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的法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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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的法学根据范文第1篇
【关键词】过失犯罪；犯罪构成；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083-02
经济与科技的高速发展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人心浮躁，加之社会管理不周等问题，使得过失犯罪现象屡屡发生。交通安全方面的过失行为加剧尤为显著，据有关资料显示，多年来中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均超过10万人，居世界第一。几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身车轮，每1分钟都会有一人因为交通事故而伤残。每年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过失犯罪行为正在给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危害。
一、法学理论依据
法律对过失犯罪的惩处，就是对给社会造成了实际危害后果、对社会利益不负责任的心理态度的一种警戒，借此威慑行为人和其他人戒除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心理，进而减少过失犯罪的发生。①具有严重危害性质的过失犯罪将会受到刑法处罚，如过失致人死亡，过失伤害他人致重伤等。
（一）处罚特别过失犯罪的必要性
刑法分则没有对所有应该属于过失犯罪的罪名都作出明确标注，如对刑法的影响不明显，刑法未将其列为详细罪名的，刑法不追究其责任。“法律有规定”这五个字并不仅仅意味着法律以明文规定，对于未指明为过失类的罪名还需要依照过失犯罪的犯罪构成再行认定。
从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罗列过失犯罪应满足的条件：
1.犯罪主体，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并实施了犯罪行为。
2.犯罪主观方面，过失犯罪的这一要件较为复杂，包括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两种类型。在对于危害结果的认识上行为人可能已经预见自身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后果，也可能还处于主观上无认识状态。在造成危害结果的主观心理上，行为人过高地估计了其自身和客观方面的有益因素，导致其错误地认为危害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又或者是因为实际上没有预见应当预见的后果，进而盲目地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并未采取必要的预防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最终造成对社会的危害。一般来说，不论行为人在行为过程中的心理态度如何，只要其对最终的犯罪结果在主观上一定过失的心理，对结果的发生持不希望或不期待的态度，那么该行为人就是过失犯而不是故意犯。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为过失犯罪的失职类犯罪和重大事故责任方面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上习惯性认定为过失犯罪而不是故意。
3.犯罪客体，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
4.犯罪客观方面，该行为造成了实际危害社会的结果，并直接或间接地严重侵犯了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包括物质结果或非物质结果。且此时犯罪主体对该结果的心态一定是过失。②
过失犯罪存在着主客相统一的犯罪构成，依法追究过失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能够达到预防此类犯罪的效果，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个人承担刑事的条件
1.刑事责任的设立目的
刑事责任的设立目的就在于使客观存在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与行为人之间有必然联系，为国家在犯罪人身上落实因犯罪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提供合理事实依据。其最终价值目标就是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并施加国家和社会认为的刑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达到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并重的目标。从犯罪人方面讲，刑事责任的根据即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从国家角度则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③虽然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刑事责任的追究者与刑事责任的承担者相对立，但是对于它们各自对刑事责任根据的认识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2.现代刑事责任学说的不足
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的学说以罪过说、犯罪行为说、社会危害说和犯罪构成说为主，但这五种理论各有不足之处。罪过说过分侧重于考察行为人主观罪过方面，而主观方面的罪过要通过具体行为表现，若行为人未通过具体行为表现则难以认定其刑事责任；犯罪行为说和社会危害说也同样较为注重客观方面事实；犯罪构成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决定刑事责任程度的情况，如犯罪后的自首情节、犯罪前的一贯行为状况等，犯罪构成唯一证据说片面夸大了犯罪构成的作用，也是不可取的。
3.个人观点
单纯的现代刑事责任根据说或是古典学派理论各有不足之处，目前以刑事古典学派的道义责任论为根基，结合现代规范责任论的理论在刑事法学界占据主导地位。道义责任论前文已谈及，所谓规范责任论，简而述之，即本应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的行为，行为人却实施了法律所禁止实施的行为，因而要承担相应的刑罚处罚。规范责任论认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来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责难的可能性，它不仅包括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以及行为人的责任能力，还包括期待可能性理论。可见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多层次的，既有哲学依据，又有法学根据为其组成部分，不仅是刑事责任的创制、产生、认定、实现和终结等各种现象的解释，也应能集中体现行为与行为人、主观与客观、报应与预防等方面④。虽然将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当做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某些方面还值得商榷，但从整体而言，这一标准是应予肯定的。
（三）对特定的过失犯罪施加刑事处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我国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过失犯罪只承担相关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纪律责任等非刑事责任的法律责任即可，而刑法处罚的过失犯罪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犯罪性质很难归结行政、经济等单纯的某一类，如渎职罪，犯罪人必然触犯相关行政法规，负有行政责任，而其行为侵害法益的情况是复杂的，仅以行政责任问责该行为，不能反映其危害程度，不利于法律对于人权的保障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以上是从法律作用的视角的分析，下面再以“义务论”的思考角度解读刑法总则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所谓“义务”即无因而必为之事，不为之则需负相应责任。在过失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负有对自己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不可推卸的预见义务。这种预见义务之所以不可推卸，是因为它与法律规定、职务业务要求、或是公共生活准则的要求相关，法律只对有实际预见可能的人赋予该义务⑤。通常评价一个行为构成犯罪，必然要有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主观上，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具有履行义务的可能性，而盲目地不履行预见义务；客观上，其行为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结果，所以刑法中规定的过失犯罪负相应刑事责任具有合理性。
二、哲学理论依据
（一）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道义上的非难可能性，即具有自由意思的行为人虽可按照其自由意识实施合法行为，但结果因故意或过失导致了违法行为。此观点太注重行为人绝对的意志自由，忽略了行为人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来自于刑事实证学派的社会责任论主张主观主义，认为刑罚应当与犯罪的危险状态和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并且只与此二者相关联。该学说过分强调行为人责任的社会性，使得刑罚的过于扩张，刑事责任没有必要限度，危害了刑事责任的正当性和正义性。
（二）哲学推定过程
哲学理论家们将人对自己行为负刑事责任的依据归结为意志自由问题。意志自由是否能够作为刑事责任的依据，这一问题一直是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争议焦点，不论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哲学都承认意志自由。
人有自由意志就意味着人能够有意志的选择行为，犯罪是自由意志的产物，理性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自由，却避善从恶的实施犯罪，因而人在道义的角度要负担相应行为责任。对于过失犯罪而言，具有理性的行为人在明知行为违法性仍然（故意）实施该行为或至少意识到行为具有违法性却不注意（过失）实施该行为导致了犯罪结果。这就是哲学上对过失犯应付刑事责任的推定。
三、结语
在司法实践中，过失犯罪的类型复杂多样，非法律有限的条文所能够涵盖。讨论过失犯罪应负刑事责任这一课题，有助于分析构成过失犯罪的行为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关系。实践中再辅之法律明文规定，结合立法目的与司法实践，确定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追究对应刑事责任。合理的司法审判是我们面对危险，维护个人，集体，国家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
注释：
①⑤马克昌，高铭暄.刑法学（第六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②周其华.刑法规定的过失犯罪的认定与认证[J].法学家，2002（5）.
③④梅传强.论刑事责任的根据[J].政法学刊，2004（2）：21.
参考文献：
刑事责任的法学根据范文第2篇
关键字：醉酒人
解释
原因自由行为
协调
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对该规定的理解，虽然在统编教材上形成了通说，但也存在着不少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从醉酒人的危害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出发来解决其刑事责任的问题是我国犯罪论体系的必然要求。因为，在我国刑法学理论中，任何人的行为要被确认为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都应当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要件。从客观要件来说，醉酒人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必须是刑法所禁止并惩处的行为。醉酒人犯罪具备犯罪的客观要件，在理论和实践上一般不会有疑问。从主观要件来说，行为人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要确认醉酒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关键在于说明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具备主观上的要件。因此，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否所有的醉酒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二、在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下，行为人如何承担刑事责任，或者说应当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而这两个问题在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条文中具体体现在如何解释“醉酒的人”和“应当负刑事责任”上。
一、对“醉酒的人”的解释
（一）、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进行解释
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认为，行为人在危害行为发生时的刑事责任能力是判断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根据，用一句刑法格言来表达就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即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具有责任能力，而判断责任能力的有无，应以行为人实施实行行为时为准；反过来看，即使行为人实施了刑法中所规定的危害行为，假使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的当时并没有刑法意义上的责任能力，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也是我们对行为人进行归责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如果将该理论贯彻到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当中，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论呢？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从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角度来了解醉酒。
我国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理论一般认为，醉酒，也称酒精中毒，可以分为慢性酒精中毒和急性酒精中毒。急性酒精中毒又有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之分。慢性酒精中毒从发展过程看可分为无节制饮酒、中毒期和中毒并发症等阶段。生理性醉酒是指一次过量饮酒而出现的急性中毒，清醒后精神完全恢复正常。病理性醉酒是指行为人饮用了一般人不至于醉的少量酒后，而出现的深度中毒现象。从医学角度讲其性质属于与严重的精神病相当的精神疾病。慢性酒精中毒由于其发展演变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而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特定的精神状态，可以对其各个阶段分开进行考察。
根据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观察研究，在生理醉酒状态下，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兴奋期、共济失调期、昏睡期。不同时期醉酒人的责任能力程度和状态是不同的：在兴奋期和程度一般的共济失调期，虽然醉酒人辨认和控制行为的能力有所降低，但远未使这种能力丧失，此时行为人显然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责任能力；在程度严重的共济失调期和昏睡期，醉酒人辨认和控制行为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或已经丧失，而且，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是不能绝对平衡的，在具备辨认能力却不具备控制能力的场合，同样应认为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责任能力。对于病理性醉酒而言，由于醉酒人是一种急性深度中毒现象，行为人对自己的辨认控制能力一般来说完全丧失，显然也应属于无责任能力。与生理醉酒基本相同，复杂性醉酒人同样有一个由兴奋期、共济失调期和昏睡期的变化阶段，对于生理性醉酒人的责任能力区分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复杂性醉酒人。至于慢性酒精中毒，其发展演变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对于无节制饮酒阶段、中毒阶段和中毒并发症阶段，都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具体生理、心理和精神状况来判断他的刑事责任能力状况，这就和急性酒精中毒有着明显的区别。
因此，将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适用到醉酒人的问题上，对“醉酒的人”应当作出以下的解释：所谓“醉酒的人”，是指实施危害行为时因醉酒而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包括生理性醉酒人、复杂性醉酒人和慢性醉酒人中的没有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那部分。病理性醉酒人不应包括在内，同样，生理性醉酒人、复杂性醉酒人和慢性醉酒人中的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那部分也不应包括在内。
但是，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解释原则，我们认为，刑法解释的首要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坚持合法性原则是保证正确解释的关键，而衡量刑法解释是否合法，总的标准就是要看这种解释是否体现了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要在刑法解释中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就必须关注解释是否从文本（刑法规范）的文义入手这一根本性问题：在文义范围内进行的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反之则不然。”[1]而从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中，“醉酒的人”的字面意思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出上面的结论的。
而且，这样的一个结论也与我国刑法学界关于“醉酒的人”的理解明显不符。
（二）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及缺陷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醉酒的人”的解释存在着通说。一般认为，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中所载的“醉酒的人”是指生理性醉酒的人，而不应该包括病理性醉酒人。但是，正如前面所述，根据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得出的结论与此并不相符。同样基于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对于相同的问题却得出两个相异的结论，问题出在哪里？康德的“二律悖反”理论告诉我们，这两个结论中至少有一个是不正确的。笔者认为，将我国刑法中的“醉酒的人”限定于生理性醉酒人委实值得商榷。理由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将病理性醉酒人排除在“醉酒的人”之列，虽然在理论上已成为我国刑法学理论上的通论，但并没有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这至少赋予了我们对“醉酒的人”进行其他解释的充分空间。
其次，通说认为，之所以将病理性醉酒人排除在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之外，是因为医学上认为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应当适用同条中的第一款关于精神病人的规定。对于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由于该结论是医学和司法精神病学的科学结论，我们不能随意地予以否定。但是，病理性醉酒这种精神病与其他精神病之间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区别，那就是病理性醉酒人可以自己有过错的使自己陷入精神病状况，而其他精神病则不能（至少刑法学界并未对有过错地自陷于其他精神病状态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在刑法中同时存在着关于精神病人和醉酒人的相关规定时，不加区别地将病理性醉酒人与其他精神病人相等同，理由并不充分。
再次，从刑法第十八条的上下规定来看，第十八条前三款都是针对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所做的规定，第四款规定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正如上一理由所述，同时存在两个均能适用的规定，应当如何进行选择适用？笔者认为，立法者将醉酒人单独作为第四款来规定，体现了醉酒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而也不应该与同条的其他款出现不必要的重合，而只能是作为特别款项对前几款进行补充。按逻辑学的基本原理，第四款中的“醉酒的人”理应不会也不能与前几款中的内容一致。
最后，通说一般也认为患有病理性醉酒的行为人故意使自己陷入醉酒状态，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仍应承担刑事责任。[2]进行这样表述时，通常都将这样的一个判断放置于“醉酒的人”这部分内容之中，而恰恰是在对“醉酒的人”这部分内容进行论述的开篇，学者们又作出了醉酒的人不应包括病理性醉酒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话，一方面说“醉酒的人”不包括病理性醉酒人，另一方面，又将病理性醉酒的刑事责任问题放在“醉酒的人” 部分而非其他部分（比如说精神病人）中论述，最起码在结构上也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嫌。
（三）笔者观点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字面上的文理解释，即“醉酒的人”是指从司法精神病学的角度分类所得的所有醉酒人，这样更加合理。
因为，这样既可以使通说中的缺陷迎刃而解，也完全贯彻了罪刑法定这样一个刑法的基本原则，而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代刑法中的首要原则。
虽然如此，按字面解释却产生了这样一对矛盾：若遵循刑事责任的基本原理进行解释，则注定与刑法的基本原则相冲突（这是当代刑法理论所不能容忍的）；若完全按照字面解释，将有违传统的刑事责任基本原理，即按照字面上的文理解释无法与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相协调。于是，学者们开始探求追究醉酒人刑事责任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如何在理论上进行合理地论证，以使行为时没有传统意义上责任能力的醉酒人，具备合理的归责根据。较为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正确、合理解释“醉酒的人”的关键，也是笔者主张从文理上解释“醉酒的人”不可或缺的论据。
（四）醉酒人刑事责任根据的论证
在我国刑法学界，多数论著解释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理由不外有三点：1、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而只是某种程度的减弱；2、醉酒是醉酒者自己饮酒造成的，并非不可避免。行为人在醉酒以前，应当预见到或认识到自己的醉酒之后，有可能会实施某种危害行为；3、酗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理应加以制。[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推敲。首先，认为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不可能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其次，认为实际生活中所有醉酒都是由于行为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再次，行为人因为自己可归责的原因而醉酒，并进而实施危害行为。行为人对于醉酒本身的过错，能否等同于刑法中的罪过？为什么这种过错能够成为让醉酒人对其在醉酒后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由于现有刑法理论没有将这一问题说清议透，这就难免给人一种牵强的感觉。最后，认为酗酒是恶习，理应加以制止，明显的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将酗酒应受道德谴责的原因作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近来，一些学者又用严格责任理论来解释醉酒人犯罪负担刑事责任的根据，认为实际生活中存在醉酒后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就是一种严格责任。笔者认为，在刑法中，所谓严格责任，是指对于缺乏主观罪过或主观罪过不明确的危害行为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制度。上述醉酒人犯罪显然不属于主观罪过不明确的情形，那么，能否说是属于缺乏主观罪过的情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尽管一般责任原则认为，主观罪过只能存在于危害行为实施期间，但是，醉酒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法律上评价醉酒人有过错醉酒的场合，行为人在醉酒前能够预见到自己醉酒后可能会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这就是醉酒人犯罪的特殊性，由于存在这种过错，那么，醉酒人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便不能与严格责任中的缺乏主观罪过等量齐观。从以上这些论述说明，我国现有刑法理论关于醉酒人负担刑事责任根据的阐述，说服力单薄，模糊、疑问之处颇多。
对刑法的解释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国外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世界上种种法律体系能够提供更多的、在它们分别发展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解决方法，不是那种局处本国法律体系的界限之内即使是最富有想象力的法学家在他们短促的一生能够想到的。”[4]在我国刑法学者正苦于无法对醉酒人刑事责任根据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时，将眼光投放到相对而言法学研究更为发达的西方世界，应该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做法。
同我国一样，西方刑法学者（主要指大陆法系的学者）也普遍承认“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这样一个刑事责任原则，因而，他们也面临着如何解决醉酒人刑事责任根据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了解决醉酒人刑事责任这个较为特殊的问题，西方刑法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公共利益”说、“预先故意”说、“原因自由行为”说等理论。而“原因自由行为”说已经成为了西方解释醉酒人刑事责任问题的通说。所谓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而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的情况。在原因上的自由行为中，行为人在实行构成要件行为时，丧失或削弱了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意思决定丧失了自由，但是，在是否导致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这一点上，该行为人原可作自由的决定，因此，在原因上是自由的。醉酒人犯罪就是其中一例。[5]为了说明原因自由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又出现了几种学说：第一，间接正犯说。该说认为利用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以实现犯罪，无异于以自己的无责任行为为机械或刀具来实现犯罪。因此，它属于间接正犯的一种，应按间接正犯的理论来把握。第二，责任原则修正说。认为责任能力未必以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为必要，从而重新设定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理论根据。第三，构成要件说，此说认为应将设定原因行为与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时的危害行为予以统一观察，把它们一并认为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实行行为，从而不违背“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笔者认为间接正犯说不能适用于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的原因自由行为，因而仍有缺陷；责任原则修正说在试图修正“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有扩大刑事责任基础之嫌，当前还不能令大多学者认可。
笔者较为同意上述的构成要件说，因为运用该说，不仅可以囊括原因自由行为中的各种情况，而且仍然保持了与传统的刑事责任原则之间的协调，使追究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若将该理论适用于我国，将“醉酒的人”进行文理解释而产生的不符合传统刑事责任原则的问题在形式上也就迎刃而解了。
应该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与我国刑法醉酒人问题是否完全重合，即能否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来解决我国刑法中所有关于醉酒人刑事责任的问题。笔者认为，两者的适用对象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解决的是行为人有过错的陷入醉酒状态的刑事责任，而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行为人没有过错的陷入醉酒状态也是该款调整的应有范围。因此，在决定醉酒人该如何承担刑事责任时，应区别两种情况，分别讨论。
二、对“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解释
（一）部分刑事责任或是完全刑事责任
既然“醉酒的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责任能力，那么，当醉酒的人实施危害行为时，应当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呢？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认为，对于醉酒的人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理应不同于传统的责任理论中的责任承担，醉酒的人应当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而非可以根据行为（广义的行为，包括原因设定行为和实行行为）时的精神状况予以从轻、减轻或是免除处罚。而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让醉酒者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担完全的刑事责任，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合理地让醉酒人负担了超出其意识和意志范围的刑事责任。主张应当从法律规定来看，刑法第十八条四款只是规定醉洒的人犯罪，应当负担刑事责任，这中间既可能是负全部刑事责任，也可能是负部分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根据醉酒者实际的精神状态确认其为限制责任力的人，也是有法律根据的。[6]
笔者认为，对于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试图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中寻找醉酒犯罪人负担部分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结果只能是徒劳的。从刑法的其他有关规定不难看出，“应当负刑事责任”，均仅指“应当负完全刑事责任”。如果是指“应当负部分刑事责任”，同条款后面必然规定具体从宽的幅度。[7]即使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认为“让醉酒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担完全的刑事责任，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的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之所以将因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而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其原因就在于用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无法对应追究醉酒人刑事责任进行合理的解释，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虽然可以通过构成要件说来使自己与“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的原则相协调，但它毕竟与一般的行为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中将设定原因行为与直接危害行为视为一个实行行为。因此，在认定原因自由行为的主观罪过上，以及如何承担刑事责任上，我们也应当承认其特殊性。不能武断地认为让醉酒人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是“不合理地让醉酒人负担了超出其意识和意志范围的刑事责任”。
但是，对于没有任何过错而陷入醉酒状态的行为人来讲，由于不能适用原因自由行为，我国学者的上述主张倒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对这类醉酒者能否按其实施危害行为时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其刑事责任能力的状况？
因此，不加区分地将“应当负刑事责任”理解为行为人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是不合理。即使得出不论行为人对醉酒有无过错，都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那么至少在承担完全责任的理由上，两者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归于原因自由行为的醉酒人应当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不仅包括上述的说明，也包括在解释“醉酒的人”时认为应当将醉酒人从字面上进行文理解释的理由。但是，对于完全没有过错而陷入醉酒状态的行为人来讲，则应当按照刑事责任的一般原理来进行解释才更为合理。
笔者主张，对完全没有过错而陷入醉酒状态的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即行为人既无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或预见可能性，也无陷入精神障碍状态预见或预见可能性的，可以区分两种不同情况来确定其刑事责任：1、没有预见或预见可能性而陷入心神丧失者。由于没有任何过错，欠缺主观要件，因而不构成犯罪，当然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2、没有预见或预见可能性而陷入精神耗弱状态下者。其设定原因行为（姑且再次借鉴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用语）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其直接危害行为却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实施的，是否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呢？笔者认为是可以的。但是应该根据醉酒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其刑事责任能力的状况。也就是说，应该认为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是限制责任能力人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的结论，既可以与“醉酒的人”应负刑事责任保持一致，体现了立法者的原义，也将该类行为与适用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相区别，体现了实质上的公平。
（二）行为人的过错
对于适用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既然明确了应当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即不能从轻、减轻或是免除，是否也就解决了醉酒人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问题呢？笔者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正如本文开篇所述，决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因素除了是否具备责任能力外，还要考虑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运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在确定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上，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所以，要想将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弄清楚，还必须当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确定醉酒人主观是故意或是过失。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说将原因设定行为和直接危害行为视为一个实行行为，认为其具有一贯性。那么醉酒人的故意、过失是指设定原因行为的意思，还是指实施现实直接危害行为时的罪过？弄清楚这一点，对于确定原因自由行为的刑事责任（尤其是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如依前者，则只要在设定原因时有故意或过失行为，而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不问其陷入精神障碍状态后所犯罪者为故意或过失罪，即可确定故意或过失；如依后者，则所谓的故意或过失，是指该现实危害行为的故意或过失，必须包括自设定原因行为至现实危害行为的全体，两者相差甚大。笔者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包括自陷于无责任能力和限制责任能力两种情况，前者，行为人在实施现实危害行为时已丧失了责任能力，更无所谓故意和过失，鉴于其原因行为与现实危害行为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因此，其故意或过失，应以自陷于心神丧失状态以前所存在的对于危害结果的态度来确定。例如，明知自己具有如果多量饮酒常限于泥醉的无责任状态，则对他人施以伤害的恶癖的人，如果追求发生这样的结果，故意饮用过量的酒，使自己陷入心神丧失的状态，并由于在这种状态下的伤害而造成他人死亡的，就应当负故意杀人的责任，如果对伤害及死亡结果只有过失，则应负过失杀人的罪责。后者，行为人在实施现实危害行为时，仍具有责任能力，只是其责任能力相对减弱而已，而且其情况也比较复杂，例如，行为人因过失而自陷于精神耗弱状态时，尤其是在酩酊中的犯罪，大部分都是在酩酊中突然发生故意或过失的情况，前者如因漫不经心饮酒过度，陷于心神耗弱状态，并在心神耗弱状态中突然发生放火故意，而实施放火烧毁他人住宅的情况，后者如在上述饮酒过度的心神耗弱状态中，由于抽烟不注意，将烟蒂丢在易燃的柴堆中，因而将他人房屋烧毁的情况。这两种情况，虽然都是因过失招致精神障碍状态，但其罪过形式则显然不一样，前者是构成放火罪，后者则只能作为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处理。因此，这类情况的原因自由行为的罪过形式，只能以行为人实施现实危害行为时的故意过失来确定。
（三）适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承担
结合醉酒人设定原因行为和直接危害行为的不同情况，笔者认为，在适用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承担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意图犯罪，而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者
即行为人设定原因行为时，既有危害结果发生的认识和预见，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而仍陷于精神障碍者（包括心神丧失和精神耗弱）。在这种精神障碍状态中实施犯罪，应按故意犯论处，且不得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虽无犯罪故意，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而有实施可罚行为的预见或预见可能性者
有两种情况：1、故意招致者，即行为人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时，虽无利用其精神障碍而犯罪的意图，但意识到在无责任状态中，易发生可罚行为，而其结果发生，并不违背其本意，则应当负间接故意的责任。如果确信其结果不发生，则只构成过于自信的过失。2、过失招致者，即行为人虽无利用此类精神障碍状态的意图，因未注意，或者确信其不发生，对此类状态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防止手段，在此状态中致发生危害结果者，应成立过失犯。
（三）、虽无对危害结果发生的预见或预见可能性，但有自陷于精神障碍状态的预见或预见可能性（即所谓酩酊责任）
也有两种情况：1、行为人如果曾经发生过病理性醉酒或自陷于心神丧失的生理性醉酒，应当认识到再次醉酒可能发生危害，但由于事过境迁，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或者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少饮一点可能不会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行为人饮酒造成危害结果的，应当负过失犯罪的责任。2、行为人如果因过失而自陷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其故意或过失应依起在心神耗弱状态中实施犯罪的心理来确定，对危害结果持希望或放任者，是故意犯罪，反之，是过失犯罪。
刑事责任的法学根据范文第3篇
一般而言，安全员泛指负责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督、检查与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员违反职责所要求的安全管理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关于安全员刑事责任的基础和根据，需要明确几个问题。
安全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法上一般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存在2个侧面：首先，行为侵害了合法权益，具备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次，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负有责任。前者是客观根据，后者是主观根据，两者缺一不可。
就安全员的刑事责任而言，安全员没有履行安全管理义务或者没有正确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因而导致严重后果，这是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安全员原本可以避免这一结果，但却没有避免，这是刑事责任的主观根据。只有2种根据同时具备才能对安全员定罪量刑。
举例言之，甲是某煤矿的安全管理员，负责坑道顶板的安全检查工作。某日，被害人在坑道作业时，顶板掉落在头部，导致重伤不治身亡。事后，经有关部门鉴定，该顶板掉落隐患只要严格履行检查职责，便完全可能被事先发现和避免，而甲没有严格执行巡查制度，导致遗漏事故隐患。本案中，甲负有及时巡查顶板隐患的客观注意义务，但由于主观上存在精神上的懈怠，没有及时发现隐患，因而导致了重大事故，具有客观的处罚根据。另一方面，甲原本能够及时发现隐患，但存在过失而未发现，具有主观的处罚根据。
风险责任的分配与刑事责任的范围
生活中，安全事故广泛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是不是一旦发生事故，就一定会有人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呢？比如，交通安全事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们很少听说交通警察会为此承担刑事责任；相反，在安全生产领域，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作为负责生产安全的安全员却通常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
试问，为什么都是负责安全管理，安全员在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内，而交通警察却在刑事责任范围之外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联系风险责任的分配加以分析和理解。
所谓风险责任的分配，是指社会生活中存在必然伴随风险，但又为社会发展所必须的活动，该活动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地位、特点和社会的合理期待，需要合理分配风险产生的管控责任。安全员之所以为安全事故承担刑事责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安全员承担着生产行为产生的风险责任。如果客观上没有履行这一风险管控义务，便具备了客观处罚根据；如果主观上没有履行风险责任的主观注意义务，便具有了主观处罚根据。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说明交通警察为什么与安全员在承担刑事责任上存在重大区别。这里需要把目光聚焦到交通风险与生产风险的区别上。应该说，交通风险与生产风险两者貌似相近，但实际上却存在巨大差异。
概言之，交通活动的参与者非常宽泛，交通风险的制造者和控制者首先和主要是社会一般人，而非交通警察。在法律上，交通风险被称之为允许的风险，其危险程度和可控程度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由于交通活动数量极其庞大，且类型复杂多样，交通警察无论在人员数量，还是在介入机会和能力上都无法与交通参与者本人相比。因此，交通风险责任首先和主要分配给交通参与人（比如需要考取驾照、遵守交通法规等），交通警察只有在行政法上，对特定交通领域的活动通过实施具体行政管理时，才会承担该领域的交通风险责任，因而可能涉及犯罪。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交通警察承担风险责任时必然与其行政管理职权相关，因此一旦发生事故，并不触犯责任事故犯罪，而是职务犯罪，即罪。这一点可以帮助人们澄清一种误解――交通警察不承担重大责任事故罪，因此就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显然，交通警察在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内，当然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比如，在交通事故现场，交通警察甲指挥不当，强令肇事者乙将肇事车辆停靠在机动车道内，导致其他车辆发生二次事故，造成第三人的死亡。本案中，由于甲到达现场指挥事故处理，交通风险责任就转移给了甲，甲指挥不当发生二次事故，应该为此承担罪的刑事责任。
相比而言，生产风险并非允许的风险，其危险程度和可控程度超越了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属于社会不允许的风险。在生产作业过程中，生产行为引起的风险虽然高，但集中在特定的生产领域，规模相对较小，设置专门工作人员便有机会和能力进行介入和控制。这里的专门工作人员便是安全员。与之比较，生产人员虽然在自己的支配范围内也承担着安全生产的义务，但在特定情形下，生产人员如不能在生产的同时兼顾风险管控，那么安全员无论在介入机会和控制能力上均具有优势地位，因此，在上述情形中，风险责任首先由安全员承担。如此一来，安全员在自己负责的生产领域，在其能力范围内是生产风险的首要承担者，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当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风险责任的分配与安全员承担刑事责任存在必然联系，正是因为风险责任的分配不同，才使安全员与交通警察在事故发生后，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有所不同。
充分承担风险责任才能尽职免责
刑事责任的法学根据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刑事法律关系 范畴 特征
刑事法律关系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未能得到与其它部门法律关系相当的应有的重视。前苏联刑法学界亦是将刑事法律关系视作刑事责任的本质予以探讨，即“通过刑事法律关系的棱镜，清楚地显示出一种探讨刑事责任的意向”1，“追究刑事责任是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2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法律关系的专题研究也远落后于法学界对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等部门法律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严密的理论框架。
一、前苏联刑法学界对刑事法律关系之界定
刑法学界学者们对于什么是刑事法律关系意见不一。在前苏联，关于刑事法律关系（前苏联学者多称之为刑法关系）的概念，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Н·А·别利亚耶夫、М·И·科瓦廖夫认为“现行的刑事立法在规定禁止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同时，还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如果法律的要求遭到破坏，就会产生犯罪人和国家之间在适用被破坏的刑事法律规范法定刑方面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叫做刑事法律关系。”3他们指出，在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中，一方是国家，另一方是实施了犯罪的人，决定和产生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是实施犯罪，也就是实施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持类似观点的前苏联学者还有А·А·波翁特科夫斯基、М·С·斯特罗戈维奇、В·С·马尼科夫斯基等。А·А·波翁特科夫斯基赞成刑法关系是在国家和犯罪分子之间形成的，把刑法关系看作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是犯罪人和国家之间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受刑罚规范调整的关系，而犯罪行为则是产生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4；В·С·马尼科夫斯基把刑法关系看作是“受社会主义刑法规范调整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在苏维埃国家和犯罪人之间产生的，根据法律对刑法关系参加者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以维护苏维埃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秩序。”5
2.А·Л·里夫林认为刑法关系是国家机关和罪犯、被告人之间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受刑罚规范调整的关系。他强调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不是国家，而是并且只能是国家机关；刑事法律关系的另一方不仅包括罪犯，还有可能被法院宣判无罪的被告人和受审人。持类似观点的前苏联学者还有я·М·布拉伊宁、Н·Н·波良斯基等。я·М·布拉伊宁认为刑法关系是与犯罪作斗争的国家机关和犯罪人之间在刑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Н·Н·波良斯基认为“国家和罪犯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6，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是苏维埃惩罚机关。
3.В·Т·斯米尔诺夫认为刑法关系是指在法院对其作出并且发生法律效力的有罪判决的人或者具有前科的人与法院，或者领导前苏联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国家机关，或者负有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检查等职责的专门机关，或者社会团体和职工集体之间因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有效判决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在该情况下法院责成它们负责对被判刑人进行改造教育。
4.Н·И·扎戈罗德尼科夫认为刑法关系是指存在于实施了犯罪的自然人与代表国家直接参与刑法关系的主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持类似观点的前苏联学者还有Н·А·斯特鲁奇科夫、В·Н·库尔良茨等。Н·А·斯特鲁奇科夫认为“刑法关系是以司法机关（调查、侦查、监察及法院等机关）为代表的国家和实施了危害社会行为的罪犯分子之间的关系。”7В·Н·库尔良茨认为刑法关系的主体之一是国家，但是国家是通过自己的机构间接参加刑法关系的，而不是直接介入刑法关系中。
二、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法律关系之界定
在我国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主要存在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刑事法律所调整的国家与公民（包括某些特定法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一方是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为代表的国家，另一方是触犯了刑事法律或者为刑事侵害行为所侵害或者依法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民。刑事法律关系由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三部分组成，可以其性质可以分为刑事实体法律关系、刑事程序法律关系和罪犯改造法律关系。8
2.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在犯罪人与国家司法机关之间因为犯罪事实而产生的、由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9
3.刑事法律关系是指由于犯罪而产生的、存在于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特殊权利义务关系。它属于部门法律关系，受制于、渊源于宪法法律关系。10
4.刑事法律关系是指由国家刑事法律规定加以调整的因为违法犯罪行为而引起的具体控罪主体和具体犯罪主体之间为解决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11
5.刑事法律关系是指因以犯罪为核心的法定事实为依据而产生、变更、消灭，由刑事法律规范加以调整的国家与犯罪人之间的受制约的刑罚权与有限度的刑事责任的关系。12
三、刑事法律关系范畴之厘清
综观上述学者对刑事法律关系的定义，他们的共同认识有以下几点：第一，刑事法律关系以现实的刑事法律规范为前提，并由其确认和调整；第二，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根据是犯罪人所实施的符合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行为；第三，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上述学者对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的论争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第二，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范围；第三，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第四刑事法律关系产生和消灭的时间点。
笔者认为，刑事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以社会关系为原型的法律关系在刑法领域的折射。法律关系是指法律所确认和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或者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而形成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没有法律规范的确认和调整，社会关系就不可能上升为法律关系，因而法律关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法律规范将社会关系类型化为抽象法律关系（规范意义的法律关系）的同时，通过法律事实直接支配具体法律关系（事实意义的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是由刑法规范调整的一种特殊法律关系，虽然它与其它部门法律关系不尽相同，但是它在其本身的存在、性质、内容、产生、变更、消灭都取决于相对应的部门法律规范和特定时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等方面与其它部门法律关系是相通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行为人实施符合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行为后，存在于该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由刑事法律规范加以确认和调整，以刑事实体法律关系为内容，以实现刑事责任为首要目标的法律关系。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国家即拥有惩罚罪犯的权利也承担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义务；犯罪人既要承担因犯罪而受惩罚的义务也是某些权力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国家由于其自身特点的限制并不直接参与这种意义上的刑事法律关系，而是由具体的公检法机关代表其间接介入该法律关系之中，但不能因此以这些具体国家机关来取代国家在该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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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生荣. 论刑事法律关系[J]. 中外法学，1993年第2期.
刑事责任的法学根据范文第5篇
关键词：犯罪构成事实 犯罪构成 定罪 量刑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核心理论，而犯罪构成这一概念也是犯罪构成理论的核心概念。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对这一定义的说明，学者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1］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沿袭前苏联刑法学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决定犯罪成立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大大不同于西方大陆法国家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论。与犯罪构成概念相关的还有犯罪构成事实犯罪构成要件、以及构成要件要素等概念。它们分别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对于同属于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犯罪构成事实的研究却是不够的，或者说犯罪构成事实的意义以及其在刑法理论中的地位似乎为学者们所重视。在学说上，又常常把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混淆，把犯罪构成认为是刑事责任折唯一的根据，以及判断犯罪形态的标准。传统的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的权威理论，影响着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针对以上的情况，笔者拟从犯罪构成事实这一概念的分析展开，对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作用以及进其与定罪量刑的关系行讨论，以期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犯罪构成事实的界定
犯罪构成事实，有的学者认为，是指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以行为为核心的现实状态的综合，其中必然存在同犯罪构成要件相互对应的评价因素。［2］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犯罪构成事实与犯罪构成要件不同，前者，系事实关系，后者，系法律关系。［3］犯罪构成事实既然作为一种事实，那么必然具有客观性，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犯罪存在的客观性，是刑法禁止的客观性基础。犯罪行为的客观标准只能是行为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的禁止评价只是确定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的侵害所造成的实际社会危害。［4］犯罪构成事实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与犯罪有密切的联系。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上，犯罪是行为，从实质意义上说，犯罪是侵害、威胁法益的行为，从形式上说，犯罪是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行为。所以犯罪概念的基础首先是行为。［5］而我国刑法学者认为，危害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核心要件，其他方面的构成要件都是说明危害行为的具体性质和严重危害程度的，所以，没有危害行为也就没有犯罪。［6］现代刑法理论以行为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行为概念是刑法学上的核心，无行为即无犯罪，也就无刑事责任。犯罪构成事实是以行为为中心的，是行为构成犯罪后客观存在的表现，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意义。
犯罪构成事实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刑法学者并没有太多的论述。而且对犯罪构成事实本体的研究也不多见。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的作用都是很明显的，而且也应该重视犯罪构成事实的研究。犯罪构成事实也由四个部分构成，对应着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7］。犯罪构成事实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犯罪构成事实中的犯罪主体，是指其行为构成犯罪的行为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有的学者认为，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主体实际上包含着两种含义：一是犯罪的资格主体，一是犯罪的现实主体。犯罪的资格主体属性表明了一种主体犯罪的可能性，犯罪的现实主体属性表明了一种主体犯罪的现实性。［8］我认为，犯罪主体只能是犯罪构成事实中的概念，而所谓犯罪的现实主体即是行为被认定为犯罪之后，受刑法评价的行为主体。而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只能以行为主体来表明这种主体的资格，因为犯罪构成要件是决定成立犯罪的标准，行为在被确定为犯罪之前，不能先以犯罪主体来说明行为人，所以，犯罪构成事实中，犯罪主体是指实施了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事实中重要的构成部分，是指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按传统的观点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这里的客体，应该包括作为抽象的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生活利益，也包括具体的犯罪对象的内容。虽然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存在着客体是否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争议，但在犯罪构成事实中，由于每一个犯罪必然是对客体的侵害，也就是说每一个犯罪，必然有一个客体作为它的承载，故其行为事实中也应包括有犯罪的客体，否则，犯罪构成事实本身就不完整。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的犯罪的心理状态，即包括故意和过失，同时，在犯罪构成事实中，行为人的动机、目的等心理状态，也是重要的内容。不能因为犯罪动机或目的不是一切犯罪所必须的构成要件而否认其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内容。由于动机或目的，对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量定有很大的影响，故在研究犯罪构成事实时，不能将动机或目的排除在犯罪构成事实的范围之外。犯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具有主观的性质，但相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却是一种行为的事实，而且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存在于一切的犯罪之中，所以，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一部分。犯罪的客观方面，即行为表现出来的各种事实的状态，包括行为、行为的方式、手段、危害结果（包括危险状态和实害结果）和与行为紧密相关的时间、地点等因素。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实施和产生结果的，而且必然表现出有联系的一系列的事实，否则只是停留在行为心中的一种犯罪意识。这些构成了犯罪构成事实的客观方面。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有其一定的事实内容。首先，犯罪是由个人或单位所实施的，基于主体的心理状态，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一种侵害或威胁的作用，以一定的行为事实表现出来。这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就是犯罪构成事实。犯罪构成事实不仅仅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那部分行为事实，还包括其它的非构成要件要求的行为事实，这些事实对犯罪的形态以及量刑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如一般的单独的犯罪，并没有要求是共同犯罪，如果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这些则是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犯罪构成事实。再如在构成要件之外的加重情节或减轻情节，也不在犯罪构成要件之中，但由于对定罪和量刑具有影响，所以也是构成事实。犯罪构成事实也不同于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指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其中包括对定罪量刑没有意义的行为事实，如被害人的一些特征、犯罪的工具等，都可能对定罪量刑没有现实意义，而应被排除在犯罪构成事实之外。犯罪构成事实、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和犯罪事实之间的关系是：犯罪构成事实包括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但包括在犯罪事实之内。
犯罪构成事实既然是行为成立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有量刑意义的行为事实，它在犯罪构成中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则应该考虑。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上看，犯罪构成的理论，是从行为事实中发展起来的。中世纪意大利宗教裁判上的概念拉丁语Corpus delicti，是构成要件一词的来源。而在此之前，据德国学者的研究，在中世纪意大利的纠问程序中使用的Constare delicti，意思是犯罪的确证。在一般纠问过程中，首先必须调查是否有犯罪存在，在得到存在犯罪的确证之后，方可对特定嫌疑人进行特殊纠问。到1581年，意大利刑法学者Farinacius提出Corpus delicti一词用以表示已被证明的犯罪事实。1796年德国学者Klein最早将Corpus delicti译成德语Tatbestand，仍是诉讼法上的概念，直到费尔巴哈，Tatbestand才明确地被当作实体刑法上的概念来使用。日本学者则将Tatbestand译成构成要件，在前苏联，则由犯罪构成一词来表示构成要件，而且在内涵上也是不同的。［9］台湾学者林山田指出，在早期刑法学中，所谓“构成要件”，含义相当广泛，系指构成刑罚之法律效果之一切“法律条件”。换言之，也即指法律所规范之构成犯罪之一切要件，包括犯罪构成事实、违法性与罪责等问题。但后来又结束这种见解，乃采狭义的构成要件，仅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个不同犯罪类型的构成事实。［10］不管论者对犯罪构成事实的理解怎样，也不管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的构成要件不同于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但行为事实却是刑法理论所应着重关注的，而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却没有找到应有其地位和意义的犯罪构成事实。而从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犯罪构成事实（被确证的犯罪事实）是现代刑法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基础。中世纪意大利纠问程序中的Corpus delicti的概念，是指在一般纠问程序中所应确证的犯罪事实，它意味着舍弃了与行为人联系后的一种外部的客观实在。［11］这时这种客观实在并不称为犯罪构成，因为其中没有包括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事实状态，即在犯罪主体方面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欠缺的，而只是纯客观的，外在的行为事实。
犯罪构成事实，依据一定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种类。犯罪构成事实有基本的构成事实和修正的构成事实。前者，是指由刑法分则性条文规定的标准的犯罪构成要件被行为实现后出现的犯罪构成事实，而后者，则是相对于标准的构成事实的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犯罪既遂、［12］以及结果加重犯的行为事实。由于犯罪构成事实在实际中是千差万别的，而刑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犯罪形态都规定在法典中，所以，依据常发性的行为状态，将其规定为标准形态，在司法实践中，作为定罪量刑的一个基点。针对千差万别的犯罪现象，刑法相对于标准的形态而言，将有异于标准形态的犯罪构成事实，规定了减轻或加重的刑罚，从而使刑法分则成为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在犯罪构成上，可以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基本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就某一犯罪的单独犯的既遂形态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在日本刑法学中，基本的犯罪构成指例如像“杀人的”那样，预定以单独的行为人完全实现犯罪形式，不需要其他补充的自足形式规定的构成要件。［13］而修正的犯罪构成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行为的各种不同犯罪形态，而对基本的犯罪构成加以某些修改变更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后呈现出来的犯罪的行为事实状态，所以，仅仅完成了基本犯罪构成的行为，它的犯罪构成事实可以称为基本的构成事实，而不足或超过基本犯罪构成的则是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的修正的构成事实。虽然具体的犯罪有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每一种犯罪都可能有基本的犯罪构成。而在现实的犯罪现象中，犯罪构成事实有的是既遂的单独犯的犯罪事实，有的则是未遂的、中止的、预备的或者结果加重的以及共同犯罪的行为事实，这样对犯罪构成事实的区分，可以较清楚地认识犯罪的完成或未完成、单独或共同的形态。因为在行为事实上，犯罪构成事实是不相同的，犯罪既遂状态之下的犯罪构成事实一般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的。除这种划分外，犯罪构成事实还可以依照犯罪构成的其它分类再进行划分，如有的学者分犯罪构成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与派生的犯罪构成，所谓独立的犯罪构成，又称普通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条文对具有通常社会危害程度的行为所规定的犯罪构成，所谓派生的犯罪构成，是指以独立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具有较重或较轻的社会危害程度而从独立的犯罪构成衍生出来的犯罪构成，如加重的犯罪构成和减轻的犯罪构成。［14］依此犯罪构成事实也可分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和派生的犯罪构成事实，前者，是行为事实状态表现出通常社会危害程度，而后者，则是由于具有一定的减轻或加重的行为事实，而表现出较轻或较重的社会危害性，如罪，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仅仅具有普通的一般的社会危害程度，而加重的，则可以因为行为人具有其他的行为事实如手段残忍、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等情形。
以上的两种分类，都与相应的刑事责任相关，如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则直接按刑法条文的规定量刑，而修正的犯罪构成事实，则依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刑法分则的规定处罚。在第二个分类中，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则依其通常的社会危害性，依刑法量刑，派生的构成事实，则由其有减轻或加重的构成事实，而在通常的刑事责任的基础上减轻或加重处罚。这两种分类有其交叉的地方，因为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可能是独立的犯罪构成事实也可能是派生的犯罪构成事实，如故意杀人罪，可以在通常的社会危害程度中的既遂，但也可以是因杀人的手段残忍或其它加重情节而加重处罚的既遂。犯罪构成事实是对量刑有极大的影响，也可以把修正的犯罪构成事实看成是相对于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的修正而也表现出量刑的轻重，但是这种分类在性质上是有必要的，因为，犯罪构成事实不单单影响量刑，而且也决定了犯罪的形态，也影响了定什么罪（什么样的犯罪形态）上。虽然最终都是体现在刑事责任的轻重上，但实质上还是应该严格区分的，前一种分类主要从犯单个罪的在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纵的方面上和主体上来划分的，而后一分类则是以犯罪构成事实在横的方面上的划分。也可以说，这样的分类并非是绝对的。笔者认为，可以把共同犯罪形态的犯罪构成作为一种派生的犯罪构成，而其犯罪构成事实也可划为派生的构成事实，从而单纯地从纵面上和横面来划分犯罪的构成和构成事实。
总之，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的扩展，这一扩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调和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观点。主观主义认为犯罪行为是犯罪人危险人格或性格的体现，应处罚的是行为人。而客观主义则重视客观存在的行为，认为行为才是处罚的对象。犯罪构成事实把行为和行为人联系在一起，即有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又有行为人的客观方面，两者统一在构成事实之中。其次，仍保持着行为概念的重要机能，而且使理论上的逻辑关系得以实践于客观存在。按西方刑法学者的观点，行为具有实质机能，即无行为即无犯罪，行为是一个逻辑起点。刑法学者W·Maihofer归纳了行为概念的三点基本机能，一是作为基本要素的机能，即行为可以毫无例外地包含刑法上重要的、所有的人格态度；二是作为结合要素的机能，即在构成犯罪论体系时，将违法的、有责的、可罚的这些无价值判断结合起来；三是作为界限要素的机能，即在刑法上并不重要的举动由于不认为是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考察范围之外。[15]犯罪构成事实这一概念，在无行为无犯罪的逻辑起点上，也体现了以上的三种机能，同时，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把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与作为实践之中犯罪与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联结在一起。
二、罪构成事实的相关关系
犯罪构成事实是犯罪行为的事实状态，包括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具有紧密的联系。犯罪构成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体，而且犯罪构成也表现为一种行为事实特征的类型，实际上是从诸多犯罪事实中综合概括而成的。但是，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存在很大的差异，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构成犯罪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事实，而犯罪构成则是决定行为成立犯罪与否的标准，两者所属的范畴不同。现代刑法学上犯罪构成理论可以说是在犯罪构成事实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近代的刑法发展，罪刑法定主义的提出是这种由构成事实发展出犯罪构成这一标准的契机。犯罪构成事实本来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费尔巴哈从来没有将Tatbestand视为犯罪成立或犯罪成立的要件。……实体法中的Tatbestand仅仅指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或犯罪事实而已。［16］随着刑事实体法的发展，犯罪构成事实应该随着犯罪构成理论的前进而前进，也应该在实体法上重视构成事实的研究。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犯罪构成是决定行为构成犯罪与否的唯一标准，同时，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决定犯罪形态的标准。这样，犯罪构成的作为一种标准的意义被扩大，造成了对犯罪理解的一些不必要的混乱。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刑事责任的根据并不是犯罪构成这一法定的抽象的犯罪行为的类型本身，而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这一具体的法律事实。［17］这种主张强调了犯罪构成是行为的类型而不是作为行为事实本身，也强调行为事实必须符合犯罪构成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正是笔者所主张的。但仍有学者主张，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刑罚适用的前提。［18］还有的学者主张，由于犯罪构成是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因此，犯罪构成不仅决定着刑事责任的质（有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刑事责任的量（大小）。不过，行为人的行为是具备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对于解决刑事责任的大小来说，只是主要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19］这种观点把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错误的，尽管该论者认为犯罪构成不是刑事责任唯一的根据。关于刑事责任的根据，有人指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多侧面的、多层次的，其中既有深层次的统治阶级受其物质生活条件支配而形成的刑事政策根据，有哲学基础上的理论根据，也有直接引起和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根据。就刑事责任产生和存在的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而言，则是法律规定的，而为某一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的犯罪构成事实。［20］我们讨论的是作为直接引起和产生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根据，上述论者所言的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仍没有脱离犯罪构成而获得独立，与本文的提出的犯罪构成事实的含义不大相同，但是，已经明显的可以看到，这种观点不是把犯罪构成本身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的。这里的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指引起刑事责任、决定刑事责任量定的根据。我们知道，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基础，没有犯罪就没有刑事责任，但是，犯罪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法律概念，而是在现实中有活生生的行为事实的一种现象，必须以一定的客观事实作为它的承载体，而决定刑事责任的量定的根据，除了犯罪构成事实之外，没有其他可以承担这个重任的，不可能在行为事实之外寻找量定刑罚的根据。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就是犯罪构成事实。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个规定所谓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正是犯罪构成事实的表现出来的。在犯罪事实中，对定罪量刑没有意义的客观事实自然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如犯罪主体的性别在一般的犯罪中是没有意义的。而犯罪的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只能包括含在犯罪构成事实之中。有的学者认为，作为我国刑法的量刑原则之一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原则的派生原则，指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应当根据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在相应的法定刑范围内或以该法定刑为基础，判处适当的刑罚或刑期。［21］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犯罪构成事实本身，才能坚持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犯罪构成是一种行为的类型或行为特征的存在，本身无法区别不同的犯罪之间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如果以犯罪构成或构成要件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那么，怎样实现刑责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犯罪构成事实是犯罪行为与客观世界的作用以及行为主体的主观上的心理状态的表现，在每一个犯罪中，是互不相同的，正是基于犯罪构成事实的差异性，才能有刑责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的原则。转贴于
有的学者认为，犯罪构成作为法律对各种犯罪成立所需要件的有机整体而作的规定，和与犯罪构成这种法律规定相符合的犯罪事实，是既有联系，又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将本来是法律规定的犯罪“类型化”仅视为或同时视为事实，根植于事实本身，即在事实之中寻找犯罪构成，其结果必然脱离法律根据来确定犯罪构成――事实就是犯罪构成，这样无疑要陷入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审判思维模式。［22］这种观点是中肯的，因为只有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之后，才能对之进行定罪量刑，犯罪构成仅仅作为一种行为的类型，其本身是不同于行为事实的。实质上，犯罪构成和犯罪构成事实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因此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因为犯罪构成与构成事实之间又具有紧密的联系，故应该对两者加以辨别和区分，以免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按照德日等国的刑法，犯罪构成（要件）不是犯罪成立的唯一条件，而仅仅是其中之一，构成要件是形式违法判断的标准，德国刑法第11条规定：违法行为仅指实现了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23］而犯罪构成事实则与此不同。构成要件是刑法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刑法不论承认与否都具有一定的惩罚性质，即使这种性质并非是立法者的先定目的，在客观上，仍会给社会这样的印象。刑法因此而关系到社会成员的重大利益，必须加以限制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刑法明确规定各种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以令社会成员不行这种具有明确特征的行为，而且也规定了行为成立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即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正是这些犯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是从行为中概括、归纳出来的，其本身的基础就是客观的行为情状，若要从客观并不存在的行为归纳犯罪构成要件，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必然徒然无功。行为符合构成要件成立犯罪的，也不是空洞洞的犯罪行为，而也有它实在的性质，行为仍然是社会行为，只不过是表现出与犯罪构成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和符合性。所谓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符合性，是指行为可能存在不足或超出犯罪构成的事实。因此，犯罪构成事实和犯罪构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犯罪构成事实和罪状，也是既有联系又有本质不同的两个概念。根据学者的总结，罪状是立法者在刑法分则性罪刑式条文中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和升降法定刑档次条件的类型化表述。［24］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一）罪状的内容主要是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此外是升降法定刑档次的条件。（二）罪状是一种类刑化的表述。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成立犯罪后所现出来的行为事实状态，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内容。犯罪构成事实包括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一点是说明构成事实是和罪状具有一致性的。但犯罪构成事实和罪状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上看，罪状以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为内容，犯罪构成事实以行为事实状态为内容，所以罪状实际上也是犯罪构成，只不过是犯罪构成的具体化，是从行为事实中概括而来的。其次，从属性上看，罪状是规范层面上的概念，具有抽象性。［25］而犯罪构成事实则是一种行为事实，具有具体性，如罪状中有关于情节严重的表述，在具体的犯罪构成事实中，可以表现为犯罪对象的特殊性、危害结果的严重性、行为方式的危害性等。总之，罪状的抽象的规定，却指导着具体的犯罪构成事实，具体的构成事实是罪状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一个罪状之下，可以有诸多不同的犯罪构成事实，因为没有两个具体相同的犯罪行为。
三、犯罪构成事实：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
刑法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阶级利益与统治秩序，根据自己的意志，以国家的名义颁布的，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犯罪、刑事责任、刑罚是刑法的基本范畴。关于罪刑关系，我国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罪可以分为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刑，可以分为报应之刑与预防之刑。罪刑关系，可以分为已然之罪与报应之刑的因果关系和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的功利关系。［26］犯罪的构成事实，是属于已然之罪的范围，因为，未然之罪并没有客观的行为事实，不可能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所以，在这里讨论作为已然之罪和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罪与刑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不同于刑法因果关系，后者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论范畴之内的，而罪刑关系则是横跨于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的，是犯罪作为原因与刑事责任作为后果的关系。而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乃是着眼于对未然之罪的预防。罪刑关系，是刑法的中心线，其联结犯罪与刑事责任（刑罚）两个基本范畴，［27］所以也是刑法学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罪刑关系引出的是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罪刑关系在现实中，陈兴良教授认为，是个别化的过程，罪刑关系的个别化，首先是一个质的个别化问题，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定罪问题。其次还存在一个量的个别化问题，这就是通常说的量刑问题。［28］罪与刑的因果关系，构建了定罪与量刑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表现在犯罪是刑罚的逻辑起点，刑法只能给犯罪量定刑罚，不能将其它非犯罪的行为用刑罚加以制裁，没有犯罪就没有刑罚。说犯罪是刑罚的起点，不仅是说犯罪在刑罚之前，也是说在法治国的现代，犯罪是刑罚的唯一起因。其次，定罪是量刑的先导，犯罪是刑罚的逻辑起点，则刑罚不能超前于犯罪的认定而先予量化。在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起点上，犯罪构成要件及犯罪构成是关键，而犯罪构成事实则是这个逻辑起点的基础。行为依照犯罪的构成要件，成立犯罪的，才能进一步对之进行量刑，量刑不能先于定罪，这是符合逻辑的。转贴于
犯罪构成事实在罪刑关系是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呢？犯罪构成事实对定罪量刑的逻辑关系的意义又是什么？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构成要件是作为确认犯罪成立的标准，它的主要的意义在于定罪上。所谓定罪，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审理的行为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相互一致的认识活动，在定罪过程中，法律规定主要是指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凡是行为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的，为罪，凡是行为事实不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的，为非罪。［29］但是定罪不仅仅是确认犯罪的成立，还要确认成立什么样的罪，是完成的犯罪还是未完成的犯罪，是单独的犯罪还是共同犯罪等等，这都根据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和犯罪构成事实之间的联系，由司法机关判定。但是犯罪构成事实作为量刑的客观依据，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所谓量刑，就是司法机关根据构成犯罪的各种行为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为犯罪主体量定刑罚的活动。定罪和量刑是刑法司法实践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刑法实现其目的，完成其任务的实践形式。定罪不同于量刑，但两者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罪刑关系，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但是，犯罪这种先因不仅仅是在理论中的概念，而是存在于社会的一种客观实在。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它与法产生于同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犯罪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又是立法者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的，因而具有违法性的特征。［30］定罪量刑这种逻辑关系，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美国著名学者R?M?昂格尔在他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写道：“逻辑分析和因果关系解释之间的两个区别互为对立面。在因果关系思想所论述的时间世界里，客体和事件具有实体内容，这意味着它们作为单个的实体互不相同，尽管必须依靠理论来确定什么可以算作单个的实体。在逻辑分析所论述的永恒领域中，只能遇到没有个体差别的普遍种类、纲目或概念。 有普遍性，但没有特殊性。”［31］尽管他是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上来论述逻辑关系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的，但是，笔者认为，逻辑关系正是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基础，才能存在，逻辑关系的普遍性，必须见诸特殊性，落到实处。犯罪构成事实正是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这种客观的存在，应该加以认识再进而由法律进行评判，因此，必然对犯罪现象、犯罪行为在刑法上予以确认。这种对行为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确认就是定罪的主要内容，而在定罪中，是根据行为事实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联系而进行的。罪刑关系的另一方面，刑事责任，也不可能仅仅作为一种概念存在于刑法理论中，刑事责任的确定，是在对犯罪的确认之后所要进行的司法活动。社会成员一旦实施构成犯罪的行为，则基于社会的正义、公正，以及社会生活利益的保护，必须令其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必须确定，不然也是有违正义和公正的，所以量刑是罪刑关系中“刑”这一方面的现实化。依据罪刑关系，定罪在前，是对先因的确认，量刑在后，是对后果的确定，定罪和量刑之间是一种严密的逻辑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犯罪构成事实则是这种逻辑关系的客观基础，它贯穿于定罪量刑的逻辑关系之中。陈兴良教授指出，在刑法中，需要认定的是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即在法定的罪刑范围内认定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基本事实。定罪事实是指犯罪构成事实，这种事实与犯罪构成本身有所不同。……凡是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就称为构成事实。在定罪过程中，事实的识别主要正确地认定构成事实。量刑的事实除了构成事实以外，还包括其他影响刑之轻重的情节。［32］在这种观点中，虽然把犯罪构成事实界定为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比笔者所主张的构成事实概念的范围要窄，但把这种事实和量刑情节作为定罪和量刑的客观基础，是极有意义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定罪是以犯罪构成为根据的，但犯罪构成的要件不仅仅是作为定罪的根据或标准而存在的，它们同时也是作为量刑的情节而存在的。但是，同样是个事实，当它作为犯罪构成要件时，则和当它作为量刑情节时所要说明的角度是不同的。犯罪构成着重于事实的存在，如果这一事实是存在的，那就说是对之定罪的缘由了。而量刑情节则主要着眼于事实如何，即事实的具体体现，可见，犯罪构成要件是量刑情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33]犯罪构成事实在定罪和量刑中，其被关注的角度是不同的，上述论者在这一点上是准确的，但该论者认为犯罪构成要件是量刑的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有将构成要件和构成事实相混淆之嫌。按照定罪和量刑的逻辑关系，犯罪构成事实在定罪量刑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确切的说，在定罪中，先是一般的行为事实被评价为犯罪构成事实，即确认行为构成犯罪，而在确认犯罪构成之后，还要确定行为构成什么样的罪，即犯罪构成事实表现出什么样态。这可以看作是定罪向量刑的转移，因为确认犯罪的样态也是为了量刑，这时关注的是构成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进一步综合考虑犯罪构成事实，尽量查清一切对量刑有影响的事实，再据此进行刑事责任的量定。因此，可以说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量刑关系的物质基础，贯穿在定罪和量刑之中。从深层次上讲，罪刑关系也是以犯罪构成事实为物质基础的，即使在未然之罪与预防之刑之间，也不能凭空的为社会成员构造未然之罪和预防之刑。
对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现实化，就是司法实践。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事实作为定罪量刑逻辑关系的客观基础，表现在它和刑事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关系上。所谓刑事自由裁量权，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刑事法律没有规定或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够明确、具体，因而存在着缺陷时，由法官根据法律的授权，在刑事法律规定的有限范围内，本着公正、合理地适用法律的精神，对具体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权力。[34]刑事自由裁量权，在深层次上，固然必须本着公正、合理地适用刑事法律的精神，而在实践中，则必须考察犯罪的构成事实。刑事裁量，主要是定罪和量刑，这都关系到社会成员的重大权利，大至生命，小到财产、自由，因此不能不严格限制。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事实一方面是刑事司法裁量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刑事自由裁量的根据，一方面又是对刑事司法裁量的特别是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前者，主要是在刑法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立场上，要求对一些犯罪行为不能由于刑事法律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样不利于对社会秩序的保护。而后者，是基于刑事法保障公民权利的立场上，要求刑事司法裁量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单从主观或单从客观上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而应该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我们知道，犯罪现象千姿百态，每一个具体的犯罪的构成事实是互不相同的，而且犯罪构成要件不可能对构成事实一丝不苟的规定，也不能穷尽一切的现实，所以基于客观实在的情况，刑事司法裁量是要求有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不利于刑事司法实践的。同时千差万别的犯罪构成事实，是定罪量刑的客观基础，不能脱离这个基础而去追求定罪量刑。犯罪构成事实，是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统合点，既要求刑事自由裁量，又以客观事实限制裁量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陈兴良教授指出，司法裁量还是一个事实的识别过程。司法裁量是要解决法律规范对具体案件的适用问题，因此，案件事实的识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识只是对客观事实这一客体的主体反映过程，因而必须坚持客观真实性的原则。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必须完全、准确地反映事实，才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公正性与合法性。[35]笔者认为，所谓事实的认识，是指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因为只有犯罪构成事实才对定罪和量刑有意义。我国刑法第61条的规定，也正说明刑事司法裁量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犯罪构成事实对刑事裁量，有严格的限制作用。刑事司法是一个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耦合过程。这是刑事司法的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坚持罪刑法定主义，就是依法对案件事实作出定性与定量的评判，然后依法作出裁量。[36]
注解：
［1］ 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9页；杨春洗、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以及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2］ 陈浩然著：《理论刑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3］ 陈朴生著：《刑法专题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第78页。
［4］ 陈兴良：《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44页。
［5］ 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6］ 马克昌著：《犯罪通论》，第158页。
［7］ 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犯罪构成包括四大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客体要件、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和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但有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犯罪主体不能作为要件，或有的认为犯罪客体不能算是犯罪构成的内容，有的主张二要件说等。笔者主张通说的观点。
［8］ 杨兴培：《刑法新理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9］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110页。
［10］ 林山田：《刑法特论》，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第11页。
［11］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71页。
［12］ 笔者认为，并非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就是既遂的形态，如有的国家刑法规定的阴谋犯，就是以犯罪的预备形态为标准形态的，如德国刑法第80条、第83条，参见《德国刑法典》，徐久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97页。又如日本刑法第78条、第80条，参见《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0页、第31页。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形态，只是一种标准的以供定罪量刑用的犯罪形态，对于危害性大的犯罪，不必要以其既遂的形态为其标准，如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以行为实施至一定程度就符合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的形态，就可以直接依据其法定刑论处。
［13］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第126页。
［14］ 马克昌：《犯罪通论》，第94页。
[15]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61页。
［16］ 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17］ 马克昌：《犯罪通论》，第86－87页。
［18］ 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第130页。
［19］ 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57页。
［20］ 张旭：《减轻刑事责任探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
［21］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271页。
［22］ 肖中华：《犯罪构成及其关系论》，第83页。
［23］ 《德国刑法典》，徐久生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24］ 刘树德：《罪状建构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25］ 刘树德：《罪状建构论》，第41页。
［26］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75页。
［27］ 学者们普遍认为刑事责任不同于刑罚，说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刑罚，参见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15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但在这里为了表述的方便，这不再严格区分刑事责任与刑罚。
［28］ 陈兴良：《刑法哲学》，第544页、第593页。
［29］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第569页。
［30］ 陈兴良：《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31］ 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32］ 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9页。
[33] 王勇：《定罪导论》，转引自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第656页。
[34] 田宏杰：《中国刑法现代化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第216页。
[35] 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第565页、第566页。
[36] 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第569—570页。
Research on the constitutive facts of crime
