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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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情报学理论 哲学 哲学
[分类号]G350
1 作为情报学基础的几种哲学观点
情报学的发展史表明，情报学界的研究者一直在不断地探索适合情报学发展的哲学基础，从布鲁克斯利用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哲学思想提出有关情报改变人类知识结构的情报学理论开始，陆续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情报学哲学基础理论，例如，以库恩的“科学范式”、“科学革命发展的动态模式”及以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哲学基础；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以矛盾论为哲学基础等等。本文主要探讨情报学界认可度较高的三种哲学基础。
1.1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1983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在《情报学》杂志上发表“情报学基础”一文，直接引进了英国哲学家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这是图书情报学界引入“三个世界”理论的开始。在此之前，1981年罗马大学图书馆与档案学院Alfred Serrai教授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在图书情报界应用的可能性。
布鲁克斯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人们要探索“世界1”，就需要同时探索“世界3”。人们从“世界3”获得所需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将“世界1”和“世界2”联系起来，“世界2”作用于“世界1”的结果，记录下来又成为“世界3”的一部分，整个这一过程就是情报过程，情报就是这种过程中的动态知识。
然而，布鲁克斯的情报学观点在我国并未取得一致的认可。穆安民等认为，波普尔是个多元论者，其“三个世界”理论属于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能将其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只有哲学才是情报学真正的哲学基础。朱奎华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虽然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作为唯心主义的多元论仍不能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杨启全等人也认为，应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不能单独将其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哲学基础。靖继鹏等人也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世界1”、“世界2”、“世界3”三个世界是并存的，并不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问题，是一种多元实在论，因此能将其视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国内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如，严怡民教授指出，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客观知识)这一新范畴，把人类精神产品从以往的精神范畴中划分出来，视为精神财富而予以强调，是可取的。因为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客观知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波普尔的客观知识概念对于加深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拓宽科学研究领域具有现实意义，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基本符合宇宙直接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谢先江系统分析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的指导作用，并将其视为情报学哲学的本体。靳娟娟中指出，波普尔三世界理论可作为情报学的本体论基础。刘植惠教授指出了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学科建设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1.2“四个世界”理论
“四个世界”理论的出现是国内学者从哲学观点出发，对“三个世界”理论加以批判、继承的结果。刘植惠和秦铁辉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刘植惠认为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外，还存在着人工物质世界和精神产品世界，而秦铁辉将刘植惠的后两个世界统称为人工创造物世界，又将语言单独地作为准人造物世界，这两种理论都吸收了波普尔在哲学上细分世界层次的独到之处，试图为情报学提供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严怡民教授指出，“四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比“三个世界”的理论更符合的世界观，但对情报学而言，它们并未提供新的视角和内容。因为它们所继承的“三个世界”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不适合人类情报实践的特点。这种方法试图为情报学对应的情报实践寻求一个“实体世界”，而事实上情报实践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领域，图书馆、大众传播、教育活动的实体是相互重复交叉的。
1.3信息哲学
20世纪末信息哲学的兴起为解决信息社会各种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情报学带来了一个建立自身理论基础的机遇。L.Flofidi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情报学是应用信息哲学，并强调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赖茂生教授指出，通过分析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层次、研究对象与规模和研究目标，可以得出信息哲学能够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的结论。国内学者张福学也指出：“作为应用信息哲学的图书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文献、文献生命周期与程序、文献管理技术与设施的学科，它应用信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去解决待定的实践性问题和现象。同时，图书情报学所进行的以服务为导向的经验研究，也有助于信息哲学中基础研究的开展。国内学者陈忆金认为信息哲学是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促进情报学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情报学确定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
2 哲学对情报理论与研究的指导
2.1对立统一观点
严怡民教授指出，认识情报和情报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使情报学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的分歧能够得到广泛理解和有效融合的基础，靖继鹏、马费成等也指出了情报和情报现象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①情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②情报的主观性和特殊性；③情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对立统一关系对于理解情报学具体领域中的一些核心概念、问题等有着指导意义，例如，在信息检索领域中，国外学者对信息检索中的辩证思维、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对信息检索领域中存在的一些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概念进行了研究，如相关性、查全率和查准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以及信息检索的实证方法和实用方法等。这些研究都证明了对立统一关系在情报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2.2可知论观点
可知论是指世界上一切客观体都可以接受科学研究，都可以被人认识的世界观。在科学研究领域，情报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揭示规律的方法，在情报领域，没有什么是不可获得的。例如，通过获取竞争对手的市场信息、专利信息、用户信息等，对其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便可判断竞争对手的研发方向、经营策
略、产品和技术优势；通过对国外相关媒体报道的新闻或采访记录或其他信息的获取途径，获得国外军事武器装备的最新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掌握国外武器装备情况。再者，利用反求工程，搜集某类产品的技术信息，并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研究，可以掌握该类产品的市场行情和技术发展概况。查先进教授在“情报研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论述了情报研究与世界的可知性之间的关系。
2.3联系和发展观点
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来看，情报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内容通常是多因素、多角度、多层面的，情报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从大量搜集来的表面上看来不相关的散乱信息中发现其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查先进教授对情报研究与事物发展的联系性进行了详细介绍。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看，情报研究追求的是从已知世界到未知世界的跳跃，但这种跳跃又并非无科学道理的，其基本依据是事物发展的继承性和相似性。正是借助于这种思想，情报研究人员才能触类旁通，通过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达到类推未来和未知情境的目的。
2.4能动性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以主体的能动性为前提的，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目的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上。查先进教授论述了情报研究与认识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举例介绍。
从目的性来看，情报活动目的是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社会团体或个人用户提供决策所需要的各种情报信息。从主动性来看，在情报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尽管有规律可循，但如果情报研究人员不积极、主动、大胆地揭示它，是不可能认识到的。任何情报并不是等着你来获取，而是需要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获取，否则该情报可能丧失它原有的高价值。从创造性来看，情报研究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信息整序和科学抽象劳动，其中的归纳整理、去伪存真、演绎推理、审议评价和预测都融入了情报人员的智慧成果和脑力劳动，情报研究工作是智能化工作，只有创造性人才才能够胜任。
3 情报学的哲学研究方法
哲学为所有科学提供方法论指导，本文主要以常用的三种哲学研究方法为例展开讨论。
3.1归纳法
归纳法或归纳推理，也叫归纳逻辑，是论证的前提，支持结论但不确保结论的推理过程，与演绎法共同构成了哲学中的基本方法之一。归纳，即情报研究将思维扩展到各种新的事物和情报中，从中提炼和概括出一般的原理。所谓逻辑归纳，即采用逻辑的方法对情报进行分析组合，使分散无序的知识变为有序的知识，对其进行归纳。靖继鹏、马费成等等指出，情报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到个别的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归纳法在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莫作钦将情报研究中的逻辑归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归纳：在文献调研过程中，把相关类问题，从学科内容的角度加以归纳。把蕴藏在大量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逻辑加以条理化，文献内容分析就是这种思维方法的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内容归纳，发现本学科的研究热点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情报学的跨学科特性强调了对内容归纳方法的需求。
累积归纳：我们所需要的情报不是固定地出现于某一载体或停留在某一时间等待我们发现，而是需要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挖掘，从中找出对情报研究有用的情报。情报工作的顺利完成都是通过对微小数据的收集、分析达到的。
推理归纳：将众多的、静态的文献活化为情报，在掌握现有信息、情报的同时，对其进行充分理解分析，推理出新的、潜在的情报，这就是推理归纳。如我们要研究目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现状，我们不可能直接通过一些综述或展望类文章进行分析总结，而是需要目前情报学中研究比较多的一些热点问题、关注比较多的论文、著作人手，探析其受关注的原因，从这些文章或著作中反映的主题或内容，推断或总结目前我国情报学的研究现状。
3.2反馈法
反馈法的核心是循环，在哲学中也就是“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反馈法的精髓。反馈机制可以说是情报学的一个核心所在，任何情报活动都是一个反馈过程，无论是情报研究还是情报实践，反馈法都必须加以应用。莫作钦提出将反馈机制作为情报研究的哲学方法，简要进行了介绍。在情报理论研究中，我们通过反馈法从引文中看情报研究成果的社会运用情况，从已发表的情报研究文献或报告中发现哪些最适合科研需要等等，反馈法贯穿于情报实践的整个活动过程中，从用户情报需求的确定到情报活动的效果或满意度等，都是反馈法的具体应用。一个完整的情报研究过程需要不断地反馈不断地探索，即“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一再认识”的循环思维过程(见图1)，情报过程的每一阶段或步骤都存在着循环、反馈过程，充分体现了反馈法在情报学中的应用。
3.3选择法
在西方哲学史上，围绕“选择”这个哲学命题展开了长期讨论，选择学吸收了西方哲学关于“选择”讨论中的有益部分，运用量子力学、相对论、分子生物学、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集东方的思辨哲学与西方的实让哲学于一身，形成了双向选择理论。双向选择理论在情报中的应用主要是用来分析情报过程中的选择问题。双向选择理论是主客体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它既包括主体性的一面，又有客体性的一面，选择是主客体的统一；选择是双方的，既有主体对客体的正向选择，又有客体对主体的反向选择，主客体选择是相互制约、相互规定的，双向选择实现的过程既是客体规律体现的过程，也是主体目的性实现的过程，双向选择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在情报研究中，选择法在情报选择中的应用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李法运在文献中系统论述了选择法在情报选择中的应用。
情报研究中的情报选择不只是对信息实体本身的选择，还应包括传递方向(用户)、传递时机和传递方式等其他方面的选择。情报选择的准确、合理‘亏否，直接关系到情报活动的其他环节，所以，情报选择过程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兼顾到各个环节，双向选择理论为之提供了可能。双向选择原理是情报选择的基本依据，在情报过程中，情报机构与用户的信息需求是这一关系得以建立、维持和发展的前提。
4 情报学理论研究中的几种哲学理论
4.1认知理论
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的情报学范式转移过程中，布鲁克斯将认知理论引入情报学，所提出的“情报认知理论”成为情报学的主流范式，情报认知理论随即发展起来。
英国的布鲁克斯(Brookes，B.C)、加拿大的贝尔金(Belkin，N)、美国的德尔文(Dervin，B)被欧美情报学界公认为情报认知观的三个杰出代表性人物。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真正的哲学来源是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基本范式，他的“情报认知范式”是超越机构范式和情报运动范式的，但并不排
斥其他范式的科学成分。作为一种范式转移，他的情报科学认知范式包括四个主要因素：①客观知识的组织；②数据公开化、方法客观化；③情报知识是存在于认识空间的超物质的实体；④用新的定量方法研究认识空间。贝尔金的情报认知范式的理论主要是知识非常态理论，他提出，情报是文本结构，情报需求在于解决知识非常态，建立“情报检索认知沟通模式”，他的理论支撑是现象学和解释学。德尔文情报认知观的理论为意义构建理论，提出情报利用是构建的过程，建立“情景一差距一使用三步模式”，其理论支撑为构建主义。
认知观在情报用户、文献分类法、信息检索等研究领域都有重要意义，情报认知观的研究及其进一步发展将促进认知主义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用来分析情报科学中实际的理论。
4.2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盛行于西方的一种综合性哲学与文化思潮，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反二元论、不确定内在性、反对实质化、去中心和反整体性。
美国情报学家Gemot Wersig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知识变迁的概念，包括知识的非个人化、知识的可信度、知识的零碎化以及知识的理性化等。由此他认为，情报学要想成为一门学科，应当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即不应当像传统科学那样企图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以问题为学科导向，并以解决科技引发的问题为发展方向。中国台湾学者赖鼎铭先生在其著作《资讯科学的思考》中引人后现代社会的概念，他指出，后现代社会对图书资讯服务的冲击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经典作品的解构、数字化技术对于教育和学习体制的虚拟化冲击以及数字化技术对图书资讯服务的质量、可得性和可用性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叶乃静较系统地论证了后现代社会下图书资讯服务面临的新问题及其对策。其核心观点是，后现代社会的出现，要求图书馆学从传统精英视角导向转化为大众服务导向。
中国大陆学者王知津等率先将后现代主义引入情报学研究中，认为情报学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非表达特质、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后现代主义是情报学发展的既成事实。他全面阐述了情报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趋势，指出当前情报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情报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趋势的体现。情报概念的模糊所凸显的非表达特质，学科边界的游移所体现的不确定性，研究对象与领域的不断变化所体现的去中心化的趋势，研究内容从实体到信息、智能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不同时代的研究目标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而摆脱技术至上的传统也体现了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中科技信仰的一种背离和反思。抛开上述问题，情报学现在所具有的跨学科的多元基础、人文和经济色彩的逐渐浓重、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等领域无一不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色。赖茂生教授在“数字化时代的情报学”一文中批评近年来情报学界存在的自我贬损太多、不爱护学科形象的问题时指出，这些现象都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俞传正认为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科学哲学的新走向――关注语境――必将继续给情报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季翔等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情报学信息素养教育的影响。
4.3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为科学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批判现实主义，有其独有的特征，主要包括现实存在的独立性和社会现实的层次性。
国外结合批判现实主义和情报学进行研究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Hjorland提出的人类信息查寻综合模型和Bates提出的信息查寻和搜集模型都与批判现实主义观点相吻合并证实了批判现实主义在人类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合理性和可行性。Marianne Wikgren指出批判现实主义观点能够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奠定富有成效的基础，尤其在用户研究方面，他在文中系统介绍了批判现实主义如何应用与情报学中的用户研究。国内学者王知津等人率先将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引入到情报学研究中，从批判现实主义与情报学的渊源谈起，论述了跨学科研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方法，研究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如层次性社会现实、语境化的重要性、环境和活动者之间能动关系等在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并对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情报学研究进行了展望，指出了批判现实主义在情报学的意义所在。作为现实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批判现实主义对许多实证研究影响很大，而且在跨学科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的这些特性都足以引起情报学界的关注。
4.4设计学
设计科学又称为设计方法论或设计哲学，设计体现了艺术性和功能性的统一。
国内学者王烁、武夷山等率先从设计学的视角研究情报学，从理论基础、研究流程和任务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从设计学视角看情报研究的可能性，指出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情报学与设计学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和交叉，从设计学视角看情报研究会对丰富情报研究方法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2005年普赖斯奖得主Howard D.White所提出的情报博采学将人定义为一束兴趣和问题，情报提要学将文献定义为一束对人之兴趣的满足和对问题的解答。所谓情报科学的任务就是实现这两者之间的适配。由此可见，如果将情报学的任务看成一种工程，那么情报研究就有理由借鉴工程设计的理念了。澳大利亚Edit Cow-an大学的博士后T.Love提出了设计理论“元理论”机构，并参考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认为任何设计理论都必须与物质世界和主观世界保持一致。
4.5阐释学
阐释学是一门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和哲学，阐释学研究的焦点是传播、语言、知识的理解和解释，这同样也是情报学关注的现象。阐释学研究的目的是确认一个词、文本的真正意义，揭示其普遍规律，情报学同样关注记录知识的传播。所以有学者将阐释学视为情报学研究的基础，是指导情报学研究的元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期，阐释学进人情报学研究的视野，欧洲几位专家掀起了阐释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热潮。1986年，Winograd和Flores率先提出采用以人为主的阐释学方法来设计信息系统。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理念”国际研讨会上，Hoel、CapulTO、CorneliuS和Brier分别就情报科学的阐释学研究方向进行了论述，提出可将阐释学应用于信息分析、信息组织及信息检索等方面。1992年，在丹麦举行的国际图书情报科学学术研讨会上，阐释学和行为科学在情报科学与图书馆学中的影响和作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成为继认知科学之后的情报科学又一研究取向。
周庆山教授指出，情报交流活动的基本原理是交流与阐释原理，对文本信息的交流和受众接受与阐释活动的辩证统一认识，是对情报交流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系统的整体规律的把握，并以此建立起情报交流研究的新“范式”。
5 展望
一直以来，国外情报学者都非常重视哲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不断引入一些新的哲学视角来研究情报学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关注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情报学的发展。随着国外这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国内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情报学中的哲学问题，本文在对情报学的哲学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虽然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尚不系统，学者之间的研究联系性不强。笔者认为，国内在从哲学视角研究情报学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
情报学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情报学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 分类统计
[分类号]G350
1 引 言
情报学在我国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是发展到80年代，情报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生命力很强的交叉学科才在中国学术界赢得重要的地位。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动下，情报学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情报理论、技术和手段都有新的发展。
对于情报学单位和情报学从业者，把握和了解当前情报学硕士教育的发展方向相当重要。在此之前，国内学者对情报学硕士单位进行了统计分析。王知津、张桂玲在2002年对28所情报学硕士单位的97个研究方向做了分析，得出研究方向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在前3位的是：①信息管理；②情报理论、信息系统；③一般情报分析研究、专门情报分析研究；王媛媛在2007年对上海8所情报学硕士单位的40个研究方向做了分析，得出研究方向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在前3位的是：①信息资源管理；②信息管理、竞争情报；③情报理论与方法、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信息服务、信息系统、数字图书馆、知识管理。而2009年我国共有64所情报学硕士单位，研究方向也增到185个，上述分析已经不能反映情报学硕士教育的最新进展。
本文通过对64所情报学硕士单位的招生简章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地理区域和研究方向的分析，总结当前情报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其中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情报学硕士单位以及研究方向的设置提出建议。
2 情报学硕士教育地理区域分析
2009年情报学硕士单位共有64个(笔者能够查到并确定的数量)，覆盖全国19个省，4个直辖市。笔者对每个地区的情报学硕士教育点进行了统计(见图1)。
排名前5位的是：北京市(13个)占总数20％，上海市(7个)占总数11％，江苏省(7个)占总数11％，天津市(4个)占总数6％，湖北省(3个)占总数5％。当前我国情报学硕士教育研究单位都集中在经济文化发展比较好的重点城市，前5名共占了53％，同时暴露出经济欠发达地区情报学发展薄弱，如、贵州、青海、新疆等地区。
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域性差异引发了“信息地域差距”，造成信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信息领域“马太效应”的解决有赖于国家宏观战略层次上的调控、规划和指导。在发展我国情报学研究多样性的前提下，要保证情报学研究地域上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不仅能实现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且通过对信息资源有效的开发与利用，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3 情报学硕士教育研究方向分析
在分析整理的64所院校中，大多数院校都提到要培养情报学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掌握扎实的情报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网络检索技术和信息管理系统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成为在现代情报技术、政务信息或企业情报方面具有特长的高级情报技术骨干。不同的院校在其规定上也有所区别，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情报学专业主要培养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从事信息系统规划设计与维护、信息组织、信息资源开发与咨询服务、知识管理及相关教学科研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为了分析情报学硕士教育的研究方向，笔者收集整理了全国64所院校2009年研究生招生简章(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情报学教育不区分方向除外)，对2009年情报学研究方向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由于各院校在设置研究方向时，出现了二元研究方向，为了便于分类统计，对其进行了拆分，如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拆分成竞争情报和知识管理两个研究方向。将拆分好的方向归纳为23个研究类型，列出属于各类型研究方向名称，并分类统计研究方向和设有该研究方向硕士单位的数量与百分比。
分别统计特定研究方向在所有研究方向中所占的比重和设有该研究方向硕士单位所占比重，有助于了解此研究方向的发展状况。
研究方向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前10位分别是：信息管理、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竞争情报、信息资源管理、知识管理、信息检索、情报理论、信息组织、学科情报分析研究。
研究方向按其在研究方向总数的前10位分别是：信息管理、信息技术、学科情报分析、专业情报分析研究、信息系统、信息检索、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竞争情报、信息化、网络技术及应用。
4 研究方向趋向
随着社会的发展，情报学硕士单位对研究方向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有的注意传统与现代的兼容来设定方向；有的重新界定学科内容来规划方向；有的则是选择应用全新方向。虽然各校的学科建设思想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但从全国64所院校的情报学研究方向中，可以探寻出当前我国情报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
4.1 立足于信息管理
王知津教授曾提及信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是情报学研究的主流方向。当前情报学硕士研究的主流方向与我国情报学硕士教育的主流方向一致。数据中可知，信息管理(51.6％)和信息资源管理(37.5％)所占比重还是相当大的，分别有33所和24所院校设立此方向，这两个研究方向是情报学的研究重点。有效地利用信息，对信息的生存、传递、获取、组织、检索、利用进行管理的研究和教育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是知识管理的兴起也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在研究方向中占到了第6位，24所院校设置了此研究方向。
4.2 信息技术倾向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应用到各种领域，成为信息业发展的基础。2002年信息技术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列，仅仅排在第7位，而目前信息技术排在第2位，可见，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情报工作数字化、现代化、网络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元数据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中情报检索技术得到长足发展，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基于内容检索、智能检索等被广泛实践和研究，已经成为使用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4.3 研究方向实用性
情报学硕士研究方向比较广泛，反映了学科的进展和社会发展需要。2002年竞争情报研究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列，到第8位，目前已经
排在第4位，可见，竞争情报已经成为管理者竞争的战略资本。竞争情报使管理者能够预测商业关系的变化，把握市场机会，抵抗威胁，预测对手的战略，发现新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学习他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洞悉对公司产生影响的技术动向，并了解政府政策对竞争产生的影响，规划成功的营销计划。战略竞争情报、企业竞争情报、信息咨询、经济信息、信息服务等方向的设置紧随社会发展需要，越来越得到重视，进一步拓宽了情报学的研究思路，使情报学的发展迈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4.4 理论方法研究不足
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是传统研究方向，是情报学的基础。2002年情报学理论研究按设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单位数量排列，到第2位，目前已经排在第8位，町见，我国目前对情报学的理论研究重视不够，一个学科的发展一定要有核心理论体系。充分分析、研究学科体系结构的特点与规律，将会更加深入了解学科体系结构的本质属性，掌握科学体系结构发展与演化的普遍规律，使情报学理论体系结构向着预定的目标迈进。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怎样改革，其立足点都应当放在情报工作，情报事业和情报学上。放弃这个立足点，就等于失去了学术阵地，其结果弊大于利。近年来，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各单位设置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它们有的是与情报学交叉的，有的不属于情报学的范畴，把它们作为情报学的研究方向似乎有点勉强，势必影响情报学的学科形象。
4.5 研究方向综合性
信息是一个涵括广泛的概念，有商业信息、医学信息、地理信息、自然科学信息、社会科学信息等；对于信息的管理，涉及技术处理问题和内容处理问题，综合性趋势非常明显。现在情报学研究方向的设置体现了这一趋势。从情报学研究方向来看，有的侧重于咨询决策领域(如北京大学)；有的则信息经济、信息技术、信息管理并重(如武汉大学)。整体的情报学研究方向与医学、地理、自然科学兼收并蓄的特点也反映出情报科学发展的综合性趋势。
5 结语
情报工作对社会和经济的持续进步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社会的提出，情报学发展前景将会更宽广。由于目前情报学在地理区域上发展严重不均衡，欠发达地区情报学发展十分薄弱，国家应通过宏观调控对西部开发地区进行扶持，可以通过院校联合办学、吸纳高技术人才、放宽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情报学研究地域的广度，同时也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情报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知识管理;图书情报学;发展趋势;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知识管理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在今天的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成为了众多学术前沿领域中的重要一支。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新型管理模式，知识管理与其他学科相互关联，从而掀起了学术界一场激烈的学术大讨论。图书情报学是以信息和知识的组织、加工、传播等传统内容研究为主的学科。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知识管理相关研究逐渐受到 到情报理论研究界人士的热切关注。因此，在知识管理所影响的一系列传统学科基本概念、研究范围等的变化中，以图书情报学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科学而系统地研究图书情报学与知识管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知识管理对图书情报学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图书情报学未来发展方向，是情报学界目前为止特别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知识管理概述
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是当代正在经历的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知识管理作为管理领域里的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在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还未形成完全被大家认可的精确定义，也正因如此各国学者便就此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马斯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系统地发现、选择、组织、过滤和表述信息的过程，其目的是改善雇员对特定问题的理解。阿比克则是将知识管理定义为：“对企业知识的识别、获取、开发、分解、使用和存储”。这两种观点代表了一部分研究者的观点，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将知识管理的对象限定于知识或信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观点从其他的角度对知识管理作出了界定，例如美国的卡尔・弗拉保罗以知识管理的目的为出发点，认为所谓的知识管理就是运用集体的智慧力量来提高其应变和创新的能力，是为企业提供实现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共享的新方法。
尽管有关知识管理定义的研究各式各样，但是从它所研究的对象和范畴来理解，还是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达到统一的。研究者们认为，对于“知识管理”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解释。所谓广义的“知识管理”一方面包括了对知识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无形资产和各种资源的管理，主要涉及了知识组织、知识资产等方面的管理。而狭义的“知识管理”，则主要是针对知识本身进行的管理，包括对知识从创造到应用的整个过程的管理。
二、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相互关系
知识管理和图书情报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内容和适用范围。但是两者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们在研究对象和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说，知识管理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带动发展的关系。总的来说，二者的基本研究对象都是知识。图书情报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信息的收集、组织、加工、传播的学科，在经历了以文献、信息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后，其研究的知识化已经在图书情报界站稳了脚，知识已俨然成为了图情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就知识管理来讲，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进行考虑，知识管理的研究对象都是知识。知识管理就是将组织可得到的各种各样来源的信息转化为知识，并且将知识与人联系起来的管理过程，由此可见知识管理和情报学紧密相关。
三、知识管理对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影响
目前，随着知识管理的广泛应用，其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书情报学在知识管理思想的影响下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
（一）知识成为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随着知识管理研究在图书情报界地位的不断上升，也使得图书情报学打破了常规研究，将研究高度上升到客观知识的主观化，即将显性知识转化为人的技能或头脑中的知识和经验。知识管理的逻辑起点是“知识”，既包含显性知识，也包含隐性知识。因此说知识成为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势在必行的。
（二）图书情报学研究内容的变革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容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创新的过程。知识管理为这种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知识管理理论和实践影响下，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研究对象、立足于更广阔的实践基础之上;二是将理论与技术相融合，创造学科发展新优势;三是以知识组织为核心，强化管理学科色彩。
（三）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一般来说，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的影响下，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明显的综合化趋势。在知识管理条件下，图书情报学三个层次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管理的方法将共同服务于图书情报学的理论研究。
四、图书情报学领域在知识管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图书情报领域在知识管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说，主要是目前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总体来说是理论研究多于应用研究、表层研究多于深入研究，并且研究仍处于一种自发零散与无序的状态，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指导。
五、对知识管理影响下图书情报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知识管理对情报学的影响，将决定情报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首先，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将从文献领域逐渐向知识领域转进。知识管理对图书情报学的内涵、范围拓展以及理论覆盖面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于知识管理的影响，情报学界应变换研究思想，以此去适应知识管理的发展需求。然而，面对这一挑战，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情报学科自身的理论研究，其研究重点应该从文献的物理层面转向知识的认识层面。因为，只有在知识层面上不断地量化，才能为图书情报学科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要重视信息数字化的发展和利用。信息的表达和传播通过信息数字化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数字化信息的发展不仅将电子信息资源的发展推向了，而且还占据了情报研究中心以及各种信息服务机构信息资源的主导地位。信息服务系统网络化研究将极大地推动科技情报事业的繁荣发展。
六、结论
综上所述，图书情报学在知识管理思想影响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知识成为图书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图书情报学界在对知识管理进行研究时，首先应该从理论上寻求图书情报学科与知识管理的联系点，以便为以后的研究提出理论依据。与此同时，应用研究也不可忽视。只有从实践中才能体现出理论的意义，应用研究正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一环。总之，知识管理研究对我国图书情报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视角，成为图书情报学科发展进程中―个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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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图书情报学 硕士研究生 个性化教育 网络信息教育系统(WISE)
[分类号] G250
在当今日益彰显个性的社会，个性化已成为教育的新命题，图书情报学教育也不例外。有关图书情报学教育的研究已非常成熟，但有关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个洼化教育的文章并不多见。为此，本文拟介绍美国在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个性化教育方面的经验，以利于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个性化教育的开展。
1、个性化教育概述
个性化教育是针对“教学内容一致，培养能力一致”的共性教育或划一性教育而言。它强调尊重人和人的个性，突出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发掘人的个性潜能优势，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让学生在各自最佳的发展点上获得充分、全面的发展，以利于各种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
个性化教育的特点是：①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包括尊重个体的个性和尊重个体的需要；②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选择性，使个性发展的过程成为一个自主、自由的过程；③创设展示生命潜能的条件，使生命潜能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个性化教育的实现，第一要求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供学生自主选择，这种选择不仅包括不同的学科内容，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职位的设想；第二要求对现有教育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重点是整合师资，形成教育团队来完成个性化教育。因为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是其他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是个性化教育的关键，其中不仅包括教师自身能力的提高，还包括教师协作方式的转换。
总之，个性化教育思想是在整合各种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在完善知识结构的前提下，充分开发个性化思维模式，实施个性化的教育方式，以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创造性人才。
随着个性化教育理念的广泛传播，个性化教育也成为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但在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中还应用不多。笔者通过对美国排列居前9位的图书情报院校网站进行访问，发现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土研究生教育已经采纳了个性化教育理念并付诸实践，以下就从硕士学位设置、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4个方面来做一介绍，以供参考。
2、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个性化教育
2.1 硕士学位设置多样
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院校较多，其中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院校就有56个。笔者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出版公司(U.S.News and Wodd Repoa)2006年公布的美国图书情报学院排名，选取了前9名院校的图书情报学硕士点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根据对这9所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统计，其硕士学位的类型既包括正规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20多个，又有专业硕士学位和各种认证教育培训等资格培训。正规的图书情报学硕上学位可分为传统意义上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和跨学科的专门领域的硕士学位两类：传统意义上的硕士学位有图书情报学理学硕士、信息管理学理学硕士、信息学理学硕士；跨学科的专门领域的硕士学位有生物信息学理学硕士、交流与信息研究理学硕士、电子通讯与网络管理理学硕士、软件工程理学硕士等硕士学位。除正规的硕士学位以外，锡拉丘兹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等还为学生提供学校媒体专业(school mesa specialization)、数字图书馆、档案与文件管理等专业硕士学位。部分院校还提供种类繁多的各种认证教育(学习结束颁发证书，而非学位证)，如：面向致力于数字信息收集与组织管理的人员提供的“数字图书馆高级研究资格认证”；致力于培养图书馆信息学专业研究生，以教育和指导中小学生提高信息素养与信息技能的“学校媒体专业的高级课程认证培训”，等等。
可见，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学位设置类型多样，从一般到特殊专业领域的硕士学位均有所涉及，并且提供各种资格认证培训，覆盖面较广，为学生提供了非常广阔的、个性化的自由选择空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及能力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硕士学位进行攻读。
2.2 培养模式灵活多样
9所大学的硕士学位培养方式分为全日制在校生、在职生、远程教育生三种，其中全日制在校生的培养年限为1-2年，在职或远程教育的学生为2-6年(大多数为3-4年)。例如，匹兹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为1-4年。威斯康星一麦迪逊大学的远程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年限为6年，尽管学生可以在第2-3年完成学位课程，但学生要获得硕士学位必须到相应的图书馆、信息机构进行工作与实践，在得到实践部门的指导老师首肯之后才能拿到学位。由此可见，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式比较灵活，学生有相对自由的选择空间，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工作安排选择适当的培养模式，突出展现了美国图书情报学院“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教育理念。
2.3 职业目标明确
从访问的情况来看，9所大学所设立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对培养目标或职业都有明确的定位。培养目标概括起来是要求培养能在图书馆、信息部门等从事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评价并具备较强信息交流能力的高级管理人才。职业定位方面，以密歇根大学最具有代表性。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根据历届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单位及职位情况，为学生定制了共计24种职业目标。按照工作单位性质的不同，其就业单位可分为非营利性／文化／教育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业三种类型，针对各个类型分别提供了10―17个职位供学生选择。如果学生对于列举的职位不感兴趣，还可以与老师沟通，由老师为学生专门定制职业目标及相应的培养方案。现将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提供的职位列举如下：
非营利性／文化／教育机构的职位。包括：学校图书馆员、大学档案管理员、数据库／系统分析师、数字化主管(digi curator)、数字图书馆员、经济发展咨询师、企业家／创业者、医学图书馆员、信息与文件管理员、信息建筑师、信息专家、知识管理专家、政策分析师、学校媒体专家(school mediaspecialist)、检索／语言工程师、用户界面设计师／网络开发人员、青少年图书馆员，共17个。
政府部门的职位。包括：数据库，系统分析师、数字化主管、经济发展咨询师、政府档案管理员(governmentarchivist)、医学图书馆员、信息与文件管理员、信息建筑师、信息专家、政府分析师、用户界面设计师／网络开发人员，共
10个。
企业的职位。包括：企业档案管理员、商业／IT分析师、数据库／系统分析师、数字化主管、企业家／创业者、人为因素分析师、信息与文件管理员、信息建筑师、信息专家、IT／管理咨询师、知识管理专家、产品策划／营销经理、检索／语言工程师、可用性专家／工程师、用户界面设计师，网络开发人员，共15个。
由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所提供的职位可见，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个性化教育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遵循了“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理念，体现了尊重学生独特性与差异性的特点。一方面，它为学生提供了适合社会需求的品种丰富多样的职位选择，避免了整齐划一的培养模式，实现了教育的多样化与特色化，学生可根据学校提供的职位介绍，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位，为其个性化发展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明确了培养目标，使职业定位清晰，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学生可以根据所选择的职位自主学习相关课程，锻炼并培养该职位所需的必备技能，为将来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4 量身定制培养方案
从课程设置方面来看，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基本上分为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两大模块。这种模块设置一方面巩固了学生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必修的核心课程一般由本院系开设，而选修课程多为跨院系或跨校选修。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职业梦想，由学生和导师联合商议，量身定制出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是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个性化教育的主要特色。密歇根大学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该校为学生定制了24种职位，针对每种职位分别提供了个性化的核心课程、选修课程、并列出了可供开展的研究及服务方向、近年来该专业方向的毕业生实习与就业的单位，以供学生参考。
以数字图书馆员和信息建筑师两个职位为例：
数字图书馆员职位的课程配置为：综合网站设计、网络计算理解、数字化图书馆馆员、因特网的发展及其未来、数字图书馆、专业信息服务管理、信息资源与服务、信息构建等。可从外系选修的课程有：工程学院的数字通信理论和实时计算原理、企业研究学院的新风险增长点、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的GIS原理。可供开展的研究及服务方向有：社会文化遗产超常规服务、制度知识库、因特网公共图书馆、网络构架科学与工程改革。实习单位有：密歇根州大学制度知识库、乔治亚州数字图书馆、密歇根州数字化工程等单位。就业单位有：密歇根州大学图书馆和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图书馆等。
信息建筑师职位的课程配置为：信息查找行为、系统评价与服务、信息构建、自然语言处理、信息资源组织、组织机构信息、界面交互设计。可从外系选修的课程有：商学院的IT技术的人性化、工程学院的通讯网络、高级人工智能和适应系统导论。可供开展的研究及服务方向有：原始信息的获取及其可用性、专家网络扩大，因特网公共图书馆及网络模型。实习单位方面主要列出了Hewlett-Packard公司、纽约施乐复印有限公司等7家单位。就业单位有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机构和Hewlett-packard公司等。
从以上两个职业定位的课程设置来看，既有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又有外专业的相关课程及个人兴趣课程；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践单位和就业单位目标，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动力和导向，极大地发挥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两个职位的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各不相同，完全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点量身定制课程培养方案，达到了个性化教育中差别教育的要求，为学生挖掘自身潜能，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2.5 跨校选修课程
从访问情况来看，9所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学位点中，超过一半的院系提供了远程跨校选修课程，即通过网络信息科学教育(Web-base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以下简称为WISE)，系统选修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其他图书情报学硕士点院校所开设的网络课程。
WISE最初是由锡拉丘兹大学信息研究学院与伊利诺斯大学的图书馆与信息学研究生院于2005年联合发起的，由美国联邦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学会(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提供资金支持而创办。WISE联盟现有成员学校14所，目前只面向硕士研究生进行联合在线教育，采用双方互动视频会议(two-way video conferencing)等先进技术和手段，同步发送与接收几个现场的信息，并以在线格式传递课程内容。每个WISE联盟的学校都要提供由本校教师授课的网络课程，以供本校和其他联盟学校的学生选修。例如，WISE2006年夏季提供的课程有：印第安纳大学的“儿童与未成年人电子资源”、马里兰大学的“学术信息事业管理”、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分校的“儿童信息书籍与资源”等；2007年提供的课程有：伊利诺斯大学的“法律政策”、维多利亚大学的“竞争情报”、锡拉丘兹大学的“数字图书馆”等。这些课程都是由WISE成员学校提供，并且在整个图书情报领域具权威性，教学质量较高。学生可以通过网络从WISE主持学校的课程管理系统中查找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而不需要转学，只需随时关注WISE联盟学校的校历及课程的变动情况。
WISE突破了地理和校际限制，整合了美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资源，通过网络在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院校之间实现了师资和教育资源的共享，将学生的学习形式从教室学习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网络在线学习，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发展空间，为提高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奠定了基础，为学生全面充分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保障。
美国的跨校在线选修课程教育模式，整合了全国的图书情报学教育资源，形成强大的教育团队，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对世界其他国家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带来了重大冲击，并将促进整个图书情报学教育质的飞跃。
3、启 示
综上所述，美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个性化教育主要呈现出硕士学位设置多样、培养模式灵活、职位多样与职业目标明确、量身定制课程培养方案、跨校选修课程等特色。反观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在硕士学位设置和培养模式方面，各高校均设置了正规的硕士学位及其他各种在职硕士学位，培养模式也有2―3年的全日制、在职、远程教育等多种。因此，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是其个性化教育理念及职位设想多样化、职业目标明确、量身定制培养方案、跨校选修课程等。
3.1 启示一
借鉴美国经验，明确培养目标，定制品种丰富的职位目标，量身定制课程培养方案，实施个性化教育。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以便提高自身在未来就业市场中的砝码。但大多数学生的目标仅仅是获取一纸文凭，缺乏明确的职业追求，造成了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不能满足需求的困境。因此，在探讨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建议由图书情报学教育委员会牵头，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个性要求，构建适合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职业目标，定制品种多样的职位供学生选择。如目前较贴近社会需求的数据库／系统分析师、数字化主管、信息与文件管理员、信息建筑师、信息专家、用户界面设计师／网络开发人员等职位。各个院校可根据各自的教育资源情况量身定制培养方案，设置包括核心课程、选修课程、目前研究动态及研究活动、实习单位和就业单位等内容的个性化培养套餐。至于具体的学生培养问题，可以由导师和学生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点，制定明确的、详细的、个性化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尊重学生的个性及其个性化要求，凭借学生的优势发掘其潜能，实现人的充分个性化发展。这将改善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前景和专业声望，为社会培养大量所需人才。
3.2 启示二
整合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资源，打破校际限制，实施跨校选修课程，形成强大的教育团队。就跨校选修课程而言，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处于领先地位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中，仅中国科学院和南京大学开展了共同培养研究生项目，要实现全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资源共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网络信息教育系统(WISE)的运行机制，规划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共享系统，整合我国图书情报学的教育资源，为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提供师资保障，从而全面提高我国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可以预见，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将会取得质的飞跃。
随着当今人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会遭遇到各种专利侵权纠纷问题。企业实施产品生产制造环节中，依据我国《专利法》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生产、加工受专利法保护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产品或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他人专利方法的行为(直接侵权) ；或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制造专利产品的零部件，或专门用于实施专利产品的模具，或用于实施专利方法的机器、设备等行为(间接侵权)都将被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为避免产品加工、生产与经营中的侵权纠纷,企业应主动采取规避侵权风险的措施，及时对其产品制造过程中的专利信息进行全面检索，以知己知彼，防止侵权纠纷事务的发生，这种侵权检索较适用“防止侵权检索报告”；当企业被告知侵权时，为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依照专利法规定，企业就对方诉告侵权的专利提出无效诉讼，更应进行专利信息检索，这种被动侵权检索目的是查找提出专利无效的依据，力争挽回侵权损失。这时较适用的检索报告为“被动侵权检索报告”。
5产品销售阶段
产品销售涉及出口销售和国内上市两种方式，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专利信息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弄清在销售地区相关技术的专利保护情况，防止侵犯他人合法专利权。首先采用“防止侵权检索报告”调查相关专利情况，如果该产品落入专利保护范围，判断专利权的期限，专利权是否终止，专利权是否在有效的保护地域范围，可采用“专利法律状态检索报告”检索对方专利的法律状态，核实其是否在有效期内。再者，对于法律状态有效的专利，应当判断是否存在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理由。对于通过“专利检索报告”确认具有专利三性的技术发明，应当及时在我国和出口地申请专利保护。
5.1指定国（地区）出口
对产品出口地明确之情况，主要检索该产品是否落入他人在指定出口地有效专利的保护范围。若落入, 则在未得到专利权人许可情况下不宜直接出口，否则极易造成侵权纠纷 ；如不落入，则应考虑把相关技术及时在我国和出口地申请专利，以求尽早得到法律保护，达到占领该技术阵地的目的。申请专利可采用“专利检索报告”，主要考察技术成果是否满足专利三性要求。
5.2非指定国（地区）销售
对产品销售地区尚未确定或计划做国内外全面推广之情况，需要检索该产品在国内外各主要地区的专利族及其法律状态，可避开有效专利所在地区，最终选定合适的销售地。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涉及的是“质量”不过关的中国专利，可以考虑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将专利权的无效宣告程序作为与专利权人进行抗衡的“武器”，因为一旦专利权被宣告无效，依据我国专利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相关技术进入公知公用阶段，也就无所谓侵权了。这里关键是要收集专利权无效的证据，适用“被动侵权检索报告”，常用的方式是查找到相关中国专利独立权利要求所保护的技术方案，已被之前的文献公开，相关中国专利因丧失新颖性和创造性而失效。
6结束语
总之，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专利文献检索与利用。专利文献集技术、法律、经济信息于一体，是企业技术创新中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它是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好参谋，对企业生存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而有益的作用。而专利检索又是企业技术创新，获得专利保护的有效途径和必然需求, 在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市场竞争等不同阶段环节中，合理有效地利用专利文献，进行规范专利检索对企业技术创新意义重大、作用显然。作为国家科技部认定推荐的一级查新权威机构有义务、有必要为企业技术创新全过程提供专利检索情报服务，通过专利检索与情报分析，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企业科技创新项目，出具不同环节所需的专利检索报告, 这对避免企业低水平重复开发，规避潜在侵权风险，提升研发起点与创新能力，助推企业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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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知识图谱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CSSCI 共引分析 共现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55.2;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5-0105-07
Visualizing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Research Development Based On CSSCI（2000-2011）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in CSSCI（2000-2011）， the paper makes visual 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By knowledge mapping technology，the research evolution， core papers， core authors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re clearly shown.
Key words knowledge mapping;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cience; CSSCI; co-citation analysis; co-occurrence analysis
1 引言
随着可视化技术的发展，知识图谱成为近年来文献计量领域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对于知识图谱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近年来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方法与工具，其中美国学者陈超美的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具有较大影响力[1]。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团队较早将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引入国内科学计量学研究[2]，其团队与陈超美合作，利用知识图谱对我国科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与评价，推动了知识图谱在我国科研评价领域的应用[3-4]。本文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通过共现图谱与共引图谱展现2000～2011年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科发展脉络，数据来源为CSSCI收录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用信息。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5]的提出，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高质量期刊遴选提供了有力指导，进而为学科计量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保障。白云以CSSCI（2004～2006）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为研究对象，从篇均参考文献数、期刊基金论文占有比例等方面分析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的学术规范程度和学术含量状况[6]。邓三鸿、王昊以CSSCI（2004～2008）中49种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引用数据为基础，通过被引速率考察了相关期刊的学术影响力[7]。贾洁以CSSCI（2000～2007）引用数据为基础，统计并分析了对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内外学术著作，进而分析了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出版机构[8-9]。王昊、张小琴以CSSCI（2003～2007）收录图书馆、情报学17种期刊引用数据为基础，从总体引用网络、层次引用网络、引用网络聚类等角度构建了期刊引用网络，探讨相关期刊的引用层次结构以及期刊集群规律[10]。
本文以CSSCI（2000～2011）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发文及引文数据为基础，通过关键词共现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作者共被引图谱及作者共现图谱可视化分析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发展历程。图谱中主要通过频次与中介中心度考察相关知识单元，中介中心度体现在图谱中某知识单元与其他成员之间的联通重要性。
2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来源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通过绘制2000～2011年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整体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将这12年来的学科研究内容直观呈现在一张网络图谱中，进而揭示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参数调整后可视化图谱如图1。
图1中按照中介中心度的大小来控制节点标签的显示数量，节点大小与其代表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大小成正比。图中含有外环的节点代表该关键词的burst值不为0，外环的宽度与其突变率成正比，表明这类关键词在当前年度迅速成为学科热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起始于2000年，所有2000年关键词burst均设为-。
从表1可知，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知识管理、公共图书馆、信息资源、网络环境、图书馆学、信息检索、图书馆管理和竞争情报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们使用最多的关键词，且均是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
由表1和图1中的信息，本文可以将这12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主题归纳为如下六大领域，下面将分别阐述各个领域的发展脉络与趋势：
（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在这12年里一直是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核心领域，位于图1的左上方，是连接其他研究领域的枢纽，包含情报学、图书馆学和科学期刊等热点关键词，主要是对情报学、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式、研究对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研究。其中，对于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学科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关键词为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相关理论探讨关键词包括图书馆服务、读者服务、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建设等。
（2）文献计量学一直是这12年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随着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对象从文献向信息的转变，其开始向信息计量学拓展，并与网络计量学产生交叉。期刊评价研究作为文献计量学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主要涉及关键词为科技期刊、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影响因素、网络影响因子、h指数等。结合这些关键词的出现时间可知，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从统计分析与引文分析，到社会网络分析、信息可视化、知识图谱。由此可见，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文献计量学分支研究领域日益呈现出信息化、综合化的趋势。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在这12年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传统的情报检索、光盘检索、联机检索和文献检索到网络信息检索、全文检索和图像检索。2002年数据挖掘技术的出现，以及2004年Web挖掘、文本挖掘、知识挖掘、xml、语义网、本体和虚拟图书馆的出现，表明学者在信息检索研究中更加重视对新技术的应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体技术在2004年成为突变点。在检索工具方面，对于搜索引擎的研究在12年间发展较快，从搜索引擎到全文搜索引擎、元搜索引擎，继而到2006年出现的垂直搜索引擎都很好得体现了这一研究进程。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从图1中可以看出信息管理历年来的研究主题包含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信息服务和信息组织等。历年来信息服务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情报服务、高校图书馆和图书情报工作到数字资源和数字图书馆，再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进而到交互式信息服务与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信息资源产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纸质资源逐渐转为数字、网络资源，学者的研究也相应随之变化，信息管理与服务的理念也产生了变化，从强调资源整合到资源共享、协同交互、智能推荐、开放存取、个性化服务。
（5）竞争情报从2000年至今一直是情报学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涉及关键词有企业竞争情报、产业竞争情报、战略管理、反竞争情报、技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系统、人际网络情报、专利情报、危机管理、危机预警、信号分析等。由此可见，国内竞争情报的研究对象主要为企业、行业，研究内容从竞争情报、反竞争情报逐步向更具实用性的专利情报、竞争情报系统、危机管理、信号分析扩展，体现了我国竞争情报的实用性发展趋势。
（6）知识管理。从表1可以看出知识管理从2000年开始成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研究热点，结合图1中知识管理节点各颜色圆环的厚度，可知往后其一直是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热点，历年来相关研究主题如下：知识经济、知识创新、知识产权、知识组织、知识服务、知识发现、知识管理系统、知识检索、知识共享、知识挖掘、知识网络、知识转移、知识库和知识图谱等。
3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献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2000～2011年文献共被引图谱来揭示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特征及其演进。以两年为时间分片，经过参数调整后图谱如图3所示。
图中相关参数同上节所示，为了更详细分析对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献，文章列出被引频次大于70的文献33篇，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如表2所示。
表2中33篇引文可看作2000～2011年的重要知识源流，可以清楚的看到大部分是图书，表明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通过综合图3的聚类信息、表2的各个指标信息及研究热点与知识源流间的对应信息，结合对这些文献内容的分析，本文将2000～2011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引文归纳为以下六大领域，并给出各个领域对应的知识源流演进的关键路径。
（1）学科基础理论。学科基础理论成果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核心知识源流，这12年来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随着时间的演进如下：1985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1994严怡民的《情报学概论》、1996年严怡民的《现代情报学理论》、1998年王知津的《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和吴建中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1999年孟广均的《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进展》和徐引篪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2000年张晓林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2002年吴慰慈的《图书馆学概论》和《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2003年梁战平的《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2006年周晓英的《情报学的形成和定位》和2007年马费成的《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这13篇文献组成了学科基础理论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2）文献计量学。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学术成果是这12年来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学者最为重要的知识源流。按时间顺序依次列出历年来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如下：1988年邱均平的《文献计量学》、1996年林被甸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和黄俊贵的《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7年王崇德的《文献计量学引论》、2000年戴龙基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1年俞君立的《文献分类学》、2003年李鉴的《2002年中国科技期刊出版统计》、2004年刘军的《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和邱均平的《网络数据分析》、2005年罗家德的《社会网分析讲义》、2006年姜春林的《H指数和G指数――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新指标》、2007年邱均平的《信息计量学》和2008年苏新宁的《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这13篇文献组成了文献计量学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的演进如下：1997年曾民族的《网络信息检索现状和性能评价》、1997年黄纯元的《图书馆与网络信息资源》、1998年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998年程亚男的《网络化趋势与图书馆发展观》和汪冰的《数字图书馆：定义、影响和相关问题》、1998年马费成的《面向高速信息网络的信息资源管理》、1999年岳剑波的《信息管理基础》、1999年吴慰慈的《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之现状及展望》和储荷婷的《Internet 网络信息检索：原理、工具、技巧》、2000年马费成的《信息资源管理》、2001年胡昌平的《信息服务与用户》和张晓林的《基于Web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机制》、2001年的范明《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2002张晓林的《Semantic Web与基于语义的网络信息检索》和《分布式学科信息门户中网络信息导航系统的规范建设》、2004年苏新宁的《信息检索理论与技术》。这16篇文献组成了信息检索和信息技术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这12年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者对该领域研究所引用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7年马费成的《信息经济学》和董小英的《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管理》、1998年孟广均的《信息资源管理导论》、1999年岳剑波的《信息管理基础》、2001年霍国庆的《企业战略信息管理》和周宁的《信息组织》、2004年戴维民的《信息组织》、2007年胡昌平的《面向用户的信息资源整合与服务》，这8篇文献组成了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5）竞争情报。竞争情报是这12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也经历了如下的时间演进：1995年缪其浩的《竞争情报――国外的发展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1996年沈固朝的《国外企业的竞争情报源及其搜集方法》、1998年彭靖里的《国内外竞争情报研究发展综述》、2000年曾忠禄的《情报制胜――如何搜集、分析和利用企业竞争情报》、2001年包昌火的《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力》、2002年包昌火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2003年包昌火的《竞争对手分析》和《竞争对手分析论纲》、2004年包昌火的《略论竞争情报的发展走向》和陈峰的《竞争情报与战略管理》、2005年王知津的《竞争情报》、2006年李艳的《技术竞争情报的现状分析》、2007年梁战平的《我国科技情报研究的探索与发展》、2008年沈固朝的《竞争情报的理论与实践》和王知津的《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研究》。这15篇文献组成了竞争情报领域知识源流演进历程中的关键路径。
（6）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自21世纪以来一直是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热点内容，其所依赖的重要知识源流按时间演进如下：1998年蒋惠工的《知识管理与组织设计》、1999年王知津的《知识组织的目标与任务》、2000年张晓林的《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和蒋永福的《知识组织论：图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理论基础》、2001年蒋永福的《论知识组织方法》、2002年张晓林的《元数据研究与应用》、2003年邱均平的《论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变革》、2006年马费成的《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和邱均平的《知识管理学》、2007年柯平的《知识管理学》。这10篇文献组成了知识管理领域知识源流演进进程中的关键路径。
通过上述六大领域的重要知识源流组成的六条关键路径，可以分别得出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的知识源流的结构组成及其内容的演化历程，进一步印证了各大领域的研究主题演化脉络，同时对其进行了更深入、更全面地补充。
4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共被引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被引图谱以发现对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从另一角度窥视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动向。本文将被引频次270及以上的作者视为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界的领军人物，共有39位，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到邱均平、张晓林、马费成、吴慰慈和吴建中是国内图书、情报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五位学者，他们的研究对文献计量学、知识服务、信息经济学、图书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图4可知，蒋永福、范并思、王知津、韩继章、吴慰慈、马费成、初景利、黄宗忠和邱均平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表明这些学者在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的知识流动和控制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合表3、图4，并通过查证这些被引作者对应的高被引文献内容作进一步的归纳、合并和分析可以将这些被引作者划分为如下六大领域的学术群体：
（1）学科基础理论。该领域的被引作者最多，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吴慰慈、马费成、范并思、程焕文、王知津、黄宗忠、严怡民、冯惠玲、周晓英、王子舟、于良芝、贺德方、靖继鹏、黄俊贵、徐引篪、焦玉英等。
（2）文献计量学。该领域的关键被引作者包括苏新宁、邱均平、丁学东、王崇德、罗式胜、刘则渊、庞景安、刘军、金碧辉、戴龙基、武夷山、梁立明、叶继元、陈超美等。
（3）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琪玉、陈光祚、赖茂生、陈树年、邓志鸿、侯汉清、苏新宁、焦玉英、毕强、曹树金、张玉峰、周宁、董慧等。
（4）信息管理与信息服务。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胡昌平、孟广均、赖茂生、岳剑波、霍国庆、卢泰宏、戴维民、肖希明、黄晓斌、查先进、初景利、曾民族、李国新等。
（5）竞争情报。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沈固朝、包昌火、谢新洲、王知津、彭靖里、陈峰、吴晓伟和曾忠禄。
（6）知识管理。主要的关键高被引作者有：张晓林、柯平、蒋永福、盛小平、马海群、陈传夫、丁蔚、王曰芬和Nonaka I。
可以发现，情报学理论研究、文献计量学和信息检索与信息技术三个领域拥有的高影响力作者最多，尤其是文献计量学，除了较多国内重要学者外，吸纳了较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另外这六大领域并不是互相孤立的，研究上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一些高被引作者同时对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贡献。
5 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作者合作图谱及分析
本节将绘制作者共现图谱以揭示这12年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者间科研合作状况，从另一角度揭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研究特征。统计发现，这12年发表文章44篇及以上的学者共计35人，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邱均平、马海群和王知津是这12年来发文量最多的三位学者。下面通过作者共现图谱来探究学者间的科研合作情况，以两年为一个时间切片，经过参数调整后可视化图谱如图5所示。
图5中中介中心度大于0.1的关键节点共有13个，但网络中的连线较少，表明合作网络的整体情况不理想。通过进一步考察，图谱中存在一些小团体，他们的内部成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同一个科研机构，如武汉大学邱均平团队（包括余以胜、文庭孝、段宇锋、李江、赵蓉英等）、武汉大学的张玉峰团队（包括何超、金燕、吴金红和王翠波等）、南开大学王知津团队（包括苏瑞竹、张桂玲、孙立立、孙立武、樊振佳等）、南京农业大学的侯汉清团队（包括何琳、李运景、薛春香、黄建年、白振田等）、南京大学的苏新宁团队（包括邓三鸿、杨建林、王昊等）、南京大学的孙建军团队（包括程慧平、成颖、李江等）以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团队（郑彦宁、武夷山、化柏林、陈峰、梁战平等）等等。各个小团体内部合作紧密，但团体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基本是通过一些在不同科研机构深造过的桥梁学者来衔接，如李江连接了邱均平与孙建军团队。整体来说，我国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科学研究合作以知名学者为中心形成了较小的师生或同机构科研合作团队，各团体间联系较小。
6 结语
本文以知识图谱作为研究方法，从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作者共被引、作者合作等角度对我国图书情报学与文献学科研发展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相关结论如下：2000～2011年间，学科基础理论、文献计量学、信息检索、信息技术、竞争情报、知识管理是主要研究分支;围绕六个分支，文章通过时间线梳理了对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并列出了在相关领域被引较多的学者;在科研合作方面，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领域科学合作多以师生、同机构合作为主，并形成了若干小科研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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