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诉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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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诉讼特征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高校处分权；现实评价；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一、问题的缘起
在我国，近年来频繁不断的有关“受教育权”的诉讼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有资料统计显示目前高等学校被诉主要案例按诉由不同可分为八类①：一是考试作弊被取消学位的；二是考试不及格被取消学位的；三是英语未过四级被取消两证的；四是学校侵权未尽义务的；五是学生在校期间被无故侵害的；六是学生因违反校纪校规被退学的；七是学生非法定原因未被学校录取的；八是学校乱收费的。上述八类纠纷涉及到了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争议为主要表现。我们发现，在各种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认为“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这说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九十年代《行政复议法》的颁布，以及《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中有关教育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为教育法律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多种备选方案和渠道，确定了制度选择的范围和空间。但这个貌似宏大的体系却忽视了高校学生不服学校行政处分的救济。学生在遭受学校开除、退学等处分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由于教育行政救济制度的建设因为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激烈争论而一再迟延。由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这是令人遗憾的。
教育部在2005年颁发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作为一部行政规章，它在解决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生受教育权法律纠纷中的作用是有限的。限于篇幅，本文在各类教育纠纷中选择高等学校行使行政处分权而产生的纠纷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建立学生权益救济制度提供一些思路。
二、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解析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权是高等学校自主权的组成部分，按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学籍管理权；另一是对学生的处分权。这种处分权是指高等学校依据法律、法规或其内部管理制度对违犯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的学生实施惩戒的权力，即通过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损害受教育权或者使学生丧失受教育权的一种权力。处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受教育权的概念是从公民与国家权利义务关系出发，强调受教育权概念中的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因素，把受教育权视为社会权。正如劳凯声教授所言：“在法学理论中，尽管对权利的分类和表述存在不同看法和做法，但受教育权都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一范畴，是公民为自身利益，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权利，是公民从国家那里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权利。”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为接受教育而要求国家依法作出一定行为或履行一定义务的权利”对此，日本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受教育权是要求国家对教育的条件设施及对教育机会给予积极的关照，从而使之充分实现的权利。它与生存权一样，具有要求国家给付的社会权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这种处分权并不导致学生受教育权的彻底丧失，它只是对一个学生在一个特定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过程的终止。学生以侵犯受教育权为由对学校的处分提出起诉，理由并不充分。
一般认为，高校处分权的法律依据源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授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力。《高等教育法》第4l条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的校长有权“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教育部《规定》第52条也秉承法律的规定，明确要求高等学校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从上述法律和规章规定来看，高等学校的处分权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法院受理的主要是要求学校颁发两证即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案件，对于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而状告学校的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受理之后大多也驳回起诉。法院认为，学校根据《教育法》和《规定》，行使独立的处分权，对犯错误的学生进行处分，属于行使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内部管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自然也就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学生只能按照《规定》进行申诉。因此从理论和实务来看，似乎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如果高校处分权属于行政权，那么就要接受司法审查，如果高校处分权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权，那么就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因而高校处分权的性质究竟如何呢?笔者认为关于高校处分权的认识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都是可以的，把处分权认为是一种行政权的理论依据在于这种权力来源于《教育法》和《规定》的授权，既然处分权来源于法律与规章的授权，该行为就属于行政行为，那么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中第一条所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把处分权认为是内部管理权，理由则在于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大学校长根据章程所获得的学校管理权不同于行政管理权的认识，和法律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认可和保护，因此要求司法机关尊重和保护法律赋予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对不服行政处分的案件不予受理。
笔者之所以认为两种认识都可以理解，是因为教育纠纷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既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也不是一般的行政纠纷，既有涉及到“基本关系”的纠纷，又有涉及到“工作关系”的纠纷。因此教育纠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纠纷，既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纠纷又有行政管理关系的纠纷。因此将所有发生在教育领域的纠纷都纳入司法救济范围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学校的行政管理关系毕竟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功能，应该允许学校作为享有办学自主权的权利主体具有一定的不受司法干预的自治权限，但这种自治权限又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学校自主权的行使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其对权利的限制应遵循正当性、不贬损性和最低性原则，而不应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权利本身。公民的受教育权应由司法救济作为最终保障，而不能仅由学校自行裁决。进一步研讨，笔者还认为，高校处分权的不可诉性的直接原因不在于学校处分权本身的性质，而是在于对处分权行使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法治的原则要求，不管处分权的性质如何，只要是权力就应当接受监督，而且必须是该权力体系以外的监督。有关高校处分权法律救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对“有权利就有救济”这一法律原则的漠视，还在于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与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基本权利相对立。我们也欣喜的发现，透过法院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及其他案件的司法活动，校纪处分不可诉的壁垒正在被打破。
三、高等学校处分权与学生权利救济的现实状况评价
2003年7月，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年3月新的《规定》，应该说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上述文件对现行高校纪律处分制度、学生权利救济制度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但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对高校处分与学生救济的现实状况加以认识的基础上，对现行制度进行客观评价。
高等学校对学生处分的直接依据是自身制定的校规，而间接依据就是《规定》第五十二条“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具体处以什么样的处分是由学校根据学生违纪的具体情况按照校规来处理的，具体到各个学校都有差别，按照《规定》中“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来看，这几种处分是按照由低到高的惩罚程度递增的，其中《规定》第五十四条单独列举了学校可以开除学生学籍的几种情形，包括：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的；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
考察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内容，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程序以及学生不服处分的申诉程序的规范十分原则。教育部新《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程序作了重要的改进，《规定》要求，对学生的处分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并在具体条文中要求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最后在结合学生管理部门(一般为学校学生处或者学生工作办公室)和学生申辩的基础上由学生管理部门给予学生除开除学籍以外的一般处分，而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由校长会议集体研究决定。按照《规定》要求，各高校若要对学生做出处分，需要出具处分决定书，并送交给被处分的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同时要报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处分决定书的内容应当包括处分和处分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各个高校还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在组成方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按照《规定》要求，被处分学生如果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需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般就是省的教育厅或者教育管理委员会等属于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当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但是如果从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送交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学校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
以上是我国教育主管机关对高等学校处分学生和学生权利救济的运行过程。教育部的《规定》表明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规范高等学校处分权的态度，通过细分违纪行为的类型，严格处分的条件，规定明确的处分程序和学生校内申诉程序及向教育行政机关提起申诉的程序，对保障学生的权利和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国家关于教育行政纠纷的救济制度本身的不完备，新《规定》的努力与要求全面解决教育行政纠纷的呼声相比，仍然是不充分的。
无论是开除学籍的处分或者是警告处分，学生不服处分除了能够提出申诉以外，别无它法。已经在其他管理领域广泛适用的行政复议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等多元、复合的救济方式并没有在教育纠纷解决中被采用，反映出法律救济体系的严重缺陷。现行制度为学生不服处分仅仅提供了一种救济途径，暴露出高等院校学生处分权的立法存在缺陷。
四、建立多元化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的构想
如前述，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并不是对学生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的剥夺，而仅仅是对该学生在一个特定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过程的终止，并不涉及学生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因此，在构建不服处分的救济制度上，不必要考虑宪法上的救济即宪法诉讼或其他违宪审查方式，同时，考虑到行政处分并不是高校可以任意行使的权力，法律、法规、规章对高校行政处分权的行使规定严格的条件，行政处分的法定性(与法的不抵触性)的特征，具有对行政处分实施普通法律上的救济的条件。诉讼救济、非诉讼救济是普通法律救济的两个主要方式。就高等学校行政处分纠纷案件而言，诉讼的方式专指行政诉讼，非诉讼的方式则包括教育行政复议、学生申诉制度、教育仲裁制度、调解制度等非诉讼机制。
1．将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行政处分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是司法介入高等学校行政处分纠纷的具体手段，也是解决行政纠纷最重要、最具权威的最后一环，最能实现社会正义。然而，我国教育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学校对学生管理行为的司法救济途径。行政诉讼法也只明确规定人身权、财产权的司法救济，同时还明确排除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可见，在现阶段司法介入高等学校行政处分案件存在着法律依据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修改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修改的途径包括直接修改《行政诉讼法》，或者通过对《教育法》相关条文的修改中作出明确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最后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对学籍管理规定进行细分也是必要的工作。学籍管理，简言之，就是对学生身份、资格的管理。学籍管理的事项主要包括：入学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系(专业)与转学、休学停学与复学、退学以及毕业等。学校有对违反校规、校纪以及违法犯罪的学生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处分的权力。借鉴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有益经验，将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如取消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学、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分列为对学生身份权的处分，被处分的学生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给予最终的司法救济；对其他不涉及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如降级、警告、记过、留校查看等，只能寻求非诉讼方式解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2．将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行政处分纠纷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教育行政复议，是指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师或学生认为具有国家职权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作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由后者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复议法》将教育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规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这是我国法律上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但是，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一样，行政复议机关却不受理就行政处分提起的复议申请，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建议将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将不服行政处分纳入行政复议范畴，成为学生权益的一条重要法律救济途径。
教育行政诉讼特征范文第2篇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界往往将这样的政府称为“全能政府”。在全能政府体制中，各种社会组织都围绕政府权力展开活动。与此相应，划分社会组织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其中，政府机关是指行使国家权力，以公众利益和福祉为宗旨的单位组织。企业单位是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以生产经营为主要活动方式的社会组织形式。基层自治组织是以自治管理为基础的社会单位。这样的划分简单明了，与当时相对单一的社会关系十分适应。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机关不再大包大揽、无所不管、无处不在。“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局面也有很大改观。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性、独立性日渐增强。这一变化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天下从没有免费的午餐，制度变革总是要付出代价的。高校体制改革的代价便集中体现于高校旧身份与新角色的冲突与不协调。在法律上，这种冲突极端表现为与高校发生纠纷的人们那种极其尴尬的处境。他们无法确定：高校侵犯自己权益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行使的行政职权；还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行使的民事权利？在将纠纷诉诸法院后，高校是作为特殊的行政主体，受行政法律关系的调整呢？还是作为民事主体，受民事法律关系调整？
无庸置疑，事业单位的法律性质和地位的模糊不清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因此，重新界定高校在新体制下的作用与法律地位便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下面，我们便从各类高校的共性与差异两方面论述新形势下高校应当具备的法律地位。
（一）从共性来看，高校最重要的职能在于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培养高级人才。而这种职能的实现往往意味着在经济上的巨大投入与极微小的回报（甚至完全没有回报）。很明显，这种职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的市场机制无法实现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些职能不能完全交予政府来执行。这是因为，高等教育职能的实现需要动用大量社会、经济资源。如果完全由政府提供这种职能服务，必将导致政府负担过重。而且由于政府组织和职能有科层化、强制性的特征，也决定了政府过度介入这些事务将严重影响这类事业的效率与公平。正是高教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高校性质的独特性。
为了全面反映高校这类组织的特征，社会科学界发展出了一种用于确定高校这类组织地位和性质的理论。这就是“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理论。[iii]“第三部门”是由美国学者Levvit最先使用的，用于涵盖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的一个概念。今天，这一概念已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由于政权性质、法律制度、分权程度、发展程度、社会异质性程度、宗教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第三部门的内涵和外延千差万别。有些国家强调第三部门的免税特征，有些则强调非营利、慈善的特征。但各国学者都用该理论打破了社会组织的传统划分方法，并力图用这一理论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第三部门在某些领域具有市场组织和政府组织不具备的特性。这些特性集中表现为非营利性、自主性、专业性、低成本。非营利性是第三部门组织追求目的公益性决定的。自主性是指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第三部门名称的来源就是人们相信它们不受政府支配，能够独立地筹措自己的奖金，独立地确定自己的方向，独立地实施自己的计划，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三部门作为整体具有多样性，但具体到每个非营利组织，它们却是十分专业化的。它们在成立之初目标是定得十分明确的，如医院是救死扶伤的组织；福利院是照顾无家可归的儿童的组织；学校是提供受教育机会的组织等。第三部门不同于政府组织的特征还在于它的低成本，因为第三部门运作可以依靠志愿人员为其提供免费服务，还能够得到私人捐款的赞助。此外，第三部门内也没有科层式的行政体系。
为了凸现第三部门的这些特质，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对第三部门的地位大都作了特殊规定，如“非营利组织”（non-profitsector）、“慈善组织”（charibrsector）、“志愿者组织”（voluntarysector）、“免税组织”（tax-exemptsector）、“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sector）等。其中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在法国，承担公共服务事业管理，为全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除了国家机关、地方领土单位以外，还有公务法人。[i
v]公务法人具备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它具有法人资格。它是一个法律主体。有自己全部、独立的财产，实行独立核算。第二，它是一个公法人。它从事国家规定的某项公共利益活动，并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控制。它也因此享有某些特权，如公用征收权、其财产不能被扣押、强制执行权等。第三，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享有一定的自。[v]
显然，高校就是第三部门和公务法人的典型代表。它不以营利为主要的运营目的，而且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从事的是政府和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同时它又具备一定的行政职能，这些行政职能虽不如行政机关的职权广泛、性质明确，但却已足够构成其独特的法律地位。
（二）从差异来看。在我国高校系统内部，众多的高校虽有不同于政府与企业的共性，但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一些高校主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承担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另一些高校则通过提供教育服务等方式，运用市场的规律来获得生存的机会。这样的差异会直接导致高校的组织形式、法律地位、法律性质的分化。对于不同类的高校，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对其应进行有差别的调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对高校做了性质区分，并据此对不同高校给予不同待遇。如英美等国对公益大学与营利大学财政支持的力度差异便是一个例证。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的。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不揣浅陋认为当前可对我国高校的法律地位作以下规定：
首先，应明确高校公务法人的地位。我国的大部分高校都是以公共利益为运行宗旨，拥有一定行政职权（如授予学位、颁发学历证明、内部处罚权等）的组织。它的许多决定是强制性的，有确定力和执行力的。如高校有权决定是否颁发学位证、毕业证；有权在招生时决定录取这名学生而不录取那名学生；有权要求入学转系或毕业分配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为了保证高校的功能和职权得到很好的实现和执行，我们应借鉴国外经验，尽快确立高校的公法地位。（当然，是否称为公务法人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只有这样，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对这类高校进行行政授权时才有法律的依据；利于这类高校明正言顺得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同时也利于受到高校行政职权侵害的人寻求法律救济。
其次，应根据高校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在其所有行为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将高校划分为营利性高校与非营利性高校。过去我国依据举办者的不同，将高校分为国家高校，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现在看来，这样的划分造成了三类高校发展的不均衡和有限的高教资源浪费。国家高校的招生数量逐年在扩大，而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的招生额相对却在逐年萎缩。国家高校的师资因扩招而出现短缺，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的资源却无法被充分利用。一些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设立了许多极具特色的专业和学科，却由于没有国家财政拨款的扶持而面临不能将其独特之处延续下去的窘境。
因此，我们应放弃以往依举办者来划分高校性质的方法。而代之以一种全局的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合理的配置教育资源。当前，卫生行政部门已经对医院进行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将影响国家对不同性质医院的财政扶持的力度和监管的方式。营利性的医院由于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政府对它的财政扶持将减少。从法律性质而言，营利医院多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进行服务和盈利活动，其行为受民法调整。而非营利性医院则以为大众提供优质、低廉的医疗服务为目的，并承担所在社区的基本医疗和免疫服务。今后，政府会集中力量对非营利医院进行财政补贴以保证其服务质量。非营利医院的行政性特征十分明显。它们在社会医疗保障、强制免疫、公费医疗等方面作为行政主体出现，其行政职权由主管行政机关和有权机关授予并进行监督，它们的行政行为受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
由于高校和医院在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今后国家可将高校分为营利性高校和非营利性高校。营利高校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并可根据现实需求自主调整学科设置，以期能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回报。由于能通过盈利和社会效益促进自身的发展，这类高校的存在也能吸引各种利益群体投资教育。这可以缓解当前高校投资渠道单
一、经费拮据的窘境。国家将在加强监控力度的同时减少对营利高校的扶持力度。非营利性高校（不管其以往是国家高校、地方院校）将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扶持对象。对一些民办高校，若其开办的学科是国家高校中所缺乏的，或对国家发展有利的，国家也可对其进行财政补助，而不应过多考虑其民办性质。划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高校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合理地配置财政资源以外，还能对高校的师资和受教育者流向进行合理引导，加强高校之间教师和学生自由流动，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是国家在进行教育行政职权委托和授权时，应将权力更多地授予非营利性高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功能和价值的充分实现。
通过以上对高校性质的界定，今后高校的各类活动都能被原则性的分类并找到相应的法律规范予以调整。政府与各类高校之间的关系也将会更加明晰。然而，高校性质的确定只能从原则的高度解决高校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对一些更具体的矛盾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高校行政职权“无法可制”
从刘燕文案，我们看到高校在进行管理时作出的决定对学生影响是巨大的。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将产生极大的影响。高校的这些行为，对与它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学生而言，是具有确定力、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因而是典型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高校的公法地位尚不明确（如第一部分所述），高校行使行政职权实际上很少受到行政法治原则的约束。这一状况令人堪忧。其具体表现是：
从宏观角度看，1995年7月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实行的是“两级管理，以省级统筹为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与省级教育管理部门都针对高校管理工作进行了大量立法。然而，由于缺少一种有效的立法协调机制，高校教育的法律法规相互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也是造成目前高校管理政出多门，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高校往往对自身法律地位认识不足，在订立有关校级规章制度时，经常存在“违法制规”的现象。其直接结果便是实践中存在着大量违反法律的校规校纪。严格地说，这种状况与“无法可依”的状态已相去不远。
从微观层面看，在高教管理活动中，高校拥有诸如内部处分权，收费权，招生权等行政职权。在行政法中，对一些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严重影响的行政权的行使，往往课以严格的程序要求。如工商机关在对违法经营企业做出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对该企业违法经营的状况进行调查。此后，工商机关还应通知企业将受到什么处罚，并给予其辩解和陈述的机会。最后，处罚决定书还应直接送达被处罚人。之所以如此重视程序，一方面是为了促使行使权力一方谨慎地做出行政行为，另一方面也为相对人在受到侵害前主动抵制权力滥用提供制度保障。但由于上文所述原因，高校的行政职权却长期疏于程序制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对刘燕文的博士论文进行审查时，采用了实质审查，即对刘燕文论文的内容进行了审查。但根据有关法规规定，学位评定委员会只能对已通过答辩的论文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且北大在做出不授予刘燕文
博士学位的决定后，既没有告知刘燕文，也没有听取他的陈述和辩解；在做出决定之后，也未将决定向刘燕文实际送达。实际上这是对刘燕文辩解权和知情权的剥夺。正是这些程序上的重大瑕疵使北大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的决定成为无效行为。在刘燕文一案中北大学位委员会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本身也存在重大缺陷。该条例并未明确在评定学位论文时，是否允许投弃权票，弃权票是作为反对票还是同意票看待等问题。这种程序规定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默认和纵容了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权力的滥用。这显然背离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迫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校在行使职权时无法可制的状况加以改变。
第一，高校拥有的行政职权应有明确的授权。中央与地方应建立良性协调机制，使各级、各种行政法规作到层次分明，和谐一致。教育行政部门对各高校自己制定的校规校纪进行定期必要的监管，使其不至于违反法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依法行政，依法治校，奠定良好法律基础。
第二，严格规范高校行使行政职权时的程序，尤其是对一些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制定相应程序规范。如事前的通知，给予辩解和陈述的机会，并送达正式的决定书。特别是做出开除、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这类严重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应建立听证制度。只有这样，才不会使教育行政管理成为行政程序的一片盲区。
教育行政职权的获取和行使做到有法可依只是实现行政法治最基本的要求。法治行政还要求相对人在受到高校违法行政侵害时能得到法律切实有效的救助。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备的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三、高校侵权“无门救济”
1999年4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受理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该案的原告田永是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中途去厕所，掉出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根据该校“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第三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属于“夹带”的性质，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并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北科大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党团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并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1998年6月，临近田永毕业，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原告田永认为被告行为违法，侵犯了其基本权利，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决定。海淀区法院经审查后，认定北科大的“068号通知”与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规章的规定相抵触，对田永的退学处理属于无效行为，判令北科大颁发给田永毕业证、学位证。北科大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淀区法院经审查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了它们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vi]
这个案件的受理和最终判决在高教实务界、法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的探讨。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从字面上理解，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的行为表现。但是行政法并不排除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其他社会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特殊情况。许多法律法规就明确授权给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行政职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有资格授予学位的高校在学位授予领域，行使的是法规授予的教育行政职权。
因此，俗称“民告官”的行政诉讼的被告并不只是行政机关。像高校这样的事业组织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时，亦可担任行政主体角色，也应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因此也是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然而，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法律和有效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高校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这就成为许多法院仍不受理的这类行政案件的直接原因。
在行政法制中，管理相对人除了可通过行政诉讼获取救济，还可通过另一种事后救济途径-行政复议-维护自己的权益。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和适当性审查，并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复议是我国主要的行政救济途径，也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它利用行政层级中的上下级领导监督关系，通过相对人的申请使上级行政机关根据个案对下级部门的工作进行审查监督。对于下级行政部门而言，由上级主管部门督察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是下级对上级应具有的服从义务。下级改正错误时，也没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十分利于行政复议决定的落实。为了保证行政复议的公正公开和防止行政机关复议的拖沓，行政复议法赋予相对人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的陈述权、辩解权，并对复议的受理、审查、决定的期限等进行了规定，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期限，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复议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它不收取任何费用。这对处于相对人地位的学生寻求法律救济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当前高校与主管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模糊使得规范两者在复议活动中的权利义务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我国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田永案中，田永所在的学院曾就北科大对田永的校级处理决定向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申诉。国家教委也曾下文指出北科大的处理决定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但北科大并未采纳国家教委的意见，对田永重新做出处理。如果有健全的行政复议救济制度，田永的问题就可能在行政诉讼之前得到解决。这不仅能减少各方当事人的诉累，更能保障行政管理秩序的持续和稳定。新晨
综上所述，作为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两块基石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目前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为了结束高校侵权救济无门的现状，我们应尽快建立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和将教育行政行为明确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只有这样才能使高校在做出对相对人影响重大的决定时，既受行政法律基本原则和行政程序的规范，也受上级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约束；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放任高校随意侵犯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才能保证行政法治原则的顺利实现。
我们相信，在解决好以上几方面问题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必能迎着知识经济的春风，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发展。
注释：
[i]朱永新。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
教育行政诉讼特征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依法治教；校规备案审查；正当程序；法律保留
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教育体制法治化改革以来，教育法律纠纷(特别是大学生维权诉讼)逐渐增多，这其中大多数是由于高校违法行使教育处罚权所致。哈耶克认为，正是由于法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取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了如此重要的意义…。因而依法治教成为实现大学生权利“上游保护”的关键一环。
一、良法治教——加快高等教育立法进程
(一)我国高等教育法制现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相关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等。在法规层面上也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
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多半是以指导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为出发点，其特征是对于大学生课以较多义务，且规定有着严格的处罚制度。而其所赋予大学生的权利却往往因为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而流于形式。《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章“奖励与处分”第五十条到第六十六条l6个条文中仅有2条是关于奖励，其余14个条文皆是规定处分。如此悬殊比例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期以来高校与大学生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尤为突出。在立法层面上强调教育行政权的配置，许多苛刻的校纪校规弱化了大学生权利；在实践层面上高校对大学生处罚权的恣意行使和维权救济途径的模糊化又使得大学生的权利保护状况更加堪忧。
(二)制定统一的《大学法》重构高教法律关系
从比较法的视野观察，法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大学校长必须依法管理学校，同时法国的教育司法制度相当健全，学生、学生家长和学校的纠纷可以通过教育系统内部的司法制度或教育系统外部的行政诉讼制度来解决。印度《大学法》规定大学内部各权力机构以及大学的实际首脑副校长都必须在法律赋予它(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履行职责。针对此种情形，在权利本位的理念下加快立法步伐是一条必由之路。
首先，制定我国统一的《大学法》。《大学法》主要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应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明确高校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地位并列举其重要的教育行政权，调整学校与学生、学校与教师的权利义务关系，强化对高校的权利监督及学生的维权救济制度。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大学法》赋予高校更多的学术自由权，促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
其次，相应修改并制定相关配套法规。前面介绍的相关高教法律法规时间跨度较大，为了适应新情况，理应对现有的法律渊源加以整理。比如将高校与大学生的行政法律关系纠纷明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将大学生法定权利进一步细化量化，明确其救济途径和相关部门的法律责任。通过统一的立该非、改、废以减少法律冲突，促进法制统一。
二、法律保留——健全校规备案审查制度
(一)校规校纪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从许多高校与大学生纠纷的现实案例来看，高等学校对于学生的处罚直接依据往往是校规校纪，而且多半以“通知”、“决定”、“意见”等形式表现。这种现象原因是这我国目前的教育立法只是对高校管理做出笼统的确定，而把具体规则留给教育行政机关或高校自行规定。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赋予高校校长的第一项职权就是“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1990年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条文的说明》中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行政法现，不能也不可能规定得太具体，各地区高教部门和各高等学校可在此《规定》的原则下制定实施细则。由此各高校自行制定校规当属法律位阶中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范畴”。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对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高校在教育行政权中的制定校规校纪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应当遵循和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20世纪70年代德国联邦确立的“重要性理论”认为，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干涉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虽然大学生权利保护中的重要事项的轮廓尚不够清晰，但是“重要性理论”至少提供了判断在学校行政领域中应有法律保留适用的思考方向。有台湾学者认为：“举凡教育内容、学习目的、修课目录、学生之地位等有关大学生学习自由之‘重要事项’，皆应以法律明文限制之，或有法律明确之授权。尤其是足以剥夺大学生学习自由之退学或开除学籍处分，更应以法律明定其事由、范围与效力，而不得仅以行政命令或各校之学则即予剥夺，此乃法律保留原则之基本要求也。”也有台湾学者提出：“至于影响学生权益甚巨之处置，不能再任由以行政规则订之。如人学、转学、学位之授予、退学、勒令退学等，宜划人法律保留的范围。对这些处置，学生除得寻内部申请途径外，亦得容许司法之救济。”
(二)校规校纪须接受权力机关备案审查
从高校校规校纪的运行状况来看，高校依据校规校纪对学生实施的某些教育处分，已经直接涉及到大学生受教育权剥夺。因而涉及类似烈度的教育处分，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由法律设定。而仅依靠高校的自觉自律无法实现这种理想的规制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制度设计上并没有涉及到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适用与备案的问题。2005年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或修改学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中央部属院校同时抄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并及时向学生公布。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规定，指导、检查和督促本地区高等学校实施学生管理。”至此，校规校纪审查备案制度初步建立。
然而笔者认为，考虑到高等学校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法律性质，仅仅依靠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是不充分的，而应当在在制定“大学法”之基础上建立完善起校规校纪审查备案制度。具体设想是规定高校校规校纪的制定与修改须报归口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备案的同时亦要向与行政主管机关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这样不仅强化了权力机关对于高校的直接监督，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高校行政化倾向对于大学生权利保护之负面影响。
三、正当程序——严格处罚程序制度
正当程序原则源自英国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并成为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基石。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普通法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原则：1．任何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关案件的法官(nomanshallbejⅡdgeinhisOWIIcases)。2．任何人的辩护必须被公平地听取原则(aman’Sdefensemustalwaysbefairlyheard)正当程序原则包括公平原则、公正原则以及参与原则，它强调行政相对人有知情权、申辩权、申请回避权以及要求举行听证权利等等。
司法实践中大学生维权诉讼胜诉率不高，但凡有胜诉的案例多半是高校在行政权行使中存在着严重程序性瑕疵的“硬伤”。中国大陆重实体轻程序的痼疾已深，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程序性规范比较笼统甚至于缺失，再加上长期以来对于高校行政主体地位的模糊认识，导致行政处罚法中的程序性规定在教育行政领域的适用乏力。
教育行政诉讼特征范文第4篇
在大学生和高校的权利义务关系中，高校的主体地位与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可能导致学生与高校间的关系成为行政法律关系。在学理上，行政主体是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地承当因此而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通常人们所把握的行政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除行政机关外，行政主体的具体形态包括行政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包括:行政性公司、事业单位、依据授权欧诺个时一定行政职能的企业单位以及被授予一定行政职权的社会团体、群众性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③那么，高校能否归入这类行政主体的范畴呢?以甘露诉暨南大学案为例，这一案件被定性为行政诉讼案件，并最终做出行政判决，说明法院认可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同样，各级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均认为，高校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可见，从法院的立场看，高校系接受授权的行政主体。笔者认为，判断高校是否具备行政主体地位，应当看其是否具备了行政主体地位的相应要件。通常认为，行政主体地位的成立需要三个要件:享有国家行政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以及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而对高校来说，其根据《教育法》与《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的授权，首先具备了国家行政权的要件。如上所述，本案中，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规定，暨南大学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这即可认为是授权具备国家行政权的一种表现。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该规定简要列举了高校在日常管理中的相应职能。笔者认为，如果高校根据这些职能而进行的行为满足行政行为的特征，就应当认定为行政行为。高校进行这种行为，也应当认为形式国家行政权的一种表现。学理上通常认为，行政行为具备公共服务性、从属法律性、裁量性、单方意志性、效力先定性和强制性等特征。从高校的职能来看，其办学显然具备公共服务的性质;其依据法律规定，制定校规校级，对学校进行日常管理并进行办学，本身也具备法律从属性;学校根据单方面的裁量与认定，可以对学生进行处分、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单方面的决定，显然具备裁量性和单方意志性的特征。此外，学校对学生的处理规定，在被判决宣布撤销前，本身具备约束力，假定其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也具备相应的效力先定性。当然，学校做出的处罚等行为也显然具备强制性。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学校根据法律规定行使其职权的行为系行政行为。高校在办学活动与日常管理中确实行使的是相应的国家行政权。其次，高校以自己的名义行使此种行政权，至为显然。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已经明确高校行使其职权时的独立法人资格。其行使上述国家行政权，也确实系以自己名义独立行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笔者认为，高校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以及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满足行政主体地位所应具备的后两个要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高校应当具备行政主体地位。高校对学生行使行政权的行为，也应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范，认定为行政法律关系。
二、高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研究
如上所述，高校对学生行使行政行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由于行政行为本身的特征和后果，法律应当提供司法途径为学生权益提供司法保护。这就是说在应然层面上，学校对学生进行的行政行为应当具备可诉性。在本案中，甘某仅仅因为校方的一纸处分，就丧失了在大学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由于丧失了五年光阴，不愿再完成大学学业，返回学校继续读书。可见，学校的行政行为本身由于具备裁量性与单方意志性等特征，稍有不慎就可能对学生的一生造成重大影响，继而改变学生的整个人生轨迹，影响其生存发展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司法途径不能对这类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单方行为进行纠偏，就难以保障学生的权益不受非法与不当的侵害而获得应有的待遇和补偿。因此，司法应当对高校的行政行为进行约束，为大学生权益提供救济的途径和渠道。这是可诉性问题在应然层面上的一阶理由。此外，《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条第五项与《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该项规定仅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的规定赋予了学生在不服校方行政处分，认为其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下的向校方乃至教育主管部门等行政主体的申诉权。尽管申诉权不同于与受案的相关规定，而条文中涉及的“依法提讼”也应当视为转介条款而不具备单独的适用效力。但是这些关于申诉的规定也凸显了行政行为违法甚至失当的现实可能性以及纠偏与救济的迫切性。因此，这些规定仍然为校方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在应然层面上提供了比较强有力的二阶理由。而在实务当中，高校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纳入行政法律规范的适用范畴，是大势所趋。就以本案为例，甘某不服学校的处分，认为侵害自身合法权益，遂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进行审理，并作出行政判决。回顾大学生维权案件的发展历程，这类行政诉讼案件已经早已不是先例，而成为惯例。早在甘露诉暨南大学案发生的十年之前，田永就曾经自己的母校北京科技大学，并最终根据行政法律规范作出了相应的审理和判决。这说明，我国司法系统已经开始为大学生权益的维护提供司法上的救济途径。高校对学生行使行政行为不当，侵害学生合法权益的案件，在实然层面也具有可诉性。
三、大学生权益的维护与救济途径体系
(一)行政诉讼如上所述，大学生在与高校的地位中出于被动与弱势地位，高校对学生进行的行政行为也理应收到行政法律规范的约束。学生作为行政相对人，其权益应当和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而加以维护。司法救济是大学生权益维护中最为核心的一种途径。这种途径同其他各种途径一并，构成了大学生权益的维护体系。
(二)行政行为本身的规范落实在广泛意义上，特别是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行为本身与行政相对人通常处于对立地位，行政行为的落实构成对相对人的保护而非侵害，似乎违反常理。然而，学校行使行政权力系法律授权，本身也有比较严格的规范可循。这些规范的设计初衷，也是希望行政职权的行使能够正当、合法与规范，进而既保障行政职权能够顺畅运行，有保证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因此，行政行为本身严格按照行政程序加以规范的落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行政行为的不当造成大学生权益受侵害，进而构成大学生权益维护的一种途径。在甘露诉暨南大学案中，校方于2006年6月1日将调查谈话通知单送达给甘某母亲赵小曼，并于当天就甘某违纪事件进行调查。6月2日，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向暨南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委员会办公室建议给予甘某开除学籍的处分。此后，暨南大学研究生部向学校领导提交有关给予硕士研究生甘某开除学籍处理报告，建议对甘某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暨南大学此后将违纪处理告知书送达给甘某母亲赵小曼，并制作了告知笔录。在这一过程中，行政程序的规范性比较有力地保障了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体现了行政程序的规范性。这对于大学生权益维护，即便不能说难能可贵，但也至少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行政程序的规范落实对于行政行为本身的纠偏作用，应当构成大学生权益维护途径体系当中的一个基础的部分。
(三)申诉与行政复议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条第五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解释上应当认为该条款规定了学生在不服校方处理决定，认为其侵害了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向学校或者教育主管部门申诉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显然相比于行政程序本身的规范行使，对行政相对人来说具备更强的主动性。在行政纠纷当中，行政相对人通常采取申诉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本案中，甘露与其母亲赵小曼在接到学校开除处分的处理结果后，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诉材料，启动了申诉程序。可见，申诉占据了大学生权益维护途径体系当中相当首要的地位。有学者认为，现在高校在处分学生违纪行为的过程中申诉制度十分薄弱，难以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行政复议制度也仅仅是流于形式。④这其实对于大学生权益维护是极其不利的现象。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外部形成更加强大的倒逼机制，为申诉与复议制度的完善提供足够的动力。因为，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由于行思维模式以及主观立场上的原因，对于自己作出的决定主动性意愿不强;而一套强大的司法系统如果能够发挥作用，对行政行为的错误进行追究，那么也必将促使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更加谨慎，力所能及地避免错误的发生。至于行政复议，必然与申诉程序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共同构成维护大学生权益的一道屏障。至于行政复议的适用范围，学界一般认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凡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案件，都可以申请复议。⑤因此，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通常也会诉诸复议制度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更加谨慎和负责。当然，正如前文提到，行政复议制度在实际执行中也有流于形式的倾向。这更凸显了行政诉讼作为行政纠纷的终局性解决方案的重要性;也凸显了大学生维权体系的系统性，即只有通过各种途径相互组合，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才能把每种途径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四、结语:大学生维权，道阻且长
教育行政诉讼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入学资格;法律性质;比较研究
一、学术界关于取消新生入学资格法律性质的观点
(一)观点一:其是学校的内部处分行为
第一种观点主张入学新生的入学资格是学校内部行使处分权的体现，而学生可以通过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述来寻求救济。但是这种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纪律处分种类为六种: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其中并并不包括取消入学资格;其次，学生在完成注册取得学籍之后才与学校发生内部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取消入学资格是在注册之前，因此学生在被取消入学资格时尚未与学校形成隶属关系。综上两点可以看出，将其视为内部处分有失偏颇。
(二)观点二:其是学校的行政处罚行为
在我国，行政处罚是指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对实施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进行的法律制裁。高校是被法律、法规授权管理公务事务的事业单位，其本身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另外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八条的明文规定，高校有权对审查不合格的学生取消其入学资格;高校取消学生入学资格还具有强制性、单方性，具备行政处罚的特征。因此，学术界有的学者们认为取消学生的入学资格实质上属于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设定一定范围的行政处罚权，但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其本身无权创设新的处罚种类。并且《行政处罚法》第八条明文规定的处罚种类并不包括取消入学资格。因此，将取消入学资格认定为行政处罚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三)观点三:其是一种行政行为
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高校取消学生的入学资格在性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指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法律行为。首先，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普通高校享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其次，普通高校是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这个部门规章的规定对审查不合格的学生予以取消入学资格，高校做出的这个行政行为，内容合法并不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相抵触;另外，高校做出某个学生取消入学资格资格的决定，一般情况下都经过了比较严格的审查，不存在虚假、错误和欺诈等情形;最后，高校做出的这一行政行为内容具体确定，对于行政相对人会产生影响其受教育权实现的不利影响。因此，将取消入学资格的法律行政视为行政行为是比较合理的。
二、高校学生取消入学资格的现状
通过学术界的不同主张，我们可以看到将其视为行政行为是比较合理的。但是高校往往在具体的实践中忽略了程序要件，单方性的强制取消，不去听取学生的意见，这就导致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如2010年在全国引起热议的某高校对学生入学资格审查过程中发现考生在两年前存在代考，而将其拒于研究生院的大门之外。为了维护自身的受教育权，该考生一纸诉状，将某高校告上了法庭。诸如此类情形还有很多，无不在反映着高校取消学生入学资格这一行政行为其实还存在着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三、完善高校取消学生入学资格的建议
高校在取消学生入学资格涉及到学生的受教育权，因此高校在作出之一行政行为之前，理应履行相应的程序。取消入学资格涉及相对人的重大利益，笔者在此建议立法机关对此应该设立听证程序，高校应该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听证制度应该被设计在高校取消学生入学资格决定作出之前，听证程序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监督高校，避免某些高校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损害学生利益的决定，这样做能保证决定的公正、合理，也可减少决定后引发救济;另一方面听证程序，考生可以进行申诉、抗辩来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对于负担性的行政行为，多一个程序好，同时程序合法也是行政行为合法的要件之一，急待各个高校去重视。既然，将高校取消学生的入学资格定性为行政行为，那么行政相对人就享有相应的行政救济权。学生如果对此不服，可以向有关提起法院行政诉讼或者是向有关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司法实践中，法律、法规并没有之间赋予公民可以因受教育权被侵犯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大多数诉讼的是因为程序不合法而引起的，笔者在这里建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包括———受教育权。
四、结语
高校取消学生的入学资格应被定性为行政行为，其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相信在未来随着法治建设水平、立法质量、执法参与人员与司法队伍素质的不断提升，公民的权利一定越来越多的会被保障。也期许这一天能够尽快的到来。
作者:杨东须 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