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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县域;辽宁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7-0060-04
产业集群依靠内部联系网络,对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各级地方政府都在大力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培育各类产业集群,使区域内部的生产系统与区域的外力有效结合,以此提高产业竞争力,带动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产业集群战略在各区域的发展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正在县域及以下地方形成,县域产业集群在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通过对全国年度评比的“百强县”和“百强产业集群”的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大部分的“百强县”都有着一个或若干个“百强产业集群”作为经济支撑,见表1。从某种程度上看,县域经济的竞争已转变为“集群对抗”。
辽宁县域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如瓦房店的轴承、海城的服装以及开原起重设备等县域产业集群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竞争力。县域产业集群的发展为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11年辽宁已有10个县进入全国“百强县”,上述三个产业集群所在的县(市)都已进入全国“百强县”。但是,辽宁县域产业集群还很不成熟,很多集群仍旧处于集群发展的初始阶段,集群效应尚未充分发挥。本文通过对辽宁县域产业集群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县域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态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其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进而促进县域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县域产业集群发展可以有效带动县域经济的“三化”建设,对于顺利实现辽宁县域经济新一轮“三年倍增计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县域产业集群的内涵与发展类型
产业集群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是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集群”与“园区”的本质区别在于“集群”更具有规模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时间的产物,不能与具体的经济、社会和人文环境相剖离[2]。本文的研究对象县域产业集群是指在县域地理空间上,在经济技术上存在关联的若干企业依据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所形成的产业空间聚集[3]。依照此定义,县域产业集群的显著特点是集中在县域范围内,同时县域产业集群作为集群的细分也是一个动态系统,具有产业关联性、主体多元性、客体支撑性以及发展动态性等主要特征。
根据县域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过程,从集聚机制、发展路径、产业分类等角度来看,县域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五种类型[4]:一是政府主导型集群。政府主导集群主要以各级政府规划建立的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等为载体,通过政府的规划,自上而下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型是辽宁县域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方式;二是龙头企业牵动型集群。龙头企业牵动型集群主要是围绕大企业、大集团,由大企业与相关配套的中小企业形成“1+N”式的产业集群。辽宁瓦房店轴承产业集群就是充分利用瓦轴这一龙头企业逐步发展形成;三是资源开发型集群。如辽宁海城、大石桥等地的菱镁新材料产业集群就是利用丰富的菱镁矿资源,建立加工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产业群体;四是市场带动型集群。辽宁葫芦岛泳装产业集群就是基于市场需求,由此衍生出众多中小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五是外向主导型集群。普兰店服装产业集群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二、辽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辽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概况及态势
辽宁重点产业集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辽宁要重点发展县域集群27个,每个县有一个百亿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5],见表2。辽宁坚持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引导企业集聚发展、协作配套,加快项目集中、企业集聚、产业集群,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错位发展的县域产业集群发展格局。2010年辽宁27个重点县域产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2699亿元,占辽宁重点工业产业集群收入的55.5%。
2012年一季度,辽宁县域重点产业集群实现销售收入1613亿元,占全省重点产业集群收入的30.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8亿元,新项目数359个。大石桥镁产品及深加工、海城菱镁新材料、瓦房店轴承三大产业集群同时跻身季度总量前十;在固定资产投资额前十位中,县域产业集群占了两个。辽宁县域产业集群的发展正在加速,成为支撑县域经济的主要力量。
(二)辽宁县域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一)*县域经济变动的纵向研究:波动增长,阶段性特征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整体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的特点及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幅波动较大(如图1所示),阶段性特征明显。依据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来划分,1978年至2005年,*省县域经济增长可分为五个阶段,即1978―1985年、1986―1990年、1991―1995年、1996―2000年、2001―2005年,各阶段呈现不同的发展特点。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5年)――恢复增长期。1978年前,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剪刀差”的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举步维艰。后,以农村改革为先导,生产力初步释放,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81年到1985年,全省县域GDP年均增长12.5%,比全省低1.0个百分点。但财政收入增10.2%、农业总产值增11.9%,分别比全省平均高出1.9和0.7个百分点。改革开放初期,*县域经济已经逐步摆脱贫困落后和停滞不前的落后局面,开始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1986年至1990年)――平稳增长期。“七五”时期,全省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由农民转向市民,城乡差距开始拉大,县域经济呈现低速运行的局面。这阶段,全省县域GDP年均增长仅为5.2%,农业总产值年递增也只有2.7%,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分别减少7.3和9.2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1991年至1995年)――高速增长期。尽管在1991年*受重灾袭击,县域经济遇挫,但后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不仅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还从根本上改变了县域经济的结构。“八五”期间,增速达到顶点,全省县域GDP年均增长16.0%,财政收入增长27.2%,农业总产值增长7.4%,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9.6%,与全省平均增幅相比,分别高出1.9、4.5、0.9和0.3个百分点。显然,这是建国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最稳定、速度最快、效果最理想的五年“黄金期”。
第四阶段:(1996年至2000年)――增速下滑期。“九五”期间,*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连续三年水旱灾害等考验,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回落,增速放缓。五年间,县域GDP年均增长8.8%,财政收入增长11.0%,农业总产值增长5.9%。与“八五”期间相比,分别下降7.2、16.2和1.5个百分点;较“九五”期间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3.4、3.6和0.5个百分点。
第五阶段:(2001年至2005年)――相对滞后期。“十五”期间,相对于周边省份,*的县域经济处于滞后期。2001年至2005年,全省县域GDP年平均增长8.3%,财政收入增长8.9%,分别比全省低2.3和8.8个百分点。县域GDP占全省的份额由2000年的48.1%下降到的2005年45.9%;县域财政收入所占份额由32.4%下降到21.9%。
(二)*县域经济现状研究:总量扩大,增长动力增强
近年,*各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举措,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县域经济呈现出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效益增加的良好发展态势。
1、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加快,总量规模扩大。20*年,*县域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81.7%;县域人口4752.5万人,占全省71.3%,县域平均人口77.9万人。县域全年完成GDP3491.3亿元,比上年增长14.8%,较全省快0.9个百分点。县域GDP总量占全省47.5%。县域GDP平均规模为57.2亿元,比上年增加10.3亿元,与20*年相比,GDP超过60亿元县市由20*年13个增加至27个。2、经济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0*年,县域财政总收入首度突破两百亿,达247.8亿元,比上年增长34.4%,增幅比全省高7.5个百分点。总量占全省份额由上年的22.6%提高到24.0%,县域财政对全省财政增收的贡献率达29.1%,比上年上升3.5个百分点。县域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121.3亿元,比上年增长44.9%,增幅比全省高1.6个百分点。县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697元,比20*年增长25.6%。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3439元,增长18.4%。
3、经济增长动力:需求作用增大,投资增速加快。20*年,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7.6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县域外贸出口14亿美元,增长40.8%,增幅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县域固定资产投资1633.5亿元,比上年增长62.8%,总量占全省份额的36.6%。县域实际利用外资7.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2%。
4、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工业支柱作用明显。20*年,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1109.9亿元,比20*年增长27.8%。县域经济明显地表现为第二产业领先增长的特征,工业在GDP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县域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40.3%,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2.9%,比上年提高8.7个百分点。县域GDP中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30.2:35.9:33.9调整为28.9:38.6:32.5,一产比重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二产比重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三)*县域经济横向研究: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瓶颈”
*县域经济发展从纵向比较取得长足进步,但仍然呈现总体实力不强,发展程度不高,与邻近省份及周边发达省份横向比较,存在一定差距。
1、与周边省份县域经济对比的差异
――经济规模水平低。20*年,*县域GDP3491.3亿元,占全省47.5%,比河南、湖北、山东和江苏分别低23.1、3.3、11.1和4.6个百分点;县域平均GDP为57.2亿元,比河南低41.2亿元,比湖北低3.9亿元,比山东低83.4亿元,比江苏低198.8亿元;人均创造GDP为7346.1元,相当于河南的55.8%,湖北的73.6%,山东的38.5%,江苏的27.1%。
――工业化程度低。20*年,*县域实现工业增加值1109.9亿元,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1.8%,低于河南19.3个百分点,低于湖北1.1个百分点,低于山东20.2个百分点,低于江苏20个百分点;县域实现人均工业增加值2335.6元,仅相当于河南的37.7%,湖北的70.8%,山东的23.5%,江苏的16.6%。
――财政压力大。20*年,*县域地方财政收入143.3亿元,人均301.6元,比河南低104.3元,比湖北低3.4元,比山东低411元,比江苏低1309元。
――消费市场不旺。20*年,*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7.6亿元,人均2163.5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相当河南的38.4%、湖北的51.3%、山东的27.8%、江苏的30.3%,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河南低1160.2、比湖北低2162.9元、比山东低3305.0元、比江苏低4756.3元。
2、与全国县域经济平均水平的差异
从县域经济的平均规模比较看:20*年,全国县域平均人口规模46.4万人,GDP64.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7.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28亿元;同年,*县域平均人口规模77.1万人,比全国要多30.7万人;GDP为46.9亿元,比全国少17.8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6.9亿元,比全国少10.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75亿元,比全国少0.53亿元。
从县域经济人均水平比较看:由于*县域人口在全国名列第三,县域人均水平就更低。20*年,全国县域人均GDP达13938.1元,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5869.7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492.2元,而*县域人均GDP仅有6*7.6元,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2187.3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26.7元,较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少7850.5元、3682.4元和265.5元。
从与全国百强县平均水平比较看。据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统计,20*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人口81.5万人,GDP268.2亿元,人均GDP为35960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790元。同年,*县域GDP平均值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17.4%,GDP最高的无为县(98.3亿元)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36.7%;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16.9%,人均GDP居全省首位的宁国市(17677元)也只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49.2%;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13.8%,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居全省首位的宁国市(1290元)只相当于全国百强县的78.5%。
3、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中国历史上,*改革成为典范,率先实行,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序幕;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樊篱;率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催生了免除农业税这一千古变革。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省力显著增强。然而,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经济总量、发展水平、结构变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在全国的第13位退至20*年的第15位。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由1978年的135元扩大到20*年的6029元,处于第28位。排在*之后是云南、甘肃、贵州,*下滑到全国“锅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20*年6月首部中部蓝皮书《20*年: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报告》。该蓝皮书指出,与长三角、环渤海和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部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显示出下降趋势,中部GDP增长速度达虽然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却远低于环渤海和珠三角。
中部蓝皮书指出,近几年,在国家大开放政策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影响和带动下,中部地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然而,与其他经济板块相比,中部地区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明显落后。其中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与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呈现出落后于西部的态势。
中部蓝皮书指出,*GDP总量和增长速度均居中部六省第4位,但人均GDP却居中部最末位。在其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县域经济发展滞后成为重要因素。*能否在中部六省率先崛起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二、*县域经济发展梯度划分
本课题通过选取若干指标,借助数量分析方法,研究*县域经济发展梯度水平的差异状况,找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薄弱区域,以探求协调发展的途径。
1、研究模型、指标选择。多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划分处理方法有很多,如主观权数法、层次分析法、赋权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由于划分县域经济梯度的部分指标之间(如人均GDP与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之间、GDP与人均邮电业务量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为消除自变量共线性问题,使划分结果更加客观、合理,本文运用SPSS统计分析系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县域进行梯度分区。
根据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全面性、可比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等原则以及广义梯度推移理论,我们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效益、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等方面选取了以下指标:
①GDP总量、人均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人均消费品零售额、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7个指标反映经济综合实力;
②等级以上公路里程数、每百人拥有电话数2个指标反映自然优势与基础设施;
③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反映金融服务能力;
④单位GDP财政收入、单位GDP财政支出2个指标反映政府管理能力;
⑤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2个指标反映产业与企业竞争力;
⑥一产增加值、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指标反映农村与农户竞争力;
⑦科教文卫支出占GDP比重、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每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数3个指标反映人力资源与科技教育;
⑧GDP比上年增长反映发展活力与潜力;
⑨出口比率、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2个指标反映对外交流程度;
⑩人均财政支出、工业企业达标排放率2个指标反映社会保障及环境能力。
2、县域综合梯度值的计算。根据24项指标,对全省61个县市20*年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表1给出了观测变量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经过Barlett球形检验,其F值为0.000,表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体,可以做进一步分析;而KMO统计量为0.762,大于0.7,说明主成分分析的效果较好,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性通过。
从表2中的解释方差看,前八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大于85%,可以认定这八个主成分基本保留原有数据信息,能基本反映各县经济实力情况,故提取前八个主成分进行分析。
根据主成分载荷矩阵,可以计算主成分系数向量。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的是平均指标的信息,包括人均GDP、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支出等;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一产增加值、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第三主成分反映的是GDP增长率、单位GDP财政支出等方面的信息;第四主成分反映了三产方面信息,包括三产增加值比重以及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等;第五主成分反映了经济外向度方面的信息,包括出口比率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第六主成分反映了基础设施方面的信息,包括每百户居民拥有电话数和等级公路里程;第七和第八主成分则分别反映了每万人拥有专利申请数和工业效益方面的信息。
最后利用主成分函数和综合主成分公式,以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占累积贡献率的比重为权数,求出61个县市的县域综合梯度值。
4、县域梯度划分及分析。根据F值的大小排序,将梯度值F大于1的县(市)划归为第一梯度,F值在0到1之间的县(市)划归为第二梯度,F值在-1在到0之间的县(市)划归为第三梯度,F值小于-1的县(市)划归第四梯度,这样就将全省61个县(市)分为四个梯度层次。
根据四类梯度区划分,计算出区20*年分析指标的平均值(见表4)。
梯度划分表明,*县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差异较大,第一、二梯度县是全省经济最发达地区,尤其是第一类,各项经济指标遥遥领先;第三梯度县属于经济中等发达地区,但部分县市社会发展指标处在全省中上水平,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较强;第四梯度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大多数指标与第一、二类差距较大。现分述如下:
第一梯度划分及分析:包括宁国市、繁昌县、无为县、肥西县、当涂县、肥东县、天长市、广德县、芜湖县、凤台县和桐城市,共11个县(市)。主要分布在沿江、沿边、资源富集区,承接周边省会城市和东部发达城市的经济圈辐射,区位优势明显,工业民营经济基础雄厚,特色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聚集效应显现,强力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县域经济发展特点:一是经济总量较大。20*年,该类地区县域GDP达962.5亿元,超过全省61个县域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地方财政收入达到52.8亿元,占县域地方财政收入的36.8%;出口总额6.2亿美元,占全省县域出口额总量的44.2%。对全省县域经济的贡献十分突出。二是活力较强。20*年,该类地区人均GDP为12585元,超出全省平均水平71.3%,是第四类地区的2.5倍;人均财政收入1323.8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5倍。三是环境良好。距离大中城市较近,网络通信等设施发达,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较高,受到各类投资者的青睐。四是工业主导。11个都是工业主导型县市,产业层次较优,工业化水平较高,其中、繁昌、凤台、天长、肥西和芜湖二产比重均超过50%,分别为60.5%、57.8%、53.7%、52.9%和52.2%。宁国、当涂、肥东、桐城、无为等地二产比重也在45%至50%之间。五是发展全面。该类县(市)不仅经济发展势头好,而且社会不断进步,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20*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259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918元,比全省县域平均水平分别高出3753元和1238元。
第二梯度划分及分析:包括铜陵县、长丰县、南陵县、霍山县、怀宁县、和县、枞阳县、歙县、郎溪县、颍上县和来安县,共11个县。主要分布在沿江经济区和皖南旅游区。与其它几类地区相比,平均辖区面积和年末总人口都是最少,但地方财政收入、GDP增长率在四类地区中都居第二位,人均指标如人均GDP、人均利用外资额、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也都位列第二,并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6.9%。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21.8美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2.3%。该类地区虽都属工业主导型县市,但产业特色、优势带动作用不强,产业集聚功能有待强化。
第三梯度划分及分析:包括霍邱县、濉溪县、凤阳县、全椒县、怀远县、含山县、绩溪县、泾县、庐江县、涡阳县、青阳县、休宁县、祁门县、舒城县、蒙城县、潜山县、东至县、太和县、宿松县、寿县、五河县、黟县、萧县、明光市、定远县、界首市和岳西县,共27个县(市)。涵盖了皖北平原、江淮丘陵、沿江圩区和皖南皖西山区等多个区域,平均辖区面积最大,年末总人口也较多,在四类地区中位居第二,而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多居第三位,除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一产增加值等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多项指标在全省平均水平之下。服务业主导型县市占9个,工业主导型县市10个,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和效益均有待提高。20*年,其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为28.1亿元,在四类地区中位居第三,而工业企业达标排放率在四类地区中最低。实际利用外资额比前两类地区明显减少,分别只达到其平均水平的28%和58%。由于该类地区县多为服务业主导型,因此这类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34.7%,居四类地区之首。
第四梯度划分及分析:包括固镇县、望江县、砀山县、金寨县、旌德县、泗县、太湖县、灵璧县、临泉县、石台县、利辛县和阜南县,共12个县。位于皖北平原、皖南和皖西山区,平均所辖面积在四类中排在第二,人口密集,区内各县多为人口大县,年末平均人口在四类地区中位列第一。工业化水平低,传统产业比重偏高,粗放型增长特征明显。农业在该类县域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十分突出,一半为农业主导型县市。主要特点:一是县域农业经济特征明显,产业是以农业为主。20*年该类县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平均达到34.9亿元,超出全省平均水平18.5%,一产增加值占GDP比重41.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2.6个百分点;二是农产品产量在全省占有较大优势,除粮食平均产量小于第三类地区外,棉花、油料、肉类等农产品产量在四类地区中均居首位,超出全省平均水平;三是地方经济实力不强,农业的脆弱性明显,20*年县域人均GDP5048.1元,仅为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68.7%,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58.2元,在四类地区中居最末位,县域地方财政收入平均为1.1亿元,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5%,还不到第一类地区的四分之一,农业遭受自然灾害的频率高,县域财政支出是自身财政收入的6.4倍,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缺口大。县域乡镇企业和支柱产业也比较少,缺少带动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县域产业结构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县域经济发展系统是一个由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反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状态和变化趋势。县域梯度经济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最终还是体现在产业发展优势之上。
(一)*县域产业结构现状
近年来,通过各地采取措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县域经济结构的发生了较大变化。20*年,县域GDP中三次产业结构由2002年的37.5:30.1:32.5调整为28.9:38.6:32.5,一产比重比2002年下降8.6个百分点,二产比重提高8.5个百分点,三产比重维持原状。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国民经济中三大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123”、“213”、“231”、“321”,说明*县域经济产业结构通过优化升级,已由原始的第一阶段“123”推进到第二阶段“213”。
20*年*县域61个县市三次产业构成状况可分为三种类型:
1、一产比重最大的农业主导型。共14个县市,比20*年减少2个,比2002年减少20个。包括灵璧、临泉、泗县、定远、砀山、五河、阜南、固镇、明光、萧县、怀远、寿县、宿松、庐江等县市。主要分布在淮北地区和江淮地区之间,地理位置相对远离省内各大中城市、交通较不发达地区和部分粮棉种植基地县。14个县中,一产比重占40%以上有8个县,其中灵璧、临泉、泗县一产比重分别达到50.5%、47.2%和47.0%。
2、二产比重最大的工业主导型。共34个县市,比20*年增加7个,比2002年增加18个,它们大都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发展较快,是推动全省工业发展的一支劲旅,其中繁昌、霍山、凤台、天长、铜陵、肥西、芜湖、郎溪、南陵、当涂等10个县市二产比重高达50%以上。另外,宁国、无为、桐城、肥东、长丰、怀宁、歙县、岳西、来安、枞阳、潜山、广德、颍上、青阳、石台、界首、全椒、绩溪、含山、和县、旌德、凤阳、太和、濉溪等24个县市二产比重均大于一、三产。
3、三产比重最大的服务先导型。共13个县市,比20*年减少5个,比2002年增加2个。包括祁门、利辛、休宁、泾县、黟县、太湖、舒城、涡阳、蒙城、金寨、东至、望江、霍邱等。其中祁门、利辛、休宁和泾县三产比重达40%以上。(二)用基尼系数法对县域产业结构对GDP影响分解
将*61个县域历年的GDP分为3个分项,即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并以分项产业增加值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分别计算每项增加值来源在总的GDP中的比重和集中率。用Yj、Gj、Cj分别表示第j分项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集中率、对总差距的贡献率。
1、分别计算三次产业增加值的集中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Pi为各县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Wij为第i县域第j分项产值占第j分项总产值的比重
2、计算总基尼系数G。它是三次产业增加值集中率的加权平均数,权数是各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
分项增加值的集中率Gj小于总的基尼系数G,则表示该项增加值一直发挥着均等化、缩少总差距的作用;Gj大于G,则表示该项增加值一直发挥着不均等扩大、加大总差距的作用;Gj等于G,则表示该项增加值的分布类似于GDP,对总差距不扩大也不减少。
根据以上计算公式,我们可计算出各产业增加值对当年*县域基尼系数的贡献百分比。各产业对基尼系数的贡献不仅受到自身分项基尼系数大小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各产业增加值份额的影响。通过对*2002-20*年间61个县域数据进行测算,结果如表5:
为进一步分析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变化,根据总基尼系数计算公式,用t和t+1下标代表时间,假设相邻两期的基尼系数的变化率为G,经过替换则G可以写成:G=∑Yj*Gjt+∑Gj*Yjt+∑Gj*Yj
上述公式表明,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可分为三大部分:∑Yj*Gjt是由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总基尼系数变化,称为”结构性效应”,∑Gj*Yjt是产业集中程度引起的总基尼系数的变化,称为”集中效应”,∑Gj*Yj是由于产业结构和产业集中变化两者综合引起的总基尼系数变化,称为”综合效应”。通过以上分解可以揭示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主要来源是产业结构性效应,还是集中效应,这对制定县域经济发展政策及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计算,得出2002-20*年间*县域差距的结构效应、集中效应和综合效应,如下表所示:
3、县域经济差异的分解。从表10看,各年度县域的基尼系数比较低,说明目前*整体县域差距处于”相对平均”状态。第一产业县域差异最小,第二产业县域差异最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城市化水平、人口密集度、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及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县域差异波动较大。
4、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总体来看,*县域差异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份额逐年加大和不均衡分布有密切关系,第二产业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超过其他产业并居主要地位;集中率水平大于总基尼系数,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远远超过第一、三产业,可见它对县域差异起着扩大作用,也说明*县域外部绝对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县域工业发展水平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第一产业增加值份额呈下降趋势,对县域差异起着均化作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波动性较大,对县域经济影响也逐步提高,说明*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从*县域2002年至20*年各种产业类型转换对经济发展影响结果也可佐证县域工业的重要性。如下图所示,2002年到20*年,由农业主导型转换为工业主导型的16个县GDP年均增速最快,达到22.5%;其次是服务业转换成工业的5个县GDP年平均增速为21.7%;第三是工业转换成服务业的2个县GDP年平均增速为18.7%。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县域外部落后于江苏、河南等省,内部各县市间发展亦不平衡。究其原因是县域工业落后,工业对县域经济的贡献和所占份额相对不足,再次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因此,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工业先行,努力形成以工业发展为牵引带动一产、促进三产,高速推进*县域经济全面进步的战略态势,着力增强县域工业发展的推动力,完成县域经济发展进程的“大提速”。
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日益显现。多数县仍是经济小县、财政穷县,县域经济素质不高,产业层次低、工业化程度低、需求水平低及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依然存在。
(一)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一是发展水平差异。20*年县域平均生产总值为57.2亿元,有32个县未能达到平均值;县域人均创造GDP为1.24万元,有23个县低于平均水平。二是非农产业差异。20*年*县域非农产值平均为40.7亿元,仅有25个县超过平均值;县域工业产值比重超过50%的县市仅有2个,而低于30%的县市却有32个。三是两极分化差异。通过对县域人均GDP水平变化计算,反映出*五年间县域的发展差异依旧显著,而且绝对差异呈上升趋势,2000年人均GDP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7026.3元,到20*年上升为18160.1元,是2000年的2.58倍;人均GDP变异系数也呈阶段性的起伏变化过程。如图5所示,县域之间差异水平呈不断扩大之势。四是县域内部差异。以县域经济发达的无为县为例,经济发展比较好的集中在沿江高沟、姚沟以及镇关镇,占全县土地面积近六成的西南大部分地区仍处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位置。西南12个乡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40%,而财政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10%。
(二)县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2002年以来,*县域第二产业比重虽然有所提高,但与全省平均水平比,20*年一产高12.4个百分点,二、三产分别低6.1个和6.3个百分点。县域经济中仍存在一产过重、二产脆弱、三产滞后现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产业综合竞争力不强,缺乏支撑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腿长,工业腿短”的格局未得到有效改变,经济增长仍然以粗放型为主,内部机制还不健全。一方面,县域农业虽然品种多、产量大,但农业经营效率低、效益差、特点不突出,农产品加工链条短、档次低,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市场优势。另一方面,县域工业虽然企业众多,门类齐全,但同样存在产业链条短、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经济效益差和名牌产品少的问题,环境污染也较严重。
(三)县域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县域财力不足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20*年,全省县域财政支出458.4亿元,而财政总收入仅为247.8亿元,收支相抵财政赤字210.6亿元;61个县市中,只有凤台、当涂、繁昌、宁国和肥西5县市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绝大多数县市要依靠中央、省、市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维持正常运转。眼下县域普遍面临着必须依靠自身努力消化许多刚性财政支出的压力,特别是为改变落后面貌,又必须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环境,建立开发区,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加之增资、社保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增长远远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县级财政收支失衡的矛盾。
(四)县域生产要素制约严重
一是建设用地紧缺。目前国家加强土地管理,特别是将未利用地也纳入计划管理,进一步缩小了县域建设用地空间。一些县已出现建设项目等土地或因无土地留不住引资项目的现象。二是发展资金短缺。目前县域发展资金迫切需要银行贷款的大力支持,然而金融机构对县域贷款的总量十分有限。20*年,县域人民币贷款余额仅1147.1亿元,占全省18.9%,远低于县域经济占全省的份额。金融机构贷款主要向大城市、大行业和优势企业倾斜,以中小企业占主体的县域由于企业本身效益不佳,并且缺乏有效的信贷担保机制,难以获得银行的支持。加之商业银行实行集约式管理,为防范金融风险,收缩县级机构及其相关业务,县域经济发展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三是招商引资困难。县域的比较优势本身不如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五)县域社会保障水平不高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在近年来发展较快,但与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比,制度尚不规范,表现在保障标准较低,保障范围较为狭窄,而且各地差别很大。农村居民就业制度已经打破,但是在政府部门等单位的就业竞争中劣势明显。教育和卫生发展无法与经济发展成正比。财政支出中科教文卫支出人均仅337元,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目前*县域范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十分薄弱,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县域未来经济发展。
(六)县域经济发展环境较差
当前,县级政府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在不断加重,而调控能力却不断弱化,主要是金融、税务、工商、国土、电力等职能部门的权力不断上收,使得调控手段越来越少。相对于省、市级政府而言,县级政府管理经济更具有直接性,责和权的失衡,往往使县级政府处于“空有雄心壮志,少有具体手段”的尴尬境地。由于管理权限过小,相当一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省辖市和省里,处于经济发展最前沿的县级政府没有最终决定权;上级垂直机构过多,县级政府缺乏有效的协调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手脚,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五、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对策建议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新阶段,中央中部崛起战略正在实施,国际国内产业梯度转移加速,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全省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各县市初步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为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济发展新阶段所蕴涵的机遇。目前,*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更高目标进发,已经迈入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新阶段。“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优势将日益凸显,积累的能量将加速释放,潜力和空间更大。根据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呈加速之势,即经济加速增长、产业结构加速升级、消费结构加速转型、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国际国内市场加速融合,县域经济也将随之步入快速增长期。
――国家政策支持效应所赋予的机遇。中央明确了我国区域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布局,作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决策,更加关注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十一五”时期,国家将从投资、信贷、利用外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布局等方面加大对中部地区扶持力度,这将大大改善中部地区的相对区位条件,必然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为*县域扩大招商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县域经济加快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
――产业梯度转移加速所产生的机遇。当前国际产业、资本加快向我国转移,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有些产业呈整体转移的态势。*位于我国中部,地处沿海腹地,内陆前沿,属中部欠发达地区,是典型的浅内陆省份。在全国经济发展梯度推进和沿海产业梯度转移中承东启西、联络南北的战略地位。*县域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资源比较丰富、商务成本较低、环境不断优化等综合优势,必将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争取有利位置。
为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课题组研究认为,全省各地必须从全局的高度,以统筹的理念,抓住国家政策与*优势的结合点,找准县域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在增长方式、发展路径、产业选择、经济布局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发达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形成一种差异化、个性化的竞争合作态势,努力提高县域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促进全省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以完善体制改革为载体,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一要完善扩权强县政策。20*年,*12个扩权试点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93.8亿元,比20*年增长15.6%,增幅比20*年提高1.5个百分点;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526元,增长27.3%,比全部县域增幅高1.7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3802元,增长18.7%,比全部县域增幅高0.3个百分点。实行强县扩权政策后,使县能集中更多的资源统筹城乡发展,在全省县域经济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应进一步调动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依法对行政许可事项、行政审批审核事项进行清理,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将省、市各部门能下放的管理权限坚决下放,赋予县市更大的发展自、决策权。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对已经出台的扩权政策进行检查,督促其全面完整地落实,使各项政策措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要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后,信贷规模和投放受到限制,企业融资难凸显。今年省委、省政府在着力破解融资难题方面创新举措,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月”活动,在全省17个市巡回举办银企对接活动,推动银企合作,协调资金供需矛盾,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最重要的促进银企更好履约,建设一个长效的融资环境。其次,要建立覆盖全省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简化手续,降低担保费率,积极扩大担保放大倍数,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第三,可以借鉴山东经验,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积极扶持第一梯度县域强县做大做强企业,推动一批企业上市,为企业开辟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筹集境内外资金的新渠道,从而改变县域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单一融资方式,实现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目前,山东省30个经济强县中,15个县拥有26家上市公司,占山东省的19.7%;共融资343.6亿元,占山东省的29.4%,成为该省经济中最具活力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要做强县域城镇经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做强城镇经济。从城乡发展的格局看,经济腾飞的“龙头”在城市、在集镇。从我国的实践看,沿海发达县市,近十几年来小城镇发展很快,形成了一个个密集的城镇群,不仅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竞争实力。可借鉴浙江经验,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切入点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通过政府推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市场运作,使中心镇成为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的小城市。同时,坚持将中心镇作为县市域总体规划的战略节点,实行县城、中心镇、中心村一体规划,依托原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创新发展壮大特色经济。
四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统筹的关键环节。县域经济上连城、下连乡。实现城乡一体化,推进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协调发展,必须加快县域经济从“行政板块”向“经济板块”转化,促进要素的流动与共享,实现效益的公平与合理。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产业政策指导,对三、四梯度县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政策,在交通、通信、能源、环保、流通、旅游、农业、林业、水利和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方面,投资重点向三、四梯度县倾斜,适当降低这类县重点项目的县级配套资金比例,鼓励和引导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向这类地区流动。要加速构建省会城市圈、皖江城市带和沿淮城市群建设,做大做强龙头和极点,充分发挥圈带辐射带动作用,加大对三、四梯度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帮助其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解决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2、以加快工业化进程为核心,推动*县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一要承接长三角经济辐射。*与长三角无缝对接,是承接长三角地区经济辐射和梯度转移的战略前沿,在区域经济互动合作中具有明显优势。要积极推进观念东学、体制东接、要素东引,经济东融,突出城镇发展,促进县域经济融入城市体系,实现市、县、镇连动发展。与东部接壤的沿边县市,特别是省内第一、二梯度县域,可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借助长三角经济实力雄厚和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高素质人才聚集的平台,紧紧抓住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换代的良好机遇,主动承接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加速与长三角经济的融合。
二要扶持小企业健康成长。针对小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用地难和正处在创业初始的实际,可借鉴浙江省创业基地建设的基本做法,结合镇(乡)工业功能区以及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建设,采用由政府财政投资为主或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集中建造一批标准厂房,通过厂房低价租赁及提供各种优质配套服务,对小企业实施孵化培育,促使其快速健康成长。这样既可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缩短创业周期,降低初创成本,又可使小企业与区域内大企业大集团开展配套协作生产,促进了产业链的形成,从而进一步做大块状经济“蛋糕”。
三要加快农产品加工转化。*是农业资源大省,优质水稻、棉花、双低油菜、茶叶、蔬菜、水产品、猪牛羊禽肉、蜂产品、中药材和优质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但农产品加工转化不够,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产品加工业年产值仅相当于河南省的50%、山东省的16%左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内第三、四梯度区域内的县市,可立足地方特色和资源集中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要把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作为县域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合理布局,产品基地建设要由过去的“一村一品”、“一乡一品”逐步转向按气候资源条件、按区域、流域连片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3、以发展县域非公有制经济为重点,构建完善的民营经济发展体系
一要着力改善竞争环境。20*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3848.3亿元,占全省GDP比重达52.4%,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7.4%,拉动全省经济增长9.4个百分点。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发展县域经济关键在于发展民营经济,只有民营经济发展,县域经济才能壮大。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思想上确立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主导力量的观念,大力消除阻碍和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推动民间闲散资金积聚成民营资本,让民间资本变成现实投资,使民营经济成为的主体。
二要努力拓宽融资渠道。要帮助和引导金融企业建立有效的个体和私营企业信用评估机制,鼓励金融企业根据个体和私营企业贷款“户数多、金额少,风险高、信用低,成本高、效益低”的特点,建立一套与其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经营管理机制,尽量简化手续,采取灵活的抵押和担保条件,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和私营企业生产资金的需要。要促进典当等其他金融业的发展,提高其资金利用率,发挥其在非公有制经济融资系统中的“拾遗补缺”作用。同时,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引进外资银行,真正实行多种所有制金融共同发展。
三要积极促进做大做强。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积极培育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形成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要继续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改组,鼓励私营企业进入高科技领域,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层次。非公有制企业要应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各项有利政策,提高自身经营和管理素质,努力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实力。
4、以园区建设为依托,构筑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平台
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园区建设是发展县域经济的有效平台。要进一步落实和运用好中央、省现有的一系列加快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已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落实到位,全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专项基金要向开发区适当集中和倾斜,对通向区内的道路、供水、供电设施,要列入城市规划,由各级政府投入资金建设,尽可能采取多种方式降低企业进区(园)成本。要切实转变职能,规范行政行为,促进政务公开,提高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树立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区发展。
关键词:株洲县;县域经济;现状研究
前言: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融入到经济建设中,在这一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加快县域生态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株洲县作为株洲市的重要行政区之一,2013年人口约40余万,地理面积1381.3平方公里。湖南省委省政府、株洲市委高度重视株洲县县域经济的发展。2013年,株洲市委提出:“要着力推进 统筹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人本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潮流中,株洲县通过产业转型、产业升级、经济改革等多项举措,大力发展本地区县域经济,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开端。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与本地区其它一些县域相比,株洲县县域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域挑战。以县域平均化水平为例,株洲县县域平均城市化水平为28%,低于炎陵县、醴陵市等同类地区,比全市平均水平低约20个百分点,这一问题应该得到高度地重视与关注。
一、株洲县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规模较小。“十一五”期间,株洲县县域经济取得了高速地发展,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均超过其它历史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株洲县经济结构得到了不断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株洲县与全国其它发达县域地区相比,差距仍然是明显的,以总体经济规模为例,作为一个拥有45万人口的地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73亿元,不仅落后于国内其它发达县区,在株洲市排名仍然靠后,仅高于市内的炎陵县,远低于全市平均地区生产总值125亿元的规模。以省内的中国百强县长沙县为例,早在2010年,长沙县地区生产总值就达到了1900亿元,超过整个株洲市的经济总量约六百亿元。株洲县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总体经济规模的增长,只有总体规模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最终提升地区经济影响力。在总体经济规模这一方面,株洲县需要进行深入地改革与发展,不断提高经济总量。
(二)产业结构滞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株洲县的县域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完善,第一产业比重有所降低,二、三产业比重明显增加。2012年,株洲县第二产业完成工业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度增长了约47%,但是,在出口总额、可持续发展方面仍然存在的诸多的问题。株洲县第三产业由于传统的项目运作存在滞后的问题,虽然资产规模有所增加,但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2012年,株洲县开始大力发展休闲产业,全年共计接待游客33万人,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总体而言,株洲县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存在的第二、第三产业规模较小,第二产业工业企业较小、第三产业龙头企业不多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把握市场发展先机,调整产业结构滞后性问题。
(三)财政实力较弱。以2010年为例,株洲县一般性财政预算收入仅为3.4亿元,而同地区的醴陵市已超过10亿元。与省内的其它县域地区相比,长沙县一般性财政预算收入已接近30亿元。在县域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上,株洲全市的县域人均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100元,而株洲县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低于1000元。在2010年全国百强县(市)排行榜中,省内的长沙地区所有县域均名列全国百强之列,而株洲全市无一个县域入选。直到
2011年,株洲市醴陵市首次入选全国百强县(市),株洲县距离这一目标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财政实力包括众多方面,但由于财政实力的滞后,发展县域经济则会存在诸多的难题。
(四)发展后劲不足。在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主要以投资的方式进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通过加大地方投资等措施,成功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干扰。然而,有关数据显示,株洲县县域投资力度明显较低,与省内的其它地区相比,株洲县县域经济投资规模较小,“十一五”期间也没有超过十亿元。据有关数据显示,同一时期,虽然株洲县县域经济投资增速快于省内其它地区,但由于这一基数是停留在低基数之上的快速增长,在投资总量上明显偏低。投资不足进而会对县域经济发展造成很多不利的影响,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发展后劲不足,县域固定资产规模无法再短时期内获得高速发展。
二、如何提升株洲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与特色农业。县域经济的主体应当以农业与农村经济为发展主体,并且,株洲县大多数地区仍然是以农村为主体。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株洲县应当立足于实际,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与特色农业,积极发挥本地区优势,将农业产业化引入新的发展轨道。与省内的其它地区相比,株洲县在第二产业中不占据优势地位,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发展生态与特色农业并不代表摒弃第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发展基础也不代表落后与滞后。在全国其它地区,很多县域经济的发展都是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为其它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与特色农业,既是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旅游业的发展,最终促进整体县域经济结构的优化与水平的提升。
(二)加快产业转型与产业优化升级。株洲县需要在短时期内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园区建设为载体,不断招商引资,提升技术开发水平,将园区建设发展摆在县域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虽然株洲县已经建立一些产业园区,但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产业发展,均存在的特色不足的问题,并承担了很多其它地区的转移项目,这对地区发展与产业升级存在诸多不利的影响。株洲县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需要牢牢把握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脉搏,充分利用外资与新兴技术产业,将县域经济做大做强。要重视产业附加、产业技术含量以及产业竞争优势这三个问题,充分发挥园区载体优势,对传统需要进行优化改造,并引进优势产业进行互补,从而推动整体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推动工业发展与城镇经济水平。株洲县县域经济发展需要以工业化为发展核心,以城镇化为发展目标,大力推动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方针。以工业化带动区域经济,以社会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从而最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任何一个发展时期,工业化都应当成为地区发展的必经阶段,工业化可以再短时期内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没有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就没有城镇化的发展潮流,没有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就没有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株洲县应当顺应全球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科技资源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能耗低的现代工业。通过利用城镇发展的带动性作用,促进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生活设施的改善,只有以工业带动城镇,以城镇带动农村,才能最终实现县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一)城镇化水平分析
1.邵阳城镇化发展历程分析
邵阳城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平稳快速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1949~1990年)缓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9年,历时30年,城市化水平不超过10%,一直到1982年城镇化水平才达到10.54%,1990年为12.91%,发展速度相对较慢。第二阶段(1990~2009年)平稳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90~2000年城镇化水平由12.91%上升到22.8%,从2000年-2009年,城镇化水平由22.8%%上升到30.43%,20年间,城镇化水平平稳匀速发展,年均提高0.92%。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城镇化水平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年均提高1.90%,2013达到38.04%。
2.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
(1)城镇人口发展情况
城镇化率概况城镇化发展较快,但整体落后,且县域城镇化水平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但相对较低,且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就业去向个体工商业为主,国有、城镇集体经济等组织为辅。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邵阳接受过大学(含大专)以上教育的有31.78万人,仅占5%,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共484.7万人,占75.7%。可见劳动人口素质较差。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之后,因为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大多只能从事房屋建筑、环卫等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部门和行业,难以成为城市发展的骨干力量。科研方面科技投入不足。2013年全市R&D人员2243人,R&D内部经费支出38944万元,全市人均48.32元,不足50元,R&D人员人均支出17.36万元。共申请专利1536项,实际授权792项;每万人人均不足1件。科研投入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城市产业的发展。
(2)城镇规模和建设状况
近年来邵阳城镇规模在不断扩大,2013年邵阳市下辖建制镇103个,比上年增加4个。比2000年增加14个,城镇区域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城镇建成区2000年为145平方公里,2011年达314.97平方公里,2013年超过400平方公里,以邵阳市区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群正逐渐形成。总体说来,城镇化质量较差。除市区和县城外,大部分小镇基础设施能不全,道路、绿化、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滞后,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设施较为贫乏。2013年,邵阳市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仅13.61m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8平方米;每万人拥有卫生床位数33.62个,每万人医生数46.22个。各项指标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二)邵阳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2013年,邵阳市国民生产总值为1130.0386亿元,人均GDP15727元,分别比上年增加101.63亿元、1302元,增长9.88%、9.03%。总的说来,经济呈增长的良好势头,但经济总量还是较低,同期长沙GDP为7153.13亿元,人均GDP更是落后,全省排名14。工业化率为33.02%,处于工业化初期。从全市产业结构看,2013年三次产业产值的比重为22.5∶38.9∶38.6,非农产业比重合计达77.5%,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现代制造业及现代服务、商品流通对GDP的成长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从产业聚集情况来看,邵阳城镇就业人员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50.17%,第二产业占17.2%,第三产业占32.13%,但是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待提高,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急需解放。同时第二产业支柱产业较为乏力,只有机械加工、打火机制造等少部分产业聚集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其他大部分产业集群尚未形成,难以实现资源、资金、人口等要素的集聚。第三产业待进一步发展,吸收的劳动力待提高。
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关系分析
城镇化我们选取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代表性指标,经济发展我们选取国民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作为代表,通过相关关系分析来解读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的依存关系。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GDP、财政收入均呈直线上升趋势,通过Excel函数求得的相关系数依次为0.9756、0.9880、0.9684,可见城镇化率与GDP、财政收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之间均存在很强的正相关系。通过EXCEL确定趋势线,得到直线方程依次为:y=5359.7X-1295.8(Y: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X:城镇化率)Y=6399.4X-1321(Y:GDP,X:城镇化率)Y=624.59X-144.71(Y:财政收入,X:城镇化率)意味城镇化率每提高1%,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GDP、财政收入、将增加53.597亿元、63.994亿元、6.2459亿元,可见城镇化率的提高对尚处于工业化初期的邵阳经济有较大的杠杆作用,可以快速推动城市建设投资额的加大,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的提高。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三、加快城镇化建设推动邵阳市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政府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循序渐进,推动城镇化进程
邵阳地处湖南中西部,多山区,交通不便,加快城镇化建设,首先要在建设规模,建设步伐、建设方向等进行制度研究论证,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循序渐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做到先规划后建设,既避免了城镇化建设的“”,也避免了城镇建设的无序性。
(二)政府要应因势利导,扶持优势产业、龙头企业的发展
1.加大投入,推动现代种植业、养殖业的发展及相关产品的深加工
邵阳是农业大市,种植业、养殖业有良好的基础,如:新宁的脐橙业、武冈的卤菜业、隆回的“生姜、辣椒、大蒜”三辣产业、邵阳县的油茶业等在社会都有一定的口碑和影响力。但规模都不够大,优势不够突出。政府可加大资金投入,改良、提升产品品质,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把产业做大做强,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以优势特色农业强县兴市。
2.加大投入,打造优势产业、龙头企业,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邵阳九县三区,市辖三区传统优势产业有冶金、机械、纺织、医药等,邵东优势产业有打火机行业、小五金、皮具业等,其他县市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因势利导,在资金投入、税收、融资、劳动用工等各个方面在政策上予以倾斜,支持上述优势产业及相关龙头企业规模上做大,品质上做强。
3.加大投入,打造黄金旅游线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邵阳旅游资源丰富,市政府可以加大投入,完善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把以崀山、云山、南山、黄桑、雪峰山为主题的生态观光区,以白水洞、桃花岛、魏源故里为主题的休闲度假旅游区全面推向市场。
(三)加强进城劳动力的培训,避免单纯的房屋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
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要注重进城劳动力的培训,包括职业技能、文化素质、职业道德修养等各个方面,最终将其转化为现代化的工业人和城镇居民。
(四)要重视城镇化的质量建设
1.1信息化与县域经济的发展关系
(1)信息化有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性。江苏省百强县的发展体现出的是由苏南的经济发展带动苏北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相邻区域发展中,先富带动后富”。在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性时,信息化起到了区域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在县域的集群发展,有利于在相邻区域实现产业链。
(2)信息化有利于获取竞争优势。信息化在县域经济中获取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助于对本地特色经济的宣传,突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县域特色经济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有利于开拓市场。
(3)信息化有利于突破资源禀赋的局限。浙江海宁以“中国皮革城”享誉中外。但是,可以发现海宁是皮革的销售、批发基地,却不是原材料的生产、加工的基地。研究发现海宁利用信息化,打造皮革物流基地、建立网上皮革商场等方式,使全国各地的皮革原材料汇聚海宁,造就了海宁“皮革城”的声誉。由此也可以看出,信息化有利于突破资源禀赋的局限。
(4)信息化有利于实现县域的科学发展。百强县的评价体系包括“竞争力、县域科学发展”,县域科学发展包括“相对富裕度、相对绿色指数以及人文环境”。通过位于前10名的县级城市的发展,可以发现信息化提高市民的阅读量,从而提高市民的人文环境,有利于提高区域绿色GDP。
1.2信息化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关系
(1)信息化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各区域存在着信息不均等,使各区域存在着不均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农村信息化建设,开辟了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
(2)信息化有利于农业信息、技术的共享。传统农业信息、技术共享主要体现在某一地区,农业农村信息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区域之间的信息和技术的共享。
(3)信息化有利于降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通过信息化,通过对农产品市场反馈信息的分析,预测农产品的价格和农产品的产量,来决定农产品的供给种类和数量,有利于农产品降低市场风险。
(4)信息化有利于就业结构的调整。实现农村的信息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通过招聘网站等的招聘信息,选择相适应的工作岗位。
2如何以信息化促进县域及农村经济的发展
(1)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实施农村信息化,需要政府做到“硬件”与“软件”相匹配,制订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提高农村信息化的普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