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语言特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小说语言特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小说语言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环境政策；规制绩效；波特假说；重点调查产业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63006）；　国家软科学项目（2012GXS4D089）；“赣鄱555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赣组字［2011］64号）；201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NO20111042135）。

作者简介：万建香（1973-），女，江西南昌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1-0115-05收稿日期：2011-07-24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文献关注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微观影响，并形成了传统观点、波特假说、不确定性假说三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的执行以提高生产成本或对盈利性、生产性投资的挤出为前提，从而必然降低产业绩效。Brock　等（2005）就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企业承受额外的规制成本，阻碍了产业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传统假说受到波特假说的严峻挑战。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给产业造成的负担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途径加以弥补从而提高产业绩效（Porter　et　al，1995）。庞瑞芝等（2011）运用中国1998年～2008　年省际面板数据评估了转型期间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增长绩效，最终支持了波特假说。王国印等（2011a）关于我国中东部面板数据的实证表明，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部地区得不到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可以。何洁（2010）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93年～2001年工业SO2的排放数据来估计模型，对波特假说再次进行了验证。赵红（2008）运用1996年～2004年中国产业数据，再次验证了波特假说。不确定性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可正可负，具有不确定性。环境规制强度、政策工具特点、产业和市场结构都影响环境规制的产业绩效，各自表现为成本负效应或创新正效应，两者的强弱决定环境规制的最终绩效。王国印等（2011b）运用我国东中部地区面板的实证表明，　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情况支持波特假说，而较落后的中部地区则不支持。陈艳莹等（2009）研究发现只有当环境管制引致技术创新节省的成本大于污染控制增加的成本时，波特假说才成立。单雪芹等（2009）从构筑国家竞争优势时加强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出发，分析了波特假说的不确定性问题。

上述研究大多假定一旦形成引致创新，就能提升产业竞争、获利能力，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至少存在时间滞后，其合理性、实用性有待验证（赵红，2007）；其二，三种假说以波特假说最受推崇，同时也饱受争议。因此，本文专门针对波特假说存在性问题，运用江西省24个重点调查企业①2002年～2009年的面板数据，设定产业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环保能力为被解释变量，重新验证波特假说的存在性，验证其是否适合江西省的经济实际。

文章第二部分为变量选择和数据描述；第三部分为模型估计、经济意义解释及绩效弹性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小说语言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语言风格；自然朴实；细腻透彻；明快率性；亲切温柔

丁玲是我国“五四”新文学第二代杰出的女作家，她初期创作的14个短篇小说，以口语和翻译语体为主要语言资源，兼用方言与古语，形成了独特鲜明的语言风格：自然朴实、细腻透彻、明快率性、亲切温柔，震惊了当时的文坛，赢得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年轻大学生的喜爱和欢迎，在我国现代文学语言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自然朴实的语言风格

自然朴实是丁玲早期小说语言风格的一个突出特征。丁玲一生执着于追求

文学语言的质朴无华，追求“朴素的，合乎情理的，充满了生气的，用最普通的字写出普通人的不平凡的现实的语言”[1]，形成了朴实自然、不尚雕饰的语言风格。这个特点不仅表现在小说用语富于口语化、平实易懂，也表现在小说的句式简短小巧，灵活多变，富于生活气息，表现在修辞上多用排比、对比、比喻、比拟、夸张等语言材料普通，与现实生活贴近，为人们所普遍熟悉的辞格。这种语言特点充分显露于丁玲早期小说的字字句句之间，给人以亲切平实的深刻印象，读之觉得好像是在和作者说话聊天、促膝谈心一样。如：

本来，酉阳是不必有那样多学校的……只要有花，至少可以抓下一把来，底下看的人便抢着去捡花片。匀儿总该记得吧！” [2]

这段文字描写了酉阳中学气派堂皇、优美宜人的校园景致。文中多用口语词、

语气词、叠音词，少用成套的关联词；多用短句、省略句，少用成串叠加的附加

语；多用所用辞格都是人们习见习用的比喻、对比等辞格。这些表达手段的恰切

使用，让我们觉得好像在跟着匀珍妈妈漫步于酉阳中学校园一般，感到十分亲切

自然。这种自然天足的文学语言，能够“使读者如置身其间，如眼见其人，长时

间回声萦绕于心间。”[3] 体现了丁玲早期小说语言的魅力。

二、细致透彻的语言风格

细致透彻是丁玲早期小说语言风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丁玲早期小说著称文坛的鲜明标志。作者善于抓住一个中心、一个焦点，浓墨重彩地加以点染，把应该突出的部分写得极为充分、详尽；且喜用关联词语、数量词语和成串使用同类词语，使表意周全详尽；同时多用长句、松句，使句子架屋叠床，盘桓繁复，信息量大，表达充分完整；排比、反复等辞格的综合使用，使小说语言流畅繁复。这些风格手段的恰当使用，起到了积极的修辞效果。如：

现在她把女人看得一点也不神奇……依旧忍耐着去走这一条在纯物质的，趋图小利的时代所不屑理的文学的路的女人。[4]

引文运用长句造成了语言细致透彻的特点。作者在“阿毛真不知道……”这个长达170字的长句中嵌入了结构繁复、多达109字的附加成分，即“自己烧饭……在许多高压下还想读一点书”、“把自己在孤独中见到的……趋图小利的时代所不屑理的文学的路”，使句子枝繁叶茂，把城里那些以写作为生的女人的生活和心理写得纷纷扬扬，淋漓尽致，显得语言腴厚，内容丰富，表意细致完整，给人以详尽透彻之感。作者在刻画人物心理时更是多方铺叙、分析、阐释，唯恐表意不尽，力求写出人物复杂多变、深邃莫测、错综盘曲的内心世界，尤为体现了繁丰细致的语言风格。

三、明快率性的语言风格

明快率性是丁玲早期小说语言风格的一个鲜明特征。小说词语意义明晰，多用直义；多用关联词语、方位词语、序数词语等，清晰连贯，层次分明；多用短句、反问句和断然的肯定或否定句等，语意显豁，情感鲜明；多用比喻、排比、借代、顶真、比拟、反复、对照等辞格，明白好懂。如：

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5]

文字直写莎菲不被人们理解的社会现实，直抒她因不得理解而倍感寂寞、孤独、苦闷、失望、不满的心境。词语都是直义，读时不需揣摩、推测、意会，一看就明；关联词语的运用使表达流畅，层次分明；副词“总”、“真”、“偏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使感情鲜明凸显。以短句为主，结构简单，表意单一、明确、清晰，没有歧义，没有叠加的修饰语；而“我总愿意……”、“我真愿意……”、“我真不知……”、“我要……做什么？”、“爱我的……肺病吗？”等肯定句、否定句和反问句的较多使用，使表述更加直露明快。主要使用了反复辞格，词语反复，语意凸显，感情强烈，鲜明地表达了莎菲渴望被人理解的愿望。这些风格手段的综合使用，充分显示出小说显豁明朗、率性明快的语言风格，这与丁玲豪爽、豁达、坦诚、大气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四、亲切温柔的语言风格

亲切温柔是丁玲早期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小说擅长使用能够触动心灵深处、表现细枝末节、细腻深沉、柔和温馨的词语，以及叠音词、语气词、代词、模糊词语、昵称、尊称等；注重长短句交错，整散句结合，多用插入语，且句子的主语、修饰语、宾语又长又多，结构自由散漫，节奏松软；修辞上常用拟人、比喻、摹拟、婉曲等辞格，显得亲切委婉。如：

更使阿毛不愿常见的……并且每天她和他都并坐在一张大藤椅里，同翻一本书，或和着高低音共唱一首诗歌。

这段文字一是选用了大量表示亲近甜蜜的词语，如“斜靠”、“漫步”、“拥着”、“踏着”、“并坐”、“同翻”、“和着”、“共唱”等；二是使用了多组音节自然和谐、悦耳动听、表意细腻的叠音词，如“铿铿锵锵”、“细细柔柔”、“谈谈讲讲”、“悠悠闲闲”等；三是在句中使用了语气助词“的”，用逗号分开，轻声，舒缓了节奏；四是使用代词“那样”，增加了音节，大大舒缓了语言的节奏，与后面的两组叠音词“细细柔柔”、“谈谈讲讲”相结合，似实似虚，柔婉温馨；再加上结构松散、自由散漫的句子，让人感觉如春风拂面，如潺潺流水，轻柔婉转，秀丽妩媚，缠绵缱绻，表现了阿毛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憧憬和向往之情。正是因为小说“终是比别人要来得温柔细腻，所以欢喜看这类文章的读者还不十分零落。”温柔亲切的语言风格为丁玲及其小说赢得了读者，赢得了广大年轻读者的喜爱。

丁玲早期小说的语言风格特征，是她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辛勤耕耘、努力探索的心血和结晶，其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对我国的现代文学语言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论述的四个方面，虽然还不够全面科学，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丁玲早期创作语言艺术风格的概貌轮廓。关于这些小说语言艺术更深入的研究，有待于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丁玲.美的语言从哪里来[A].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8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40

[2]丁玲.梦珂[A].张炯主编.丁玲全集・第3卷[C].（第1版）.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5

[3]丁玲.谈与创作有关诸问题[A].丁玲全集・第7卷[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36

小说语言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小说教学；四面体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19-092-1

一、由小说三要素与小说主题形成的小说“四面体”

三要素，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小说三要素，包括小说的人物，环境和情节；而四面体，则是由三要素与小说主题构成的“四面体”。其关系图如下：

以主题为中心，三要素为点，构成一个四面体，且将之称为“小说四面体”。

小说阅读鉴赏，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小说四面体”所反映的种种问题，解决了“小说四面体”中几个要素的关系，也就解决了小说的阅读鉴赏问题。

在“小说四面体”这个图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是不能脱离任何一个要素而独立存在的。“小说三要素”之间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以，在“小说四面体”中的几个要素都是以一个整体而存在的。

人物在典型环境中活动，环境反映人物典型性格，人物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同时影响或推动人物命运发展，即推动或影响情节发展。

人物、环境之所以典型，是主要通过情节来表现。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高尔基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由此可以得知，小说典型人物的塑造需要通过情节来表现。小说通过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特征，通过情节揭示小说主题，情节也可以暗示环境，渲染环境氛围，突出小说主题。

环境描写有多种作用，或反映时代特点，或反映地方风情，或渲染气氛，或推动清节，或表现人物性格，或提供人物活动的场所……环境是人物的语境，因此小说教学必然要引导学生分析环境描写。环境揭示小说主题的前提与背景，脱离了一定的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对小说主题的揭示。

另外，这里的人物包括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这个关系图中，人物中的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环境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小说“三要素”与小说主题构成了一个“小说四面体”，他们之间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紧密联系的。若想解开小说主题的谜底，还需要从小说“三要素”下手，逐个破解。

二、典型化理论与小说教学

在“小说四面体”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中，小说人物与环境都具有典型性特征。这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典型特点。

典型化的基本内涵就是按照典型的特征塑造形象和形象体系。使之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深刻的普遍性。也就是由不典型或不充分典型的生活原形变为典型的艺术形象的过程。

因此，小说作者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目标，揭示小说主题。对于读者而言，只有抓住了小说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特征，便把握了小说的灵魂。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的情节可以虚构，人物可以虚构，但是，小说的典型环境和人物的典型性格需要真实，否则，小说主题便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

以《祝福》为例，祥林嫂这个人物可以是虚构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是，与祥林嫂这样的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形象相似的，在社会中是存在的，并且是某一类中的某一员。鲁镇这个地方可以在现实中不存在，但是跟鲁镇这个环境相似的社会环境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不是“鲁镇”，可以是“李镇”、“刘镇”。也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小说人物与环境对于读者而言，既熟悉又陌生，这就是典型性特征。

三、鉴赏“环境”描写，揭示小说主题的秘钥

文学鉴赏中，所有鉴赏都离不开对语言的鉴赏与把握。虽然小说语言相比其他文学文体作品而言比较通俗易懂，但必要时候，我们仍需用鉴赏诗歌语言的方法对小说语言加以鉴赏，方能理解其精妙。

小说《祝福》中还有关于“人物”的精致表现和“情节”的巧妙安排，已经有很多名家谈过这类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小说“主题”的揭示都离不开小说典型“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处理安排，因此，关注“小说四面体”是通向深入鉴赏小说的有效途径。

小说语言特征范文第4篇

摘要刘庆邦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其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关键词：刘庆邦 语言 地方化 本色化 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作者个性生命体验的文字呈现过程。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语言的成功与否是小说成功的关键。享有“短篇王”美誉的刘庆邦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他认为“创作上语言是第一位的，带着自己呼吸、有个人气质的独特的语言才美”。他的《梅妞放羊》、《鞋》、《遍地白花》、《春天的仪式》等一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个性化的语言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刘庆邦小说的语言个性主要表现为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三个方面的特色。

一 地方化语言

方言是地域文化重要的载体，乡土文学作家们无不有意识地从方言宝库中提炼、采撷鲜活的富有表现力的语汇进入文学作品，用浸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刘庆邦生于河南沈丘，他在这块大平原上生活了19年，那里的地方语言在其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故其创作中使用农民方言俗语时是信手拈来，随心所欲，浓郁的乡土气息使人感到既亲切又自然。比如，豫东地区方言中名词后面往往带上“子”这一后缀，这一语言现象在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瓜庵子、疯杈子、玉米辫子、辣椒串子、箔篱子、奶浆子、白面剂子，这样的词语随处可见。刘庆邦还善于使用民间语言宝库中一些表现力极强的词语，比如：

吹奏者塌蒙着眼皮，表情是职业化的。（《响器》）

她家院子里就有一棵枣树，四月春深，满树的枣花开得正喷。（《鞋》）

凡是高玉华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一听到有关高玉华的消息，他心里就美气的不行。

二姨以为香当着母亲的面碍口，想把香拉到一边去问个究竟，二姨一拉，香就一“卜楞”，二姨不能够拉她走。（《闺女儿》）

这孩子，恐怕要丢搭坏。（《小呀小姐姐》）

这是一只大号的瓦碗，鸡蛋茶盛得溜边溜沿，不只是五个六个，还是九个十个。荷包蛋已经成疙瘩打蛋。（《相家》）

上述语句中加点的词是豫东方言乃至河南方言中极富地方特色的词语，这些词语在一定区域内被一代又一代人长期使用，很传神，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日常口语表达中常常有规范的普通话词汇不能替代的作用和魅力。比如“塌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类似于“耷拉”，但“耷拉”很难表达出眼皮下垂蒙盖在眼珠上的那种状态。“喷”的意思是花开得正旺，但却比“旺”显得更有气势。“美气”一词则蕴含了兴奋、快乐、幸福等多重意思。“卜楞”写出了对外力拉拽的推拒和反抗。“丢搭”指的是由于忙碌、贫穷等原因而疏于对孩子、家禽家畜的照顾。“溜边溜沿”指东西盛得很满，但却比一个“满”字要具体生动得多。

地方化的语言也为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为方言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刘庆邦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民间俚语歌谣等表现农民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一腔一韵表达着农民最朴素而丰富的思想，使其小说语言既新鲜、生动，又很有嚼头。比如：

二姨笑了，说，我说过这两个孩子是一对儿，不会有错儿，一个葫芦嘴，一个嘴葫芦，都抱着葫芦不开瓢。（《闺女儿》

好看不过对肚子瓜，当媒人的两头夸，母亲允许表叔的话有所夸张。待到表叔把话说成了车轱辘，母亲才说了一句：她叔，闺女的事让您操心了。（《相家》）

在乡村题材的小说中，用地方化的语言去叙述产生、流行这种语言的地区的生活，可以起到两方面作用：第一，做到“文”与“言”的统一，即内容与语言的协调，增加真实的质感，对人事生活的叙述得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于是产生鲜明的地域或地区文化特色。第二，对于本地域、本地区的读者，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增加其阅读兴趣；对于外地域读者则有一种陌生感、距离感，这也可以使之产生阅读兴趣。在词汇现代化的今天，有许多方言土语都在迅速湮没，而刘庆邦小说中运用的地方化语言不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当时农民们活生生的口头语言，同时也反映了特定的地域文化，富有浓郁的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具体生动，可闻可感。

二 本色化语言

刘庆邦的小说立足于民间生活，站在民间的立场来写民间。其民间立场不仅表现在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叙事风格上，在小说语言上也有所反映，具体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放弃知识分子在语言上的优越感和叙事中根深蒂固的自我意识，用极富乡土本色的语言来书写乡村人物与乡村生活。

刘庆邦认为：“我们写小说写什么呢？无非是写人，写人的喜怒哀乐，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写人性的丰富性……”那么如何来写人物呢？刘庆邦强调要贴着人物写：“看来还得贴着人物写，这是我们写作者的惟一选择。要贴着人物写，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或者是故乡的乡亲，或者是以前的工友，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等等。对这些人物，我们是应该比较熟悉的，知道他们怎样说话，怎样走路，怎样哭笑，怎样咳嗽。闭上眼睛，他们如在眼前。否则我们就无从贴起。”贴着人物写，表现在人物语言上，就是尽量让人物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讲话，让人物说贴合自己身份、性格及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怎样的人，处在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语言风采。

《谁家的小姑娘》里农村小姑娘改的弟弟开放哭时，改的娘问：“放儿哭啥哩？”得知儿子饿时，她又说“一会儿不嚼我他就不能过”，娘虽然累得没劲了，还是“一声没吭”让儿子“嚼”她。后来娘让改把地里的鱼送到黑叔鱼塘里去，改拒绝去，娘问“那是为啥？”改只说“啥也不为”。在娘中暑晕倒时，改带着哭腔喊“娘，娘，你咋啦？”小说中仅有的几处人物语言充满了泥土般的质朴气息，通过这些简短而生动的口语，娘的辛劳和改的倔强跃然纸上。在小说《鞋》中，因为妹妹动了守明视如珍宝的鞋，守明跟妹妹吵起来了，守明质问妹妹：“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你的手怎么这么贱！”“还敢嘴硬，看看上面你的脏爪子印！”母亲过来劝架，把鞋底看了又看，说这不是干干静静的吗！守明说：“就脏了，就脏了，反正我不要了，她得赔我，不赔我就不算完！”母亲说：“不算完怎么了，你还能把她吃了，你是姐姐，得有个当姐姐的样儿。”这是一场真实生动的吵架场面，几乎是将生活中姐妹吵架、母亲劝架的语言原滋原味地搬到作品里了。

不仅人物对话是人物本色语言，与之相关的叙述语言也是非常符合被刻画的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的。小说《鞋》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又开始给棉花打杈子时，守明心里像是生了杈子，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河那边就是那庄子的地，地尽头那绿苍苍的一片，就是那庄子，她的那个人就住在那个庄子里。”没有激情澎湃的语言，没有用到“思念”、“相思”、“刻骨铭心”之类的词语，只是写主人公时不时往河那岸望一眼的动作，作者用极富乡土气息的语言刻画出了乡村少女内心对未婚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念与渴望。再如《夜色》写周文兴定亲后，心里“美气”得不行，走起路来都格外“带劲儿”，“美气”和“带劲儿”是最实在最真切的农民语言，表现了周文兴定亲后掩饰不住的兴奋与激动。《相家》描写“母亲”将要亲自去为闺女儿相家：“她想把这个事暂且丢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是不行，她低头是这个事，抬头人还没有出门，梦里去相家已经去了好几次了。”这几句话简洁素朴，通俗明白如家常话，既贴近农村妇女的身份和性格，又极富生活气息，令人回味无穷。

本色化语言的运用使刘庆邦的乡村题材小说从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形成的夹击里突围而出，以生动传神的对话和细腻到位的心理刻画再现了民间生命丰富的情感世界。

三 审美化语言

刘庆邦曾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的底蕴是很厚的，根是很深的……用这些字的时候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生怕哪个字用得不是地方，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推敲。”刘庆邦对待小说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大量撷取民间语言宝库的可贵资源用于小说创作，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对小说语言的驾驭，他的乡村题材小说语言在地方化和本色化之外，还体现出审美化的特色。

审美化首先体现在对原始民间语言的提纯净化。在小说创作中，无论是地方化语言还是高度贴合人物身份、性格、生活环境的本色语言，对于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均具有普通话语汇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来自民间的东西往往是很俗的，如若把握不当，就会使得作品语言显得过于粗糙、野性，甚至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刘庆邦在处理运用来自民间的语言时是很讲究的，“俗”的表现方式也是极有分寸的。如《小呀小姐姐》对罗锅子弟弟平路驱鸡、骂鸡的描写，是用叙述人语言转述的。这是一段日常生活小事的描写，用的是极其简洁朴实的本色化语言，有几分俏皮风趣，令人忍俊不禁。农家顽童那股子野性、倔劲活脱脱跃然纸上。若将口语中“骂鸡”的语言原封不动地写出，那必定给人一种过于粗俗之感，但经叙述人转述，就化腐朽为神奇，既没有改变原味，又显得干净和文雅多了。刘庆邦对少儿向来持肯定赞美态度，出于诗意化的需要，他把少儿的语言作了纯净化处理。

审美化还体现在小说叙述语言的诗意。叙述语言是叙事作品中使故事得以呈现的陈述语句本身，也就是作者为表达写作意图而使用的叙述、描写等语言手段，它直接影响着作者表情达意的效果和读者进行接受的效果，凡是优秀的作家，无不在这些方面刻意追求。刘庆邦的短篇小说都是从生活中捕捉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个场景，娓娓道来，虽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委婉曲折的情节，叙述语言简练含蓄，朗朗如白话，但却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一种细微而美妙的韵味，这就是他的叙述语言的魅力。如《野烧》中这样描写一条黄狗：黄狗似乎也认为自己这样空嘴而归对于三位贪吃的哥子不好交账，它显得很抱歉，远远地就塌下眼皮，低下头，前腿一伸，卧倒在地，自我解嘲似地回过头来啃自己的背。这样的文字描写，描神绘物，宛在目前，如同中国画中花前月下必有一蝶一虫一样，在意境的宁静平和中，增加了画面的动感，强化了视觉效果。《曲胡》中也不乏优美雅致的语句：“秋叶飘零的夜晚，月白如霜，琴声悠悠扬扬传来，如泣如诉，使好多善良的农人痴痴呆呆，嗟叹不已。”“三月春风户外飘，柳条摆动，麦苗起伏，塘边的桃花花蕊微微颤动，托春风捎去缕缕清香。”上述描写典雅而通俗，有诗的意境、词的节奏和散文的韵律，同时也与小说主人公凄美的爱情和谐一致。这份诗意更多的时候是素朴的、自然的，且看几篇小说的开头：

“清明节快要到了，地上的潮气往上升，升得地面云一块雨一块的。趁着地气转暖，墒情好，猜小想种点什么。”（《种在坟上的倭瓜》）

“太阳升起来，草叶上的露珠落下去，梅妞该去放羊了。”（《梅妞放羊》）

“麦子甩穗，豌豆开花，三月三到了，三月三是柳镇的庙会。”（《春天的仪式》）

这样的开头与汪曾祺的手法极其相似，开门见山，直入话题，用的是纯自然的语言，自然得如日出日落、花开花谢、春雨冬雪一样应时而至，于平淡中氤氲着素朴的诗意。

诚如刘庆邦所说：“我深信一个写作者的价值就在于他对这个世界个性的独立的表达。”作家在形成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与发现之后，就要努力使小说的语言具有个性。反之，小说的语言个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存在个性。刘庆邦乡村题材小说的个性魅力即来自作家对乡村生活充满了审美理解的感受与关注，也离不开其地方化、本色化、审美化的个性文学语言。

参考文献：

[1] 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 刘庆邦：《河南故事》，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

小说语言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赵树理作品；民间；民间视角

赵树理的小说从始至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民间文化为本位来进行文学创作，力图真实的反映农村、表现农民现实生活。他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立足农民的立场，真实的表现了解放区农民大众的愿望，并运用山西农民最熟悉的语言和形式，讲述了一个个通俗易懂的故事，从而博得了普通农民大众的真正认同和喜爱。以下主要探讨赵树理作品的民间视角。

一、 人物绰号的使用

翻开赵树理的小说，有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借着自己的绰号走进读者的视野，留在读者心里。可以说这里绰号是人物性格的鲜明标志，绰号对人物性格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小腿疼”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婆。她的小腿常因时因事因地而疼，“高兴时不疼，不高兴时就疼”，逛庙会、看戏、串门串户的时候不疼，她的丈夫死后儿子还小的时候，有好几年不疼，一给孩子娶媳妇就疼起来，入社后凡活好干的时候不疼，不好干就疼。因此人们送她的绰号是“小腿疼”。“吃不饱”是个中年妇女，她为了逃避集体劳动常对人们说：“粮食不够吃，每顿只能等张信吃完了刮个空锅，实在劳动不了”，实际上在家里明规暗订条约，捉弄虐待自己“过度时期”的丈夫。“小腿疼”“吃不饱”这样的绰号简直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农村中落后的泼妇身上好吃懒做，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偷奸耍滑的性格。再如《三里湾》中的“使不得”，真名叫王申，是一个“被土地牢牢束缚着”的庄稼人，他热爱土地，熟悉农耕精通农作，特别是别人做过的活，他总得再修理修理，一边修理还一边不停地说着“使不得，使不得”，“借用别人的什么家伙”，也是一边用着一边不停地唠叨“使不得，使不得”。于是人们给他送个绰号“使不得”。这绰号浸透着王申老汉做起农活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凝聚着王申老汉对生活认真严谨的态度。

二、婆媳关系的叙述

民间的婆媳关系是赵树理较为注重表现的一个方面，这种关系虽没有权利关系那样复杂，但也蕴涵着一些深刻的东西。在婆媳关系的叙述中，赵树理更擅长的是对婆婆的刻画，她们身上沉积着异常复杂的文化因素，她们既是父权文化下的被压抑者，又是压抑同性的施虐者，既是父权文化的牺牲者，也是父权文化的寄生者。婆婆身上更多地包含着民间社会的生存密码，而赵树理对这些民间密码有着丰富的知识。《登记》中的小飞蛾嫁给张木匠之前喜欢的是保安。张木匠的母亲得知后给儿子出主意：“人是苦虫！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因为她“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和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张木匠母亲年轻时所受的折磨就成为她折磨另一个女人的经验，她用自身的悲剧造成了小飞蛾的悲剧。在封建社会，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封建的伦理道德压制了她们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的尊严，她们成了家庭或男人的附属品。当受气的媳妇熬成婆后，封建伦理的受害者也开始参与害人，成为封建文化的帮凶。“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传家宝》李成娘的话真实地道出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是“夫在从夫，夫死从子“，自己完全没有独立的地位。

三、 喜剧情境的创设

赵树理小说中的喜剧情境，是翻身农民欢乐情绪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带着时代的特征的，因为在作家写作的时代，农民已经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斗争，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力量表现出信心。赵树理的幽默是胜利者发自内心的欢乐笑声，是一种劳动者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赵树理创造喜剧情境的独特性，就在于他总是努力的探索、发掘着生活中常被人们忽略的喜剧因素，并把它移植到笔下的人物身上，塑造出崭新的人物形象，使之成为美战胜丑，正义战胜邪恶的一种力量，或者成为淳朴、善良、正直、乐观等品德性格的化身。《套不住的手》中的陈秉正那双看起来“真像是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的手，闹出了一连串的笑话“别人害怕跟他握手，因为“被他握住像被钳子钳住那样疼”，儿孙们为他买了一双毛线手套，但一戴上很快就被撑破了；把手套塞在口袋里却一次又一次地丢掉……。通过这些富有喜剧情境的细节描写，一位老农民憨厚勤劳的秉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里喜剧情境就表现为对优秀品德的热情讴歌。

四、小说语言的口语化

赵树理小说语言最大的特色便是源于百姓的日常口语，这在人物语言和叙述描写上是统一表现的。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人物的言语和对话都是具有鲜明的口语感染力和个性特征的。首先，农民群众的语言都是朴素而真实的，例如《登记》中小飞蛾挨了打后，对保安送给她的罗汉钱痛诉情感：“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语句虽直白，但显示出人物炽烈的情感。而且，赵树理十分注重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让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词语、语调、方式表达。例如二诸葛这个信奉阴阳八卦的老迷信说的是“命相不对”、“恩典恩典”，善于奉承的世故之人张得贵就爱说“慢待慢待”、“你老人家”，官僚作风的王聚海总是拿腔作势地指点“锻炼锻炼”，等等。再次，描写环境时，采用的都是百姓惯用的词汇和语言习惯。例如，在《李有才板话》中，他是这样写道：“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楼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白描的手法没有精致优美的修辞，“古怪”、“村西头”“一道斜坡”等口语化的叙述就表明了村子中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划分，简实却蕴含内容。（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