身处地”是一种并非终极却可不断修订的法则。比如，在东方购物，有这样几个细节：为了让呼叫中心（call center）普通员工有更好的工作状态，没有将办公楼层设在一楼，而是特意放在三楼，为的是阳光好、空间感足，让这些处于比较底层、进行简单重复工作的员工有一种“被认同感”，他们的这种“被认同感”将直接通过电话传递到观众一端；而为了让观众放心购物且安心收货，东方购物在上海地区的送货员都选用本地人，在不同区域也会固定人员，这样送货与被送货的人之间关系建构，在语言使用（上海话）和熟悉程度上就更加到位——无论是接线员与送货员，这里都体现出一种“设身处地”的意味。

节目生产的机制

电视购物的主要承载，还是节目。但对于购物节目的理解与解释，不能只停留在荧屏上，而要有意识地进入到荧屏背后，探究其具体的生产机制。在一定的媒介—社会情境中，如若从机制的视角切入阐释，那么，就要观察“有方法的过程”，也要知晓“有过程的方法”。

电视购物的节目生产，与常规节目的生产不同。在与东方购物部分业者交流时，笔者获得的一个印象是“既是电视台的，又不是电视台的”——很多节目线的工作人员，都是从电视台传统岗位过来的，他们会有一种先天的归属感与认同；但由于做的是购物内容（大部分还是直播），节目随时与作为潜在消费者的观众发生着实打实的商品关系，于是，一种公司意识、销售思维也在具体的生产情境中弥漫。

在东方购物的频道驻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smg演播中心），这里的生产节奏比一般节目稍快一些。650 m2、400 m2、250 m2三个演播室每天录制、搭拆景的频次很高。特别是自2010年4月，东方购物频道正式开播（之前是占用兄弟频道的某些频段）以后，直播大幅增长，每天超过10个小时。在直播节目中，主持人需要在实时状态下展示、测试产品，这里就有两个在机制层面的有趣细节：其一，正是因为实时，所以可能会出现意外，比如有产品会因为种种原因（并非质量问题）产生不理想的实验效果，可能也就直接播放出来了。但若细想，这种小概率的意外，其实正好反映了节目、节目中产品的真实与可靠。因为，在某些直销类电视片中，电视观众看到了太多完美、乃至超越完美的荧屏呈现；其二，也是因为实时，感兴趣的观众会打电话进来，向接线员具体询问某产品的某些指标、属性。这时，接线员就会通过耳机把观众“所惑”报告给主持人，接着，在现场的主持人要就观众“所惑”进行有针对性的“解惑”。

除了主持人要解决把产品“说得明白”、“展示明白”的问题，一档购物节目的幕后团队更要把产品“拍得明白”——在具体的制作环节，东方购物自2004年创办以来，通过六年多的时间，从自己摸索入门到学习合作方韩国cj[6]的整套模式（format）再到根据本地观众进行二度调改……在今天，同样一件产品，上海区域推出时，可能会夹杂几句上海话或者“上海普通话”；而在其他区域[7]推出，可能就会针对当地习惯，在话语表达、展示重点方面做一些微调，比如在成都，若涉及到烧菜环节的展示，那就要多放油与辣椒。

电视购物节目，必须具有充分的观众意识。这里的观众意识，与其他的常规节目不同，并非体现在收视率等抽样指标上，而更多地体现直接的购买行为上。为了做此次调研，笔者也较长期地收看了上海东方购物频道的节目，就发现：除了主持人、模特以及产品自身的展示，若干热心观众（前提是真实的热心观众，而不是“托儿”）也愿意上节目“现身说法”，告诉电视机前的其他老百姓，某款产品用起来究竟怎么样。在与业者的交流中，笔者也了解到，目前的购物节目一般还没有带现场观众，以后还会在这一方面拓展空间。

社会功能的实现

在传统意义上，媒介组织及其生产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告知（to inform）、教育（to educate）以及娱乐（to entertain）方面。电视购物的社会功能，最显而易见的是售卖功能（to sell）的延展。不过，基于笔者的调研，可以发现：在其社会功能的具体延展中，还有若干有质感的细节值得思考。

首先，在商品的售卖之外，更有一种理念层面的引领。比如在东方购物卖出名气的“双立人”牌刀具。上节目之前，这一品牌由于昂贵的价格，基本上难以打开中国市场。但通过东方购物的平台，强调了“现代家庭刀具分类使用”的生活理念[8]。这种生活理念，在节目中通过具体而微的诸多环节得以展示，深入心中。又因为电视购物的价格相较市场上更便宜，“双立人”逐渐在销售方面得到利好。类似的案例，还有面包机、无烟锅等。那么，从东方购物的角度来看，通过这些具体的产品，它也逐渐在观众心中变成一位生活理念及方式的媒介引领者，而非简单的商品售卖者。

其次，东方购物通过多年的生产实践，成为一个与中高档商品良性互动的传播平台。除了黄金、房产、汽车、裸钻等大宗商品之外，在东方购物，更常见的是数码产品、家庭用品等方面的中高档品牌。一方面，它通过几近严苛的qc（质量控制）部门与每周举行的产品评鉴会，挡住了只是廉价诉求乃至信息“注水”的商品，只留下了具有品质保证的商品；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东方购物的严格筛选，能够留下的商品在售卖时先天拥有了一种观众信任度。而这种观众信任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产生一种微妙的广告效应。于是，良性的互动产生了：由于拥有一定的广告效果，上节目的品牌在价格方面又会让出一定的空间（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优惠、送礼）；而价格空间的出现，自然又会让观众更加认可东方购物这一平台及其中售卖的商品。

再次，由于东方购物逐渐通过合资公司与落地牌照的方式，在全国其他区域开播节目。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公认“上海货，质量好”的思维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得以延续（事实上，目前在东方购物平台热销的许多产品，在其他平台上也卖得很好）。于是，基于电视购物的一种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互动，也在荧屏上通过看节目、打电话、买卖商品得以达成——这一特殊的传播效应，目前虽不明显，但具有持续关注的意义。

最后，由于东方购物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顾客管理系统，拥有300万顾客的实名数据。这些数据，除了对媒介组织节目生产及业务拓展具有极大的助益之外，还能够与社会经济大环境相互对比、分析，并详尽获知广大民众的消费兴趣、习惯及行为模式。如若进一步开发此间的潜力，电视购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形态，就不只是“在电视上卖东西”而已，或将会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大势之间一道通畅的“信息走廊”。

若干问题的反思

smg副总裁张大钟认为：东方购物，在接下来十年中将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总额；在整个中国，电视购物将很快超过有线网络，成为广电行业的第二大收入支柱；而放眼全球，在整体走向疲软（欧美大型电视购物公司出现倒闭、变卖资产情况，台湾东森出现负增长）的产业环境下，中国大陆的市场潜力极大，将可能成为“世界电视购物大国”[9]。

笔者将上述话语看作是一种“理想愿景”，事实上，东方购物也已经建构起一套与全球其他同业不一样、走中高端路线的“中国模式”。但是，毕竟我们还在通往愿景的路上，所以应该对若干问题做出学理反思。在文末，简要提出若干反思问题。

首先，上海的案例在全国是否能够成功复制？众所周知，上海这座城市，在社会、文化、媒介等方面的前沿性，特别又在商业、金融、消费习惯等方面的领先度，让东方购物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身处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任何媒介组织，它的节目、产品必然会受到大格局与具体环境的影响，而非简单的商业或节目模式复制。

其次，电视购物的观众是“女性、45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初高中教育程度群体、个人月收入在1401～2600元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以家庭主妇为代表的无固定职业群体观众所占的比例较高”[10]。那么，如何使爱上网购物、不爱看电视的年轻观众建立电视购物习惯？或者说，如何让他们建立在电视购物主导的全媒体平台上的购物习惯？

再次，目前中国的电视购物，在生产机制及传播形态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购物节目的模式、类型，主持人的专业性、名望，各种电视化手法的使用，特别活动的创意，观众参与的深入……都还有待提升。

最后，电视购物如果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零售渠道。那么，它与国内外经济格局、企业生产行为的互动是否能够更加深入？以及，当面对不利局面的时候，又能否拿出恰切的应对措施？

以上的反思问题，并不全面，也没有“应然”的答案。唯有通过具体情境、具体时期的审慎思考与务实践行，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或部分完成“理想愿景”。

 

[注释]

[1]本文为国家广电总局2009年度重点项目“中国电视购物发展与政策监管”的成果之一。

[2]《2010中国电视购物行业研究咨询报告》，中研普华咨询公司，第1页。

[3]同2。

[4]牛文文：《卷首语》，《创业家》创刊2周年特刊，第1页。

[5]根据笔者与smg副总裁张大钟的访谈，2010年12月24日。

[6]smg与韩国cj家庭购物株式会社在2004年合资成立上海东方希杰商务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前者占51%。目前的股权情况发生了变化，smg占45%，韩国cj占30%，同方股份占30%（按2010年数据）。

[7]东方购物生产的节目，可以在本地的东方购物频道（24小时），外埠的南京信息频道、成都每日购物频道（24小时）、成都影视文艺频道、杭州生活频道、昆明经济频道、甘肃经济频道、苏州图文购物、无锡图文购物看到（按2011年数据）。

[8]根据笔者与smg副总裁张大钟的访谈，201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