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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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法律关系范文第1篇

夫妻财产关系在民法和国际私法上又称夫妻财产制，它是双方当事人因成立婚姻而在财产关系上产生的效力的表现。夫妻财产制的内容包括：财产的管理权及报告的义务；财产的使用、收益及处分；原有财产和特有财产的划分；家庭费用的负担，夫妻双方债务的清偿以及结婚后夫妻财产制能否订立、变更、废止等。夫妻财产制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夫妻双方合法权益的实现，而且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维护等问题，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受不同历史文化、社会环境、政治因素等影响，夫妻财产制所规定的内容相差很大，在法律适用方面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夫妻财产关系是否与婚姻的人身效力适用同一个法律；

2、是否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支配财产制的法律；

3、夫妻共同财产中，动产和不动产在法律适用上采用区别制还是同一制；

4、夫妻财产关系应适用的法律是否可以变更。

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中，因各国对适用准据法的连结点规定不同，导致了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的冲突。日本法例（明治1898年施行，1989年修订）第十四条关于婚姻的效力的规定“婚姻的效力，夫妻的本国法相同时，依该法律；无其法律时，而夫妻常居所地法律相同时、依该法律；无前述任何一种法律时，依与夫妻有最密切关系地的法律。”第十五条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1)前条的规定，准用于夫妻财产制。但是，夫妻以其署名的且有确定日期的书面订定应依下列任一法律时，夫妻财产制依其所定法律： 夫妻一方国籍国的法律； 夫妻一方常住地法律； 不动产所在地法律。(2)依外国法的夫妻财产制，关于在日本所为法律行为及在日本财产，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3)依外国法所订的夫妻财产契约，在日本进行了登记时，不拘前款规定，可以对抗第三人。”泰国国际私法（1939年制定）第五章亲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婚前无契约时，依本国法。夫妻国籍不同时，依丈夫本国法。但不动产，依物之所在地法。”第二十四条“婚前夫妇缔结财产关系的契约，缔约能力依各当事人本国法。”法国民法典加编之三第九条规定“无财产契约而结婚的夫妻财产制，如果他们有共同的本国法，适用他们的共同本国法。如果没有共同的本国法，适用他们第一个共同住所地法。如果夫妻结婚时成立了契约，夫妻财产制适用第七条确定的法律。”

二、夫妻财产关系准据法的选择和确定

从以上几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涉外婚姻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有的国家是以国籍为准据法的连结点，有的国家是以住所为准据法的连结点，同时区分了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适用。国际私法学界认为，在准据法的表述中，连结点的选择不应该是任意的，而是必须在客观上确实能体现事实因素与冲突规范的内在的联系，如果适用或选择的法律不当，将会导致法院管辖不当，反致、转致的发生，法律规避的出现等等。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了三个连结点：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国籍和主要财产所在地，在双方当事人协议的情形下可以选择适用任意一个连结点的法律。当今，大多数国家的婚姻家庭立法均接受了将婚姻视为契约的观点，夫妻财产关系也被看成属于契约的范畴。夫妻财产关系的契约性质，促使了以契约自由或私法自治为理论基础的意思自治原则向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领域的扩展。夫妻双方对契约性质的夫妻财产关系的形式、内容及争议解决进行约定是“契约自由”原则的贯彻和体现。我们国家在制定此条规定时，充分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同时三个连结点的选择范围基本上涵盖了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特征。

三、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足之处

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涉外婚姻中当事人不一定都有共同经常居所地，夫妻双方常年分隔两地的情况是大为存在的；并且当事人不会因为涉外婚姻的成立而自动取得他国国籍，至少我们国家是没有此项规定，因此夫妻双方的国籍不同也是一个常见的事实。如果按照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当事人既没有协议选择财产关系的法律，也没有共同居所并且国籍也不相同时，该如何适用法律？在这一点上，我国法律的设计是不完善不周全的。在国际立法方面，1978年海牙《夫妻财产制的法律适用公约》对夫妻财产制的法律适用规则作了详细的规定: 夫妻双方在婚前可以在其任何一方的本国法、任何一方有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结婚后夫妻一方首次设立新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中，指定一个法律适用于他们的夫妻财产制（第3条）。如果夫妻双方在婚前没有就夫妻财产制指定准据法，则适用夫妻婚后设立第一个惯常居所地国家的法律。但双方没有在同一个国家设立其第一个惯常居所或者缔约国声明必须适用夫妻共同本国法时，则应适用夫妻双方的共同本国法; 如果没有共同惯常居所，也没有共同国籍，则应适用与婚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4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重新选择夫妻财产制的准据法，但只能在任何一方的本国法或任何一方的惯常居所地法中进行选择，所选择的法律适用于夫妻双方的全部财产。但不管夫妻在婚前还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选择夫妻财产制的准据法，都不影响就不动产的全部或部分单独指定应适用的法律（第6条）。夫妻选择的准据法一直适用于夫妻财产关系，除非重新指定了准据法。夫妻双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采用书面的形式，将其全部财产置于新的法律支配，但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第8条）。夫妻双方指定法律应以“明示条款”，或在婚姻合同中表述。关于夫妻财产制对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效力问题，应由公约规定的夫妻财产制的准据法来支配（第9条）。上述立法表明，对于夫妻财产关系，首先应适用夫妻双方以明示的方式选择的法律，选择的法律必须与婚姻有实际联系；在没有选择法律时，则一般适用夫妻的共同本国法或共同惯常居所地法，我国在立法设计上可以借鉴上述规定，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更为准确的解决当事人的纠纷。

四、对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评价及建议

应该说，涉外夫妻财产关系内容的复杂本身就决定了该法律关系的复杂性；更应指出的是，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分类复杂：按照时间划分则可分为婚前财产关系、婚姻存续期间财产关系、离婚财产分割和离婚后的财产关系；按照与夫妻身份的紧密程度分为扶养关系、继承关系与类似纯粹物权关系的财产关系；按照财产的性质划分为动产和不动产，等等。(2)效力交叉：法定制度的效力和当事人之间约定效力的交叉，结婚的效力和离婚的效力的交又，主要表现为夫妻财产制同离婚效力的附属效果（分割关系）的交叉。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比如财产制种类、夫妻关系的存续时间等，都不能从理论上给予满意的答案。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分类的效力能够贯穿夫妻财产关系始终，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指导统一法律适用的分类方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跨国婚姻的现象己经非常普遍，夫妻双方当事人的财产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频繁流动的外国自然人主体，也常常具有多重国籍并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比较好的经济能力，经常会设立不同的住所（居所），如果这些主体的流动较为频繁就会越发使得据以确定法律适用的连结点经常变化，增加了法律冲突发生的频率，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确定这些主体的夫妻财产关系纠纷准据法的难度。尽管各国夫妻财产制的发展各不相同，但仍可以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以把握现代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发展共同趋势。各国夫妻财产关系立法原则的发展趋势表现为：（1）贯彻男女平等理念，夫妻财产关系趋于平等；（2）承认注重家事劳动的价值，注重对弱者的保护；（3）维护夫妻利益保障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这些发展趋势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夫妻财产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上述三个发展趋势，不是独立存在的，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不能把这三个发展趋势割裂开来。现代夫妻财产制的立法起势所代表的，不仅是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潮流，更是夫妻财产制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第2篇

海峡两岸房产税制度比较研究

纳税人用税监督权研究

美国资本弱化税制改革研究

公共财产收入的法学解构

2011年财税法理论研究综述

试论财税法的本质属性

财税法的面向与理论方法

论房产税降低房价的约束条件

论证券交易所得税制之宪法界限

海峡两岸欠税限制出境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房产税的制度发展与征收述评

房地产税保有阶段税收规制研究

论公共财产的基本体制法之纵横展开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现代财政制度

现行不动产保有税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房产税优惠制度的探讨和重构

转型中国:公共财政重构与中国梦的实现

公共财产法视角下的财税法学新思维

走出宏观调控法误区的财税法学

韩国企业所得税立法与判例的最近动向

韩国共同事业场及同业企业课税制度之介评

试论公共财产法视域下的公共财产权

公共财产法中的“私人”财产权

试论公共财产权与私人财产权的区别与意义

论公共财产法之宪法基础——不只是财产权保障

房产税:市场规制权与市场对策权的博弈选择

韩国的不动产保有税制:以价格抑制机能为中心

韩国不动产政策税制的必要性与立法之研究

对不动产转让所得的重课税现状和改善的课题

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房地产税制变化趋势

台湾地区房地产奢侈税“立法”及其“宪法”界限

论公共财产支出法之建构——以程序理性为中心

财税法的本质属性:公共财产法还是宏观调控法?

比较法视野下的环境税内在合法性论要

论房产(保有)税、财产税与结构性简税之税法改革

论税法中公平原则的时间效应——以房产税为例

韩国法人税征收中支出利息的不算入损金制度之介评

论财税法的法律性质——以公共财产权为中心

税收法定还是宏观调控?——以沪渝房产税改革试点为视角

民国时期税法目的评析——以民国时期财税法学研究为依据

基于回顾与反思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完善

个人所得税之合宪性控制——基于量能课税原则的考量

论财政法的意义及其学科构建——一种研究思路的展开

论财税法人才的培养——以德国税法硕士的培育为借镜

财产权理论谱系的重构——从公共财产权的结构性缺位谈起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财产权体系——基于公共财产的请求权

厘清公共财产的概念——兼论公共财产权的内涵、外延与本质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 投资行为及其衍生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极为复杂和多样，但其仍以权利的归属以及权利的变动效果为基本特征。由于我国《物权法》基本规则的广泛性和普适性，故其规则不仅得直接适用于投资关系中的物权变动以及担保关系中被“物”化的投资者权益，而且得准用于投资行为所涉及的某些基本的法律关系。我国《物权法》第55条及第67条中有关国家的投资人地位的规定应予正确理解，国家的出资人地位的确定应以工商登记为准，国办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投资设立公司的行为不属“国家出资”。

一、概说

建立在物权与债权区分基础之上的物权法，以有形财产(动产与不动产)的归属及支配关系为其主要调整对象。而在投资领域中，以股权为代表的各种投资者权益不是物权，以股票交易为代表的证券市场的各种交易关系本身，亦不在物权法的规范范围之内。但是，由于投资者权益系“由所有权转化而来”，且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很多典型的投资者权益在支配和流通过程中获得了一种与物权标的非常相似的存在形态，所以，物权与投资者权益之间、物权法与投资者权益保护之间，便必然会产生各种法律适用上的通道。

依据一种古老的观念，所有权是财产权利的中心，一切财产权均为所有权的派生物或者获取手段，但此种观念在现代社会被突破，而静态财产的动态化亦即财产通过各种形式的投资而发生的资本化，以及由此而导致财产的重心从“归属”到“利用”的转变，是此种突破的主要标志。然而，即便货币或者其他财产的所有人通过放弃所有权而获得股权、基金份额权利或者其他投资者权益，且这些投资者权益因特定权利人的长期持有或者在证券市场的流通中的长期存在从而获得了一种与财产所有权无直接关系的独立、稳定的地位，即便通过股权和其他投资者权益本身的收益或者因转让所生之收益已经成为权利人追求的唯一价值目标，亦即投资人权益的享有非以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为目的，但因财产所有权仍然是任何投资者权益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决定其价值含量的依据，故投资者权益的背后，不能不依靠所有权的支撑。与此同时，不仅投资者权益的形成是投资者对其财产所有权处分的结果，而且投资者权益无论被证券化或者未被证券化，其权利的独立性所导致的归属与支配的特性，必然使此种权利获得一种类似于有形财产即所有权或者他物权标的的特征。由此，物权法与投资者权益之间，便产生了法律适用上的各种联结点。

揭示这些联结点并对《物权法》相关规定进行客观、科学的分析，有助于正确发挥《物权法》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作用，也有助于《物权法》相关规则的进一步完善，更有助于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1]的大背景之下，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法律调控机制。

二、《物权法》与投资者权益保护在法律适用上的联通

基于财产进入法律关系的不同目的，财产法律关系被分为财产的静态归属和利用关系以及财产的流转、交换关系。但在财产交易中，上述两类法律关系相互配合，共同达成交易的目的。

投资行为及其衍生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极为复杂和多样，但在这些法律关系所生效果中，权利的归属以及权利的变动，仍然为其基本特征。例如，因投资者将其货币或者其他资产予以资本化而发生的契约关系(投资关系)中，或者因投资者将其拥有的股份、基金份额等权利作为交易标的而与第三人发生的契约关系中，均涉及货币或者其他资产(包括各种投资者权利)的权利归属或者权利变动。由于物权法表现财产支配关系的基本规则所必然具有的广泛性和普适性，加之建立于交易安全保护价值目标上的物权变动规则对于一切权利变动所具有的模式示范作用，由此导致物权法规则可以直接适用或者准用于投资行为所涉及的某些基本的法律关系。

(一) 投资关系中的物权变动:《物权法》的直接适用效力之一

在多元化的投资行为中，货币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的投资，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投资形式。由此，物权法的基本制度尤其是有关物权变动的规则便具有在投资关系中的直接适用效力。就物权变动而言，对于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因法律行为所生之变动，我国《物权法》采取了公示(不动产登记与动产交付)成立要件主义为原则、公示对抗要件主义为例外的基本准则，[2]并设置了包括不动产登记在内的体系完备的具体规则。[3]这些规则统统可以适用于投资关系中的物权变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涉及投资行为对于有形财产的物权归属所产生的影响，《物权法》设置的物权变动规则提供了法律上的基本判断依据，可以为投资(尤其是信托投资)以及证券交易领域诸多疑难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规则安排提供基础性指导:凡涉及不动产投资或者不动产证券化权利(如证券化的不动产抵押权)的投资或者其他交易，该不动产或者不动产权利是否因投资或者其他交易而发生变动以及如何变动，如无特别法的特殊规定，则必须依照《物权法》第9条之规定，以是否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为辨认标准;凡涉及动产投资或者动产证券化权利(如各种有价证券)的投资或者其他交易，则相关动产或者有价证券的物权变动，在无特别规定或者约定的情形，必须依照《物权法》第23条之规定，以是否交付为辨认标准。任何与上述规则相悖的理论分析或者司法解释，均有可能因违反《物权法》的规则而不能成立。在这里，信托投资产品、公司债券及其衍生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中的有形财产(包括有价证券)权利归属和变动的判断，尤其应当遵守《物权法》所确定的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做出正确的理论解释和规则设计。

此外，货币在物权标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所有权之享有和让与的特别规则，可以为证券交易或者其他投资活动所涉及的客户保证金等款项的所有权归属及其返还请求权之优先性的法律机理，做出清晰的说明:货币为一般等价物，不具有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通常也不具有物质上的可识别性，故与物权的一般标的不同，对货币的支配权(所有权)只能依赖于对货币之物质形态上的占有而成立。因此，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当事人一旦丧失对货币的占有，则当然丧失其对货币的所有权，涉及客户保证金等款项的所谓“返还”，其请求权标的只能是同等数额的货币而非“原物”。所以，证券交易所的客户就其客户保证金享有的优先请求权及其相应的保护性规则，其所建立的基础非为客户对其保证金享有的所有权，而仅仅是依照法律政策而强制设定的一种债权优先权。

(二) 担保关系中投资者权利的“物”化:《物权法》的直接适用效力之二

物权标的范围的扩张，是近代以后物权法发展的重要特征。典型的物权，其标的应为有体物，即占据一定空间且得为人力所控制利用的物质资料。但现代物权法上，物权的标的不仅扩张于有体物之外的具有排它支配性的电、热、声、光等自然力，而且随着土地利用方式的发展，还扩张于土地之上或之下的“空间”。[4]为此，我国《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而权利作为物权标的，主要适用于担保物权领域:在能够采用法定方法予以物权公示的条件之下，各种能够流通并具有交换价值的财产权利均有可能被视为“物”而得以成为抵押权或者质权的标的(如以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标的的抵押权，以知识产权、应收账款之债权为标的的质权等)。在此，由于财产资本化而形成的各种投资者权利，也被充分地“物”化而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融资担保物，其中包括股权以及基金份额等。[5]而《物权法》有关权利质权的规定，直接适用于以各种投资者权利为质押物的担保物权关系。

(三) 投资者权益的归属与变动规则:《物权法》的准用效力之三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第4篇

    男青年王某与女友张某在结婚后,以按揭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两套商品房。由于北京房价上涨很快,小两口从购买的房子中获利颇丰,于是想继续购买第三套商品房并从中获利。

    但2010年北京出台的“认房又认贷”和“限购令”调控政策,让这对夫妻的想法受到限制。丈夫王某与妻子张某商量后,便打算通过协议离婚的方式,将两套房产都分到张某名下,而王某名下一套房子也没有,等王某购买了第三套房屋后,两人再复婚。

    然而在离婚后,王某需要用钱去购买房屋时,不想前妻却一再推托,不久王某就无法联系上张某的手机。其后,小王才发现小张名下的两套房屋已被张某卖给了其他人,而张某也不见了踪影。

    法官:警惕离婚财产法律风险

    海淀法院民事审判法庭法官告诫说,现实中有些利令智昏的人以为可通过“假离婚”的方法规避政策,但“离婚”在法律上会产生财产分割的效力,从而导致财产产权转移,张某在离婚后出卖其名下的财产也是合法的,王某也无法要求张某返还其房款份额。在金钱与感情之间,感情不一定能战胜金钱的诱惑。法官奉劝通过这种方法规避的人,要警惕离婚财产法律风险,免得像王某一样“假戏真做”,房子和老婆都没了,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案例:假名登记遭遇亲戚反悔

    李某在北京已经有两套商品房,但他仍想投资买房。为规避“差别化信贷”和“限购令”的调控政策,李某找到了其在京郊居住的亲戚赵某,跟赵某商量以其名义为李某购买一套商品房并办理按揭贷款,房贷首付及贷款手续都由李某办理。

    李某告诉赵某,待房屋购买完后,先将房屋落在赵某的名下,以后再通过其他法律关系最后转到李某的名下,事成之后李某将给赵某一笔感谢费。

    但其后不久,赵某决定结婚买房,因其名下有了李某提出购买的一套房屋,结果他自己再买房的时候被银行告知不能享受贷款优惠政策,而且今后可能不能再买新的商品房。赵某得知这样的结果后,明确告诉李某不再将自己名下的房屋过户给他,于是双方就该房屋的权属及增值价值归属发生了纠纷,并闹上了法庭。

    法官:“借名买卖”本身违法无效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第5篇

    学界的观点各不相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上海市高院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一)第六条》中规定:“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按揭购买房屋并按揭贷款,产权登记在自己名下,该房屋属于个人财产,同样的,按揭贷款为个人债务”。江苏省高院在其出台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中规定:“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办理房贷,且用个人财产支付首期房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如果婚后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无论登记于一方还是双方名下,均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由上可见,就这一问题不论是理论界亦或是实务届都存在重大的分歧。那么《解释三》的出台以及其中第十条的规定是不是对房屋的法律性质做了明确的界定呢?事实上没有。《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从实际的法效果上看似乎更倾向于将婚前按揭所购之房屋视为个人财产,这一观点为众多学者所采。但是第十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就婚前按揭所购之房屋,依双方之协议处理之。试想,若最高院认为房屋性质系属个人财产之范畴,则全无协商之必要。唯其属于夫妻共同之财产,始有协商之可能。最高法院有意的回避了对房屋法律性质的界定,而赋予了当事人和法官更自由的裁量空间。若依传统民法理论分析房屋性质,一方与房地产商所定之买卖合同,在婚前早已依履行而终结,一方所未尽之义务,仅是履行其与银行之间所订立之借贷合同项下之还款义务。这一债务与房屋本无直接联系,仅是以该房屋设定抵押权对其进行担保而已。试想,若离婚一方婚前已有房屋一栋,以此房屋为担保向银行贷款购买汽车一辆,婚后以共同财产还贷者,另一方可否构成对房屋或汽车之共有?显然都于法无据。借贷合同履行与否、偿还方式为何与汽车之买卖合同不存在任何关系,按揭购房在法理上于其无异,均应属个人财产之范畴。可见,仅从理论之角度出发,分析房产之法律性质并不复杂,最高法院对此不作明确的认定,笔者认为是其作出的一个让步,这为在实务中灵活地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可能。

    须偿贷款之法律性质

    第二个要明确的法律问题是:婚前以个人名义按揭购房所负之还款债务,究为个人债务抑或是夫妻共同债务?就婚前所负债务这一问题,《婚姻法》并没有明确之规定,唯依《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夫妻婚前之财产属个人之财产可以推知,婚前之负债应属个人财产无异。倘若将此债务理解为夫妻共同债务,将会出现下述一种荒谬之情形:甲男于婚前按揭贷款购买房屋一套后与乙女结婚,若甲男与乙女在结婚后一天便因情感破裂而离婚时,由于此债务已属共同债务,乙女亦需依《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负有还款义务。这显然造成了对乙女极大的不公平。房屋在法律性质上当属个人财产,债务当属个人债务,那么夫妻以共同财产偿还贷款之行为其法律性质又当如何认定?基于已有之结论,这一还款行为应理解为仅属于夫妻关系内部的财产关系,参与还款的另一方无论是与银行之间亦或是与房地产商之间都不存在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也正因此,这一行为也完全不能成为其取得房产的所有权的法律依据。仅依民法理论,参与还款的另一方于离婚时仅能获得其实际支出数额的本金加利息的赔偿,而就房屋之增值部分亦无法主张任何权利。另一方只是房屋的住客,不能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当婚姻关系不再存续时,其拥有的权利仅是要求返还共同还贷金额的一半,增值部分归属于婚前按揭购房方。

    对《解释三》第十条之理解

    在明确了上述基础法律关系之后,再来看最高院出台的《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首先,有观点认为:依《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法院将机械的将房屋判归产权登记一方,妇女已丧失了获得房屋之可能。这一观点显然是不妥当的,第十条第二款前段规定:“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法条中明确说明,是“可以”而非“应当”。这就意味着法官有了将本属一方的个人财产判归另一方的可能,此处将“应当”改为“可以”,已经构成了对传统财产法体系的重大突破,其原因毋庸置疑是基于对相对弱势一方保护之考量。在实务中,若将房屋判归另一方所有,尚存诸多疑难法律问题,如之前的产权登记方是不是继续负有偿还贷款的义务?若其不再负有偿还贷款的义务,那么债务人之变更是否应当经过银行之同意?综合来看,将房屋判归原产权登记一方,相比之下更为合理也更为经济。第十条所涉及的最后一个问题及是对增值部分的分割,依财产法之理论,夫妻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贷款之行为,仅属于夫妻内部之财产关系,无涉房屋所有权之变更。据此,若仅依财产法,原产权登记一方仅需于离婚时偿还另一方于婚姻存续期间所偿贷款之中的百分之五十(包括本金及利息),增值之部分本不在偿还之范围之内。但是《解释三》第十条于此处对体系进行了第二次突破,给予了另一方获得共同偿债部分之增值收益的可能。具体的计算方法试以《解释三》颁布后的一个案件中予以说明。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1)松民一(民)初字第6759号判决: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的房屋的购入价格为425,000元,其中贷款250,000元,贷款利息总计137,063.57元,故被告夏某购房总支出为562,063.57元(425,000+137,063.57)。原、被告在婚姻期间共同还贷120,416.34元,占房屋总支出的比例为21.42%,现争议房屋的市场价格为934,000元,故被告夏某应当补偿原告房屋增值部分的价款为100,031.40元(934,000×21.42%×50%)。用一个计算公式来体现,即:婚后共同还贷款÷房屋总价款(房价款+总利息)×房屋市值×50%,即得出另一方应得到的补偿数额。依上述之计算方法,获补偿一方最终虽未获得房屋之所有权,但其因房屋之增值所应获之利益实已得到应有之保护。同时依已有之判例可以看出,无论婚后贷款之偿还方式具体为何,其性质上都认定为以夫妻共同财产所偿。这一认定方式也很大限度上的保护了相对弱势一方的利益。综上可知,《解释三》第十条之立法在对体系的维护和对弱势一方的保护两端极力地寻找着一个平衡点,公平地保护了当事人两造的利益。所谓“男权立法”之说,或有武断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