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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民和体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可以通过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五大系统来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和培育,都离不开这五大支持系统的共同作用和综合贡献,而其中任何一个支持系统的失败都会破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为了实现辽宁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必须对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将首先围绕五大支持系统对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做一整体判断和初步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如何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公布的数字作为分析依据,除区域生态水平和区域管理能力指标外,所有指标均为1999年的数字。
一、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
(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
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
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一)生存支持系统
生存支持系统又称基础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平均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对于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能力。生存支持系统反映了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它以供应人口并保证其生理延续为标识。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能够满足当代人和以后各代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则该国或该地区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条件,如果在自然状态下不能被满足,则应依靠科技进步寻求替代资源来满足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可见,生存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1999年,辽宁生存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5.17,在全国居第14位,说明资源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一般。其中,生存资源禀赋指数为46.72,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生存资源禀赋较差;农业投入水平指数为23.14,居全国第21位,说明辽宁农业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资源转化效率指数为49.93,居全国第5位,说明辽宁资源转化效率较高;生存持续能力指数为60.87,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生存可持续能力较好。在总数35个源指标中,人均耕地、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户人均生产费用支出、单位播种面积农业财政支出、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力、化肥利用效率、人均农业生产总产值、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农村人均收入、中等教育水平以上农业劳动者比例12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其中,化肥利用效率居全国第1位,说明辽宁在以上诸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居全国后10位的有人均水资源、光合有效辐射、≥10℃积温、年均霜日4个指标,说明辽宁的水资源相对短缺,气候资源相对较差。
(二)发展支持系统
发展支持系统又称动力支持系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人力、技术和资本可以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总体能力。发展支持系统反映了区域的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要求这种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提升和增长。发展支持系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们已不满足于初步利用自然状态下的“第一生产力”(即直接利用太阳能所提供的光合作用生产力),而是进一步通过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应用多要素的组合能力,产生更多的中间产品,形成足够庞大的社会分工体系,以满足除了生存必需的食物、饮用水外的更高更多的需求。发展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牵引。
1999年,辽宁发展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7.61,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能力较强。其中,区域发展成本指数为56.56,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的发展成本较高;区域发展水平指数为40.72,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居全国第20位,说明辽宁的发展质量较差。在总数60个源指标中,地形限制系数、资源组合优势度、外资占全国份额、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外贸依存度、通达率、省会距最近出海港距离、潜势率、交通通讯投资占基建投资比、交通通讯投资密度、交通通讯投资占全国份额、人力资本系数、万人拥有智力资源量、人口对发展的压力、人口对经济的压力比、发展弹性系数、单位面积货运周转量、每万人邮电业务总量、千人拥有的国际互联网用户、千人拥有电话数、GDP占全国份额、人均GDP、GPP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人均储蓄额、资本金份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非农产值占总产值比例、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利税占有率、市场占有率、产销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33个指标位居全国前10名,而工业增加值率、盈利水平、总资产贡献率、营运资金比例、主要原材料消耗系数、万元产值能耗、万元产值废水排放、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万元产值固定废弃物排放9个指标位居全国后10名,说明辽宁盈利水平差,经济集约化程度很低三)环境支持系统
环境支持系统反映了环境的缓冲能力,人类对区域的开发、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人类的经济增长、人类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允许的容量之内。如果过分地掠夺资源和能源,破坏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可持续发展便难以为继。环境支持系统以其缓冲能力、抗逆能力和自净能力的总和来维护人类的生存支持系统和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临界阈值。
1999年,辽宁环境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0.50,居全国第23位,说明辽宁环境支持系统较弱。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指数为17.08,居全国第30位,说明辽宁环境水平很差;区域生态水平指数为61.74,居全国第16位,说明辽宁生态水平一般;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指数为42.69,居全国第13位,说明辽宁环境抗逆水平较高。在总数30个源指标中,只有地形起伏度、干燥度、废水排放达标率、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水土流失治理率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却多达19个,它们是废气排放水平、人均废气排放、废气排放密度、废水排放水平、人均废水排放、废水排放密度、废弃物排放水平、人均固体废弃物排放、固体废气物排放密度、SO2排放水平、人均SO2排放、SO2排放密度、烟尘排放水平、人均烟尘排放、烟尘排放密度、受灾率、水土流失率、废气处理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在这19项指标中有11项指标排在全国后5名,其中又有2项指标居全国倒数第1名。从中可以看出辽宁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生态环境急需改善。
(四)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支持系统反映了社会的稳定能力。社会的公正、进步和安全、有序是社会稳定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支持系统强大的表现。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仇视、社会动荡不安、甚至爆发战争等,社会的稳定能力得不到保证,则整个可持续发展就会变得困难重重,甚至被暂时搁置。
1999年,辽宁社会支持系统总指数为62.15,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支持系统强。其中,社会发展水平指数为59.84,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发展水平高;社会安全水平指数为59.83,居全国第8位,说明辽宁社会安全水平较高;区域社会进步动力指数为66.77,居全国第4位,说明辽宁社会进步动力大。在总数37个源指标中,共有16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自然增长率、全社会文盲率、第三产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比例、城市化率、三人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千人拥有医生数、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水平差异、赡养比、社会保障覆盖率、劳动者中学程度人口比例、劳动者大学程度以上人口比例、第二产业人口参与比、科学家、工程师人口参与比。而人均住房面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城镇失业率、劳动者文盲人口比例、劳动者小学程度人口比例、欠教育人口参与比10个指标居全国后10名,其中,人均公共卫生财政经费支出居全国第31位,说明辽宁人均居住条件较差,文化生活较为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五)智力支持系统
智力支持系统又称制度支持系统,反映了管理的调控能力,它要求人的认识能力、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决策能力和人的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总体发展的水平,即人的智力开发和对于“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驾驭能力要适应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要求。智力支持系统主要涉及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合理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是教育水平、科技竞争力、管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智力支持系统是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制度保障。
1999年,辽宁智力支持系统总指数为49.91,居全国第6位,说明辽宁智力支持系统较强。其中,区域教育能力指数为42.33,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教育能力较高;区域科技能力指数为39.86,居全国第9位,说明辽宁科技能力较高;区域管理能力指数为67.55,居全国第3位,说明辽宁具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总数57个源指标中,有30个指标居全国前10名,它们是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万人拥有大学教师数、中等学校以上在校学生数占学生总数比例、科技人力资源、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科学家工程师人数占科技人员比例、科技经费资源、R&D经费占GDP比例、地方科技事业费、科技三项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之比、专利产出能力、万人专利授权量、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份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例、间接经济效益、万元产值能耗下降率、万元产值废气排放下降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政府财政效率、人均财政收入、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支出比例、每个公务员创造的服务收益、经济调控绩效、经济波动系数、环境影响评价执行力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及目标责任制执行力度、环境问题来访处理率。位于全国后10名的指标有5个,分别是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万人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财政收入弹性系数、社会调控绩效、城市化增长率。二、加强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持久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具体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力、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资源等方面的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1999年,辽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指数为48.70,居全国第9位,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能力较强,但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不均衡,有些方面的能力高些,有些方面的能力低些。因此,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立足于辽宁的省情,在辽宁的生态基础、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下,保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综合平衡,实现“自然—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益最大化。
(一)加强生存能力建设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辽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生存能力建设,从生存的主要制约因素入手,采取多种措施维护、改善和提高生存资源的产出效率,以持续地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粮食和其他安全食品的基本生存需求。首先,在观念上,要提高农业劳动者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由单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向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效益转变,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发食物资源,对国土资源进行立体式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在制度上,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以加强对生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再次,要在农业技术上不断创新,努力克服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种种因素,推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目前来看,辽宁应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投入水平和生存持续能力。
(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
在发展能力建设方面,辽宁应当根据区域发展质量较差的现实,着重提高区域发展质量。资料显示,1999年辽宁区域发展质量指数为45.56,在全国位居第20名。其中,工业经济效益指数为33.06,在全国位居第17名;产品质量指数为51.51,在全国位居第19名;经济集约化指数为52.10,在全国位居第23名。可见,辽宁的区域发展质量与辽宁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地位是很不协调的。较差的经济效益、较低的产品质量、较低的经济集约化程度阻碍了辽宁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区域发展质量低下的状况,辽宁应当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在提高工业增加值和盈利水平上下功夫,同时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进技术,降低能耗,提高经济的集约化水平。
(三)加强生态环境的能力建设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实质上是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值,扩大生态环境的总容量,增强生态环境的整体质量。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生态环境能力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弱的能力,其中区域环境水平最差,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在环境支持系统的30个源指标中,居全国后10名的指标多达19个,占总指标数的63.33%。辽宁不仅环境污染相当严重,而且生态系统也较脆弱,如1999年辽宁土壤侵蚀指数为80.49,居全国第18位,说明土壤侵蚀较为严重,并影响到气候变化。为了提高生态环境能力,首先要在政策、法律、制度上引导、规范和加强辽宁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其次,要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工业技术进步和企业技术改造,淘汰污染严重的工艺技术和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还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再次,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积极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四)加强社会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包括人类发展能力建设、社会公平能力建设、社会有序能力建设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社会发展能力建设过程是不断提高社会系统维持有序运行、承受和抵抗外界及内部干扰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身能力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社会组织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社会公平程度不断改善的过程,社会保障体系能力不断强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辽宁的社会发展能力很强,高居全国第4位,是辽宁可持续发展诸种能力中的最强项,但这并不意味着辽宁可以放松对社会发展能力的建设,因为即使在强项中包含着弱项。比如,1999年辽宁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3位,其中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居全国第26位,说明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又如,辽宁的文化生活水平相对低下,1999年城市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居全国第25位,城市人均文化消费占人均消费支出比例居全国第27位。此外,辽宁的社会安全指数仅为36.39,居全国第26位,这主要是由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所致。因此,辽宁应特别加强社会公平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社会有序能力的建设,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加速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会长治久安。
(五)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倚重知识、信息、技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先进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因此,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新一轮社会财富积累的核心。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既是长远的战略,又是现实的需要。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通过塑造、改善、培育、拓展人力资源发挥作用的环境和空间,不断提高其对社会的贡献能力。
1999年,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为9.03,在全国排名第7,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属于人力资源能力较高的省份,但是从人力资源能力水平分级来看,辽宁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在5—10之间,属于较弱水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总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到一定的临界程度(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大于10),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幅度增大。因此,要提高辽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六)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内容,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和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技创新能力主要由科技潜在能力、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组成。
尽管辽宁是全国的一个科技大省,但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仍有不足之处。如辽宁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资源,1999年科技资源指数为46.68,居全国第5位,而与之很不相称的是,同年辽宁科技产业指数和科技贡献指数分别为26.55和46.34,均居全国第11位,说明辽宁的科技产出和科技贡献水平较低,与其拥有的科技资源不成比例,科技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辽宁有必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充分挖掘科技潜在能力,提高科技发展能力、科技产出能力和科技贡献能力。
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高效生态经济成为热点。高效生态经济是指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其在产业类型上形成由清洁生产企业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在产业布局上形成由若干生态工业园区组成的生态产业群;在生产工艺上做到无废或少废,实现生产过程再循环、再利用,最终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一方面是高效生态经济,另一方面是低碳经济,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对具体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经济发展目标的可实现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高效生态经济和低碳能力建设之间存在耦合关系。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且通过良性的互动实现各实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高效生态经济系统与低碳能力建设系统之间通过不同层面的耦合机制而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相互协调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在经历了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能源结构改变、产业结构调整、管理、法制、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就构成了低碳发展战略的支撑体系,这些能力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低碳能力建设主要通过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来促进高效生态经济发展。
一、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的作用机制
(一)企业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低碳能力建设会促使企业建立生态型企业文化,通过生态技术的创新、开发各种节能生态产品、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率、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提升环境绩效进而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要正视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生态营销创新、抢占潜力巨大的绿色产品市场、提高企业的生态形象和塑造企业的生态品牌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层面,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企业发展机遇、企业成本、企业效益及企业核心竞争力四个方面(见图1)。
1.发展机遇
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目前,我国的经济支柱产业不少属于高能耗产业,对碳的依赖性很高。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形态。而这“三低”技术,对于我国企业特别是那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品牌、以物质资源消耗为主、简单加工而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和外向型企业来说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压力。而且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必然会对进口的高碳产品设置种种障碍,如碳关税、碳配额购买、碳准入、碳审计与信息披露等。因此,目前阶段是中国企业存在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中国企业选择低碳产品的市场机遇。巨大的市场机遇将推动我国节能环保型企业的跳跃性发展。向低碳方向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必将加大对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以及低碳技术研发的投资。因此,企业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选择适合本企业的低碳产品,并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形式,逐步形成低碳企业的集团化、集群化和国际化,促进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群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发展低碳经济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倒逼机制,逼那些没品牌、没知识产权的粗放型生产企业,抓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低碳产业兴起的时机,加大科研投入,开展低碳设计,开发低碳产品,满足市场需要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只要善于把握,低碳经济将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2.企业成本
发展低碳经济,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从短期看就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是长远并不一定如此。首先,如果不发展低碳经济,带来的损失将比发展低碳经济投入的成本更大。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的报告认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很可能达到全球每年GDP的5%-20%,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严重。但若现在就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所需成本仅为全球每年GDP的1%。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与管理系主任邹骥预测,中国若在2030年后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抑制排放增长,那么2050年前每年的成本估计将达2840亿美元,2050年后每年的成本估计将高达5080亿美元[7]。其次,发展低碳经济并不是必然要付出成本。麦肯锡的研究表明,约75%的减排能通过非技术措施,或现有成熟技术措施实现,约25%的减排潜力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成本为零,甚至为负。最后,发展低碳经济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在企业中推行节能评估、清洁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生产流程与设备等。同样的产出,但原材料、能源消耗减少了,劳动力成本减少了、污染排放物减少了,对企业来说就是生产经营成本的降低。因此可以说,应用减排技术、发展低碳经济为我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3.企业效益
我国企业的低碳实践不仅有助于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例如,河南同力水泥2006年以来投入2800多万元实施余热发电工程和40余项低碳技术改造,取得了1.04亿元的经济收益,相当于其全年销售收入的4.4%,全年净利润的50%。如果考虑由此带来的外部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低碳企业的收益无疑会更大。今后,污水、废气等排放权将像股票一样可以自由买卖,这无异于天上掉下个“金”馅饼,减少的“垃圾”排放还能卖钱。因此,低碳能力建设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可以取得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效益的最佳选择。#p#分页标题#e#
4.企业竞争力
在经济活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发展不仅要面临国内的竞争,还要应对国际的竞争。现在的全球贸易中,越来越多的是以倾销和反倾销来作为贸易应战方式,未来碳标准可能冠冕堂皇地成为贸易自由流动的工具。因此,中国企业要想保持行业增长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位置,尤其要注意碳成分的含量。否则,发达国家间可能形成“低碳共同体”,设置碳排放国际规则,形成“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新壁垒。现在,欧洲的一些超市开始推行商品的碳排放标识。消费者的行为选择必然最终传导到商品的生产过程,高排放高耗能的生产方式会被市场拒之门外。因此,企业不能把低碳发展看作额外的负担,而应该把低碳发展变成我国企业增强自身实力的竞争王牌。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的高效率的和谐发展,而从企业层面来看,低碳能力主要体现为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低碳生产的选择、经营、盈利和竞争能力的高低。若企业能够把握机遇发展低碳产品,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综合效益和增强竞争力,而且还会在微观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生态效应,从而促进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
(二)区域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低碳能力建设是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内在要求。我们不能再以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来换取一时的经济数量的增长了,而是要更多地关注区域发展的质量。在区域层面,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区域产业结构及区域经济政策四个方面。
1.区域能源消费结构
区域经济系统有投入才会有产出。能源投入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基本保证。当前生产经济活动的能源投入以煤炭和石油等高碳化石燃料为主,因此,区域的能源消费就成为主要的碳源。这就是意味着区域低碳能力建设的本质是能源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调整问题。所以,积极推进各类能源技术的研发和采用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合理调整区域的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区域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对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度追求经济总量和速度,经济以资源、能源密集型的粗放性增长方式为主,过度依赖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化工业拉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造成对国际资源、能源市场的严重依赖,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而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逐步减弱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高碳模式造成的资源耗费和环境问题使整个社会在生产、环境、经济等各个方面都遭受了很大损失。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碳排放正成为发达国家新的绿色壁垒,限制我国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因此,如果不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资源和能源难以支撑、环境难以承载、社会难以接受的困境。
3.区域产业结构
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实体支撑。目前,中国各区域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的高碳特征。因此,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打造新的低碳产业链和构建低碳产业体系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低碳产业体系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新能源、清洁能源以及节能产业。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潮汐、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智能电网业务、工业节能和建筑节能等;二是环保产业。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固定废弃物的处理等;三是减排产业。包括余热回收、余热循环与余热发电等循环经济产业等。
4.区域经济政策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产业结构的地域差异使得我国在低碳发展时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区域经济政策的合理制定与实施则可以促进低碳经济的有效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缩减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征收碳税将导致能源开采产业和高排放产业出现明显的产量下降,促使产业结构朝着低碳经济方向转变。而差别碳税可使碳税税率较低的地区产业份额减少趋势有所缓和,碳税税率较高的地区情形正好相反,从而区域间人均GDP的差异趋于缩小。
总之,在区域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要以区域经济政策为激励,转变区域发展方式,减轻单位GDP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优化区域经济结构和工业结构,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经济的碳强度;调整区域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有效地降低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这样,区域发展就可以做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从而促进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
(三)社会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两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思想是以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提高资源和环境的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获取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并最终推动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与发展低碳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发展低碳经济旨在针对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内的资源要素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体制下,通过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实现能耗降低、能效提高、低碳排放甚至碳捕获与封存,进而推动节约型社会的顺利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低碳能力建设有助于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顺利建设。在社会层面上,低碳能力建设对高效生态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及社会制度四个方面。
1.社会意识意识
是行动的基础,因此个体低碳意识的合力是社会低碳发展的重要保证。许多调查显示中国居民对低碳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环保教育和宣传的力度,以引起市民对低碳生活的高度认可。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阶段可增设环保知识教程,并将其列入必选考试内容;也应在学龄前教学内容中增设环保知识教程。建议通过新颖的城市规划建设在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处设立专门的环保宣传教育展室,为吸引和接待儿童、学生以及来自社会公众的参观和学习服务。除了加强在校学生的低碳知识教育外,还应开展多层面、多渠道的“大众”环保教育。可借助博物馆、科技馆、电视等传媒加大专业低碳知识的宣传力度,使群众环保活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无组织走向组织性。
2.社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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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它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低碳能力建设要求社会生产方式着力构建以绿色产业为核心的低碳产业体系,壮大以生态工业园、绿色农业、低碳服务业、低碳旅游业等为主导的低碳产业支撑体系,建成以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为主导的循环经济框架,全面推广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8]。
3.社会生活方式
低碳既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采取有效的宣传推广手段在城乡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养成文明、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习惯。在城市要重点加大节能灯具的推广,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工程,深入开展公共机构及交通节能。在农村要重点推广沼气使用和节柴改灶,稳步推进太阳能光伏利用,秸秆优质化能源利用,改善农村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和薪柴消费。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等方面从传统的高碳模式向低碳模式转变,尽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或以步代车。倡导生活简单、简约化,尽量减少“面子消费、奢侈消费”。推进住房实施节能装修。引导采用节能的家庭照明方式和科学合理使用家用电器。倡导使用消费地生产的产品。
4.社会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是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基础。因此,低碳能力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的保障。这首先要以建立健全发展低碳经济的领导体制、协调机制和考核机制为基础,强有力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其次要完善激励约束法规、政策,形成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制定完善新能源、节约能源、节能建筑等方面的法规,在能源、节能、农业、林业相关法规中增加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关内容,对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加强检查监督,确保制度落到实处。制定清晰、稳定的鼓励政策,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有利于资源能源节约以及发展低碳产业的财政税收政策体系、贷款优惠担保措施,以加快建立低碳产业经济体系。
总之,宏观层面上,低碳能力主要体现为整个社会观念、技术和制度等因素表现出来的能力的高低。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以人为本,人类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决定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存在。既然目前的发展方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首先要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提高社会责任感;其次要改变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要制定严格的社会制度,激励和监督人类行为。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正是经济、环境和社会和谐的大家庭,人类在地球上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而这正是高效生态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高效生态经济对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
高效生态经济是整个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并具有典型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由此可见,高效生态经济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它以清洁生产的企业、生态工业园组成的生态产业群和区域间的经济循环为依托,从而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
(一)高效生态经济对企业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
高效生态经济对企业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上。清洁生产是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轻消耗和污染为目标,通过排污审计、筛选工艺并实施防治污染措施等技术和管理手段达到防治工业污染、提高经济效益双重目的的生产过程。高效生态经济可以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一方面可以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产值物质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即降低能源强度减少碳排放;另一方面采用新技术替代传统技术可以改善能源结构和降低单位能耗的CO2排放强度。冯相昭等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在1971-2005年间约89%的CO2减排量来源于单位GDP能耗的不断降低,一次能源结构的逐步改善对CO2减排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源技术创新和清洁能源的利用不但能增加产出、提高碳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而且能有效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无疑是驱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清洁生产是通过对工艺和产品的持续不断改进来达到节省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它强调在生产、使用、处置全过程中预防污染而不是某一环节的权宜之计。许多企业用技术创新和加强清洁生产管理的办法降低原材料用量、节约管理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致力废物利用、实现效益增长,从而大大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
(二)高效生态经济对区域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
高效生态经济对区域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生态产业园区的建设上。生态产业园区是包含若干工业企业,也包含农业、居民区等的一个区域系统。它通过产业园区内物流和能量的正确设计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企业和产业间的共生网络。在生态产业园区内的各企业内部实现清洁生产,做到废物源减少,而在各企业之间实现废物、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达到尽可能完善的资源利用和物质循环以及能量的高效利用,使得区域对外界的废物排放趋于零,达到对环境的友好。生态工业园综合地运用了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理论,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21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生态产业园区实现局部的低排放、低能耗和低碳发展,以此为依托,区域整体的低碳能力就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高效生态经济对社会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
高效生态经济对社会低碳能力建设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各个区域之间的循环经济发展上。循环经济要求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具体操作是,在资源开采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综合开发和回收利用率;在资源消耗环节要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废弃物产生环节要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在再生资源产生环节要大力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种废旧资源;在社会消费环节要大力提倡绿色消费。循环经济促使整个社会的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资源、能源的再利用,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和环境保护,有助于加快低碳能力建设步伐。#p#分页标题#e#
总之,高效生态经济的实践发展,首先是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实现微观区域的低碳生态发展,然后是依托生态产业园区的建设实现中观区域的低碳生态发展,最后是通过各区域间的循环经济发展实现整个社会的低碳生态发展(见图4)。通过微观———中观———宏观高效生态经济发展,可以促进企业———区域———社会的低碳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
三、高效生态经济和低碳能力建设相互作用机制的耦合
前面分析表明,低碳能力建设有利于高效生态经济发展,反过来,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低碳能力建设,即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因此,高效生态经济和低碳能力建设之间存在着耦合机制(见图5)。
(一)微观层面的耦合
微观经济学认为,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全球低碳经济背景下,哪家企业抓住发展机遇,顺应时代潮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否则,企业面临的发展空间在其他低碳企业的挤压下会越来越狭窄。因此,企业低碳能力建设决定着企业未来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企业连存在和发展的机会都没有,何谈利润最大化。企业一旦决定了低碳发展方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如何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收益的问题了。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生产技术的选择,而高效生态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基础内容就是清洁生产技术,所以企业低碳能力建设促进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从而获得最佳利润,而利润的增加可以反过来促进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积累因果机制,这就是高效生态经济和低碳能力建设在微观层面的耦合机制。
(二)中观层面的耦合
中观层面的经济体就是区域经济,其内部的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政策都在不同侧面影响着其综合竞争优势,而且其中任何一项的变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低碳能力的高低。比如能源消费以煤炭石油为主,碳排放就高;经济发展是粗放,资源消耗就多;产业结构低层次,技术采用低档,环境污染就严重,经济竞争力就弱;经济政策不支持低碳产业,碳排放就难以降低。因此,区域的低碳能力建设决定着区域的综合竞争优势。而能将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政策等综合采用、进行有效组合的就是生态产业园区,它恰好就是高效生态经济中观层面的支撑体。在生态产业园区,通过低碳生态产业链将区域的低碳能力建设和高效生态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低碳生态产业链可以实现资源在上、下游链上企业之间的循环利用、变废为零,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投入与环境污染,这样既增强了区域低碳产业发展能力,又促进了区域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
(三)宏观层面的耦合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能源等投入要素的使用必然产生碳物质等的环境排放。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整个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尽量做到无废或少废而有助于低碳能力建设;而碳排放反过来要影响经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低碳经济发展要求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
我国经济正处于以资源密集开采和快速消耗为特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进程中,能源资源的有限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在2009年9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我国政府提出,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即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为实现这一目标,整个社会成员都要秉承低碳理念,在自己的所属范围和领域内实施低碳行为;由于社会的发展以人为本,人类本身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影响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决定着社会低碳能力建设水平,社会制度则是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制定的准则,激励和保证社会低碳能力建设的实现。由于地球的资源有限、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社会发展又离不开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废物排放,循环经济发展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资源减量化有效节约利用以及废物回收再利用化来降低资源的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因此它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低碳能力建设,而社会低碳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又可以进一步促进高效生态经济的发展[9]。由此可见,低碳能力建设和高效生态经济在宏观层面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耦合机制。
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耦合作用,社会的各区域间会逐步一体化。区域相互间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将逐步降低或消失,进而形成一个超越区域界限甚至是超越国界的商品、资本、人员和服务自由流动的统一经济区域。推动高效生态经济和低碳能力建设有利于增强区域合作意识,促使区域各地区按照各自的区位特点、资源优势、产业基础积极开展产业分工协作,加强横向联合,共创区域发展新优势。区域内的产业集群通过统一布局、统一管理来实行区域内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增强区域整体优势和竞争力。
(一)大力开展“十大创模工程”。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五条河流专项整治工程、饮用水源综合整治工程、不达标企业点源治理工程、噪声、餐饮油烟整治工程、绿色系列创建工程、氮氧化物减排工程、环保体制机制和能力建设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环境风险防范工程等。围绕十大工程,计划在2013年上124个项目,总投资51.6亿元,其中争取国家、省投资20.047亿元,市级财政投入21.14亿元,县(市、区)级财政3.97亿元,企业自筹投入7.4亿元。
(二)大力推进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建立污染减排联席会议制度,强化结构减排,细化工程减排,实化监管减排。将重点减排工程项目和保障措施落实到“五厂(场)一车”,全面提升城镇污水处理水平,持续推进电力行业污染减排,加快水泥厂、钢铁等非电重点行业脱硝进程,启动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加强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强化污染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
(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集中力量解决重金属、危险废物等关系民生的环境问题,整体加强丹江口库区的水污染防治,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扎实抓好80个村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每个县(市、区)择优选择10个经济基础条件好、资金配套能力强、工作积极性高的村庄开展农村环境整治示范。建立和完善职能有机统一、运转协调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管理体制,探索建立体现生态文明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20__年是实现“十二五”环保各项目标任务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结合省、市、县下达的各项环保工作目标任务要求及当前环保工作实际,现将我局20__年度重点工作汇报如下:
(一)编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生态环境保护部分)规划。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__*号文件要求,20__年须完成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生态环境保护部分)专项规划的编制,指导“十三五”期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切实加大对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宣传、贯彻、执行。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自20__年1月1日起实施,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环保法,势必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
(三)推进__镇等19个乡镇污水处理站建设,着实加强__镇等7个已建成乡镇污水处理站的运营管理。
(四)推进规模化养殖场(小区)污染治理第三方运营管理,切实提升污染治理水平。
(五)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源保护。落实好省、市对我县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提出的整改要求,对县城饮用水源大佛水库一级保护区、县城备用饮用水源殷家河一级保护区建设隔离设施以及在县城市自来水厂安装毒性在线检测仪。同时,按照__*号、__号以及____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开展好日常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内的水质监测、排污单位的监督性监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检查指导协调处理污染事故、饮用水源保护信息的等工作。
(六)完成省、市下达我县的污染减排目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